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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外匯

發布時間:2021-07-12 10:56:49

⑴ 誰知道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危害要持續多久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震碎了華爾街神話,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兩家投資銀先後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等房地產和保險巨頭則需美國國會大手筆斥資拯救,在美國經濟被金融危機搞到奄奄一息的時刻,世界目光紛紛轉向經濟仍然茁壯增長的中國:金融危機會把中國拖下水嗎?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學者:刺激內需是關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發表的兩篇評論中強調,中國有條件爭取到「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製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周其仁認為,到了最後,困難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他說,中國目前所謂內需不足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說,多年來,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刺激消費的政策一直難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佔有的收入比重過高。
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1元約兌0.2新元),佔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國有企業利潤也可能達到GDP的6%,還有大量預算外收入。總體而言,中國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
謝國忠說:「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讓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讓他們掌控更多財富就能刺激內需?中國網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熱烈,據記者的觀察,越來越多中國人擁有過去的「日本人思維」,給他們更多錢,他們會儲蓄大部分,對內需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因為前景不明朗、對前途沒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綢繆的心理。

一名網民在滕訊網論壇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障一個公民的未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那這個國家不可能有內需,因為錢都要儲蓄起來,預防這些問題。中國的內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么?」
周其仁在其評論中強調,通貨膨脹和景氣收縮固然受全球趨勢的影響,但並不意味每個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無所作為。
他說:「以通脹為例,全球通脹抬頭是事實,國際高油價高糧價的沖擊也是事實,但在同樣的全球環境里,各國通脹率從辛巴威的百分之幾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別。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認為,中國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國的製造業產能龐大,面對國際市場升級空間廣闊,轉向為內需服務同樣潛力巨大。此外,中國服務業還在初級階段,國人收入增加,時間成本增加,對「方便」的需求方興未艾,這些都是服務業的機會。

他還說:「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潛力。油價高,最不應該被嚇倒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能源消費中的70%是煤。中國還有糧食生產的潛力與機會。中國還有很多土地沒有經營好,原因之一就是糧價不夠高。將國際上的高糧價適當傳導給中國農民,增產潛力不會小。」

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
《21世紀經濟報道》上星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中國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獨善其身?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接受該報訪問時說:「災難的傳導不會只通過金融層面,我們不能認為人民幣不國際化、資本市場沒有開放,中國就可以避過這場危機的影響。危機可以從貿易層面傳導進來。我們這些年的高增長很大程度是靠外貿和外需,外需增長快,帶動了一大批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日前在「新浪」舉辦的一個論壇上則說:「前一段由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金融的國際參與度還不夠高,所以從目前時點來看影響還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雙寧說:「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金融已經沒有國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經濟與世界融為一體。」他特別表示對於經濟危機的思考以及防範措施應該提前著手進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出台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各部委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評估,提高金融風險預警能力,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但這些只是通過協調機制同其他經濟部門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說:「事實上,要真正達到管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和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可能還需要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統一把預防、阻擊熱錢進入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對頻繁進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熱錢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預警機制,密切監控熱錢流入,規范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管理,重點查處違法違規資金流入,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防範國際短期資本對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沖擊。」

王自力也說:「當前,中國政府不僅要關注證券市場和樓價下跌對宏觀經濟面的影響,而且需要關注不斷變幻的國際經濟環境,及時進行調整。只要應對正確,國內市場就不會大亂,更不會真實衰退。」
謝國忠則認為,經濟發展不能單靠股市、樓市支撐,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謝國忠預測,美國經濟見底並恢復估計要四五年。中國不能希望靠美國經濟復甦把自己拉上來,而必須要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來,而「殺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國經濟效率。他認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

「接下來(中長期)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中國)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

擴大內需先刺激內需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其實就體現於大批中小企業的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令中小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推高其融資成本,使它們紛紛轉向地下錢庄借錢,從而負債累累。另外,原材料價格的飆升也讓它們雪上加霜。

不過,次貸危機使美國人束緊腰帶,大大削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才是對中國中小企業所造成的「最關鍵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都屬於出口型,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東西(產品)賣不到美國去了,就面對不得不轉型的問題。」

以出口為導向經濟模式行不通了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有6萬7000家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僱,說明了過去壓低產品價格、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加上美國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調整貿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國開放其市場,中國企業不但得擴大內需,還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品牌管理力度和轉入服務業,也就成為中小企業繼續生存的先決條件。

然而,廣大的中國民眾重儲蓄,或寧可放手一搏,投資股票以「錢生錢」。在這樣的背景下,刺激內需、帶動人們消費談何容易?

對此,孫立堅說,首先必須認清人們不願消費的原因。「老百姓後顧之憂太多,不管是住房、醫療、孩子教育還是養老,未來要用到錢的機會太多了,就把錢儲蓄起來或進行投資。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此外,要刺激內需還得確保產品質量,否則中國人都不買「中國製造」,「錢還是流入其他國家」。孫立堅強調:「政府要兩手抓,既確保企業能把東西賣出去,也要使老百姓願意買。」

開展離岸業務 以降低投資美市場風險

孫立堅認為,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其外匯資產管理也帶來挑戰。他解釋,中國自1978年開放以來,出口勢頭猛,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現在因美元貶值而蒙受損失。

「我們把產品價格壓低,出口到美國去,賺了美元又讓美國人去管理,可是他們卻管得很糟。那麼,我們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孫立堅指出,中國擁有近1萬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加上不少其他亞洲國家也有美元儲備,預計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亞洲國家手裡。「大家都在問:美元可以投資到哪裡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亞洲進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議開展離岸業務,使中國投資機構能投資在發美元債券、有潛能的亞洲企業,以降低直接到美國市場投資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由於諸如中投公司等中國投資機構仍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時經常受到投資國懷疑,並面對較高的壁壘阻擋,以致如孫立堅所說的「無法徹底實現海外投資的戰略和預期目標」。

他因此希望美國能在中國注資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對中國國有企業有戒心,以致經濟舉措蒙上濃濃的政治色彩。
由於中國的執政體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所以,經濟危機雖然可以影響到中國的股市,但是,動搖不了中國經濟根基~~
一般經濟危機的時間不確定,關鍵看政策的實行情況!

⑵ 全球金融危機現狀

孫立堅:走為上計--中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明智策略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震碎了華爾街神話,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兩家投資銀先後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等房地產和保險巨頭則需美國國會大手筆斥資拯救,在美國經濟被金融危機搞到奄奄一息的時刻,世界目光紛紛轉向經濟仍然茁壯增長的中國:金融危機會把中國拖下水嗎?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學者:刺激內需是關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發表的兩篇評論中強調,中國有條件爭取到「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製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周其仁認為,到了最後,困難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他說,中國目前所謂內需不足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說,多年來,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刺激消費的政策一直難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佔有的收入比重過高。
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1元約兌0.2新元),佔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國有企業利潤也可能達到GDP的6%,還有大量預算外收入。總體而言,中國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
謝國忠說:「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讓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讓他們掌控更多財富就能刺激內需?中國網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熱烈,據記者的觀察,越來越多中國人擁有過去的「日本人思維」,給他們更多錢,他們會儲蓄大部分,對內需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因為前景不明朗、對前途沒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綢繆的心理。

一名網民在滕訊網論壇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障一個公民的未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那這個國家不可能有內需,因為錢都要儲蓄起來,預防這些問題。中國的內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么?」
周其仁在其評論中強調,通貨膨脹和景氣收縮固然受全球趨勢的影響,但並不意味每個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無所作為。
他說:「以通脹為例,全球通脹抬頭是事實,國際高油價高糧價的沖擊也是事實,但在同樣的全球環境里,各國通脹率從辛巴威的百分之幾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別。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認為,中國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國的製造業產能龐大,面對國際市場升級空間廣闊,轉向為內需服務同樣潛力巨大。此外,中國服務業還在初級階段,國人收入增加,時間成本增加,對「方便」的需求方興未艾,這些都是服務業的機會。

他還說:「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潛力。油價高,最不應該被嚇倒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能源消費中的70%是煤。中國還有糧食生產的潛力與機會。中國還有很多土地沒有經營好,原因之一就是糧價不夠高。將國際上的高糧價適當傳導給中國農民,增產潛力不會小。」

