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投資協定

㈠ 中美bit談判 對中國有什麼好處

主要在於便於中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現在美國國內市場對中國企業限制很多,因為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使得中國企業很難收購美國的高科技公司,也很難進入美國高技術領域市場,相對的中國市場卻幾乎不受限的向美國全面開放,這種不對等放在以前,因為中國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比較差的時候,還不是很明顯,但隨著中國科技和經濟實力的逐漸加強,這種不對等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公司和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最明顯的就是華為,美國一直以華為侵犯美國知識產權,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為由,拒絕華為進入美國市場,而如果中美BIT談判成功,則為華為進軍美國市場鋪平了道路,

㈡ 中國加入tpp難在哪裡 tpp對中國將有何影響

中國加入TPP的難度大，但目前已有一些國企改革趨勢，未來也有一些內部和外部的推動因素。

首先，內部因素是我國開始需要根據國有企業的社會經濟功能，規范國有企業行為。我國在研究國有企業分類監管，准備按競爭、公益、功能三個類別對國有企業實行分類管理，實行公益性和競爭性國有企業分類管理，國資委[微博]提出將112家央企分成三類，分別為公益保障類、特定功能類、商業競爭類。目前看，分類工作的推進難度高，落實難，中央企業分類都如此難，地方企業更加不好清理，2013年，全國獨立核算的國有法人企業高達15.5萬戶。

其次，外部因素是我國開展的對外談判的互相促進作用。比如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其中也有國有企業地位問題，我國已經同意在開放准入前國民待遇和採用負面清單，中美雙邊投資協定的達成與否，也是中國能否加入TPP協定的一個便利化因素。

而且，中國加入TPP協定的其他障礙也不小，環境保護、勞工權益、知識產權等，每樣都是高標准。其中，環境保護，貿易保護中的綠色壁壘。TPP主張在生物和貿易多樣性、多邊環境公約、環境保護分歧領域、海洋漁業捕撈等方面提出高標准要求，2015年中國新環保法實施，被稱為「史上最嚴厲的」環保法，可以行拘企業負責人，近期也出現1580萬元的天價罰單，對我國環境保護起到了促進作用，但要看到，這些工作還局限在環境污染層面。

勞工權益挑戰不小，貿易保護中的藍色壁壘。美日等國提出的勞工貿易規則，注重勞工在商品生產中的工資待遇和環境條件，強調勞工的價值關注和企業對環境、消費者的人文關懷。雖然這些年中國工人工資在上升，勞動力成本增長，但目前依然難以改變勞工價格相對低廉、工作環境和作息時間得不到保障，勞動者權益保護距離美日還有相當長的距離的事實，以及中國勞工組織在勞工者保護中的缺位問題。

若啟動談判將歷程漫長

需要說明一點，自貿投資協定需要經歷相當長的談判時間，中韓自貿區談判歷時三年(2012年5月-2015年6月1日)，而自2007年3月就開始研討可行性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至今無果。所以，現在，美日等國已就主要條款達成了基本共識，預計年內簽訂，而這個時間節點中國還處在加入的探討可行性階段，基本註定了中國失去了TPP發起成員國資格。

即便如此，中國加入TPP協定難度依然很大，不吝於入世，談判時間長達十年亦有可能。
美國加入並主導TPP既有其內在短期的經濟動因，更有其長遠深刻的戰略意圖。

短期看，中國不加入TPP產生的負面影響相對有限，美國也很難實現借TPP成功牽制東亞一體化的目標；但從長期看，對於這一美國重返亞太、推動其戰略重心東移的重要杠桿，中國應當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從全局和戰略高度統籌謀劃，深入開展跟蹤研究，及早制定應對預案，為中國實現科學發展、和平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一TPP的發展進程及主要特點TPP的發展進程

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是由美國主導、共有12個國家參與談判的一項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該協定正處於談判進程中，其發展進程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醞釀階段（1990－2000年）。這一時期，全球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勢頭迅速興起，在亞太地區主要體現為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誕生。1994年11月APEC在《茂物宣言》中闡述了「開放的地區主義」理念，明確提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時間表和目標。在APEC的推動下，亞太地區各經濟體的開放程度不斷提升，經濟合作領域迅速拓展，新加坡、智利等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開始考慮建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這為TPP的出現奠定了重要基礎。

