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外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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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政府的貨幣改革
摘要：貨幣現代化是發展現代經濟的必要條件.南京民國政府在1932-1935年間推動的貨幣制度改革是中國貨幣制度現代化的開端,它為抗戰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通過實施"廢兩用元"政策,民國政府統一了貨幣的對內價值,實現了貨幣發行的標准化;法幣政策的推行,使中國貨幣擺脫了傳統的銀本位制度,實現了紙幣作為信用貨幣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而民國政府後期法幣被迫退出流通市場,則說明以發行貨幣彌補財政赤字的手段是行不通的.

關 鍵 詞:民國政府 貨幣改革 廢兩用元 法幣

統一貨幣是國民經濟保持高效運行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貨幣政策的出發點。1932至1935年，南京民國政府在重重困難之下，對貨幣進行了大幅度改革。這次改革是中國貨幣現代化的開端，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廢兩用元」，它標志著金屬作為貨幣逐漸退出了流通領域，中國貨幣開始走向標准化；第二階段是「法幣政策」的推行，它意味著貨幣定價方式的徹底改變。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當時的中國經濟擺脫了30年代早期的大蕭條。後來由於連續戰爭，民國政府在缺少貨幣發行紀律約束情況下法幣發行惡性膨脹，最終迫使法幣退出了流通領域。目前，與本論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僅有吳玉文①、劉方健②在評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濟政策時，論及當時的貨幣金融政策。顯然，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系統分析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貨幣現代化運動，對完善我國當前的貨幣制度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意義。
一、構建以銀本位為基礎的統一貨幣單位
歷史上，中國多數朝代實行金屬本位制度，由朝廷規定貨幣金屬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時期隨著對外交往的增加，外國貨幣開始進入流通領域。由於流通中貨幣種類繁多，不同種類貨幣之間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價值難以統一，兌換手續相當復雜。這種幣制的混亂不僅增加了經濟活動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受到一定的影響，「阻礙了工商財政的現代化。」③
要發展經濟，首先要完善貨幣制度，改變過去濫發紙幣、銀票，隨意濫鑄制錢的狀況。南京臨時政府剛剛成立，孫中山先生就於1912年2月試圖統一貨幣，通過接管江南造幣廠，使之成為「民國特設鼓鑄機關」。接著財政部又籌建了中國造幣總廠，掌管全國貨幣鑄造和舊幣的熔鑄。但因南京臨時政府存在時間較短，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凱政府頒行《國幣條例》及其實施細則，明確規定「國幣」的鑄造發行許可權屬於政府，公款出入必須使用「國幣」，市面流通的舊幣，由政府以「國幣」回收兌換。④軍閥混戰使臨時政府統一貨幣的努力付諸東流，地方銀行濫發貨幣現象日趨嚴重。四川、廣東、廣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種貨幣混雜，泛濫成災，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輔幣每元僅值銀元七角，廣東為八五折，東北的小銀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軍票泛濫，貴州紙幣一元只抵四角，陝西軍餉則全靠官發紙幣。⑤
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發行貨幣也對中國貨幣統一進程帶來負面影響。當時上海幾乎所有外資銀行都在中國發行紙幣，天津的匯豐、花旗、美豐、華北等銀行發行銀元紙幣，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國銀行發行紙幣。由於當時政局混亂，政府無力監管外資銀行，一旦銀行倒閉，受到損失的只能是存款人。而外資銀行倒閉確不鮮見。1921年，中法實業銀行停業，225萬元紙幣無法兌現；1926年，俄華道勝銀行倒閉，發行的幾百萬紙幣成為廢紙。⑥
廣東革命勝利後，統一貨幣仍是國民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首要任務。1924年，廣東省總工會向國民政府呈文，提出「明令西紙（幣）在市行使」的要求。⑦1925年8月，商務廳提出「重開造幣廠，鼓鑄合法國幣，……貨幣先施行法定虛本位制度，便於通行全國及對外。嚴緝私鑄，並酌收輕質私幣，依法改鑄，當商由主管機關及中央銀行合力辦理。」⑧接著，中央銀行開始發行紙幣，造幣廠鑄造正面為孫中山先生頭像、背面為黨旗黨徽的銀元，作為標准貨幣。
真正的貨幣統一是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南京國民政府繼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開始籌劃統一貨幣。1927年6月，財政部飭令各造幣廠停止鑄造袁世凱頭像的銀幣，暫用孫中山先生紀念幣舊模改鑄銀幣。1928年3月，經濟學家馬寅初率先提出「廢兩用元」，並從理論上論證「廢兩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財政部核議後認為「廢兩用元誠為統一幣制、整理財政之基礎」。⑨於是「廢兩用元」開始提上政府議事日程。1928年，全國財政會議召開，「決議廢兩改元，應從速實行，以期幣制之統一。」⑩為此，國民政府聘請了美國財政專家甘末爾來華組織財政設計委員會，1929年11月，甘末爾提出《中國逐漸採行金本位幣製法草案》，規定1孫（設計中的貨幣單位）等於美金4角。但是由於大蕭條，國際市場黃金價格一路上揚，而白銀價格則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孫只值美金2角。若繼續推行草案，中國無法承受黃金匯兌損失。貨幣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2年的白銀對銀元的兌換率波動終於成為國民政府統一貨幣的契機。1931年冬東北淪陷，大量銀元從全國各地湧入上海，上海銀元數量供求失衡。1932年上半年約5500萬銀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萬元，銀元兌換銀兩價格波動加大。上半年，銀元兌換比率曾達到每百元兌白銀74兩，但5月末《凇滬停戰協定》簽署後，兌換比例下降到百元兌白銀70兩。價格波動使得商人無法適應，銀元價格的下跌，使銀兩負債的銀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損失，廢兩改元的呼聲又開始高漲。(11)
