⑴ 金融全球化的含義和表現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內在要求,同時又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動力,將經濟全球化推向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綜觀幾十年國際金融發展的歷史,金融全球化已成為其最重要、最顯著的特徵。金融全球化從整體上有力地推動了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發展,帶來了眾多的利益。金融全球化之所以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名詞,備受各界人士廣泛關注,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現代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傳導與金融全球化的背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在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與其相伴的蔓延效應使金融危機迅速擴散,產生巨大的波及和放大效應,國際金融動盪已成為一種常態。金融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對世界各國利弊兼而有之,機遇與風險相伴。加入WTO後,我國經濟將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之中。深入認識金融全球化、把握金融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應對金融全球化的新挑戰,已經成為我們無法迴避的一項十分重要而緊迫的任務。
一、金融全球化的含義與主要表現形式
(一)金融全球化的含義
「金融全球化」是近二十年來人們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名詞,也是整個世界日益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究竟什麼是金融全球化?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尚無統一的定義。歸納起來,國內外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
1.核心論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全球化必然要求、也必然帶來金融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認為正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一樣,金融全球化也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但金融全球化又有其自身規律和豐富內容。從金融本身的發展規律來看,推動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動因是西方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信息技術、融資證券化和金融創新的發展。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組成部分,但它同時又是相對獨立於並在很大程度上背離實質經濟的全球運動。與實質經濟無關的國際資本流動大多屬於投機性資本流動,它們不僅無助於反而有悖於實質交易和投資的運動,並往往成為實質經濟的不穩定和破壞性因素。[2]
2.趨勢論
金融全球化是一種趨勢,是指因全球范圍內金融管制放鬆和金融業開放加速而使國別資本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的趨勢;是資金或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大量和自由流動,最終形成全球統一金融市場、統一貨幣體系的趨勢。金融全球化是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金融一體化緊密相關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金融一體化從不同側面推動了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是指一國國內金融管制的解除,包括利率自由化、銀行自由化、金融市場自由化等;金融國際化包括各國銀行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發展境外金融中心與外幣拆放市場、資本項目的放開等等,反映其程度的關鍵是資本項目是否放開;金融一體化是指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相互貫通,並以國際金融中心為依託,通過信息網路和金融網路形成全球統一的、不受時空限制的、無國界的全球金融市場,不僅各市場之間的相關性提高,而且金融危機也全球化了。[3]
3.過程論
金融全球化是一個過程,是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因國別資本或金融服務可以迅速地、大量地和基本上不受限制地跨國界流動而變得日益密切的動態過程;是全球金融活動和風險發生機制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是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積累的金融化,是一個客觀歷史過程。之所以把金融全球化表述為是全球金融活動和風險發生機制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這是因為:一是金融全球化不僅是一個金融活動越過民族國家藩籬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風險發生機制相互聯系而且趨同的過程;二是金融全球化是一個逐步削弱民族國家經濟權利的過程,無論是對發展中國家還是對發達國家,概莫能外;三是它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這既表現為它在范圍上是逐漸擴展的,而且表現為它在程度上是不斷加深的。金融全球化是一個自然的、歷史的過程,盡管它在給全球各國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會帶來極大的不安定因素,盡管它的發展歷程可能存在曲折,但總體說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4]
4.一體化論
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於一體化,一國的金融活動與其他國家金融活動密切相關,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國際金融市場日趨一體化;金融全球化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需要,既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也是指資金在全球范圍內籌集、分配、運用和流動,包括國際金融機構及各國貨幣的交叉使用。金融全球化的目的是統一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和貨幣,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市場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基礎,從金融市場的基本要素來看,金融全球化包括金融機構國際化、金融業務國際化和貨幣國際化;從金融市場的結構來看,金融全球化包括貨幣市場國際化、資本市場國際化、外匯市場國際化以及歐洲貨幣市場的形成與發展。[5]
