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需求下降遲福林

㈠ 供給側，怎麼看怎麼干

什麼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旨在提高潛在增長率，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什麼是供給側？大家耳熟能詳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於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對應的供給側則聚焦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說：「與注重通過刺激需求側『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不同，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側發力，主張通過鼓勵企業創新和結構升級，通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等方式，促進經濟供給能力的提升，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需求側管理更多解決的是短期問題，在經濟處於短期波動的環境下，旨在令實際經濟增長率盡量貼近即期的潛在增長率，經濟過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給側改革則重在解決長期問題，從根本上促進潛在增長率的提升。」潘建成說，一般認為，勞動力、資本、資源、結構變動以及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影響潛在增長率的六大要素。其中，制度創新從宏觀層面看主要是改革。在所有的這些要素里，對目前中國經濟來說，改革是最基礎的，既可以使要素投入結構和增長更加合理，引導經濟結構優化，又可以促進技術創新動力的增強，進而全面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舉例說來更明白。促進家電銷售，需求側管理的思路是推出「家電下鄉」「以舊換新」、節能補貼等政策，鼓勵人們多消費；而供給側改革的思路，則是降低家電生產企業負擔、鼓勵企業研發新產品、創新銷售模式等，滿足甚至創造需求，拉動消費。因此，有專家將需求側管理比作對症下葯、見效快的「西葯」；而將供給側改革比作治本除病根的「中葯」。

什麼是結構性改革？潘建成說，結構性改革就是要通過改革使我們的經濟結構更加協調。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說，就是通過改善供給環境增強供給動力、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進而促進經濟更加穩定、協調和可持續增長。

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管理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我們要更加註重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簡政放權、減稅、國企改革等都可以理解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本質上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問題。」潘建成說。

為何現在強調供給側改革？

體現了從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的轉變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緩解當前我國經濟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把脈當下中國經濟，從需求側看， 1—11月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雙雙下滑，出口也繼續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時需求外溢明顯，海淘、境外代購風生水起。另一方面，需求升級趨勢明顯，電信、文化娛樂、養老等消費快速增長，綠色、時尚、品質消費空間巨大。而從供給側來看，我國既存在低層次產業的產能過剩，也存在著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的不足。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供給側的滯後造成當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給不僅跟不上需求升級趨勢，而且滿足創造新消費、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對症下葯」，解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在近期舉辦的第十五屆中國經濟論壇上，國務院研究室工業與交通司副司長張泰說，破除生產要素和商品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通障礙、大量的過剩產能和經濟結構性問題等，都是需求側管理所無法解決的，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則可以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奠定基礎。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面臨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有需求側的，更有供給側的，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通過改革化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是新階段中國經濟的必然選擇。」遲福林說。

「從強調需求側管理，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的是經濟工作思路從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以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轉變。」潘建成說。

供給側改革如何發力？

供給側改革是要下功夫的精細活，要有耐心、有信心、有決心

潘建成說，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應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影響潛在增長率的諸多要素來看，勞動力方面，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在下降，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延遲退休、加強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等，見效都需要一定的時間。靠資源和資本的投入短期內提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空間也不大——嚴重的產能過剩制約了投資增長，資源環境更形成了長期的瓶頸制約。

在潘建成看來，現在提升供給能力，可以從三個方面突破：一是繼續推動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二是推動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續轉移，並在轉移時注重結合當地資源稟賦，形成特色產業集群；三是鼓勵創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創新，包括通過打破壟斷、降低民間資本進入重要行業的門檻來激活民間資本，通過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資源；通過金融改革充分發揮資金效率、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等，這些都是在各個方面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提高市場化效率。」潘建成說。

從眼下的情況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優先解決好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去杠桿等幾大關鍵問題。

一是化解產能過剩。「現在化解產能過剩，要更多從供給側著手，促進產業升級，堅決淘汰僵屍企業。」潘建成說。此外，推動去產能，還要進一步推動市場化的兼並重組，通過優勢企業發揮主導作用對生產力重新整合，提升整個產業的供給效率。

二是降低企業成本。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需要打出「組合拳」，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財務費用等，目前還需要特別關注如何有效減輕企業繳納的社保費用。

三是房地產去庫存。當前樓市庫存較大，一大原因就是結構性供需錯位。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

四是補短板。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貧困問題、「三農」問題、生態問題、基礎設施等都是短板。補上這些短板，才能為我國經濟增長注入新的動力，帶來新的機遇。

五是盡快解決金融供給結構與融資需求不匹配問題。在保障金融體系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的提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融資便利度，增強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

