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中國外匯收支變化

❶ 2017年我國外匯收支狀況主要有哪些特點呢

2017年，我國外匯收支狀況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第五，銀行遠期結售匯逆差總體收窄。2017年，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匯簽約額同比增長111%，遠期售匯簽約額增長12%，遠期結售匯簽約逆差260億美元，較2016年下降69%，說明2017年人民幣匯率預期總體更加穩定。

第六，外匯儲備余額持續回升。截至2017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1399億美元，較2016年末增加1294億美元。其中，2至12月份外匯儲備余額連續11個月回升。

❷ 誰有中國國際收支近五年變化的分析文章，發一個我看看。謝謝

近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直很高。一個明顯的事實是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不變。在此期間，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外貿持續順差，外資流入規模不斷增加。無論是從購買力平價、還是從經濟實力的對比出發，人民幣的幣值都應該上升。2001年以來，美國政府堅持了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開始松動，美元匯率開始走低。由於人民幣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匯率走低的情況下，人民幣相對於其它貨幣事實上是貶值的。這兩種情況的對比，使得國際上有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這就為那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論據。
同時，在中國國內，資本賬戶的開放問題也一直是理論界和政府決策層關注的熱點。國內有很多學者認為，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會影響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效率。根據「蒙代爾三角」，在允許外資流入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與靈活的貨幣政策是無法同時兼得的。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面前，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可能意味著中國政府駕御全球經濟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結合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認為是中國政府理應做出的合理選擇。事實真的如此嗎？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乃至資本賬戶的開放，自然也不例外。從相對固定的盯住匯率制度到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這中間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過去10多年中，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貨幣危機，通常都是與過快的匯率制度改革聯系在一起的。東亞、南美、俄羅斯，都曾遭遇這樣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直觀的經驗。所以，漸進的改革和開放可能是一個更合理的選擇。這是一個很直觀的判斷。但是，對於匯率制度改革這樣的重大理論性和政策性問題，僅有一些初步的、直觀的判斷，是遠遠不夠的。直觀的經驗和感覺無法支撐理論觀點和政策選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我們既要從理論上探討當前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中國經濟當前的發展狀況，分析不同匯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來的走向。
匯率制度的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於匯率形成和調整過程的復雜性。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各國不再規定本國貨幣的含金量，國際貨幣領域進入一個「無本位」、「無秩序」的時代。自此，貨幣在國際上就變成一種純粹的信用貨幣，其價值沒有任何明確的實物商品作為支撐。無論是購買力還是國家經濟實力，都不能為評判各國貨幣的相對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可量化的標准。離開這一基礎，可能出現的是兩種情況：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受制於國家特定的經濟、政治戰略，是依靠政府力量來設定和維持的；在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對比所主導。就浮動匯率制度來說，我們知道，能夠對市場供求產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資、生產、GDP或經濟增長率這些可以觀察的經濟力量，甚至還有各種無形的心理因素。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市場上的供求狀況，進而影響匯率的形成和變動，使得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波動無常。
在諸多復雜的影響因素中，預期問題不僅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熱點，也是市場實踐中人們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羊群效應」、「匯率超調」以及「市場心理」或「市場情緒」等詞彙，經常會出現於有關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行情的研究報告中。這都是和預期因素相關的。預期影響匯率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所謂的「比索問題」（Peso problem）。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資本市場收益率時，發現墨西哥的平均資產收益率持續高於美國的同類資產，他們把原因歸結為人們對墨西哥比索在未來貶值的預期。因為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比索的幣值被高估了，基於這樣的判斷，人們預期比索在未來的某一天必定要貶值。貶值意味著所持有的比索資產在未來只能換回更少的外國貨幣。所以，他們在當時只願意支付較小價格來購買比索資產，故而比索資產的平均收益率較高。這一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比索問題」。後來，「比索問題」被進一步發展為所謂的「災害性事件預期」（Catastrophe Expectation）。就是說，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人們總會預測未來的某一天可能會出現某種不利的意外事件。當這種意外事件能夠帶來極大的損失時，人們在當前就會要求有某種保險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投保，如戰爭險、意外傷殘險等；或者要求在現在的交易行為中直接得到補償，如上面所說的壓低現在的資產價格。對貨幣貶值的預期被推廣為對所有可能發生的災害性事件的預期。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中，災害性事件預期的影響會進一步擴散和自我強化。在上面所說的比索問題中，幣值高估使人們預期貨幣在未來會貶值，導致資產收益率提高；這會引起更多的外資流入，進而推動比索的匯率進一步上升；人們更加相信比索在未來某一天一定會貶值，而且貶值幅度將更大；這就要求比索資產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這個過程中，貨幣的匯率不斷上升。這樣的循環會將匯率推到一個不可維持的高水平上，資本市場無法提供外資所要求的高收益率，進而出現外資大規模撤出的現象，貨幣急劇貶值。在這個過程中，貶值的預期得到了自我實現。
