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生活融資

Ⅰ 啄食順序理論的順序不同

美國經濟學家梅耶（Mayer）很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啄食順序原則：（1）內源融資（2）外源融資（3）間接融資（4）直接融資（5）債券融資（6）股票融資。即，在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中首選內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中首選間接融資；在直接融資中的債券融資和股票融資中首選債券融資。西方國家的企業正是遵循著這一原則進行融資並取得了成功。而中國的啄食順序卻與梅耶的啄食順序原則背道而馳，從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的演變及特徵中便不難看出。我國的融資結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已經由財政主導型轉變成為金融主導型，在金融主導型融資中，直接融資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在此前提下，股票融資的比重在上升。為什麼我國企業融資的啄食順序和西方國家的會有如此大的區別呢？有些人可能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中西方企業的經濟條件，國家的政策傾向，人員的文化構成等方面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
首先，在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中，西方國家企業首選內源融資，我國企業首選外源融資。所謂內源融資，就是靠內部積累，依靠企業留存收益和折舊進行融資。外源融資則是從外部市場籌集資金。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他們的企業普遍資金雄厚，加之有一套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使得企業無論是在產品力，銷售力還是品牌力上都是中國企業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500強幾乎全都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這一事實就已表明，我國的企業，即使是像海爾這樣的優秀企業，它與世界優秀企業的差距決不是在一、二年內可以趕超的。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實力如此雄厚，自然不需要通過外源融資來擴大企業的再生產，只需通過內源融資，依靠企業的留存收益和折舊便可完成。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向銀行貸款而支付巨額利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股票融資而不得不向股民公開企業的各類信息。而我國的企業的條件則不允許將內源融資作為首選。因為我國的企業底子薄，在創業初期融資勢必要通過外源融資來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這一過程。即，從外部市場籌集資金，主要通過貸款、債券和股票的方式。1984年工商銀行率先開辦科技開發貸款業務，接著其他商業銀行也爭相開辦這一業務，1990年中國銀行正式設立科技信貸項目。短短幾年的時間，就從1500萬元的規模迅速增長到幾十億元，1994年達到80億元，已成為科技貸款的主渠道。此後，國內其他地區也開始出現了不少為科技發展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我國的第一個科技金融組織——科技信用社於1987年誕生於河南許昌市。全國各類非銀行科技金融機構已有80多家，融資能力達到36億元，這相當於全國各專業銀行年科技貸款總額的30%，此外，沈陽市1992年率先建立了科技風險開發投資基金，採取了貸款擔保、貼息墊息、入股分紅等多種有償投資方式，為企業發展分擔投資風險。由國家經貿委和財政部創辦的我國第一家以促進科技進步為主要目標，以人民幣經濟擔保為業務的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開展了對高新技術成果進行工業性試驗、區域性試驗的擔保業務，兼營新技術產業和企業技術進步方面的投資、融資業務，並為這些項目開展評審、咨詢業務。這一舉措，無疑對鼓勵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創業投資領域中來有著積極的作用。另外，由各級政府預算承擔的大量科研經費支出，相當一部分起到了「種子」基金的作用。通過國家「火炬計劃」、「星火計劃」而投放的資金，以及地方政府的類似支出，也大都投向了高新技術企業，形成了企業的初始資本投入，為企業的融資提供了有利條件。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們不能忽略的。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經濟是良性循環的：y高→S高→I高→y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是惡性循環的：y低→S低→I低→y低。所以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必須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引進外資,這樣,資本多→收入多……由此轉化成良性循環，而引進外資也是外源融資的一種有效途徑，所以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我國要將外源融資作為首選。當然，引進外資不是越多越好，到底應該引進多少外資，是經濟學的研究范疇，在這里無須贅言，只簡單的說明一下：MR=MC。（如圖）當然，要把握引進外資的收益和成本的現有因素，諸如法治狀態、居民素質、信息交通設施、經濟景氣階段等等；從長遠看，最佳規模是可以變大的，這取決於因素的改變，尤其是法治狀態的提升。這些條件和事實都決定了我國企業融資首選外源融資是劣中擇優。
