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風肅紀金融機構

① 急求一篇企業職工給領導的一封廉潔信

論加強黨的建設、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政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黨越是長期執政，反腐倡廉的任務越艱巨，越要堅定不移地反對腐敗，越要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後的一項根本建設。全面提高紀檢監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必須堅決反對腐敗。黨只有一心為公，立黨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為民，執政才能執得牢；只有堅決反對腐敗，才能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堅持黨的性質，實踐黨的宗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既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核心問題，也是我們黨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關系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腐敗是黨之大敵、國之大敵、民之大敵。黨風的好壞關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政黨、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因素。黨的執政地位，既為我們黨提供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又增加了脫離群眾的危險。因此，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當前，我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黨的執政能力同黨肩負的重任和使命總體上是適應的。但是，面對國內外形勢的深刻變化，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的土壤和條件還存在，一些腐敗現象仍然比較突出，嚴重損害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影響了黨的執政基礎。因此，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把反腐倡廉作為重要內容，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持之以恆地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使我們黨經受住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長期執政的考驗。
切實加強黨風政風建設，促進領導幹部廉潔自律。黨風政風關系黨和政府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執政地位的鞏固。要在鞏固廉潔自律有關專項治理成果的同時，針對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向領導幹部送錢、跑官要官的歪風，領導幹部插手建設工程招投標、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等微觀經濟活動中謀取私利的問題，領導幹部的配偶、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利用領導幹部職權和職務上的影響謀取私利的問題，少數黨員幹部參與賭博的問題，採取有力措施，嚴加整治。認真貫徹落實黨內監督條例，圍繞監督的關鍵環節和重點內容，制定相關規定和配套措施，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的監督。進一步加大巡視工作力度，重視巡視成果運用，增強巡視效果。
嚴肅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堅決懲處腐敗分子。查辦違紀違法案件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有效手段。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重大違紀違法案件一再發生。要增強查辦案件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繼續加大查辦案件工作的力度，嚴懲腐敗分子。重點查處領導幹部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問題，特別是利用審批權、人事權、司法權嚴重違紀違法的案件，黨政機關和公務人員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案件。對頂風作案的要依紀依法從嚴懲處，絕不姑息。
繼續加大糾風工作力度，認真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突出問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執政能力建設的核心問題。那些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以權謀私、與民爭利、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既直接影響群眾的生產生活、引發民憤民怨，也嚴重損害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要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針對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加強監督檢查，堅決予以糾正。對損害群眾利益導致的惡性事件要嚴肅查處，對措施不得力、不良風氣長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領導責任。堅持糾建並舉、寓糾於建，把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同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體系，從源頭上解決損害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
加強和改進行政監察工作，促進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強和改進行政監察工作、促進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監察力度，增強黨政監督的整體效能，推動各項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圍繞黨委和政府的工作重點，加強執法監察，特別是要結合重慶實際加大對移民資金和移民工程質量管理的監督力度，加大安全執法監察和事故責任追究力度；進一步加強效能監察，促進行政機關轉變作風，提高辦事效率，加快服務型政府建設步伐。
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黨領導發展的能力。紀檢監察機關保障和促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就必須提高為改革、發展服務的能力，必須提高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能力。紀檢監察機關要樹立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緊貼經濟建設，緊貼改革開放，緊貼黨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開放第一線和市場經濟新領域，自覺適應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項措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相適應，確保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落實。通過嚴格執紀執法、強化監督檢查，及時解決在黨風政風方面嚴重影響建設和改革的問題，不斷優化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環境，以嚴明的紀律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努力從源頭上防治腐敗，促進市場體系的完善和市場秩序的規范。始終把調動和保護黨員幹部的積極性作為重要職責，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通過保護改革者、支持創新者、查處違紀者、教育失誤者，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支持和保護黨員幹部投身於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
提高對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有效監督的能力。強化監督，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紀檢監察機關的重要職責。紀檢監察機關要針對當前的監督現狀，進一步提高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有效監督的能力，既要增強敢於監督的勇氣，又要注重善於監督的方法，進一步拓寬監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監督力度，切實履行黨內監督的職責。重點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特別是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的監督。切實加強對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確保政令暢通；切實加強對民主集中制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切實加強對黨的群眾路線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進一步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嚴格執行述職述廉、民主評議、談話誡勉、民主生活會、巡視和派駐、領導幹部重大事項報告和經濟責任審計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時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的機制，防止小錯釀成大錯。健全和完善質詢制、問責制和罷免制，嚴格執行黨政領導幹部辭職制度。把黨內監督與黨外監督、紀律監督與法律監督、專門機關監督與群眾監督結合起來，充分發揮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形成監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保障人民群眾的批評、建議、檢舉、控告等權利，建立舉報激勵機制，鼓勵實名舉報。提高依法執紀、依法辦案的能力。堅持依法執紀、依法辦案，是貫徹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紀檢監察機關要認真學習憲法和法律，學習黨章和其他黨紀政紀規定，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和紀律意識，把依紀依法的要求貫穿到紀檢監察工作的各個方面。要貫徹從嚴治黨的方針，嚴明紀律，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辦案規律，正確運用政策和策略，正確運用紀律和法律手段，創新辦案的方式方法，不斷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保障被審查人的合法權益，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綜合考慮辦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加強紀檢監察機關與其他執紀執法機關的協作配合，加強垂直管理部門的紀檢監察機構與地方紀檢監察機關的協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協查機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職責。建立健全查辦案件的內部制約和監督機制，嚴格辦案程序和要求，建立執紀辦案工作責任制，加強對執紀情況的監督檢查，保證嚴格依紀依法履行職責。
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深入開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級紀檢機關進一步提高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的能力。要堅持和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支持和參與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提供組織保證。針對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傾向性問題，深入研究，通盤謀劃，提出對策和建議，並協助黨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項工作的落實。認真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切實抓好責任分解、責任考核、責任追究三個關鍵環節，對黨風廉政建設方面的失職行為，依據有關規定嚴格追究責任。進一步規范組織協調的內容和程序，推進組織協調工作制度化。加強與各職能部門的聯系，妥善處理與各職能部門的關系，發揮各部門的職能作用，進一步形成全黨全社會抓黨風廉政建設的良好局面
參考資料：http://www.bgy.net.cn/archiver/?tid-13.html