在理論上，預期的影響或者「比索問題」，已經是人們所熟知的一個經濟現象。這也是過去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時遇到的一個現實困境。對於諸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本幣匯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實行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使得「比索問題」既具備了產生的條件，也具備了擴散和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條件。具體到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論邏輯能否同樣適用呢？中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呈現順差，這也是國際上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理由。從這一點出發，人民幣似乎應該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似乎並不會遇到上述的那個困境。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是一個尚處於改革和發展之中的國家，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整體經濟依然會處於一個結構調整期中。這種結構性調整任務加大了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目前，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雙順差抵消了這種不確定性的影響，使得後者沒有引發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在實行浮動匯率制度以後，人民幣匯率可以更准確地反映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被釋放，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的收支狀況必定要重新調整。在此以後，市場上的預期就會發生變化，經濟的結構性調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得人民幣匯率的未來走勢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從而引發人們的貶值預期。發展到這一步，人民幣將遭遇「比索問題」，中國實行浮動匯率制也同樣要面臨那個現實困境。
上面的理論邏輯支持了浮動匯率制度不適合中國的觀點。反過來說，當前中國合理的選擇仍然是聯系匯率制度。接下來就必須說明在當前現實的條件下，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及整個資本賬戶的開放應該作一些什麼樣的具體安排。
首先，聯系匯率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不僅其盯住對象可以調整，而且，還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場因素。過去，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資金和貿易往來對象。基於這樣的情況，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以美元為盯住對象。隨著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位置的變化，中國與亞洲、歐洲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越來越多。這就要求人民幣的匯率應該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日元、歐元等國際上主要的貨幣。其中各種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隨著對外貿易和外資結構的變化而做相應的調整。而且，在設定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之間的匯率時，應該充分考慮市場上資金的相對供求狀況。在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下，市場上的資金供求狀況不能成為人民幣匯率形成和調整的決定因素。因為中國經濟在今後較長一段時期內仍然會處於一個結構調整期中，反映在國際收支上，同樣也要面臨結構性調整的任務。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機制的自發作用也能夠調整國際收支，但是它對於國際收支的結構性調整往往是無效的。所以，在人民幣匯率的形成和調整過程中，必須更多地體現政府對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自覺性。
其次，必須協調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之間的關系。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和開放資本市場是中國開放資本賬戶的兩個重要環節。這兩者是相互影響的，所以必須考慮它們之間的關系。前面已經說過，浮動匯率制度不是中國的合理選擇。只有在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任務基本完成以後，實行浮動匯率制才能避免「比索問題」帶來的困境。所以在今後一段時期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應該先於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改革。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調整需要大量的外資，這對資本市場的開放提出了現實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前，國際收支的順差可以抑制對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維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這有助於把外資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國資本市場能夠提供的程度之內。這對於吸引外資、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促進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都是有好處的。所以，基本的步驟就是：在當前，繼續實行聯系匯率制度，利用資本市場的開放吸引外資，通過外資的流入促進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逐步增加人民幣匯率中的市場因素，直至建立市場化的浮動匯率制度。
以上從理論和中國經濟的現實條件出發，探討了中國繼續維持一種聯系匯率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時對這種匯率制度在中國的具體安排以及與資本市場開放的配合問題進行了探討。聯系其他國家的情況，特別是那些實行浮動匯率制的發達國家，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上面的觀點。對於那些實行浮動匯率制的發達國家來說，所實行的都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它們主動管理或影響匯率的力度往往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經濟增長勢頭較好時，對匯率實施的主動管理或影響較小；在經濟低迷時，特別是在經濟面臨結構性調整任務時，對匯率進行管理的力度就會較大。折射到中國的情況，也可以支持前文的觀點。