其次，在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中，西方國家企業首選間接融資，我國企業首選直接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都屬於外源融資，其主要區別在於資金的融通機制，直接融資是藉助金融市場體系，以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為主要方式來實現的；間接融資則是藉助金融機構體系，以貸款為主要方式來實現的。中西方國家企業之所以會產生這種差別，主要是由於它們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市場體系的發展、完善程度和信用程度的不同。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無論是銀行性質的金融機構（銀行），還是非銀行性質的金融機構（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從宏觀政策到微觀運作其發展水平都是我國無法達到的。舉個例子。眾所周知，許多歐洲貨幣貸款是通過巨大的銀行團——辛迪加銀團——提供的，多家銀行組成的銀團能提供獨家銀行所無法承受的巨額貸款。在國際銀行貸款中，無論貸款是由歐洲銀行還是部分或全部由國內銀行提供，辛迪加貸款程序都被廣泛採用。同時，對貸款的成本也做了詳細的規定：借款人除了要歸還貸款本金以外還要支付其他幾種貸款成本。貸款成本包括期間費用和前端費。與借款人簽訂一份法律文件並不能改變一個嚴重的信用風險。然而，辛迪加貸款合同在其他方面仍很能說明問題。其貸款協議中的條款對貸款人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它們能幫助人們了解一個貸款人在貸款前所應考慮的經濟和其他風險。這些都是我國應該改進和學習的。
但是，我認為造成企業選擇直接融資的根本原因還是信用缺失。我國最早是計劃經濟體制，即國有經濟獨一份。由於文革時期，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國家財力不足，導致政府財政負擔過重，滿足不了資金需求，於是將包袱甩給了銀行，變資金的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同時進行企業化改造，使其自負盈虧。政府（財政）將一部分款項無償撥付給國有企業（但是並未撥足，特別是固定資金）另一部分則撥改貸，撥信貸基金給國有銀行。（83年撥改貸，本應由政府撥給企業的固定資金撥給了銀行（建行），再由銀行貸給企業）政府本想通過此法將包袱甩掉，但卻沒有預料到甩包袱的後果：政府的「父愛主義」造成了國有企業高度負債。這是因為國企資本金不足，貸款不受限制（因為是國企），到期不還款本應受到懲罰卻不罰，這就造成了國企的高資產負債率。90年代早期便體現出來。國企資產負債率達86%以上，流動資產負債率達90%以上（50%為警戒線）。同時也造成國有銀行出現大量不良資產。98年國家迫於壓力將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率報出達25%，為解決這一問題，成立了四家資產公司清理不良資產，2000年至今不良資產仍達26%以上。在中國，企業要想通過間接融資方式籌集資金，國家就必須將四大國有銀行商業化，而如果國企不還債，那麼銀行就永遠不可能有商業化的一天。也正是國企欠債不還，導致銀行「惜貸」，在貸款過程中銀行對企業要求苛刻，害怕貸款有去無回，這就使得企業貸款的經濟學成本增加。國企的欠債不還造成的影響還遠不止這些，它還產生了強烈的示範效應，套句俗話就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在一些企業的運行中存在大量的三角債、多角債和連環債。這些失信現象普遍給企業的運行帶來了很大的障礙。正如鄭也夫所說：「我們社會整體信用被破壞，要將其建立起來起碼要50年……在信用培育問題上，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必須首當其沖。」與此同時，農村地區資金也存在著很嚴重的問題。農村地區資金全部被吸入農行，而農行是商業銀行，是賺錢機構，農業屬弱勢，農民貸款額數小筆數多，所以操作成本大，由此形成了「農村資金返流」。要解決資金供給渠道不足這個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制度改革要並行，農村和城市改革要並行。大禹比他父親鯀智慧的地方就差一個字：疏，而不是堵。
通過我國信用缺失的機理可以看出，為什麼西方國家發展間接融資的時候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試想，在這樣一個信用缺失的環境中，有哪個企業會對間接融資情有獨鍾？又有哪家銀行敢貸款給企業呢？