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認為,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是金融自由化和放寬管制的結果,但並沒有取消各國的金融體系,它們只是以「不充分」或「不完全」形式使其一體化並形成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有三個特點:首先,它有明顯的等級之分,美國的金融體系支配著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這是美元的地位以及美國的債券和股票市場的規模所決定的,各國之間的發展不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競爭並未消失,甚至被金融自由化和放寬管制激活了;其次,這個整體的各個監管和監督機構是無能為力和不負責任的;再次,這個整體的各個市場的統一是由金融交易者根據各市場不同程度的差別進行交易來實現的。[6]
5.綜合表述
上述定義是從不同的角度對金融全球化進行了界定,但是各個定義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交叉,實際上在上述定義中有一些觀點都是共同存在的,只是強調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金融全球化在經濟全球化中居於核心地位、金融全球化是一種趨勢、金融全球化是一個過程、金融全球化是世界各國或地區金融活動趨於一體化,等等。由此可見金融全球化具有廣泛的內涵,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因此,我們認為,可以表述為: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金融業跨國境發展而趨於全球一體化的趨勢,是全球金融活動和風險發生機制日益緊密關聯的一個客觀歷史過程。
(二)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表現形式
金融全球化有其多種表現形式,為了便於觀察和理解金融全球化的表現形式,我們主要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進行分析。
1.金融全球化的微觀表現
從微觀層次來看,由於金融活動是投資者和融資者通過一定的金融機構、利用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場進行的資金交易活動,因此金融全球化就是金融活動的全球化。金融活動的全球化主要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資本流動全球化。隨著投資行為和融資行為的全球化,即投資者和融資者都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符合自己要求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資本流動也全球化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呈現出不斷加速和擴大的趨勢。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以前所未有的數量、驚人的速度和日新月異的形式使全球資本急劇膨脹。從國際債券市場的融資規模來看,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三項業務的融資額,1973年為622億美元,1979年為1450億美元,年均增幅為15%;而進入90年代後,由1990年的4276億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5139億美元,年均增幅高達23.5%。在國際證券市場上,發達國家證券資本的年平均流出入總額,1976—1980年間為476億美元,而在1991—1994年間已增加到6311億美元。共同基金的融資規模更令人嘆為觀止,美國1970年的共同基金數為400個、資產總額約為448億美元,到1994年則相應增加到5300個和21000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市場上,目前每天的交易量平均約為2萬億美元,比十年前增加了10倍。
第二,金融機構全球化。金融機構是金融活動的組織者和服務者。金融機構全球化就是指金融機構在國外廣設分支機構,形成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經營。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應對日益加劇的金融服務業全球競爭,各國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競相以擴大規模、擴展業務范圍和推進國際化經營作為自己的戰略選擇。進入90年代後,世界一些國家先後不同程度放鬆了對別國金融機構在本國從事金融業務或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從而促進了各國銀行向海外的拓展。1997年末,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簽署「金融服務協議」,把允許外國在其境內建立金融服務公司並將按競爭原則運行作為加入該組織的重要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各國金融業務和機構的跨國發展。隨著近年全球競爭的加劇和金融風險的增加,國際上許多大銀行都把擴大規模、擴展業務以提高效益和增強抵禦風險能力作為發展新戰略,國際金融市場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跨國購並(即兼並和收購)浪潮。金融機構的並購與重組成為金融機構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全球金融業並購浪潮,造就了眾多的巨型跨國銀行。銀行並購使全球金融機構的數量減少,單個機構的規模相對擴大,銀行業的集中度迅速提高。據統計在2000年以資產排名的世界1000家大銀行中,前25家大銀行的資產佔1000家銀行資產的40%,而1996年僅為28%。
第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金融市場是金融活動的載體,金融市場全球化就是金融交易的市場超越時空和地域的限制而趨向於一體。目前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已連成一片,全球各地以及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趨於一體,金融市場的依賴性和相關性日益密切。金融市場全球化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是放鬆或取消對資金流動及金融機構跨地區、跨國經營的限制,即金融自由化;二是金融創新,包括新的金融工具、融資方式與服務方式的創造,新技術的應用,新的金融市場的開拓,新的金融管理或組織形式的推行。特別是信息通訊技術的高度發達和廣泛應用,全球金融市場已經開始走向金融網路化,即全球金融信息系統、交易系統、支付系統和清算系統的網路化。全球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已經實現了每天24小時連續不間斷交易。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有關匯率的政治、經濟信息,幾乎同步顯示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銀行外匯交易室電腦網路終端的顯示器上。遠隔重洋的地球兩端以億美元為單位的外匯交易在數秒鍾之內就可以完成。
⑵ 闡述世界一體化的發展趨勢
經濟一體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它的本質是以投資、經濟融、技術、人才自由活動與合理配置,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經濟經濟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全球化,一是經濟區域化。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化以其各自獨特的方式成為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兩個輪子,推動著世界經濟和各國經濟的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和不斷深化的國際分工,在客觀上要求打破國家對資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對生產要素進行跨國家或地區集中生產自己具有或可以實現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產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終將增加產品總量和生產規模,使各國受益。基於此,各國在當代經濟交往中,一直在追對策一體化。
