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求一篇 關於 企業融姿問題的 國外文獻 3000字左右就行 國外的期刊什麼的都行 要有作者之類的 在線等
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中小企業融資研究目前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來進行的：一是從企業自身結構特點出發，從企業資本結構角度來進行，雖然其研究對象以大企業居多，但對中小企業也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二是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資本結構理論
所謂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和比例關系，是企業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而企業也在致力於尋找最佳資本結構，以期達到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西方資本結構理論也主要是圍繞如何形成最佳資本結構展開的，其發展過程大致分為連個個階段，即早期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
企業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企業市場價值一般是由權益資本價值和債務資本價值組成，在企業息稅前利潤一定的情況下，總資本成本率最低意味著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於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大衛﹒杜蘭特（D.Durand，1952）提出的早期的資本機構理論，他將資本機構理論分為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理論（也稱為折衷理論）。凈收益理論是以權益資本總可以獲取固定不變的收益率且企業總能夠以一個固定利率籌集到全部債務資金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債務資金總是有利的，當企業負債率達到100%時，就可以滿足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小化，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凈營業收益理論是以總資本成本率和負債成本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無論財務杠桿如何變化，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業總價值不發生任何變化，企業價值和資本結構不相關，企業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傳統理論也就是折衷理論則是介於凈收益理論和凈營業收益理論之間的資本結構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本成本並不獨立於資本結構以外，企業確實存在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即在加權平均成本由下降轉為上升的拐點上，並且這個資本結構可以通過財務杠桿的運用來實現。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三個理論均不夠成熟，凈收益理論重視財務杠桿效應而忽略了財務風險，凈營業收益理論則過分的誇大了財務風險，折衷理論則忽略了負債比率同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
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建立在經驗推斷的基礎上，沒有經過科學的數學推導和數據統計支撐，不夠成熟，在實踐中會產生偏差。而以MM定理為代表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出現，則使得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Miller於1956年在計量經濟學年會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後來又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論文上面所提的理論被稱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認為是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結構理論的分水嶺，也是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嚴格假設的條件下，例如完善的資本市場，無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等，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數學推導，該定理證明，在一定條件下，企業價值與他們所採取的融資方式無關，即無論發行股票還是債券，對企業價值沒有影響。該定理前提假設恨苛刻，與現實情況明顯不符合。
Modigliani&Miller於1963年又發展了他們的理論，放鬆了沒有企業所得稅的假設，修正後的MM定理認為，由於債務融資的免稅特性，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將使用越多的債務，即債務的「稅盾效應」，企業最佳資本結構即為100%的負債，企業可以通過利用政策來改變其資本結構從而改變市場價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個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模型，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得出了個人所得稅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減稅作用但並不會完全抵消的結論。該結論與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有著相同的缺陷，都將債券融資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債務的風險和額外的費用增加，與現實經濟不符合。
Ang（1991,1992）對中小企業的稅盾效應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小企業一般缺乏此類動機，因為，一方面中小企業大多採取獨資和合夥組織形式，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責任也使得破產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個人，由於盈利性遜於大企業，中小企業較少使用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Prttit&singer.1985），而從負債的成本來看，一般認為中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破產可能性，因此比大企業使用較少的債務融資。
（2）靜態權衡理論。MM定理只考慮了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而沒有考慮其所帶來的風險和額外費用。本傑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價證券分析》一書中指出，以法律規定的稅率納稅，當財務危機可能性不大時，一個價值最大化的企業將不會有稅盾效應，然而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增加負債率，這些企業就會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企業的高負債的增加，使得企業固定費用增加，收益下降，從而企業財務面臨的風險越大，財務風險的增大產生了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兩類成本。企業選擇什麼樣的資本結構取決於他要達到的目標，其中包括在負債的收益和成本之間進行取捨，我們稱之為靜態權衡理論。最優的資本結構即為負債的免稅利益和財務風險帶來的成本之間相互平衡的資本融資結構。
1990年，Mackie-mason估計了一個公司優序租賃股份的發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邊際稅率的企業（比如具有遞延稅收損失的公司），與那些面對固定稅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傾向於發行股份，Mackie-mason的結果與權衡理論相一致，因為它說明了賦稅企業偏好負債。
（3）優序融資理論。1984年，Myers&Mujluf在其名篇《vestorsDoNotHave》中，根據信號傳遞的原理推出了他們的優序融資假說。其假設條件是：除信息不對稱外，金融市場是完全的。其認為，公司偏好於內部融資，如果需要外部融資，公司將首先發行最安全的證券，也就是說，先債務後權益。如果公司內部產生的現金流超過其投資需求，多餘現金將用於償還債務而不是回購股票。隨著外部融資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資工具選擇順序將是：從安全的幅務到有風險的債務，比如從有抵押的高級債務到可轉換債券或優先股，股權融資是最後的選擇。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個人所得稅和控制權的研究角度對優序融資理論作出了解釋,指出由於留存收益提供的內部資金不必承擔發行成本,也避免了個人所得稅,因此內部資金要優於外部資金。與權益性資金相比較,負債融資由於具有節稅效應,發行成本低,又不會稀釋公司的控制權,所以對外融資來說負債融資又優於權益性融資。
（4）信號理論。最早將信號引入經濟學中的是MichaelSpence，他認為盡管市場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現象，但是潛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實現。
Ross（1977）從信息傳遞的角度分析，最早將非對稱信息引入MM理論模型，分別假設公司的未來收益服從連續型和離散型的分布。假定經理人了解投資收益的分布函數，而投資人不了解，建立了融資結構的信號傳遞模型。企業經理人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向投資者傳遞了信號。一般來說破產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質量負相關而與負債水平正相關。破產將給經理人帶來損失。因而經理人不會盲目增加負債，在低質量的公司無法通過更多的債權融資來模仿高質量公司的情況下。外部投資者把較高的負債水平作為高質量的一個信號。所以，投資者將企業發行股票融資理解為企業資產質量的惡化，而債務融資則是一種企業資產運作良好的信號，負債率上升表明經營者對企業未來收益有較高的期望，傳遞了經營者對企業的信心，進而使投資者對企業也充滿信心，進而使企業市場價值隨之增大。
（5）代理理論。代理理論是指企業內部和外部投資者之間潛的沖突決定著最優的資本結構，即企業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資成本之間進行取捨。
1976年Jensen&Meckling開創了代理成本理論，即代理理論、企業理論和財產所有權理論來系統地分析和解釋信息不對稱下的企業融資結構問題的學說，Jensen&Meckling把代理關系解釋為委託人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而同時又要求代理人為其提供利益的服務關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引起的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就屬於代理關系。由於經營者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權），經營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擔了全部成本卻只能獲取部分收益。而當他在職消費時，他卻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卻只需承擔部分成本。如果委託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麼代理人就不會總是根據委託人的利益來採取行動的。也就是說經營者將不會努力工作，卻熱衷於在職消費，這將導致企業的價值小於管理者為企業完全所有者時的價值，這個差額就是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簡稱股權代理成本。在投資總量和個人財產給定的情況下，增加債務融資的比例將會增加經營者的股權比例，進而降低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但債務融資又會引起另一種代理成本。因為作為剩餘索取者，經營者將更傾向於從事高風險項目。如果成功的話，經營者可以從中獲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敗，他便藉助有限責任制度將失敗的損失推給債權人。經營者的這種行為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就是債權融資帶來的代理成本，即債權代理成本。在對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Jensen&Meckling認為，均衡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是由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來決定的，當兩種融資方式的邊際代理成本相等的時候，使得總的代理成本達到最小，進而企業便可以實現最佳資本結構。
（6）控制權理論。控制權理論主要是從企業經營者對控制權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討了資本結構問題，主要反映了企業通過對資本結構中負債和股權結構的選擇而對公司治理結構效率的影響程度。該理論認為，企業融資結構在決定企業收入分配的同時，也決定了企業控制權的分配。也就是說，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企業融資結構的。
Harris&Raviv，主要探討Jensen&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利益沖突所引發的代理成本問題，他們分別用靜態和動態兩個模型說明了經營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從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發的，因而有必要對經營者進行監督，他們認為債務融資有利於強化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Aghion&Bolton於1992年將不完全契約理論引入到融資結構的分析框架，並對債務契約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他們認為，在多次博弈的過程中，當出現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時，將控制權轉移給債權人是最優的。
Davidsson（1989）在對瑞典中小企業所有者、管理者樣本進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業增長最重要的是「預期金融回報」和「獨立性的增長」。當中小企業擴張與獨立發展發生矛盾時，所有者會保持企業的獨立性為重。可見控制權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國外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層面上，企業自身成長周期對資本的需求，以及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角度；二是宏觀經濟層面，貨幣政策，銀行業合並以及結構化調整等。
1.微觀層面
（1）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指企業融資結構問題，並沒有考慮到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所不同的融資特點，也沒有動態的研究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對資本結構安排有什麼影響。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彌補了這方面不足。
Weston&Brigham（1970）根據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融資來源的變化提出了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並將企業的成長周期分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個階段。Weston&Brigham對該理論進行了擴展，將企業的金融成長周期分為六個階段，即創立期、成長階段Ⅰ、成長階段Ⅱ、成長階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並根據企業的資本結構、銷售額和利潤等顯性特徵說明了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融資來源情況，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較好地解釋了企業融資結構變化的規律（見下表）
Berger&Udell（1998對Weston&Brigham的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進行了修正，即將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基本因素並引入到他們所構建的企業融資模型中，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隨著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約束條件的變化，企業的融資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進行不同的融資安排。