我國從90年代中期就大力提倡發展直接融資。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市場上發行股票和債券。（企業發行股票2103.3億，企業債83億）自從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後，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由財政主導型轉變成為金融主導型，在金融主導型融資中，直接融資的比重不斷上升。這一現象對中國來說並不是一個好現象。換言之，如果這種勢頭繼續發展而不加以控制，那麼一旦條件形成，後果不堪設想。我們知道，直接投資是直接融資的一種方式，特別是國外直接投資，如果我們大力提倡直接融資，那麼從另一個角度講也就是在提倡直接投資，但是，過分依賴國外直接投資，對於中國來說是很危險的。舉例說明，亞洲金融危機並沒有對中國造成太大的損失，這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實力雄厚，「抗擊打」能力強，而是因為中國的資本項目沒有放開。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三個項目：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錯誤遺漏。目前我國已開放的只有經常項目，資本項目並沒有放開。國家前幾年曾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的最後期限是2000年，但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對這一問題更加慎重了。原因何在？因為一旦資本項目放開，多數公司到中國便不是投資，而是投機。換句話說，資本項目不開放就好比已經銹蝕的潛艇的升降水艙的閘門不打開。一旦閘門打開，它就會被水沖爛，想關也關不上了，本來想停在某一個深度，最後不由自主地沉底。中國銀行業的爛賬會由於資本項目開放而徹底暴露出來，人們紛紛購進外幣或將人民幣存入外資銀行，用來支撐國有企業的政府「商業」銀行嘩啦啦，國有企業跟著嘩啦啦，政府手中的經濟資源就剩不了多少了。整個經濟會不會垮，則不一定。
. 最後，在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中，西方國家企業首選債券融資，我國企業首選股票融資。中國企業會選擇股票融資方式，一定是因為該方式的優點很多。許多教科書所談的股票上市的優缺點都大同小異，將其歸結起來無非以下幾點：優點（1）一般而言，在股市上出賣股票可以讓賣家賺更多的錢。原因很簡單，上市股票買賣容易，因而也就更有價值，由於股票賣價較高，每人擁有的股權就不太容易被新股攤薄。（2）一旦公司上市，股票可以公開買賣，就等於公司進入了資本經營的渠道。只要公司業績優良，通過增發股票，再次融資也比較方便。（3）上市公司在客戶供應上和借貸機構中的信譽較好，也比較容易找到管理人才，並用期權激勵他們努力工作。（4）最主要的好處是，作為大股東的創業家和主要股東的創業資本家，可以用股票在市場上換取現金。創業家和創業資本家很容易換取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現金。（5）通過上市，也可以增加企業的知名度，提升企業的商譽。缺點（1）上市公司需要披露大量內部情況。公司的競爭對手和客戶都從中了解到了許多數據，使公司在許多問題上處於被動，連雇員都可以從公布的信息中，找到與公司討價還價的依據。公司的一舉一動都在眾目睽睽之下。（2）所有上市公司均需嚴格遵守法律規定的報告要求，特別是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要求，而且還須向股東提供規定的信息。這意味著該公司要在報告、審計等工作上多花時間和增加開銷。同時也意味著內幕交易難以運作。任何以犧牲公司利益為代價去中飽私囊的交易，一經發現，股東有權起訴。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公司進行審計。（3）一旦創業公司變為上市公司，所有新股民都希望公司業績優異。他們希望每年每股收益都有所增加。一旦業績下滑，股民會爭先拋售股票，使得股價下跌。（4）賞識過程本身既費時又消耗管理人員的精力。律師費、會計師費，以及認購機構費往往高得驚人。可以說股票融資利弊參半。有數據表明，西方國家的公司所採取的融資方式在所有的融資方式中的比例為：貸款61.9%債券29.8%股票2.1%其它6.2%。西方公司還出現了股票回購，即花錢買自己的股票，股票融資規模呈負增長趨勢。而中國卻選擇了股票融資方式，我國企業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並不是出於對上述利弊分析的考慮，而是股票融資更有利於企業甩包袱。（國家將包袱甩給銀行，企業也將包袱甩給老百姓）眾所周知，股票不用返還，而債券需要還本付息。我國企業股權融資偏好濃重正是出於此原因。企業這樣做的後果正如李若谷所說：「這樣融資結構的最終結果是破壞信用。」就拿普通股的四大權利來說吧，參與經營管理的權利、參與盈餘分配的權利、參與剩餘財產分配的權利都是虛的，都是企業在圈錢，只有對新股的優先認購權是實的，而這一實權只不過是再圈你一次罷了。股票融資也好，債券融資也罷，都是在利用虛擬資本（自身無價值，但可定期或不定期的給持有者帶來收益）。但是它應與真實資本相聯系，表現在一級市場上，即，虛是以真為基礎存在的。而我國的現狀是：經二級市場炒作，虛擬資本與真實資本出現脫節，而且是虛擬資本超過了真實資本。這是一個可怕的現象，因為當超過一定限度時，會形成泡沫，即虛假的繁榮。而金融危機之前往往是虛假的繁榮，一旦泡沫破掉，危機就會暴發，而危機暴發後，會導致資產大量縮水，經濟處於停滯狀態，造成大量失業，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Ⅱ 馬爾他IIP入國藕