1932年，財政部邀請上海中外金融界領袖組成廢兩用元研究委員會，研究決定先從上海開始實施廢兩用元。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第1098號政府公報以訓令頒布了由財政部擬訂的《銀本位鑄造條例》，訓令「中央造幣廠同時開鑄，規定本位幣曰元，總重26.6971公分，銀八八，銅一二，每元含純銀23.493448公分。」(12)該條例規定了銀幣的鑄造權屬中央造幣廠，其他各廠局不得鑄造，從法律上保證了貨幣的統一。條例還對流通中貨幣的重量、成色作出了詳細的規定，同時允許原有的貨幣在一定期限內流通，實現了貨幣的標准化，但對輔幣未做出規定。
上海地區從同年3月10開始實施廢兩用元，由於減少了銀兩和銀幣之間的重疊流通，市場對新貨幣推行反映良好，財政部於是決定以上海地區廢兩用元的實施經驗為基礎，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這項政策。1933年4月5日，財政部發布第55號公告通告全國，自4月6日起實行廢兩改用銀本位幣：「所有公私款項之收付與訂立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須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其在是日以前，原訂以銀兩為收付者，在上海應以規元七錢一分五厘摺合銀幣一元為標准，概以銀幣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應按四月五日申行匯市，先行摺合規元，再以規元七錢一分五厘摺合銀幣一元為標准，概以銀幣收付。」「其在是日以後，新立契約票據與一切交易之公私款項之收付而仍用銀兩者，在法律上為無效。至持有銀兩者，仍依照銀本位幣鑄造條例之規定，請求中央造幣廠代鑄銀幣，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兌換銀幣行使，以資便利。」(13)公告詳細規定了各種情況下銀兩對銀元的兌換率，並就銀兩向銀元過渡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做出了妥善處理，確保了這項改革的順利推進。
二、放棄銀本位，推行法幣制度
中國以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制度改革實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就席捲西方世界。由於經濟危機造成國內嚴重失業，從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奧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度，實施貨幣貶值，企圖以匯率貶值打開其他國家市場。美國在這次危機中也受到重創，為擺脫經濟危機，1933年羅斯福總統開始推行「新政」，通過增加政府開支拉動國內經濟增長，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貨。而在金本位制度下，發行貨幣受到政府的黃金儲備限制。權衡之下，美國採取了金銀復本位制度。美國政府認為，在市場購買白銀、增加儲備可以推動白銀價格上漲，增加中國等銀本位國家的購買力，以便向這些國家推銷過剩商品；(14)另一方面以白銀為通貨准備金，可以膨脹通貨。為此，1933年和1934年兩年中，美國頒布了《白銀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內容包括提高銀價、收購白銀、禁止白銀出口、發行銀券和白銀收歸國有等措施，目標是在准備金中達到「金三銀一」的比例。(15)當時美國國內白銀儲備僅有14.5億美元，只有目標值的一半。於是美國政府開始在紐約和倫敦市場上大量收購白銀。世界市場上白銀價格隨即猛漲。資料顯示，倫敦銀價1934年6月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銀價迅速上漲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內銀價上漲81%；同期紐約銀價由45.4美分／盎司上漲到81美分／盎司，漲幅為78%。據統計，1935年4月26日的倫敦白銀價格，比1931年上漲了3倍，而紐約市場白銀價格則比1931年高出3.3倍。(16)
世界市場白銀價格高漲給銀本位的中國帶來沉重的打擊。由於國際市場白銀價格遠高於國內銀元價格，外國在華銀行紛紛在國內收購銀元運往紐約和倫敦套利，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本來中國從1926年開始白銀一直是流入量大於流出量，貨幣供給充裕。從1932年開始，中國白銀開始外流。1934年受美國白銀政策影響，中國貨幣流出高達2.27億銀元。路透社報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銀元共減少2.3億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內地外，其餘全部運往倫敦或美國。(17)
面對白銀潮水般的外流，國民政府從1934年10月15日開始徵收白銀出口關稅和平衡稅，以減少白銀出口。10月16日又設立外匯平市委員會在必要時候干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外匯市場價格水平。委員會根據市場形勢，委託中央銀行買賣外匯和金銀，平市基金則來源於政府徵收的白銀平衡稅和財政部。
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白銀外流問題，反而促使白銀走私盛行。1934年最後幾個星期內就有2000萬元以上白銀走私出口。日本政府為打擊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佔領區內故意走私白銀，結果1935年銀元走私額高達1.5-2.3億元。(18)
美國白銀政策使中國實施不足兩年的銀本位貨幣制度岌岌可危。白銀外流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嚴重威脅，經濟恐慌頻繁出現，國內銀根緊縮，市場上人心不穩，銀行擠兌時有發生，許多銀行和中小錢庄因此倒閉。1935年6月，全國92家紗廠中，停工24家，開工不足的14家，減少紗錠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閉工商企業510家，1935年1-10月倒閉企業數量達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閉企業總數的1.1倍。白銀漲價還造成中國對主要西方國家貨幣匯率上漲，刺激進口，而同期出口則明顯下降。1935年中國主要商品生絲、茶葉等出口貨值比1929年減少65%左右。(19)國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國政府交涉，要求美國政府遵循倫敦白銀協定原則，停止收購白銀，但是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請求置若罔聞。嚴重的經濟危機迫使國民政府放棄銀本位制度，進一步對貨幣制度進行改革。