（2）企業融資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議員Macmillan在向英國國會提供的關於中小企業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小企業融資面臨著「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麥克米倫缺口」。Macmillan發現，中小企業的長期資本供給存在短缺，這種短缺尤其明顯地發生在那些單靠初始出資人的資金已經不敷運用，但規模又尚未達到足以在公開市場上融資的企業身上。「麥克米倫缺口」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的失靈，即市場的力量無法使資金向中小企業流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中小企業無力從金融市場獲得直接融資時，只有從銀行獲得間接融資。和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所以銀行貸款成為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唯一途徑。這就使得銀行具有相對的借貸優勢。
1981年Stiglitz&Weiss發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的信貸配給》之後，信息不對稱被公認為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Stiglitz認為，信貸配給源於信貸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並由此導致了信貸合約中的道德風險問題。此問題的發生是基於商業銀行不具備監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與貸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們之間事前的信息不對稱這三個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貸款抵押甄別機制，提出了低風險的企業承諾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較低的貸款利率，而高風險企業則相反，以此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論，即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與銀行的規模成較強的負相關性。
Berger&Udell(1998)發現，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關鍵。而關系型借貸被視為銀行和企業雙方在關系導向下達成的一種合意合約。如果借、貸者之間保持一種長期的關系，則有利於貸款人獲得借款者的相關信息。如：借款者在貸款期限內生產經營狀況，其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化情況，借款者的還款的意願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簽訂有其他附加條件的合約等。
Uzzi&Gillespie（1999）認為，與中小企業貸款直接關聯的貸款員，可能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關於中小企業的權威信息。這些貸款員與中小企業主和其雇員保持著長期的關系，了解企業在當地的運行情況和企業的市場份額，甚至該貸款員就生活在當地的社區中。因此對中小企業及其所有者的財務狀況非常了解，對其當前及未來的績效有著比較准確的認識。
2.宏觀層面
（1）銀行業合並及結構調整對中小企業融資影響
一般認為，銀行業合並後形成的金融機構不僅規模會增大，組織結構會更復雜，行為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通常不利於關系型貸款的開展。
Strahan(1998)認為小銀行合並之初，多樣化使得合並後的銀行抗風險能力增強，從而能夠向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但隨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銀行開始有能力向大企業提供貸款，並且內部管理也越來越復雜，所以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率就會下降;相反，小銀行被大銀行兼並時，新成立的銀行則會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同樣，當大銀行之間發生兼並時，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也會減少。
Peek&Rosongren發現大銀行對小銀行的合並或大銀行之間的合並傾向於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Berger進一步指出銀行業並購對中小企業貸款存在4種潛在效應：靜態效應、重組效應、直接效應和外部效應。
Sharpe認為，市場力量使銀行能夠加強它與小企業的隱性長期合約關系，小企業從長遠打算，會傾向於和銀行保持長期關系。因為企業轉換「基礎」銀行的沉澱成本相對較高，所以當銀行與企業保持較長時期的關系後，銀行就有可能使企業支付高於完全競爭時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業的短期低利率補貼部分得到補償。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發現，當銀行的市場力量增加時，信用級別相對較低的小企業也有可能獲得貸款支持。
（2）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有兩個傳導渠道：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貨幣渠道指貨幣政策通過改變利率，進而影響經濟部門的真實支出。信貸渠道則又分兩種，一種為銀行貸款渠道，另一種為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貸款渠道是指，貨幣緊縮伴隨著銀行儲備的減少，進而導致貸款供給的減少。。資產負債表渠道是指，貨幣緊縮通過提高利率損害到企業抵押品的價值，降低企業信用等級，進而削弱了企業獲取貸款的能力。因此貨幣政策改變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沖擊更大。
Gertler和Gilchrist在對製造業小企業的經驗研究中發現，小型製造業企業不僅直接對利率反應敏感，而且還深受經濟周期的間接影響，因此，貨幣緊縮對小企業的影響要遠大於對大企業的影響。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會導致資金供給總量的增加，因為利率提高只會使得資金供給從非正規部門轉向正規部門，總的借款額不會出現凈的增加。Steel認為，由於較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抵押品的缺乏以及歷史淵源等，使得小企業在獲取正規部門的貸款時仍將面臨著諸多的限制。如果放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將會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更加惡劣。
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學術界關於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第一，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方式的選擇及相關實證研究；第二，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所面臨困境原因以及相應對策的研究；第三、國際上中小企業融資在操作層面上經驗介紹以及比較研究。
1、賀力平（1999）認為，妨礙我國銀行機構擴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銀行機構缺乏企業客戶風險方面的足夠信息，從而不能做出適用的風險評級並提供相應的信貸服務，指出可以通過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和轉變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方式來解決貸款者與中小企業借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2、周業安實證分析了我國金融抑制政策對企業融資能力的影響，分析表明：信貸市場的利率管制、價格和數量歧視導致了企業的過度負債、逆向選擇、尋租等現象，浪費了信貸資源；資本市場的行政管制則增加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
3、樊綱研究員(1999)認為，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沒有採取發展非國有銀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積極地發展非國有銀行。同時為避免人們的『市場選擇』扭曲，提出對非國有銀行的存款人提供與國家銀行同等的社會擔保。
4、張傑認為，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源於國有金融體制對國有企業的金融支持和國有企業對這種支持的剛性依賴，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貸資本化。他認為，解除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營造內生性金融制度成長的外部環境。
5、陳曉紅教授(2000)指出：由於大部分的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差、財力物力有限、設備落後陳舊及生產的都是屬於賣方市場的終端產品，而非生產與大企業相配套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經營效益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競爭的加劇而變得較差。基於風險和利潤的考慮，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大量向大企業集團傾斜，使中小企業信貸資金嚴重不足，為解決這種資金關系的不協調，作者認為應從三個方面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第一重構商業銀行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銀行；第三大力發展非國有商業性中小銀行。
6、魏開文博士(2000)認為，我國市場型的銀行和中小企業關系的模式應該是一種契約型的主辦銀行關系。這種關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用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來規范銀行和中小企業的行為，並體現契約型的信用關系。
7、林毅夫（2001）、李永軍從我國勞動力豐富、資本稀缺的要素稟賦出發，認為我國中小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較高，企業規模的限制決定了採取編制公開財務報表上市要承擔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間接融資中，大企業在經營活動的透明性、抵押及貸款規模效應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機構更偏好對大企業的貸款。而與大型金融機構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機構比較願意為中小企業貸款，而從企業的技術類型看，中小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唯一的方法是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8、白欽先、薛譽華（2001）指出我國由於長期實行趕超戰略，強調規模經濟的觀點占據了政策層的主導地位，忽視了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較優勢，認識上的差距導致長期
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
9、楊思群教授(2002)在對國外中小企業與銀行關系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我國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存在「惜貸」、信貸的可歧視性、非長期關系、支付體系及中小金融機構等問題。提出我國銀行和企業間問題的緩解思路是：銀行「惜貸」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業素質及信用程度低的問題，另一方面反映了銀行在信貸文化、重視資產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積極的變化，所以「惜貸」只能是作為短期的特殊環境下採取的臨時措施，而從長期看，為保障信貸資產的安全穩定運行，銀行必須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貸擔保技術;對於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非長期關繫上，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在支付體繫上，中小企業存在「多頭開戶」現象，這不利於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運營情況和信用狀況的了解，所以要減少這種現象並提高銀行小額支付體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機構上，片面強調國有化和國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機構存在著公司治理結構不良、預算約束不強等體制方面的弊端，為克服這一弊端，需按市場化的准則設立和監管中小企業，同時鼓勵中小金融機構在整和過程中進行市場化的兼並和重組。
10、張捷教授(2003)通過銀行組織結構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型借貸特點來說明中小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的特殊性意義。關系性貸款的基本前提是銀行和企業之間必須保持長期、緊密相對封閉的交易關系，即企業固定地與數量極少的(通常一到兩家)銀行打交道。由於關系型貸款不拘泥於企業能否提供合格的財務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適合資產抵押品較少的中小企業。也就是說，中小銀行在收集和處理公開硬信息(如企業財務數據、信用編碼等)處於劣勢，但由於其地域性特點，它們通過與中小企業保持長期密切的近距離接觸而獲得各種非公開的關聯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業發放關系型貸款優勢。由於軟信息傳遞存在成本問題，會在銀行內部產生代理問題。與大銀行相比，小銀行科層結構簡單，代理鏈條短，代理成本也相應地就低。
理論研究不足及以後研究方向
雖然說企業融資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較為成熟，但是，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理論在很多問題上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各種實證檢驗也經常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充分說明小企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其融資需求理論還遠不夠完善，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和爭論有待於進一步地解釋。尤其在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實際運作方面，都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國經濟形勢復雜，今年以來溫州，鄂爾多斯相繼發生的高利貸崩盤現象，充分的體現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對於中小企業融資發展方向，應該是多學科交叉，例如將博弈論以及行為經濟學加入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中去，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貳』 誰知道如何抑制「尋租」行為
你可以通過創造財富或掠奪他人創造的財富而致富。非法掠奪他人的財富，叫做盜竊或者欺詐。而合法掠奪他人財富的行徑，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
Rent-seeking takes many forms. On Europe's oldest highway, the Rhine river, the castles on rocky outcrops date from the time when bandits with aristocratic titles extracted tolls from passing traffic. In poor countries the focus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life is often rent-seeking rather than wealth creation. That helps explain why some countrie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尋租有許多種形式。在歐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萊茵河上，屹立在兩邊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時期那時候，頂著貴族頭銜的強盜們向過往船隻收取通行費。在貧窮國家，政治及商業生活的重點往往是尋租，而非創造財富。這有助於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
Rent-seeking drives the paradoxical resource curse. Oil or mineral wealth mostly reces the population's standard of living because it diverts effort and talent from wealth creation to rent-seeking. Sadly, foreign aid often has a similar effect.
