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信託基金

❶ 台灣人在大陸，要如何開戶買股票基金

一、港澳台居民本人開立A股賬戶需攜帶的「三證」資料：
香港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香港居民身分證、公安機關出具的臨時住宿登記證明表；
澳門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澳門居民身分證、公安機關出具的臨時住宿登記證明表；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台灣居民身分證、公安機關出具的臨時住宿登記證明表。

二、A股證券開戶流程：
1、辦理證券開戶，需由本人親自到證券公司櫃台辦理，若委託他人代辦證券開戶的，還須提供經公證的委託代辦書、代辦人的有效身份證明原件（如果委託人身份證為二代證需提供正反兩面的身份證復印件）；
2、證券開戶時需填寫《證券交
易開戶文件簽署表》和《證券客戶風險承受能力測評問卷》；
3、如果客戶從未辦理過證券開戶的，需填寫《自然人證券賬戶注冊申請表》；
4、辦理銀行三方存管，需填寫《客戶交易結算資金第三方存管協議》，同時證券開戶本人攜帶本人銀行借記卡去銀行網點櫃台確認，沒有該銀行借記卡者僅需在銀行櫃台另新辦借記卡即可；
5、港、澳、台居民自2013年4月1日起可以開立A股賬戶，辦理流程與境內個人投資者稍有不同，具體可以咨詢有證券經紀資格證券公司營業部，如國泰君安上海分公司。

注意事項：

1.證券開戶時間，周一至周五9:00~15:00內辦理證券開戶的，新開戶者可以當場取得兩張紙質股東賬戶卡；其他時間段包括周末辦理證券開戶的，證券賬戶卡只能在下一個交易日取得或快遞送到，不過這不影響正常的證券交易。這是因為證券開戶申請辦理需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聯網，而中登公司周末都是休息的；
2.滬市A股一張身份證只能開一個證券賬戶，深市A股一張身份證可以開多個證券賬戶。
3.境內港、澳、台居民A股賬戶投資范圍、適當性管理等賬戶許可權將按照境內個人投資者A股賬戶許可權同等對待。

❷ 台灣有哪些基金公司

國內抄基金細列:
施羅德投信證券
德盛安聯投信證券
摩根富林明投信證券
富達投信證券
貝萊德投信證券
瑞銀投信證券
富邦投信證券
寶來投信證券
國泰投信證券
第一金投信證券
保誠投信證券
台灣工銀投信證券
統一投信證券
永豐投信證券
台新投信證券
華頓投信證券
兆豐國際投信證券
富鼎投信證券
富蘭克林華美投信證券
德銀遠東投信證券
復華投信證券
日盛投信證券
凱基投信證券
景順投信證券
保德信投信證券
群益投信證券
匯豐中華投信證券
德信投信證券
金鼎投信證券
聯邦投信證券
華南永昌投信證券
柏瑞投信證券
新光投信證券
玉山投信證券
安多利投信證券
元大投信證券
宏利投信證券
台壽保投信證券
安泰投信證券
康和比聯投信證券
柏瑞投資愛爾蘭證券
以上還不包括境外的

❸ 台胞能購買私募或者期貨資管產品嗎

一、基本情況

（一）關於外國人、港澳台居民投資事宜依據

1、《關於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港澳台居民開立證券投資基金賬戶等有關事宜的通知》基金部通[2013]9號——已廢止

2、《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

3、《中國人民銀行關於改進個人銀行賬戶服務 加強賬戶管理的通知》

（二）基本要求

1、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

2、符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

3、基金銷售機構應當以外國或港澳台基金投資人的人民幣結算賬戶作為其申購資金的銀行賬戶。

滿足以上三條才可在境內申請開立證券投資基金賬戶及其交易賬戶，並進行認購、申購、贖回、轉換、定投等基金投資。

二、外國人、港澳台投資基金基本原則及要求

（一）基本原則

外國或港澳台基金投資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保護。

除政治權利和法律法規規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權利和義務外，原則上和中國公民享有相同權利，承擔相同義務。

在國內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方面業務，可以《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作為身份憑證，享有中國公民同等權利、義務和統計歸屬。