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
《21世紀經濟報道》上星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中國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獨善其身?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接受該報訪問時說:「災難的傳導不會只通過金融層面,我們不能認為人民幣不國際化、資本市場沒有開放,中國就可以避過這場危機的影響。危機可以從貿易層面傳導進來。我們這些年的高增長很大程度是靠外貿和外需,外需增長快,帶動了一大批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日前在「新浪」舉辦的一個論壇上則說:「前一段由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金融的國際參與度還不夠高,所以從目前時點來看影響還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雙寧說:「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金融已經沒有國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經濟與世界融為一體。」他特別表示對於經濟危機的思考以及防範措施應該提前著手進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出台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各部委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評估,提高金融風險預警能力,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但這些只是通過協調機制同其他經濟部門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說:「事實上,要真正達到管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和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可能還需要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統一把預防、阻擊熱錢進入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對頻繁進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熱錢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預警機制,密切監控熱錢流入,規范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管理,重點查處違法違規資金流入,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防範國際短期資本對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沖擊。」

王自力也說:「當前,中國政府不僅要關注證券市場和樓價下跌對宏觀經濟面的影響,而且需要關注不斷變幻的國際經濟環境,及時進行調整。只要應對正確,國內市場就不會大亂,更不會真實衰退。」
謝國忠則認為,經濟發展不能單靠股市、樓市支撐,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謝國忠預測,美國經濟見底並恢復估計要四五年。中國不能希望靠美國經濟復甦把自己拉上來,而必須要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來,而「殺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國經濟效率。他認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

「接下來(中長期)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中國)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

擴大內需先刺激內需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其實就體現於大批中小企業的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令中小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推高其融資成本,使它們紛紛轉向地下錢庄借錢,從而負債累累。另外,原材料價格的飆升也讓它們雪上加霜。

不過,次貸危機使美國人束緊腰帶,大大削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才是對中國中小企業所造成的「最關鍵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都屬於出口型,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東西(產品)賣不到美國去了,就面對不得不轉型的問題。」

以出口為導向經濟模式行不通了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有6萬7000家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僱,說明了過去壓低產品價格、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加上美國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調整貿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國開放其市場,中國企業不但得擴大內需,還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品牌管理力度和轉入服務業,也就成為中小企業繼續生存的先決條件。

然而,廣大的中國民眾重儲蓄,或寧可放手一搏,投資股票以「錢生錢」。在這樣的背景下,刺激內需、帶動人們消費談何容易?

對此,孫立堅說,首先必須認清人們不願消費的原因。「老百姓後顧之憂太多,不管是住房、醫療、孩子教育還是養老,未來要用到錢的機會太多了,就把錢儲蓄起來或進行投資。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此外,要刺激內需還得確保產品質量,否則中國人都不買「中國製造」,「錢還是流入其他國家」。孫立堅強調:「政府要兩手抓,既確保企業能把東西賣出去,也要使老百姓願意買。」

開展離岸業務 以降低投資美市場風險

孫立堅認為,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其外匯資產管理也帶來挑戰。他解釋,中國自1978年開放以來,出口勢頭猛,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現在因美元貶值而蒙受損失。

「我們把產品價格壓低,出口到美國去,賺了美元又讓美國人去管理,可是他們卻管得很糟。那麼,我們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孫立堅指出,中國擁有近1萬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加上不少其他亞洲國家也有美元儲備,預計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亞洲國家手裡。「大家都在問:美元可以投資到哪裡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亞洲進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議開展離岸業務,使中國投資機構能投資在發美元債券、有潛能的亞洲企業,以降低直接到美國市場投資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由於諸如中投公司等中國投資機構仍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時經常受到投資國懷疑,並面對較高的壁壘阻擋,以致如孫立堅所說的「無法徹底實現海外投資的戰略和預期目標」。

他因此希望美國能在中國注資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對中國國有企業有戒心,以致經濟舉措蒙上濃濃的政治色彩。
由於中國的執政體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所以,經濟危機雖然可以影響到中國的股市,但是,動搖不了中國經濟根基~~

⑶ 什麼叫通貨膨脹的持續性

應該就是通貨膨脹的慣性
就是說 通貨膨脹不會一下子就停下來
這裡面的可能是預期因素,比如這期的通貨膨脹是5%, 那麼下期時,即使沒其他因素導致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不會為0,因為大家對通貨膨脹有個預期

⑷ 艾福瑞專家告訴你如何匯率低估是通貨膨脹主要原因

艾福瑞專家說,外匯資產由央行在市場用人民幣購買而來。但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資產方基本上是債權類項目,包括對政府的債權、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央行無法動用這些已經借出去的錢去購買外匯(不像大多數企業,比如有現金資產,如果用現金購買設備,則現金資產減少,固定資產增加,資產項目總額沒有變化),這意味著央行必須借錢去購買外匯。在負債類項目,政府在央行的存款應該可以利用,但實際上沒有(1999年底為大約1800 億元,2009年底為2萬多億元)。央行購買外匯的負債來源包括:發行債券、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准備金)和印刷貨幣。

1999 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在這一年,不計入儲備貨幣的金融性公司在央行的存款大約為1.5萬億元,這筆錢足可以購買相當於1.4萬億元人民幣的外匯資產,另外,央行在這一年發行的債券只有區區的119億元(因為根本不需要額外的籌資渠道)。到2004年,央行的外匯資產升至相當於4.6萬億元人民幣,購買這些外匯所能籌集的(負債類項目)資金來源包括: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准備金3.6萬億,和發行債券(應該就是大家熟悉的票據)籌集資金1.1萬億元。大家注意,存款准備金本來是央行為了控制貨幣流通而要求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現在這筆錢又全部出去了,存款准備金基本上失去了作用。當然,央行也沒有把事情做絕,3.6萬億的存款准備金不足以支付購匯所需資金,於是央行發行了1.1萬億的債券籌集資金。到2009年,事情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央行的外匯資產升至相當於17.5萬億元人民幣(2.4萬美元),而購匯資金來源包括:存款准備金10.2萬億,和發行債券籌集資金4.2萬億元,但這些錢仍然不足以支付購匯所需資金,剩下的唯一渠道就是真正的印刷鈔票了,因外匯占款而額外印刷的鈔票為3.1萬億元(=17.5-10.2-4.2)。截至2009年,央行外匯占款所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13.3萬億(=10.2+3.1)占所有基礎貨幣14.4萬億的比例為92%。如果繼續觀察2010年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這一趨勢同樣明顯。另外,在過去10年間,基礎貨幣增加11萬億元(=143,985-33,620),外匯資產增加16.1萬億元(=175,155-14,061),基礎貨幣投放的增量全部來自外匯占款。

中國目前的外匯管理和匯率政策對貨幣政策有如下影響:

第一,艾福瑞專家說,我們一直在批評央行印刷鈔票太多了,實際上並不多。截至2009年底,也只有4.2萬億元不到,但問題是中國央行把10.2萬億存款准備金又重新投入了市場,所以基礎貨幣供應量應該包括貨幣發行和存款准備金兩部分。央行公布的貨幣供應量表中的M0卻沒有包括存款准備金,給很多人以誤會

第二,艾福瑞專家說,中國央行的存款准備金政策失效。比如銀行吸收存款100元,它會把17.5元存入央行,這17.5元就是存款准備金,通過這種方式,把錢從商業銀行抽至央行,這是控制貨幣流通的手段,但現在的情況是央行左手把這筆錢收進來,右手(通過購買外匯)又把這筆錢投入了市場。2010年11月13日中國央行提高存款准備金率0.5%至18%,該措施對控制貨幣流通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三,艾福瑞專家說,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發行是中國央行基礎貨幣發行的主要手段,截至2009年底,這一比例已經大到可怕的92%,而增量投放全部來自外匯占款。

第四,艾福瑞專家說,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被混淆。央行可以在外匯市場買賣外匯,很多央行在歷史上做過,現在也在做。中國央行通過發行債券籌借人民幣然後在外匯市場買賣外匯,這沒有問題,動用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備金買賣外匯,也說得過去,但印鈔票去買外匯就說不過去了,這把正常的市場行為和央行發行貨幣的職能混淆。按照這種邏輯,中國央行可以用印刷貨幣的方式,收購中國私人部門(個人和企業)所擁有的全部財產,進而成為世界上最龐大的組織。根據日本央行2009年資產負債表,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不動用儲備貨幣(包括貨幣發行和商業銀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備金)收購外匯資產,另外,在過去10年間日本央行外匯資產的增加僅占基礎貨幣增加額的5.8%,這一微小數額的增加很可能是因為外匯資產收益的增加而不是日本央行通過動用基礎貨幣來購買外匯資產。 (編輯:艾福瑞)

⑸ 請各位經濟學高手幫忙

次貸危機http://ke..com/view/1092871.html?wtp=tt

孫立堅:走為上計--中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明智策略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美國次貸危機徹底震碎了華爾街神話,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兩家投資銀先後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國國際集團(AIG)等房地產和保險巨頭則需美國國會大手筆斥資拯救,在美國經濟被金融危機搞到奄奄一息的時刻,世界目光紛紛轉向經濟仍然茁壯增長的中國:金融危機會把中國拖下水嗎?