❸ 近年來中國的國際收支格局發生了什麼新的變化

IMF：制定成員國間的匯率政策和經常項目的支付以及貨幣兌換性方面的規則，並進行監督；對發生國際收支困難的成員國在必要時提供緊急資金融通，避免其他國家受其影響；為成員國提供有關國際貨幣合作與協商等會議場所。
促進國際間的金融與貨幣領域的合作；促進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步伐；維護國際間的匯率秩序；協助成員國之間建立經常性多邊支付等。
世行﹕成立之初資助西歐國家恢復被戰爭破壞了的經濟，1948年後，主要轉向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中長期貸款與，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鼓勵國際，協助成員國提高生產能力，促進成員國國際貿易的平衡發展和國際收支狀況的改善； 通過對生產事業的，協助成員國經濟的復興與建設，鼓勵不發達國家對資源的開發；。

❹ 我國外匯收支狀況主要呈現什麼特點

4月19日，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王春英今天透露，2018年一季度，我國跨境資金流動保持平穩，境內外匯市場供求自主平衡。

第二，外匯市場供求繼續呈現自主平衡格局。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2018年1至3月份逆差分別是9億、82億和92億美元。如果再考慮遠期結售匯、期權等外匯供求影響因素，2018年以來我國外匯供求仍呈現基本平衡。例如，一季度由期權交易形成的外匯供給為99億美元，其中3月份增加外匯供給41億美元。

第三，售匯率同比小幅下降，外匯融資規模回升。2018年一季度，衡量購匯意願的售匯率，也就是客戶從銀行買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支出之比為64%，較2017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說明企業購匯意願有所下降，借用外匯貸款的情況增多。2018年3月末，我國銀行的境內外匯貸款余額較上年末增加118億美元，企業海外代付、遠期信用證等進口外幣跨境融資余額較上年末上升77億美元。

第四，結匯率同比保持穩定，近期市場主體持匯意願有所下降。2018年一季度，衡量結匯意願的結匯率，也就是客戶向銀行賣出外匯與客戶涉外外匯收入之比為62%，較2017年同期上升0.1個百分點，說明市場主體結匯意願基本平穩。2018年2、3月份，我國銀行的境內外匯存款余額分別下降49億和65億美元，改變了1月份的上升局面。

第五，銀行遠期簽約結售匯逆差逐步收窄。2018年一季度，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匯簽約同比增長71%，遠期售匯簽約增長103%，遠期結售匯簽約逆差178億美元，呈逐月收窄態勢，1至3月份遠期結售匯逆差分別為113億、44億和20億美元，說明人民幣匯率預期更趨穩定。

第六，外匯儲備余額總體回升。截至2018年3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1428億美元，較2017年末增加29億美元。

內容來源於央廣

❺ 2010年以來，中國的國際收支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2010年，全球經濟總體呈現復甦態勢，但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較大波動。我國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2010年，我國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經濟保持平穩增長。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3%，較2009年增速加快1.1個百分點。經濟結構繼續優化，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的依賴有所降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和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合計在92%左右，分別拉動經濟增長5.6和3.9個百分點。在外部流動性逐漸寬松的情況下，我國與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受到資金流入和輸入性通脹壓力，全年採取了 6 次上調存款准備金率和 2 次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以抑制貨幣信貸的快速增長。