（摘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28/c_128572752.htm）

㈡ 口對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具有內生性，系統性影響.不能簡單地以人口多少

1、「十三五」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後「窗口期」。中改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一是國內經濟矛盾與風險增大倒逼經濟轉型；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催促經濟轉型；三是對我國的經濟轉型升級來說，2020年確實是個坎：化解短期增長壓力的希望在2020，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關節點在2020。如果謀劃好、把握好2020這個「中期」，就能奠定未來10～20年公平可持續增長的堅實基礎；如果錯失2020「中期」這個重要歷史機遇期，就會失去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從而帶來系統性的經濟風險。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認為，經濟轉型升級是形成經濟新常態的核心與本質，「十三五」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時期。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認為，「十三五」我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發展中國家發展進入停滯階段，與落後國家相比，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逐步消失，與發達國家相比，創新優勢又沒有，面臨雙重壓力。 2、經濟轉型升級要解決的要害是「往哪轉」。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魏禮群認為，制定「十三五」規劃要有全球眼光、戰略思維和歷史的跨度，不僅僅考慮「十三五」，還要考慮到2030年。目前經濟轉型升級要害在於往哪轉：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二是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四是由守舊型向創新型轉變；五是由增長型向惠民型轉變；六是由干預型向市場型轉變。 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認為，要把轉型升級看作是一個過程，永遠在轉型、永遠在升級，不能停頓；由於各地省情不同，轉型升級要差別化，讓各地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發展重點和發展方向。 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面臨三大轉型：即工業轉型升級大趨勢——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城鎮化轉型升級大趨勢——從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消費結構轉型升級大趨勢——從物質型消費走向服務型消費。從三大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 3、「三力共振」對轉型產生重大影響。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未來三力共振會對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一是經濟轉型的壓力，當前面臨四個難以為繼：低成本出口戰略難以為繼；低端產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傳統使用方式難以為繼；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問題使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難以為繼；二是經濟增長動能的乏力，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主要是經濟增長的動能出現了乏力，靠傳統的投資很難再拉動經濟增長；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過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難繼續下去。 4、經濟轉型升級重在突破「三個路徑依賴」。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指出，轉型升級的關鍵是如何突破「三個路徑依賴」：一是政府與市場的合作關系要突破，從政府市場的合作模式轉向市場政府的合作模式，發揮市場很強的自我組織功能；二是城鎮化與工業化關系，過去長期是工業化帶動城鎮化，現在應該以城鎮化帶動工業化、帶動產業轉型升級；三是以經濟轉型推動社會轉型轉為以社會轉型推動經濟轉型。 以加快結構調整推進發展方式轉變 1、結構調整決定「十三五」增長前景。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當前我國正處在一個結構變動時期，面臨非常多的結構性挑戰，不確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結構性問題不解決，經濟增長會繼續走低、疲軟，中高速就很難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過結構調整走出經濟增長下滑的困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隆國強認為，從全球視野來看我國，短期是緩解產能過剩問題，中期看就是結構升級問題，尤其是製造業的升級。 2、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智造。遲福林認為，實現中國智造是工業轉型升級的總目標。「十三五」是我國從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的關鍵5年，需要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以信息化推動工業的轉型升級，重點是加快發展現代生產性服務業。 隆國強認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要有全球視野。從我國現實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都有很大的升級空間，不能簡單地丟掉一些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製造業，而去追求那些短時期還很難形成優勢的製造業。「十三五」，從勞動力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升級到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如果把這個升級做到位，增長空間就很大。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所長宋立認為，三大產業的比例關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產業內部的升級改造上，通過創新改造傳統產業，讓它有競爭力去跟外國競爭。 汪玉凱強調，轉型升級一定要樹立互聯網的思維，由網路大國走向網路強國，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要用互聯網的思維來改造傳統經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3、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魏禮群認為，「十三五」結構調整要往服務業方向發展，要提高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隆國強認為，不能簡單地說服務業比重高了，結構就優化了，服務業內部千差萬別，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動服務業升級更多地是強調高生產效率的服務業，而不能籠統地說服務業佔比高了結構就優化，需要對服務業進行細分。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認為，我國現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僅為1000美元左右，這樣的國情決定了我國離服務業主導還有相當長的時間。而要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首先就要實現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務型消費成為消費的主體。 4、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動態平衡。遲福林認為，我國投資消費結構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資消費失衡成為經濟風險的主要來源。例如，投資與消費的不匹配帶來產能嚴重過剩和供給短缺的同時並存，導致投資整體效益的下降；投資消費失衡、投資過快擴張推高了債務危機風險。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費導向的投資轉型，調整投資結構，使投資與消費相匹配。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抑制消費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我們現在恩格爾系數比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東京的住房，土地價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國北京正好是顛倒過來4：1，這與土地制度有關；三是社會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問題。 王小魯認為，當前經濟增長疲軟，說到底還是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方面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消費拉動有限，造成結構錯位。如果把結構調過來，那麼經濟增長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撐。為此，「十三五」消費要承擔更重要的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 5、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結構性矛盾。遲福林認為，從經濟轉型升級的現實需求與時間空間約束看，「十三五」結構性矛盾不解決，不僅轉方式、調結構很難有實質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籬，推進財政、稅收、金融、教育等結構性改革，成為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張占斌認為，「十三五」結構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過金融的結構性調整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二是教育的結構性調整，我國從製造業大國走向製造業強國，從經濟大國走向經濟強國，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資源作支撐，高等教育要與產業、職業教育更好的結合，使社會流動進一步加快；三是國企的結構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時，讓一些股權能夠流動起來，形成更大的市場機制。 以城鎮化轉型帶動經濟結構升級 1、「十三五」結構調整的核心任務是推動城鎮化。王建認為，「十三五」我國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是將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將農民工轉化成市民，讓近3億農民工真正變成市民，由此帶動服務業加快發展。 遲福林認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鎮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退出歷史；二是城鄉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到2020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要成為歷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鎮的公共資源配置，初步實現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鎮化釋放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遲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國城鎮化正處在轉型升級的歷史關節點，由於城鎮化仍處於較快發展階段，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城鎮化仍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有可能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 3、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並舉。劉尚希認為，城鎮化離不開產業，產業不一定是工業，農業也可以作為城鎮化的一個基礎，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農業。所以在城鎮化的發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異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可以降低成本，而異地城鎮化的成本相當高，在現行體制下，就近城鎮化與異地城鎮化應該並舉。 4、城鎮化要通過工業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宋立認為，城鎮化主要靠兩個驅動，一是內生工業化的驅動，例如過去長三角的小城鎮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人作為勞動力加入工業化，作為消費者實現城鎮化；二是全球化帶來的外生工業化，因為我們勞動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體系後，嵌入到全球體系，如果勞動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這個體系。因此，未來城鎮化最根本的是要通過工業轉型升級創造新的需求，從而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他們的收入，成為城鎮的消費者。 5、城鎮化轉型重點在兩頭。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認為，新型城鎮化的一頭是城鎮，如果我們在1.94萬個縣市鎮挑選一部分大鎮做到縣城鎮的水平，就能夠提高很多鎮的城鎮化水平；另一頭是農村，一是村裡要有產業；二是城市公共服務要向農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學校、好的醫院等公共資源要向農村延伸。 6、關鍵在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黨國英指出，農民住房現在卡得很死，農民住房是財產權，但宅基地不能買賣，農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轉。所以說，土地制度改革對克服農民消費抑制能發揮根本性作用，現在如果把機制理順，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護好農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學規劃管理水平。 經濟下行背景下更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1、到2020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戰略目標，關鍵在於深化以簡政放權為重點的政府改革。遲福林認為，能否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為主線實現行政體制改革的實質性突破，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挑戰，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十三五」重點是：全面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職能的嚴格分離，建立統一、有效的市場監管體制；全面推進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社會化、市場化；推動政府職能法定化，建設法治政府；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解放思想，變革政府發展理念。 汪玉凱指出，第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要調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張清單一張網」，這是未來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國企改革，如果沒有國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難建立起來；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導權退出以後，財稅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財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為創新驅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尤其是要為民營經濟提供一些條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聯動，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實質性進展，政策需要聯動，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經濟下行壓力下要防止走回頭路。劉尚希認為，在經濟增長下行的情況下，政府更容易強化組織功能，抑制社會的自主功能，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顯。當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場在配置金融資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調整，產業結構調整就很困難。 3、著手清理各種產業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魯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從過度參與、推動投資中退出，著手清理各種產業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勵競爭的政策上來，把重點放在維護市場秩序、鼓勵公平競爭。 形成服務貿易強國的國際競爭新優勢 1、把提高服務貿易比重作為「十三五」對外開放的重大任務。遲福林指出，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調整變化和「一帶一路」開放戰略深度實施的大背景下，推動我國從貨物貿易大國走向服務貿易強國，到2020年，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優勢，並倒逼服務業市場開放進程。 魏禮群強調，要繼續加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圍繞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帶」，加快企業走出去，加大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同時要與國內發展服務外包有機結合。 2、把加快服務業市場開放作為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的重點。遲福林認為，要積極建立並實施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全部向外資開放，並實行內外資、內外地企業同等待遇；加快擴大雙邊和區域服務貿易協定，打破一些國家對我國服務貿易的壁壘，把服務業市場開放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作為雙邊或區域合作的重點。 3、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新機遇。隆國強認為，服務貿易這些年發生了很大變化，像信息服務業過去不可貿易的服務，現在變得可以貿易了，像ITO、BPO、KPO這些信息技術服務可以跨境進行交付。但總的來看，我國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還不強，要抓住全球服務外包的機遇。 遲福林認為，服務業外包逐步取代製造業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趨勢。從全球分工看，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是服務外包產業鏈的上游端，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是服務外包的承接主體。建議國家盡快出台相關政策，在全國范圍內普及推廣示範城市品牌、技術、信用方面創建的成功經驗，推動服務外包市場的規范和快速發展，充分利用服務外包提升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

㈢ 為什麼現在要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體現了從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的轉變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緩解當前我國經濟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把脈當下中國經濟，從需求側看， 1—11月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增速雙雙下滑，出口也繼續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時需求外溢明顯，海淘、境外代購風生水起。另一方面，需求升級趨勢明顯，電信、文化娛樂、養老等消費快速增長，綠色、時尚、品質消費空間巨大。而從供給側來看，我國既存在低層次產業的產能過剩，也存在著高品質產品和服務有效供給的不足。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供給側的滯後造成當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給不僅跟不上需求升級趨勢，而且滿足創造新消費、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對症下葯」，解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與問題。在近期舉辦的第十五屆中國經濟論壇上，國務院研究室工業與交通司副司長張泰說，破除生產要素和商品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通障礙、大量的過剩產能和經濟結構性問題等，都是需求側管理所無法解決的，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則可以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奠定基礎。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面臨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與問題有需求側的，更有供給側的，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通過改革化解供給側的結構性矛盾，是新階段中國經濟的必然選擇。」遲福林說。
「從強調需求側管理，到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的是經濟工作思路從注重短期經濟增長向注重可持續發展以及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轉變。」潘建成說。

㈣ 2000年以來祖國取得的大成就

政治方面的成就：

1、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

2、亞洲投行，由中國主導，打破日本美國控制的亞洲開發銀行對亞洲基建方面的壟斷；

3、杭州G20峰會，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

4、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票否決；

5、抗戰勝利70周年大閱兵。

體育方面的成就：

1、2008年舉辦北京奧運；

2、男足實現歷史性突破，闖入2002年韓/日世界盃賽；

3、跳水從夢之隊時代到里約奧運會中國隊的金牌第一的超級夢之隊；

4、中國女排東山再起，兩奪世界冠軍，更奪得了里約奧運金牌。

科技方面的成就：

1、中國天眼，世界最大的望眼鏡；

2、北斗衛星，世界排名第二位；

3、神舟飛船，載人航天；我國是世界第三個把飛行員送入太空的國家；

4、嫦娥工程，把飛船發射到月球；

5、天舟貨運飛船，為太空站提供補給；

6、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太空進行試驗；

7、神威·太湖之光計算機，計算能力世界第一。

8、探索一號深海科考探測器船，探尋水下五千米的秘密

9、雪龍號極地考察船，31次赴南極，踏遍世界五大洋。

㈤ 金融服務體現在哪些方面，在發展城鎮化的進程中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新的發動機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推進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貿出口、投資以及消費相繼成為不同時期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是，由於後金融危機時代的來臨，國際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充滿變數，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態勢仍將延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我國必須找准經濟發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化過程和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其本質特徵是農村人口在空間上的轉換，非農產業向城鎮集聚，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轉換。

經濟學中有個重要的「納瑟姆」曲線（如圖1），它表明當城鎮化水平達到30%而繼續上升至70%的區間，是城鎮化率上升最快的發展階段。「十一五」時期，中國城市化率年均增長0.9個百分點，2012年達到52.57%。若中國的城鎮化率今後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持續20年才能達到70%。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末，我國人口總數135404萬。城鎮人口71182萬，其中流動人口23600萬。鄉村人口64222萬。我國城鎮化率為52.57%。如果扣除未真正市民化的流動人口數，我國的城鎮化率將只有35.14%。如果我國在十年內達到70%的城鎮化率，以現有人口數為基數靜態測算，按國家統計局的口徑（簡稱「窄口徑」），需市民化23600萬人，每年市民化人數為2360萬人；若按扣除流動人口的專家口徑（簡稱「寬口徑」），需市民化47200萬人，每年市民化人數為4720萬人（見表1）。

