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退出蘇聯東方集團

⑴ 中國和蘇聯交惡時 美國伸出援助之手 為什麼中國沒有和美國繼續好下去 對付蘇聯

雖然1972年尼克松訪華，開始了中美接近的進程。但是為什麼雙方直到1979年才建交？
主要就是有個台灣問題的大麻煩夾在兩國之間。尼克松本來准備在自己的第二屆任期內解決該問題。但是他自己最後因為水門事件而黯然下台，繼任的福特本身對進一步發展對華關系的熱心程度遠遠比不上尼克松，在美國國內利益團體和親台集團的壓力下，從原來尼克松的承諾的立場上有大規模的後退。當時美國認為中國面對蘇聯的巨大壓力，相對來講肯定更有求於美國，如果美國堅持，很有可能會迫使北京方面最後軟化立場，接受美國的安排。但是毛雖然急於建立所謂對付蘇聯的「一條線」戰略布局，但是決不能對傲慢的美國人認頭。所以雙方耗了4年，彼此關系在那裡空轉。
等到毛去世後，特別是鄧掌權後，面對蘇聯的勢頭，雙方再次有了進一步靠近的現實需要。最後在中國出手教訓了越南，而蘇聯又入侵阿富汗後，美國最終接受了北京關於台灣的「斷交，撤軍，廢約」的三項要求，雙方歷經7年博弈，終於成交。
可是美國緊接著以國內立法的形式，搞了一個《台灣關系法》，留了一個很大的尾巴。於是北京的強硬派氣憤不已，甚至准備和美國一拍兩散。最後還是急於實行改革開放，想要馬上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的的鄧壓制了他們，被迫吞下了這顆「苦果」，從而也為日後中美之間每每因為台灣問題而齟齬的後患。

⑵ 中國當年為什麼和蘇聯關系破裂

蘇聯起初並沒有料到毛主席能夠奪得政權，斯大林是看好蔣介石的,希望中國能牽制日本---當然這是二戰前的情況，當蔣介石開始同美國走近以後,蘇聯開始不斷的試圖策動新疆以及其他北方地區的分離主義，斯大林是希望扶持王明之類的蘇聯派在東北製造黃俄羅斯。

毛主席完全打破了斯大林的想法，迅速的命令部隊開進東北，當時蘇聯在東北的駐軍並不是特別了解斯大林的真實意圖,所以就和毛主席有一定的合作，比如提供武器。這引起了蔣介石的恐慌，認定蘇聯在違背默契,害怕毛主席獨占東北，美國也坐不住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直接開進北京，破壞了美蘇的默契，這時候斯大林來不及再扶持親蘇派了,只能硬著頭皮支持毛主席。
而在1949年即將渡江的時候，希望中國分治，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滿，盡管如此蘇聯在1949年承認了新中國，以上的一切表明蘇聯對中國的態度是不希望中國擺脫其控制，斯大林更是稱呼毛主席是 " 人造黃油"，不喜歡毛的農民革命理論。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在骨子裡看不起中國，也不重視中國。

轉折點發生在1958-1962年，1958年毛主席在赫魯曉夫從美國回來訪華的時機突然發動金門炮戰，我國聲稱是對伊拉克革命等國際力量的呼應和支持，實際上遠不止如此，中國無疑希望能夠統一台灣，我國在他訪華的時候炮擊金門，給外屆造成蘇聯也支持對台作戰的印象，赫魯曉夫對這種做法很不滿意，雙方開始互相猜疑了。
1960年蘇聯單方面撤出專家進一步引發危機，政治論戰也便多了，到1962年中印戰爭中，蘇聯支持印度和赫魯曉夫在古巴危機的軟弱表現使得毛澤東認定赫魯曉夫害怕紙老虎美國人，搞修正主義，不堅持列寧主義。隨即雙方的邊界談判也擱置了，邊界沖突有增無減，直到1969年發生珍寶島激戰，兩國關系降至最低點。
中國希望獲得自主外交權，在於冷戰環境非常緊張，如果綁在某一方，則會一直處於戰爭邊緣，不利於和平發展，且盟主有資格和權利不斷的以其利益核心為基準來干涉其他成員國，所以，我國首先一邊倒來避免被美蘇肢解，然後獲得實力後在和蘇聯破臉，而且用意識形態為借口，給赫魯曉夫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讓蘇聯的威信大減（東德和中國關系很好，因為雙方都存在收復失地的問題，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也和中國眉來眼去），而美國深陷越戰，這樣中國就成功的擺脫了冷戰漩渦，到打中國牌的時代，棋就徹底做活了