❻ 我國近幾年的外匯儲備變化情況怎樣

1994年至今，我國外匯儲備可分為三個階段：

1.外匯儲備較快增長階段 (1994年-1997年)

1994年，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實施了匯率並軌、取消外匯留成、銀行結售匯制、成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等舉措，國家外匯儲備獲得了較快的增長。1994年-1997年，外匯儲備年增長額分別為380.21美元、219.77億美元、314.43億美元、348.50億美元。至1997年底，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由1993年的211.99億美元增長到1398.90億美元，增加了5.6倍，國家外匯儲備進入了較為寬松的時期。

2.外匯儲備緩慢增長階段(1998年-2000年)

1997年下牛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其影響下，從1998年起，我國外匯儲備增量明顯減緩。1998年-2000年，國家外匯儲備年增長額僅為50.97億美元、97.15億美元、108.99億美元，只相當於1997年外匯儲備增加額的14.62%、27.87%、31.27%。盡管如此，至2000年末，外匯儲備還是相當可觀的，增加到1655.74億美元，居世界各國前列。

3.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階段(2001年至今)

從2001年起，我國外匯儲備進入了大幅度增長階段，且增長的速度十分驚人。2001年-2004年，國家外匯儲備年增長額分別為465.91億美元、742.42億美元、1168.44億美元和2066.81億美元，相當於2000年國家外匯儲備增加額的427.4%、681.18%、1072.06%和1896.33%，國家外匯儲備余額達6099.32億美元。(見下表)

1994年-2004年國外匯儲備變化情況表

二、高額外匯儲備的利弊分析

我國保持高額外匯儲備的有利之處主要有：

1.調節國際收支，促進國民經濟穩定發展

一是當國際市場出現變化導致出口銳減，或因季節性因素及突發性事件造成臨時性國際收支逆差時，國家可動用充足的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無須採取壓縮進口等影響國內經濟正常運行的限制性措施。二是當國際收支發生結構性失衡，需要進行緊急的或長期調整時，國家可動用充裕的外匯儲備進行調節，以緩和調整外部沖擊，從而降低各種措施對國內供求均衡所帶來的負效應，維持國內經濟的正常運營和穩定發展，減輕因採取緊急措施而對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

2.維護國際信譽，增強吸引外商投資和對外融資的能力

外匯儲備雄厚，增強了我國綜合國力，使我國對外信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這將有利於吸引外商投資，有利於充分利用外國政府貸款、國際金融機構信貸或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

3.干預外匯市場，穩定人民幣匯率

外匯儲備充足，對外匯市場的干預能力大大增強，對穩定人民幣匯率乃至穩定整個宏觀金融環境和經濟秩序，都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4.增強抗擊經濟風險的能力，有助於國家經濟安全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實力強大，已成為國際上的外匯大國，不僅有足夠的外匯滿足對外經濟貿易的需要，而且能夠應對國際經濟金融風險，以及應對國內不測之需，極大地提高了國家抵抗各種經濟風險的能力，有助於國家經濟安全。

5.有利於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自由兌換

我國外匯儲備充足，實力雄西部地區高技術產業生態動力缺陷與改進思路厚，為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國保持高額外匯儲備的弊端則有以下幾點：

1.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不利於對外貿易順利開展

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表明國內外匯市場上外幣供給大於外幣需求，必然產生外幣貶值的預期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又加大了外資流入和國際收支順差的擴大；進一步增強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同樣，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就意味著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的增加，逆差國就會利用世貿組織的規則，限制我國產品出口，保護本國產業。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我國是被反傾銷最多的國家。