起步階段（2001－2008年）。這一時期，WTO多邊貿易體制進展緩慢，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停滯。與之相對照，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呈現迅速發展的態勢。隨著中國—東盟、韓國—東盟、日本—東盟等FTA的成功簽署，亞太地區逐漸成為全球FTA的中心。受此影響，紐西蘭、新加坡、汶萊、智利四國於2005年共同簽署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SEP），這也是TPP的前身。

快速發展階段（2008年至今）。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沖擊。出於應對金融危機和美國戰略重心轉移的需要，加上美國反恐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基本結束，奧巴馬政府將TPSEP作為美國介入並主導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杠桿，於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TPSEP。在美國的主導下，2009年底TPSEP被更名為TPP。這一時期，除美國以外，越南、秘魯、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國相繼加入談判，從而使TPP成員國范圍由最初的4國（P4）迅速擴大到目前的12國（P12）。

TPP的主要特點

TPP是跨區域的自由貿易協定，與以往自由貿易協定相比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點：

一是成員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和復雜性。從參與主體來看，各成員國在地理、人口、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等方面存在的差異性和復雜性比較突出。各經濟體遍及北美、南美、東亞和大洋洲，既有人口大國，也有人口小國；既有資本主義國家，也有社會主義國家；既有基督教國家，也有佛教國家，還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既有以製造業為主導產業的國家，也有以資源為主導產業的國家。這就決定了亞太地區經濟體在涉及農業、勞工、環境、知識產權等方面的談判時將會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和較大分歧。倘若考慮韓國、泰國等潛在成員國，這種差異性和復雜性還會進一步增大。

二是協議內容的廣度和深度超過以往任何自由貿易協定。從本質上看，TPP仍屬於一種FTA形式，但其框架協議中明確提出要樹立為一個「21世紀自由貿易協定的標桿、全球貿易合作的新標准」，因而其協議內容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明顯超過以往任何一個亞太區自由貿易協定。從廣度上看，它體現了全覆蓋的特點，既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等傳統FTA的條款，也包含知識產權、勞工、環境、臨時入境、國有企業、政府采購、金融、能力構建等亞太區絕大多數FTA尚未涉及或較少涉及的條款。從深度上看，它體現了高標準的特點，目前雖未正式簽署，但在關稅減免、服務貿易、知識產權、勞工、環境、國有企業、政府采購等相關領域的最終標准都明顯超出FTA的現有水平。在商品貿易領域，TPP最終有望實現全部貿易品零關稅。在服務貿易領域，FTA的條款一般僅允許准入後國民待遇；在市場准入方面，也僅在特定部門中給予外資企業超出國內規定的市場准入待遇。而TPP則採取「准入前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例外條款」這一自由化程度較高的方式，即對所有服務部門均給予准入前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僅對國防、金融、航空等少數特殊行業設置例外條款。在知識產權領域，FTA只是要求成員國遵守WTO的《與貿易相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而TPP對知識產權保護所提出的要求則明顯高於TRIPs。此外，TPP在勞工、環境、政府采購、國有企業等領域也提出不少高於FTA的內容和標准。

三是協議內容和標准更多體現美國自由貿易理念及其戰略利益訴求。從價值理念看，TPP在知識產權、勞工和環境及服務貿易等方面設置的「高標准」，帶有顯著的美式自由貿易特點，其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首先，TPP框架協議明確指出，要在知識產權領域實施高於WTO（TRIPs）協議的標准。事實上，美國在技術創新和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提高知識產權標准將有助於美國繼續保持這方面的優勢，並從技術貿易、技術轉移和專利使用等方面獲取更多的技術擴散收益。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將不利於以低成本獲取先進技術。其次，TPP協議中專門增設了勞工和環境條款，並將貿易與之相掛鉤，通過強加於他國較高的勞工環境標准等，有助於美國藉此對其他成員國的出口產品實施貿易制裁，以達到維護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最後，美國強調TPP談判要實現統一原產地規則、全面減免關稅、服務貿易的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主要目的還是為了擴大對亞太區域的出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計劃，即到2015年美國出口增加一倍。而亞太地區作為一個快速成長的新興市場，對於美國擴大出口、推動經濟復甦和增長顯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TPP給中國可能帶來的影響