中國境內的學者和經濟學家近期針對以上問題討論熱烈,其中最被關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賴進出口貿易的中國,在目前不景氣的大環境下,是否能「獨善其身」?

學者:刺激內需是關鍵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發表的兩篇評論中強調,中國有條件爭取到「獨善其身」,「我們無須重復令全世界都羨慕的老生常談——中國擁有巨大的內需潛力。大算盤不難打:只要國內需求有較大的擴展,這些年來為外需服務的龐大製造業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轉向對內,中國經濟不但可能持續高速增長,而且也許對全球經濟『過冬』也不無小補。」

周其仁認為,到了最後,困難只有一個:究竟怎樣才能把中國的內需潛力釋放出來?

他說,中國目前所謂內需不足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系,更主要的是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這個比例實在太低。」

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日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訪問時也提出同樣的論點,他說,多年來,中國消費率持續走低,刺激消費的政策一直難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佔有的收入比重過高。

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今年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人民幣1元約兌0.2新元),佔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國有企業利潤也可能達到GDP的6%,還有大量預算外收入。總體而言,中國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凈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

謝國忠說:「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

讓居民所得占國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讓他們掌控更多財富就能刺激內需?中國網民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熱烈,據記者的觀察,越來越多中國人擁有過去的「日本人思維」,給他們更多錢,他們會儲蓄大部分,對內需的影響不大。這主要是因為前景不明朗、對前途沒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綢繆的心理。

一名網民在滕訊網論壇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保障一個公民的未來(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那這個國家不可能有內需,因為錢都要儲蓄起來,預防這些問題。中國的內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國的教育、醫療、養老、就業么?」

周其仁在其評論中強調,通貨膨脹和景氣收縮固然受全球趨勢的影響,但並不意味每個國家只能被動跟隨、無所作為。

他說:「以通脹為例,全球通脹抬頭是事實,國際高油價高糧價的沖擊也是事實,但在同樣的全球環境里,各國通脹率從辛巴威的百分之幾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別。這說明各個國家還是可以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在全球趨勢的影響下有所作為、趨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認為,中國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國的製造業產能龐大,面對國際市場升級空間廣闊,轉向為內需服務同樣潛力巨大。此外,中國服務業還在初級階段,國人收入增加,時間成本增加,對「方便」的需求方興未艾,這些都是服務業的機會。

他還說:「中國在能源方面也有潛力。油價高,最不應該被嚇倒的是中國,因為中國能源消費中的70%是煤。中國還有糧食生產的潛力與機會。中國還有很多土地沒有經營好,原因之一就是糧價不夠高。將國際上的高糧價適當傳導給中國農民,增產潛力不會小。」

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

《21世紀經濟報道》上星期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了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中國仍存在相當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獨善其身?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接受該報訪問時說:「災難的傳導不會只通過金融層面,我們不能認為人民幣不國際化、資本市場沒有開放,中國就可以避過這場危機的影響。危機可以從貿易層面傳導進來。我們這些年的高增長很大程度是靠外貿和外需,外需增長快,帶動了一大批外向型產業的投資增長。」

中國金融協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銀行董事長唐雙寧日前在「新浪」舉辦的一個論壇上則說:「前一段由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形勢好,金融的國際參與度還不夠高,所以從目前時點來看影響還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雙寧說:「現在經濟已經全球化,金融已經沒有國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經濟與世界融為一體。」他特別表示對於經濟危機的思考以及防範措施應該提前著手進行。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已經出台了《國家金融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央行、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聯合下發《關於金融支持服務業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各部委應加強金融風險監測和評估,提高金融風險預警能力,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但這些只是通過協調機制同其他經濟部門進行合作。

中國人民銀行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說:「事實上,要真正達到管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和社會穩定、保障國家經濟主導權的目的,可能還需要改變金融分業監管的局面。統一把預防、阻擊熱錢進入作為一項長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對頻繁進出中國金融市場的熱錢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預警機制,密切監控熱錢流入,規范外匯資金流入和結匯管理,重點查處違法違規資金流入,並加強國際合作以防範國際短期資本對我國經濟金融安全可能帶來的沖擊。」

王自力也說:「當前,中國政府不僅要關注證券市場和樓價下跌對宏觀經濟面的影響,而且需要關注不斷變幻的國際經濟環境,及時進行調整。只要應對正確,國內市場就不會大亂,更不會真實衰退。」

謝國忠則認為,經濟發展不能單靠股市、樓市支撐,中國接下來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經濟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謝國忠預測,美國經濟見底並恢復估計要四五年。中國不能希望靠美國經濟復甦把自己拉上來,而必須要另外殺出一條血路來,而「殺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國經濟效率。他認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從短期來看,兩方面的政策很重要。從穩定需求來看,財政政策對經濟應該「托一把」。考慮到出口企業和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越來越明顯,一些財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軟著陸」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鐵路網修建等,來緩沖下行風險,對經濟長期發展也有好處。同時,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問題。

「接下來(中長期)就應該找到經濟低效率的地方並加以改變。(中國)在財政收支、金融資本政策控制、價格體系政府控制中存在著相當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國經濟就可以上一個新台階。」

擴大內需先刺激內需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所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其實就體現於大批中小企業的相繼倒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教授接受本報專訪時說,中國的宏觀調控措施令中小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包括推高其融資成本,使它們紛紛轉向地下錢庄借錢,從而負債累累。另外,原材料價格的飆升也讓它們雪上加霜。

不過,次貸危機使美國人束緊腰帶,大大削減對中國產品的需求,這才是對中國中小企業所造成的「最關鍵的影響」。「不少中小企業都屬於出口型,美國是重要的出口市場,東西(產品)賣不到美國去了,就面對不得不轉型的問題。」

以出口為導向經濟模式行不通了

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年,中國有6萬7000家中小企業倒閉、超過2000萬工人被解僱,說明了過去壓低產品價格、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加上美國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調整貿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國開放其市場,中國企業不但得擴大內需,還要提高競爭能力。提高技術、品牌管理力度和轉入服務業,也就成為中小企業繼續生存的先決條件。

然而,廣大的中國民眾重儲蓄,或寧可放手一搏,投資股票以「錢生錢」。在這樣的背景下,刺激內需、帶動人們消費談何容易?

對此,孫立堅說,首先必須認清人們不願消費的原因。「老百姓後顧之憂太多,不管是住房、醫療、孩子教育還是養老,未來要用到錢的機會太多了,就把錢儲蓄起來或進行投資。因此,當務之急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

此外,要刺激內需還得確保產品質量,否則中國人都不買「中國製造」,「錢還是流入其他國家」。孫立堅強調:「政府要兩手抓,既確保企業能把東西賣出去,也要使老百姓願意買。」

開展離岸業務 以降低投資美市場風險

孫立堅認為,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其外匯資產管理也帶來挑戰。他解釋,中國自1978年開放以來,出口勢頭猛,累積了大量外匯儲備,現在因美元貶值而蒙受損失。

「我們把產品價格壓低,出口到美國去,賺了美元又讓美國人去管理,可是他們卻管得很糟。那麼,我們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孫立堅指出,中國擁有近1萬8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加上不少其他亞洲國家也有美元儲備,預計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亞洲國家手裡。「大家都在問:美元可以投資到哪裡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亞洲進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議開展離岸業務,使中國投資機構能投資在發美元債券、有潛能的亞洲企業,以降低直接到美國市場投資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由於諸如中投公司等中國投資機構仍是國有企業,走出去時經常受到投資國懷疑,並面對較高的壁壘阻擋,以致如孫立堅所說的「無法徹底實現海外投資的戰略和預期目標」。