2.基礎貨幣投放和外匯占款增大，制約了貨幣政策的運用和效應

外匯儲備是由國家購買並持有的，其在外匯管理局賬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占款，外匯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的供應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2003年-2004年9月，國家外匯儲備累計增加3489.64億美元，按現有比價，就有28883多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物價上升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管理部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及其效應。

3.高額外匯儲備降低了資金的利用效率

我國外匯儲備的結構與日本等國相比有很大差別，後者是自有儲備為主，而我國則借入儲備的比例比較大。事實上，過高的借人儲備容易造成資金的浪費。因為外匯儲備是一種實際資源的象徵，它的持有是有機會成本的。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等於國內資本生產率減去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如果我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並借人大量外債，就等於以低價將國內資金轉到國外給外國人使用，同時還以高價從國外借人資金，其潛在的損失是顯然的。此外，持有外匯儲備表示暫時放棄一定量實際資源的使用，從而也就喪失了這些資源投入所引起的經濟增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借人儲備比例過高時，過多的持有外匯儲備既不經濟，也將影響國內經濟的增長。

4.提高了外匯儲備成本，增大了儲備風險

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其成本也在相應增大。同時，我國外匯儲備過多，必然會增大儲備的風險。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由於國際資本迅速大規模地流動，金融市場的利率與匯率波動十分激烈，因此，匯率風險增大。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美元所佔的比例較大，每當美元貶值和美國國內出現通貨膨脹時，我國外匯儲備都會隨之貶值，造成外匯儲備的損失。2001年以來，美聯儲12次降息，美元對歐元貶值12%，如按我國外匯儲備60%為美元儲備計算，從2002年11月到2004年8月，我國美元的外匯儲備對歐元貶值已造成達530多億美元的損失。

5.失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優惠貸款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規定，成員國發生外匯收支逆差時，可從「信託基金」中提取相當於本國所繳納份額的低息貸款，如果成員國在生產、貿易方面發生結構性問題需要調整時，還可獲取相當於本國份額160%的中長期貸款，利率也較優惠；反之，外匯儲備充足的國家不但不能享受這些優惠低息貸款，還必須在必要時對國際收支發生困難的國家提供幫助。

❼ 中國國際收支的歷史和現狀

際收支是一國居民在一定時期內與非居民之間的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所產生的全部經濟交易的貨幣記錄。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主要由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決定，而經常賬戶的盈虧取決於一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金融賬戶則主要決定於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投資報酬率與其他非經濟因素的變動。從動態上講，國際收支活動描述了一種經濟現象，反映了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全部對外往來的貨幣收付活動。就靜態而言，國際收支描述了一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貨幣收支的對比結果，把這種結果加以系統地記錄，就形成了國際收支平衡表。
我國國際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紀90年代，除個別年份外，呈現出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特別是21世紀以來，雙順差規模出現迅速擴大的趨勢。正是由於這種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導致了我國目前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對沖銀行體系過多的流動性。近兩年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國內外相關學者的關注。