英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對國民政府的貨幣制度選擇十分關注。1935年6月7日，英國政府任命李茲羅斯爵士為中國財政顧問。9月21日，李氏抵達上海，隨即對中國華北、華南和長江流域進行考察，並與國民政府多次溝通，就中國的貨幣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議。隨後，美國政府也任命楊格參與中國的貨幣制度改革。在英、美兩國政府的支持下，國民政府開始新一輪貨幣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財政部發布公告，宣布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法幣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經濟恐慌，各重要國家相率改定貨幣政策，不許流通硬幣。我國以銀為幣。白銀價格劇烈變動以來，遂致大受影響。國內通貨緊縮之現象，至為顯著。因之工商調敝，百業不振，而又資金源源外流，國際收支大蒙不利，國民經濟日就萎敗，種種不良狀況，紛然並起。」「設當時不採有效措施，則國內現銀存底，必有外流罄盡之虞，此為國人所昭見者。」「本部特於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徵收銀出口稅兼課平衡稅，籍以制止資源外溢，保存國家經濟命脈，緊急危機得以挽救。顧成效雖已著於一時，而究非根本挽救辦法。」「近來國內通貨益加緊縮，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蕭條，長此以往，經濟崩潰必有不堪設想者。政府為努力自救，復興經濟，必須保存國家命脈所系之通貨准備金，以謀貨幣金融之永久安定。茲參照近今各國之先例，規定辦法，即日施行。」(20)公告中規定了六條辦法，主要內容包括：法幣的發行機關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1936年又授予中國農民銀行發行權），而其他銀行鈔票逐漸收回；設立發行准備管理委員會，以保管准備金及管理法幣的發行；國家統一管理白銀，工商業及公私往來都必須使用法幣，個人持有的白銀必須兌換成法幣；中央、中國及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以穩定法幣對外價值，保持匯率穩定。
這次貨幣改革使中國貨幣徹底與白銀脫鉤。但當時中國政府缺少足夠的黃金或白銀來確定法幣的含金量，於是政府計劃集中國庫和民間的白銀和黃金，在紐約和倫敦市場出售換得外匯作為保證法幣發行的准備金，以外匯作為確定法幣價值的基點。11月5日，中央銀行公布法幣對英鎊比價：1法幣＝1先令2.5便士（根據1930-1934年外匯匯價的平均數確定）。從這一天開始，外匯匯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銀行則承擔穩定市場匯率的責任。這一規定實際上標志著國民政府加入了英鎊集團，中國經濟和英國經濟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
美國政府對中國加入英鎊集團大為不滿。在國民政府推行法幣改革以前，美國曾以收購中國1億盎司白銀為條件，要求法幣與美元之間確立固定匯率，但國民政府沒有接受。於是同年12月9日，美國停止在倫敦市場收購白銀，國際市場白銀價格隨之下跌，這樣國民政府若按市價出售白銀，中國將蒙受巨大損失。通過出售白銀換取法幣准備金的單邊計劃受挫。
迫於現實，國民政府再次和美國政府接觸。1936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哺、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局長郭秉文、上海中孚銀行經理顧翊群一行訪美，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生商談貨幣問題。雙方於5月簽訂《中美白銀協定》。根據協定，美國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價格從中國收購白銀5000萬盎司；法幣和美元掛鉤，100法幣＝30美元；為使英、美兩國貨幣匯率漲落不超過幅度限額，防止出現三角套利，中國擴大外匯買賣差價幅度。(21)該協定使國民政府在貨幣改革上重新獲得了美國的支持，維持了法幣對外價值的穩定。
國民政府雖然確立了與英鎊和美元的固定比價關系，但是法幣並非釘住英鎊和美元不變。事實上，國民政府實施的是可調整的匯率制度。法幣政策實施以後，法幣對外價值通過釘住英鎊和美元得以實現。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賣出價14.625便士，買入價14.375便士。1936年9月，國民政府根據需要擴大了匯率買賣差價，賣出價14.75便士，買入價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銀行無限供應外匯以保持匯價穩定。隨後，法幣對外價值逐漸下滑。抗日戰爭爆發後，為減少外匯需要，防止資金逃避，國民政府實施安定金融辦法，限制存戶提存。期間，法幣對外比價逐漸下調。1938年3月，為防止偽組織以偽幣兌換法幣，套取外匯，又實施購買外匯請核辦法，開始戰爭期間的外匯管理。(22)
在主幣連續改革的基礎上，國民政府也統一了輔幣的標准，並於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輔幣條例，完成了本輪改革的最後一步。至此國民政府的貨幣現代化改革宣告結束。
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貨幣改革運動的效果評價
貨幣改革運動是國民政府發展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它的實施對當時和抗戰期間中國經濟產生了一定影響，使國民政府和英美這兩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結成了政治經濟聯盟，為後來爆發的抗日戰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更易於獲得國際支持。從國民政府的貨幣改革進程看，「廢兩用元」統一了貨幣的對內價值，這是統一貨幣對外價值的前提；法幣政策則是南京國民政府在國際經濟形勢對國內經濟產生極為不利影響的情況下被迫推動的，國民政府通過法幣政策重新確定了貨幣的對外價值。
第一，這次貨幣改革實現了貨幣統一。廢兩用元是國民政府在貨幣現代化改革中邁出的第一步，它使白銀作為商品退出了流通領域，實現了流通中主幣的標准化，極大地簡化了流通中的繁雜的手續，直接降低了流通領域中因貨幣問題引起的交易摩擦。同時由於國家上收了貨幣的鑄造許可權，統一了貨幣的鑄造標准，穩定了商品白銀和銀元之間的定價，減少了經濟主體因白銀和銀元價格背離造成的損失，穩定並推動了經濟發展。廢兩用元幣制改革在全國順利平穩的實現，使得在中國通行了四百多年的銀兩制貨幣從此成為歷史，具有現代意義的貨幣制度初步形成。廢兩用元推動了流通中主幣的變革，終止了銀兩在中國流通的進程。但是輔幣依然沒有統一。真正結束中國貨幣混亂的是法幣政策。雖然在發行的初始階段，法幣政策受到地方實力派的抵制，但最終法幣還是順利進入了流通領域，完成了貨幣的統一。
第二，貨幣改革促進了近代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貨幣制度的改革穩定了國內的金融形勢，使「昔日彷徨中道、莫之適從者，今日已得有根據，可轉為未來計劃之預籌」，(23)即是說，這次改革使得前幾年出現的經濟波動和經濟不確定性大為減少，經濟主體能對未來發展進行合理規劃。貨幣制度改革也促進了國內工農業生產發展。如表1所示，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以1933年幣值計量），改革前的1933年為294.6億元，1934年為269.0億元，改革後1935年為290.9億元，1936年達到309.4億元。在這10年中雖有起伏，但經濟總體上呈現出增長的態勢。因此，1927-1937年被稱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個「黃金時期」，而貨幣改革政策則是這個黃金時期的重要推動力。
表1 1927-1936年中國GNP總量及增長速度情況 （單位：億元）
年份 GNP GNP增長率% 年份 GNP GNP增長率%
1927 248.58 1932 294.7 3.15
1928 257.11 3.43 1933 294.6 -0.03
1929 266.26 3.56 1934 269.0 -8.7
1930 276.21 3.73 1935 290.9 8.14
1931 285.70 3.44 1936 309.4 6.36