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段的先鋒隊，它的性質和宗旨決定，反對腐敗，保持廉潔是其一貫主張和應盡天職。在70多年的光輝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開展了同黨內出現的腐敗現象的堅決斗爭，並在長期反腐敗斗爭的實踐中經受住了考驗。回顧黨反腐敗的歷史。總結黨反腐敗的經驗教訓，對推進當前反腐敗斗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後，就對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一直高度警惕，並在實踐中堅持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縱觀黨的反腐敗斗爭歷程，大致可分以下幾個階段：
1、我們黨執政以前的反腐敗斗爭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我們黨雖然在根據地和解放區內建立了政權，有了局部執政的經驗，但總的來說，還處在被壓迫，被圍剿的無權狀態，不具備權錢交易大規模發生的客觀條件，再加上我們黨在主觀上注重從嚴治黨，堅持反對腐敗，所以腐敗現象並不嚴重，廉政建設的任務比較輕，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顯著，建設起了與國統區的腐敗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解放區廉潔政府。極大地爭取了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一時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過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克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增強黨員、幹部對腐敗現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風即是這方面的範例。（2）注重法規建設，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紀律檢查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1926年8月4日，又發布了我黨最早的有關反腐敗的文件——《關於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布了《關於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第26號訓令。1939年，陝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目在500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領導廉潔自律。在民主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廣大黨員幹部，艱苦樸素，為政清廉，起到了模範帶頭作用。
2、建國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地位和和平建設的環境，一方面為我們黨提供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同時也便於我們黨面臨脫離群眾乃至腐化變質的危險。為經受住執政考驗，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強反腐敗法規建設。1952年3月，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制定了《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決定》和《關於追繳貪污分子贓物的規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並公布了《懲治貪污條例》，這一專項懲貪法規在以後多年的反腐敗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2）開展整風，整黨。1950年下半年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重點是解決各級幹部的作風問題。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黨，解決了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3）開展「三反」運動。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共查處了有貪污行為的幹部120多萬人，其中貪污一千元以上的10萬多人。受到刑事處分的腐敗分子有4萬多人。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被處決。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國初期腐敗現象滋長的勢頭，基本上實現了廉潔政治，從而使五十年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黨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3、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反腐倡廉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們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同這種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個別黨員，幹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為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克服消極腐敗現象。黨中央採取了以下措施：（1）整黨整風，這一時期為克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先後進行了四次大的整黨整風，包括1957年的整風，1958年開展的整黨整社，1961年的農村整風和「四清」運動中的整黨。（2）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60年在農村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斗爭，處理了農村部分幹部中存在的貪污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貪污和行為」的幹部占幹部總數的20％之多。有擴大化傾向。1963年2月，中央又決定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來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變成了一場遍及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誤傷了不少幹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得出了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結論。
（3）建立幹部定期參加生產勞動制度。1958年2月，中央發出了《關於下放幹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出現了幹部下放勞動的熱潮，密切了干群關系，但也開始出現形式主義和極端化的做法，從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們黨是重視反腐敗斗爭的，並把反腐敗斗爭做為一件大事來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敗現象的滋長，但由於缺乏經驗，仍然簡單沿用民主革命時期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的老路子，並從階級斗爭的角度認識和處理黨內的消極腐敗現象，因而存在反腐敗擴大化的傾向。
4、「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澤東的主觀設想來說，是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顯的克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願望。毛澤東希望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揭露黨內的陰暗面，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理論，並過於誇大了陰暗面，採取了「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得不陷入誤區。其基本失誤是：（1）對黨內消極腐敗現象的估計過於嚴重。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農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工廠企業里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不在工人群眾手裡，黨內已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對黨內形勢的嚴重估計，必然會使反腐敗斗爭擴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對消極腐敗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認為以前那種由黨委領導群眾運動的方式已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用這種不要黨委領導的「大民主」方式反腐敗，只會助長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的錯誤，不能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窮，搞「窮廉法」。腐敗現象的產生有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對腐敗，除了加強思想教育外，還要處理好廉政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鏟除腐敗現象滋長的物質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窮。並認為富則修，把富裕當作是腐化的物質基礎，使反腐敗帶有嚴重的禁慾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極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做法極端化，把它變成了造反派排擠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來意義。總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內亂，而且作為一場反腐敗的實踐也是失敗的。盡管由於擴大化的階級斗爭的高溫高壓的作用，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後門」為主要特徵的不正之風和組織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卻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普遍蔓延。
5、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幫」後，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的反腐倡廉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遏制腐敗現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時，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也會從體制上堵塞腐敗現象滋生的漏洞，因此，從總體上說，改革開放有利於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策上和法規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使得反腐倡廉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復雜。在新的時期，我們黨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繼承發展過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時，摒棄以前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強紀律檢查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和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重新恢復，並成立了各級行政監察機構，對廉政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2）完善反腐敗立法，1982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是一部懲腐的專項法律。1987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又通過了《關於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規定》，標志著我國肅貪法律的完善化。（3）實行「從嚴治黨」的方針，黨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強自身建設的條例和規定，如《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等等。（4）開展專項反腐敗斗爭。1982年4月，國務院作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後，開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反腐敗斗爭，集中打擊和解決幹部索賄受賄，投機倒把，套匯、走私等問題，取得了較大成績。1989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聯合發出《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額內自首坦白的公告》，監察部也發出了《關於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人員限期主動交代問題的通告》。這兩個《通告》發出後也開展了一場專項反腐斗爭。
（二）
總結我們黨反腐倡廉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我們黨開展反腐敗斗爭，主要遵循的是這樣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法制建設懲腐。這實際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項大思路，應該說，這三項大思路，仍然是我們今天反腐倡廉應該遵循和借鑒的。但我們在遵循和借鑒時，應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揚棄。
第一、不再搞運動，但要發動群眾造聲勢。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在反腐敗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中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強調要相信群眾，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但在發動群眾的方式問題上，毛澤東簡單沿用了在革命戰爭時期十分有效的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群眾迅速發動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產生明顯的震懾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會主義時期，頻繁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後果，如助長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黨的領導，混淆政策界限，挫傷群眾積極性等，造成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歷史經驗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反腐敗，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提出，當經濟建設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敗現象干擾時，「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麼政治運動」但反腐敗時不再搞群眾運動，並不等於不要發動群眾參與。作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動員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定聲勢，以達到徹底揭露和打擊一切腐敗現象，教育全體黨員和人民的目的。這就需要運用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等多種手段，啟發群眾的覺悟，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全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大環境，使腐敗現象無法隱藏，都能得到應有的懲處。
第二，既要從嚴治黨，更要有制度保證。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重視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示範帶頭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由於我們黨從嚴治黨，高級幹部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大大推進了黨的廉政建設。現在和今後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需要高級幹部的以身示範。但歷史經驗表明，單靠用懲治手段從嚴治黨，從嚴要求高級幹部，雖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和政府的反腐防變問題，也不能使黨和政府長久地保持清正廉潔形象。要從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敗現象。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許多情況表明，有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就能夠有章可循；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及人民群眾對領導人的監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證，因此，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向法制化軌道：既治標更治本。這就要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權力約束和監督機制，使憲法監督、司法監督，黨紀監督、行政監督有足夠的權威和效能，每時每刻地發揮作用，對各種腐敗現象予以鐵面無私的查處。
第三，既要重視思想教育，也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將治貪與治窮相結合。通過整風、整黨等形式加強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牢固地樹立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既是抵禦腐朽思想侵蝕的堅固防線，又是保持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時候，加強思想教育防腐的優良傳統都不能丟。但要使反腐敗斗爭取得成效，還必須消除腐敗現象賴以滋生的物質匱乏的經濟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而不能幹擾它，沖擊它，因此，新時期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使反腐敗斗爭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並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反腐敗斗爭不斷向前推進。
第四，既要重視專項斗爭，也要重視經常性工作，努力把階段性戰役和長期斗爭結合起來，縱觀歷史上的反腐敗斗爭，可以看出反腐敗斗爭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即經過一段時間腐敗現象有所滋長後，即開展一次階段性戰役，打擊腐敗現象，過一段時間後再開展一次，這說明，腐敗現象具有頑固性的特點，不是一兩個階段性戰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不能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反腐敗斗爭既要有緊迫感，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進行，不斷抓出階段性成果，又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注重經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間斷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氣，等到腐敗現象嚴重後再來開展反腐敗斗爭。尤其是在日前新舊經濟體制的轉軌時期，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某種無序狀態會造成腐敗現象的多發性，為了有效地遏制腐敗現象的蔓延，更要把階段性戰役與長期斗爭結合起來，掌握反腐敗斗爭的主動權。
第五，要把反腐敗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結合起來，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效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反腐倡廉的實踐表明，在新舊體制過渡時期，由於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行政權力，計劃權力對資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開始時不完善，漏洞較多，這就使以發展市場經濟為名搞權錢交易腐敗分子有機可乘。一項新的改革措施出後，可能誘發出一些新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如價格雙軌制下出現「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後土地審批部門出現的大量問題，以及金融、房地產、期貨市場上的一些經濟犯罪現象，表明腐敗發生的熱點部位和表現形式會隨改革進程不斷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時，要根據腐敗現象的動態性特點，同時考慮廉政建設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制定對策，制止那些打著改革的旗號搞權錢交易的現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設的雙重效果。
當前，我們黨正在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我們相信，只要認真吸取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並依據新時期的歷史條件探討和提出反腐敗和對策，並持之以恆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

② 廣發行僑興窩案，銀監會是怎麼處罰的

廣發銀行違規擔保案件監管立案調查和行政處罰工作已基本結束，銀監會對整個涉案的銀行業機構共處罰金逾20億元，在廣發銀行百億不良資產虛假出表、四處騰挪的窟窿曝光一年後，銀監會對全部涉案銀行業機構作出嚴肅處罰。這是一次銀監會重拳整肅銀行亂象、以重塑銀行紀律的舉措。

這些銀行也都牽涉廣發銀行違規擔保案。至此，廣發銀行違規擔保案件監管立案調查和行政處罰工作已基本結束，銀監會對整個涉案的銀行業機構共處罰金逾20億，創下歷史紀錄。

③ 這是什麼錢

不算錢了，屬於古董品。現在俗稱為奢侈品。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使用貨幣的歷史長達五千年之久。中國古代貨幣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先後經歷了五次重大的演變：

1、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商朝以貝作為貨幣。在中國的漢字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從「貝」。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需求量越來越大，海貝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商朝人們開始用銅仿製海貝。銅幣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一次重大演變。隨著人工鑄幣的大量使用，海貝這種自然貨幣便慢慢退出了中國的貨幣舞台。

2、由雜亂形狀向統一形狀的演變。從商朝銅幣出現後到戰國時期，我國的貨幣形狀很多。戰國時期不僅各國自鑄貨幣，而且在一個諸侯國內的各個地區也都自鑄貨幣。以趙國的鏟幣、齊國的刀幣、秦國的圓形方孔錢、楚國的蟻鼻錢較著名。秦統一中國後，秦始皇於公元前二一○年頒布了中國最早的貨幣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規定在全國范圍內通行秦國圓形方孔的半兩錢。貨幣的統一，結束了我國古代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一次重大演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這種圓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續到民國初期。

3、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漢初，聽任郡國自由鑄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文帝時「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於是「盜鑄如雲而起」。這既造成了貨幣的混亂，又使富商大賈操縱鑄幣權，富比天子。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收回了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五銖錢成為當時唯一合法貨幣。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一管理，這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一次重大演變。此後，歷代鑄幣皆由中央直接經管。鑄幣權收歸中央，對穩定各朝的政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4、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秦漢以來所鑄的錢幣，通常在錢文中都明確標明錢的重量，如「半兩」、「五銖」等等（二十四銖為一兩）。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淵決心改革幣制，廢輕重不一的歷代古錢，取「開辟新紀元」之意，統一鑄造「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一反秦漢舊制，錢文不書重量，是我國古代貨幣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開元通寶」錢是我國最早的通寶錢。此後我國銅錢不再用錢文標重量，都以通寶、元寶相稱，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後的「民國通寶」。

5、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北宋時，隨著交換的發達，貨幣流通額增加，北宋太宗時，年鑄幣八十萬貫，以後逐漸增加。由於鑄錢的銅料緊缺，政府為彌補銅錢的不足，在一些地區大量地鑄造鐵錢。據《宋史》記載，當時四川所鑄鐵錢一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在四川買一匹羅（絲織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鐵錢。鐵錢如此笨重不便，北宋創印的紙幣「交子」就在四川地區應運而生。宋真宗時，在政府的許可下，由成都十六家富戶共同經營。「交子」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金屬貨幣向紙幣的一次重要演變。「交子」不但是我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使在流通中要分割和鑒定成色的金屬稱量貨幣逐步不適應，而被金屬鑄幣所取代。

從春秋時期進入金屬鑄幣階段到戰國時期已確立布幣，刀貨，蟻鼻錢，環錢四大貨幣體系，下作簡介。

1、中原地區即趙、韓、魏三國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幣。布幣脫胎於青銅鏟形農具「」和「布」同音假借。春秋時期的布幣主要是空首布即有裝柄的空心銎。而戰國時期的布幣主要是平首布，即相對「空首布」而言，已無裝柄中空的銎，而形似鏟狀銅片，布幣形制大致分平肩，聳肩，圓肩和方足，尖足，圓足等類別，最一般由平肩平底布或平肩方足向聳肩尖足布，圓肩圓足布演化，地區後擴展到楚國和燕國等地。

2、東方的齊國和北方的燕國主要使用刀幣。刀幣分「燕明刀」和「齊刀化」二大類型。刀幣形狀取象於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漁獵用的刀類工具。由於齊刀面有「化」字文而稱「刀化」。刀貨形狀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國早期一種青銅鑄幣。

3、西北方的秦國獨用環幣，其形製取象於紡輪或玉壁演化而來。環幣分圓形圓孔和方孔兩種。戰國時期即較早鑄行的是圓形圓孔，後秦惠文王，秦始皇鑄圓形方孔「半兩」錢。圓形環錢是方孔錢的原始狀態。