尋租造成了資源的詛咒這種怪現象。石油或礦業財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準下降，因為它們把人們的才能和努力從創造財富轉移到了尋租上。可悲的是，外國援助往往具有同樣的效果。
Rent-seeking can be effected through rake-offs on government contracts, or the appropriation of state assets by oligarchs and the relatives of politicians.
寡頭和官員的親屬可以通過從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佔國家資產，來實現尋租。
But in more advanced economies, rent-seeking takes more sophisticated forms. Instead of 10 per cent on arms sales, we have 7 per cent on new issues. Rents are often extracted indirectly from consumers rather than directly from government: as in protection from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goods and new entrants, and the clamour for the extens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nts can also be secured through overpaid employment in overmanned government activities.
但在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尋租有著更為復雜的形式。我們不是從軍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過增發貨幣獲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從消費者身上間接獲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國商品和新進入者競爭的保護措施，以及要求延長知識產權有效期的呼聲。此外，在人員臃腫的政府部門領取過高的薪水，也是獲取租金的一種形式。
Rent-seeking is found whenever economic power is concentrated – in the state, in large private business, in groups of co-operating and colluding firms. Private concentrations of economic power tend to be self-reinforcing. This problem was widely recognised in America's gilded age. The well-founded fear was that the new mega-rich – the Rockefellers, Carnegies, Vanderbilts – would use their wealth to enhance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grow their economic power, subverting both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Today it is Russia that exemplifies this problem.
凡是經濟權力集中的地方，無論是政府、大型私人企業，還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組成的團體中，都會發現尋租行為。在私人領域，經濟權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強的特點。在美國的鍍金時代，人們就已經普遍認識到這一問題。人們有理由擔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內基(Carnegie)和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財力，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權力，把市場和民主踩在腳下。如今的俄羅斯又成了這方面的例證。
But America has a new generation of rent-seekers. The modern equivalents of castles on the Rhine are first-class lounges and corporate jets. Their occupants are investment bankers and corporate executives.
但美國已出現了新一代尋租者。現代的頭等艙候機室和公司商務飛機，就相當於古代萊茵河兩岸的城堡。它們的使用者是投資銀行家和企業高管。
Control of rent-seeking requires decentralisation of economic power. These policies involve limits on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constraints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in large business; constant vigilance a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instry; and a mixture of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nal norms to limit the capacity of greedy indivials in large organisations to grab corporate rents for themselves. Vigorous pursuit of these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competitive market economy and a laisser-faire regime, and it is a large difference.
抑制尋租行為，要求分散經濟權力。相關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經濟權力集中於大型企業的現象；時刻警惕政府與產業界之間的界線；外部監督與內部規范相結合，限制大型機構中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熱切追逐這些利益，是競爭性市場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區別，而且是一個重大區別。
Privatisation and the breaking up of statutory monopolies has reced rent-seeking by organised groups of public employees. But the scale of corporat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by business and personal rent-seeking by senior indivials in business and finance has increased sharply.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壟斷，減少了有組織的公共僱主群體的尋租行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業的法人尋租活動和高管的個人尋租活動都明顯增多。
The outcomes can be seen in the growth of Capitol Hill lobbying and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of Brussels; in the structure of instries such as pharmaceuticals, media, defence equipment and, of cours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 the explosion of executive remuneration.
從國會游說活動增多，布魯塞爾餐館林立，醫葯、傳媒、國防裝備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的結構，以及高管薪酬飛漲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尋租活動的後果。
Because innovation is dependent on new entry it is essential to resist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 A stance which is pro-business mu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a stance which is pro-market. In the two decades since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that distinction has not been appreciated well enough.
創新有賴於新鮮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經濟權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須將親企業與親市場的立場區別開來。柏林牆倒塌後的二十年裡，這種區別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叄』 急~~~~關於企業與保險的社會調查報告
我來接分了~
我來接分了~
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
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組織的「中國私營企業研究」課題組，在2004年對全國的私營企業進行了第六次抽樣調查(此前在1993、1995、1997、2000、2002年已進行了五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共發出問卷3670份，回收有效問卷3012份，有效回收率為82.1%，有效問卷數約佔2003年底全國私營企業總數的1.0‰。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參加了本次調查，並分擔了一半的抽樣任務。
現將調查數據分析的主要意見簡報如下。
關於私營企業的情況分析
(一)兩年來私營企業總量上持續快速增長
本次調查顯示，2001年以來，私營企業數量有了明顯增長。2003年底，私營企業達到300.55萬戶，比2001年增加97.7萬戶，增長48.16%。
私營企業發展的地區差異很大，10萬戶以上的省市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2003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戶數超過10萬戶的地區有八個，分別為：江蘇(343680戶)、廣東(323077戶)、浙江(302136戶)、上海(291711戶)、山東(228554戶)、北京(186805戶)、遼寧(114415戶)和四川(110359戶)。以上八個地區私營企業共有1900737戶，占私營企業總戶數的63.24%。
私營企業經營規模繼續擴大，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到2003年底，全國私營企業戶均僱工11.73人，戶均從業人員為14.3人，分別比2001年增長5.68%和6.88%。僱工人數100-500人的有34617戶，僱工500-1000人的有3334戶，僱工1000人以上的有1130戶；2003年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本達117.47萬元，比2001年增長24.16%，注冊資本500萬-1000萬元的有84620戶，1000萬元以上的51830戶。注冊資本億元以上的有1156戶，比2002年同期增加498戶。
(二)兩年來私營企業規模穩步擴大
一是資本規模穩步擴大，銷售額有所增長。本次調查發現，企業資本規模中位數比2002年調查時上升了20%，銷售額的中位數上升了近10%。本次調查收回的問卷分兩部分顯示：工商局調查企業的所有者權益總額的中位數為92萬元，而它們在開辦時的實收資本總額中位數為50萬元，資本增值了0.84倍。工商聯調查企業的所有者權益總額的中位數為300萬元，而它們在開辦時的實收資本總額中位數為100萬元，資本增值了2倍。這說明，無論是一般性私營企業(工商局調查的對象)還是代表性私營企業(工商聯調查的對象)，它們在開辦企業後，資本都有增值，區別僅僅在於增值快慢而已。在2003年底，在工商局調查企業中，所有者權益超過1000萬元的佔15.2%；超過5000萬元的佔3.6%；超過1億元的佔1.2%。也就是說，所有者權益超過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約佔20%；工商聯調查企業中，相應的比例更大，所有者權益超過1000萬元的佔26.0%；超過5000萬元的佔6.9%；超過1億元的佔3.5%。也就是說，工商聯系統的私營企業的所有者權益超過千萬元的戶數佔到36.4%。