註：本表摘自趙新安：《1927-1936年中國宏觀經濟的實證分析》，《南開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三，貨幣改革消除了國際市場上貴金屬波動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經歷了從貴金屬——銀本位——外匯本位的轉換後，近代中國貨幣價值和經濟活動受國際市場上貴金屬價格波動的影響逐漸降低。法幣政策還消除了銀價上漲造成的貨幣升值對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外貿易狀況得到明顯改善。1936年初，對外貿易出現了幾十年來所未有的盈餘。雖然後來繼續出現貿易赤字，但相對赤字出現了明顯改善。1936年，全國出口增加1.3億元，而同期進口增加值為0.3億元。(24)
法幣政策實施後，貨幣發行量逐步增大，在僅約一年半的時間里，法幣的流通量就增加了3倍多。由於貨幣供給量迅速增加，中國經濟進入發展的快車道。但是，貨幣供給增加也推動了通貨膨脹的發展。從1935年11月起中國物價指數擺脫了下降通道。1936年上海地區物價指數比上年增長了12.6%，到1937年6月物價指數又增長16%。(25)盡管這次貨幣改革造成通貨膨脹是不曾料到的，實際上也是南京的財政專家們所不願看到的，但改革仍然啟動整個經濟踏上了復興之路。(26)
現代貨幣數量理論告訴我們，政府若要降低通貨膨脹，穩定貨幣價值，就必須控制貨幣發行，因為貨幣流通量和物價水平之間呈負相關。弗里德曼甚至主張穩定貨幣價值必須做到遵守「單一貨幣規則」。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打亂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由於戰爭，軍費開支猛增。更重要的是，隨著戰局不利，國民政府的主要稅源地相繼陷落，當局財政開支日趨緊張，只得依靠發行貨幣補充軍費開支，這使得國民政府的貨幣發行量高速增長。如表2所示，193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額度為14.1億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時貨幣發行量已經增加到5569億元，比戰爭爆發前增長了394.5倍。為內戰籌措軍費，南京政府進一步增加了貨幣發行量，最終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從貨幣購買力看，1949年5月單位法幣的購買力僅為1937年單位法幣購買力的7×10[-14]。(27)惡性通貨膨脹直接摧毀了法幣在市場上流通的信譽。解放前出現的金圓券代替法幣流通，以及群眾不願意持有法幣等，表明了法幣使命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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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國時，四大家族是哪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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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
蔣宋孔陳
四大家族是指舊中國以蔣介石為首的封建買辦統治集團。即蔣介石 、宋子文 、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家族，是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沒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組成部分。
抗戰開始以後，四大家族利用戰爭時期的新情況，極力加強官僚資本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大發國難財，使官僚資本迅速膨脹。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和壟斷地位的加強。是依靠政治特權和經濟掠奪來實現的。它掠奪的對象不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奪全國人民膨脹官僚資本主要通過以下的手段：
（一）發行公債。1938年至1944年，國民政府財政部發行內債18種，有的按法幣和關金計算，有的按英鎊、美元計算。總計法幣15，192，000，000萬元，關金100，000，000單位，英鎊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還有谷麥糧食債券。除1937年的救國公債在民間「勸募」外，其餘都不公開發行，而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銀行抵押，再由銀行墊款給國民政府。銀行則利用它作為發行紙幣的准備，發行不兌現的鈔票。官僚資本既發了公債財，又發了法幣財。
（二）增加捐稅。由於工業、商業發達的沿江沿海地區相繼淪陷，關稅、鹽稅、統稅三稅收入大為減少。國民政府便通過擴大征稅范圍和增加稅率的辦法，來彌補減少的稅收。國民政府將統稅擴大為貨物稅，形成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1943年十月開征食鹽附加稅，開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於通貨膨脹，從1941年下半年起，實行田賦征實，按田賦的正稅和附加稅的稅額，每元折征稻穀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從1942年起普遍實行糧食隨賦征購，征購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多數不付現款，只付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1943年普遍實行糧食征借，既不付利息，還本也只是空話。從1941年到1945年6月，國民政府通過「三征」，共實收稻穀和小麥240，000，000多萬石。這是對廣大農民最直接最厲害的掠奪。
（三）通貨膨脹。抗戰開始後四個月，國民政府決定用增發紙幣的辦法彌補財政赤字。法幣發行額，據官方公布的數字，1937年底為十六億1，600，000，000元。1945年底為10，319億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實際上還不止此數。濫發鈔票的結果，使四大家族的財富迅速集中，而廣大人民則越來越貧困。
（四）外匯管制和買賣黃金。國民政府從1938年3月起實行外匯管制。從此官價外匯被壟斷，黑市交易隨之而起。伴隨法幣的貶值，官價與黑市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抗戰期間，外匯中美元與法幣的對換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為1:85.4，1944年12月為一比五四二點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以黑市價格拋出，轉手之間，牟取暴利。
（五）實行專賣制。1941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從次年初開始，先後對食鹽、糖、卷煙、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制度，使國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數額，1942年為47，800萬元，1943年為174，700萬元，1944年為18億元左右。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國民黨官員和有關機構乘機營私舞弊，套取專賣品轉投黑市，從中牟取暴利。
（六）統購統銷。1937年9月，在國民政府之下成立貿易委員會，該會下設復興公司、富華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三大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實行統購統銷。鎢、銻、錫、汞等主要出口礦產品，則由資源委員會統購統銷。1942年2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統購。在統購統銷政策下，國民政府實行低價強購，利用買賣之間的差價獲取重利。以桐油為例，1942年收購價比內銷市場價每擔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總之，國民政府用種種手段對人民實行公開的掠奪，使官僚資本在抗戰期間迅速膨脹起來。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在抗戰前即已開始，抗戰中不但金融壟斷更為加強，而且將壟斷擴展到工商業的各個部門。
在金融方面，抗戰初期設立了中央銀行（蔣介石）、中國銀行（宋子文）、交通銀行（孔祥熙）、農民銀行（陳果夫,陳立夫）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做為國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機構。蔣介石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孔祥熙任國民黨的財政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直接控制了四大銀行，設立了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形成了四行兩局的格局，打著孔氏家族的旗號先後創辦、接收了中國實業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四明銀行、山西裕華銀行、祥記商行、慶記商行等等，雖然說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銀行是掌握在財政部手中的，中國銀行原有的董事長叫張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銀行總裁。1942年7月，國民政府又規定全國貨幣的發行都集中統一於中央銀行。從而一步一步地加強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全國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在抗戰期間四行存款數額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銀行中增長最快的。在全部銀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佔到了%80至%90，而戰前的1936年只佔%59。
抗戰期間，官僚資本在商業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開的壟斷。前述專賣事業管理局、貿易委員會、物資局等機構的成立及專賣、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是官僚資本實現商業壟斷的重大步驟。此外，原屬孔家系統的農本局福生庄，後改組為花紗布管制局，統制著花紗布的貿易。以上這些宮式機構，作為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組成部分，假借抗戰的名義，壟斷了國統區的國內外貿易。抗戰期間，四大家族以私人名義設立了不少商業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國棉業貿易公司、重慶中國國貨公司、西寧興業公司；陳家的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等等。這類公司既有政治特權，又有極大的金融勢力，具有操縱市場的壟斷地位。
四大家族對於工礦業的壟斷在抗戰前還較小，1935年底全國官營、民營工廠資本總額中，官營部分只佔%11。抗戰開始後，1937年9月設立工礦調整委員會，擴張官營工業，吞並民營工業，實行國家壟斷工礦業的機構。四大家族官營工業主要有隸屬於資源委員會和軍政部兵工署的兩大直屬系統。1944年，資源委員會下面有105個單位，兵工署下面有數十個單位。此外還有各省所辦的官營工業，如貴州企業公司、四川川康興業公司、湖南實業公司等，單位也不少。1943年國民政府經濟部的報告，說明了官營工業的壟斷地位。在國統區3700餘家工業中，官營的600餘家，民營的3100餘家。但官營的占資本總額%69，民營的只佔%31。四大家族除官營工業外，還有所謂商辦形式的私營工業，這類工業著名的有：以孔家為主的中國興業公司，1939年7月成立時的資本額力1200萬元，到1943年增為12億元，為後方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個廠，經營的中心是鋼鐵。在宋家控制下的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個單位，其中絕大部分分布在陝西、甘肅兩省，主要經營紡織業。除了資源委員會主辦的各廠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壟斷企業。1942年，它的已開工紗錠佔大後方全部紗錠的1/4。陳家的有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等，也是規模很大的壟斷企業。