4、南方楚國鑄幣銅貝稱蟻鼻錢，由貝幣演化而來。銅貝錢文「」形似鬼臉，為「貝化」二字組合。蟻鼻喻小，意即小錢。楚國有文銅貝鑄幣俗稱「鬼臉錢」、「蟻鼻錢」。楚國除蟻鼻錢外，還有黃金稱量貨幣，是戰國時期唯一以黃金為流通貨幣的國家。

總之，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四大貨幣體系分別由刀、鏟、紡輪等勞動生產工具演化而來，由此可見當時各地征戰、漁獵、制陶，紡織與貿易往來等經濟生活地區特色與社會風貌。同時形成四大貨幣區也是諸候割據的產物。隨經濟與商品交易發展。各國貨幣互相流通，要求並相應促進幣制出現統一與標准化趨勢。

三、歷朝綱錢沿革

綱錢指國家或地方政權法定發行的一類錢幣。由一種綱錢的不同版別派生出「目錢」。綱舉目張，構成錢幣的統系。以綱錢為線索可了解貨幣沿革史；以目錢為線索可涉足古錢幣鑒賞與考古。下文主要由歷朝綱錢沿革解讀古代相關的政治，經濟與歷史變幻。

綱錢體系從秦漢到明清可分二大階段。第一階段：秦漢與隋唐以銅鑄幣為主，是以秦「半兩錢」和漢「五銖錢」為主幹銖兩體系階段。第二階段唐宋到明清除了鑄幣出現年號，寶文體系有別於前銖兩體系外，還出現紙幣與銀本位體系，下分敘。

（一）秦漢「半兩錢」

秦統一六國後，政治統一要求經濟統一作基礎，秦始皇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在統一文字，度量衡同時，也統一了貨幣。規定以「黃金」為上幣，以鎰（20兩）為單位，以圓形方孔銅錢為下幣，以半兩為單位。錢文「半兩」與實重相符，這種方孔圓錢從此成為中國貨幣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為何取這種形制呢?主要是環形便於攜帶，而方孔穿繩索銅錢不易旋轉，可防磨損。也有人認為這種形製表達了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秦朝方孔圓錢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貨幣。

鑒別戰國和秦朝的「半兩錢」可從書法入手。戰國幣錢文「半兩」為大篆：而秦朝幣錢文「半兩」為小篆。相傳秦幣由宰相李斯所書。大概受此影響，秦朝之後的錢文大都出自達官貴人或書法名家之手。宋朝還出現皇帝御書錢。中國古錢幣與西方貨幣的區別之一是中國古錢版面以錢文為主，流通幣極少有圖案為主的，而西方貨幣則以動植物，人象等圖案為主。古錢上的書法藝術為另一話題當別論。

據說秦始皇為防備百姓造反收天下兵器鑄十二金人。這勢必影響銅錢的鑄量。因銅價極高，貨幣流通量不足，故秦半兩錢價值很高。漢初發生「秦錢重（價高）難用」問題。漢承秦制沿用半兩錢，但劉邦當皇帝時國家很窮，改鑄了許多小錢，先後出現「榆莢半兩八銖半兩，四銖半兩等。一兩為二十四銖，因對秦半兩大幅減重，「半兩」名實不符。尤其是一種小半兩，形似榆樹果實而稱「榆莢半兩」重不足1克，直徑不足1厘米。漢還允民間私鑄與郡國鑄幣，引起幣制紊亂與通貨膨脹，至漢武帝大改幣制。

（二）漢「五銖錢」與沿革

1、漢武帝首創「五銖錢」。

漢武帝即位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急需開辟財源。同時郡國自由鑄錢，造成幣制混亂，物價上漲，威脅中央財政。於是漢武帝公元前118年下令廢除漢初郡國制幣權，改由中央統一鑄幣。設「上林三官」即鍾官（掌鑄錢）、辨銅（掌原料）、均輸（掌制范），組成中央鑄幣機構負責鑄造五銖錢，也稱上林錢和三官錢。五銖錢質量高，改變了貨幣混亂現象，有利於中央集權和經濟發展。從漢武帝起歷西漢，新莽，東漢，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共七百多年。五銖長期為歷朝法定貨幣。因五鐵錢輕重合宜，中國以「五銖」為主要形制的方孔圓錢還影響日本、安南、朝鮮等國。而泰國現在的貨幣單位仍稱「銖」與此不無關系。

2、新莽幣制大亂與鑄錢精品問世。

西漢晚期，王莽建新朝，托古改制，濫發貨幣。如：「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後為解決經濟危機而鑄行的一種大錢。「泉」是「錢」字的借用。王莽相信緯學說，在他奪取劉姓天下後，為諱忌「劉」字，劉字由卯、金、刀三字組成，故錢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漢五銖錢重量的二個半，卻要當五十個五銖錢用。意味著每發行一枚大錢就要從百姓手中奪走四十七個半五銖錢財富，這必然引起人民不滿，於是民間仍用五銖錢交易。為此王莽以重刑酷法規定：凡敢私藏五銖錢者將作為犯人充軍戊邊。由幣制混亂可見王莽統治不得人心，必垮無疑。此外還有一種大錢名「刀平五千」即一枚大錢當五千個五銖錢。如此大額錢幣必有人冒死偽造。為防盜鑄私錢，除頒行刑法重治外，另創造了一種新幣形，即把古代刀幣和圓錢結合，創造出世界上第一枚雙色金屬錢幣。為防假私鑄而使「大泉五十」、「刀平五千」等官行幣「做工精絕」，這一扭曲風情也令後人千年嘆息。

東漢恢復西漢以來的五銖錢制度，到東漢末年，董卓進京毀五銖錢，更鑄小錢，引起通貨膨脹，貨幣制度再陷混亂。

3、「六朝五銖」劣錢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分裂時期，戰爭頻繁，政局動盪，社會經濟遭破壞，史稱此時「錢法大壞」。為了省銅，五銖錢越做越小，有「鵝眼」、「雞目」之稱，更有剪鑿邊圈，稱剪邊五銖，一枚錢改二枚，面額卻大，百當千用。錢幣界把這一時期五銖錢統稱為「六朝五銖」。六朝即建都南京的三國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六個朝代。這一時期五銖錢除鑄造粗劣且錢文革率、筆畫不全。有將「五銖」寫成「五金」者，也有寫成反文「銖五」的。但期間五銖錢也有個別例外的，如北魏「太和五銖」，「永安五銖」，史稱「重如其文」，質量上乘，不僅使人想到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成功改革。

4、隋朝「五銖錢」與傳聞。

隋代隋文帝鑄造「開皇五銖」結束了漢末以來三百多年錢制龐雜局面，這也是最後一個使用五銖錢的朝代。隋煬帝暴政，有人辯認隋「五銖錢」五銖的「五」即「X」字左邊加豎|為「|X」，放倒後似為「凶」字。於是有人說是隋的凶兆，預示其滅亡為時不遠了。故隋朝「五銖錢」較好辯認。其實這種寫法北魏也曾有過，這不過是老百姓藉此詛咒隋暴政而已。

（三）唐朝起方孔圓錢由銖兩體系轉變為以「文」為單位的年號、寶文體系，沿革兩宋至清，這是貨幣發展的第二階段。

1、唐高祖首創「寶文」「年號錢」

唐代是一個經濟文化都發達的強盛朝代。據考唐高祖武德年間621年鑄行「開元通寶」錢，結束了秦漢以來以重量銖兩定名的錢幣體系，而開創了唐宋以後以「文」為單位的年號，寶文體系銅鑄幣。「開元」有創始，首創之意，「通寶」即流通的寶貨。其在重量單位上有大突破，古代衡法二十四銖為一兩。「開元通寶」開創十進位制，每枚重二銖四為一文錢，積十文錢重一兩，即十錢一兩「以錢代銖」。開元通寶在唐代鑄行二百多年而使幣制長期穩定。唐以「文」計數，以錢兩為重量單位的寶文錢體系沿襲到清朝歷時千年。另相傳唐高祖鑄行的「開元通寶」由初唐書法大家歐陽間所書的增文采，被譽書法幣。

安史之亂後，唐肅宗為對付財政困難、鑄造大錢，稱「乾元重寶」。這是最早稱「重寶」的錢，一文重寶當開元錢十文，引起通貨貶值，物價飛漲，盜鑄嚴重，人心不安。至晚唐唐武宗廢佛，取佛銅大量鑄「會昌開元」錢，使延續了半個世紀的通貨緊縮現象才有所緩和。「乾元」，「會昌」均為紀年。

五代十國是軍閥割據混戰分裂時期，由於政權林立，貨幣五花八門，是一個貨幣混亂時期。幣材除銅外還有錫、鐵等。大額錢幣當十當百，甚至當千當萬流行。錢制的混亂復雜反映出割據戰亂帶來的經濟惡化。

綜上所述，銅鑄幣方孔圓錢從銖兩體系轉變為年號，寶文體系為貨幣發展一大轉折時期。

（四）兩宋到明清除銅鑄幣外，還產生了紙幣與銀本體系為貨幣發展的又一轉折時期。

1、兩宋「年號錢」、「御書幣」與「紙幣」

兩宋的銅鑄幣以採用年號為顯著特點。據考證年號首創於漢武帝，而「年號錢」始於十六國時四川成都李壽的「漢興錢」。最後一枚年號錢為袁世凱復辟帝制鑄行的「洪憲元年，當十銅元。」此錢隨袁世凱垮台，存在不到四個月。「年號錢」因鑄有年號，標明鑄造時間，使人在考證古幣年代時可一目瞭然，這在錢幣形式發展上是一個進步。歷朝年號錢中宋、明、清三朝的錢幣最容易收集。