他因此希望美國能在中國注資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對中國國有企業有戒心,以致經濟舉措蒙上濃濃的政治色彩。

⑹ 哪位有《經濟觀察報》2010年全年的PDF版啊,能不能給我傳一份全年的

——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一

周其仁
經濟觀察報 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匯率者,貨幣間的市場之價也。譬如近來又吵得沸沸揚揚的人民幣匯率,無非就是多少人民幣換一美元的市價問題。以變動的趨勢著眼,用比今日之匯價更少一點的人民幣就可換得一美元,人民幣就是升值了。反過來,用更多的人民幣才換得同樣一美元,人民幣則貶了。

市價有什麼好吵的呢?在日常生活里,你我不是天天要進市場,時時要與市價打交道嗎?經驗很真實:早餐之價不要吵,鉛筆文具之價不要吵,衣帽鞋襪之價也不要吵。市場之道,可以討價還價,但不需要吵。講不成價錢也好辦,買賣不成仁義在,還有下回哩。從沒見過「白菜升值派」,隆重其事寫下白菜應升值的理論及其政策主張的——賣白菜的只要對其他買家的光顧信心滿滿,不改口自己的出價就足夠了。

是不是匯率涉及與老外的生意,所以就非吵不可呢?也不盡然。今年1月到達沃斯開會,來回搭乘德國漢莎航空的班機。我的立場,擺明是希望自己口袋裡的人民幣對漢莎機票升值的。無奈尋來比去,同等條件下沒有他家航空公司可選,只好屈從對方——那分明是可惡的人民幣貶值派。相比之下,成都遠郊的農民比我本事大:他們也是人民幣對可口可樂汽水的升值派,卻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小賣店裡購得只有城市銷價五分之一的可口可樂。勝利可不是吵來的,那隻是因為其他競爭者逼得可口可樂不敢多要一分錢!

市場之價為什麼無須吵?我的理解,市場其實是一套靠行為定價的游戲。天下買家大同小異,差不多個個都是自己持有貨幣的天生升值派。賣家也大同小異,都是顧客手持貨幣的貶值派。問題是,市場里的升值貶值不需要吵,大家出價就是了。橫豎買家與買家爭、賣家與賣家爭。至於升值派能不能贏,決定的因素是賣家營壘的競爭程度是不是壓過了買家營壘的競爭程度。若是,吵不吵無所謂,買家所持貨幣終究要升值;若不是,吵得再凶,買家的貨幣也擋不住對賣家的商品貶值。

這是說,凡能夠以行為定價錢的,吵鬧就多餘了。從這點看,市場就是以出價競爭的行為代替口水和政治辯論的一套制度。是的,古往今來,自發的市場熙熙攘攘,但絕不吵吵鬧鬧,更不是好勇鬥狠之輩喊打喊殺的好去處。不是市場里沒有利害關系,無論中國人與中國人,中國人與外國人,還是外國人與外國人,買賣各方的利害分歧與生俱來,這點亘古不變。但是,在市場制度下,可以出價定勝負,吵鬧實在多此一舉。

人民幣匯率究竟中了什麼招,要這樣吵了又吵?遠的不提,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過不了多久就傳來「國際聲音」:人民幣不要貶。五年後,國際呼聲轉為「人民幣要升值」,而同情中國的老外學者,一般說升值絕不可取。國際上開吵,國內也跟著吵,升值派與不升值派營壘分明。也有學者開始主張人民幣絕不能升值,等到政府決定於2005年7月開始小步升值,又說緩升也許是必要的。再過三年,全球金融危機橫掃神州大地,人民幣升值之聲讓位於全球救市。不過還真有人倒算,人民幣升值是比美國金融危機還要厲害的中國經濟殺手!又過了一年,後危機時代幡然來臨,人民幣升值的呼聲重起。這回動靜可大了: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百多位美國議員,直到美國總統,一起放話要人民幣升值。冷眼看去,正派反派的論據無數,卻不見有人問出纏繞我心頭好幾年的一個問號:他們為什麼吵架而不出價?

我的問題是沖著升值派去的:你們要是真的主張人民幣升值,何不帶頭——然後帶領所有贊同升值主張的人們——大手以美元買人民幣呢?這里的經濟邏輯很簡單:大手以美元買人民幣的 「買壓」,總比大呼小叫人民幣必須升值的「言壓」管用吧?我的問題也是沖著人民幣絕不升值派去的:要是真主張人民幣不升值,大手拿人民幣買美元不就得了?!更一般地,我的問題是沖著所有「有主張」的人們去的:用行為而不要用言辭來表達閣下的主張。

說來不容易相信,我的問題來自一次令人尷尬的經驗。那時聽一位朋友講述人民幣絕不應升值的理由,他講得實在頭頭是道。我知道他海外歸來,問他自己是否多持了一點美元。不料他很吃驚:早把美元賣掉了呀!受此刺激,我以後聽到「主張」就非聯想到「行為」不可。蒙代爾說人民幣匯率不可升,我想問他為什麼減少在美國的時間到中國來領北京綠卡?克魯格曼說美國惟有壓迫中國升值,我想問是否中國人也可壓迫他接受以人民幣計價的美國薪酬?130位美國眾議員聯署要美國財政部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我想問他們干嗎不來點真格的,乾脆拿美聯儲的黃金儲備換他幾十萬億人民幣?看來人們還真不把經濟學當回事。這門以解釋行為為己任的經驗科學,最起碼的堅持就是把人們的行為——而不是人們的言辭、特別是關於他們自己行為的言辭——作為研究的對象。

所以,我的問題說到底是沖著自己來的:在熱烈地爭論人民幣匯率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之前,我們究竟搞清楚了人民幣匯率實際上是怎樣決定的嗎?容我強調一句:不是這樣或那樣的「匯率主張」,而是在每個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點15分,由「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的那個 「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中間價」(2010年4月12日為1美元對人民幣6.8259元),實際上到底是怎樣形成的?
形成人民幣匯率的市場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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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二

周其仁
經濟觀察報 2010年4月26日星期一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幣匯率,是在一個中國的市場上形成的。這個市場叫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總部在上海外灘中山北一路15號,曾經的華俄道勝銀行舊址。與紐約、倫敦、東京那些外匯市場不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一個有形市場,比較容易觀察。再加上歷史不長,弄清來龍去脈不算太大的難題。

1994年前的中國有外匯交易,但沒有統一市場。那時,人民幣換美元的需求是通過兩條軌道來實現的。第一軌是計劃軌,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價結匯。不論企業還是個人,有了外匯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幣兌1美元之價,結算給政府。人民幣估值如此之高,應該是那時中國的創匯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較少的人民幣代價購得全部外匯。不過,這樣打算盤有一個代價,就是誰也不願積極創匯。政府低價購匯,如同當年低價收購農副產品一樣,降低了刺激生產者努力的誘因。

逼來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軌。路徑大體如下:國家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提高購匯牌價,然後又推出「外匯留成」制度,即允許創匯企業留下一個比例(20%)的外匯自用,並可以把這部分留成的外匯,拿到 「外匯調劑中心」去,看有沒有誰的出價比官方外匯牌價更高。由於低於真實市價的「平價外匯」永遠短缺,需求就永遠旺盛。大家你爭我奪出價,就把計劃外的外匯調劑價格拉高了。外匯雙軌制應運而生:牌價外匯5元多兌1美元,調劑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兌1美元!後者才是市場,因為凡想多要美元的,無須喊叫,也無須左打報告右審批的,拿人民幣出價就是了,游戲規則是出價高者得美元。