企業的銷售額也有增長。2003年底，工商局調查企業的銷售額中位數為200萬元。工商聯調查企業的銷售額中位數為640萬元。
至2003年底，企業的開業年數為5年及以下的佔32.9%；6至10年的佔42.3%；10年以上的佔24.8%。也就是說，被調查企業開業6年以上的佔了67.1%。開業年數的中位值為7年。2002年調查時，這個數值是7.04年。考慮到這次調查有一半是通過工商局向一般私企問卷的，不同於上次僅僅調查代表性企業，所以不能得出私營企業存活年數下降的結論。
根據企業的開業年數、企業開業時的實收資本、企業2003年底所有者權益三個數據得出企業的資本年增長率，其中位值為8.8%。
二是企業利潤略有回升，銷售利潤率趨於平穩。上次調查發現，由於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私營企業的銷售利潤率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此次調查發現，銷售利潤率已經逐漸趨於平穩。
2003年底，工商局調查企業的稅後凈利潤的中位數為7萬元，與前面的銷售額中位數相比，可得出銷售利潤率約為3.5%。工商聯調查企業的稅後凈利潤的中位數為25萬元，與前面的銷售額中位數相比，可得出銷售利潤率約為3.9%。兩者數據相差不大。
與前幾次工商聯調查數據相比，企業利潤略有回升(1997年銷售利潤率為7.9%，2000年為5%，2002年為3.6%)，被調查企業的稅後凈利潤(中位數)從2002年調查時的21萬元上升到25萬元，但銷售利潤率只回升了0.3個百分點。
行業利潤差距拉大。此次調查發現，房地產業的利潤大大高於其他行業，稅後凈利潤的中位值比處於第二位的「電力煤氣業?的利潤高一倍多。其他利潤較高的行業還有電力煤氣、衛生體育、建築業、採掘業、科研技術業，而利潤較低的行業為交通運輸業、社會服務業、商業餐飲業。可以看出，科研技術業雖然資本規模處於平均水平之下，但其利潤中位數卻是高於平均水平的，這與其技術含量高有直接關系。商業餐飲業資本規模不大，技術含量較低，而且行業競爭激烈，行業利潤低。
三是僱工人數基本穩定。工商局調查企業2003年全年僱工人數的中位值為24人，而工商聯調查企業的全年僱工人數的中位值為60人。從縱向來看，私營企業的全年僱工人數基本穩定。本次調查企業的全年僱工人數的中位數與2002年調查企業的全年僱工人數的中位數持平，都是60人。
除了全年僱工之外，企業還僱用一些季節性工人。工商局調查企業僱用半年以上不足一年的工人數的中位值為5人，工商聯調查企業中這類僱工人數的中位值為8人。
(三)近兩年來私營企業行業和地區分布呈擴張之勢
一是主營行業出現多元化趨勢。被調查企業的主營行業有兩項的比例為16.73%；主營行業有三項的比例為6.42%。也就是說，在調查企業中有近1／4的企業主營行業已經多元化了
。
二是行業分布隨著市場准入的放寬而延伸。被調查企業中以製造業和商業餐飲業所佔比重最大：製造業比重達到38.2%；商業餐飲業達到24%，這兩項合計超過了60%。與上一次調查相比，這兩項所佔比例基本未變，商業餐飲業的比例略有提高。
與上一次調查時相比，農林牧漁業和交通運輸業都略有上升，採掘業比重基本未變。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服務、科研技術等新興行業的比重增長迅速。如社會服務業從5.6%增長到了11.1%，幾乎增長了一倍；科研技術業從2.1%增長到了5.5%，幾乎增長了一倍半。建築業雖然算不上是新行業，但增長率也較高，從5.9%增長到了9.1%，增長了近一半。房地產業的比例不小，達到了8.5%。把教育文化與衛生體育作為主營行業的企業也佔了4%；還有1.6%的企業將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作為主營行業。這些變化說明，近兩年，民間資本的進入領域有明顯的拓展和延伸。
三是企業的總部和生產經營場地逐步從農村和集鎮向大城市轉移。這是同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企業涉足行業的不斷調整以及企業的發展戰略相關的，也是同大城市不斷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投資者的努力分不開的。
四是有相當比重的企業開始注重技術開發。調查顯示，16.7%的企業有自己的技術專利。30.8%的企業有自己設計的產品。另外，有35.2%的企業產品經過了質量認證。42.3%的被調查企業進行了新產品、新技術、新項目的研發投資，研發投資金額的中位數為30萬元。這表明，私營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更加註重產品質量和品牌。
五是企業的市場開拓能力逐步增強。企業的產品銷售范圍(或提供服務范圍)逐步擴大。2003年，產品銷售縣外的比重超過一半的企業佔60.0%；產品銷售省外的比重超過一半的企業佔到了30.3%；產品銷售國外的比重超過一半的企業佔到了8.1%。
六是外向型企業數量增加。企業參與國際競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產品銷售到國外，另一個是向海外投資。在2003年，被調查企業中有21.4%的企業的產品銷售范圍(或提供服務范圍)涉及到了國外；有2.0%的企業已經向海外投資；有0.3%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額超過了100萬美元。
大多數企業對我國加入W TO後的市場競爭環境做出了積極反應。被調查企業應對加入W TO的措施依次為：與國內其他企業聯合做強做大(25.1%)、引進技術(21.9%)、申請自營進出口權(19.0%)。但是，仍有30.7%的企業根本沒有想過如何應對加入W TO以後的國際競爭環境，還有17.2%的企業認為這個問題與本企業沒有什麼直接關系。
七是相當一部分企業有上市打算。被調查企業中，有近1.0%的企業已經上市或買殼上市；有0.7%的企業已經進入上市輔導期。有26.5%的企業有上市的打算。
(四)近兩年來私營企業的治理結構與內部管理正在發生變化
綜合工商局與工商聯的問卷可以看出，無論是開辦私營企業時實收資本，還是2003年底所有者權益，企業主所佔份額比例都是70%(中位數)。這個比例數字，同2002年調查時所得的數據相比，基本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其治理結構和內部管理卻發生了明顯改變，正在由以獨資企業為主的形式迅速轉變為以有限責任公司為主的形式。從1993年到2004年的10餘年間，獨資企業比例由
63.8%下降為22.5%，而有限責任公司比例由16.5%上升至62.9%。1993年，私營企業中董事會比例為26%，股東大會與監事會無相關記錄，黨組織、工會和職代會的比例也不高；而到2004年時，六種組織形式比例都在30%以上，其中最高的前三位是：董事會(74.3%)、股東大會(56.7%)、工會(50.5%)。這些內部組織的發育對於完善企業治理結構起到有力的支撐。
本次調查還發現，絕大多數企業已經認識到「企業文化?的作用，特別是其「提高員工素質、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關鍵?作用，得到八成以上企業的贊同。但是，絕大多數還停留在實用階段，是從「加強管理層建設」(73.8%)、「著重加強培訓」(70.8%)、「建立表彰激勵機制」(68.3%)著想的。
(五)私營企業的貢獻逐漸被社會認可
一是納稅增加。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私營企業的納稅額也在同步增加。2003年底，工商局調查企業的繳稅金額的中位數為8萬元，與銷售額中位數(200萬元)的比率約為4.0%。工商聯調查企業的繳稅金額中位數為25萬元，與銷售額中位數(640萬元)的比率約為3.9%。納稅大戶的比例也在提高。2003年底，在工商局調查企業中，繳稅金額在100萬元以上的佔15.0%；在200萬元以上的佔9.1%；在500萬元以上的佔3.7%。也就是說，納稅100萬元以上的企業佔了27.8%。工商聯調查企業中的相應比例更高，繳稅金額在100萬元以上的佔23.9%；在200萬元以上的佔14.9%；在500萬元以上的佔7.3%。在工商聯調查的企業中，納稅在100萬元以上的佔了46.1%。
與前幾次調查相比，企業繳稅金額不斷上升。本次調查比2002年調查時的中位數上升了13.6個百分點。稅金與銷售額的比率基本穩定，保持在4.0%以下。
二是交費未減。企業除了需要交納國家徵收的各種稅以外，還要交納各管理部門、各種組織收的費用。與上次調查相比，企業的交費金額基本保持不變，這表明了企業的交費負擔沒有減輕。
三是就業貢獻大。私營企業僱用的工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下崗職工和農民工。工商局調查企業中僱用的下崗職工的中位數為6人，佔到了總員工數的中位值(24人)的25.0%。工商聯調查企業中僱用的下崗職工的中位值為14人，佔到了總員工數的中位值(60人)的23.3%。工商局調查企業中僱用的農民工的中位數為12人，佔到了總員工數的中位值(24人)的50.0%。工商聯調查企業中僱用的農民工人數的中位數為30人，佔到了總員工的中位數(60人)的50.0%。
根據上述數據推斷，全國私營企業所僱用的員工中，有一半以上是農民工，有四分之一是下崗職工。私營企業對就業的貢獻由此可見。
四是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私營經濟的發展也有效地推進了國有企業改革。本次調查發現，有6.3%的企業已經兼並或收購了國有企業；還有10.2%的企業正在准備兼並或收購國有企業。有18.3%的被調查企業是由國營、集體改制為私營企業的。據此推斷，300.55萬私企中約有55萬是改制而來的。私營企業在解決國有企業資本金不足、下崗職工再就業難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六)企業-市場-政府的關系尚須進一步調整
此次調查從若干方面探討了現階段我國企業-市場-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查表明，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以來，企業、市場與政府三者之間的關系已經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但是，不協調的方面仍然不少。需要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調整三者之間的關系。
第一，透過企業的三項支出看企業與政府部門的關系。政府部門與企業的關系不夠協調，集中表現在企業的各種交費、企業應付來自政府部門的各種攤派，以及為了搞好與政府部門官員的關系而不得不付出的各種並非合理合法的公關、招待費用等方面。為了簡便起見，這些支出簡稱為「三項支出」。此次調查所獲得的有關企業的三項支出的費用是十分驚人的。根據1382位業主提供的信息，2003年他們總計納稅112808.4萬元，交費55044.5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8.8%；據819位被訪業主的信息，
2003年他們總計納稅78301.6萬元，應付攤派支出7207.4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9.2%；據1554位被訪業主的信息，2003年他們總計納稅145064.5萬元，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26465.9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18.2%。
據1351位被訪業主提供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的稅後凈利潤總計116273.5萬元，交費總計79009.6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68.0%；據779位被訪者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的稅後凈利潤總計86905.8萬元，應付各種攤派支出6812.5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7.8%；據1478位被訪業主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稅後凈利潤為168022.3萬元，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為25573.6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15.2%。
根據1002位被訪業主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25123.9萬元，交費總計29394.1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116.6%；據754位被訪業主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22652.9萬元，應付攤派支出6646.1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29.3%；據1257位被訪業主的信息，2003年他們企業出資人分紅總計36655.3萬元，用於公關、招待的支出總計16240.3萬元，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4
顯而易見，與被調查企業的納稅、稅後凈利潤和分紅相比較，三項支出所造成的負擔確實不輕。這就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私營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利益關系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