實名投資制

（二）個人投資所需材料

1、中國公民投資基金基本要求

通過銀行投資基金，需要向銀行機構出具有效的身份證明文件，由銀行機構對投資開戶申請人進行身份證件的真實性、有效性和合規性進行審核。對於在中國境內已登記常住戶口的中國公民為居民身份證；不滿十六周歲的，可以使用居民身份證或戶口簿；定居國外的中國公民為中國護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身份證明文件。如果銀行機構通過有效身份證件仍無法准確判斷開戶申請人身份的，應要求其出具輔助身份證明材料。

2、同時港澳台基金投資人必須有以人民幣結算的銀行賬戶

（四）外國人、港澳台投資基金、資管計劃的分類

1、按照代銷渠道分類

（1）直銷：所謂直銷就是外國人、港澳台居民需要到基金公司的櫃台、網站等網點去辦理。

（2）代銷：通過直銷途徑以外的機構去購買基金或者資產管理公司

2、按照投資基金的方式不同分類

可以分為認購、申購、贖回、轉換、定投等投資方式

三、投資資管計劃深度分析

（一）關於合格投資者

1、《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中規定資產管理人通過設立資產管理計劃從事特定資產管理業務，其所稱符合條件的特定客戶：是指委託投資單個資產管理計劃初始金額不低於100萬元人民幣，且能夠識別、判斷和承擔相應投資風險的自然人、法人、依法設立的組織或中國證監會認可的其他特定客戶。

只要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符合投資單個資產管理計劃初始委託金額不低於100萬元人民幣且能過識別、判斷和承擔相應的投資風險，就可以通過非公開募集的方式認購、參與基金公司開展的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

2、《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中規定：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資者是指具備相應風險識別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投資於單只私募基金的金額不低於100萬元且符合下列相關標準的單位和個人：

（1）凈資產不低於1000萬元的單位；

（2）金融資產不低於300萬元或者最近三年個人平均收入不低於50萬元的個人。

前款所稱金融資產包括銀行存款、股票、債券、基金你份額、資產管理計劃、銀行理財產品、信託計劃、保險產品、期貨權益等。

下列投資者視為合格投資者：

（1）社會保障基金、企業年金等養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會公益基金；

（2）依法設立並在基金業協會備案的投資計劃；

（3）投資於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從業人員；

（4）中國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投資者。

以合夥企業、契約等非法人形式，通過匯集多數投資者的資金直接或者間接投資於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銷售機構應當穿透核查最終投資者是否為合格投資者，並合並計算投資者人數。但是，符合以上（一）、（二）、（四）項規定的投資者投資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終投資者是否為合格投資者和合並計算投資者人數。

（二）關於轉讓、受讓資產管理計劃份額

鑒於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可以參與、認購資產管理計劃的份額，那麼其退出機制（此處僅分析一對多資產管理計劃的退出，因為一對一不存在退出機制，只有委託人提取委託財產機制；若是嵌套性資管計劃則需要另行縫隙）就包括資產管理計劃的參與退出、違約退出及資產管理計劃份額轉讓方式（關於資產管理計劃份額轉讓小編已經詳細深度的分析過，若想回顧，請在後台直接回復數字「39」就可以看到）。

1、日常的退出機制

在資產管理計劃的合同中有明確的約定，一般的條款為：「本資產管理計劃每季度開放一次參與、退出，封閉運作期內不接受退出申請及委託退出，具體的開放公告以管理人屆時有效的公告為准」；此時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作為投資者可以退出資產管理計劃；

2、違約退出機制

在資產管理計劃中可以約定違約退出，此時投資者可以在繳納違約退出費用後退出資產管理計劃。

3、轉讓、受讓資產管理計劃份額

若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已經持有了資產管理計劃份額，其可以通過證券交易所及監管規定的其他平台進行資產管理計劃份額轉讓，其作為轉讓方需滿足合格投資者的規定，其作為受讓人同時也需要滿足合格投資者的規定，同時轉讓過程中不得存在違反公平交易、利益輸送等其他違法違規行為。（關於資產管理計劃份額轉讓小編已經詳細深度的分析過，若想回顧，請在後台直接回復數字「39」就可以看到）。

（三）關於參與結構化資管計劃的劣後級解析

關於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其參與結構化資產管理計劃時，如果滿足合格投資者的規定，那麼就當然可以認購、參與或者受讓的份額為普通級或進取級或劣後級（以下都簡稱為「劣後級」），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如果在大陸工作生活的外國人和港澳台居民參與的分級資產管理計劃設置了預警線、平倉線等時，其一般規定當資管計劃T日單位參考凈值小於等於平倉線，劣後級委託人需要追加資產用於增強份額凈值，其對劣後級委託人追加增加資金的時效性要求特別高。