如果按201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0.495%測算，2022年我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42258萬，2032年我國人口總數將達到149459萬人。同樣十年達到70%的城鎮化率，窄口徑需城鎮化人口總數將達24800萬人，而寬口徑需城鎮化49600萬人（見表2）。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動態測算要達到70%的城鎮化率，我國將有2.48億～4.96億農民進入城市，十年間每年「市民化」約2480萬～4960萬農村人口。新型城鎮化建設進程對投資、就業、消費的全方位拉動，進而優化產業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將推進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拉動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新型城鎮化仍然會產生新的基建投資空間。以日本為例，日本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速在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後半程，繼續呈現上升趨勢，在城鎮化率突破70%後，日本的基建投資增速才開始趨穩。據全國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全國33270個鄉鎮中，僅11.7%的鄉鎮有公園，68.4%的鄉鎮有綜合市場，23%的鄉鎮有農產品專業市場，34.4%的村地域內有50平方米以上的綜合商店或超市；全國僅72.3%的鎮實施集中供水，而且只有24.5%的村飲用水經過集中凈化處理；全國僅19.4%的鎮生活污水經過集中處理，36.7%的鎮有垃圾處理站，15.8%的村實施垃圾集中處理。應該說，我國農村鄉鎮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有較大改善。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伴隨城鎮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電、住房、通訊、教育、醫療、文化建設、污水和垃圾處理等方面將進行大規模、全方位的建設，從而形成巨大的投資需求。

優化結構。經濟發展史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這種演進是需求結構、技術進步趨向以及供給要素的變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表現。城鎮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緊密相連，有專家通過計量分析表明，城鎮化進程與第三產業發展相關系數為0.933，與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相關系數為0.968，都呈現高度正相關。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不僅能夠推動以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為主要內容的公共服務發展，也能夠推動以商貿、餐飲、旅遊等為主要內容的消費型服務業和以金融、保險、物流等為主要內容的生產型服務業的發展，從而推動我國經濟結構加快轉型，實現經濟服務化。

增加就業。發展經濟學派的托達羅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由於城鄉實際收入的差異和獲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必將推動第二、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發展。在經濟服務化背景下，服務業已成為吸納全球就業的主要部門，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就業比重一般達70%左右。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金融危機後期，發達國家新增的就業份額90%以上都被生產性服務業所吸納。從我國情況看，自2007年至今，服務業已超過工業、農業、建築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絕對主力。2011年服務業就業人員首次超過農業，早已超過工業、建築業，成為就業絕對主力。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會為服務業的充分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就地吸納大量的農村人口就業。

促進消費。城鎮化可以擴大消費群體。阿瑟·克羅伯把中國人分為兩個群體：糊口群體（10億人以上，主要集中在農村）；消費群體（1億～3億人）。中國低收入者（糊口群體）有消費慾望但沒消費能力。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著糊口群體徵收，一部分糊口群體轉化為消費群體。城鎮化可以提高消費水平。從鄉村到城市，居民消費明顯增加。農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將促使新型城鎮中的文化、旅遊、休閑、家政、美容等行業的服務需求不斷增加，服務水平將不斷提升，進而逐步實現消費結構的升級。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支出15161元，而農村居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僅5221元，是農村居民的2.9倍，人均高出近1萬元。按每年「市民化」人口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將極大地促進消費。

縮小差距。增長極理論和非均衡發展理論表明，在某一時段內，特別是工業化階段，城鄉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共同存在的現象。按照經濟理論，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差距總是先逐步擴大，然後縮小的。從我國的情況看，城鄉差距體現在收入、文化教育、醫療保障、政府公共投入等各個方面。而我國的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城鎮化將加強公共設施投入，改善城鎮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城鎮化將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質。應該說，城鎮化是解決城鄉差距的根本出路。

城鎮化有巨大的資金需求

從新型城鎮化對我國經濟的推動以及國際經驗看，城鎮化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也會創造出新的金融需求。目前，專家學者對城鎮化的資金需求預測較多。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未來10年新增城鎮人口將達到4億左右，按較低口徑，農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萬元的固定資產投資計算，也能夠增加40萬億元的投資需求。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指出，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達到6.91億，城鎮化率達到51.27%。如果未來城鎮化以每年0.8～1.0個百分點的速度推進，到2020年前後中國城鎮化率將超過60%。據此估計，未來全國將有4億～5億農民需要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實現市民化，若以人均10萬元的農民工市民化成本進行推算，僅此一項，就至少需要40萬億～50萬億元的巨額資金。王文鄢認為，人口城鎮化的成本在8萬元～50萬元/人不等 。

雖然說專家學者眾說紛紜，但根本的一條就是我國未來的新型城鎮化將產生大量的資金需求。我認為，未來新型城鎮化的資金需求主要體現在城鎮公共事業建設、城鎮房地產開發、城鎮小微企業和城鎮居民消費等四個方面。若十年達到70%的城鎮化率，按資金需求靜態測算，上述四個方面的銀行資金需求估計將達到23.45萬億元（窄口徑）～46.9萬億元（寬口徑）（見表3）。

城鎮公共事業建設需要大量資金。新型城鎮化的公共事業建設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公用事業建設和公共服務建設三個方面。這些項目建設，有的純靠政府投資，有的可以公私合營，有的可以民間投資。但是，這些項目建設共同的特點是資金需求大、建設周期長、經濟收益有限、償還期長。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多渠道籌集資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銀行資金支持。按每市民化1人將需要投入10萬元測算，每年需要投入2.48萬～4.96萬億元建設資金。即便這些資金中只需要50%的銀行貸款，也有1.24萬～2.48萬億元。

城鎮房地產開發需要大量資金。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人的城鎮化。隨之而來的就是安居問題。在土地集約使用的情況下，新型城鎮化必然改變傳統的農家小院模式，實現住宅商品化發展。我國普通商品住房項目的最低資本金比例為20%，按每年830萬戶農民市民化（2480萬人除以3人/戶），每套城鎮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萬元計算，總投資將達8300億元，需要外部融資將達6600億元。若按45.8%的貸款比例計算，需銀行信貸資金3800億元；若按寬口徑計算則為7600億元。

城鎮小微企業發展需要大量資金。十八大提出「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工業化，尤其是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是城鎮化的持續推動力。農業產業化發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業創立、成長，產生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和流動資金需求。從目前全國的小微企業貸款余額與小微企業戶數可以測算出，小微企業戶均貸款額約90.5萬元。假設每年市民化2480萬農村人口，2/3為勞動人口（萬人），其中50%留在小城鎮就業則約為827萬人，按小微企業戶均吸納就業21人計算，預計將新產生約40萬戶小微企業，其貸款資金需求將達3600億元。按寬口徑計算貸款資金需求將達到7200億元。

新城鎮居民有大量資金需求。十八大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計劃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農民創業和擴大再生產將使得個人生產經營性貸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發展將使得農民消費升級，新市民對居住、交通、娛樂、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長將帶動個人住房貸款、耐用消費品貸款、汽車消費貸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國住戶消費性貸款余額104439億元，按城鎮人口71182萬簡單測算，人均消費性貸款約1.47萬元。而新型城鎮化每年市民化2480萬人，將新增消費貸款需求3650億元，按寬口徑計算將達到7300億元。

從上述四個方面的簡單測算看，每年新型城鎮化產生的銀行信貸資金需求將達2.35萬億～4.69萬億元左右，約佔2012年全國新增境內貸款的26.6%～53.2%。可見，新型城鎮化將產生大量的資金需求，而農村銀行機構在城鎮化建設中大有可為。

銀行要助推盡責

根據路徑依賴理論，最初的選擇決定今後的路徑。「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是壞），由於規模經濟、學習效應、協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形成自我強化機制。因此，農村銀行機構在支持城鎮化進程中的機制建設尤為重要。

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需要農村金融服務的支持與配合。農村金融體系是農村經濟的「造血體」，建立現代農業金融服務體系、補齊農村金融短板，已成為促進城鄉產業互融和要素流動、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的關鍵。

實際上，銀行支持推進城鎮化進程對於政府、小城鎮金融消費者和銀行自身均有現實意義。對於政府而言，可以充分發揮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貸資金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對農民而言，可以轉變生產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費觀念，節約寶貴的土地資源，有效拉動內需和消費；對銀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寬客戶資源，拓寬中間業務渠道，挖掘豐富的金融財富，增強綜合競爭力。

機構下沉

在前幾年的機構撤並風潮中，大量的縣域分支機構被撤並，有的縣市甚至除了農行和農村信用社，沒有其他大中型銀行機構。要做好城鎮化金融服務，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強前瞻性研究，立足長遠發展，根據商業可持續和「貼近基層、貼近社區、貼近居民」原則，將機構網點開設到縣域、鄉鎮，發揮熟人、熟地的優勢，開展貼身服務。健全服務功能，開通網上支付等電子支付渠道，提高新型城鎮金融服務效率，擴大農村金融覆蓋面。

在銀行網點的管理上，可以按照網點服務功能與范圍，將銀行網點分為區域中心型網點、便利型網點和新型自助服務點三種類型。區域中心型網點屬於全功能銀行，設置在縣域或大的鄉鎮，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便利型網點屬於有限功能銀行，設置在小型鄉鎮，以基礎性金融服務、收單業務為主，突出低風險、低成本和便利性；新型自助服務點以自助服務為主，配備綜合服務終端、助農取款POSE、離行式自助設備等。區域中心型網點負責管理、指導社區便利型網點，並提供業務支持與服務；新型自助服務點作為實體網點的觸角與補充，延伸至社區的樓道、葯店、超市等社區生活場所，三種類型網點構成層層遞進、協作分工、相互支撐的網路體系。