1、身份優勢

馬爾他是世界上唯一「四位一體」的國家。首先，馬爾他是個英聯邦國家，與英國有著相同的起源，它享有傳統的英國教育和相互承認的學術資格。其次，馬爾他是歐盟國家，擁有自由貿易的同時還可以享受關稅優惠，持有馬爾他身份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歐盟和申根國家。如果拿到馬爾他護照的話，還可以免簽182個國家，並且隨意出入，工作和生活在任何的歐盟成員國。

2、馬爾他教育

馬爾他擁有豐富的教育資源。馬爾他僅僅316平方公里的面積擁有超過300所學校，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所學校。在馬爾他，可以享受純正的英語教育，這里大多數老師來自世界知名的大學，如牛津，劍橋等學校。馬爾他在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方面都很優秀，被稱為「歐洲優質學習區」。此外，馬爾他實行純英語教育，免費義務教育。它的教育背景是世界公認的。馬爾他作為跳板，可以直接應用於許多世界著名學校

3、馬爾他醫療

馬爾他在醫療保健方面對居民做出了充足完善的保障，公立醫院醫療免費。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排名顯示，馬爾他的醫療服務列為世界第五，外加馬爾他當地優異的氣候條件，健康豐盛的美食，這些都讓馬爾他成為著名的養老勝地。

4、移民政策方面的優勢

• 1）沒有移民監的要求

• 2）承認雙重國籍，這點對於不想放棄原來國籍的申請者而言，是很有吸引力的一點。

• 3）有融資的方式可供選擇，對於想通過購置債券拿永居身份的申請者而言，如果預算不是特別充足的話，可以選擇融資的方式，一般只需左右就可拿到永居身份。

Ⅲ 求一篇 關於 企業融姿問題的 國外文獻 3000字左右就行 國外的期刊什麼的都行 要有作者之類的 在線等

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中小企業融資研究目前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來進行的：一是從企業自身結構特點出發，從企業資本結構角度來進行，雖然其研究對象以大企業居多，但對中小企業也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二是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資本結構理論

所謂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和比例關系，是企業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而企業也在致力於尋找最佳資本結構，以期達到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西方資本結構理論也主要是圍繞如何形成最佳資本結構展開的，其發展過程大致分為連個個階段，即早期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

企業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企業市場價值一般是由權益資本價值和債務資本價值組成，在企業息稅前利潤一定的情況下，總資本成本率最低意味著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於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大衛﹒杜蘭特（D.Durand，1952）提出的早期的資本機構理論，他將資本機構理論分為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理論（也稱為折衷理論）。凈收益理論是以權益資本總可以獲取固定不變的收益率且企業總能夠以一個固定利率籌集到全部債務資金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債務資金總是有利的，當企業負債率達到100%時，就可以滿足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小化，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凈營業收益理論是以總資本成本率和負債成本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無論財務杠桿如何變化，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業總價值不發生任何變化，企業價值和資本結構不相關，企業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傳統理論也就是折衷理論則是介於凈收益理論和凈營業收益理論之間的資本結構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本成本並不獨立於資本結構以外，企業確實存在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即在加權平均成本由下降轉為上升的拐點上，並且這個資本結構可以通過財務杠桿的運用來實現。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三個理論均不夠成熟，凈收益理論重視財務杠桿效應而忽略了財務風險，凈營業收益理論則過分的誇大了財務風險，折衷理論則忽略了負債比率同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