一、近幾年我國國際收支的現狀

根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由於貨物貿易順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經常項目實現順差1608.18億美元，同比增長134.23%，占我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上升為72%，主要是因為貨物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根據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1342億美元，增長128%。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629.64億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於對外投資增長較快，「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由順差轉為逆差，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佔2004年中國國際收支總體順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逆差分別為49億美元、40億美元。在經常項目、資本和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外匯儲備增長2089.4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了22.6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增加0.05億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頭寸減少19億美元。200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達到8189億美元。「凈誤差與遺漏」出現在借方，為168億美元，相當於國際收支口徑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1.21%，在國際公認5%的合理范圍以內。2005年，我國的國際收支交易總規模2.42萬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7%，佔GDP比重進一步上升到109%。國家外匯局在《國際收支報告》中指出，這表明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更加緊密，對外經濟運行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增強。
2005年，國家繼續運用貨幣、財政等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進一步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金融體系改革取得進展，整體穩健性增強。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放寬匯價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逐步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
2006年，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對外開放邁上新的台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匯率彈性提高。國際收支延續「雙順差」的格局，經常項目實現順差2498.66億美元，同比增長55.37%，其中出口11444.99億美元，進口8946.3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6.66%和20.45%。我國進出口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長，使得我國對外出口貿易形勢大好。在進口方面，我國進一步加強宏觀調控，進口需求穩步增長，使得我國進口持續快速發展。從整體數據來看，運輸是導致經常項目中的服務項目出現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億美元，支出343.69億美元，逆差133.54億美元，與2005年運輸逆差63.32億美元相比，同比擴大70.22億美元。
從2003年到2007年經濟保持增長較快、效益較好、運行較穩的基本態勢，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的格局。國際收支順差式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這幾年裡，「雙順差」似乎已經成為我國國際收支的「慣例」。經常項目順差1629億美元，同比增長78%，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個百分點。調整、對部分產品加征出口關稅等政策執行前搶先出口，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貨物貿易出口5472億美元，進口4115億美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28%和18%；順差1357億美元，增長70%。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902億美元，同比增長132%，較上年增長1.3倍，改變了2006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國來華直接投資流入62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54%。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逐步實施，對外直接投資較快增長，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80億美元，增長21%。證券投資逆差48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44億美元。其中，我國對境外證券投資凈流出15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297億美元；我國從境外證券市場融資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投資流入103億美元，比上年同期減少53億美元。按國際收支統計口徑，2007年上半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80億美元，同比增長21%，其中，非金融部門對外直接投資78億美元，增長21%；對外直接投資撤資清算匯回6億美元，增長142%；凈流出74億美元，增長17%。「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特徵使得我國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截至2007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32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億美元。持續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規模，有助於提升我國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並且增強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我國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的原因

我國連續的、長期的、大幅度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雙順差」已明顯表現為經濟的外部失衡。這既有悖於傳統的國際收支結構理論，又是各國國際收支結構實踐中罕見的，其之所以能夠維持十餘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和國內特殊的管理體制與鼓勵政策，但其本身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引發諸多矛盾和問題。這種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觀復雜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國際的原因，也有國內自身的原因從國際上來看，隨著世界各國經濟的緊密聯系，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了尋求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產業和產品向國外的轉移。而我國為了適應國際形式的發展，日趨完善基礎設施和優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時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國具有廉價的勞動力成本，這些都使得我國逐漸成為國際製造產業轉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連續數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時由於我國國內金融市場比較不發達，國內企業往往藉助境外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從而增加了資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也促進出口的增長，1992年以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國的持續大額順差。
（一）儲蓄率過高
我國經濟增長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儲蓄率過高。國內總儲蓄率在20世紀90年代平均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盡管投資率在此期間也有所增長，但儲蓄快於投資的增長，擴大了經常帳戶順差。當前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無論與本國歷史平均相比還是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均處於高位。一般認為中國儲蓄率高主要是因為個人儲蓄慾望強烈，但更主要的是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高，企業高儲蓄率帶來的投資增長效益較低並可能導致產能過剩。此外，國內儲蓄轉化為投資渠道不暢，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後，導致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有儲蓄。
（二）加工貿易仍佔主導地位
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技術含量低的產業和領域，以加工貿易出口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方式與貿易出口數量的增加呈明顯正相關的關系。深入分析我國貿易結構可以發現，一般貿易及其他貿易實際上處於逆差狀態，持續攀升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於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兩頭在外，無論是通過來料加工還是進料加工，最終產品一般銷往國外，在我國境內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構成順差。因此，加工貿易的規模越大，相應的順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對稱性的國際收支政策
長期以來，我國採取鼓勵出口和鼓勵外資流入的非對稱性國際收支政策。我國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是多年的「獎出限出」的傳統思想和對外資不加選擇的「超國民待遇」等經濟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資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導致資本項目凈流入大於凈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資的大量湧入不僅拉動了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而且加大了外資企業在我國出口中不斷增長的比重。