例如一般T日觸發平倉線，T+1日上午9：45之前須將追加資金銀行劃款單據復印件傳真給管理人，同時追加資產需於T+1日13：00之前到賬，否則管理人有權按照資產管理合同約定進行下一步操作。此中情況下可能存在委託人資金在港澳台賬戶中，未能及時的購匯匯款至人民幣結算賬戶中致使補倉不成功。

在大陸生活工作的外國人投資基金及資產管理計劃時還存在反洗錢、稅收等問題，小編在這里不展開分析。

四、大資管模式下國內外投資路徑簡析

（一）國內居民投資境外

QDII: Qualified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

QDIE: QualifiedDomestic Investment Enterprise：合格境內投資企業

QDLP: QualifiedDomestic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內有限合夥

到香港開立賬戶進行投資

（二）國外居民投資境內

QFII: Qualified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

QFLP: QualifiedForeign Limited Partner：合格境外有限合夥

❹ 各國對證券投資基金的稱呼分別是什麼

在不同的國家，投資基金的稱謂有所區別。英國和中國香港稱之為「單位信託投資基金」；美國稱為「共同基金」，日本和中國台灣則稱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這些不同的稱謂在內涵和運作上無太大區別。

證券投資基金,是指通過發售基金份額募集資金形成獨立的基金財產，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託管人託管，以資產組合方式進行證券投資,基金份額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額享受收益和承擔風險的投資工具。

(4)台灣信託基金擴展閱讀：

證券投資基金的特點：

1、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集合投資制度：

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積少成多的整體組合投資方式，它從廣大的投資者那裡聚集巨額資金，組建投資管理公司進行專業化管理和經營。在這種制度下，資金的運作受到多重監督。

2、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信託投資方式：

證券投資基金與一般金融信託關系一樣，主要有委託人、受託人、受益人三個關系人，其中受託人與委託人之間訂有信託契約。但證券基金作為金融信託業務的一種形式，又有自己的特點。

如從事有價證券投資主要當事人中還有一個不可缺少的託管機構，它不能與受託人（基金管理公司）由同一機構擔任，而且基金託管人一般是法人；基金管理人並不對每個投資者的資金都分別加以運用，而是將其集合起來，形成一筆巨額資金再加以運作。

3、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金融中介機構：

證券投資基金存在於投資者與投資對象之間，起著把投資者的資金轉換成金融資產，通過專門機構在金融市場上再投資，從而使貨幣資產得到增值的作用。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者對投資者所投入的資金負有經營、管理的職責，而且必須按照合同（或契約）的要求確定資金投向，保證投資者的資金安全和收益最大化。

4、證券投資基金是一種證券投資工具：

證券投資基金發行的憑證即基金券（或受益憑證、基金單位、基金股份）與股票、債券一起構成有價證券的三大品種。投資者通過購買基金券完成投資行為，並憑之分享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收益，承擔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風險。

❺ 基金與信託有什麼關系哪位大俠幫忙解答一下啊

《信託法》規定，信託是指委託人基於對受託人的信任，將其財產權委託給受託人，由受委託人按委託人的意願以自己的名義，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進行管理或者處分的行為。
在信託活動中存在民事信託、營業信託和公益信託三種。
民事信託主要是以個人財產的撫養、贍養、處理遺產等目的而設立的信託；
營業性信託主要是個人或法人以財產增值為目的，委託營業性信託機構進行財產經營而設立的信託；
公益信託主要是以發展公益事業目的而設立的信託。

與基金的區別:
1、募集方式不同：一是公募，一類似私募。
2、投向不同：信託資金的投向比基金寬得多。
3、認購產品的起點不同：信託產品的夠買起點要比基金高得多得多。

❻ 可轉換信託基金是什麼意思大體怎麼個組成構架

盡管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我國證券市場法治化的進一步深入及對中小投資者保護的進一步加強，然而該制度組成規則的不明確及某些內容的缺失也同時產生出一種不和諧的聲音，如制度功能定位之不周及因制度缺失而體現的行業自律性差等，因此，以市場約束為導向，以該制度應有的效應為基柚，以制度引進的精神與形式之契合來匡正目前所存在的缺憾已成為當務之急。