准入放寬

中國城鄉差別比較大，農村的區域性差別更大。農業和農村經濟有自身的特點，農民信用也有自身的特點，因此，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離不開「土生土長」的「草根」金融。作為銀行監管部門，在鼓勵支持現有銀行機構向下延伸服務網點的同時，積極推動農村金融機構建設。要在堅持「改制不改姓，更名不離農」的總體原則下，加快推動農信社股份制改造。通過協調三方（政府、省聯社及屬地監管分局）、實時溝通、分類推進、包片督導、按季通報、考核問責等措施，實行「政府+市場」的改革模式。要進一步放寬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設立條件，允許更多種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為發起人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等，推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在縣域和鄉鎮的布設，尤其是在不發達、欠發達縣域的設立，並突出本地化建設。進一步規范民間融資，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各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發起設立和增資擴股，提高農村金融市場民間資本的投資比例。

權力下放

為了防範由於信息不對稱下的道德風險，銀行業金融機構普遍實行了嚴格的授權管理。但是，由於信貸審批權力逐級上收，審批鏈條拉長，盡管基層機構享有的企業信息最為真實全面，卻因為缺乏應有的信貸決策權，無法及時滿足企業有效的信貸需求。而有權審批人由於信息的不確定性、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漏損和信息的不對稱等因素的影響，難以實現科學正確決策，只能對難以看準的項目進行否決，導致縣及縣以下分支機構的授權授信逐年萎縮，難以適應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現狀和新型城鎮化的金融服務需求。因此，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在掌握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特點和信用狀況的基礎上，進一步科學合理地劃分信貸管理許可權，實行分類指導下的區域性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對風險控制水平高、業務市場廣闊、有效信貸項目多的分支機構，適當擴大授權和轉授權。實行項目負責制，試行直報審批制，由項目營銷負責人直報有權（最終）審批人，減少中間環節，減少信息漏省，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

資金迴流

經濟資本是商業銀行用以抵禦非預期損失的虛擬資本。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經濟資本管理機制運作的主要路徑是「以系數法或資產波動法計量不同風險資產所需的經濟資本→以增量配置法分配經濟資本→以資本回報率評價經營績效」。由於經濟資本管理機制精確、高度的逐利性，必然導致區域金融資源配置不平衡，使得銀行機構難以較好地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與履行社會責任、促進經濟金融持續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矛盾。

農村銀行機構要在城鎮化進程中有所作為，必須建立資金迴流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城鄉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問題，建立與農村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制訂並落實「兩個高於」（即「三農」貸款增速要高於GDP增速，高於本單位各項貸款平均增速）的工作目標。另一方面，要對欠發達地區經濟資本管理模型進行優化，即主要在經濟資本的分配和考核環節引入調節系數，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信貸投入。在經濟資本的分配環節，要降低「三農」、城鎮化貸款的資本佔用系數，按信貸增幅不低於或高於當地GDP增幅的標准配置欠發達地區經濟資本；在經濟資本的考核環節，要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經濟資本回報率差異的實際，按一定的調節系數下調欠發達地區經濟資本期望回報率，提高基層銀行機構開展「三農」、城鎮化貸款的積極性，加大信貸投入力度。

讓利於民

2012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凈利潤1.24萬億元。作為最賺錢的行業之一，我國銀行業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履行社會責任的力度，在實現自身經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實現銀行利益和社會責任的統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戶。農村銀行機構要堅持服務收費「四項原則」，做到合規收費、以質定價、公開透明、減費讓利。要按照《關於銀行業金融機構免除部分服務收費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戶開戶、銷戶手續費，櫃台、ATM機具查詢服務費及工本費等服務項目費用，降低金融消費者成本負擔。

另一方面，強化「讓」字，以義取利。農村銀行機構要嚴格按照監管部門整治銀行業機構不規范經營行為等相關文件的要求，落實「七不準」禁止性規定，及時糾正貸款附加不合理條件和強制收費等不規范經營行為。同時，按照「了解你的客戶，了解你的客戶的產品，了解你的客戶的市場」的原則，科學合理確定「三農」、城鎮化貸款的利率水平，切實降低農村金融消費者融資成本，堅決杜絕「殺雞取卵」式的利率定價方式，築實可持續發展基礎。

活用政策

農村銀行機構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用好用活政策上有所作為。農村銀行機構在堅持執行國家的宏觀政策的同時，必須正確理解和掌握有關國家宏觀調控和監管政策，要用改革創新的思想認識政策，用足政策空間，要在同樣的政策下找到適合自己的著力點，按照有利於經濟發展、有利於改善民生、有利於銀行業自身發展的要求開展金融服務工作。

2012年底，國家四部委連續下發了一系列規范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文件，筆者認為目前的平台政策體現為：總量控制、分類管理、加強指導、明確責任，規則不變、彈性掌握。控制總量是指，銀監會規定2013年貸款總量不能增加，同時對貸款、非貸款融資實行全口徑監測。在總量不增加的情況下，對省級和計劃單列市符合條件的融資平台給予必要的信貸支持。分類管理是指，2013年到期的平台貸款，銀行可區別情況給予扶持：包括符合《公路法》的收費公路項目，經國務院審批或核準的且資本金已到位的重大項目，已列入國土資源部名錄的土地儲備機構的土地儲備貸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項目，工程進度達到60%以上且現金流達到全覆蓋的在建項目。加強指導是指，指導土地儲備機構進入名錄以獲取銀行信貸支持。建議政府結合土地儲備新規研究對策，加大指導和扶持力度，爭取其他有土地儲備的平台公司盡早進入土地儲備名錄，滿足銀行信貸融資的基本條件。明確責任是指，政府平台總體屬於財政性風險，控制總量由銀行法人機構負責，風險防範的任務在銀行業金融機構。規則不變是指，包括控制總量的原則不變，分類管理的方式不變，區別對待的要求不變，逐步化解的路徑不變。彈性掌握是指，銀行業將積極支持鐵路、公路和新興產業等領域的國家重點項目建設。

主動營銷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面臨新的形勢，追求盈利與風險化解之間的關系平衡成為資產負債管理的關鍵。從美國、日本利率市場化進程看，競爭壓力下銀行的風險偏好有所上升，貸款占資產比重平穩上升，存貸比持續提高。因此，在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銀行機構必須積極行動，明確專門部門和專門人員負責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金融服務工作，充分利用當地優勢，注重培育優良客戶群，為小城鎮建設的穩步發展奠定必要的物質基礎。要轉變「坐等客戶上門」的觀念，開展主動營銷，多深入企業和鄉鎮，多走訪客戶，多傾聽客戶的聲音，在需求中找市場，在服務中尋客戶，不斷提高新型城鎮化融資需求的滿足率、覆蓋率和滿意率。要規范農村城鎮化信貸業務運作程序。開展區域評價，針對農村城鎮化建設目標市場，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形成區域評價報告，為信貸支持和營銷決策提供依據。對選定的拓展區域和項目，及時進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產品，制訂全面、貼身服務方案，及時開展營銷，對於區域整體符合支持條件的，根據該區域特點制訂整體服務方案，實行區域整體營銷。

創新制度

先進的制度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盡其才的保障，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工作積極性，達成工作目標的保障。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金融需求明顯有別於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業和大項目的需求。新的金融產品則是農村銀行機構有效支持新型城鎮化的工具和手段。農村銀行機構要努力建設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金融工具以及相關的政策支持規范體系，有針對性的提供差異化產品，推動嶄新的金融品種打進農村市場，推動同業之間的業務合作。

一是創新服務手段。積極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務、電話銀行、網上銀行等現代化金融服務手段，促進業務辦理效率的提高和資源優化整合。圍繞銀行卡、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代理保險、代理基金、個人理財等業務，創新開發中間業務品種。對已在大城市開辦的中間業務品種，應盡快在縣域金融機構推廣。要充分利用現有的機構、網點、人才、信息等優勢，大力開展中間業務創新，逐步將業務滲透到投資理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產權交易服務等領域。

二是創新擔保方式。突破傳統擔保方式的限制，擴大抵質押貸款范圍，接受企業自身用的無形資產（品牌、商標、專利）、集體土地使用權、廠房、宅基地和集鎮商鋪、庫存產品等作為貸款擔保；推出中小企業信貸、小企業循環貸款、親友抱團貸款、企業信用聯盟、網貸通等貸款業務；農村小額信貸允許用農作物、農產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權等作為抵押獲得貸款。

三是創新融資產品。結合城鎮化建設的特點和實際需要，積極開辦購建房貸款，支持農民改善居住條件；積極開展農業生產所需消費貸款，鼓勵農民購買小型農機具和交通運輸工具，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大力支持農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過具有經濟實力的村民擔保的方式試辦助學貸款。努力滿足小城鎮建設對信貸資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責任追究。農村銀行機構要以滿足「三農」、城鎮化的有效信貸需求和防範風險為原則，以調動信貸人員工作積極性為根本，完善信貸制度、定價策略和考核辦法，優化信貸流程，增加信貸投放。要科學設立風險容忍度。對經過條線和內審部門檢查認定，信貸人員確已依規操作，恪盡職守的，要依規免除其經濟責任，實現盡職免責。