TPP對中國的影響是多維度和多方面的。既有短期的影響，也有長期的影響；既有經濟的影響，也有非經濟的影響；既有局部的影響，也有綜合的影響。

從目前的現實情況看，短期內不加入TPP，對中國經濟和產業的總體影響是可控的和有限的，加入TPP的綜合收益不及「10+3」，但TPP對中國參與推進東亞區域合作已構成現實的制約，不利於中國提升在東亞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從中長期看，TPP的持續推進，可能會改變全球經濟治理規則，使中國與周邊大國關系趨向復雜，甚至會增加中國地緣政治與安全壓力，不利於中國繼續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中國實現科學發展、和平發展帶來較大挑戰。

第一，TPP高標准條款短期內加大中國推進體制改革的緊迫性，長期看可能會演變成對美國等發達國家有利的國際治理新規則。一方面，TPP非傳統條款將導致國內企業成本增加和國外製裁增多：一是知識產權條款將以往免費獲取的專利變為必須付費，無法運用強制許可、專利撤銷手段使用發達國家的專利，增加企業引進先進技術的成本，也不利於企業開展模仿創新和產品升級；二是TPP列出的勞工條款，實際上為發達國家對中國等非TPP成員的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制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籌碼；三是環境條款與勞工條款類似，也為發達國家實施貿易制裁提供了借口，不利於中國相關產品的出口；四是政府采購條款要求對各成員國企業採取無歧視原則，可能阻礙中國運用政府采購工具支持國內重點產業發展，甚至可能對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構成沖擊；五是國有企業條款要求除提供公共產品的少數行業外，國有企業不得享受任何優惠待遇，中國鋼鐵、化工、金融、物流、通訊等擁有大型國企較多的行業有可能成為實施該條款的「重災區」。另一方面，TPP條款有助於美國重塑全球經濟治理新規則。隨著亞太地區參與國的不斷增多，勢必會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費市場和供給地的大自由貿易區，可能會對WTO現有框架下的多邊貿易體制以及各類雙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形成一種「顛覆性」沖擊，進而形成一套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治理新規則。更為重要的是，TPP涵蓋環境保護、勞工權利、知識產權等有利於美國的諸多條款，新規則一旦建立起來，美國必將成為最大的獲益者。

第二，短期內中國不加入TPP負面影響有限，但日本的加入將致使中國受到的負面效應顯著擴大。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多年來位居中國第三、第四貿易夥伴，是東亞生產網路的重要節點。日本加入TPP與否，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日本加入TPP，中國不加入TPP，12個成員國間關稅水平於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通過模型模擬，首先計算出2013－2022年的現行關稅不變情況下中國的GDP、就業、價格、進出口等經濟指標預測值，以得到「基準情形」（Base Scenario）；然後，假定與有關方（國家和地區）關稅稅率於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再測算以上相關經濟指標的預測值，以得到「沖擊情形」（Shock Scenario）。主要結論是，由於貿易轉移效應的存在，如果日本加入，不僅可以強化美國主導的亞太合作，而且中國經濟受損的程度將顯著增大。

第三，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中國加入TPP的綜合收益均小於推動「10+3」。美國主導的TPP使東亞區域合作格局更趨復雜多變，增加了中國推動中日韓自貿區和「中日韓—東盟」自貿區等談判和實施的難度。就此而言，加入TPP對中國的收益更多是一種「機會」收益，是從政治經濟多角度考慮的、相對於其他東亞區域合作方式的一種比較收益。為此，需要通過建立CGE模型對三種「場景」進行一次性關稅降至零的模擬分析（見表1）。它們分別是：中國加入TPP（P12+C）、「中日韓—東盟」自貿區（10+3）和中日韓自貿區（CJK）。