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建立在經驗推斷的基礎上，沒有經過科學的數學推導和數據統計支撐，不夠成熟，在實踐中會產生偏差。而以MM定理為代表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出現，則使得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Miller於1956年在計量經濟學年會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後來又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論文上面所提的理論被稱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認為是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結構理論的分水嶺，也是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嚴格假設的條件下，例如完善的資本市場，無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等，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數學推導，該定理證明，在一定條件下，企業價值與他們所採取的融資方式無關，即無論發行股票還是債券，對企業價值沒有影響。該定理前提假設恨苛刻，與現實情況明顯不符合。

Modigliani&Miller於1963年又發展了他們的理論，放鬆了沒有企業所得稅的假設，修正後的MM定理認為，由於債務融資的免稅特性，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將使用越多的債務，即債務的「稅盾效應」，企業最佳資本結構即為100%的負債，企業可以通過利用政策來改變其資本結構從而改變市場價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個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模型，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得出了個人所得稅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減稅作用但並不會完全抵消的結論。該結論與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有著相同的缺陷，都將債券融資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債務的風險和額外的費用增加，與現實經濟不符合。

Ang（1991,1992）對中小企業的稅盾效應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小企業一般缺乏此類動機，因為，一方面中小企業大多採取獨資和合夥組織形式，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責任也使得破產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個人，由於盈利性遜於大企業，中小企業較少使用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Prttit&singer.1985），而從負債的成本來看，一般認為中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破產可能性，因此比大企業使用較少的債務融資。

（2）靜態權衡理論。MM定理只考慮了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而沒有考慮其所帶來的風險和額外費用。本傑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價證券分析》一書中指出，以法律規定的稅率納稅，當財務危機可能性不大時，一個價值最大化的企業將不會有稅盾效應，然而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增加負債率，這些企業就會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企業的高負債的增加，使得企業固定費用增加，收益下降，從而企業財務面臨的風險越大，財務風險的增大產生了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兩類成本。企業選擇什麼樣的資本結構取決於他要達到的目標，其中包括在負債的收益和成本之間進行取捨，我們稱之為靜態權衡理論。最優的資本結構即為負債的免稅利益和財務風險帶來的成本之間相互平衡的資本融資結構。

1990年，Mackie-mason估計了一個公司優序租賃股份的發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邊際稅率的企業（比如具有遞延稅收損失的公司），與那些面對固定稅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傾向於發行股份，Mackie-mason的結果與權衡理論相一致，因為它說明了賦稅企業偏好負債。

（3）優序融資理論。1984年，Myers&Mujluf在其名篇《vestorsDoNotHave》中，根據信號傳遞的原理推出了他們的優序融資假說。其假設條件是：除信息不對稱外，金融市場是完全的。其認為，公司偏好於內部融資，如果需要外部融資，公司將首先發行最安全的證券，也就是說，先債務後權益。如果公司內部產生的現金流超過其投資需求，多餘現金將用於償還債務而不是回購股票。隨著外部融資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資工具選擇順序將是：從安全的幅務到有風險的債務，比如從有抵押的高級債務到可轉換債券或優先股，股權融資是最後的選擇。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個人所得稅和控制權的研究角度對優序融資理論作出了解釋,指出由於留存收益提供的內部資金不必承擔發行成本,也避免了個人所得稅,因此內部資金要優於外部資金。與權益性資金相比較,負債融資由於具有節稅效應,發行成本低,又不會稀釋公司的控制權,所以對外融資來說負債融資又優於權益性融資。

（4）信號理論。最早將信號引入經濟學中的是MichaelSpence，他認為盡管市場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現象，但是潛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實現。

Ross（1977）從信息傳遞的角度分析，最早將非對稱信息引入MM理論模型，分別假設公司的未來收益服從連續型和離散型的分布。假定經理人了解投資收益的分布函數，而投資人不了解，建立了融資結構的信號傳遞模型。企業經理人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向投資者傳遞了信號。一般來說破產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質量負相關而與負債水平正相關。破產將給經理人帶來損失。因而經理人不會盲目增加負債，在低質量的公司無法通過更多的債權融資來模仿高質量公司的情況下。外部投資者把較高的負債水平作為高質量的一個信號。所以，投資者將企業發行股票融資理解為企業資產質量的惡化，而債務融資則是一種企業資產運作良好的信號，負債率上升表明經營者對企業未來收益有較高的期望，傳遞了經營者對企業的信心，進而使投資者對企業也充滿信心，進而使企業市場價值隨之增大。