監管激勵

日本社會學家橫山寧夫提出的「橫山法則」認為，自發的才是最有效的。作為銀行監管者，必須要善於完善制度和規則，引導農村銀行機構積極主動參與新型城鎮化建設工作。一是加強監管引導。要完善差別化監管政策，提高農村銀行機構存貸比和不良貸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對農村銀行機構的存貸比設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於60%；允許農村銀行機構的不良貸款容忍度高於平均不良貸款率的2～3個百分點。參照扶持小微企業做法，降低農村銀行機構「涉農」、「涉城鎮化」貸款的風險權重至75%。支持農村銀行機構發行「城鎮化金融債」，補充資金來源支持城鎮化建設。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鎮化建設信貸導向評估監測制度，提升農村銀行機構金融服務能力和動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貸風險損失補償機制和信貸投入獎勵機制，將特殊補貼政策與普惠制農村稅收政策相結合，實現偏遠地區農村商業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三是搭建溝通平台。由政府部門和監管部門牽頭組織，定期召開新型城鎮化建設聯席會、項目供求信息推介會，及時向金融部門通報小城鎮的發展規劃、產業布局、項目引進、經濟運行等情況，及時向金融消費者宣傳推介銀行的信貸政策、投放重點和金融服務產品等，增進企業與銀行部門的相互了解，實現政府決策與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務效率。

㈥ 遲福林的研究領域

20多年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
2008年「兩會」期間，《人民政協報》發表專訪，概括遲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卻放眼全國。他現在是學者，卻曾經是官員。他以研究經濟體制改革見長，每年主持多個改革熱點課題的研究，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個偏於一隅的學術機構放眼八方，蜚聲海內外，使這個位居天涯海角的『學術重鎮』以巨大能量輻射全國，成為中國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稱為改革『智囊』的遲福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遲福林從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職能」起航，長期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極大的熱情和激情，圍繞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政策需求，潛心研究改革發展的重點、難點、熱點課題。發表論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專著22本，主編改革研究報告58本。遲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前瞻性、戰略性和對策性。90年代中期以來，他主筆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許多被直接採納，有的被用作中央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參閱件。他以服務於改革的政策決策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決策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回顧遲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課題，可以看到他竭心盡力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的歷史軌跡。1991年，遲福林提出社會主義需要市場，隨後又提出從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過渡的改革思路；同年開始研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從「以公積金為主、個人賬戶為輔」逐步過渡到「以個人賬戶為主」的中國社會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為主體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主張全面推進企業股份制改革；他先後提出的「從國有企業到國有資本——關於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主張」、「國有資產市場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國有控股公司深化國企改革重頭戲」、「歷史的必然——國有資產市場化」、「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等觀點產生了廣泛影響的觀點，其中「我國股份制經濟健康發展的正確方針」一文獲全國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海南新體制構架與實踐》獲國家新聞出版署頒發的國家「八五」重點出版圖書獎，「市場經濟環境下國有經濟的發展」一文獲蔣一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學術基金優秀論文獎，「當前確立勞動力產權至關重要」一文獲優秀社會科學論文一等獎。1993-1995年，在我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快車道，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擴張過猛，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情況下，遲福林主持經濟快速增長與抑制通貨膨脹課題，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的五十條建議」，受到相關部委的高度重視，被國家有關部委在制定政策時大篇幅採納。1996年，遲福林主持商業銀行體制改革課題，提交「以解決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建議」，引起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農民土地使用權課題」，提交了以「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為題的改革政策建議報告，該建議報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領導重要講話和中共中央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起草的參閱件；「賦予農民長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權」被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直接採用，「農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權至少30年不變」、「賦予農民土地使用權的物權性質」、「應當給農民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抵押權」等建議，在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過程中被用作參考資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形成的研究報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調用50套作為參考資料。1998年-2002年，遲福林連續5年主持「基礎領域改革」課題，重點研究電信、電力、鐵路、民航等壟斷性公共部門的市場化改革，提交的調查報告、研究報告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基礎領域改革政策決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影響。有專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對深化壟斷領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 2003年SARS危機中，針對突發性公共安全危機中政府角色的現狀，遲福林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議，呼籲「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業安全、收入安全、養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設有效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構建以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保障網路，完善危機管理制度和危機處理機制，維護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安全，都是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產品」。2003年以來，遲福林致力於政府轉型與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後提出 「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立並完善公共服務體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層領導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對改革理論和實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與此同時，海南經濟特區20年改革發展的某些重大戰略決策，都與遲福林的研究密切相連。1988年-1993年，遲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體制改革辦公室的全面工作，負責海南特區「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與實踐，主持創立「個人賬戶與社會共濟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海南模式，為海南特區率先進行企業股份制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並取得成就、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做出了貢獻。隨後又主持「海南特別關稅區」課題，形成上、中、下三個總體方案和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到多方面的贊同。90年代中期，遲福林主持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研究課題，形成《關於實行瓊台農業項下自由貿易的建議報告》，引起中央有關領導的高度關注；他長期堅持洋浦自由港區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關於洋浦自由港區建設的研究報告和建議報告，為中央相關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經濟開發區建設發展決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體制機制課題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構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經濟結構和更具活力的體制機制研究報告》。2001年我國入世在即，遲福林主持海南經濟特區通過產業開放拉動產業升級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設海南國際旅遊島的建議，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國際旅遊島可行性研究報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進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總體方案）》；2008年根據海南省政府的委託，研究提交《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行動計劃》；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國際旅遊島——政策需求與體制安排》，省委書記和省長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關部門參閱，並上報中央相關部委。 遲福林已從躊躇滿志的改革研究初嘗者轉變成為著作等身、具有廣泛影響的經濟改革研究專家。豐碩的成果是他繼續鑽研、孜孜以求的新起點。近五年，他以政府轉型研究為重點，形成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對新階段的經濟社會轉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而且也有可能成為影響我國後轉型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
改革研究的廣闊視野
一、我國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
早在2000年，遲福林在《中國：改革決定未來》（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一書中就對我國改革開放作了回顧和前瞻。他認為，同過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復雜多變的國內環境面前，對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個基本的估計和判斷至關重要。改革開放30年之際，遲福林在深入研究總結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實現了社會發展階段的歷史性變化」，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他認為，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是我國30年改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的重要背景。這個過渡既帶有「轉軌中發展」的特點，也帶有「發展中轉軌」的色彩。新階段我國改革發展面臨的許多問題，需要結合這些宏觀層面的結構性變遷來思考和分析。遲福林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較低水平向較高水平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個國家（地區）的社會需求結構，以及滿足這些社會需求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等，可以作為判斷發展階段的基礎，其中一個分析視角是把發展階段劃分為生存型階段和發展型階段。在生存型階段，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決溫飽問題；進入發展型階段，盡管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提高，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發展的目標逐步聚焦於人的自身發展。在社會發展的新階段，廣大社會成員要求加快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全面創新，使之與發展型階段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相適應。遲福林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等五個方面，可以作為判斷我國開始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的參考性指標。按照這些指標，我國在本世紀初（2000～2003年）開始由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過渡。這與我國在本世紀初「實現了由解決溫飽到總體上達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的判斷相一致（《改革開放30年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軌跡及其引申》，《改革》雜志，2008年第10期）。作為一名以服務於改革政策決策為己任的經濟學家，遲福林強調，從生存型階段步入發展型階段，不僅表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也意味著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發展方式等，都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遲福林將這些歸納為三大矛盾，即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結構建設滯後的矛盾。遲福林將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為他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提出了諸多具有獨立性、客觀性、前瞻性的觀點和見解。
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日益突出的諸多矛盾。比如，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相當突出，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能源、資源等問題全面快速凸顯，環境問題開始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面對這些矛盾，遲福林從更深層次剖析，認為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是產生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議「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應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光明觀察》，2006年10月10日）。遲福林認為，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實行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有其客觀性。一是經濟體制轉軌的過渡性特點；二是經濟增長中的階段性要求。在改革開放之初，當企業還沒有成為市場主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還沒有形成的情況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資主體、建設主體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各種問題就逐步暴露出來，成為影響經濟穩定增長的突出因素。遲福林判斷，「從總體上來說，我國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條件和時機都很成熟」。他建議政府應由經濟建設主體轉向創新環境主體，把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市場環境作為重要職能，加快行政配置資源向市場配置資源的轉變，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進而實現三大轉變：即從注重生產向注重消費的轉變；從注重經濟增長向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轉變；從單純注重經濟增長向注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以政府轉型為基本目標--論「十一五」時期的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人民網，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導低碳經濟和綠色復甦的背景下，遲福林將資源環境問題作為當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應關注的熱點和焦點。他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現日趨尖銳的趨勢。盡管我國資源總量豐富，但許多關鍵資源的人均佔有量要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現階段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以高物質資源消耗為主，沒有充分利用人力資源。這不僅使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效不斷降低，也帶來了諸多社會矛盾和問題（《處在歷史新起點的我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報告》，2008年第1期）。遲福林認為，市場化改革仍然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應對資源環境約束，需要深化市場化改革，在關鍵環節取得實質性突破。一是盡快解決資源環境制度安排的內在缺陷，為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製度保障；二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加快資源要素市場化進程；三是實現環境保護和利用的「三個轉變」，即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從環境保護滯後於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
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公共服務體制研究
2005年，遲福林提出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階段性特徵，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會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同公共服務不到位、基本公共產品短缺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矛盾的變化與再分配》，《經濟參考報》，2005年12月19日）。他強調，我國在成功解決私人物品供應之後，已開始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遲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務體製作為「十一五」時期改革攻堅的重大任務，要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十一五」時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2月20日），建議把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相結合，將之作為「十一五」時期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建立公共服務體制與政府轉型》，《中國改革報》，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進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改革和規范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與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2007年，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委託，遲福林帶領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團隊，承擔《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的研究撰寫工作，形成以「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為主題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8年）。在這份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中，遲福林呼籲要在城鄉、區域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追求全社會公平正義的發展，這一觀點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
四、政府轉型與政府自身建設
2003年SARS危機期間，遲福林對這一危機背後隱藏的深層次體制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轉型，即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此後，遲福林在政府轉型研究領域形成了大量學術成果和政策建議報告，在學界、政界和媒體中贏得廣泛共識並產生積極影響，許多建議被政府決策部門採納並付諸實踐。遲福林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但是政府投向公共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財力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形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於，政府仍是一個經濟建設型的政府，政績考核中經濟指標優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發展歸根結底是為了人的發展。為此，遲福林提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並明確政府轉型的五項主要任務：一是從優先於經濟目標向優先於社會目標轉變；二是從投資型財政體制向公共服務型財政體制轉變；三是從封閉型的行政體制向公開透明的行政體制轉變；四是從行政控制型體制向依法行政型體制轉變；五是從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向統一協調的行政體制轉變（《加快由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SARS危機後的我國政府改革》，載《改革與多數人的利益》，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他認為政府改革是我國下一階段改革的中心和重點，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標，要以人為本，著眼於解決當前最突出的經濟社會矛盾，為社會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建議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中要統籌規劃，加快解決政府轉型中事關全局的重大體制問題，同時進行現代政府理念的宣傳和教育。遲福林敏銳的觀察到社會矛盾和公共需求的變化，深入思考這些變化與政府轉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需求結構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是，我國就業、公共醫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公共服務供給難以滿足社會公眾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認為，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公共服務理念創新，按照社會客觀形勢的變化加快推進政府轉型的實際進程（《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光明日報》，2005年7月19日，《新華文摘》，2005年第18期）。遲福林對新階段的行政體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認為新階段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從關注公共需求變化和擴大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出發。2007年，遲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續發展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課題，相繼形成「推進以落實科學發展觀為目標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條建議）」、「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保障（16條建議）」等政策建議報告。2008年3月，他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大會發言時提出，新階段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第一，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首先在於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提供重要的體制保障；第二，推進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重要的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確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第三，統籌中央與地方關系，實質是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與地方權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與此相適應的財政稅收體制和官員考核機制。
五、危機挑戰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遲福林主持了「增長與改革」、「擴大內需的體制與政策」、「危機挑戰改革」等課題，探索用改革的辦法破解發展的難題。他認為，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是一場災難，帶來世界經濟普遍衰退；危機又是一次機遇，它促使各國、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深入反思傳統發展模式的弊端，尋求改革創新，加快發展方式轉型。他認為，危機不是絕對的壞事，它往往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契機。在採取反危機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需要積極主動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條短期和中長期兼顧、標本兼治的新路子。遲福林認為，我國發展當前面臨的困難是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滯後的交織，是短期保增長與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壓力的疊加，集中表現為體制性、結構性缺陷造成的內需不足。擴大內需既需要對相關政策進行重大調整，更需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他認為，在提高城鄉居民消費傾向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措施中，比較有效的辦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短期看，它有利於提振信心，形成擴大內需、拉動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從中長期看，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階段增長方式轉變和公共需求轉型的難題，成為新階段改革的重要內容，成為經濟改革、社會改革、行政改革的結合點，成為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和改革動力的社會基礎。 遲福林在其主編的《危機挑戰改革》結語中指出：「中國改革開放30年後的今天，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發生重要而深刻的變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實現發展方式轉型，對30年後的改革提出階段性的新要求」。這就需要有更多關注改革，為改革竭心盡智、無私奉獻的人。對於遲福林這位多年如一日殫精竭慮促改革的學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將是其一生追逐的夢想和事業！