主要結論是，綜合考慮增長、經貿、就業、產業發展等因素，「10+3」將強化東亞生產網路內部主要節點國家的經濟聯系，可以實現「以經促政」的目的，有利於提升中國在東亞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反觀P12+C，更多是強化中國與消費市場的經濟聯系，而中美在政治安全上的競爭和博弈是不會因經濟聯系更加緊密而消除的。可見，P12+C的促進提升作用雖大於「10+3」，但在政治上於中國不利，在東亞經濟合作上也不利中國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CJK」的促進提升作用雖相對較小，但卻是中國未來深化東亞區域合作、打造中國—東盟區域合作升級版的現實選擇和重要抓手。

第四，短期看TPP導致亞太合作格局更趨復雜，長期看則會強化美國的所謂再平衡戰略和對中國的牽制。美國在推進TPP上「高調說、高調做」，目的是為了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重返亞太，以謀求更大的利益。過去十多年來，中國積極參與推動東亞經濟合作，取得了明顯實效，而美國的介入則會影響到中國在該地區作用的發揮。目前，TPP的這種影響已經顯現，但更多體現在壓力上，實質性的損失還不大。從長期看，一旦TPP成功簽署，中國面臨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是東亞經濟合作中影響力的削弱；特別是，美國與其政治安全盟友關系的進一步鞏固和強化，將會惡化中國周邊乃至更大范圍的地緣環境，甚至可能危及中國長期謀求的和平發展環境。

第五，短期內TPP導致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復雜化，長期看則可能造成周邊大國關系的重構。中國與日本、韓國、東盟、俄羅斯等周邊國家有著密切的經貿關系，TPP的出現以及美國「重返亞太」，為這些國家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條額外的路徑，導致中國處理好與這些國家關系的難度加大。就中日關系而言，如果沒有TPP，沒有美國「重返亞太」，中日韓自貿區的前景可能會更好，中日關系也會相對「單純」一些。就中國與東盟關系而言，隨著TPP的推進，加之南海局勢波瀾起伏，中國與東盟關系也趨於復雜化。歷史地看，東盟更傾向於與區域性大國單獨簽署FTA，以藉助大國平衡外交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雖然越南、馬來西亞已加入TPP談判，泰國也向TPP伸出了「橄欖枝」，但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尚未對TPP做出明確表態，這對中國是有利的。下一步如何利用好「10+1」等合作框架與機制，無論是對於深入實施自由貿易區、打造「10+1」升級版，還是對於強化周邊國家關系、營造良好周邊環境，都是一個重大的現實考驗。就中俄關系而言，俄羅斯雖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但隨著美國重返亞太，俄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有所增多，在中國、日本、美國等大國之間搞平衡的空間增大。就中印關系來說，印度在冷戰期間一直奉行「左右逢源」的取向，短期內會更多注重自身的利益訴求，單方面倒向美日的概率並不大。在當前的形勢下，由於TPP、釣魚島、南海等問題不斷升溫，中國在東向、南向這兩個戰略上正面臨越來越大的政治與安全壓力。

㈢ 國際經濟法中的bit是啥意思

BIT 一般是指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雙邊投資條約)

㈣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原因和意義是什麼

上海自貿區設立的原因：

（1）對內，推動政府從審批型向監管服務型的轉變，要素價格市場化（包括利率、匯率等），推動央企和國企改革。

（2）對外，盡快完成從2008年開始的中國雙邊投資協定談判 （BIT談判），促使發達國家認可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盡快加入到新一波區域資本、貿易和服務的協定談判中去，包括提問者所說的TPP協議，以及另一個重要的PSA協議。

上海自貿區設立的意義：

對內：
（1）外資和民資進入原來壟斷或者審批門檻很高的行業，帶來新的活力和商機。
（2）降低政府審批權，減小權力尋租的空間，改變政府職能。
（3）摸索出一套可以推向全國的改革模式，從而使得國企和央企面臨劇烈的競爭，逼迫既得利益集團放棄壟斷權，倒逼國企和央企改革創新。