三、促進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對策

我國目前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與其基本國情是極不相稱的。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較為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是：貿易項目逆差，經常項目保持平衡，資本項目下的順差。而目前的國際收支失衡、巨額的外匯儲備對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國家提出「調投資、促消費、減順差」的政策導向，運用各種手段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國過高的儲蓄率
貨幣政策的取向應當是貨幣供應收緊，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幣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實行降低投資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當前貨幣政策應當適度從緊，包括降低貨幣供應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應當繼續加息並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控制流動性。同時，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靈敏地反映市場供求變化，更加富有彈性。這些政策措施都將有助於糾正內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進行進出口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核心競爭力
經常項目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產業結構失衡，出口集中於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在國際上以低價量大為特點，企業利潤率低並且很容易受到反傾銷訴訟。進口缺乏中國真正急需的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發達國家產業調整僅僅把我國作為製造業基地，真正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研發都在發達國家國內。因此，我國現在必須調整進出口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出口；並把環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納入企業的出口成本；開發產品核心技術創造力，提高企業自主競爭力，實現在平穩出口量的基礎上利潤最大化。
（三）實施「走出去」戰略，擴大對外投資
積極探索多元化、多層次的外匯運用方式，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對外投資。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相關法律和政策，給予其適當的優惠政策和信貸支持，為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鼓勵能夠發揮我國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擴大國際經濟技術合作的領域、途徑和方式，繼續發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鼓勵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展境外加工貿易，帶動產品、服務和技術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開發國內短缺資源，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置換；健全對境外投資的服務體系，為實施「走出去」戰略創造條件

❽ 中國國際收支政策及入世後的變化

中國國際收支政策

首先，根據一系列雙邊協議所規定的世貿准入條件，中國已承諾進行大幅度的貿易改革。平均關稅稅率將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術產品（包括計算機和電信設備）作為中國進口中增長最快的產品，到2005年將享受零關稅率。

貿易限制的減少及貿易額的擴大將大大增加實施現有外匯及資本管制的復雜程度，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國於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原因在於開放的經常帳戶使資本管制難於完全有效。

考慮到中國進行資本管制的實際經驗，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後對外貿易規模的迅速擴大將進一步削弱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個顯而易見的兩難境地是，只要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的管制就難以完全實施。貿易體制越開放，資本遺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

其次，作為入世條件的一部分，中國將在今後的5年內大幅度開放其金融服務貿易。外資銀行將在入世的兩年後獲准經營中國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五年之後經營中國居民的零售業務。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將獲准與中國的基金管理公司組建合資公司（外方股權不超過33％）。

入世變化：

入世將大幅度推進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促進貿易和資金流動，並加快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鑒此，入世將對中國目前的資本管制體系產生巨大的壓力，明顯威脅這些管制的有效性。資本項目可兌換將使提高了的貿易開放度與持續的資本流動限制之間的沖突凸現出來。

同時，加速進行的國有企業民營化、養老制度改革、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西部大開發，將擴大對外國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需求，由此對大幅度放開資本管制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資本自由化將成為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自然延伸。

中國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國內金融體系改革取得的進展以及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的轉換，也將促進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程。由此，本文預測中國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實現資本項目的可兌換。

(8)16年中國外匯收支變化擴展閱讀

國際收支調節政策：

1、外匯緩沖政策，是指一國運用官方儲備的變動或臨時向外籌措資金來解決外匯的超額需求和供給。

2、匯率政策，指通過調整匯率來消除國際收支赤字。

3、財政政策，指政府通過其支出稅收等手段來影響國際收支狀況的政策效應。

4、貨幣政策，指貨幣當局通過改變貨幣供給量和調整利率水平來達到影響國際收支狀況變動的政策效應。

5、直接管制，政府在不願或不能利用匯率、財政、貨幣等方面的政策來消除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所採取的強制性管理手段。它包括貨幣管制、財政管制和貿易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