㈦ 遲福林的個人著作

遲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這是一本鮮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專著，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國崛起策」。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進入第二次改革的偉大時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麼？改革的主線是什麼？改革的動力何在嗎？著名專家遲福林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為什麼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書努力找尋一條未來30年中國強國之路
——外部環境變化：後危機時代中國發展的機遇何在？
——內部環境變化：發展型新階段的新需求是什麼？
——內外環境變化下：未來30年中國強國之路何在？
怎麼進行「第二次改革」？
本書抓住「五個時代」，深入剖析內外環境變化下的應對之策：
——消費主導時代
——城市化時代
——低碳經濟時代
——公共產品短缺時代
——政府轉型時代
「第二次改革」應從哪些領域突破？
——市場領域：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
——社會領域：構建發展型社會的體制
——行政領域：高舉政府轉型這一旗幟
這是遲福林教授開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書精華之所在。
《第二次改革》:強國之路在改革
張卓元
未來30年，是我國走向強國之路的關鍵30年。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一個開放大國；在未來的30年，我們能否盡快成為一個經濟強國、一個開放強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認識，決定了未來30年我國將採取什麼樣的改革、開放、發展戰略。不少經濟學家都在關注和思考這個問題。遲福林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國未來30年的強國之路》是他近兩年來對未來30年強國之路這一問題集中思考的成果。應當說，他提出的一些大判斷、大思路、大建議，是很有啟發性的。我很贊同遲福林的核心觀點，即未來30年我國要走上強國之路，實現強國之夢，關鍵在於加快推進改革。
遲福林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未來30年我國發展的內外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內部發展環境上，我國已經從生存型階段進入到發展型階段，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發展階段變化」是遲福林和他的研究團隊的首創性貢獻。從2007年作者開始就提出了這個判斷，並且在這本書中做了系統的分析。發展階段的變化使我國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明顯變化，也使我們發展的主要矛盾有了階段性特徵。未來30年能否實現強國目標，關鍵在於能否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趨勢。我認為，提出「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的階段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值得進一步深入、系統地研究。
在外部發展環境上，遲福林提出了後危機時代國際環境變化趨勢的基本判斷，歸納為「一個到來、兩個終結」，即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大調整時代到來，我國「大進大出」時代結束和「高投資、高增長」時代的結束。
在內外環境變化的大判斷下，他提出，我國傳統發展方式到了難以為繼、非改不可的地步。過去30年中積累的發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過更大決心的改革進行全面矯正。為此，需要盡快推進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第二次改革。
「發展方式轉型」，我是首次在遲福林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規劃》課題成果中看到的。這個提法包含了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又超越了經濟發展的方式轉型，很值得進一步研究。在作者看來，發展方式轉型有三層含義。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其重要作用；二是強調社會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尤其是突出強調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應當說，提出這個大的思路，很有啟發性。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之所以不太順利，很大程度上在於我們尚未找到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現在看來，單純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遠不夠，要全面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社會發展方式轉型以及政府轉型。
把發展方式轉型作為第二次改革的主線，就決定了第二次改革是一場全面、深刻的改革。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標和重點任務，我認為很有意義。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標是：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在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加快建立公共服務體制，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形成有利於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基礎制度；為我國實現科學發展和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作者認為，第二次改革的重點任務，概括起來是三個領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進以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二是以適應社會公共需求轉型為主線的社會體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促進發展方式轉型角度出發，遲福林系統地提出了「三個改革」與「三大力」的關系，即：以市場化改革釋放轉變發展方式的活力；以社會體制改革形成轉變發展方式的動力；以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轉變發展方式的合力。這個系統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還重點分析了三個時代特徵的改革，即「消費主導時代」、「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以及「政府轉型時代」，並就每個領域提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除了內容的系統性外，這三個部分給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遲福林提出了經濟增長方式從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的命題。遲福林認為，消費主導時代重要的是實現從「生產-消費」向「消費-生產」轉變。其實質是轉變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運行機制。這是一個新的分析角度。
二是遲福林對基本公共服務在轉變發展方式中的作用作了系統的分析。無論是擴大內需還是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無論是促進人的自身發展還是完善鄉村治理結構，都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直接相關。這拓寬了人們對公共服務的認識。
三是遲福林從發展方式轉型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了政府轉型。政府轉型是遲福林較早提出並得到政策咨詢決策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本書從發展方式角度分析了政府轉型的重要性，指出未來30年要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實現性突破性發展，無論是推進經濟增長方式、適應公共需求變化還是推進政府自身建設，關鍵都在於政府轉型。
作者在全書結束語提出了「走向結構性改革」。這也是作者長期跟蹤研究的一個重大命題。長期以來，我國面臨的體制矛盾，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特徵。這既表現在體制與政府的不協調上，也表現在體制與體制、政策與政策之間的不協調。作者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轉型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的判斷，值得大家深思。
縱覽全書，作者希望通過第二次改革使我國盡快走上強國之路。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比較系統的分析框架、分析結論和政策建議。作者的愛國、強國情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該書的某些分析還有待進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仍然非常樂意向每一位關注我國改革發展事業長期性、戰略性、全局性問題的讀者推薦《第二次改革》。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研究員)
《第二次改革》
2009年12月28日，遲福林在《第二次改革》新聞發布會上，以《第二次改革與發展方式轉型》為題做了演講。指出，剛剛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這兩年改革研究思考的匯集。本書中，觀點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我國實現未來30年的可持續發展，出路在於推進第二次改革。
基本思考
應當說，產生並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並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過去5年的研究中，我從矛盾變化的研究、發展階段的研究、反危機的研究中，愈來愈感覺到，當前的改革，與過去30年相比，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
1.關於社會矛盾變化與政府轉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機期間，我主編一本《警鍾——中國：SARS危機與制度變革》，提出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政府轉型命題，並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認同。2005～2006年，在全國各地的實地調研中，我發現一個普遍的問題，這就是基本公共產品嚴重短缺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團隊開始探討新階段社會矛盾的變化。我們認為，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後的生產力這一主要矛盾雖然總體上沒有變，但矛盾的階段性特徵表現突出，並有深刻變化。2005年我把它歸納為兩大突出矛盾：經濟快速增長同發展不平衡、資源環境約束的突出矛盾與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並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關內容出版了《改革與多數人利益》以及《門檻——政府轉型與改革攻堅》兩本書。
2.關於社會發展階段變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人類發展報告》研究項目。研究中，我們得出結論，當前我國突出矛盾的產生源於我國發展階段的變化。基本的判斷是：經過30年的改革發展，我國已經實現了從生存型階段向發展型階段的歷史性跨越。但現行的體制機制創新與政策調整還不適應這一歷史性的變化。這個研究成果，我們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點——中國改革步入30年》中有較深入的分析。
3.關於危機挑戰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來，我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反危機的改革政策上。我認為，危機不是一次簡單的周期性調整，而是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變化；不僅對我國短期保增長形成巨大壓力，更對我國發展模式提出嚴峻挑戰。正是在這個判斷下，我提出「大進大出」時代的結束以及「增長主義」時代的結束。這兩個時代的終結，對第二次改革提出歷史性的新要求。
4.關於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8年以來，在國家發改委委託的《十二五改革規劃研究》課題中，我們提出以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改革大思路，這是對「第二次改革」的一個系統性概括。也就是說，著眼於發展方式轉型這一歷史使命，我國需要盡快啟動「第二次改革」。
主要思路
我對「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還是基於改革所處的歷史階段、改革環境、改革面臨的矛盾與30年前有明顯不同。