大多數被訪業主把他們的企業所面臨的貸款困難歸咎於手續繁雜、貸款抵押和擔保條件太嚴以及貸款成本太高這三個因素。手續繁雜表明銀行的貸款程序不適應金融市場的要求；貸款的抵押和擔保條件太嚴意味著銀行的相關條款帶有霸王條款性質，不容談判協商；而貸款成本太高則暗含著銀行經營管理人員可能存在尋租行為，迫使企業除了支付貸款利息外還要付出其他「公關?成本。
第二，透過企業之間嚴重的「三角債?看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本次調查發現，企業之間的拖欠日益嚴重。被調查企業應收貨款和被其他企業拖欠的借款，最高的達30億元；被調查企業拖欠其他企業的貨款和借款，最高的達4億元。「三角債」所表現的市場信用危機，影響著私營企業的健康發展。
第三，透過企業糾紛解決機制看企業與政府、社會的關系。本次調查發現，在發生一般經濟糾紛時，私下協商成為較多企業運用的糾紛解決途徑。訴諸仲裁或向法院起訴的很少，尋求政府或上級主管部門行政介入的較多；請求工商聯或私營企業協會出面協調的較少，默默忍受的人卻佔一定比例，更少有人通過組織起來的商會調解糾紛或者訴諸媒體評判是非。
在與管理部門發生糾紛時，請求上級政府行政介入、請求工商聯或私營企業協會出面協調，則是最重要的途徑，不然，只能默默忍受。因為在現實條件下，這種糾紛多數不是可以通過訴諸法律就能有效解決的，私下協商的辦法也不容易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糾紛解決機制幾乎不存在地區差別。東部地區並不因為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化程度較高而能夠形成與相對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這說明，無論東部還是西部，依法解決糾紛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都未真正形成。
第四，私營企業對完善立法和政府轉變職能的期盼很高。此次調查表明，盡管還存在上述種種問題，但被訪業主普遍認為，黨的十六大以來，私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對於調查表格中所列舉的與私營企業發展環境相關的問題，認為有改善的被訪業主所佔比例，絕大多數在70%以上，只有在私營企業信用制度的建設上面，認為有改善的人所佔比例略低於70%。
如何進一步改善私營企業的發展環境呢？此次調查的被訪業主也進行了積極的思考。見表一所示。
表一中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最關心和關心的方面，是對稅收制度的改革(87.4%)、貫徹落實憲法中明確保護私有財產的規定(83.1%)、轉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81.7%)和建立社會信用體系規范市場秩序(80.7%)，這幾項都是直接關繫到私營企業的經濟利益。
關於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情況分析
『肆』 怎麼看"規范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是某利益集團的腐敗的外衣。
『伍』 我市商業銀行信貸風險成因分析
商業銀行自身的原因
銀行間惡性競爭。伴隨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加強和入世後金融准入的逐步兌現，外資銀行將大批湧入，銀行競爭強度日益加大。各銀行為了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大搞儲蓄大戰，為爭奪客戶、搶占市場不擇手段，銀行在面臨吸存工作的「量」與放貸的「質」間的矛盾時，很難正確地處理二者間的關系並把握好「度」，這就給了企業可乘之機，多頭開戶、多頭貸款、短貸長用現象屢禁不止，在人民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不完善的情況下，銀行無法了解貸款企業的真實風險狀況，致使監管失控，金融秩序混亂。這種惡性競爭循環的後果就導致許多貸款成為不良，信貸風險大增。
行政干預多。實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幹預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是信貸風險產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行信貸資金財政化、資本化現象頻頻出現，商業銀行成了企業投資經營風險和市場風險的實際承擔者。我國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按行政區劃設置，各級銀行都受制於當地政府，這就為政府行政干預提供了可能。行政干預利益與干預損失間的不對稱助長了干預之風，這種特定體制下行政干預的再生產機制導致銀行貸款自主權難以落實，成為供給財政資金的口袋和企業經營風險轉嫁的犧牲品。有的地方政府則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完全寄託於銀行貸款數量的多寡。為提高任職政績，地方官員會千方百計令銀行放貸。貸款一經發放，銀行就猶如掉進了無底洞，因為這些項目往往由地方財政支出，而地方財政每年都在透支，拆東牆補西牆，常常只能勉強支付利息，銀行出於終止貸款會得不償失的考慮，只能給企業展期或要求企業資產重組。地方干預導致銀行貸出了不少不合規的款項，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
信貸管理機制不健全，信貸操作不規范。國有商業銀行現代企業制度尚未真正建立，仍存在責權利不明晰的問題。雖然各行信貸管理上都強調「三查」，但往往重貸輕管，由於貸前調查不細致、貸中執行不到位、貸後監督不得力而最終流於形式。比如由於我國商業銀行缺乏企業信息資料資料庫，加之我國處於經濟轉軌期，經濟結構、法律制度等變動很大，歷史數據年度過短，不具強可比性,不僅給風險計量增添了難度，同時也不利於信貸員的貸前調查；很多貸款在批復時要求先辦理抵押登記手續，根據工程進度發放貸款，而基層行執行時卻往往置之不顧，在相關手續尚未辦妥的情況下就將貸款一次性發放出去；此外，信貸管理的基礎工作也沒有做到位，貸款檔案嚴重短缺，不僅使銀行的資產保全工作喪失了時機，同時也給銀行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設置了障礙。
貸款資金趨向長期化。由下表可見，近年來我國銀行短期貸款逐年減少，而中長期貸款佔比則逐年增加。這將導致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降低，信貸資金周轉速度減慢，同時，貸款資金集中化也使得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更加突出，對經濟平衡發展帶來負面效應。雖然長期貸款可暫緩風險的到來，但卻增加了潛在風險。加之我國信用環境不完善，企業信用評級的波動概率很高，貸款期限過長，無疑將會增大銀行的信貸風險，一旦累積的信貸風險暴露出來，勢必會造成嚴重的信貸損失，對銀行的長遠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銀行內控機制存在問題。首先，銀行管理者貸款決策過程缺乏制約，行政化色彩濃厚，「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其次，銀行內部控制還存在空白點，比如很多銀行都擁有額度較大的抵債資產，但還未制定抵債資產管理制度等；此外，銀行多層次的組織架構導致銀行市場反應遲鈍，影響了全行統一的風險控制和風險-收益的匹配，導致經營效益低下，不良資產大增。
信貸員綜合素質不高。在我國商業銀行中，信貸員對貸款的發放享有表決權，但由於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使得信貸員工作的風險與回報難以平衡，致使這一職位流動率頗高，很多高學歷的畢業生不願從事這一工作，間接造成信貸人員素質低下，尤其是懂經濟、計量、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嚴重匱乏，抵押物估價過高、決策失誤以及以貸謀私等現象時有發生，造成信貸損失。
借款企業的原因
企業體制不健全是銀行信貸風險產生的主要根源。產權制度不完善、利益約束機制不對稱，使得銀行在信貸活動中處於被動狀態，信貸配給、投資飢渴症、企業行為短期化等問題接踵而至。轉軌時期，大批企業虧損甚至倒閉，很多銀行貸款化為虛有。在這種情況下，銀行為支持國家保持社會穩定的政策，往往還得發放大量政策性貸款，諸多風險因素降低了銀行信貸風險的可控性。
在體制轉軌期，伴隨國家產業結構調整，不少瀕臨危機、無力還貸的企業借改制之機，逃廢銀行債務，懸空銀行債權。即使有的企業具有還貸能力，但主觀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行為諸如虛報利潤額、非法轉移資金、非正常壓價出售財產等也層出不窮，給銀行信貸資金造成巨大損失，加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對於申請正常破產的企業，銀行的第一索賠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情況也十分常見。目前我國貸款違約案件普遍存在調查取證難、結案審判難、強制執行難的三「難」問題，加上訴訟費用高昂，令有些銀行不願訴諸法律，從而大大降低了法律效力，使得失信行為的法律解決機制大大弱化。
企業為獲取貸款，不擇手段，導致了尋租行為的出現，這些年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一些銀行高級官員被拉下水，成為設租的源頭，為一些不合條件的貸款開路，而這些貸款十有八九成為不良貸款，這種現象不僅對銀行信貸業務的規范化設置了障礙，而且動搖了社會的信用基礎，極大地損害了國家的形象，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外部環境的原因
社會信用環境缺失。據鄭州市企調隊對該市107家企業調查，發現企業信用缺乏已成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107家企業參加資信評估的佔53.3％，其中沒有達到A級的企業佔51.5％，AAA級企業只佔18.7％。還有近1/2的企業資信觀念淡薄，不願接受評估。銀行業是由信用支撐的行業，社會誠信體系不單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生命線，而且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基本保障。然而由於我國當前經濟正處於轉軌時期，產權制度改革尚在進行之中，加上法制不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沒有建立，社會上坑蒙拐騙、欠債不還、金融欺詐的失信現象時有發生。如果信用缺失者的行為得不到處罰，就會使恪守信用者產生信用缺失「有利、有理」的認識，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整。銀行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不敢輕易發放貸款，「惜貸」現象一度盛行，同時也導致信貸風險呈現集中化趨勢。若任由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最終整個經濟領域的公信力將會喪失，信用缺失將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成為危害社會經濟發展的壁壘，給銀行帶來的只會是信貸風險的劇增。
法制不健全。雖然目前我國已陸續出台了《銀行業監督管理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破產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但仍有一系列與信貸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如《信託法》、《政策性銀行法》、《社會保障法》等尚未出台，而且出台的這些法律本身內容過於簡單，缺乏可操作性，有些甚至與國家政策相悖，致使銀行在債權保全工作上障礙重重。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我國國有企業的破產過程對債權人保護不夠，債權銀行一般只能回收其3%-15%的債權。1998年全國法院受理的經濟糾紛和債權債務民事糾紛案件為289萬件，約佔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其中，判決未執行的案件數量達53萬件，1999年1-5月份，又激增至85萬件，未執行的標的數量達2534億元。「起訴不受理，受理不開庭，開庭不宣判，宣判不執行，執行不見效」這句順口溜反映的就是這種情況。由於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債權債務糾紛問題，常常會「賠了夫人又折兵」，故銀行一般不願採用這種途徑。如此一來，不但加大了銀行潛在的信貸風險，更加劇了社會信用狀況的進一步惡化。
金融市場發育遲緩且不規范，使得信貸風險的產生成為必然。一方面，企業融資渠道狹窄，在直接融資有限的情況下，只好轉向銀行貸款；另一方面，居民投資無門，大量資金以存款儲蓄形式湧入銀行。對借款人的軟債權和對存款人的硬債務，使得銀行成為信貸風險的聚集地，在當前我國信貸衍生工具較為匱乏的條件下，銀行只好被動地接受風險。另外，利率自由化進程的加快也可能會使商業銀行資產質量進一步下降。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低、不良貸款比率高問題十分突出。在利率放開以後，銀行間競爭將趨向白熱化，為吸引資金流入，商業銀行將不得不提高存款利
『陸』 誰有銀監會面試歷年真題發出來看看哈
一·2016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真題：銀監會(江西銀監局 2月28日)
(5個考官，念題，20分鍾)
1.自我介紹。
2.中國官方霧霾的檢測量與美國大使館不同，你怎麼看?