2005年7月《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管理辦法》(以下稱為「《辦法》」)的通過，標志著我國已構築起了以《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以下簡稱「《收購意見》」)、《個人債權及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收購意見實施辦法》等文件為基礎的，以中小投資者保護為中心的基金保護法律制度。後續修訂的《證券法》第134條所規定的「國家設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由證券公司繳納的資金及其他依法籌集的資金組成，其籌集、管理和使用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這一內容，更是使這一制度披上了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外衣。雖然這一制度的「閃亮登場」給原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的證券市場注入了一支法律的「強心針」，同時也迎來了學界與實務界人士一片如潮之好評，但筆者認為，這一新生制度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並非是至善至美的，公正的評判是，它仍存在這樣或那樣值得我們檢討、反思與改進的地方。對此，筆者分析如下。
一、功能上的定位——一個目標定位欠完整性的問題
「法律必須回應現實發展的要求」決定了任何制度的構建都承載著特定歷史時期的使命與社會公眾的迫切訴求。對於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之功能，《辦法》在第1~2條開宗明義地表明：「為建立防範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的長效機制，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保護證券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促進證券市場有序、健康發展，制定本辦法;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是指按照本辦法籌集形成的、在防範和處置證券公司風險中用於保護證券投資者利益的資金。」籍此，不難發現，我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功效有二：其一是經濟補償功能;其二是信心支撐功能。
盡管上述功能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保護基金事後賠償的實質，但是它也人為地掩蓋了一個「公開的秘密」，即作為與存款保險制度及保險購買人保護制度相應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制度的真正功能並不在於事後的賠償性救濟，而在於破產預防。這一立論就揭示出了一個潛在的命題，即該制度的主旨是圍繞事先性監管與行業自律所展開的。實際上，各個國家的存款保險公司所蘊含的對銀行業之監管權也是對這一理論的反證;然而，《辦法》並沒有賦予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後稱「基金公司」)專門性的針對證券行業的監管權，而只是在其職責部分的第7條設定了4項間接相關的內容：一是監測證券公司風險，參與證券公司風險處置工作;二是組織、參與被撤銷、關閉或破產證券公司的清算工作;三是發現證券公司經營管理中出現可能危及投資者利益和證券市場安全的重大風險時，向證監會提出監管、處置建議;四是對證券公司運營中存在的風險隱患會同有關部門建立糾正機制。這樣一種職能的定位至少說明在對證券公司經營危機的救助上，「基金公司」是被動善後型，而非主動出擊型。盡管法律規則的目的在於定分止爭，但是從秩序持續性的維護與和諧關系的營造來說，「事前的防範勝於事後的救濟」是法律制度設計中真正常青性的主旋律。如美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在運作的30餘年時間中，理賠總額也不過43億美元，這說明建立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根本功能是通過制度效應恢復和提升投資者對證券市場之信心 [1]。因此，筆者認為，在未來該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中，我國有必要增補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相應的監管功能，從而使之與其經濟補償功能及信心支撐功能相輔相成地組合成一個系統性的整體。
二、組織模式設計——一個「得形而忘意」的問題