對外：
（1）加快中美雙邊貿易談判，獲得美國承認的市場經濟地位。
（2）獲得進入Tpp和Psa談判的機會，從而獲得進入下一輪以服務和資本為主的全球游戲的入場券。

㈤ 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的機構特點

1965年華盛頓公約主要規范關於締約國與其他締約國國民之間關於投資爭端的解決機制，不涉及實體權利義務內容。甚至對於公約名稱中「投資」一詞，也有意沒有定義，而留待締約國之間通過雙邊投資協定（BIT）或者多邊協定（MAI）解決。另外有關最惠國待遇（MFNT），透明化，貨幣的自由兌換，徵用補償的程序與標准等等都在這些投資協定中規定。
Salini Costruttori S.P.A.訴約旦一案的仲裁庭指出，最惠國待遇並不涵蓋在投資協定中針對程序作出的規定。 公約的前言部分明確指出，任何締約國不因僅僅批准、接受、核准公約就被視為接受特定案件的管轄。
在80年代中期，幾乎所有的ICSID案件的管轄權均源自締約國與投資人之間的合同約定，而現在絕大多數的案件管轄權源於締約國的法律規定或者締約國之間簽訂的雙邊、多邊投資協定。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就將ICSID作為爭端解決途徑之一。
這說明，一方面ICSID越來越多的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另一方面雖然各締約國作為主權國家，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將特定的或者特定類型的投資爭議提交或者不提交ICSID，但是對於外國投資的需求迫使他們不得不放棄這方面的主張。 ICSID的案件一般都是一方為締約國，一方為另一締約國的國民，而爭議的內容主要涉及締約國是否違反了保護其它締約國的國民（投資人）的國際義務。 ICSID的仲裁庭在審理案件中特別注意區分合同請求和ICSID請求。前者為私法意義上違約救濟請求，而後者則主要是指締約國違反條約義務或者其他國際法義務。在Azinian訴墨西哥一案中，仲裁庭指出單純違反合同的政府行為並不足以構成ICSID的訴因，只有在締約國棄絕正義（a denial of justice），如拒不受理合法訴訟，過分的遲延，嚴重的欠缺公正或者顯然惡意的曲解法律，從而構成違反了公正對待（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作為投資人的其他締約國國民的國際義務(在本案中直接源於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才構成ICSID的訴因。
在雙邊投資協定中，締約國往往約定保證履行或者遵守投資合同，這樣條款被稱為傘式條款（umbrella clause）。 在SGS訴巴基斯坦一案中，原告代理人即提出根據瑞士與巴基斯坦的雙邊條約中的傘式條款的約定，違反個別投資合同的行為升格或者轉化為違反條約的行為,然而該仲裁庭卻認為，將數量眾多和內容各異的合同義務，都轉換為國際公法上的國家義務顯然不妥當。最近（2006年4月27日）在(27 April 2006) El Paso國際能源公司訴阿根廷一案中，仲裁庭再次否定了傘式條款將合同義務升格的國際義務的主張。 雖然公約第52條規定了廢置裁定的程序，但是適用范圍非常有限，僅在仲裁庭組成違法，顯然超越職權，腐敗，嚴重的背離基本程序，或者沒有說明理由的情況下，才可能廢置裁定。
另外，在特定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要求解釋裁決或者糾正計算錯誤。
由於公約規定的裁決和審查程序都不是由常設的機構組成，因此，ICSID並沒有形成嚴格的案例法，後一個仲裁庭的裁決有可能與前面的判決截然不同。例如在SGS訴菲律賓一案中，仲裁庭就依據瑞士與菲律賓簽訂的投資協定中的傘式條款，認為違反個別投資合同的行為就構成違反條約義務的行為。
ICSID為投資者與資本接受國的糾紛提供了獨立公正的平台，有利於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也有利於資本接受國更好的吸引外資，促進國際間的資本流動。

㈥ 簡述雙邊投資條約的類型

雙邊投資條約主要有三種類型：

1、友好通商航海條約

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所在地調整的對象和所在地規定的內容，主要是確立締約國之間的友好關系，雙方對於對方國民前來從事商業活動給予應有的保障、賦予航海上的自由權等。其中雖有關於投資保護的規定，但其重要是保護航海貿易，而不在於保護投資者。這一類型的條約主要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當時的國際經濟活動以國際貿易為主，國際投資不佔主要地位，反映在雙連條約中就是關於貿易的保護規定較多，而關於投資的保護規定則很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投資發展很快，各國締結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關於投資保護的規定相應增長，其中大都從總體上規定了對外國投資者財產的保障、待遇、徵收的條件及補償標准等。但由於此類條約涉及范圍廣、內容多，關於投資保護的規定太簡略，遠遠不能適應實際的需要。因此，國際社會便開始尋求別的締約形式，以求更有利地保護國際投資。