⑶ 蘇聯為什麼與中國決裂

毛澤東本身其實對斯大林和蘇聯並沒有什麼好感。他看輕中國革命，阻礙中國統一進程，分裂蒙古等等。但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斯大林身後對其清算，毛澤東不免心有戚戚焉，對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身後的作為極為鄙視，加上赫魯曉夫時代正是開始了與美國的全球爭霸，59年為象控制東歐的衛星國一樣控制中國，赫魯曉夫提出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台，妄圖控制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毛澤東不同意，並與之論戰，兩黨兩國開始決裂，60年蘇聯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世界共產黨會議，在會議上公開抨擊中國，中國則反擊蘇聯搞修正主義，毛澤東在幕後親自捉刀的「九條意見」出來，「蘇修」這個新名詞也誕生了，中蘇矛盾公開化，隨著珍寶島事件，兩國常年陳兵百萬在邊境。一直到1989年蘇聯解體前，才正常化。

⑷ 曾與中國友好的小國敢摁蘇聯，第一個退出華約，為何蘇聯沒出兵

因為蘇聯根本就沒有把阿爾巴尼亞放在眼裡。更不值得它動武，阿爾巴尼亞本來是獨立建國後就發展得很慢，從歷史上看它也是一個很悲催的國家，而且他的物質也很匱乏，位於巴爾干半島，當初加入華約組織的時候，也是成員國中實力最弱小的一個。

而且確實蘇聯也沒有必要對阿爾巴尼亞下手。因為他們的距離隔得較遠，沒有必要為了這么一個弱小的國家而耗費大量的時間，而且蘇聯的目的本來就不是在它的身上，對於阿爾巴尼亞這樣一個可有可無的國家，蘇聯根本就沒必要較真兒。而且就算攻打了阿爾巴尼亞，但是他們的物質如此的貧乏，就算攻打了下來，他們這個地方要面積沒面積，要資源沒資源，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⑸ 當年蘇聯為什麼要單方面撕毀幫助中國的協議

蘇聯撤回所有技術人員 蘇共二十大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 」（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 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 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參考資料：<中俄關系史>

⑹ 前蘇聯為什麼半路撤出對中國的幫助

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績，二戰中付出了重大的犧牲，並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被壓迫民族與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是全世界工人階級反抗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指路明燈，是公認的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方式與蘇聯完全不同，中國最大的貢獻在於另闢新徑，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指導中國的革命，同樣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在意識形態決定一切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必定導致矛盾並形成分裂。

二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爭奪。

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之後，為眾多的亞非拉落後國家的被壓迫民族指明了另一條贏得全國政權的方式、方法乃至理論體系以及軍事思想。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逐漸上升與突出，成為影響其他國家共產黨尤其是亞非拉共產黨的重要力量，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凸現其獨立性，並逐漸形成影響力，與蘇聯共產黨有了分庭抗禮的姿態。

三是對個人崇拜看法的分歧。

自斯大林死後，蘇聯對其生前的個人崇拜、殘暴政策進行了批駁，全面否定了斯大林個人。中國對此並不認同，認為否定斯大林將分裂國際共運，造成思想混亂，被帝國主義利用。另外，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還認為適當的個人崇拜有利於團結人民思想統一，有利於國家的穩定。

四是對外政策的分歧。

五十年代中後期，蘇聯從國家利益出發，開始調整對外政策，與美國從全面對抗逐步走向對抗與緩和並重，並在局部對美國採取了妥協政策。中國領導人當時不贊成模糊敵我關系並改變原有政策，希望蘇聯在全球能全面遏制並對抗美國。