另外，歷代書法中要數宋朝見著。相傳宋神宗元豐年間所鑄元豐錢有篆、隸、楷、草四種書體，其中蘇東坡手筆的隸書錢文沉著、豪邁，被稱「東坡元豐」。宋哲宗年間司馬光和蘇東坡用篆、行兩種書法寫過對文錢「元裕通寶「。使宋朝流行書幣幣對文錢。擅長書法的皇帝耐不住寂寞，也往往在錢文上一展身手。由皇帝書寫的「御書錢」，據考證第一人為宋太宗趙炅，而歷代皇帝中書法成就最高為宋徽宗趙佶。他治國安邦無能，「靖康之恥」與兒子欽宗一起被擄為金兵俘虜。但對琴棋書畫情有獨鍾，尤其是書法「瘦金體」鐵畫銀鉤，別具一功。宋朝書法幣見著與皇帝身體力行推崇不無關系，尤其是年號御書錢流行。此錢文風到明朝有變。明代中葉開始錢文都出自匠人之手，字體呆板，不講布局結構，談不到書法藝術了。

兩宋時期鑄幣銅鐵錢並行，因銅器比銅幣值錢，有毀錢鑄器現象，少見銅錢而出現鐵錢。另外隨經濟重心南移，貨幣流通擴大，兩宋產生的紙幣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紙幣。這紙幣是一種象徵性貨幣，它是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與造紙和印刷技術的進步也有關。北宋的紙幣主要有交子，南宋有會子、關子。交子、會子都是當時對票據、證券、況換券類的俗稱。而幣值是否穩定成為經濟財政局勢的晴雨表。

遼、宋、西夏等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與漢族交往中受中原經濟文化影響，除了使用唐宋所鑄銅幣外，也發行過民族文字與漢文類銅鑄幣。

2、元代幣制以紙幣為主

元代曾鑄行過少量銅錢，但貨幣主要流通紙幣。這在中國古代是較突出的。元代的紙幣稱為鈔。原鈔本不許挪用，紙鈔發行量有嚴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敗，皇室奢侈，軍費開支浩大，財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好靠濫發紙幣來彌補，引起物價飛漲。加上黃河改道泛濫，天災人禍，故稱「開河變鈔禍根源」，可見濫發紙幣與元朝滅亡很有關系。

3、明朝由紙幣政策轉以銀為主，以錢為輔的體系。

發行紙幣在貨幣史上雖是一個進步，但歷代統治者無不利用它來剝削，掠奪人民而使紙幣紙策崩潰。如明朝初朱元璋就推行紙幣政策，發行「大明寶鈔」與銅錢並用。但大明寶鈔不定發行限額，也沒准備金，很快就導致通貨膨脹，故明中葉嘉靖年後，寶鈔已不能通行，民間主要用白銀和銅錢。如明朝「班匠」以銀代役、僱工工資，富豪積家產等都主要用銀量了。銀量被鑄為一定標準的銀錠從元朝開始，從元朝至元年間開始，銀錠自名「元寶」，這是中國稱銀錠為「元寶」的開始。同時民間流行銅制錢，質材由青銅轉黃銅，鑄行以年號為號的通寶錢。

4、清朝銅錢，紙幣和機制幣

清代銅錢沿用明朝的制度，主要鑄行小平錢。清代銅錢中以咸豐錢最為復雜，錢文有通寶、重寶和元寶之分，面值不同，錢局不同。清朝民間商務大數用銀，小錢用錢，錢、銀並行。

清初一百年以銀錠為主幣，征稅一兩以上必須收銀，清朝各州縣每年分夏，秋兩季徵收田賦，完糧必須是足銀。因中央不鑄造統一流通銀兩，民間使用的銀子未必是足銀，各地銀錠形式、成色、平碼不同，因此每逢納稅前由銀匠和銀鋪將民間散銀熔鑄成足銀上當。一些銀匠勾結吏役趁機在銀兩成色，分量上苛剝百姓，造成許多復雜的社會問題。

清朝後期銀錠開始向銀元轉化。明朝中葉起，在對外貿易中外國商人用他們的銀元購買中國絲、茶、瓷器等，使各種外國銀元開始在中國流行。到清道光年間，從簽不平等《南京條約》開始，賠款用的銀元都是「洋錢」，當時中國本國還沒銀元。庫存洋錢不足抵銷數目劇增的對外賠款，於是迫使清末政府開始自己鑄造銀元。中國最早的機制洋式銀元為光緒年間的「光緒元寶」，俗稱「龍洋」，因銀元背面一般鑄有龍紋而得名。同時出現機制銅元，又稱「銅板」。機制銀幣和銅元的出現對中國傳統的銀兩貨幣和方孔圓形為主的銅錢制是一種巨大沖擊。

清代發行的紙幣品種復雜，有官鈔和私鈔之分，官鈔即由官府金融機構發行，私鈔由民間金融機構發行，紙鈔又可分銅錢票（可兌換方孔銅錢）、銅元票（可兌換銅元）、銀兩票（可兌換白銀）、銀元票（可兌換銀元）四種。發行紙幣開始有庫銀准備金、鈔本來憑證。