3.中國會計准則與國際趨同，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你怎麼看?
4.領導要你做一個對轄區內銀行業支持實體經濟的調查，你不太熟悉情況，將如何開展工作?
5.how to be a team player?
二·2016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真題：銀監會(計算機崗 2月28日)
1.自我介紹，三分鍾左右。
2.隨著技術發展出現了新型社交工具，微信，有人認為好，有人認為淡化了人們之間的交流，你怎麼看?
3.假如你是銀監會的一名工作人員，一名老大爺去上訪，以為你是信訪辦的工作人員，抓著你不放，你怎麼辦 ?
4.盡可能多的說一些你認識的網路設備，並說說他們的作用。
5.簡述軟體工程，概要設計階段的主要任務。
6.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should to do at the same time你會怎麼做?
三·2016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真題：銀監會(計算機崗 2月28日)
1.自我介紹(包括學校、年齡、專業、工作經歷、學習科研成果)
2.一名中風的老人的兒子要去銀行替老人取錢，但銀行工作人員說不行，要老人親自來取，老人的兒子最終用輪椅推著老人來，最後老人猝死在銀行，引起了社會輿論，你怎麼看?
3.你單位的一位同事突然辭職，沒有工作交接，領導讓你去接手，但是任務重，且和你的工作區別很大，你怎麼辦。
4.依法治國是國家的打政方針，你認為如何在社會上樹立起法治的權威。
5.銀行和股份有限公司在設計上的區別。
6.英語：說一下難忘的經歷?
四·2016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真題：銀監會(財會崗 2月28日)
1.自我介紹，三分鍾，包括學校、年齡、專業、工作經歷、學習科研成果等。
2.一名中風的老人的兒子要去銀行替老人取錢，但銀行工作人員說不行，要老人親自來取，老人的兒子最終用輪椅推著老人來，最後老人猝死在銀行，引起了社會輿論，你怎麼看?
3.你的一位同事突然辭職，領導把他的工作交給你，但是任務重，且和你的工作區別很大，你怎麼辦?
4.寶能收購萬科，從雙方管理層和中小股東的利益談談你的看法?
5.談談會計和審計的聯系和區別。
6.英語：談談你的實踐經歷。
五·2016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真題：銀監會(安徽銀監局 2月28日)
1.自我介紹(姓名、年齡、學校、專業、科研成果)
2.北京霧霾天氣頻發，美國大使館與北京環保部門監測數據不同，引發熱議，你怎麼看。
3.進入工作單位，領導讓你對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檢查，形成調查報告，但你對業務不熟悉，請問你怎麼辦?
4.央行取消商業銀行，農村金融機構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場化從理論付諸實踐，請問利率市場化對商業銀行有什麼影響?
5.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意義，要素，原則。
6.(英語)商業銀行在經濟中的作用。
六·2017年國考銀監會面試真題及答題要點：
【題目】近來頻發的電信詐騙案件，不僅威脅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甚至造成了一些家破人亡的悲劇。對此，你怎麼看?
【答題要點】
1.觀點。電信詐騙案折射出個人信息安全隱憂，給整個社會帶來諸多的危害。因此，對於這種現象，政府應該採取零容忍的態度。
2.電信詐騙案頻發帶來的危害。(1)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2)影響社會的穩定;(3)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下降。
3.電信詐騙產生的原因。(1)輿論宣傳不足。宣傳中存在時效性差、覆蓋不廣泛等問題，造成群眾防範意識不足;(2)法律不完善。不僅違法成本過低，而且相關部門問責機制不夠健全;(3)電信運營商缺乏保障安全的責任意識。對於技術沒有進行及時研究，找出安全漏洞。
4.解決電信詐騙具體做法。(1)完善網路安全法律法規及建立部門問責機制。提高網路安全違法成本、對於沒有盡責的部門，要採取追究責任制，倒逼政府盡職盡責;(2)電信運營商增強責任意識。加大技術研發的力度，解決網路安全中存在的漏洞;(3)加強輿論宣傳。藉助媒體平台、社區力量宣傳電信詐騙防範常識，增強群眾安全防範意識。
【題目】當前政府正大力推進簡政放權，你怎麼看?
【答題要點】
1.觀點。大力推進簡政放權可以看出政府轉變職能的決心，具有積極的意義，是值得點贊的。
2.簡政放權的意義。(1)降低了群眾的辦事難度，減少"踢皮球"的現象發生;(2)激發市場的活力;(3)有利於政府組織結構的優化，提高工作效率，減少權利尋租的現象發生。
3.推進簡政放權的建議。(1)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改革;(2)減少行政審批程序，並注重配套制度的創新;(3)政府做到"放"與"管"相結合。
【題目】有人說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有人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你怎麼看?
【答題要點】
1.觀點。兩者並不矛盾，前者說是做事要注重細節，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上。後者說是做大事要有眼界，掌握全局不拘泥與細節，更體現在決策上。因此在做事上我們既要有大局意識也要有細致嚴謹的態度。
2.分析道理的重要性。(1)生活中注重細節，有利於培養嚴謹、細致、考慮問題全面的工作作風。俗話說，"乾坤之大，鑒於微小"，只有做事注重細節，才能成就大事;(2)做大事不拘於細節，有利於我們抓大放小，把握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方向，有更好的精力完成工作。
3.結合未來工作談做法。(1)充分發揮嚴謹、細致的工作態度。對於工作中的每一項任務都細化到每一個環節、每一步，力爭零失誤;(2)工作中待人接物不拘泥於小事。不被小事所約束，避免自己做事畏首畏尾;(3)積極主動向領導學習。學習領導做事的方式方法、思考問題的角度，培養大局意識。
【題目】領導交給你和小張一項緊急任務，你們完成後領導只表揚了你，沒有表揚小張，你怎麼辦?
【答題要點】
1.正確認識此事。(1)領導交給我和小張任務，是需要我們共同配合完成。如果沒有明確分工，共同協作，工作也得不到領導的肯定;(2)領導表揚我，說明我們工作做的不錯，並不是為了表揚我。
2.努力做好後期工作。(1)後續關注小張的情緒變化，積極主動和小張溝通，共同做好工作;(2)戒驕戒躁，更好的完成工作;(3)保證工作精細化。在匯報工作時，更加仔細，確保領導對工作全面了解。
：
『柒』 如何從根本上遏制政府部門的尋租行為
什麼是尋租？
按照尋租理論的鼻祖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的定義和闡述，尋租是指人們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的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它包括「旨在通過引入政府幹預或者終止它的干預而獲利的活動」。
一些資料可以搜索網路，我寫點自己的理解。
第一、尋租的能力其實是來自於壟斷，政府是行政壟斷、財團是資金技術壟斷等。通過壟斷阻止或允許。
第二、政府為什麼會尋租。尋租和腐敗沒有必然的聯系。但過度的尋租行為確實會增加腐敗的機會。沒個人都有立場，政府的主要立場是什麼？它一、是要維持統治。二、要降低統治成本【這有兩個方法，1、增強自身的力量。2、削弱被統治層的力量。這樣政府也就有了尋租的需求】
第三、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尋租行為，因為只要有統治者只要有政府就一定有尋租行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只不過是財團尋租替代一部分政府尋租。在西方財團和政府一起夠成統治力量。但如果是無政府的話一樣會有統治者，而且會更加混亂。
第四、如何削弱政府的尋租行為。上面第二條第一點說了，政府之所以尋租是為了維持方便的統治。如果過度尋租的行為阻礙了統治，那麼就能有效遏制尋租行為。比如從這30年以來中國政府確實在很多經濟場合退了出來。行政審批也越來越少了。前幾天不是又減少了么。
第五、當然這里指是理論上的、有於腐敗和部門利益的存在，在局部在短時間內，會有反彈等。比如這幾年以來的中國企業國進民退等。
第六、這要一、加強反腐敗特別是底層人民的反腐敗能力，二、打破部門利益，裁剪一部分機構，三、防止利益集團的過度索求、遏制大經濟利益集團的政治訴求。四、遏制壟斷經濟體、不採用收購合並等方式，通過用行會聯盟等方式整合力量。
參考資料【尋租行為、無政府主義、腐敗、政府利益】
http://ke..com/view/2522166.htm
http://wenku..com/view/81dd49ef6294dd88d0d26b16.html
http://ke..com/view/111108.htm
http://ke..com/view/10458.htm
http://ke..com/view/354948.htm
『捌』 有關調查報告，重金懸賞！！！
改善投資環境，廣東不能懈怠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全面實施「外向帶動」戰略，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優化廣東投資軟環境的若干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各級政府、各有關部門通力合作，有力地促進了全省投資環境的改善，綜合競爭力和吸引力不斷增強，吸引外資的規模、質量和水平逐步提高。1979年至2003年，全省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累計1405億美元，佔全國的28%。其中2003年達155.8億美元，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
但是，面對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進一步形成，外商投資戰略調整，長三角、環渤海等地區的迅速崛起，吸引外資的競爭越來越激烈。為此，廣東要做到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引資水平。
認清形勢，樹立信心，進一步增強危機感和緊迫感
追兵就是標兵，對手就是老師。面對機遇和挑戰，要進一步正確判斷當前廣東的投資環境和吸引外資的總體形勢，加大對省情的宣傳力度，統一思想認識，既要克服盲目自大、安於現狀的思想，又要摒棄妄自菲薄、悲觀失望的情緒，增強憂患意識、機遇意識和緊迫感，樹立信心，抓住機遇，鼓足干勁，繼續努力，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再次掀起廣東招商引資工作的新高潮。
加強組織領導，形成吸收外資的整體合力
借鑒江蘇等省市的經驗，成立引資工作領導小組，由省領導任組長，成員包括省外經貿、發展改革、經貿、台辦、工商、稅務、以及海關、檢驗檢疫等有關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定期召開吸收外資聯席會議，對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重點領域開放、重點項目的規劃和組織對外招商，對吸收外資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予以協調和解決，更好地增強吸收外資的整體合力。要不斷完善全省口岸工作的協調、督察、應急機制和相應的工作制度，加大對「大通關」的指導，加強各有關部門服務意識的培養，工作協調與配合，提高口岸綜合管理水平和服務質量。
深化改革，進一步優化政務環境
把營造有利於創業、辦事的政務環境，作為改善投資環境的重點來抓。一是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服務意識。進一步整治亂收費，認真規范行政事業性收費，公開收費項目，方便群眾監督，並進一步整合理順路橋設施收費項目，加快推進全省范圍用電「同網同價」，努力降低公用事業收費標准，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二是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高服務水平。要認真執行行政許可法，自覺依法辦事，提高執法水平，不斷完善法制環境。要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形成「人人都是投資環境」的共識，自覺方便客商辦事，努力為客商服務。對非限制類外商投資項目的立項、可行性研究報告和合同、章程，要做到合並審批，提高工作效率。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行政服務中心」的管理，使之名符其實。各地要進一步重視工業園區的配套設施建設，為外商和職工提供盡可能好的生產、生活便利，提供更切實的安全保障，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要由勞動部門牽頭，協調解決外資企業「招工難」的問題。大力推進「電子政務」，加快建設廣東省外商投資服務網站，構築統一的服務平台，進一步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效率。