2、投資保證協定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首開實行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之先河。但是，如果沒有投資所在的東道國的同意與合作，美國投資保險機構代位索賠權就無法實現。因此，美國除了與其他國家簽訂綜合性的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外，又與有關國家簽訂與其他國家簽訂縱使性的友好通商航條約外，又與有關國家簽訂專門的投資保證協定，後來發展到期以簽訂雙邊投資保證協定為主。
美國與別國簽訂的投資保證協定的核心在於讓對方締約國正式確認美國國內的承保機構有在有關的政治風險事故發生並依約向投保的海外投資者理賠之後，享有海外投資者向東道國政府索賠的代位權和其他相關權利及地位。協定還規定雙方政府因索賠問題發生糾紛時的處理程序。這樣的法律設計，其主旨在於使這類特定的美國國內保險合同的法律效力，得以通過這種特定的國際雙連協定，延伸到美國國境以外，取得對方締約國的正式確認從而使對方承擔了具有國際法上約束力的履約賠償義務。於是，原屬美國國內私法契約關繫上的代位索賠權，就盯「國際化」和「公法化」了。美國現已同100多個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證協定，我國也於1980年以換文形式與美國簽訂了投資保證協議。

3、促進與保護投資協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前民主德國經濟恢復很快，有大量的「過剩」資本要向他國尋找增值的途徑，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增長很快。在這種背景下，依靠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保護已很難滿足日益增長的對外投資的要求，於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前聯邦德國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將傳統的「友好通商航條約」中有關保護外國投資的內容提取出業加以具體化，並融合以上述美國式「投資保證協定」中有關投資保險、代位賠償及爭端解決的規定，與相關的國家簽訂了「促進與保護投資」的專門性雙連協定。此類協定內容光煥發較為具體詳盡，實體性規定和程序性規定並舉，兼具「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與「投資保證協定」這長，是一種保護國際投資的好的條約類型，因而一問世便得到各發達國家的兌相效仿和大邊推行。據統計，迄今為止，已有133個不同的國家簽署了總共將近600項雙邊性「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發展中國家相互之間簽訂的，目前國際法學文獻中所在地稱的「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或「雙連投資保護條約」一般是指此類協定。
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對利用雙邊條約的形式保護國際投資一直持積極態度。截至到1993年底，除1980年與美國、1984年與加拿大分別以換文件的形式簽訂兩個「投資保險協議」外，共與其他國家簽訂「關於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54個。其中，1982年與瑞典簽訂的《關於相互保護投資的協定》是我國與外國簽訂的第一個此類協定。

㈦ 歷經7年35輪談判，中歐投資協定對世界來說有何意義

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又稱中歐全面投資協定，旨在構建中歐雙邊投資制度安排。

2020年12月30日晚，中歐領導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第一輪談判於2014年1月21日舉行。2014年進行了3輪談判，2015年進行了5輪談判，2016年和2017年，各進行4輪談判，2018年進行了3輪談判。

2020年6月，第二十二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以視頻方式舉行。中歐領導人重申致力於在2020年達成中歐投資協定。

2020年9月，中德歐領導人舉行視頻會晤。會晤確認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取得重大進展，重申年內完成談判的政治決心，為下階段談判提供戰略指引，共同釋放堅定信心和積極信號。

㈧ 為什麼要編制產業准入負面清單

為了國際間適應BIT談判，
無論是中美還是中歐的BIT(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都是依照負面清單加准入前國民待遇的做法展開的，因此，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首先適應這樣的辦法，才能擁有與其他國家進行BIT談判的基礎。而目前，四個自貿區先行先試出來的經驗進一步進行推廣復制，正是對此提供支撐。
進入負面清單的企業入境將受嚴格審查，
同時也將各方面遭受其他企業和消費者的警覺，
特別是那些良莠不齊的國外品牌企業和偽外資企業，
最開始就是在上海自貿區試驗成熟的，
能有效限制國外垃圾企業的入境，
推廣後也將對在全國范圍內對外資企業的審批簡化，
未列入負面清單的企業將從審核制變為備案制。