④ 關於機關單位正風肅紀的心得體會

要清廉呀

⑤ 鄧論試題

計劃經濟體制(Planned [Command] Economy或Planning Economy)
【計劃經濟被廢止的原因】
本觀點內容全部摘抄自《金融學原理》，有稍微改動和整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一書都深刻地論證了自然經濟的特徵：①以生產條件公有為基礎。②以生產者的人身依附關系為基礎。③公社的機構顯示了有計劃的分工。④公社成員所需要的各種生活用品僅僅是產品，不是商品。⑤完全的生產經濟，基本沒有交換經濟。⑥勞動的自然形式是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形式。⑦在自然經濟中，有時也有一定規模的協作和聯合，但是這種協作和聯合是以直接統治關系為基礎，不是以參加者的利益為基礎。
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早已被廢止，但是對計劃經濟被廢止的原因仍然值得研究。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但是大部分人沒有深入理解這句話的含義。通過對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的研究，我們發現，原來計劃經濟是一種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帶有自然經濟色彩的、落後的經濟體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生產條件完全由國家或集體所有，即生產資料和土地完全歸國家所有。土地是國家的土地，工廠是國家的工廠，銀行是國家的銀行，甚至個人本身也沒有什麼自主權，一切由國家安排，這種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和自然經濟的所有制實現形式何其相似！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沒有任何獨立性，完全依附於政府和其所在單位。無論在農村，還是在城市，個人對單位的依附，就像單個蜜蜂離不開蜂群一樣。那時的生產和生活以個人尚未脫離人民公社和城市的企事業單位的臍帶這一事實為基礎。我國成為一個個人單位化、單位行政化、生活政治化甚至軍事化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自由、平等、所有權和自私自利的商品交換關系完全不存在，只有嚴格的等級制度關系。任何個人離開了土地，離開了單位，就無法生活了。而且每一個人除了與自己單位的人們發生關系以外，很少與外界其他人有聯系了。更重要的是，人在單位與單位之間很難流動，在城市之間、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就更困難了，至於在國與國之間流動就更是連想都不敢想了。這和自然經濟下的人對氏族公社的依賴性沒有多大差別！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機構顯示了有計劃的社會分工。計劃經濟體制是一個典型的政企不分、政企合一的體制。社會分工十分細微，相當嚴密，但這種分工不是有市場交換自發形成，而是由政府機構的權威決定的。這和自然經濟的分工確有相同之處！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關系是清清楚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每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及與他人的關系是由該人在單位的行政地位所決定的，在那裡，官階大小明明白白，上下尊卑一目瞭然，每一個人收入的多少完全由級別決定，此外，基本上沒有其他的收入。所以，人與人的關系就是純粹的人與人的關系，一點也不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絲毫不被貨幣關系所迷惑。可見，計劃經濟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多麼具有自然經濟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色彩！
計劃經濟基本上是生產經濟，貿易處在無足輕重的地位。在計劃經濟下，產品就是產品，不是商品。即使有一部分產品到了別人的手裡，變成了別人使用的物品，這些物品仍然是產品，不是商品，因為這些產品不是通過市場而是通過政府計劃轉到別人手裡，不是由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商人之間、商人與消費者之間交換變成商品的。那時，也有貨幣，也有商店，也有銀行，也有買賣行為。不過那時的貨幣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貨幣實際上成了政府按級別發放給個人的領物憑證。貨幣一旦離開了政府發放的其他票證，在很多場合基本上沒有購買能力了。商店並不是低價買、高價賣，追求利潤的企業，僅僅是按政府計劃向社會各階層的人分配有用物品的機構。買賣行為與其說是買賣，倒不如說是一種領取行為。因為人們拿著政府發給的錢票和其他票證，只能按國家規定的數量購買，多一點都不行，如果說那是購買也是十分牽強附會的。貨幣基本上失去了作為貨幣所具有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更沒有作為資本所具有的自行增值、自我增加的功能。那時也有銀行，但是那時的銀行並不具有現代銀行所具有的結算功能、社會資本總管理人的功能、宏觀經濟神經中樞的功能及其他功能，利息一點都起不到調節宏觀經濟杠桿的作用。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我們過去的銀行是貨幣發行公司，是金庫，不是真正的銀行。」可見，計劃經濟的生產體制和貿易體制多麼具有自然經濟的特點！
勞動的自然形式直接成為勞動的社會形式。今天，幾乎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懂得，在市場經濟下，或者說，在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下，每個人、每個企業所從事的生產勞動是否具有社會性，主要看他的勞動產品是否能夠賣出去，轉換成貨幣，成為別人或別的企業的有用物品。只有生產的產品能夠賣出去，轉換成貨幣而花費的勞動才是社會勞動，否則，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轉換不成貨幣，即使花費的勞動再多，也是私人勞動，也是對社會沒有用的勞動，當然，也就不具備社會性。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只要你是人民公社社員、工廠工人、政府機關職員或幹部，也就是說，不管你從事什麼勞動，不管你生產的產品是否賣出去，是否轉化為貨幣，你都會無憂無慮地領到一份工資或分到一份實物。個人沒有失業的憂患，企業沒有破產的危險。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產品直接成為社會的產品，企業也直接成為社會的企業，這種勞動的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多麼具有自然經濟的模式！
在計劃經濟下，存在大規模的聯合和協作，但這種聯合和協作以直接命令為基礎，注重的是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忽視個體利益。馬克思於1851年8月2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嚴厲地批判了這種聯合。他寫道：「按照自我犧牲法則建立的聯合，為聯合而進行的聯合，是一種純粹宗教性的行為，是一種毫無積極意義的超自然的同盟，是一種神話。不能把聯合同必須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性基礎上發展的新的關系混為一談。聯合使締約者處於同等地位，是他們的自由服從於社會義務，使他們喪失個性。」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國特別強調和推行馬克思在這里嚴厲批判的按照自我犧牲法則建立的大聯合，為了聯合而進行的聯合，只對能力弱和懶惰的人有好處的聯合，使聯合者的自由服從於社會義務，使他們喪失個性的聯合。這種聯合的結果也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並沒有產生出好的結果，甚至是有害的。這些事情，都是中國人民所熟知的，無需用事實加以證明。因為這種聯合具有自然經濟下聯合的弊端！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僅僅被看成是勞動者，沒有被看成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經濟人。生產資料僅僅被看成是生產工具，沒有被看作是能帶來剩餘價值的價值。土地僅僅被看作勞動的對象，沒有當作能產生地租的資本。到這里，我們才能清楚認識到，計劃經濟是一個沒有虛擬經濟與之配合的單純的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是貨幣經濟、信用經濟，而貨幣和信用是經濟社會的血液。正如馬克思引用法國經濟學家杜爾哥的話所說的那樣：「資本的不斷預付和不斷流回，就是人們稱之為貨幣流通的東西。這種有用的和有成效的流通，賦予社會的一切勞動以生氣，維持政治機體的運動和生命。人們完全有理由把這種流通比作動物軀體內的血液循環。」難道我們改革開放以前實行的計劃經濟不像一個白血病患者嗎？難道好端端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起來卻缺乏生氣，不是因為貨幣供給不足、交換不夠、信用不發達、資本不流動所引起的嗎？難道計劃經濟和自身造血功能有問題、供血經常不足的白血病人還不相似嗎？毋庸置疑，這種帶有自然經濟色彩的計劃經濟是一種落後經濟。
馬克思說：「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馬克思這段重要的論斷確實為認識中國經濟發展史提供了一把鑰匙。中國的自然經濟幾乎持續了三千多年，從公元前209年，秦朝末年的陳勝吳廣大起義，到近代清朝的太平天國大起義將近兩千多年的歲月里，發生了數次農民大起義，引起中國的封建王朝不斷崩潰瓦解，不斷更迭時代，但中國經濟社會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的經濟體制確實不為政治領域的風暴所觸動，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社會一直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實事求是地說，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頭3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沒有改變，甚至，還有所加強。只是從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進行的改革開放，才把中國的自然經濟引向滅亡。是什麼力量把如此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引向滅亡的呢？是貨幣、是金融。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提出了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這三種經濟體制的思想。自然經濟是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另一個發展階段。貨幣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基礎，信用經濟是貨幣經濟的一種形式。馬克思還明確告訴我們：貨幣和信用「這兩個名詞都表示生產者自身間的交易職能或交易方式。」「因為人們在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這兩個范疇上強調的並且作為特徵提出的，不是經濟，即生產過程本身，而是不同生產當事人或生產者之間的同經濟相適應的交易方式。」按照馬克思關於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表示交易職能和交易方式的論斷，貨幣經濟的本質特徵是：貨幣是作為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發揮作用的。作為價值尺度，貨幣完全可以是觀念的、想像的貨幣。在交換過程中，所有商品的價值都通過人的頭腦、文字或語言轉化為計算貨幣，貨幣成為單純的、沒有任何價值的紙片、記號、符號。作為流通手段，在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僅有貨幣的象徵存在就夠了。可以說，貨幣的職能存在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可見，在交換中，曾經具有實體的金銀貨幣升華為觀念上的相向上的貨幣，只要在交換過程中發生的許多筆支付作為正數和負數互相抵消，那就根本用不著現實貨幣參與，就連紙做的價值符號也沒有必要參與其中，貨幣完全成了觀念上的記賬單位，即虛擬貨幣。所以說，貨幣經濟所強調的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的商品與貨幣的交換。
信用經濟的本質特徵是：貨幣不行使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職能，貨幣作為資本而行使職能。在借貸活動中，貨幣既不是作為貨幣，也不是作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說，它作為貨幣預付時，不是去交換商品，它作為商品預付時，不是為取得貨幣而出售，它是作為資本支出的，是為了取得利息而支出的。以經濟人之間相互信任為基礎，在法律約束下，貨幣作為價值額的獨立表現，在生產過程之外，僅僅通過借貸活動，就能自行增殖，自我增加，即產生利息轉換為資本。利息產生的一切中介過程都沒有，一點起源的痕跡都看不見，原有貨幣自行增殖所產生的利息似乎是從虛無縹緲中來的。因此，我們把這種貨幣自己生出新貨幣，自己對自己發生關系的經濟活動稱之為虛擬經濟。這種虛擬經濟活動反過來使勞動、生產資料和土地這三種看得見、摸得著，具有實體的生產要素能更好地、更有效地結合在一起，生產出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推動生產的發展，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這種在生產領域和貿易領域之外的，讓原有的貨幣自行生出新的貨幣的經濟現象就是信用經濟。
恩格斯於1892年和1893年兩次致信尼古拉·弗蘭策維奇·丹尼爾遜，都談論到在俄國應如何用貨幣經濟取代自然經濟的問題。恩格斯認為，法國自然經濟被貨幣經濟取代，是因法國人對貨幣的需求增加的結果。「美國從一誕生起就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的；美國是由那些為了建立純粹的資產階級社會而從歐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來的小資產者和農民建立起來的。而在俄國，基礎則是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是文明時代前的氏族社會，······在美國，貨幣經濟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經完全確立，而在俄國，自然經濟還是常規，幾乎毫無例外。」「因而，俄國就只能二者擇一：或者把公社發展成這樣一種生產形式，這種生產形式和公社相隔許多中間歷史階段，而且實現這種生產形式的條件當時甚至在西方也還沒有成熟——這顯然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或者向資本主義發展。試問，除了這後一條路，它還有什麼辦法呢？」「資本主義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請看它在西方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都清楚地指明，自然經濟是原始的、落後的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現代的、先進的經濟。
列寧和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錯，如果說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有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堅持了恩格斯所說的不應堅持，沒有放棄原始共產主義的自然經濟，沒有建立和發展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
毛澤東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創建了新中國，他的功績是無與倫比的。他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更沒有錯。如果說毛澤東主席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有失誤的話，那也就是建立和堅持具有原始共產主義自然經濟特色的計劃經濟。特別是他在晚年又提出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是產生資產階級的基礎，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的思想。毛主席這種堅持自然經濟、否定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的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嚴重的損害，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甚至把整個國民經濟推向崩潰的邊緣。
只有鄧小平同志，這位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深深地了解中國，深深地了解世界。它才是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貨幣理論和金融理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鄧小平同志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的國際地位，首先要考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後，但現在要做起。」又說：「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風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麼，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鄧小平同志還是一個善於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實幹家，他果斷地決定在中國放棄具有原始自然經濟特色的計劃經濟，史無前例在社會主義中國成功建立和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這才使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和平增長。
2003年10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說：「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形成以道德為支撐、產權為基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信用制度，是建設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條件，也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強全社會的信用意識，政府、企業單位和個人都要把誠實守信作為基本行為准則。按照完善法規、特許經營、商業運作、專業服務的方向，加快建設企業和個人的信用服務體系。建立信用監督和失信懲戒制度。逐步放開信用市場。」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和鄧小平的信用經濟思想的新發展。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定義】
★計劃經濟的概念--------
計劃經濟相對與市場經濟，是指一種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新型科學的社會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顧名思義就是有規劃、計劃地發展經濟。從而避免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不確定性等問題，給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復建設、企業惡性競爭、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地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產生社會經濟危機等問題。
計劃經濟是共產主義的經濟體系，它的建立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科學的保證。只有實現計劃經濟這一科學體系，社會經濟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弊端，才能達到社會經濟高速、平穩和健康的發展。
計劃經濟，或計劃經濟體制，又稱指令型經濟，是對生產、資源分配以及產品消費事先進行計劃的經濟體制。由於幾乎所有計劃經濟體制都依賴於指令性計劃，因此計劃經濟也被稱為指令性經濟。解決三個基本經濟問題的是政府，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而其中大部份的資源是由政府所擁有的，並且由政府所指令而分配資源的，不受市場影響。其餘的三種經濟體系是市場經濟體系、傳統經濟體系和混合經濟體系。
計劃經濟被當作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基本原理.這種觀點的邏輯推理是:社會化大生產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連結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而客觀上要求它們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體制一詞的來源】
「計劃經濟」體制這個概念出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寫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中說道：
「只要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無力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制度，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轉交給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
這話說了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表達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第二層意思表達了一個輝煌的夢想。
在殘酷的現實中，帝國主義演繹成為超帝國主義（如考茨基曾經預言的那樣），制定規則，避免戰爭，開始解決絕對貧困問題。
但世界上一部分人為了實現那個輝煌的夢想，先後破裂了第三第四國際，有了爭奪利益的各類戰事，如布達佩斯、布拉格、仰光等，曾經演義過的異國坦克進駐，以及科索沃與阿族之爭，等等；也有了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流血，如斯大林的肅反，波爾布特的清洗，等等。
列寧曾經自詡：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富首創精神的民族。這話說得極是。
俄羅斯人，由彼得大帝開始，率先推行了西方化的政治制度，那時，貴族與宮廷官員們紛紛學習法國話（《戰爭與和平》開頭就是一大段法國話），上行下效，從未有人說是崇洋媚外什麼的。葉卡捷琳娜時代，又有了農奴解放運動，這是一個國家自行解決國內矛盾的偉大舉措。隨後，俄國有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嘗試，二月政府的成立，脆弱而又純潔。接下來，列寧領導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蘇維埃國家，實行了人類歷史上從未實行過的計劃經濟制度。最後，因為種種原因，蘇聯解體，在驚心動魄的「休克療法」中，埋葬了計劃經濟制度。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在世界及中國發展過程】
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18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成果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以1848年《共產黨宣言》的發表為標志。馬克思所闡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有以下特徵：在經濟結構方面實行純粹單一的全社會所有制（即100%公有制）；商品經濟將消亡，一切勞動產品將成為社會統一分配的對象；經濟運行形式方面由一個社會中心用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來配置社會資源，組織整個社會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即100%計劃經濟）。
科學社會主義首先在俄羅斯得到了運用。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取得勝利，接著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蘇聯經濟體制採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國防工業，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發展，在蘇聯建國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並在二戰中依靠軍事工業取得了勝利。從此，馬列主義被奉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寶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同樣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奪取了政權。建國後，我國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國民經濟初步恢復後，毛澤東提出了「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改造農業」、「改造手工業」、「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到1957年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劃完成的時候，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絕對統治地位的100%計劃經濟體制。
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的左傾思想逐漸佔了上風，並先後發動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濟陷入徹底的混亂與倒退，但從本質上說，仍是一種完全的計劃經濟體制。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發，鄧小平和陳雲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並不矛盾的概念。
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立了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5年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實現奮斗目標的關鍵之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
自此，「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淡出歷史舞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深入人心，國家用宏觀調控的手段對市場經濟進行調節。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優點】
1、所有的人都有工作。
2、不象市場經濟那樣嚴重消耗自然資源的，是一種環保經濟。
3、貧富差距不象市場經濟那樣嚴重，身份等級差別也較小
雖然計劃經濟尚未摸索出形成價格的最佳機制，但隨著計算機技術(如MIS，ERP，網路投票）等的發展，計劃經濟很可能得以成功運行，迄今人類在這方面的實踐不僅不足以否定其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相反為其更好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計劃經濟是指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由國家按照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的統一計劃來管理國民經濟的社會經濟制度。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徵。實行計劃經濟，必須從國民經濟實際情況和自然資源特點出發，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有計劃地安排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發展比例關系，合理地分布生產力，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財力，搞好生產與需要之間的平衡，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以滿足國家建設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國從1990年初期開始，就逐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獲得成功的條件】
1，要有全面、准確、快速和及時的信息收集、加工和傳達系統。
2，勞動者和管理人員要有勞動和工作的積極性。
3，生產經營者要有決策權。
4，不允許無償侵佔他人的勞動成果。
[編輯本段][計劃經濟存在的弊端]
實行公有制就要強制地剝奪一切人的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經濟，就要求人們有高度的紀律性和螺絲釘精神，服從分配按計劃完成工作；基本人群要終其一生在一個單位工作和生活，以便於安排工作計劃和生活物資的供應計劃。生產單位和科研單位要按照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項目進行生產和科學研究，必須按計劃使用資金。在前後兩個五年計劃中間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發現和新發明，要在制訂下一個五年計劃時考慮是否納入計劃安排資金。
適應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必須是中央高度集權的、有龐大官僚機構來制定和執行經濟計劃、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來鎮壓一切反抗言行的國家。這樣的政治體制與人類追求自由和人權的本性相矛盾，就要求人們長期進行思想改造，要求人們做黨的『馴服工具』，『一生交給黨安排』。這樣就使人們長期生活在極端壓抑之中；國家機構越龐大，關系越復雜，辦事效率越低。關系人民的事情長年累月得不到解決。這樣就使人們生活在層層累積的不滿之中。生活在壓抑和不滿中的人們的積極性是可想而知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官吏必然是選拔的，因此結黨營私貪污腐敗越演越烈在所難免。權力的高度集中極易產生剛愎自用、昏庸無道、為所欲為、亂殺無辜的獨裁者。這些都在這些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出現了