（5）代理理論。代理理論是指企業內部和外部投資者之間潛的沖突決定著最優的資本結構，即企業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資成本之間進行取捨。

1976年Jensen&Meckling開創了代理成本理論，即代理理論、企業理論和財產所有權理論來系統地分析和解釋信息不對稱下的企業融資結構問題的學說，Jensen&Meckling把代理關系解釋為委託人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而同時又要求代理人為其提供利益的服務關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引起的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就屬於代理關系。由於經營者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權），經營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擔了全部成本卻只能獲取部分收益。而當他在職消費時，他卻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卻只需承擔部分成本。如果委託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麼代理人就不會總是根據委託人的利益來採取行動的。也就是說經營者將不會努力工作，卻熱衷於在職消費，這將導致企業的價值小於管理者為企業完全所有者時的價值，這個差額就是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簡稱股權代理成本。在投資總量和個人財產給定的情況下，增加債務融資的比例將會增加經營者的股權比例，進而降低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但債務融資又會引起另一種代理成本。因為作為剩餘索取者，經營者將更傾向於從事高風險項目。如果成功的話，經營者可以從中獲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敗，他便藉助有限責任制度將失敗的損失推給債權人。經營者的這種行為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就是債權融資帶來的代理成本，即債權代理成本。在對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Jensen&Meckling認為，均衡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是由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來決定的，當兩種融資方式的邊際代理成本相等的時候，使得總的代理成本達到最小，進而企業便可以實現最佳資本結構。

（6）控制權理論。控制權理論主要是從企業經營者對控制權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討了資本結構問題，主要反映了企業通過對資本結構中負債和股權結構的選擇而對公司治理結構效率的影響程度。該理論認為，企業融資結構在決定企業收入分配的同時，也決定了企業控制權的分配。也就是說，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企業融資結構的。

Harris&Raviv，主要探討Jensen&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利益沖突所引發的代理成本問題，他們分別用靜態和動態兩個模型說明了經營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從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發的，因而有必要對經營者進行監督，他們認為債務融資有利於強化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Aghion&Bolton於1992年將不完全契約理論引入到融資結構的分析框架，並對債務契約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他們認為，在多次博弈的過程中，當出現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時，將控制權轉移給債權人是最優的。

Davidsson（1989）在對瑞典中小企業所有者、管理者樣本進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業增長最重要的是「預期金融回報」和「獨立性的增長」。當中小企業擴張與獨立發展發生矛盾時，所有者會保持企業的獨立性為重。可見控制權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國外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層面上，企業自身成長周期對資本的需求，以及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角度；二是宏觀經濟層面，貨幣政策，銀行業合並以及結構化調整等。

1.微觀層面

（1）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指企業融資結構問題，並沒有考慮到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所不同的融資特點，也沒有動態的研究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對資本結構安排有什麼影響。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彌補了這方面不足。

Weston&Brigham（1970）根據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融資來源的變化提出了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並將企業的成長周期分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個階段。Weston&Brigham對該理論進行了擴展，將企業的金融成長周期分為六個階段，即創立期、成長階段Ⅰ、成長階段Ⅱ、成長階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並根據企業的資本結構、銷售額和利潤等顯性特徵說明了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融資來源情況，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較好地解釋了企業融資結構變化的規律（見下表）

Berger&Udell（1998對Weston&Brigham的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進行了修正，即將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基本因素並引入到他們所構建的企業融資模型中，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隨著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約束條件的變化，企業的融資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進行不同的融資安排。

（2）企業融資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議員Macmillan在向英國國會提供的關於中小企業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小企業融資面臨著「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麥克米倫缺口」。Macmillan發現，中小企業的長期資本供給存在短缺，這種短缺尤其明顯地發生在那些單靠初始出資人的資金已經不敷運用，但規模又尚未達到足以在公開市場上融資的企業身上。「麥克米倫缺口」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的失靈，即市場的力量無法使資金向中小企業流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中小企業無力從金融市場獲得直接融資時，只有從銀行獲得間接融資。和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所以銀行貸款成為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唯一途徑。這就使得銀行具有相對的借貸優勢。