在農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貸主。根據15個省的調查，在農民借款來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間接操縱的銀行、合作社、合作金庫所佔比重，1938年為%26，1940年為%38，1942年為%59，1944年為%25。1937年9月，國民政府設置了農產調整委員會，作為控制和壟斷農業生產的機構。抗戰時期棉花、蠶絲、茶葉、豬鬃、桐油等由國民政府統購統銷。在征購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糧食納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還直接佔有大量農村土地，陳家的華西墾殖公司、蔣經國的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都是這類機構。
四大家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勞動人民的最大剝削者，嚴重地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極大障礙。由於官僚資本殘酷剝削所激起的階級矛盾的尖銳化，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資本正式開始在國民經濟中占統治地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原籍廣東省文昌縣(今屬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於上海。父宋嘉樹早年留學美國，一度在上海當傳教士，後改營工商業，同情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宋子文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繼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1917年回國後受盛宣懷之聘，任漢冶萍公司駐上海總辦事處秘書等職。1923年10月赴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英文秘書兼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銀行行長。其後調任廣東省政府商務廳長。後又升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任廣東省財政廳長，整理財務頗有成績。1926年 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中央商務部長等職，負責籌措北伐軍經費。蔣介石奪取國民黨黨、政、軍大權時，他積極從財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後任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常委等職。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漢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勢之機，與吳稚暉、白崇禧等策劃反共清黨，支持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並力促蔣、汪合流。蔣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齡結婚。他竭力爭取美國當權人物和江浙財團支持蔣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蔣介石再次上台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宋被任為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隨之任中央銀行總裁。1929年3月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以後又連任三屆。1931年6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九‧一八」事變後，曾多次發表演說，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12月與蔣介石同時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一度代理行政院長。1933年10月後，辭去政府職務，專門從事財政金融活動。次年4月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宋贊成和平解決，與宋美齡往西安同張學良、楊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進行談判，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共聯合抗日作出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國民政府到重慶，任中國銀行董事會主任等職，擁有巨大經濟實力，操縱著國民黨的經濟實權。1940～1942年充當蔣介石常駐美國代表，為蔣爭取美援，第一次獲一億美元借款，第二次簽訂租借協定，獲五億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國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1945年 4月同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等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舊金山會議。6月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1946年 1月任國民黨最高經濟委員會委員長。10月再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竭力勸說美國杜魯門政府出錢出槍，多方支持蔣介石集團發動內戰。1947年9月為蔣介石謀取退路，宋改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蔣介石廣州行營主任等職。
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權發展官僚資本，先是控制中央銀行、中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發行貨幣、公債以及通貨膨脹等手段掠奪財富，後以開設棉業公司、壠斷對外貿易等手段聚集錢財。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發國難財和戰後接收敵偽產業等辦法積聚起巨額財富，同蔣介石、孔祥熙和陳立夫、陳果夫合稱為「四大家族」，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國，隨後僑居美國紐約。1971年4月25日病逝於美國舊金山。
孔祥熙
自稱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孫的孔祥熙，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谷擁有一定資財。1927年 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並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孔主管財政達11年之久，對幣制改革、支持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及支撐抗戰財政，有過一定的貢獻。但孔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一再受到輿論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職，從此離開政壇。
陳果夫
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CC系首腦。原名祖燾。浙江吳興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陳其美之侄。幼年在長沙明德學堂讀書。1907年入浙江陸軍小學堂，受陳其美革命活動影響，加入同盟會。1911年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辛亥革命爆發後，赴武漢參加革命軍，後隨陳其美參加討袁斗爭。1918年起在上海經商，與蔣介石等從事交易所投機買賣。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後，在上海為軍校招募新生兼采購物資。1926年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部長，掌管國民黨黨務，排斥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1927年春積極參與蔣介石「清黨」反共。他曾幾度出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是第三、四、五、六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長期掌管國民黨黨務。他培植親信，排斥異己，控制各級黨部，竭力把國民黨變成蔣介石進行獨裁統治的工具。與其弟陳立夫組織「中央俱樂部」（Central Club），後來形成為一個很有權勢的CC系。他們把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擴充成為一個龐大的特務系統，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從事反對共產黨、迫害進步人士的活動，並對付國民黨內反蔣派系的抗爭。
陳果夫在國民黨政府中歷任要職：1928年任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1932年任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1933年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1939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任。
陳果夫利用政治特權發展官僚資本，先於 1935年控制中國農民銀行。抗日戰爭期間在川、雲、桂等省興辦和投資許多企業；抗戰勝利後主持經營「黨營生產事業」，接管大批敵偽資產，開辦公司、銀行等，還將文化、新聞、電影、廣播單位改為「黨營」。他先後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理事長、土地開發公司理事長、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稱中國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灣，1951年8月25日病逝於台北。一生寫有各種體裁的文字一百九十餘萬字，台灣當局將其編成「全集」十冊。
陳立夫（1900年—2001年）浙江省吳興縣（現湖州市）人,名祖燕，號立夫。陳果夫之弟。其二叔陳英士(陳其美)於辛亥革命初期與黃興同為孫中山的左右股肱,與蔣介石關系密切。陳果夫及陳立夫是國民黨重要人物。陳立夫曾任蔣介石私人秘書，長時間主持人事及組織工作，亦是國民黨黨內安全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的始創人。在國民黨內部，陳立夫和陳果夫的派系被稱為「二陳」或者CC系。1948年陳立夫曾到美國為杜威助選，結果杜威落選，而國民黨亦因而開罪上台之杜魯門。1949年到台灣後，蔣介石為整頓在台勢力，陳立夫難以在台立足，離開政壇去美國新澤西州定居，以經營農場養雞、賣皮蛋、粽子等食品為生。晚年回台灣後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壇上有決定性影響。但因是國民黨元老，仍很受尊敬。