三步走戰略 中國政府的經濟建設目標十分明確，這就是1987年提出的中國經濟建設分三步走的總體戰略部署：第一步目標，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現；第二步目標，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這也已在1995年提前完成；第三步目標，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

小康社會目錄[隱藏]

基本概念
歷史淵源
奮斗目標
發展歷史
豐富內涵
學術觀點
總體小康
全面小康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個基本標准 基本概念
歷史淵源
奮斗目標
發展歷史
豐富內涵
學術觀點
總體小康
全面小康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十個基本標准

⑥ 央行為何處罰非銀行支付機構

2018年7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稱，為貫徹落實加強金融監管的工作要求，整肅支付市場秩序，切實防範和化解支付風險，中國人民銀行於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分別對卡友支付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卡友公司）和付臨門支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付臨門公司）開展了支付結算業務執法檢查。

同時，為防範金融風險，兩家非銀行支付機構一年內有序退出嚴重違規區域的銀行卡收單業務。卡友公司退出貴州、海南、甘肅、河北、遼寧、黑龍江、浙江、湖南、吉林、寧夏、重慶、安徽、廣東（不含深圳）、廣西、上海、江西、陝西、江蘇、內蒙古、山西、湖北、新疆、福建、河南、西藏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銀行卡收單業務；付臨門公司退出四川省的銀行卡收單業務。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依據相關法律規定，持續加強支付結算市場監管，從嚴懲處支付結算違法違規行為，保障支付市場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

⑦ 新中國時期整頓和改造民族資本的金融機構，為恢復和發展經濟提供信用與保險的支持

新中國成立後，取締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沒收官僚資本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大大加強了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還實行了集中統一的財政金融政策。�1952年完成土地改革，消滅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制度。通過幾次物價斗爭和「五反」運動，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導地位。全國人民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懷著對新中國的美好憧憬和對人民自己的政府熱愛掀起了建設的熱潮，國民經濟順利地得到恢復和發展。

新中國建立初，毛澤東在對待帝國主義在華資本、國民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等重大問題上，運籌帷幄，有退有進，有理有節，展現了一代偉人的大氣慨大智慧，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1，接管城市

接管城市，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為新民主主義的城市，是中國革命的直接目的，但接管工作並非一帆風順的。這一方面是具體領導工作的人員對新情況不熟悉，另一方面也與當時有些人的頭腦中打江山坐江山、共產共有的思想有關。接管開始，一些地方的工商業受到一定的破壞，特別是民族工商業在個別地方基本處於癱瘓的境況。如在最初接管的井陘、陽泉等工業區，就曾發生過亂抓物資，亂搶機器的情況，使工業受到很大破壞，攻佔張家口後，不少幹部隨便往城裡跑，亂抓亂買東西，有的甚至貪污腐化。領導機關也放鬆了鄉村工作，引起部隊戰士和農村基層幹部的不滿。

對於在接管城市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在城市或鄉鎮破壞工商業，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並且他進一步提出對民族工商業要好好保護，「原封原樣，原封不動」。

為做好城市接管工作，毛澤東分析了形勢，決定以沈陽經驗為範例，在全國制定了接管大城市的方針，這就是「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快速完整接收城市的方針，並指出，為了做到迅速恢復秩序，穩當而不出現大的波動，要解決五個關鍵問題。首先恢復電力供應，沒有電的城市是死城，秩序無法控制，做好這項工作必須事先准備好相當數量的技工和幹部；迅速解決金融物價問題，保持市場穩定，辦法有收兌舊幣，介紹解放區物價表；利用報紙宣傳政策，穩定人心；妥善解決工資問題，採取發生活維持費，按原定底薪等級發工資等。

沈陽經驗為完整接收城市，盡快恢復生產提供了比較系統、可行的成功經驗，而平津接管工作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整個接管工作細致周密，為經濟的恢復發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礎。

再如說，對原有的經濟組織和企業機構，如鐵路、郵政、電信、銀行、工廠、礦山等，就不是打亂的辦法了，而是原封原樣接收下來，以後逐步進行改造，派去接收企業的負責人，也盡可能選擇准備留下來負責經營該企業的人員，承擔起在接收與將來管理的雙重責任，不使有「五日京兆」之心，以減少損失和浪費。

對舊人員實行留下來政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房子擠著住。」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把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人碗打破了，如果不給人家飯吃，人家就要另起爐灶。」對於官員的管理機構的裁減，毛澤東認為還是暫緩實行，與其遣散而鬧事，不如養起來管飯吃好。因為人總是要吃飯的，包下來，舉辦訓練班進行教育，再投入生產的辦法，實踐證明是較穩定的。

毛澤東最後指出，對舊人員包下來是一種特殊社會政策，既不是原職原薪，也不是原封不動；既有利於社會安全，也利於迅速發展經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我們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接管一定要以嚴格的紀律來保持黨的優良傳統，黨組織和軍隊，上下都要注意節衣縮食，謙虛謹慎，艱苦奮斗。

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是我們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三大經濟綱領。毛澤東對此一方面指出官僚資本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結合，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他們壓迫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階級，因而我們必須加以沒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指出：對於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的界限，不要將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叫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對於那些查明確實是由國民黨中央政府、省政府、市縣政府經營的，即完全官辦的工商業，應該確定歸民主政府接管營業的原則，但如民主政府一時來不及接管或一時尚無能力接管，則應該暫時委託原管理人負責管理，照常開業，直到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時為止。對於小官僚和地主所辦的工商業，則不在沒收之列，一切民族資產階級經營的企業，嚴禁侵犯。當時中財委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官僚資本的理論和實踐，區分了沒收戰犯、漢奸、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標准和規定，因此工作進行較順利，沒出什麼偏差。

對待帝國主義在華資本，也是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問題。早在1949年3月，毛澤東就指出：「在國民黨軍隊被消滅、國民黨政府被打倒的每一個城市和每個地方，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權即隨之被打倒，他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權也被打倒。但帝國主義者直接經營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依然存在，被國民黨承認的外交人員和新聞記者依然存在。對於這些，我們必須分別先後緩急，給以正當的解決，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須首先採取的步驟。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後再去解決。」

可見，黨中央的政策還是允許外商在遵守中國法令的前提下繼續經營的。早在1949年2月7日，毛澤東就指出：「國外人在華投資並主持的私營工廠、礦山或其它企業，一律不得沒收或破壞，並允許其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和一定的勞動條件下繼續營業。」