拜改革開放大潮之福,外匯市場軌的力量越來越大。到1993年中國第一次匯改前夜,中國全部外匯的80%來自調劑中心即市場軌,僅有20%來自計劃軌。中國的第一次匯改,大刀闊斧完成了匯率雙軌的合並,也把分布於各地、分散定價的外匯調劑中心,整合成統一競價的外匯市場,這就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由來。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為人民幣匯率定價的時代結束了。今天的人民幣匯率,是在外匯交易中心這個市場上形成的。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確是一個市場。不過,這個市場尚帶有轉型經濟的若干制度特徵。我觀察了幾年,發現至少有兩個特點值得特別留意。第一個特點較為明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一個僅僅設在中國的市場,在世界其他地方別無分店。這個特點,區別於全球主要外匯市場。當今世界,人們不僅可以在美國境內買賣美元、也可在美國境外買賣美元,正如人們可以在歐洲境內外、日本境內外買賣歐元或日元一樣。可是人民幣的交易就僅限於中國,中國人可以在中國買賣外幣,外國人也可以在中國買賣外幣,但外國人卻不可以在中國境外買賣人民幣。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嘹亮,原來是因為他們無從拿美元買人民幣!這方面,香港是個例外。在這個全球第五大外匯市場上,自2003年以後是可以合法買到一些人民幣的。並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沒有很高的關於人民幣匯率的呼聲,因為無論哪種匯率主張,在香港總可以通過對人民幣的出價行為來表達。

另外一個特點較為隱蔽。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一個交易所類型的市場,實行會員制。所有在中國有權合法經營外匯業務的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組織(包括其分支機構),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外匯管理局的審查批准,都可以成為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會員。進入中國的外匯,無論來自貿易順差、外國直接投資,還是所謂的「熱錢」,都是先與這些會員「結匯」,然後再由會員機構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這個 「銀行間市場」上競買競賣各自持有的外匯頭寸。現在全球高度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就是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會員們,每天在這個市場上競爭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說人民幣匯率是在市場供求競爭中形成的,此言不虛。

不過,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所有可以入場交易的會員當中,有一個特超級會員。這就是主管中國外匯市場的央行及外匯管理局。在這里,像所有其他會員一樣,央行可以進場購匯。加上「特超級」的修飾語,是因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長的中國外匯市場上的最後買家,而且在事實上購入了進中國外匯的絕大部分。讀者常聽到的早就過了2萬億美元的 「中國國家外匯儲備」,其實全部是由央行購入的外匯。要說明的是,特超級會員也還是會員,因為今天的中國再也不要求強制結匯,央行進場購得了外匯的絕大部分,僅僅是因為它的出價最高!

作為一個政府組織,央行進場大手購匯,這件事情要怎樣看?我的看法,央行入場購匯,與政府其他機構進入市場采購商品,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當然,在自己主管的市場里從事采購活動,裁判員兼運動員,確有一個角色沖突問題。不過,好在外匯交易非常透明,中國外匯交易比其他政府機構入場的市場一般來說更為干凈。橫豎游戲規則是一樣的,大家出價競買,央行出價高就央行得。這里沒有超級特權,公眾也從來沒有為這個環節的丑聞所困。

問題是央行購匯的購買力來源。我們知道,央行不是普通商業組織,無從通過向市場出售商品和服務來獲取收入。央行也不是財政部或國資委,可以向商業機構或個人直接征稅,或通過出售國有資產或權益來形成自己的購買力。央行購得數萬億美元儲備所付出的驚人龐大的人民幣,與「基礎貨幣」有關。這是央行不同於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機構的真正特別之處。這一點,對我們全面理解在市場供求中形成的人民幣匯率,至關緊要。下周再談吧。
央行購匯的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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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三

周其仁
經濟觀察報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我們已經知道,人民幣匯率是在一個中國的市場上形成的。這個市場叫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一個由數百個有權在中國經營外匯業務的中外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組成的會員制交易所——或稱「銀行間外匯市場」。這個市場依法由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管理。較為特別的地方,是依法管理這個市場的央行和外匯管理局也可入市買賣外匯。更為特別的地方,是迄今為止進入中國的絕大多數外匯,都是由央行購得、然後轉為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的。

講過了,1994年第一次匯改之後,中國在法律上不再要求強制結匯。因此,央行購匯與別的會員的購匯行為沒有什麼原則不同:平等競爭,出價高者得。央行所以購得了進入中國外匯的絕大多數,原因簡單,就是誰的出價也不如央行的出價高。正因為央行出價最高,所以市場里的其他會員,就很樂意把從企業與個人那裡購得的外匯,賣給央行。2003年公布的《外匯管理條例》說,企業和個人的外匯收入,可以「保留或賣給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後者又可以在「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誠實信用的原則」的外匯市場上交易。無論企業、個人還是經營結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都有權不賣外匯給央行。這里的不賣者,其實就是他們自己對所持外匯的出價,高於央行罷了。

央行購匯當然用人民幣。那麼,央行究竟是從哪裡獲得大手購買外匯的巨量人民幣的?這個問題似乎太淺:誰不知道普天下流通的人民幣,都是由人民銀行即中國的央行發出來的?翻開1995年全國人大通過、2003年12月人大常委會修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法定的人民銀行職責之一,就是「發行人民幣」(第四條(三)款)。既然央行有此職權,為大手購匯多給自己發一些人民幣,還不是易如反掌?

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幣現金,都是央行發行出來的。正是這個法定的央行權力,使不少人認為,央行大手購匯的代價非常之低。在技術層面,發行貨幣就是印刷鈔票。這也不單中國如此,當代所有實行法定不可兌現貨幣制度的國家皆如此。但是,以為央行發行貨幣的代價僅僅就是人民幣的印製、運送和保管的成本,在經濟上卻大錯特錯。從經濟關系看,貨幣發行是央行之負債,這里的「債主」不是別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內的所有持幣的個人和各類機構。貨幣發行要受到債務負擔的壓力——天下持幣人都是央行的債主,那可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

為什麼發行貨幣就是央行對天下持幣人負有的債務呢?從常識看,人們辛苦工作之後領取薪水圖的可不是「錢」,因為鈔票(法定貨幣是也)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無法為持幣人帶來真正的享受。人們領錢是為了花錢,最後是為了交換到過日子需要的商品和服務。這樣看,領錢持幣就等於人們把自己辛苦勞動產出的產品先「借」給了發錢機關,而鈔票不過是貨幣當局開具出來的負債憑證。拿到貨幣憑證的,有權從其他商品提供者那裡換得需要的商品,而後者也因此成為「借出」商品、持有憑據的債權人。貨幣在持幣債權人那裡不斷地換手,其實就是人們不斷借貨幣來完成交換。

如果央行為了大手購匯而發行出過多的貨幣,那麼天下持幣人的債權權益就受到侵害。橫豎人們借貨幣是為了購買商品與服務,倘若借得貨幣的時候每百元人民幣能購大米50斤,等到持幣人真的去買米之時只能購米40斤,那麼這位持幣人的債權就被縮水20%,等於老百姓說的錢不值錢了,或者說票子毛了。比較麻煩的地方是,個別場合的物價上升也可能是別的原因引起的,譬如天旱影響當地稻米的產量,或者僅僅因為一時的市場競爭格局,買家相爭的激烈程度超過了賣家競爭,米價都可能上升。非到物價總水平普遍、持續上揚,央行超發貨幣的代價是難以觀察到的。在這個意義上,央行不會得罪個別的持幣債權人,超發貨幣得罪的是天下所有持幣人。

正因為如此,央行發行貨幣的大權就不能不受到特別的約束。上引《人民銀行法》在授權央行發行貨幣之前,規定了央行全部活動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第三條)。央行當然有權用發行人民幣的法定地位籌得購匯的支付能力,但也要受法定責任的約束,即不能以損害人民幣幣值的穩定為代價。

除了增發人民幣,央行還有別的購匯手段嗎?有的。這就是同樣由法律規定的 「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這里又有諸多政策工具可用。擇其要者,第一項工具是「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按照規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備金」,也就是有權規定商業銀行吸收的存款總額中,究竟有多大一個比例不得貸放出去,而要交存到央行。這就給央行帶來「花錢」的機會:在給付准備金利息的條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備金購買外匯。由於央行既可依法規定準備金率,又可根據需要花費這筆准備金,所以看來,這是能夠為央行大手購匯籌資的一個有效手段。與增發貨幣不同,央行通過抽准備金的辦法所獲得的購匯能力,不需要加大貨幣發行總量。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業銀行的准備金率,還減少了貨幣供給呢。問題在於,當央行自己動用這些准備金購匯時,已關入准備金籠子的貨幣又被放回到商業銀行,成為進一步向市場放貸的基礎。