4. 外匯的發展歷史，你知道多少

古代的外匯交易 外匯最早的交易出現在古時候。在《猶太教法典》時期，就已經出現「兌換商」，他們主要幫助別人兌換貨幣，然後收取傭金或者費用。

這些人在城市佔據一個小角落，或者在外邦人常出入的寺廟外設攤。

在公元4世紀左右，拜占庭政府控制了一家壟斷外匯交易的公司。

1472年，義大利創辦了一家當鋪，出現了世界上第一家真正形式上的「銀行」——邦卡蒙台達電子錫耶納牧山銀行（BMPS）——現存世界上最古老的銀行，直到現在仍在運營。

邦卡蒙台達電子錫耶納牧山銀行

在15世紀，為了滿足紡織商人的貨幣兌換需求，美第奇家族（Medici）在國外開設了銀行，並開始啟用「往來賬賬本」處理交易。

這類賬本可以顯示外匯賬戶、以及與國外銀行有往來的本國貨幣賬戶。

美第奇家族與達芬奇

17和18世紀，阿姆斯特丹的外匯市場保持活躍。英國和荷蘭的代理人和商人有著非常頻繁的外匯兌換往來。

現代外匯的起源

1850年代的美國，一家名為Alexander Brown & Sons的公司開始交易外匯，它被視為領先的市場參與者。

美國歷史上的外匯交易先鋒，還包括1880年代獲得允許而進行外匯交易的J.M. Do Espirito Santo de Silva。

1880年，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形成，也因此，我們很多人認為這一年是現代外匯的起始年；

從1899年至1913年，外匯儲備增長了10.8%，而黃金儲備只增長6.3%，這象徵著新興外匯市場逐漸受到重視；

1902年，就在這一年，倫敦共出現了2家外匯經紀商；

1913年，全球外匯交易幾乎一半都是以英鎊進行的，這對英國資本市場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英國的外匯銀行數量從1860年的3家上漲到1913年的71家。

盡管當時的英鎊幾乎統治了外匯交易，但是英國本身在20世紀初的幾年裡卻是缺席狀態。

外匯交易最活躍的中心卻是巴黎、紐約和柏林。

倫敦及整個大英帝國在1914年前都相對沉默。直到1914年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成立，美國銀行系統開始印刷自己的貨幣—美元。1920年代，一些家族開始成長為外匯行業的重要人物。

1930年。在瑞士巴塞爾市成立了國際清算銀行，建立該銀行的目的在於為那些新獨立的國家和面臨收支暫時性逆差的國家提供財政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布雷頓森林協議簽署。根據協議，各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只能在法定匯率上下波動1%以內。