根據設立模式之不同，國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大體可分為兩種運作模式，即獨立模式和附屬模式。前者即指成立獨立的投資者賠償公司，由其負責投資者賠償基金的日常運轉，如目前的美國、英國、愛爾蘭、德國等國家都是採取這一模式，而其中又以美國SIPC最具代表性。該公司成立於1972年12月30日，為一個非營利性的會員制公司，所有符合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15(b)條的證券經紀商和自營商都可成為該公司的會員。從其組織結構看，該公司的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其中5位董事經參議院批准後由美國總統委任。為了保證代表性及公司預期職能的發揮，在這5位董事中，3位來自證券行業，其它2位來自社會公眾。另外的2名董事則分別由美國財政部長與美聯儲委員會聯合指派。在公司的權力架構中，有一大亮點更是值得我們關注，即基於切實保障中小投資者的權益，公司董事會的主席與副主席由總統從社會公眾人士中進行任命 [2]。後一模式即由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協會等自律性組織發起成立賠償基金，並負責該基金的日常運轉工作。採取此模式的有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及我國香港、台灣地區。那麼，這兩種樣板孰優孰劣呢?筆者認為，法律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是與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緊密相聯的;因此，究竟採用何種模式可能是一個因民族的共同意識和共同精神而異的選擇問題，然而無論如何論之，選擇的結果必須應能順應本民族發展的內在要求。就基金的管理模式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的狀況、金融風險意識水平、邊緣性的法律制度環境及制度所能體現出的效率。晚近以來，設立統一的基金並交由單一的組織管理，在擴容資金，降低管理成本的同時為投資者提供「一站式」的索賠服務已為大勢所趨 [3]。
對於組織模式問題，很顯然，我國吸納了獨立公司模式，如《辦法》第9~11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董事會。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董事長由證監會推薦，報國務院批准;董事會為基金公司的決策機構，負責制定基本管理制度，決定內部管理機構設置，任免高級管理人員，對基金的籌集、管理和使用等重大事項作出決定，並行使基金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基金公司董事會按季召開例會。董事長或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聯名提議時，可以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董事會會議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會議決議，由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決通過方為有效。」客觀來說，模式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制度構建的要害在於其所能夠達到的預期結果，在於這個制度是由什麼樣的規范來充實，在於是由什麼樣的程序來保證，即不以「形式論」，而以「目的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估量，若我們意圖對中國目前的這種模式作出一個比較客觀且公正的定論，那麼就必須透過形式來把握其內容。在中國金融法治化的過程中，由於欠缺本土化的金融制度與金融法治資源，美國金融法及其創新所折射出的理念一直是我們廉價的亦步亦趨的對象，如1995年我國金融業經營大分的格局就沾有美國1933年《銀行法》的印跡，2003年金融業大分而小合的調整便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99年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分久必合」的精神。雖然借鑒或模仿使我們的立法者與決策者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既省心又省力」的事半功倍之效果，然而由於「西學東漸」並沒有實質性地置換或改良內藏於中華民族心理的傳統價值觀念，所以往往我們只是「得形而忘意」。《辦法》所創制的獨立模式及其實踐便是我們再次「踏進同一條河流」的又一個縮影。其原因如下：其一是董事會組成不當。雖然《辦法》規定「基金公司」董事會為9人組成，然而企業登記資料卻顯示，該公司的董事會由來自中國證監會、央行、財政部及上證所、中國證券登記公司的8名董事構成 [4]。盡管我們可以推知這種偶數的配置可能是出於各方力量均衡之考慮，但是它卻會導致在票數相同時議而不能決的結果。雖然依慣例，在此境下，董事長可多投一票，但是此舉卻與公司法的基本原理相悖，因為從公司法原理考究，董事長只是董事會的召集人和法定代表人，其表決權重應與其它董事無異 [5];其二是角色定位的不準。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創立之目的在於保護中小投資者，維護與強化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因而該公司董事會成員及其法定代表人便應具有強烈的「主權在民」與「平民化」色彩。也正是基於這一初衷，在美國SIPC里便專門設置了社會公眾型的董事席位，且董事會正副主席都必須由平民化的社會公眾擔任。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金公司」里的董事會成員清一色地由具有「品級」的官員充任，這不僅體現了強烈的「官為民作主」的傳統「父母官」理念，而且也間接地向本就先天發育不良的證券市場傳遞了一種「政府導向而非市場導向」的聲音。雖然我們可以從「基金公司」資本金來源上為這種官僚化的組織結構的正當性提供一種辯護，但要注意的是，未來公司基金的補充還要更多地依於會員會費的繳納。筆者認為，目前的這種單一化的權力架構不僅直接削弱了社會公眾的話語權和基金可能運行的獨立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了不同職能部門之間在利益均沾上的尋租心態與嚴重依賴政府之心理。