三是加快廣東「大通關」建設。推進通關作業制度改革不斷深化，加快推進加工貿易企業與海關、外經貿等部門之間的聯網監管和加工貿易監管的電子化，提高通關能力與通關速度。
加強宏觀調控，著力解決用地、水電、用工問題
資源性問題的解決要依靠政府強有力的宏觀調控。土地、水電、勞力資源的短缺，嚴重影響投資環境，各地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在制定地區發展規劃時，應著眼於遠期目標和中、短期目標的結合。加強對土地合理利用的規劃，加強對高新技術項目招商的引導；加大能源建設力度，加強環境保護，使區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優良態勢；各級勞動部門應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優勢，牽頭做好組織招募勞動力工作，為外資企業排憂解難。
加強規劃和指導，提高招商層次，改進招商的方式方法
首先要修訂規劃，提高招商檔次。在積極引進港、澳、台投資的同時，重點開拓美、日、歐等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重點吸引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大項目、核心項目，大力吸引跨國公司來粵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和采購中心。加大服務貿易、農業開發領域吸收外資的力度。
其次是建設招商項目庫，推動重點招商。設立項目庫建設小組，規劃和指導關鍵產業和核心項目的吸引外資工作，促進配套產業群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比如在珠三角地區，重點是推動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群進一步做強做大。廣州市要圍繞汽車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零部件配套項目建設。茂名、惠州、湛江圍繞石化項目的建設，進一步推動中下游配套項目以及服務貿易領域項目的建設，盡快形成產業群。
三是健全投資促進體系，創新招商方式。各地成立專門的投資促進機構，構建由政府監管的社會化、市場化招商網路；建設海外招商工作站、辦事處，探索有效的海外招商模式；加強網上招商工作，提高網上招商洽談成效。
拓寬渠道，形成吸收外資新的增長點
用好《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的政策，盡快完善配套政策、產權交易市場和相關中介服務，推動外資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落實好《鼓勵跨國公司在廣東設立地區總部的管理辦法》，吸引跨國公司到珠江三角洲設立地區總部，使珠三角地區逐步成為華南乃至東南亞地區的采購中心、信息中心、技術中心和服務中心；充分發揮各地園區招商引資的載體作用，按「高起點規劃，高標准建設，高效能管理」的原則，對各類園區進行適當引導，明確產業分工，使園區從綜合園區向專業園區發展。注意總結辦好南沙經濟開發區、松山湖開發區、中山火炬開發區、大亞灣開發區等幾個示範園區的經驗，推動全省各地工業園區建設，發揮其在招商引資中的作用。重點吸引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財團特別是世界500強企業投資高新技術產業，設立地區總部和研發中心，推動投資由生產製造型向生產製造結合技術開發型轉變，提高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
擴大腹地，推進東西兩翼和山區擴大吸收外資
根據珠三角地區目前土地、勞力資源制約壓力逐漸加大和部分產業急需轉移的情況，廣東應不失時機地擴充接納投資的腹地，推進東西兩翼和廣大山區擴大吸收外資工作。要認真貫徹落實廣東省委、省政府《關於力口快山區發展的決定》，不斷完善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東西兩翼和山區吸收外資的能力；制定相應鼓勵政策，引導珠三角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向東西兩翼和山區發展；針對東西兩翼和山區的特點，開展專題招商引資和投資推介活動，充分發揮其在吸收外資方面的巨大潛力，從整體上提高全省吸收外資的規模；辦好各類職業技術院校，大力加強對當地富餘勞動力的培訓，既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又引導其克服思想上的等、靠、要觀念，為外資企業的進入提供盡可能高質素的勞動力。
充分利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機遇，促進廣東與港澳區域合作上更高的水平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和內地與港澳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的實施，是廣東改善投資環境、提高引資水平的大好機遇。要充分利用這一機遇，加強粵港澳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多做具體工作，貴在抓好落實。主要是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多形式、多領域聯合推介「大珠三角」，聯合對外招商、開拓國際市場和開展跨國投資。要與港、澳相關機構建立合作機制，使聯合招商制度規范化、制度化。更多地吸引港澳法律、會計、管理咨詢、金融、旅遊等服務業行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廣東省發展，提升廣東省服務業和製造業的水平。加強服務，著力推動高新技術行業在粵投資的港澳台企業增資擴產，設立研發中心，開發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打造國際名牌，增強帶動和輻射能力。
改善投資環境 促進增長與減貧
中華工商時報 2004-09-29 11:46:26
摘要：編者按：世界銀行名為《改善投資環境，促使人人受益》的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28日發布，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報告主要作者為本報獨家撰寫了署名文章。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弗朗索瓦·布吉尼翁
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主編華里克·史密斯
大多數國家都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和減少貧困，但中國、印度和烏干達的成就最為顯著。中國在過去20年的增長速度是史無前例的，4億人口得以擺脫貧困。印度自1970年以來平均增長速度提高了一倍以上，在減貧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烏干達從1993－2002年期間實現的增長率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增長速度的8倍，大幅度減少了貧困。
《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改善投資環境，促使人人受益》指出，主要原因之一是這些國家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面取得的進展，投資環境指的是給予企業進行生產性投資，創造就業崗位和擴大生產規模的機會和激勵。世行最近發布的《2005年全球經營環境報告》凸顯了由於陳舊過時或設計不當的監管制度強加給企業的沉重負擔。《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表明監管是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列舉出可供政府選擇的改善投資環境的戰略。
在追求利潤的驅動下，各種類型的企業———從農戶和微型企業主到本地製造業企業和跨國公司———都在發展進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它們創造著增加收入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作崗位。它們提供著提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大部分物資和服務。它們繳納著用於衛生、教育及其他服務的公共投資所需要的大部分稅金。但是，這些貢獻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環境的好壞。政府通過製造不合理的風險、成本和競爭障礙而對投資環境造成破壞，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政策性風險會影響商機和打擊投資熱情。報告援引對53個國家3萬多個企業所做的調查說明，對於政府政策的內容和執行的不確定性是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最關注的問題。宏觀經濟不穩定，監管的隨意性，對產權缺乏保護，這些都增加了風險。在瓜地馬拉，近90％的企業認為對監管規則的解釋是無法預見的，在孟加拉，80％以上的企業對法院維護他們的產權缺乏信心。僅靠提高政策的可預見性一項就能使現有企業新增投資的機率提高30％。
政府還使企業背負上沉重的成本，致使許多潛在的投資項目無利可圖。各國的企業都對稅收怨聲載道，但是稅收往往並不是最大的負擔。由於合同執行不力、基礎設施不可靠、監管規定繁瑣以及腐敗犯罪所造成的成本能達到銷售額的25％以上，換言之能超過企業正常納稅額的3倍。
競爭障礙會扼殺企業創新和提高生產率的熱情，而這些是長期增長的關鍵。報告表明增加競爭壓力能夠把創新機率提高50％以上。然而，不合理的監管障礙普遍存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遏制企業反競爭行為仍然缺乏力度。
有些國家在處理這些問題方面進展更快，這不僅僅是資金問題：許多改進措施幾乎不需要預算，而且加快增長會帶來納稅收入的增加。這也是政府如何解決政策失誤的深層根源的問題。他們需要遏制腐敗和其他形式的尋租行為，因為這些行為會產生政策扭曲和抬高成本。他們需要培養政策的公信力，給企業以投資的信心。他們還需要培育公眾的支持，使改革能夠得以實行和持續，並保證他們的政策回應適合本國的實際。
這個議程是具有挑戰性的，但並不要求一蹴而就。從最重要的制約著手，堅持不斷做出改進，就能取得顯著成果。中國從加強農村產權保障入手，然後推廣到其他經濟部門，盡管在基礎設施和金融部門仍面臨挑戰，但在投資環境的大多數領域都在持續推進改革。印度首先是減少官僚程序和貿易限制，然後接著解決其他長期存在的問題。烏干達在投資環境的多個領域做出了改善，從貿易和稅制改革到縮短企業注冊所需時間。需要根據不同情況對優先重點進行評估。但是堅持不懈，而不是力求完美，這才是關鍵。
隨著人口增加，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應成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首要任務。國際社會也應提供更多的幫助。發達國家的貿易限制和其他市場扭曲現象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產生不良影響，減少這些限制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可觀的收益，其價值相當於用於改善投資環境的外援資金總額的4倍多。不過援助也是需要的，援助的規模應擴大，效益應提高。
『玖』 如何抑制「尋租」行為
你可以通過創造財富或掠奪他人創造的財富而致富。非法掠奪他人的財富，叫做盜竊或者欺詐。而合法掠奪他人財富的行徑，經濟學家稱之為尋租。 尋租有許多種形式。在歐洲最古老的交通要道萊茵河上，屹立在兩邊岩岸上的城堡，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時期那時候，頂著貴族頭銜的強盜們向過往船隻收取通行費。在貧窮國家，政治及商業生活的重點往往是尋租，而非創造財富。這有助於解釋為何有些國家富裕、而有些國家貧窮。 尋租造成了資源的詛咒這種怪現象。石油或礦業財富大多使人民的生活水準下降，因為它們把人們的才能和努力從創造財富轉移到了尋租上。可悲的是，外國援助往往具有同樣的效果。 寡頭和官員的親屬可以通過從政府合同上拿回扣，或是侵佔國家資產，來實現尋租。 但在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尋租有著更為復雜的形式。我們不是從軍售中抽取10%的回扣，而是通過增發貨幣獲得7%的利益。租金往往從消費者身上間接獲取，而非直接取自政府：如阻止外國商品和新進入者競爭的保護措施，以及要求延長知識產權有效期的呼聲。此外，在人員臃腫的政府部門領取過高的薪水，也是獲取租金的一種形式。 凡是經濟權力集中的地方，無論是政府、大型私人企業，還是由串通合作的公司組成的團體中，都會發現尋租行為。在私人領域，經濟權力集中往往具有自我加強的特點。在美國的鍍金時代，人們就已經普遍認識到這一問題。人們有理由擔心，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卡內基(Carnegie)和范德比爾特(Vanderbilt)等新巨富家族可能利用自身的財力，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權力，把市場和民主踩在腳下。如今的俄羅斯又成了這方面的例證。 但美國已出現了新一代尋租者。現代的頭等艙候機室和公司商務飛機，就相當於古代萊茵河兩岸的城堡。它們的使用者是投資銀行家和企業高管。 抑制尋租行為，要求分散經濟權力。相關策略包括：限制政府在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限制經濟權力集中於大型企業的現象；時刻警惕政府與產業界之間的界線；外部監督與內部規范相結合，限制大型機構中貪婪者在公司牟取私利的能力。熱切追逐這些利益，是競爭性市場經濟與自由市場經濟的區別，而且是一個重大區別。 私有化和打破法定壟斷，減少了有組織的公共僱主群體的尋租行為。但是，在商界和金融界，企業的法人尋租活動和高管的個人尋租活動都明顯增多。 從國會游說活動增多，布魯塞爾餐館林立，醫葯、傳媒、國防裝備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的結構，以及高管薪酬飛漲等方面，都可以看出尋租活動的後果。 創新有賴於新鮮血液的加入，因此，抵制經濟權力集中十分必要。必須將親企業與親市場的立場區別開來。柏林牆倒塌後的二十年裡，這種區別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拾』 從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角度分析我國金融發展中的問題