之後，尼克松總統廢除了布雷頓森林協議，固定兌換匯率失效。 此後開始迎來浮動匯率系統。

布雷頓森林會議

1972年至1973年3月，由於布雷頓森林協議以及歐洲聯合浮動協議的影響，外匯市場被關閉。

1973年是現代外匯市場真正的歷史轉折點。

在這一年，國家之間的匯率約束、銀行交易及受限制的外匯交易時代結束，市場開始進入全面的浮動匯率時代。

現代外匯

1980年代中期，在網路出現之前，一種電子外匯交易形式就開始流行，即由路透開發的「Reuters Dealing」。

從現如今的標准來看，這個系統非常落後，但是在當時，它非常先進，它更像是實時可關閉網路溝通系統。

如果網路沒有被發明出來，那麼這套系統可能至今還在使用當中。

中國外匯發展史

中國於1994年成立官方外匯市場，此後人民幣呈現逐步升值的態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中國政府仍強調整保持人民幣的穩定；但在市場建設方面有了進展，將於4月1日將推出新的交易品種--歐元。

以下是中國外匯市場發展過程中主要事件簡述:

1994年以前，人民幣兌美元一直趨於貶值:1979年1美元兌1.5元人民幣，到1986年為1美元兌3.5。

1994年，實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將人民幣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軌，初步形成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1994年4/4，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當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約為8.6。

1996年12月，人民幣實現了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資本項下依然實行嚴格管制。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泰銖等亞洲貨幣競相貶值，日元兌美元一度創下七年以來的低點至147日元水準，但中國政府自始至終恪守人民幣保持穩定，並採取多項配套措施。

當時人民幣兌美元波動區間為8.2800-8.2770元，而8.2800元被看作是人民幣貶值與否的重要關口，央行進場護衛頻繁。 *1998年7月開始，央行進行外匯大檢查，審核企業超過一定限額的購付匯的貿易真實性。

1998/9/1，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司法解釋，以走私、逃匯、洗錢與騙稅等為目的向銀行騙購外匯的，分別按走私犯罪以及逃匯罪，洗錢罪，騙取出口退稅罪定罪處罰。

1998/9/29，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國內企業將在境外資本項下的外匯於10月1日前調回國內，未經特別批准，不允許在境外資本帳戶下保留外匯。

2000年，人民幣兌美元波動區間一度擴大，市場揣測央行意欲放寬人民幣波幅。

2000/4/12，人民幣兌美元收市跌破8.2800元關口至8.2830元。

2000/5/25，人民幣匯價連續兩日升破8.2770元關口，分別收報於8.2764元和8.2768元。

2001年，中國加入WTO關鍵一年，人民幣兌美元進一步走升，運行區間移至8.2760-8.2800。

2000/12/1，人行允許居民個人與其直系親屬在境內外幣賬戶的資金劃轉；上調了自費出國(境)留學供匯額度，以更好的滿足居民的用匯需求。

2000/12/11，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但並未承諾完全開放資本市場。

2000/12/24，人行行長戴相龍發表署名文章指出，雖然中國加入WTO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因素將增多，但預計今後五年外匯儲備穩步上升，人民幣匯率可保持長期穩定和堅挺。

2002年 1/15，戴相龍稱，歐元目前為中國外匯儲備中第二重要貨幣。他同時指出，日元貶值對人民幣匯率會產生壓力，但人民幣仍將保持穩定;1月31日日元兌美元跌至135水準，成為39個月以來新低。

2002/2/4，中國銀行副行長李早航撰文指出，在日元持續貶值的背景下，中國在必要時應當對人民幣實行適度貶值。這與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官員與主要媒體對人民幣貶值避而不談形成鮮明對比。

2002/3/11，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戴相龍再次表示，日元貶值對中國構成一定的壓力，但人民幣可保持穩定，不會貶值，亦不會大幅升值；人民幣自由兌換條件不成熟，應循序漸進推進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

2002/4/1，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開通歐元兌人民幣的交易。

2002/6/1，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將推出外幣拆借。

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根據《關於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公告》，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15年8月，中國央行啟動新一輪匯率改革。8月11日，中國央行宣布，即日起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中間價將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將相當程度上與美元脫鉤，匯率決定的市場化程度提高

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之後的又一個國際儲備貨幣，並成為其中唯一的新興經濟體貨幣。人民幣正式入籃也被各方視為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改革的新起點。

根據2015年上半年的交易數據，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即期交易主要集中在美元對人民幣交易，佔比93.71%；在非美元交易中，主要是歐元、日元、新加坡元和港幣，佔比分別為1.79%、1.35%、1.55%和0.65%。在遠期和掉期市場，絕大部分均是人民幣美元交易。在外幣對交易中，USD/HKD以及EUR/USD佔比最多，分別佔比56%以及30%。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已推出九個貨幣對的直接交易，但受客盤需求和銀行內部風險管理等因素的影響，市場上的交易幣種集中度仍較高。

雖然現在中國大陸還沒有真正放開外匯交易市場，但是這些年隨著國內投資者對外匯投資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一旦中國外匯市場開放。中國的百姓或許很快就會看到全民炒外匯的盛況。相信那一天的到來，不會太晚。

5. 推薦一家正規的外匯機構

不管是投資還是貸款都要選正規的金融機構，推薦MK FOREX，正規合法，很不錯。

6. 民國「四大家族」到底有多少家產

關於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情況，一向眾說紛紜，論者多謂其有，而且估計其數量較為龐大，並已形成了憑借其資產控制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說法的由來非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會各界及民間輿論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僚的私人財產情況即多有揭露，並有嚴厲的批評。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
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 3500萬元，孔祥熙 1800萬元，孫科 4000萬元，張靜江 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 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
但實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難得知真相。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時，在該校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
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於下：
蔣介石 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
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
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
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
宋子良 550萬元（67萬美元），
張靜江 3750萬元（457萬美元），
孫科 2832萬元（345萬美元），
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 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
何鍵 2000萬元（244萬美元），
陳濟棠 6550萬元（798萬美元）…