央行另外一項政策工具,是「確定中央銀行基準利率」。這就是說,無論貨幣發行過多,還是把准備金收攏了再放回去,央行還可以通過基準利率調節市場里貨幣的「動」與「靜」。簡單說,央行加息等於誘使貨幣老虎趴在籠子里趴著別動。在理論上,只要加息的力度夠勁,總可以達到這樣一點,以至於外面的老虎也爭相要求入籠靜卧。這就是商業銀行高於法定準備標準的「超額准備金」的由來。超額准備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構成央行購匯的支付手段。不過當央行動用超額准備金購買外匯時,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場上去了。

這樣忙來忙去,增發貨幣養老虎,提高准備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購匯又放虎歸山。循環往復,中國經濟里的貨幣存量就越滾越大。當然央行還有一道殺手鐧,這就是2002年以後才越用越多的 「發央票回收流動性」。央票是個新工具,也於法有據。不過從經濟性質來看,無論長期短期,央票總還是央行對持票金融機構的負債。還是老規矩,央行出售央票的現金性負債,又可以拿去入外匯市場購匯。這就使「捉放虎」的游戲,升到一個新的台階。
央行負債的經濟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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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之四

周其仁
經濟觀察報 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

從上文知道,央行在中國外匯市場大手用人民幣購買外匯,靠的是以下諸種手段:增加貨幣發行、動用商業銀行存於央行的法定準備金和超額准備金以及發出「央票」即央行對金融機構的短期債券。我們也了解,所有這些央行購匯的支付手段,無一例外都來自央行的負債。這么說吧,當下令全世界肅然起敬的中國擁有的2.5萬億美元的 「國家外匯儲備」,每一元每一分都對應著央行的人民幣負債。

負債之意,無非就是債務人欠了債權人的錢。但是,央行的負債,與我們平常家庭、企業抑或商業性金融機構的負債,有很大的不同。比較明顯的區別,央行是中央政府開的,所以,央行的負債講到底都是政府的負債,靠政府的信用借,也靠政府的收入還。可是,我發現,央行的債務與政府的財政性債務還有一點重要區別,那就是央行欠債的時候,不但不需要得到債權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債權人知道。

讓我們一起來讀央行負債的信息。在中國人民銀行網頁的 「統計資料」欄目里,很容易調出1999年以來歷年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選2009年12月為例:央行的總資產為22.7530萬億人民幣,而央行的 「自有資金」僅為219.75億人民幣。這就是說,每1000元央行的資產,有999元以上來自負債!老天爺,倘若哪一個國家的財政負債也達到這個水平,怕早就無人敢買該國國債啦。至於一般工商金融企業,不要說1元自有資本對1000元負債,就是1元自有資本對10元負債,也足以嚇跑天下債權人。

為什麼央行有如此之高的負債率,卻依然安然無恙?查閱1999年央行的自由資金占總資產之比,還超過了1%,10年時間負債率升了一個數量級,為什麼央行還可以不斷從高負債走向更高負債,舉債從沒遇到實質性的障礙?近年人民幣匯率之爭此起彼伏,熱鬧非常,可是實際形成人民幣匯率的基礎——央行大手負債購匯——卻基本不入輿論與公眾的法眼,很少有人關注,也沒有構成熱點問題,這又是為什麼?

顯見的答案上文提到了:央行是政府開的,只要財政可靠,央行的資產負債就無需大家操心。不需要羅列數據,最近10年,當然是中國國家財政實力飛速增強的10年,而財政稅收之外的國有資本,更是大進特進的10年(雖然是否由此就引起「民退」,需要另外專門討論)。政府財力的基礎雄厚,是不是債權人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央行負債就沒有問題了?

細讀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卻沒有看到政府財力支持央行負債的直接證據。還以2009年12月為例,「政府 (在央行的)存款」2.1萬億,只不過比「(央行)對政府債權」(1.6萬億)多了5000億人民幣而已。這說明,政府借給央行的財力,對央行持有天文數目的資產,實際的貢獻了了。央行的自有資金就算全部來自財政撥款,也不過區區200多億人民幣。我們的問題還在:為什麼央行並沒有從法律上的後台老闆——國家財政——那裡獲得實際的財力支援,卻依然還有能力超高額負債,還可以持續大手購買並持有總數越來越多的外匯資產?

答案要到央行負債的經濟性質里去尋找。我的心得,央行負債區別於財政和任何公私企業負債的特別之處,是在一個相當寬的限度內,央行的負債根本就無需歸還!既然無須歸還,「債多不愁」就是很正常的:不但舉債人不愁,連債權人也不愁。誰也不愁的事情,負債率高企,有什麼奇怪的嗎?

各位讀者,此說對理解人民幣匯率機制關系重大,容我闡釋一下吧。先看央行負債的最大頭——「儲備貨幣」。2009年12月此項數為14.3985萬億,占央行總資產的63.3%。大家知道,「儲備貨幣(reservemoney)」也就是「基礎貨幣 (basemoney)」,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1)貨幣發行,(2)金融機構存款。第一部分來自法定的央行特權,因為在國家信用貨幣的制度之下,惟有央行才可合法發行貨幣。央行發出來的貨幣進入市場流通,除非央行覺得有必要回收,是不需要向誰歸還的。把這些並沒有歸還義務的貨幣也記作負債,源於國家信用貨幣的前生——在可兌換的金銀本位的貨幣制度下,央行以自己儲備的金銀為本,發出的票子滿足流通的需要,而使用票子的債權人,有權到拿了票子到央行來兌金銀。「儲備貨幣」者,就擺明央行發鈔具有負債的性質,要儲備貨幣(reservemoney),以備債權人上門索債之需。像美聯儲和德國央行,至今還儲備著全球為數可觀的黃金,其實就是為他們貨幣的國家信用作保。沒有多少黃金儲備的央行,直接以國家權力作為發鈔的抵押之物。竅門在於,「在一個相當寬的限度內」,持票債權人上門要兌國家權力的事,一般是不會發生的。在這個限度內,儲備貨幣就是央行可花的錢。

「儲備貨幣」的第二部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真儲備。因為這是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央行的存款,而商業銀行的存款又來自他們的儲戶,有清楚的債權債務鏈條的約束,即使貴為央行,也要准備這些債權人上門,沒有儲備怎麼過日子?但是,央行擁有規定商業銀行存央行准備金比率的法定權力。譬如前兩天央行的一道聲明:商業銀行的法定準備金率就上調0.5個百分點,全國總共3000億以上的資金就要被「凍」入央行。在理論上,央行只要不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這部分「債」就可以鎖定而無須歸還。央行當然要為這部分准備金付點利息,但也是講過的,倘若央行付出的利息高過商業銀行放貸的機會成本,商業銀行還會把更多的准備金「超額」存入央行。央行對後者當然負有償還的義務,不過只要付息足夠高,那麼在一個限度內,債權人就寧願央行永不歸還。要知道,夠高的利息對央行不是難事,因為在理論上,央行可以增發貨幣來付息! 於是乎,「在一個相當寬的限度內」,央行也可規避儲備貨幣的償債壓力,痛痛快快把儲備金花出去就是了。

在儲備貨幣之外,央行還可以發行債券。如2009年12月央行的發債余額就達4.2萬億人民幣之譜。央行發出的債券當然到期要還,不過如我們近年觀察到的,用於對沖流動性的 「央票」,是可以到期再發,而且可以到期再增加發行的。如是,央行總可以積淀下相當一筆無需歸還的負債。再說了,實在到了非還不可的時候,央行反正還有增發貨幣的殺手鐧。

正因為「在一個相當寬的限度內」,央行負債無須歸還,所以央行的負債率就可以高到財政、企業、家庭的資產負債率根本不可能企及的高度。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甚至連「自有資金」都記在了 「總負債」的名下——央行可以100%通過負債來形成自己的總資產。既然負債率可以幾近100%,央行的負債量就幾近無限,而央行的總資產包括持有的外匯資產也就可以幾近無限。各位注意了,這才是實際形成人民幣匯率的基礎,也是人們廣泛地以為——在我想稱之為 「央行負債幻覺」的作用之下——人民幣匯率不是買賣行為的結果,而是各國政要、專家、輿論大打口水戰的結晶

是不是這些?