1981年Stiglitz&Weiss發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的信貸配給》之後，信息不對稱被公認為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Stiglitz認為，信貸配給源於信貸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並由此導致了信貸合約中的道德風險問題。此問題的發生是基於商業銀行不具備監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與貸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們之間事前的信息不對稱這三個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貸款抵押甄別機制，提出了低風險的企業承諾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較低的貸款利率，而高風險企業則相反，以此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論，即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與銀行的規模成較強的負相關性。

Berger&Udell(1998)發現，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關鍵。而關系型借貸被視為銀行和企業雙方在關系導向下達成的一種合意合約。如果借、貸者之間保持一種長期的關系，則有利於貸款人獲得借款者的相關信息。如：借款者在貸款期限內生產經營狀況，其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化情況，借款者的還款的意願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簽訂有其他附加條件的合約等。

Uzzi&Gillespie（1999）認為，與中小企業貸款直接關聯的貸款員，可能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關於中小企業的權威信息。這些貸款員與中小企業主和其雇員保持著長期的關系，了解企業在當地的運行情況和企業的市場份額，甚至該貸款員就生活在當地的社區中。因此對中小企業及其所有者的財務狀況非常了解，對其當前及未來的績效有著比較准確的認識。

2.宏觀層面

（1）銀行業合並及結構調整對中小企業融資影響

一般認為，銀行業合並後形成的金融機構不僅規模會增大，組織結構會更復雜，行為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通常不利於關系型貸款的開展。

Strahan(1998)認為小銀行合並之初，多樣化使得合並後的銀行抗風險能力增強，從而能夠向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但隨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銀行開始有能力向大企業提供貸款，並且內部管理也越來越復雜，所以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率就會下降;相反，小銀行被大銀行兼並時，新成立的銀行則會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同樣，當大銀行之間發生兼並時，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也會減少。

Peek&Rosongren發現大銀行對小銀行的合並或大銀行之間的合並傾向於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Berger進一步指出銀行業並購對中小企業貸款存在4種潛在效應：靜態效應、重組效應、直接效應和外部效應。

Sharpe認為，市場力量使銀行能夠加強它與小企業的隱性長期合約關系，小企業從長遠打算，會傾向於和銀行保持長期關系。因為企業轉換「基礎」銀行的沉澱成本相對較高，所以當銀行與企業保持較長時期的關系後，銀行就有可能使企業支付高於完全競爭時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業的短期低利率補貼部分得到補償。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發現，當銀行的市場力量增加時，信用級別相對較低的小企業也有可能獲得貸款支持。

（2）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有兩個傳導渠道：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貨幣渠道指貨幣政策通過改變利率，進而影響經濟部門的真實支出。信貸渠道則又分兩種，一種為銀行貸款渠道，另一種為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貸款渠道是指，貨幣緊縮伴隨著銀行儲備的減少，進而導致貸款供給的減少。。資產負債表渠道是指，貨幣緊縮通過提高利率損害到企業抵押品的價值，降低企業信用等級，進而削弱了企業獲取貸款的能力。因此貨幣政策改變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沖擊更大。

Gertler和Gilchrist在對製造業小企業的經驗研究中發現，小型製造業企業不僅直接對利率反應敏感，而且還深受經濟周期的間接影響，因此，貨幣緊縮對小企業的影響要遠大於對大企業的影響。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會導致資金供給總量的增加，因為利率提高只會使得資金供給從非正規部門轉向正規部門，總的借款額不會出現凈的增加。Steel認為，由於較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抵押品的缺乏以及歷史淵源等，使得小企業在獲取正規部門的貸款時仍將面臨著諸多的限制。如果放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將會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更加惡劣。

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學術界關於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第一，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方式的選擇及相關實證研究；第二，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所面臨困境原因以及相應對策的研究；第三、國際上中小企業融資在操作層面上經驗介紹以及比較研究。

1、賀力平（1999）認為，妨礙我國銀行機構擴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銀行機構缺乏企業客戶風險方面的足夠信息，從而不能做出適用的風險評級並提供相應的信貸服務，指出可以通過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和轉變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方式來解決貸款者與中小企業借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2、周業安實證分析了我國金融抑制政策對企業融資能力的影響，分析表明：信貸市場的利率管制、價格和數量歧視導致了企業的過度負債、逆向選擇、尋租等現象，浪費了信貸資源；資本市場的行政管制則增加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