1、第二次改革與第一次改革有機聯系但又明顯不同
應當說，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聯系的，又有鮮明的階段性特點。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重大變化：
（1）第一次改革，我國總體上還處於生存型階段，解決溫飽問題是改革面臨的主要挑戰，基本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二次改革」，我國開始進入到發展型的新階段，促進人的自身發展成為改革的主要挑戰，基本目標是建設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基礎。
（2）第一次改革，面臨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落後的問題，是社會產品供給總量嚴重不足的問題；第二次改革，生產力已經得到極大釋放，面臨的是內需嚴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在很長時期內把轉變經濟總量增長方式作為改革的主要任務；第二次改革，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目標，需要推進包括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和行政體制等在內的結構性改革。
2、實現從生產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標是建設消費大國，主線是發展方式轉型，基本思路是推進從生產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變。第二次改革就其領域而言，不僅涉及到經濟領域，也涉及到社會領域和行政管理體制；就其實質而言，不僅涉及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也涉及到社會公共需求轉型和政府轉型；就其目標而言，不僅涉及消費，還涉及創新、公平、綠色。
（1）能否全面提高消費率，使消費成為拉動經濟的主要動力，是未來30年我國能否真正成為經濟強國的一個核心因素。
（2）從生產大國走向消費大國是第二次轉型的戰略目標選擇，走向消費大國將是長期的發展過程。為此，需要把構建消費大國的體制機製作為改革的主線。
（3）「十二五」是推進第二次轉型的關鍵5年。能否夠完成發展方式的轉型，關鍵取決於未來幾年能否下決心推進相關體制機制的重大突破。
3、第二次改革的時代性特徵
總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適應時代性發展趨勢，推進相應的轉型與變革。
（1）消費主導時代的轉型與變革。隨著我國內部需求結構的變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縮將成為中長期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和增長是必然選擇。這就需要圍繞推動消費推進相關方面的重大體制變革。
（2）城市化時代的轉型與變革。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的戰略性選擇。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滯後成為制約消費的重要因素。未來5～10年正是我國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黃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達到55%～60%。如果這個時期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達到60%～65%。
（3）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轉型與變革。我國從生存型階段進入發展型階段，伴隨著從私人產品短缺時代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為此，需要加快社會體制的轉型與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務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年均增長率至少達到5%，未來10年左右投入15萬億元左右。
（4）低碳經濟時代的轉型與變革。低碳經濟涉及發展方式，涉及制度安排。我國主動應對減排挑戰、發展低碳經濟，需要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和環境產權制度改革。
（5）政府轉型時代的轉型與變革。可以說，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主要挑戰是政府轉型。這就需要盡快轉變「以追求GDP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任務、以上重化工業項目和熱衷批租土地為主要途徑、以行政推動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為特徵的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
第二次改革與第二次轉型
面對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需要盡快推進第二次轉型。從這個意義上說，第二次轉型與第二次改革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推進第二次轉型直接依賴第二次改革。
1、第二次轉型的實質是發展方式轉型
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強調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但「十一五」的實踐表明，這一進展相當有限。問題的根源在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受到其他更為廣泛的因素制約，比如說社會基礎和行政體制。因此，第二次轉型的實質是包括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社會需求轉型、政府轉型在內的轉型。這就需要強調發展方式轉型的三根支柱：一是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強調社會公共需求轉型，構建適合我國特點的發展型社會和政策體系；三是強調政府轉型，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2、第二次轉型與第二次改革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點
應當說，發展方式轉型涉及的是結構性問題。比如：第一，體制與政策的矛盾。在這次反危機中，應當說政策調整很到位，及時地推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但相應的一攬子改革尚未順勢推出，使得引發危機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第二，體制與體制的矛盾。比如，投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場體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會體制不健全的原因。解決投資消費失衡不僅要推進市場化改革，還需要把改革進一步延伸到社會領域、行政領域和文化領域。第三，政策與政策的矛盾。上下級政府間、政府各部門間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應當說，政策與政策之間的矛盾對各領域改革工作的銜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響，同時也對市場的信心和預期產生較大影響。只有推動結構性改革，第二次轉型才能取得實質性突破。
3、在第二次改革中實現第二次轉型的基本目標
推進第二次轉型，必須啟動第二次改革。比如，要擴大消費，構建消費大國，需要盡快啟動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適應城市化時代，就需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解決公共產品短缺問題，需要加快推進公共服務體制建設；如果沒有低碳經濟體制機制建設和政策調整，低碳經濟難以得到有效發展；而以公共服務型政府為目標的政府轉型進程，直接決定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我研究改革近30年的體會是，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是豐富多彩的。盡管我力圖去找出其中的一般性規律，但仍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深思，還有很多改革道路有待探索。我在這本書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大判斷，不久，由我主編的我院2010年改革年度研究報告將推出以「第二次轉型」為主題的新書。這些研究希望能夠推動改革理論與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務於廣大百姓。由此，為我國走上經濟強國之路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㈧ 房地產的發展

住房首先是一種消費品，其次是一樣投資商品。
好處：房地產業的發展可以拉動很多其他附屬產業（水泥鋼鐵傢具物管等等）的發展；還可以刺激投資，加快社會資金的流動效率。房地產是國家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推動力量。
壞處：房地產業發展的動力之源就是房價的上升。而住房又是一種人民大眾都必須的重要消費品，如果房價拉升過快，拋離社會總體經濟的發展，則必然增加民眾的負擔，進而壓制了其他領域的消費需求。社會資金大量流到房地產業，也會影響其他行業的資金來源。更甚者催成房地產資產泡沫，大泡沫一旦破滅後果不堪設想。
正如維持人體的活力必須吃食物，還可以吃一點補品。但不可把補品當正餐，甚至拿興奮劑當糖吃。

㈨ 試述「十一五」期間我國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輝煌成就「十二五」期間應重點解決哪些問題

舉例說明「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顯著成績
①經濟上：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前列，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39.8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0.3%；糧食產量連續七年增長；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經濟總量已居世界第二位。
②政治上：繼續完善了村務公開、政務公開、村民自治制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不斷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③文化上：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全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人口素質明顯提高；重大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嫦娥二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超級計算機「天河一號」世界第一、京滬高鐵線路最長標准最高……。
④社會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如建立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制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初步實現了社會公平正義。
⑤生態文明：制定保護環境和資源的一系列法律法規；採取重大措施，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如保定的太陽能利用、張家口的風能發電、世博場館的環保設施
⑥其他方面：有效應對玉樹強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災害；成功舉辦世博會、奧運會、亞運會；外交工作走上新台階，積極參與聯合國行動，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㈩ 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發展會怎樣比如，物價，房價，人均收入與消費比，等等，請大家一起給出意見

未來5年中國經濟面臨四大轉型，即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轉型、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轉型、從私人產品供給向公共產品供給轉型以及低碳經濟轉型。

其一，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遲福林指出，中國已處在消費結構戰略性升級的新階段，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從投資主導轉向消費主導正當其時。他建議，為推進消費主導轉型，未來五年最重要的事情應是「制定硬性指標，把中國居民消費率從35%提高到50%左右」。

其二，從工業化主導轉向城市化主導。一國城市化率通常在60%左右，但現在中國卻距這一標准至少差了14到15個百分點。遲福林強調，中國工業化的飛速發展已為城市化創造了最重要的基本條件，未來應抓住機會在城鄉一體化等關鍵議題上實現突破，推動中國邁入城市化時代。

其三，從私人產品供給轉向公共產品供給。遲福林指出，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私人產品短缺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民眾在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產品上的需求飛速增長。「公共產品供給與民眾的消費傾向密切相關，如果不推進轉型，民眾消費傾向將無法改變，未來中國經濟也就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遲福林說。