⑺ 什麼叫做「通脹「

新手上路,希望多指教
輸入通脹是指引起通脹的因素是國外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國內因素。
目前引起國內通脹的國外因素主要在於人民幣匯率偏低導致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熱錢湧入中國,從而引起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商品,最終導致價格上漲。
由於人民幣匯率偏低,會導致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國外大量熱錢湧入(因為熱錢看漲人民幣,熱錢進入境內,兌換為人民幣,在人民幣升值後再換成外幣,就可以獲利),二是人民幣計價的商品被低估,因此國外對中國商品需求變大,這樣很多外幣就進入中國。而我國實行的是外幣管制政策,外匯必須由人民銀行買入,再以人民幣的方式放出,這樣就釋放了更多的人民幣在市場上。當貨幣供給大於經濟運行所需時,商品價格上漲,產生通脹。
建議你看一下周其仁這篇文章,我覺得他寫的 比較淺顯易懂。當前我們很多人都陶醉於中國製造,其實背後有很多辛酸,我希望更多經濟學以外的人能關注下我們的國家經濟實際情況。

目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釜底抽薪收緊貨幣發行,允許人民幣一次性升值是目前最佳的辦法。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在於市場漫遊的貨幣偏大,當貨幣供應偏多的時候,物價遲早要上來。
匯率失衡,出口偏大、順差很多,投資很多,錢進中國變成人民幣,這一輪通貨膨脹就是這么來的。

人民幣緩慢地升值會導致熱錢不斷地流入,導致貨幣供應加大,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因此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緩慢升值的措施好。

匯率機制未反映生產率的進步

周其仁表示,雖然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生產率仍然落後,但是我們的生產率的進步率卻是美國等國家的好幾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匯率機制卻沒有反映這種變化。

從1997年到200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實際上掛住在8.2765。盯死的匯率不反映生產率的變化,這導致重大不平衡。在國際市場上,全世界對中國貨的需求上升,中國出口導向的工業越來越蓬勃發展,這裡面有人力資本增加、技術進步的作用,也有匯率錯誤估計、本幣低估的因素。

在匯率低估的情況下,不斷上漲的外部需求導致我國勞動力需求增加、資源壓力增加、原材料需求增加、排放增加,最終導致了目前的一系列問題。這兩年,土地、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快速增長,成本上來以後能不能消化這些成本,就是一個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出在貨幣

對於通脹問題,周其仁教授表示,去年年中CPI一下子上來了,其後不斷上漲,直至今年2月的8.7%,3月份數據馬上要公布,估計不會低於8%。通貨膨脹一起來,所有的物價都變了,因為大家的預期都變了。

周教授表示,將通脹歸因於豬肉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或者將之視為油價現象,是全球性資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是輸入型通脹,這都是不正確的,「我從來不認為通貨膨脹是全球性的,而是與本國的事情有關。」日本的石油都靠進口,但是通脹只有1個多點,俄羅斯是出口石油的,但其通脹率達12%。目前物價的全面上漲,是貨幣出了問題。

從這幾年物價上漲的情況看,宏觀調控摁住了這里,那裡又出了問題。我們的糧食生產連續4年豐收,但是到2007年,豬肉等農產品價格突然飆升,本質上不是農業出了問題,而是宏觀變數出了問題,錢在市場上沖來沖去,到2007年沖到農產品了。

匯率低估導致外需太猛

周其仁教授表示,這些年人民幣匯率低估,中國產品市場競爭力上升,出口快速增長,這一方面是中國的成就,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也帶來問題。

目前我們形成了出口主導型經濟,但是由於我們的價格機制不對,匯率不對,所以2003年以來,總擔心經濟過熱,宏觀調控總想壓這個壓那個,其原因在於外需太猛,因為總需求=外需+內需+投資,如果外需太猛,又不能壓制,就只好壓內需。2004年關閉江蘇鐵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外需比例越大,就業越多,稅收越多,越不敢動。所以一直不敢動匯率,讓人民幣升值。

現在我們年度的外貿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達到12%,歷史上日本最好的時候,外貿順差佔GDP的比重也只有3%。現在中國銀行一天到賬的美元有20億美元,全世界的人都想辦法換人民幣。

美元進來就要變成人民幣,這些貨幣在市場上漫遊,導致資產價格大漲,這就是貨幣總量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辛辛苦苦賺的錢,用來買美元資產,它往地上一躺,我們的外匯資產就大大縮水。這兩年央行好辛苦,一方面不得不發行人民幣收美元,另一方面又要發行大量的央行票據收流動性。

周其仁表示,匯率失衡,出口偏大、順差很多,投資很多,錢進中國變成人民幣,這一輪通貨膨脹就是這么來的。2003年9月經濟學家宋國青(宋國青新聞,宋國青說吧)、余永定(余永定新聞,余永定說吧)就認為中國有通脹壓力,來源就是匯率機制有問題,當時建議一次性提高人民幣匯率。

物價:不能寄望下半年會自動下降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們的通貨膨脹面臨3個問題,不能寄希望於下半年物價自動會降下來。

第一就是負利率。現在我們通脹8個多點,存款利率只有4個多點,中國居民有8萬億元的存款,這是一個籠中虎。通脹過了5%就很難守得住,因為有通脹預期,有的人會提前購買,賣的人卻不賣。如果每戶農民家裡少賣300~500斤糧食,供求就會出問題,這種通貨膨脹如果自我加速,就會出問題。現在超過了8%,形勢很嚴峻,不少人說翹尾因素,寄希望於下半年物價漲幅會下來,這是不妥的。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國家辛辛苦苦地辦工廠,將環境污染留在國內,大家搶勞動力,原材料,把價格抬高,賺來的美元一頭留在國內變成人民幣,加劇國內通脹,一頭用來買美元資產,美元一貶值,就大大縮水。每天20億美元進來,2萬億、3萬億美元是很快就會達到,這個游戲很難持續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一旦通貨膨脹起來,政府通常就會管制價格,比如電價,煤電關系中煤是市場價,電是計劃價,目前電業全行業虧損,供給能力減少,一減少運輸就出問題,這都是非常為難的。周其仁表示,正確的程序就是管緊貨幣,放開價格。放開價格才能放開生產,將稀缺資源用到急需的地方去。

周其仁表示,2003年以來的這個游戲,不可持續,必須要結束,結束的關鍵就是匯率機制。目前匯率升了,不是外國壓我們的原因,而是我們自己受不了。周其仁表示,人民幣緩慢地升值會導致熱錢不斷地流入,導致貨幣供應加大,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因此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緩慢升值的措施好。 (來源:廣州日報)
希望採納

⑻ 什麼叫輸入通脹

新手上路,希望多指教
輸入通脹是指引起通脹的因素是國外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國內因素。
目前引起國內通脹的國外因素主要在於人民幣匯率偏低導致的巨額外匯儲備和熱錢湧入中國,從而引起過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商品,最終導致價格上漲。
由於人民幣匯率偏低,會導致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國外大量熱錢湧入(因為熱錢看漲人民幣,熱錢進入境內,兌換為人民幣,在人民幣升值後再換成外幣,就可以獲利),二是人民幣計價的商品被低估,因此國外對中國商品需求變大,這樣很多外幣就進入中國。而我國實行的是外幣管制政策,外匯必須由人民銀行買入,再以人民幣的方式放出,這樣就釋放了更多的人民幣在市場上。當貨幣供給大於經濟運行所需時,商品價格上漲,產生通脹。
建議你看一下周其仁這篇文章,我覺得他寫的 比較淺顯易懂。當前我們很多人都陶醉於中國製造,其實背後有很多辛酸,我希望更多經濟學以外的人能關注下我們的國家經濟實際情況。

目前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根本辦法在於釜底抽薪收緊貨幣發行,允許人民幣一次性升值是目前最佳的辦法。當前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在於市場漫遊的貨幣偏大,當貨幣供應偏多的時候,物價遲早要上來。
匯率失衡,出口偏大、順差很多,投資很多,錢進中國變成人民幣,這一輪通貨膨脹就是這么來的。

人民幣緩慢地升值會導致熱錢不斷地流入,導致貨幣供應加大,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因此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緩慢升值的措施好。

匯率機制未反映生產率的進步

周其仁表示,雖然和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生產率仍然落後,但是我們的生產率的進步率卻是美國等國家的好幾倍。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匯率機制卻沒有反映這種變化。

從1997年到2005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實際上掛住在8.2765。盯死的匯率不反映生產率的變化,這導致重大不平衡。在國際市場上,全世界對中國貨的需求上升,中國出口導向的工業越來越蓬勃發展,這裡面有人力資本增加、技術進步的作用,也有匯率錯誤估計、本幣低估的因素。