五是建立軍事基地的矛盾。

蘇聯要求在旅順港建立無線監聽站並尋求在旅順建立海軍基地，為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尋找終年不凍港。對於百年來深受帝國主義欺壓的中國來說，中國的港口來往外國的軍艦是不能接受的，並會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對此，蘇聯並不理解。

中蘇交惡，前兩點是根本，後三點是誘因。

⑺ 蘇聯與中國的關系為什麼會惡化

以下是蘇聯與中國關系惡化原因的發展過程。

1、中蘇矛盾萌芽於1930年代土地革命時期。

2、抗日戰爭結束後，蘇聯的斯大林希望中共和國民黨合作。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接受蘇聯的指示。

3、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讓中共不悅。

4、毛澤東在回憶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

5、1959年7月蘇聯《真理報》發表了赫魯曉夫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此舉激怒了毛澤東。

(7)中國為什麼退出蘇聯東方集團擴展閱讀：

中蘇論戰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是為金門炮戰，之前沒有通報蘇聯。1959年8月中印邊境糾紛，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沖突中立的聲明。

1960年初，中蘇均表示要團結，但要對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

1960年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

1962年毛澤東對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縮批判，認為赫魯曉夫「從機會主義蛻變為投降主義」，蘇聯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在同年的中印戰爭中，蘇聯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 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

1963年7月5日至20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復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之後，周恩來率團訪問蘇聯，回來報告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⑻ 為什麼中國最後摒棄了「蘇聯模式」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無可估量的損失。但是，它也從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深刻思考。在蘇聯解體十幾年之後，對其解體的原因進行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從中科學地總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發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將成為我們難得的反面財富。

. 一、打擊腐敗事關國家長治久安
「蘇共幹部隊伍腐敗，黨內出現一個特權階層，激起人民的不滿……」這是關於蘇聯解體原因又一觀點首先應當肯定這個觀點有正確和值得重視的一面。執政黨的作風問題，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
現在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特權階層人數約為50-60萬（有的還認為應當加上其家屬，這樣大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陣容就相當龐大。但恐怕不應株連家屬）。俄語「特權階層」這個詞原意是「名稱匯錄」，有的譯成「官階名錄」，有的乾脆意譯為「特權階層」。但由什麼人組成？享有什麼樣的「特權」？尚未有人對此做出准確論述。
真正的「特權階層」，是指那些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的人。他們有多少人？占所謂「特權階層」50-60萬人的比例多大？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這方面材料。當然，不能低估這些人在敗壞蘇共威信、影響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僅僅用「一粒耗子屎壞了一鍋湯」來闡明其對蘇聯解體的影響。如果我們連「特權階層」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麼估計他們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
實際上，在蘇聯社會的分配體制中，一方面確有分配不公問題，如「特權階層」，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鍋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之間區別不大，甚至腦體倒掛。1985年，工業部門中工人和技術人員平均工資之比為100∶110；農業為100∶135；建築業則倒過來，為100∶98。具體說來：運輸部門月均工資220.3盧布，郵電部門為159.5盧布，教育部門為150.0盧布，科研部門為202.4盧布，國家管理部門為166.2盧布。⒁而整個國家行政、經濟部門的職工平均月工資是190.1盧布。可以看出的確全國各個工種之間、在各種領域工作的人之間工資差別不大。
所以，對這個命題的正確解讀應當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蘇共黨內的腐敗、乃至特權階層產生這個弊端的嚴重性，它激起群眾的嚴重不滿，對蘇聯解體有著深層次影響；同時，這個特權階層到底有多少人？蘇共黨內的腐敗究竟發展到什麼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學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區分分配體制中必要的「差別」與「特權」之間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資、待遇等差別當作特權。