其四，低碳經濟轉型。高強度的碳排放不僅給中國帶來節能減排的壓力，更帶來經濟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壓力。遲福林表示，官方此前提出將在2011至2015年『十二五』期間最低投入2.2萬億元人民幣降低碳排放強度，而實際投入很可能遠不止這個數字，由此低碳經濟將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新的重大投資領域

展望今後的幾年時間，中國經濟的動力應該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產業升級，自主創新。
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這是在今後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能夠發揮我們優勢的領域。過去我們認為有外需就能夠拉動經濟發展。但是現在大家逐漸認識到，即使是外需，也應該建立在自主創新的基礎上。根據現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討論，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是我們在科技方面所要做的。
一、新能源。新能源可以把整個汽車工業帶動起來，交通運輸和其他的相關方面也能夠帶動起來。
二、新材料。因為新材料將帶動房地產業全行業的改造，新材料同樣可以帶動設備製造業全行業的改造。所以，新材料的影響力同樣是大的。
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僅對農業、畜牧業、水產業、醫葯業重要，而且對於醫療本身可能都是一個促進。因為隨著生物科技的進一步發展，人的壽命將會延長，健康情況好，而這個就會帶動很多行業的發展。
四、環保產業。環保產業一定要看準，低碳化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做，低碳化本身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我們可以在這個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說碳回收技術。
五、互聯網和物聯網。我們一定要走數字中國的道路，這樣，我們各方面的效率會提高，而且會刺激很多方面的進一步發展。
六、工業設計和創意。沒有創意就沒有設計，首先得有創意。製造業方面同樣可以走在前面，只要我們有了新的創意、新的設計，這就構成了自主創新的前提。
第二，注重當前的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加速了城鎮化。中國城鎮化進程很慢。解放初就有20%，經過60年的工作，我們的城鎮化也只達到了45%左右。這對於中國擴大內需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最近這一次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加快城鎮化。假定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30年之後，中國的城鎮化率可以從現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左右。提高到75%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到時如果我們的人口是16億的話，1/4即4億是農民，而12億是城裡人。30年以後，城鎮化速度還要加速。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並不容易，不容易在什麼地方呢？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意味著有1000多萬人要進城。除了勞動力，還有老人、家屬、孩子，還有剛出生的嬰兒。大城市都容納不了，甚至省會城市都不可能容納得了，而更大量的是遷入縣城和鎮。這就需要住房建設、公共設施、道路、水、暖、電、學校、醫院及其他的公共文化設施。所以，中國的城鎮化是中國潛在的最大的市場，每年要擴展這么多，這可以帶動多少人就業，又帶動多少企業能從中得到商機呢？今後5年，正是城鎮化加速的時期，這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又一個動力。
第三，集體林權制度改革。
1979年搞農村承包，但是山林沒有搞，為什麼？因為當時剛改革開放，農民對黨的政策還不信任，結果發生了砍樹的風潮，出現了緊急剎車，林地的改革推遲了，推遲到了二十多年以後。21世紀開始的時候，在福建、江西開始試點，效果非常好。2008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了決定，進行集體林權改革。這一次改革中山林承包到戶，有的農戶包了幾百畝林地，少的也有幾十畝。福建、江西去年年初金融危機，有一些農民工下崗了，只要家裡有山地的就全上山了，自己解決就業問題，而且讓很多的同伴到他那裡去。林下經濟也發展起來了，林下養雞、種中葯材、種蘑菇。林地還有一個好處，中央有規定，林地可以抵押、樹木可以抵押，這樣一來，林業經濟就火了。林區農民有錢後，要搬家，要建自己的房子，這也是帶動經濟的動力。
第四，環保產業的發展。
低碳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做，低碳經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問題在哪裡？問題在於我們能不能掌握環保的技術。而且，現在的討論中，環保產業的概念已經擴大了。狹義的環保產業僅指環保機械設備、儀器和其它生產資料的製造。現在的環保產業是廣義的，比如說治沙漠、造林、水土整治，這些都屬於環保產業。中國如果在環保方面的技術有所突破的話，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創造了產值，而且也可以抓住本行業的主導權，即在本行業中中國說了算。今後幾年，環保產業同樣有大的發展潛力。

第五，擴大內需。
擴大內需有三個方面要抓緊做。
一、解決就業問題。因為人有了就業才有消費，沒有就業怎麼消費？
二、勞動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勞動收入近年以來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下降的。這樣，低收入者即使有工資，但工資很微薄，他不可能消費。即便消費信貸他將來也還是要還的。所以要擴大工資收入、勞動收入，擴大農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那麼，農民的整體收入提高靠什麼？靠推行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是把產業鏈延長了，這樣農民的收入就提高了。
三、一定要解決住房問題。住房問題怎麼解決？三個方面。第一，政府的責任是建社會保障住房。低收入者有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可以居住，中等收入者應該為其提供平價商品房。政府一定不要把這個看成小事情。第二，對「地王」這些情況應該有一個嚴格的規定。凡是購買土地以後，到了限定時間必須開工，不開工就重罰，再不然就是收回。不僅要按時開工，而且必須規定完成的時間。要解決囤地囤房的問題。第三，禁止土地的炒賣，要重罰。要收費，收土地轉讓費。買了土地肯定是要蓋房子，你就要在規定的時間內開工。政府管的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市場調節的是高檔住房，但即便是高檔住房政府也應從公共利益的角度進行市場管理。只要老百姓有房子住，內需就有了，一個城市沒有搬家是冷冷清清的城市，一個城市人們都議論著怎麼搬家，這個城市就繁榮起來了。老朋友來了，說很久沒有見面，第一句話就問「搬了沒有」，因為從小房換大房，舊房換新房就要買東西，傢具、家用電器要換新的，不然干什麼？假定農民的住房有房產證，可以出租、抵押、轉讓，那麼不僅農民收入上升了，內需擴大了，而且還能向城市居民提供出租房，豈不是有利於內需的進一步擴大么？
所以，擴大內需是要通過就業，通過增加勞動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再加上對於住房問題的慎重對待來實現的。
關於今後幾年的經濟增長率及宏觀政策
有同志可能要問：中國經濟這樣走下去的話，從長期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多少才合適呢？我估計最好長期保持於8%。如果突破了9%，尤其是到了10%以上，生產資料的價格會上升。所以，通貨膨脹問題是存在的，這就要有一種預警的機制。通貨膨脹的原因很多。一是總需求量過大引起的，二是勞動成本或者其他成本上升引起的，三是國際輸入的，比如，石油價格上漲了，礦石價格上漲了，國際糧價上漲了，這些都是輸入型的通貨膨脹的表現。
那麼宏觀政策要不要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要不要變？無論是需求拉動的、成本推進的還是輸入型的通貨膨脹，要記住一條，抑制通貨膨脹並非只有緊縮一條路。政策緊縮不解決問題，而且失業會進一步增加，過去的教訓就有。
應該怎麼辦呢？應該採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松緊搭配。財政政策思路又分了很多細項：財政收入政策、財政分配政策、存款准備金率的調整等等，有的增，有的減。松緊搭配是把整個經濟作為總體目標來看，要保持穩定和增長，同時政策要結構化、細化，這樣才能夠有效。因為中國的經濟特點很明顯，比如說一輛汽車，這輛汽車的特點是剎車容易啟動難。政府一踩剎車，馬上這個車就停了，可是要將它再啟動就難了，緊踩油門但就是不往前走，為什麼呢？因為剎車的主動權在政府，而啟動的主動權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他不買東西，他怕下崗，他存錢。可買可不買的他都不買，他怕投資。
我相信在今後的幾年當中，政府將吸取以往宏觀調控的教訓，做得更好。
關於今後幾年世界經濟的情況
世界經濟的情況會怎麼樣呢？經濟會復甦，復甦可能慢一點。各國都採取了政府介入、政府投資的辦法，而且各國都看中了技術創新。包括美國，現在正加緊技術創新，以便處於制高點。但是經濟危機還有餘波在，迪拜、希臘的表現就是餘波，以後還有沒有其他餘波？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沒有可能二次探底？不能說絕對不會有。西方國家要有比較完善的金融監管機制，有結構調整，這樣才行。對於我們來說，要走出去，就要汲取以往的教訓，千萬不要盲目投資，盲目投資把資金鏈延長了，結果國際上哪一個風波一來，資金鏈就斷了，自己就陷入了困境。
對於中國的企業來說，一定要小心謹慎地利用金融創新的新產品，這些新產品，可能有一些數學模型做支持，但是實踐證明沒有用，因為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出問題。當然，國際上也不會像過去那樣了，零儲蓄率就擴大消費，因為他們消費的方式在改變，消費的理念也在改變。那些暫時不需要的東西就不買了，衣裳能穿就穿，不一定要穿新的。
我們怎麼擴大國際市場呢？一定要擁有核心技術。對於國際市場來講，我們應該認識到，今後幾年，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會抬頭。貿易保護主義意味著西方國家採取措施防止他國產品打入其國內市場，這是違背WTO原則的，其結果將會引起對方的報復，結果大家都沒有好處。
通過對今後幾年國際市場的預測，可以加強我們對自主創新和擴大內需必要性的認識。我相信「十二五」規劃通過以後，我國的經濟將走上一個新的台階。（作者：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