在匯率低估的情況下,不斷上漲的外部需求導致我國勞動力需求增加、資源壓力增加、原材料需求增加、排放增加,最終導致了目前的一系列問題。這兩年,土地、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快速增長,成本上來以後能不能消化這些成本,就是一個問題。

通貨膨脹問題出在貨幣

對於通脹問題,周其仁教授表示,去年年中CPI一下子上來了,其後不斷上漲,直至今年2月的8.7%,3月份數據馬上要公布,估計不會低於8%。通貨膨脹一起來,所有的物價都變了,因為大家的預期都變了。

周教授表示,將通脹歸因於豬肉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或者將之視為油價現象,是全球性資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是輸入型通脹,這都是不正確的,「我從來不認為通貨膨脹是全球性的,而是與本國的事情有關。」日本的石油都靠進口,但是通脹只有1個多點,俄羅斯是出口石油的,但其通脹率達12%。目前物價的全面上漲,是貨幣出了問題。

從這幾年物價上漲的情況看,宏觀調控摁住了這里,那裡又出了問題。我們的糧食生產連續4年豐收,但是到2007年,豬肉等農產品價格突然飆升,本質上不是農業出了問題,而是宏觀變數出了問題,錢在市場上沖來沖去,到2007年沖到農產品了。

匯率低估導致外需太猛

周其仁教授表示,這些年人民幣匯率低估,中國產品市場競爭力上升,出口快速增長,這一方面是中國的成就,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快速增加,也帶來問題。

目前我們形成了出口主導型經濟,但是由於我們的價格機制不對,匯率不對,所以2003年以來,總擔心經濟過熱,宏觀調控總想壓這個壓那個,其原因在於外需太猛,因為總需求=外需+內需+投資,如果外需太猛,又不能壓制,就只好壓內需。2004年關閉江蘇鐵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現在,外需比例越大,就業越多,稅收越多,越不敢動。所以一直不敢動匯率,讓人民幣升值。

現在我們年度的外貿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達到12%,歷史上日本最好的時候,外貿順差佔GDP的比重也只有3%。現在中國銀行一天到賬的美元有20億美元,全世界的人都想辦法換人民幣。

美元進來就要變成人民幣,這些貨幣在市場上漫遊,導致資產價格大漲,這就是貨幣總量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們辛辛苦苦賺的錢,用來買美元資產,它往地上一躺,我們的外匯資產就大大縮水。這兩年央行好辛苦,一方面不得不發行人民幣收美元,另一方面又要發行大量的央行票據收流動性。

周其仁表示,匯率失衡,出口偏大、順差很多,投資很多,錢進中國變成人民幣,這一輪通貨膨脹就是這么來的。2003年9月經濟學家宋國青(宋國青新聞,宋國青說吧)、余永定(余永定新聞,余永定說吧)就認為中國有通脹壓力,來源就是匯率機制有問題,當時建議一次性提高人民幣匯率。

物價:不能寄望下半年會自動下降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們的通貨膨脹面臨3個問題,不能寄希望於下半年物價自動會降下來。

第一就是負利率。現在我們通脹8個多點,存款利率只有4個多點,中國居民有8萬億元的存款,這是一個籠中虎。通脹過了5%就很難守得住,因為有通脹預期,有的人會提前購買,賣的人卻不賣。如果每戶農民家裡少賣300~500斤糧食,供求就會出問題,這種通貨膨脹如果自我加速,就會出問題。現在超過了8%,形勢很嚴峻,不少人說翹尾因素,寄希望於下半年物價漲幅會下來,這是不妥的。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國家辛辛苦苦地辦工廠,將環境污染留在國內,大家搶勞動力,原材料,把價格抬高,賺來的美元一頭留在國內變成人民幣,加劇國內通脹,一頭用來買美元資產,美元一貶值,就大大縮水。每天20億美元進來,2萬億、3萬億美元是很快就會達到,這個游戲很難持續下去。

第三個問題是,一旦通貨膨脹起來,政府通常就會管制價格,比如電價,煤電關系中煤是市場價,電是計劃價,目前電業全行業虧損,供給能力減少,一減少運輸就出問題,這都是非常為難的。周其仁表示,正確的程序就是管緊貨幣,放開價格。放開價格才能放開生產,將稀缺資源用到急需的地方去。

周其仁表示,2003年以來的這個游戲,不可持續,必須要結束,結束的關鍵就是匯率機制。目前匯率升了,不是外國壓我們的原因,而是我們自己受不了。周其仁表示,人民幣緩慢地升值會導致熱錢不斷地流入,導致貨幣供應加大,給通貨膨脹帶來壓力,因此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緩慢升值的措施好。 (來源:廣州日報)

⑼ 周其仁:人民幣匯率是如何形成的

「匯率」簡稱為ExRate,亦稱「外匯牌價」、「外匯行市」或「匯價」等。EXRATE是英文的 「Exchange Rate」(匯率)的縮寫。是一種貨幣兌換另一種貨幣的比率,是以一種貨幣表示另一種貨幣的價格。由於世界各國(各地區)貨幣的名稱不同,幣值不一,所以一種貨幣對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貨幣要規定一個兌換率,即匯率。

而人民幣的匯率是有中國央行來控制,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會員制度。外匯交易中心是會員制,會員主要是國內各大商業銀行,包括四大行股份制城商行等等,是否有財務公司不太確定。網站上有會員名單,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查一下。還有一部分是外資銀行,不過占據的份額較小,這個市場的主角是四大行。所以很多人講「貨幣戰爭」,境外勢力攻擊人民幣匯率雲雲,其實不太可能發生,因為他們不是會員的話,無法交易人民幣。申請成為會員需要央行批准,在非常時期,自然不會批准新的交易者。

第二是交易機制。也就是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首先,人民幣依然是盯住美元的,即銀行報價是報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其他幣種的匯率通過美元和該幣種的國際匯率套算得到。其次是報價。每天在開市前,各會員會根據自身的結售匯和頭寸情況,向央行報出今天的人民幣對美元的交易匯率。央行根據各會員的報價,使用某種方法計算出一個中間價公布,作為今天交易的基準。這個計算公式不知道是什麼,央行的回答也比較模糊,說會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不過從歷史來看,主要還是在根據各會員的報價情況,再考慮美國那邊的政治壓力。最後是交易,各會員在此中間價基礎上,開始今天的交易。但注意有波動率限制!最初是上下波動幅度不超過0.5%,後來改革成了1%,現在好像是2%。這樣的交易機制基本不會出現匯率交易大漲大跌的情況。很多人可能納悶2%這么小啊,那沒搞頭啊。其實銀行間外匯交易本金很大,一次幾億很正常。不同於我們去銀行櫃台買外幣,不太在乎小數點第三位,甚至第二位的高低。但小數點第三位對幾億的交易的影響可是幾百萬啊,對銀行很重要的。

第三是央行交易。銀行每天都要把外匯頭寸軋平,多的就賣出去,少的需買進來,這就產生了互相之間交易的需求。但這還不夠,光是會員之間的交易還不是完全的管理,央行也要參與進來。央行在上海有專門的部門負責這塊的交易,每天將各會員賣出的美元多餘美元全部買進。這里問題來了。第一為什麼在一個自由交易的市場大家願意賣給央行?答案是央行無法通過行政命令讓各銀行賣給它,只是因為央行出價最高。第二,為什麼央行出價最高,或者說它用什麼買的?答案是自己印的人民幣,因為成本低,所以可以出高價買。所以所謂的央行被動發鈔是從這里來的。我見過不止一次知乎上的大號講強制結售匯。強制結售匯已經過時了好嗎?所以當中國外貿很好,企業持有大量外匯,把大量外匯賣給銀行,銀行再賣出大量外匯時,央行只能被動地大量吃進,一路推高匯率。

上述三點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匯率是浮動的,每天每時每刻都不一樣,都在變動,並且這個變動是市場驅動的,是交易員公平交易的結果。但變動是有度的,是在央行的掌控下的。誰能交易,怎麼交易,交易的價格基礎多少,交易金額是多少,幅度多少等等。央行在事前、事中和事後都定了調子,所以是有管理的。

望採納!

⑽ 美國加息和中國房產有什麼關系 還有中國外匯儲備和房價又有什麼關系呢

看周其仁的博客關於穩定匯率與本國貨幣的關系,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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