二、維護國家統一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最重要教訓在於，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為保持社會安定、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由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也是由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共產黨作為社會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先鋒隊，決定著社會的發展方向，這就是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先進的群眾性政黨，它以各種機構、基層組織聯合了數以百萬計的黨員，成為社會中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力量；作為一個完整統一、一體化的政黨，它吸引了各行各業絕大部分管理人員和專家；作為各民族優秀分子的政黨，它將各地區、各民族凝聚在一起，發揮著促進各民族人民大團結、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為動員、聯系群眾的政黨，它通過對各種群眾組織的政治領導，通過自己普通黨員的一致行動，努力爭取廣大群眾對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持，化解各種不滿和矛盾。蘇聯的教訓正是在於，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從「革新」黨向削弱黨、取消黨的方向發展，使國家和社會失去了凝聚力量，導致社會混亂，最終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其結果是在蘇聯這樣一個多民族的聯盟國家裡，由於聯合了各民族先進分子的共產黨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泛濫，使國家陷入分裂狀態。
由此可見，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關繫到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關鍵所在。而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進而完善黨的領導。蘇聯長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影響了政治體制中其他各種設置積極發揮各自的作用，同時蘇共在自身建設上的一系列問題，又使黨處在不斷的蛻變過程中。
蘇共的自行瓦解最後又導致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終結、蘇聯的解體，這一事件證明加強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是何等的重要，黨的自身建設是何等的重要。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當黨能夠始終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進性、科學性、及時揭示並把握和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才能真正實現黨的領導，才能贏得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使之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領導。蘇聯的教訓告訴我們，像蘇共以前那樣閉關自守、與外界隔絕是行不通的，像戈爾巴喬夫時期那樣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價值觀，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於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實現改革開放方針，而這種改革開放的目的是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即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出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

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律制度，調動地方積極性
蘇聯劇變和解體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必須承認在國家的政治體制方面，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著艱巨的改革任務。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體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本身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它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
蘇聯蘇維埃制度的弊端不僅在於以黨代政使蘇維埃實際上處於無權境地，不能擔負起領導國家的重擔，而且還在於從總體上說未能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特別是未能處理好中央與以各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系問題。一切權力集中於中央造成過分的中央集權，其結果是地方的積極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造成新的民族問題，形成民族隔閡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決的民族問題與地方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問題更加復雜化。
在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加強和不斷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眾參政、議政和監督制度；調整中央與地方關系，使之規范化和法制化；應充分發揮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權各自的優勢，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吸引少數民族參政、議政，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實現民族和睦、維護國家統一的根本保障。同時，對於少數利用民族、宗教問題，製造民族矛盾、民族糾紛、分裂國家的勢力，應毫不手軟，堅決給予回擊。在這方面，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教訓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謂的民主束縛住手腳，對民族主義一味姑息、遷就，對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打擊不力，最終只能造成嚴重的民族沖突和國家的解體。