3、樊綱研究員(1999)認為，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沒有採取發展非國有銀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積極地發展非國有銀行。同時為避免人們的『市場選擇』扭曲，提出對非國有銀行的存款人提供與國家銀行同等的社會擔保。

4、張傑認為，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源於國有金融體制對國有企業的金融支持和國有企業對這種支持的剛性依賴，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貸資本化。他認為，解除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營造內生性金融制度成長的外部環境。

5、陳曉紅教授(2000)指出：由於大部分的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差、財力物力有限、設備落後陳舊及生產的都是屬於賣方市場的終端產品，而非生產與大企業相配套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經營效益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競爭的加劇而變得較差。基於風險和利潤的考慮，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大量向大企業集團傾斜，使中小企業信貸資金嚴重不足，為解決這種資金關系的不協調，作者認為應從三個方面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第一重構商業銀行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銀行；第三大力發展非國有商業性中小銀行。

6、魏開文博士(2000)認為，我國市場型的銀行和中小企業關系的模式應該是一種契約型的主辦銀行關系。這種關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用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來規范銀行和中小企業的行為，並體現契約型的信用關系。

7、林毅夫（2001）、李永軍從我國勞動力豐富、資本稀缺的要素稟賦出發，認為我國中小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較高，企業規模的限制決定了採取編制公開財務報表上市要承擔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間接融資中，大企業在經營活動的透明性、抵押及貸款規模效應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機構更偏好對大企業的貸款。而與大型金融機構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機構比較願意為中小企業貸款，而從企業的技術類型看，中小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唯一的方法是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8、白欽先、薛譽華（2001）指出我國由於長期實行趕超戰略，強調規模經濟的觀點占據了政策層的主導地位，忽視了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較優勢，認識上的差距導致長期

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

9、楊思群教授(2002)在對國外中小企業與銀行關系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我國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存在「惜貸」、信貸的可歧視性、非長期關系、支付體系及中小金融機構等問題。提出我國銀行和企業間問題的緩解思路是：銀行「惜貸」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業素質及信用程度低的問題，另一方面反映了銀行在信貸文化、重視資產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積極的變化，所以「惜貸」只能是作為短期的特殊環境下採取的臨時措施，而從長期看，為保障信貸資產的安全穩定運行，銀行必須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貸擔保技術;對於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非長期關繫上，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在支付體繫上，中小企業存在「多頭開戶」現象，這不利於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運營情況和信用狀況的了解，所以要減少這種現象並提高銀行小額支付體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機構上，片面強調國有化和國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機構存在著公司治理結構不良、預算約束不強等體制方面的弊端，為克服這一弊端，需按市場化的准則設立和監管中小企業，同時鼓勵中小金融機構在整和過程中進行市場化的兼並和重組。

10、張捷教授(2003)通過銀行組織結構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型借貸特點來說明中小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的特殊性意義。關系性貸款的基本前提是銀行和企業之間必須保持長期、緊密相對封閉的交易關系，即企業固定地與數量極少的(通常一到兩家)銀行打交道。由於關系型貸款不拘泥於企業能否提供合格的財務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適合資產抵押品較少的中小企業。也就是說，中小銀行在收集和處理公開硬信息(如企業財務數據、信用編碼等)處於劣勢，但由於其地域性特點，它們通過與中小企業保持長期密切的近距離接觸而獲得各種非公開的關聯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業發放關系型貸款優勢。由於軟信息傳遞存在成本問題，會在銀行內部產生代理問題。與大銀行相比，小銀行科層結構簡單，代理鏈條短，代理成本也相應地就低。

理論研究不足及以後研究方向

雖然說企業融資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較為成熟，但是，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理論在很多問題上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各種實證檢驗也經常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充分說明小企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其融資需求理論還遠不夠完善，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和爭論有待於進一步地解釋。尤其在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實際運作方面，都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國經濟形勢復雜，今年以來溫州，鄂爾多斯相繼發生的高利貸崩盤現象，充分的體現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對於中小企業融資發展方向，應該是多學科交叉，例如將博弈論以及行為經濟學加入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中去，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