當時，毛澤東也並不是排斥非社會主義的外國資本的。如1950年3月中央就指出：「為了利用外國資本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某些事業的和外資合營及成立這種股份公司甚為必要，不獨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甚至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還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訂立這種合營合同甚至租讓合同，蘇聯在1921年以後新經濟政策時亦曾提出，並曾出現一些租讓企業。」1950年4月1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指出了吸收外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但是，1950年12月16日，美國政府卻宣布對中國在美國轄區內的公營財產進行管制。中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映，決定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在華財產進行管制，對美國在華的一切公私存款進行凍結。同時也開始處理其它國經營的外資企業。1951年4月30日，中國政府徵收了英國亞細亞石油公司的財產，並征購其全部存油，總的來說，主要有「徵用」，「代管」「轉讓」等。「代管」的對象主要是外籍經理出走後，無人負責的企業。大部分還是採用「轉讓」的方式，即外商將他們在中國的財產轉讓給中國公司，以抵償他們在中國的負債。比如英國的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怡和公司、太古公司等大的企業都轉讓給了中國公司。

同時，新中國也不承認外國在中國的土地所有權，解放後，帝國主義佔領的農田、礦區、跑馬場一概收回，而外資開辦的文化教育機構也轉交新中國政府自辦，到1952年底，處理外資在華企業的工作基本完成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設立海關總署，由政務院直接領導，統一管理全國海關。新中國海關裁減了外籍職員，對舊海關員工、除極少數劣跡昭彰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外，其餘都量才留用；對舊海關的業務制度、規章、條例，凡屬維護帝國主義利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東西，一律予以廢止，對驗估、檢查、編譯等仍然有用的管理技術，吸收進來加以改造。1951年5月，周恩來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作外交報告時庄嚴宣告：中央人民政府已經完全收回了海關的主權。

就此，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肅清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新局面，結束了中國人民受帝國主義壓迫的苦難歷史。

2，保護民族工商業

如何正確對待民族工業，這直接關系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綱領的實施。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占現代工業的第二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就固定資本來說，官僚資本佔80%，民族資本佔20%左右。如何對待中國的民族資本，毛澤東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作了許多精闢的論斷，不斷指出我們應對待民族資本的正確方針政策，表現了一代領袖的清醒與深刻。

新中國建立後，許多民族資本家不了解黨對工商業的政策，懷有很深的疑慮。

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界的這些疑慮與困惑，毛澤東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哪一方面都要照顧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方面沒有照顧到，就是犯了路線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與資本家廣泛接觸。�

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同上海工商業界代表就進行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談話：�

上海商人問：「共產黨的經濟方針是什麼?」�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唯利是圖』。」�

商人們聽了覺得很合胃口，又問：「共產黨也唯利是圖?」�

毛澤東說：「是的，不過有點區別，我們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圖，而不是唯個人的利益是圖。」�

上海資本家自稱「產業界」，不願聽到資本家這個詞。盡管毛澤東明確講了「唯利是圖」，他們仍不放心，上海商人說：「你們一講資本家剝削者，我們就渾身發抖。」毛澤東說，你們產業界在中國是四個朋友之一，我們是聯合你們的，上海商人仍將信將疑，問道：「那麼產業界的地位擺在哪裡呢?」「報紙只說工人如何好，一點壞處也沒有；資本家如何壞，一點好處也沒有，」 「我們在報紙上的地位太不清楚了，而且是危險的。」�

毛澤東堅定地回答：「講革命當然是無產階級第一，他們無所顧慮，堅決斗爭，農民也不錯，但在城市裡講生產，還是你們第一。」毛澤東的一番話，給資本家吃了一顆定心丸。

毛澤東與資本家廣泛接觸，不斷提出這個問題，闡明中共新政權對民族資本的政策。這時期在毛澤東眼裡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都是朋友，並且他還生動地指出：「這個隊伍的指揮官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在這個隊伍中當班長，當連長……當司令官，把這個隊伍組織起來，領導起來，打仗就可以打勝利了。」毛澤東還特地派劉少奇去做資本家的工作，並且一再告誡全黨拳頭不能落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家身上。

毛澤東在修改劉少奇起草的《中央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問題給東北局電》，並將此電發華北、華東、華中、西北各局及一些市委，各野戰軍前委時，指出：請你們轉發市委省委區黨委，據以檢查自己的工作，認真克服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不克服此種錯誤，就是犯了路線錯誤。在電報中寫到「在報紙上只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還有任何好處，在黨內思想上只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的投機性搗亂性」的地方，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句話：具有這種性質的是無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例如投機商業等，不是一切私人資本都兼有投機性搗亂性。

毛澤東還將電報中寫到的「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時期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一句，改寫為：「強調限制資本主義，而不強調一切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生產在目前及今後一個長時期內的進步性、建設性與必需性」，從而強調了要在今後一個長時期內保持資本主義的發展。

榮毅仁在回顧毛澤東對工商業者的幾次講話中感嘆道，毛澤東洞察幽微，准確地把握著民族工商業的忐忑心理，談話風趣又不失深刻，平易近人。比如一次毛澤東叫大家把心安下來，不要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要減少吊桶，增加抽水機，如果能全部改用抽水機就更好，這樣才好睡覺。

毛澤東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態度都極大地鼓舞了民族資本家，讓他們深深地感覺到新中國新政權，中國共產黨永遠不同於過去的舊政權，共產黨不是壓迫擠榨他們，而是以國家經濟，民族振興，人民利益為重，要求他們在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下發揮主動性、積極性為中華民族做出自己的貢獻。

1950年4月，毛澤東在全國統戰會議工商組討論會的一份發言記錄上寫了八段批語，比較全面清晰地概括了他在這時期對民族資本的態度和基本看法：

一、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是採用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的目的。二、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展。三、應當(與私營工商業)劃分陣地，即劃分經營范圍。四、在目前階段國營經濟不可能無限制地發展，必須同時利用私人資本。五、有人說，我們的政策，是要「與民爭利」，這是完全錯誤的說法。六、除鹽外，應當劃定范圍，不要壟斷一切；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布油煤)的一定數量，例如糧食的三分之一等。七、建立百貨公司，並不是代替全部商業。八、(大資本家要停工，我們就讓他停工。我們有錢，就接收過來)這是不對的。整個批語闡明了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並要發揮他們的作用的政策。

3，要讓工人兄弟當家作主

新中國新政權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政權，工人階級成了國家的主人就要推翻壓榨他們的舊的國家機器，在經濟上消滅壓迫人的經濟制度，並且要改變不合理的生產制度，同時人民政府也應採取一系列措施來保障工人的權利。

毛澤東十分關注工人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他多次致電失業問題嚴重的上海市市長陳毅，希望稅收問題和失業問題能照正確原則解決，取得各方同意妥慎進行。在轉變的緊張時期，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不應當破壞的事物，力爭不要破壞，或破壞得少一些。�

在毛澤東的這些戰略方針的指導下，工人階級的生產生活狀況得到明顯改善，就毛澤東十分關注的工人失業問題來說，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主要是因為舊社會原來就存在大量的失業工人，同時社會經濟改組過程中也出現了新的失業半失業工人。�

1948年，平津的工廠70%倒閉，青島民營工廠共700家，全部歇業，上海未倒閉的工廠，開工率也僅平時的20%，四川參加產聯的1200家企業，歇業的達80%以上，到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失業人員已達400萬人左右，還有不少是半失業的。�

同時新經濟改組和市場蕭條以加重了失業問題，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革命勝利引起了社會經濟改組。這種改組是必要的，但暫時給我們帶來很重的負擔!」�

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不斷採取措施進行失業救濟、幫助工人恢復工作，渡過難關。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並且拿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

在一份上海市委關於上海失業工人救濟工作情況給中央及華東局的報告的請示中，毛澤東提出：「請考慮發一通知，叫各地調查解放前失業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慮包括這批失業工人的救濟問題，我意只要有可能，他們是應當救濟的。如果不太多，比如說只有幾十萬人，是可以考慮救濟的。」�

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全國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緊急救濟募捐運動。該活動由上海總工會發起，呼籲全國工人階級本著階級友愛，給予上海失業工人積極的援助。當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立即響應了這一呼籲，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成立了中國人民救濟代表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會號召各界人士自願捐助一天所得，救助上海等地工人渡過難關，接著中華全國總工會又發出號召：「在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義務工，把這天所得的工資捐作救濟失業工人基金，在無法開工的企業、機關、團體、學校中的工人、教員、職員們，則各盡所有自動捐款，作為救濟上海及各地失業工人之用。」這次救濟失業工人的運動，緩解了失業工人的生活壓力，同時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鼓舞，使他們感受到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溫暖和黨中央對他們的關懷，使他們能以更堅定的毅力，設法渡過暫時的困難。

同時，除了社會救濟以外，毛澤東還號召工人生產自救，轉業訓練，還鄉生產等。他曾致電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業部長陳郁，請他轉告石家莊電業局及天津電業局第三發電廠全體職工，希望他們團結一致，努力工作，為完成國家的任務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奮斗。

當時，根據中央的精神，各地進行失業登記，宣傳教育，以工代賑、生產自救等，失業問題得到逐步緩解，1950年是工人失業情況最為嚴重的一年，截止1950年9月為止，根據各地不完整的統計，全國失業工人共有1220231人，而經過社會救濟的妥善安置，半數以上的失業工人已經得到救濟，其中以工代賑78955人，生產自救74798人，還鄉生產者62922人，發動救濟金405775人，轉業訓練23157人，介紹就業81458人，共計727065人。

這樣，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和新政府的關心下，工人的生活好轉，部分工人原有的一些不滿情緒也淡化了，以前對工會不信任，對政府不滿，現在都相信政府，真心擁護政府。

同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人民政府還領導工人階級恢復了合理和平等的生產制度，進行生產改革，人民政府通過了一系列新的規章條例。1950年2月12日，全國紡織工會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廢除「搜身」制度的決議》，1950年4月3日，政務院發布《關於廢除各地搬運事業中封建把持制度暫時處理辦法》，同時也有許多新規章的出台，如1950年2月25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發出了《關於國營、公營工廠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的指示》，1950年9月14日，全國總工會發布《關於加強女工工作的決定》和《女工委員會組織條例》，1951年9月3日至15日第一次全國勞動保護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工廠安全衛生暫行條例草案》、《限制工廠礦場加班加點暫行辦法草案》和《保護女工暫行條例草案》。