全球化以其廣泛性,接近經濟一體化的理想狀態,但恰恰由於全球化這種一體化方式涉及范圍太廣,各個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差異性使各國對一體化的基本考慮往往難以形成共識,無法實現生產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而區域化以其多樣性蓬勃發展,卓有成效地推動經濟一體化在局部地區的發展。
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全部實踐已經充分證對策勢基礎的國際格局是當代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必然趨勢。比較利益的普遍存在,是傳統國際貿易的基礎,也是後興起的跨國投資的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影響
1、推動了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進程,並為世界經濟快速發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
全球化和區域化都從不同領域和范圍推動了上一世紀已經興起的科技革命進程、全球范圍的電子信息技術應用對策的科技開發分工。具體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是信息技術產業在世界高新技術發展中已成為關鍵;二是全球化和區域化安排實現了高新技術從發達國家向全世界的擴散和轉移;三是以信息技術、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為主的新技術將逐步與傳統工農區域成新的產業增長周期。
2、全球和地區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
全球化和區域化在相關領域引起了革命性變化,實現了產業的重組,並購企業跨越國界、洲界和產業界限,各種虛擬的經濟形式如雨後春筍,使區域特性具有了新的涵義,以萬億美元計數的虛擬經濟使機械化大工業變得如此渺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從GATT到WTO,從APEC清邁宣言的相互貨幣支持到歐元啟動,世界已經創造出了130多種全球性和區域性的經濟一體化方式。全球化和區域化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正在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產業結構和經濟運行結構。
3、對世界經濟秩序產生深刻的影響。
各國、各地區間經濟存在巨大差異的現實狀況使全球化的進程只能是次優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區域化方式雖然基本上解決了體制內的最優安排,但由於它嚴格的排它特徵,使之與非成員之間又形成了新的貿易與投資壁壘。但從總體上和發展進程上,經濟區域化恰恰是經濟全球化的階段性補充,而且在結果上,區域化最終將促進全球化,已有的區域化全球化域化關稅壁壘與非關稅壁壘的逐步消除,擴大了成員間的貿易,其進一步的結果是隨著相互間市場的開放,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和最優效率,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必然增加對區域外產品和生產的需求,到這時,區域內經濟就需要跨越區域界限與區域外經濟交流,或者是擴大區域化的范圍以實現經濟進一步發展。
隨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而進一步發展國際貿易的規模、數量將在區域內和全球范圍內同時增長.由於生產的跨國特徵與全球經營,使全球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增長將更大面程度地依賴於貿易。
貿易與投資相互促進,二者又與全球化和區域化相互促進。為追求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出現了各種區域化與全球化方式,區域化與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全球化了相對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秩序,從而進一步推動了貿易與投資的發展。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不斷完善,貿易與投資的相互促進將表現得更為充分。
區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將導致金融風險加劇。為滿足和適應生產與貿易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各國普遍在金融領域逐步放鬆管制,開放市場。金融自由化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隨著經濟金融化的不斷演進,國際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金融活動為生產與貿易帶來便利的同時,國際金融的風險也同步增長。相對於軟弱無力的國際金融監管,如果國際金融體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極有可能。
區域化通過區內優惠安排實現了區內較為充分的合作,但卻造成區域之間的激烈競爭,競爭不僅表現在生產領域和市場范圍,而且還表全球化比與競賽,這最終必然導致區域組織間差別的縮小,競爭的結果使其中一些組織消亡,而另一些組織則在不斷壯大,作為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更接近全球化。聯合國貿發區域磋商,烏拉圭回合、GATT向WTO的轉變,雖然有種種不盡人意之處,但還是完成了向一攬子貿易自由化的過渡,這構成了本世紀全球化進程的堅定基礎。
區域的不均衡性將會隨著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發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中發揮核心作用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企業,以其明顯的競爭優勢,通過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區域得越來越多的利潤和超額利潤,由於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術革命的深化,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將進一步強化和完善生產國際化,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的戰略選擇與迴旋餘地極為有限。並且,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未能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不平等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制則進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經濟的不均衡性將更加突出。
應對之策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以其深刻的影響作用於各國經濟,那麽,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該如何作全球化的問題。
首先,應積極參加經濟全球化與區域化,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包括貿易依存度和投資開放度,提高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為微觀經濟主體進入國際市場創造宏觀環境。
其次,推進我國經濟法制改革,促進市場機制的完善,盡快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管理體系。
第三,努力提高企業的經營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改進技術和管理,擴大產品和服務的市場進入能力和佔有份額。