㈨ g20杭州峰會涉及到哪些議題和看點

一、g20杭州峰會議題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1、全球貨幣體系：

2106年10月，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將正式納入人民幣。中國可能會希望借峰會召開的機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推動SDR更廣泛地使用；呼籲改革IMF，並且以更好的方式監測國際資本流動。過去幾年，中國開始更多地參與全球金融監管體系中，並表達對重塑未來政策的強烈興趣，同時，中國已經開始公布以SDR計價的外匯儲備。

2、綠色金融：

利用金融工具推動環境友好型投資，是今年中國在G20峰會上的一個主要倡議。隨著環境保護和對產能過剩行業的重組成為中國國內政策的重要議題，綠色金融日益被視為解決方案中的一部分。

中國可能會呼提倡通過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克服可能阻礙綠色金融發展中的問題，比如外溢效應、期限錯配、缺乏適當的信息披露和風險管理等。中國在綠色金融方面發展迅速，今年以來，中國已發行的綠色債券達到1200億元，佔全球同期綠色債券發行規模的45%。

3、基礎設施投資：

隨著從貨幣寬松轉向財政擴張以及結構性改革成為全球共識，中國可能會倡導財政政策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比如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尤其是，中國期望「一帶一路」建設、亞投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及絲路基金等新的多邊組織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4、貿易協定：

另一個潛在的議題是2008年啟動的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的談判。在英國退歐公投之後，任何關於中國與英國或者中國與歐盟之間在貿易協定上的蛛絲馬跡都非常重要。

二、g20杭州峰會有以下六點看點：

1、中央總書記對「杭州時間」的安排：

G20杭州峰會，是2016年中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也是近年來中國主辦的級別最高、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際峰會。作為東道國領導人，中央總書記在峰會期間的重要活動將有數十場之多。

9月4日至5日的領導人峰會上，中央總書記將主持歡迎儀式、開幕式、五個階段會議、閉幕式等十餘場活動，同各方一道圍繞「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和各項重點議題展開討論。會後，中央總書記將出席記者會，向中外記者介紹峰會成果和會議情況。

領導人峰會前，G20工商峰會（B20峰會）將於3日至4日舉行。中央總書記將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全面深入闡述對中國經濟、世界經濟和全球經濟治理的看法和主張。

除上述兩個峰會外，金磚國家領導人按慣例將在峰會期間舉行非正式會晤，中央總書記將出席會晤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央總書記還將同與會外方領導人舉行雙邊會見。

杭州峰會是中國「十三五」時期主辦的首個大型國際峰會。中方將充分利用這一主場外交平台，向世界闡釋中國理念、中國主張、中國方案。

2、杭州峰會的新意：

人口佔全球三分之二，國土面積佔全球60％，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85％，貿易額佔全球80％——G20是公認的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在世界經濟復甦仍然乏力、不確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各方都期待這次G20峰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峰會主題下，各方將圍繞「加強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影響世界經濟的其他突出問題」等重點議題展開討論。

這些重點議題既著眼當前又旨在長遠，既圍繞增長動力又圍繞治理體制，重點突出發展問題，可謂切中肯綮。

今年以來，G20會議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多個「首次」——首次聚焦全球增長中長期動力；首次將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制定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制定全球首個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把綠色金融議題引入G20議程；發表G20歷史上第一份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席聲明，並准備在峰會前完成批准《巴黎協定》的國內法律程序……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G20峰會已經舉行十次。從危機應對機制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是G20自身發展面臨的重要任務。相信杭州峰會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能夠扮演關鍵角色。

3、與會政要將開展的外交活動：

20位G20成員領導人、8位嘉賓國領導人、7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杭州峰會的外方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將密集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