一、相關金融發展理論中對政府行為的不同認識
早期的金融抑制論強調，經濟中的協調問題應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加以解決，貨幣金融政策應以減少政府對金融部門干預，發揮市場機制在決定均衡利率、匯率以及調配資源等方面的作用為核心。政府的職能僅在於公共品的供給及維持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不應該直接干預金融發展，否則，金融抑制必然扭曲價格機制，降低資源配置效率。
金融約束論則類似於「國家推動發展論」，這種理論的實質是一種政府對金融發展的選擇性干預行為，政府通過存款監管、市場准入限制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等一整套經濟金融政策使銀行部門因「特許權價值」而獲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約束論更強調政府幹預的重要作用，認為選擇性的政府幹預有助於而不是阻礙了金融發展。
對比兩種觀點，爭論之處僅在於市場和政府作用的范圍。兩種理論都把市場和政府看作是一種相互替代的組織，只不過金融抑制論認為，政府只能替代市場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約束論則強調，政府能在較大程度上替代市場。由於金融約束論契合了我國政府金融干預的實際和我國歷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傳統，一直為我國所推崇。
金融市場雖然在動員和分配資金以及分散風險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系統的運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場上存在著形式多樣的市場失靈而具有不穩定性，因此，政府對金融發展一定的干預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場的自由競爭不但不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反而使金融市場更為混亂和動盪。出於對政府作用認識的發展，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不少國家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約束的過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約束政策實踐中，政府管制行為扭曲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行為往往走向了另一個方向。政府一方面作為金融機構的所有者希望通過控制金融資源可以產生巨額收益，另一方面作為整個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又希望經濟可以快速健康的發展，雙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金融約束往往蛻變為金融干預，嚴格的金融約束與金融抑制政策中政府的行為特徵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金融約束政策導致了國有金融壟斷的格局，金融發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強勢政府對增長的作用明顯。為了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獲得巨大的貨幣化收益，對處於壟斷地位的金融體系進行控制便成了政府自然而然的選擇。因此，改革初期，政府一方面主動推動金融產權形式的擴展，表現為金融機構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與活動並獲取收益。但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貨幣市場本性的回歸程度提高，收益與成本之間的差距變小，這也就是政府幹預與市場自由之間替換的根本邏輯。
政府行為難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機會主義和不完全能力等問題，政府行為往往失當，需要進行合理規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政府不顧其信息能力，過多地干預經濟，是一個需要慎重選擇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發展中的政府行為特徵及其作用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利用金融體系來追逐發展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客觀上要求國家對金融業進行壟斷經營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社會資源。這種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政府可控制的金融資源的數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國金融發展由政府主導，政府控制金融體系、影響金融資源的配置，成為我國政府幹預金融發展的主要內容，也導致我國金融系統的發展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第一，我國市場高額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於金融服務中。在我國，交易成本很高，主要體現在政府、會計、法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服務方面。我國較高的金融增長，實際上是由於國有經濟部門更多地依賴於從銀行部門借入資金所導致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對金融控制關系扭曲的結果。這必然導致社會資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資金佔用增加，進而導致金融體系不良資產增加和經濟運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國金融發展的效率不高。國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國金融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的特徵，金融部門的市場化程度遠低於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門：在改革深化過程中，所有其他部門中計劃的作用越來越小，但政府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控制卻一直在加強。政府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及數量配額助長了企業的尋租行為，並刺激企業追求外延式發展戰略。同時，政府直接介入銀行經營，也使銀行和企業的預算約束無法徹底硬化。
第三，金融發展並沒有帶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有效發揮，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嚴重脫節。周業安等（2007）通過研究發現，由於我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嚴重干預，金融發展在政府行為的主導下反而阻礙了經濟增長。這一異常關系的出現說明，我國轉型時期並沒有實現最有效的增長路徑。
形成這種局面的深層原因仍在於金融制度演進的緩慢，在於我國金融發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發展的量性擴張並不是真正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基於政府利益和改革成本補償的需要。國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資源、風險管理等方面內在的缺陷也同時決定了我國金融發展得越快，資源配置的扭曲就越嚴重，國民經濟中效率較高的部門面臨的資金資源約束就越嚴重，金融風險積聚的問題就越突出。在我國這種政府主導的轉型經濟中，政府不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非常嚴格，而且直接通過國有金融機構介入金融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即使這種干預是市場保護型的，仍然可能擠出私人投資，弱化民間激勵，從而對經濟增長帶來副作用。
另外，在我國，政府金融干預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顯不足，尤其在促進國家支柱產業的建設和維持銀行系統的穩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為中央銀行的人民銀行缺乏必要的穩定性和獨立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容易受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
目前，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的信息能力己經相對削弱。這就決定了政府在金融深化中的行為取向應隨著金融深化的演進而相機調整，逐步讓位於市場，放寬干預的范圍和力度。
但在我國目前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即政府不是放鬆管制，發揮市場優勢，而是依然試圖利用行政手段加強對金融的控制，阻礙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
三、規范政府的金融干預行為要從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發展理論對制度因素的作用過於輕視了，同樣的問題出現在國內的類似研究上。金融發展理論對政府角色的處理實際上是一種非制度的觀點，但如果不把政府當作一種制度安排，就很難真正把握政府作用的本質，也就不能給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幫助。從制度的視角來看，金融發展就是金融制度演進的過程。隨著宏觀和微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有必要對以金融約束為基礎的金融制度進行改革，弱化金融約束的強度和廣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開放、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制度發展。
新制度學派認為，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預，但政府幹預能否成功取決於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學派認為金融市場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在不同政府的作用下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過政府的作用，在市場中確立了一種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會產生阻礙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樣，如果政府缺乏科學的干預並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帶來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同樣意味著政府作用的失敗。
我國實行的是政府直接干預下的關系型融資體制，這種制度會帶來非生產性的資源浪費，導致銀行不良債權的上升。金融發展不應僅僅只是金融資產不斷積累和豐富的過程，更應該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實現金融資源合理配置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