第四,建立全球化機制。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使各成員的管理機制和發展模式都受到挑戰,面對較為頻繁的外部制度的影響,內部制度沖突的機率與風險不斷加大,存在著管理環境和經營環境的不確定性,這在短時期內是必然的,要注意形勢研究及時提出對策。
第五,隨著參與全球化、區域化的加深,在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領域都將有相當規模的交流,我國將更多地融入越來越自由化的國際金融市場,但由於我國金融體制還不健全,在這一進程中,我們要始終注意風險的防範和危機處理。
第六,全球化、區域化的發展進程,使資本、技術、人才、市場等資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變得越來越快,對產業結構和生產力布局的影響深刻而頻繁。在這方面,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競爭力還處在劣勢,因此在准入領域和准入時間上一定要與國家的長遠發展相適應。
總而言之,經濟一體化的兩大發展形式——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趨勢不可逆轉,我們要面對它所帶來的機遇,也要應對隨之而來的挑戰,為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尋找有利機會和條件。
⑶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 - - --------------------------------------------------------------------------
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
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
⑷ 什麼是金融市場全球化
金融市場全球化是指金融業跨國發展,金融活動按全球同一規則運行內,從而形成全球一體化的容趨勢。金融市場全球化是我國金融改革的長期目標,主要表現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實現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
1、實現匯率市場化。即投資者和融資者都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最符合自己要求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資本流動也全球化了。人民幣的匯率實現自由浮動,對外投資、出口外匯兌換手續更加便利。
2、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是我國的法定貨幣,近年來在國際金融市場作用越來越大,但仍受很多限制。必須讓金融機構在國外廣設分支機構,形成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經營,努力使人民幣稱為通用貨幣之一。
3、實現交易全球化。現在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地球村,24時小時國際金融市場不休息,每時每刻在地球的各個地區都可以開展各種形式的金融交易,極大地便利了資本運營和客戶運作。
⑸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三大發展趨勢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趨勢
由於電子計算機技術與衛星通訊的應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全球性資金調撥和資金融通可在幾秒鍾之內迅速完成。另外,隨著跨國銀行的空前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已不限於少數發達國家金融市場,而是向全世界擴展。這樣,各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便形成了一個全時區、全方位的一體化國際金融市場。這是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重要表現。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另一個表現是金融資產交易的國際化。金融資產交易的國際化,是指交易的參加者不受國籍的限制,表明金融資產面值的貨幣也不受任何限制。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證券化趨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銀行貸款一直是國際融資的主要渠道,並於1980年達到頂峰,占國際信貸總額的比重高達85%。但從1981年開始,國際銀行貸款地位逐漸下降,到80年代中期,國際證券已取代了國際銀行貸款的國際融資主渠道地位。1985年,國際銀行貸款占國際信貸總額為41%,國際債券發行額則佔59%。1986年前者僅為29%,後者高達71%。進入90年代以後,這種趨勢也未發生逆轉。金融市場的結構性變化,除了從銀行貸款逐漸轉向證券之外,還包括在以前不進行交易的資產(如公司應收款項)也可成為交易的資產。形成金融市場證券化(Securitization)趨勢的主要原因是:①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國際銀行貸款收縮了,促使籌資者紛紛轉向證券市場;②發達國家從70年代末以來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開放證券市場並鼓勵其發展;③金融市場廣泛採用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使市場能處理更大量的交易,更迅速、廣泛地傳送信息,對新情況迅速作出反應,設計新的交易程序,並把不同時區的市場連續起來,這為證券市場的繁榮提供了技術基礎;④一系列新金融工具的出現,也促進了證券市場的繁榮。
(三)金融創新的趨勢
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的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業務的創新;廣義的金融創新則指涉及金融各個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業務、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全面的創新。
⑹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⑺ 簡述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
金融市場國際化是金融業務的發展趨勢之一。金融市場發展超越國界的限制,與世界金融日益融合,逐漸趨向全球一體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主要表現在:
①金融機構跨國化。不僅發達國家在世界金融中心設立了大批的跨國銀行,而且發展中國家也在境外設立了一批離岸金融中心和金融機構。
②金融資產經營國際化。歐洲貨幣市場、歐洲債券市場和全球性股票市場的建立,使人們可在離岸市場上經營世界任何一國的貨幣金融資產。
③貨幣國際化。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已經蛻化,人們可以通過國際匯兌來轉移各國間的貨幣購買力。不僅美元、德國馬克、英鎊、日元可作為國際結算貨幣,而且還有大批中等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也逐漸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朝著世界貨幣的方向發展。
從整體來看我對於未來金融市場都是保持樂觀的態度,從未來五年看來金融市場的驅動力十足,製造業升級和相關的改革將持續獲得產業發展和政策的支持,金融去杠桿與金融監管作用下,貨幣流動性基本維持中性偏緊基本格局,隨著去產能、脫虛入實相關措施的見效,風險有望得到有效改善,消費升級、產業升級、互聯網的加速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等結構性力量在活躍發力,金融內生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