針對我國「有形而無意」的獨立模式，作者的修正意見是，既然美國版本為我們參考與印證的對象，那麼我們所需要仿造的不止是「形」，而更應是其「神」，因此，有必要對目前「基金公司」的董事會進行「平民化」與「親民化」的改革。為了達到此目的，可進行如下設想：其一是在目前法定的9個董事會成員中，進行官方與非官方董事的適度抗衡性配置，如官方董事4個，非官方董事5個;其二是「平民化」的董事可考慮從社會公眾、證券公司、證券行業自律組織中進行選拔;其三是確立話語權平民化把握的理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公司對外意思表示的主體，因而為了體現「基金公司」一定限度的自律及親民化，作者認為我國也有必要確立基金公司董事長從平民化董事中進行選任之原則。實際上，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其終極目的都在於再造出一種抗衡機制，從而實實在在地體現投資者的話語權，並進而傳導出保護基金應有的功能。
三、資金不足與費用分擔不公——一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及顯失公平的問題
依據《辦法》第12~14條之規定，「基金公司」的資金主要源於以下幾項：一是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在風險基金分別達到規定的上限後，交易經手費的20%納入基金;二是所有在中國境內注冊的證券公司，按其營業收入的0.5~5%繳納基金。經營管理、運作水平較差、風險較高的證券公司，應當按較高比例繳納基金。各證券公司的具體繳納比例由基金公司根據證券公司風險狀況確定後，報證監會批准，並按年進行調整。證券公司繳納的基金在其營業成本中列支;三是發行股票、可轉債等證券時，申購凍結資金的利息收入;四是依法向有關責任方追償所得和從證券公司破產清算中受償收入;五是國內外機構、組織及個人的捐贈;六是其他合法收入。
雖然從上述六大內容來看，「基金公司」的資金來源廣泛，但相對於龐大的證券市場來說，在遭受風險之時，與可能的損失相權，這些資金也會表現得捉襟見肘。而且，目前的現實狀態已表現出了一些端倪：其一是據現實情況的測算，2005年《辦法》第12條所規定的前三項收入來源僅20多億人民幣，且在成立以來，證券保護基金為處置風險券商已支出了近300億元款項 [6]。其二是雖然國務院給投資者保護基金確定了680億人民幣的額度，並先由央行進行墊付，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筆款項最終是要償還的 [7]。實事上，《辦法》第13條也證明了這一點，該條規定：「基金公司設立時，財政部專戶儲存的歷年認購新股凍結資金利差余額，一次性劃入，作為基金公司的注冊資本;中國人民銀行安排發放專項再貸款，墊付基金的初始資金。專項再貸款余額的上限以國務院批准額度為准。」其三是雖然《辦法》安排的債券融資可一解「基金公司」資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是債必須本息償付的本質屬性決定了其資金的非長久佔有性。這一特點無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公司」的財務包袱。
此外，費用分擔上的安排也存有欠公平之嫌，如雖然《辦法》原則性地借用「經營管理、運作水平、風險度」等作為券商具體費用承擔比例考核的因子，但是在欠缺比較客觀且具可操作性證券風險級別評估體系的情形下，以上因子的准確性與真實性是無從考證的，這就可能使這些有形的標准處於一種形同虛設的尷尬境地。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為了保證適度充足的金融資源能發揮最大化的效果，一般都對投資者保護基金設定一個資金數量的上限，或設定費用徵收持續的時間，如德國即規定，若賠償基金現有資金足以支付投資者的債權請求，在監管當局同意後，則會員機構可減少或停止繳納會費;葡萄牙為了防止會員機構負擔過重，則對會員的年度會費最高額進行限定;然而不言自明的是，我國目前的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制度對此還缺乏全局性的思考。
針對以上不足問題，筆者的建議如下：其一是將對違規券商及高層管理人員的罰沒資金納入收入來源的范疇 [8]，如法國投資者賠償計劃就規定，違規的投資公司將向基金支付罰金，罰金歸入賠償基金之中;其二是既然會費(我國不作此稱謂)是收入的主要源流之一，那麼如何提取會費便是一個需要斟酌的問題。雖然採取「一刀切」的方式有利於量化管理，但是也有背於公正合理之原則。目前，我國採取的是以「營業收入」為標准。筆者認為，在該問題上，我們可以本著權利義務相配的原則，務實地採取綜合化標准來確定會費的多寡。考慮的指標包括券商的資產規模、券商客戶的數量、雇員數量、利潤額的高低、券商的經營管理水平及風險情況等，如此不僅可以兼顧費用分攤之公平，而且也可以弱化證券機構可能僥倖存在的逆向選擇風險;其三是公平地收取所得稅。目前，我國對國有股與法人股的所得不征稅，而只對流通股徵收所得稅，這一顯失公平的做法是值得探討的。從理與法出發，應考慮對非流通股的資本所得征稅，並全額撥入投資者保護基金，甚至可以考慮從非流通股資產中強行撥出部分資產作為投資者保護基金之可能 [9];其四是確立基金適度與充足之原則。由於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的最終目的在於強化投資者對證券市場的信心，若資金過多，則不僅會造成有限資源的一定浪費，而且也加重了券商的負擔。所以，在保證資金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對費用的徵收有必要確立「靈活性原則」。如基金總額已達一個理想度，則可以減征或少征或停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