峰會期間舉行的雙多邊會晤，一方面可以就峰會議題本身進行探討，推動達成更多共識；另一方面，還可以藉此機會就雙邊關系和共同關心的其他熱點和敏感問題充分交換意見，管控分歧和爭議。

在眾多會晤中，大國之間的互動尤為引人關注。中美兩國已經宣布，中央總書記和奧巴馬總統將在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在此節點舉行的會晤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

此外，杭州峰會外交舞台將見證多個「第一次」。這將是巴西總統特梅爾、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英國首相特雷莎·梅等就任現職後首次來華。相信這些「第一次」會為雙邊關系發展創造新機遇，中國將進入繁忙的「多邊外交季」。

4、邀請這么多發展中國家的原因：

東盟主席國寮國、非盟主席國查德、非洲發展新夥伴計劃主席國塞內加爾、77國集團主席國泰國以及哈薩克、埃及……這些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都受邀與會。杭州峰會，成為G20歷史上發展中國家參與最多、代表性最廣泛的一次峰會。

「G20最終要解決的是發展問題。制定世界經濟未來發展方案，需要聽取和吸收更多國家的訴求。」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應當拓展發展中國家的話語空間。

在中方推動下，「包容和聯動式發展」成為杭州峰會重點議題之一。峰會第一次圍繞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定系統性行動計劃。峰會還將發起支持非洲和最不發達國家工業化合作倡議。

「對『發展』和『可持續』的高度重視，不僅是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為推動世界經濟復甦作出的獨特安排，也包含了更加強化G20這一交流合作機制的深刻考慮。

據悉，峰會籌辦過程中，中方全方位、多層次地開展G20外圍對話。聯合國大會、非盟總部、77國集團，和最不發達國家、內陸國和小島國……中國的對話活動覆蓋了幾乎所有聯合國成員，特別是其中130多個發展中國家。「這體現了中國開放、包容的辦會宗旨，讓G20峰會更具代表性。」陳鳳英說。

5、工商「大咖」將關注的話題：

根據杭州峰會的日程安排，迄今規模最大的B20峰會將與G20領導人峰會「背靠背」舉行。800多名全球工商界代表將參加9月3日至4日舉行的這次B20峰會，其中既有跨國公司巨頭，也有中小企業翹楚。

G20工商界活動（B20）的使命是代表工商界為G20建言獻策。呼應G20峰會主題，今年B20設置了「金融促增長」「貿易投資」「基礎設施」「中小企業發展」「就業」「反腐敗」六大議題，成立了由全球533位工商企業、商協會、國際機構和智庫代表組成的5個議題工作組，並組織舉辦了反腐敗論壇。

經過精心准備，今年《B20政策建議報告》已經出爐，將於B20峰會上正式向領導人峰會提交。實施G20智慧創新倡議、支持世界電子貿易平台（eWTP）倡議……報告提出了4方面20項政策建議。

「企業家是引領世界經濟復甦的排頭兵，全球經濟治理需要傾聽他們的聲音。

中國工商界在今年B20中可謂「史上最深度參與」——峰會代表近半數來自中國，馬雲、寧高寧、李彥宏等企業家分別擔任5個議題工作組主席。本次B20峰會為中國企業家深入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提供了重要平台。

6、反腐敗「天網」越織越牢：

推動G20制定追逃追贓高級別原則、設立追逃追贓研究中心、制定反腐敗2017－2018年行動計劃……在中國的推動下，反腐敗議題將成為今年G20峰會的重點之一。

「只有風清氣正的經濟環境，才能催生健康的世界經濟。」腐敗是全球現象，為經濟發展創造公平公正環境是各國普遍需求。

近幾年來，反腐敗都是G20的重要議題。作為今年G20主席國，中國高度重視推動G20反腐敗合作。在工商峰會即將向領導人峰會提交的《B20政策建議報告》中，寫入了加大國際反腐合作、提升商業環境透明度等內容。

杭州峰會的預期成果之一，是構建原則、機制、行動「三位一體」的反腐敗格局。所謂「三位一體」，即原則上各成員應共同遵守對腐敗分子的法律認定，機制上要建立互相配合的追逃追贓協商小組，行動上則要在法律結合點上提供方便快捷的主客觀條件，以達成一致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