在舊中國工人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為了養家糊口，因而不得不在安全設施十分落後的礦山、工廠工作，不小心就有飛來橫禍，新中國建立後，一些舊設施沒有得到及時的改善引發了一些工傷事故，就此黨中央和毛澤東給予了高度重視。如1950年6月21日，國家監委就發出處理河南新豫煤礦公司宜洛煤礦2月27日發生井下沼氣爆炸造成傷及200人事件的通報，對有關人員分別給予法律或紀律處分，給河南省政府主席吳芝圃、副主席朱佩瓊以警告處分，同時，政務院也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並規定了繳納勞動保險金等具體細則。

總之，新中國建立後，在1949至1952年這幾年裡隨著生產改革的不斷推進，工人階級的當家作主的地位得到不斷體現，壓迫制度被廢除了，工人的積極性也大為提高，帶動整個社會的生產面貌，精神面貌為之一新，這些都是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下，對存在的問題直接過問、親自處理才取得的成績，它鞏固了新生共和國的社會基礎，積極作用是主要的。

二、整頓舊經濟秩序

進城以後，共產黨人面對的是國民黨政府留下的爛攤子，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經濟崩潰、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擊，組建了中財委，統一處理全國經濟問題。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國各地區先後發生四次大規模的物價上漲，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為此進行了歷時一年的穩定物價的斗爭，這是新中國成立前後經濟戰線上的一次重大戰役。這場戰役的勝利，結束了國民黨統治時期延續10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的混亂狀態，建立起物價穩定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為迅速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1，陳雲受命組建中財委

1949年是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走向全國勝利的一年，同時又是解放區財政經濟困難的一年。由於帝國主義長期侵略和掠奪，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到了1949年，財政枯竭，投機倒把猖獗，城鄉交通阻隔，原材料匱乏，產品滯銷，工人失業，正常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破壞，並出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局面。1949年，全國已解放的地區出現四次大的物價波動。

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已充分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49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通知中指出：目前解放區的經濟狀況和財政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雖然我們的困難要小得多，但是確實有困難，這主要是物資和兵員不足供應戰爭的需要，通貨膨脹已達到了相當大的程度。�

而當時財政工作主要是由華北財委來負責的，華北財委是在統一了華北、華東、西北、中原幾地的財經工作基礎上建立的，它在協調和組織幾個區的財經工作中仍存在著實際的困難。許多中央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黨中央因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建立中財委來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1949年5月31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的文件，由劉少奇起草，毛澤東審定，這個大綱指出了中財委的目的是「為了供給目前人民革命戰爭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並使各地方的財政經濟機構和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建立正確的關系」。《大綱》還要求：

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下，立即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並陸續建立若干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好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這些機構，在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前的幾個月內，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建立之，並受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之委託，計劃並領導國家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央各財政經濟部門在財政經濟計劃方面應服從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決議，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應加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為委員；

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應陸續設立中央計劃局、中央財經人事局、中央技術管理局、私營企業中央事務局、合作事業中央管理局、外資企業中央事務局等工作機構，此外，以現在華北人民政府各財經部門為基礎，應即陸續建立中央財政處、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中央商業處、交通處、燃料處、金屬處、紡織處、工業處、農業處、林業處、水利處和中央鐵道部等各中央財政經濟部門；

在東北、西北、華中、華東等區域及各省各大中城市，均應建立財政委員會及各級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若干財政經濟部門，並在中央與上級財政經濟機關的領導之下進行工作。這就確定了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線的統一領導機構的地位。新中國建立後，它成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

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誰來領導中財委。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陳雲。陳雲曾主持過陝甘寧晉綏五省聯防財經辦事處，後來領導東北財經委員會，工作十分出色，穩定了東北經濟形勢。因此在新中國建立初急需懂經濟的人才的時候，自然陳雲就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新中國的財經工作。在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確定大政方針的情況下，中財委作為黨中央的財經參謀部和具體作戰的指揮機構，在陳雲的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出色的。

中財委成立後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開上海會議，研究部署以穩定金融物價為中心的經濟工作。�

2，打一場經濟的勝仗

新中國建立伊始，百事待舉，需要解決的財經問題很多，遇到的困難很大，如何迅速治理好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滿目瘡痍的爛攤子，盡快實現財經統一，制止通貨膨脹，穩定市場物價，恢復工農業生產，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的一項十分艱巨復雜的任務。

1949年8月到10月，由於經濟發展需要，貨幣發行額曾一度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而此時物資又明顯不足，再次出現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而當時一些投機資本家敵視新生的人民政權，認為新政權是土包子，只會打仗，不懂經濟，即所謂「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是零分」，因而正藉此興風作浪，妄圖打擊新中國的經濟基礎。

奸商們的投機活動嚴重地威脅著人們生活，擾亂了社會秩序，懲治奸商，穩定市場，穩定人民的情緒，已成為一件十分急迫的事情。

在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看來，遇到問題和困難是不可能照搬過去的經驗或引用外國的經驗的。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碰到了問題，才能拿出新的觀點和辦法，一件一件事來做。在農村和城市遇到的問題不一樣，解決辦法不一樣。東北中等城市的財經工作和上海、天津、武漢、南京等大城市的財經工作又不一樣，蘇聯十月革命後的經驗與中國的經驗也不一樣，這些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需要深刻的洞察力和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國前後與私營工商業在市場物價方面的斗爭，幾經反復，斗爭激烈，才穩定下來。

這場斗爭，是關系人民幣的信用，關系城市上億人民的生活，關系社會主義市場與資本主義市場誰勝誰負的斗爭，經過四波三穩四次較大的斗爭，穩定物價才打下了基礎。最初，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都意識到必須同先穩住上海，才能進一步穩住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在上海的五次經濟決戰中，有1949年5月北京市場上的銀元斗爭，這次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打退的。政府公布黃金、美鈔、銀元不許自由買賣，不許流通。第二次是1949年7至10月的物價風潮，當時毛澤東和陳雲等中財委的人意識到上海的漲價風潮不能抑制主要是糧食和紗布，一個是吃，一個是穿，「人心亂不亂，在城市中心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⑧ P2P企業合規退出業務流程及條件分解

P2P網貸行業回暖趨勢漸顯 四大建議安心選擇平台

P2P退出指引 平台要按照8個流程退出

近日，江西省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了《江西省網路借貸信息中介機構退出指引(試行)》(下稱《指引》)。據統計，這是自2017年11月24日山東發布P2P退出指引以來，全國第8個下發清退指引的地區。業內分析指出，網貸整改已進入收官季。

據悉，《指引》適用於江西省轄內主動或被迫終止網貸業務、退出網貸行業的網貸機構，退出形式包括但不限於業務轉型、清算注銷、依法破產等。目的在於規范指導江西省內網路借貸信息中介機構良性退出，保護出借人、借款人和網貸機構等各方合法權益，促進網貸行業健康發展。擬退出網貸行業的網貸機構須按照八個流程開展退出工作：

1、提出退出申請;

2、成立退出工作領導小組;

3、發布退出公告，關閉部分功能;

4、編制業務情況清單，制定退出方案;

5、報送退出方案及其他材料;

6、公布退出方案等相關信息;

7、按計劃落實出借人資金，穩妥結清存量項目;

8、退出完成。

10月P2P網貸行業成交量統計分析

據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中國P2P網貸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10月P2P網貸行業的成交量為1022.67億元，環比下降7.65%，同比下降53.17%。本月行業成交量延續上月下降趨勢，但下降速度基本趨於穩定。本月成交量下降主要是受國慶小長假影響，再加上合規檢查在即，不少平台主動壓縮規模。截至2018年10月底，P2P網貸行業累計成交量已高達7.81萬億元，今年有望突破8萬億大關。

2017-2018年10月P2P網貸行業成交量統計情況

數據來源：公開資料、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何選擇網貸平台才能安心呢?

上周(11月12日-11月18日)P2P網貸成交指數上升，升幅為0.53%。網貸行業回暖信號凸顯，從側面也能印證，網貸出借人的信心正在恢復。那麼，在監管密集整頓行業肅清時期，廣大出借人又該如何選擇網貸平台才能安心呢?

1、合理分配家庭財產

風險並不只是來源於平台，有時出借人自身的選擇也會為自己帶來風險——自身的資金流動風險。那麼出借人如何更合理的預防自身的資金流動風險呢，大家要牢記三個關鍵詞，第一個是自身要花的錢，第二個是保命的錢，第三生錢的錢。按照這三個要點合理配置家庭資產，拿出「生錢的錢」進行出借。不要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面，這已經是老生常談的了。

2、平台合規程度

除了看在政策面前平台「落實政策」響應速度，還要重點看平台是否符合政策要求，要求具備的資質必須要有，主要包括銀行的資金存管，網址備案，ICP證、信息披露、定位於從事中介業務等等。

3、借款項目的真實性

平台資產端真實性考察是至關重要的。比如，借款項目本身是否優質?抵押貸款還是純信用貸款?純信用貸款必須要嚴格控制借款金額上限;再比如，看抵押物的估值和放款數，是否估值過高，是否超估值放款?包括抵押手續是否齊全，是否有抵押憑證?還有看借款人是否有被法院執行記錄，抵押物的變現能力等等。

4、控制平台數量，理性選擇

上文提到投資P2P要適度分散，但是不能為了分散而分散，一般平台數量在5家左右，出借大戶可以控制在10家，切記盲目分散。另外人的精力很有限，平台數量太多不利於後期全面深入的追蹤管理。

最好，網貸最忌諱盲目跟風，一定要通過自己的研究進行判斷，也不要因為外界的一點風吹草動就患得患失。

⑨ 金融管理部門約談13家網路平台企業，約談的目的是什麼

約談的目的是為了規范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讓整個行業處在有序的發展方向上。

如果把這個目的進一步細分的話，目前的互聯網金融行業並沒有制定出完善的標准，這個標准有待於進一步補充，所以在這樣的大前提下，網路貸款和互聯網金融需要得到明確監管。

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

金融監管部門約談了13家網路平台企業，這些企業都涉及到了一定的互聯網金融業務。從這些企業的出身來看，這些企業基本上都是以互聯網為基礎業務，在互聯網業務做到一定規模的時候，逐漸開展出了所謂的互聯網金融業務，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P2P貸款。P2P貸款只是這些企業的業務之一，他們也會進行一些所謂的投資和管理業務，這些業務都同屬於互聯網金融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