四、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蘇聯社會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影響了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發展，從而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蘇聯解體」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70年的蘇聯社會一個典型特徵。隨著社會進步、新技術革命浪潮到來，這種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這就是今天必須對以蘇聯模式為特徵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說由於存在這些弊端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尚缺乏說服力。這個觀點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這個體制的「弊端」，沒有注意到這個體制還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蘇聯解體多年後，俄羅斯學者痛定思痛，才認識到當時蘇聯的這個體制既有需要改革的「專斷」、「集權」的一面，也有任何國家體制運行都必須的「權威」、「集中」的一面。這兩種成分交織在一起。「集權」中含有必要的「權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極端又成了「專斷」，必須辯證分析這個體制。顯然，僅僅用「專制」等單一特點概括整個體制的實質是不準確的。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錯誤在於全盤否定這個體制，鼓吹「無限制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結果是「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會的混亂。真正要總結出蘇聯這個體制的弊端難點在於：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或經濟體制，應當「民主」到什麼程度、「集中」到什麼程度，這個「度」或者「界限」在哪裡。
蘇聯解體的深刻根源是蘇聯經濟模式的歷史局限性阻礙生產力發展而又長期未得解決。60年代以前，蘇聯社會經濟高速增長，人造地球衛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何等燦爛奪目，不僅聯盟內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爭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發生了信仰危機。然而自70年代始，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的興起，西方發達國家獲得了新的機遇，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而蘇聯傳統體制不適應新技術革命的要求，經濟增長緩慢，逐步進入停滯和衰退時期。經濟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與離心的新變化，蘇聯面臨信仰和解體危機。
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在和平和發展的時代，經濟發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學的中心，必然是人們嚮往的聖地和聚集的焦點。一個國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歷史上如此，現而今也是如此。經濟的活力同時也是政權的活力、國家的活力和黨的活力；經濟的凝聚力同時也是政權的凝聚力、國家的凝聚力和執政黨的凝聚力。在社會主義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民族平等的條件下，邊境地區人心的向背和人員的流向，民族地區的向心和離心歸根結底取決於經濟的決定性力量，取決於社會生產是否發展、綜合國力是否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先要考慮效率，同時也要兼顧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團結的基礎。進行經濟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縮小經濟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經濟基礎。
五、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
「蘇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於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論創新」這也是目前社會上流傳較廣的一種說法。同樣不能說這種觀點不對，但似乎僅僅說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蘇共70年的思想領域內，既有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也有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往往各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有時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至於什麼時期什麼傾向占上風，則要具體分析，絕非用「教條主義」一種表現就可以概括蘇共全部思想特徵，更不能把它說成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列寧正是突破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發動的有關具體論斷，成功進行了十月革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20世紀20年代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大發展。30-50年代，蘇聯在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為特徵的社會主義社會。不管後人如何評價斯大林模式，但在當時它至少解決了橫亘在蘇聯前進道路上的兩個最主要問題：一是生存，二是發展。它面臨資本主義的包圍、特別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它除工業指標外，所有社會發展指標處於歐洲最落後國家地位，要解決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事實證明：蘇聯不僅完全戰勝了法西斯，也較好地推進了國家現代化進程。正如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將俄羅斯推向現代化和完成現代化，他提出了這個任務，也找到了這條道路。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就是具體證明。俄羅斯正是在斯大林領導下融進了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俄羅斯著名學者、農業集體化研究的權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認蘇聯社會現代化成就，他說：「俄國革命前的現代化進程僅僅是注重經濟的增長。蘇聯時期的現代化與之不一樣，在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體制。國家保證了有計劃的發展經濟、科學和文化，實行了普遍就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以及實際上的免費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會保障。」⒀必須指出，在此期間蘇共指導思想中確實存在甚至是嚴重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理解和教條主義傾向，如斯大林對停止新經濟政策、對重工業優先等政策的解釋等。但關於「落後國家實現工業化」、「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趕超發展戰略」等理論，也體現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俄國實際的思想路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准。如果說這一時期蘇共指導思想中是教條主義占上風，僅僅表現為「教條主義」單一特徵，恐怕無法解釋究竟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取得這樣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紀50-80年代，蘇共的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各種思潮交織。既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一面，戈爾巴喬夫等人就自稱是「蘇共20大的產兒」。我們曾經把其思想特徵概括為「修正主義」，現在看來當然有不確切之處，但能否僅僅用「教條主義」概括當時的主要思想方式，還值得商榷。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指導思想的最明顯特徵是背叛和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修改蘇聯憲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就是最明顯的證明。這一時期當然也有「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戈爾巴喬夫等人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當然要吸收全人類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有益的經驗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對資本主義的一切頂禮膜拜，甚至把其糟粕當成精華，後果必然是毀滅性的。
當然，我們絕不應當低估教條主義在阻礙蘇共思想創新方面的危害。由於不能始終貫徹把馬克思主義結合本國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學風，在關於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推進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論上的僵化問題始終沒能有大的改進，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進一步發展。但同樣更應當清楚蘇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東歐劇變，最先在波蘭出現，後來擴展到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前華沙條約組織國家。這個事件以蘇聯解體告終，一般被認為標志著冷戰的結束。在冷戰後期，東歐各國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內因上：在經濟方面，東歐襲用蘇聯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片面發展重工業，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在政治方面，東歐各國的執政黨和政府因為缺乏監督和選舉，貪污腐敗、踐踏法律和人權的行為層出不窮。在外因上：蘇聯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推行的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綱領推動了東歐各黨的改組，同時戈爾巴喬夫採取「辛納屈主義」減少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可以說，東歐劇變是東歐各國在冷戰期間長期積累的各種矛盾的總爆發。一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推行和平演變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