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列入上項名單的人員，有些是位居國民黨政府最上層的統治人物，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 有些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如何應欽、張群、孫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何鍵、陳濟棠等； 有些是以裙帶關系而享有特權之上層人物，如宋美齡、宋靄齡、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視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不過因該調查報告尚無其他材料可為佐證，我們一時還無法判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該報告調查數字真實可靠，我們則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確有大量私人財產，僅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就有相當數量。
以調查當年的1939年為例，中國國內銀行存款總額為605900萬元（不包括淪陷區），政府預算收入為 74000萬元，外匯儲備為25000萬美元（1937 7年）。
上述18人的存款總額為56785萬元（6918萬美元），約相當於國內存款總額的9%，相當於政府預算收入的77%，相當於外匯儲備的28%。用「富可敵國」形容恐不為過。
這還僅僅是他們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數，在其他城市和中國以外的外國銀行和華資各銀行中，他們有無存款？如果有，想來也不會是小數目。
第二， 過去一般認為，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財產，而蔣與陳氏兄弟的私人財產則未必很多。
但據該調查，不僅陳立夫有不少存款，蔣介石的存款數更是位居榜首。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的存款總數為9733萬元（118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1.6%，政府預算收入的13%。
外匯儲備的4.7%，高居於上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私人存款額之首。蔣、宋、孔、陳四家合計存款總數為 23777萬元（2896萬美元），約占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 3.9%，政府預算收入的32%，外匯儲備的12%。 他們不僅控制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在財產上也不遑讓人，「四大家族」之說，實非捕風捉影

第三， 按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薪俸標准，他們顯然不可能憑工資積聚如此巨額的財產。
根據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當時的銀元與幣制改革後的法幣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數，也相當於一個特任級官員573年的薪金；更遑論他人。 從1927年國民黨上台至1939年不過短短12年時間，其高級官員居然能夠有如此巨大數額的私人存款，只能是從非薪金收入渠道而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渠道無非兩條：合法與非法。

7. 資格老的上市外匯公司有哪幾家

各大銀行都算是外匯公司，比如高盛。網路券商也就是嘉盛集團

8. 中國外匯交易平台排名靠前的都有哪幾家公司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國內大約有一千多家零售外匯CFD經紀商，由於此領域目前處於監管真空地帶，因而國內經紀商魚龍混雜，難以甄別優劣好壞。
監管牌照
首先最基本的一點就是：監管牌照，是信任一家經紀商的基礎。但凡是金融類型的、涉及到融資的公司，一般都是需要在監管機構那裡登記注冊的，只有監管機構審核通過了、授予了監管牌照，這種類型公司才是合法經營。提供外匯貴金屬CFD交易的經紀商吸收了客戶的存款，當然也是需要持有牌照經營的。
但是，在中國大陸這一領域處於監管真空地帶，零售外匯、貴金屬CFD屬於金融衍生品，應屬於中國證監會監管，但是證監會並沒有出台非常清晰的政策文件或法律法規來規范這一領域的發展，也沒有頒發這類牌照。而其他金融類公司，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銀行、信託公司、基金公司都是需要監管注冊，持牌經營的。
雖然中國大陸監管是真空狀態，但我們可以通過國外一些監管牌照來篩選經紀商。普通投資者在經紀商面前完全是弱勢群體，他們對經紀商是缺乏辨別能力的，而監管牌照信息(許可牌照編號或代碼)就是最基礎的辨別條件，投資者可以根據經紀商公布的牌照信息到相對應的監管機構官網上查詢。
在此基礎之上，一些監管信譽比較好(監管趨嚴)的監管牌照可以作為進一步的篩選條件，比如：美國CFTC，英國FCA，澳大利亞ASIC。一般而言，監管越嚴，對客戶/投資者資金安全的保障度越高。
客戶政策/滿足客戶需求
在監管牌照的基礎之上，再就是經紀商給予的客戶政策，或者說其提供的金融服務是否充分滿足客戶需求。
出入金問題
這是一個重要考量因素。投資者應該了解經紀商的出入金方式、處理時間、是否有任何限制條件等。如果交易者不能正常地存入資金和收回收益或根本不出金，那意即資金受限，資金安全受到威脅。
此外，投資者還應了解出入金的相關手續費，尤其是出金時，過高的手續費或者處理出金時間過長會給客戶留下壞印象。
客戶服務
作為金融服務業，客戶服務異常重要，一般來說，24 X
5的客服支持，是外匯CFD經紀商必備的一點。投資者/客戶希望在遇到問題時，能隨時找到客服幫助解決問題，經紀商在處理客戶問題上的效率和能力上，會直接影響其在客戶心中的形象。
投資者可以嘗試發幾封郵件向經紀商詢問一些問題，通過能否收到回復以及回復的效率來考察經紀商是否了解自己的產品以及是否注重客戶服務。
另外，還要提醒廣大投資者，在初次開戶交易時，應先做模擬賬戶，熟悉之後，再開設實盤賬戶，並且，初次一定要謹慎入金，只能投入少量資金先練練手，絕不可忽略風險，盲目激進投資，零售外匯、貴金屬CFD帶有高杠桿性，風險要比一般金融產品要大。等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後，才能視情況決定是否加大入金。

9. 民國時期兩萬美金相當於現在多少人民幣

民國時期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1.5：1，那時20000美金相當於人民幣30000元，

當時的國內物價水平，豬肉大概0.75元每斤，大米0.12元。可以購買2000斤豬肉或者12000多斤大米。按照現在豬肉10元多，大米2元多的價格來計算，實際購買力相當於2－2.4萬。

當然如果不以農副產品作為參照物，或其他農副產品參照也不好說，主要大米和豬肉算是國家管制比較嚴的。

(9)民國外匯家擴展閱讀：

那時候的主要物資、物價和現在差異很大，很難絕對化以純貨幣價值進行丈量。如果要強行進行對比的話，只能拿近百年來相價格最穩定的的黃金作為中間砝碼進行推算。

首先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沒有被打破前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鉤，價值非常穩定。而從可查詢的資料中1944年1月美國規定了35美元一盎司的黃金官價，推算起來的話也就是說每一美元的含金量為0.888671克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