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投资协定

㈠ 中美bit谈判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主要在于便于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现在美国国内市场对中国企业限制很多,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使得中国企业很难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也很难进入美国高技术领域市场,相对的中国市场却几乎不受限的向美国全面开放,这种不对等放在以前,因为中国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比较差的时候,还不是很明显,但随着中国科技和经济实力的逐渐加强,这种不对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公司和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最明显的就是华为,美国一直以华为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华为进入美国市场,而如果中美BIT谈判成功,则为华为进军美国市场铺平了道路,

㈡ 中国加入tpp难在哪里 tpp对中国将有何影响

中国加入TPP的难度大，但目前已有一些国企改革趋势，未来也有一些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因素。

首先，内部因素是我国开始需要根据国有企业的社会经济功能，规范国有企业行为。我国在研究国有企业分类监管，准备按竞争、公益、功能三个类别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管理，实行公益性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国资委[微博]提出将112家央企分成三类，分别为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目前看，分类工作的推进难度高，落实难，中央企业分类都如此难，地方企业更加不好清理，201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法人企业高达15.5万户。

其次，外部因素是我国开展的对外谈判的互相促进作用。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其中也有国有企业地位问题，我国已经同意在开放准入前国民待遇和采用负面清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与否，也是中国能否加入TPP协定的一个便利化因素。

而且，中国加入TPP协定的其他障碍也不小，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知识产权等，每样都是高标准。其中，环境保护，贸易保护中的绿色壁垒。TPP主张在生物和贸易多样性、多边环境公约、环境保护分歧领域、海洋渔业捕捞等方面提出高标准要求，2015年中国新环保法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法，可以行拘企业负责人，近期也出现1580万元的天价罚单，对我国环境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要看到，这些工作还局限在环境污染层面。

劳工权益挑战不小，贸易保护中的蓝色壁垒。美日等国提出的劳工贸易规则，注重劳工在商品生产中的工资待遇和环境条件，强调劳工的价值关注和企业对环境、消费者的人文关怀。虽然这些年中国工人工资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增长，但目前依然难以改变劳工价格相对低廉、工作环境和作息时间得不到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距离美日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的事实，以及中国劳工组织在劳工者保护中的缺位问题。

若启动谈判将历程漫长

需要说明一点，自贸投资协定需要经历相当长的谈判时间，中韩自贸区谈判历时三年(2012年5月-2015年6月1日)，而自2007年3月就开始研讨可行性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至今无果。所以，现在，美日等国已就主要条款达成了基本共识，预计年内签订，而这个时间节点中国还处在加入的探讨可行性阶段，基本注定了中国失去了TPP发起成员国资格。

即便如此，中国加入TPP协定难度依然很大，不吝于入世，谈判时间长达十年亦有可能。
美国加入并主导TPP既有其内在短期的经济动因，更有其长远深刻的战略意图。

短期看，中国不加入TPP产生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美国也很难实现借TPP成功牵制东亚一体化的目标；但从长期看，对于这一美国重返亚太、推动其战略重心东移的重要杠杆，中国应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谋划，深入开展跟踪研究，及早制定应对预案，为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TPP的发展进程及主要特点TPP的发展进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是由美国主导、共有12个国家参与谈判的一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该协定正处于谈判进程中，其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酝酿阶段（1990－2000年）。这一时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迅速兴起，在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诞生。1994年11月APEC在《茂物宣言》中阐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和目标。在APEC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开放程度不断提升，经济合作领域迅速拓展，新加坡、智利等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始考虑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这为TPP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起步阶段（2001－2008年）。这一时期，WTO多边贸易体制进展缓慢，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与之相对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呈现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日本—东盟等FTA的成功签署，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FTA的中心。受此影响，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四国于2005年共同签署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这也是TPP的前身。

快速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出于应对金融危机和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需要，加上美国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奥巴马政府将TPSEP作为美国介入并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杠杆，于2008年11月正式宣布加入TPSEP。在美国的主导下，2009年底TPSEP被更名为TPP。这一时期，除美国以外，越南、秘鲁、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国相继加入谈判，从而使TPP成员国范围由最初的4国（P4）迅速扩大到目前的12国（P12）。

TPP的主要特点

TPP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以往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从参与主体来看，各成员国在地理、人口、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较突出。各经济体遍及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佛教国家，还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也有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涉及农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时将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大分歧。倘若考虑韩国、泰国等潜在成员国，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还会进一步增大。

二是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从本质上看，TPP仍属于一种FTA形式，但其框架协议中明确提出要树立为一个“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全球贸易合作的新标准”，因而其协议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亚太区自由贸易协定。从广度上看，它体现了全覆盖的特点，既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传统FTA的条款，也包含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从深度上看，它体现了高标准的特点，目前虽未正式签署，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相关领域的最终标准都明显超出FTA的现有水平。在商品贸易领域，TPP最终有望实现全部贸易品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FTA的条款一般仅允许准入后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仅在特定部门中给予外资企业超出国内规定的市场准入待遇。而TPP则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这一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国防、金融、航空等少数特殊行业设置例外条款。在知识产权领域，FTA只是要求成员国遵守WTO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而TPP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提出的要求则明显高于TRIPs。此外，TPP在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也提出不少高于FTA的内容和标准。

三是协议内容和标准更多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求。从价值理念看，TPP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及服务贸易等方面设置的“高标准”，带有显著的美式自由贸易特点，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首先，TPP框架协议明确指出，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高于WTO（TRIPs）协议的标准。事实上，美国在技术创新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提高知识产权标准将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优势，并从技术贸易、技术转移和专利使用等方面获取更多的技术扩散收益。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不利于以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其次，TPP协议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将贸易与之相挂钩，通过强加于他国较高的劳工环境标准等，有助于美国借此对其他成员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最后，美国强调TPP谈判要实现统一原产地规则、全面减免关税、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即到2015年美国出口增加一倍。而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于美国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TPP给中国可能带来的影响

TPP对中国的影响是多维度和多方面的。既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既有经济的影响，也有非经济的影响；既有局部的影响，也有综合的影响。

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短期内不加入TPP，对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总体影响是可控的和有限的，加入TPP的综合收益不及“10+3”，但TPP对中国参与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已构成现实的制约，不利于中国提升在东亚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中长期看，TPP的持续推进，可能会改变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使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趋向复杂，甚至会增加中国地缘政治与安全压力，不利于中国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带来较大挑战。

第一，TPP高标准条款短期内加大中国推进体制改革的紧迫性，长期看可能会演变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利的国际治理新规则。一方面，TPP非传统条款将导致国内企业成本增加和国外制裁增多：一是知识产权条款将以往免费获取的专利变为必须付费，无法运用强制许可、专利撤销手段使用发达国家的专利，增加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也不利于企业开展模仿创新和产品升级；二是TPP列出的劳工条款，实际上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等非TPP成员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便捷“通道”或筹码；三是环境条款与劳工条款类似，也为发达国家实施贸易制裁提供了借口，不利于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四是政府采购条款要求对各成员国企业采取无歧视原则，可能阻碍中国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支持国内重点产业发展，甚至可能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构成冲击；五是国有企业条款要求除提供公共产品的少数行业外，国有企业不得享受任何优惠待遇，中国钢铁、化工、金融、物流、通讯等拥有大型国企较多的行业有可能成为实施该条款的“重灾区”。另一方面，TPP条款有助于美国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随着亚太地区参与国的不断增多，势必会形成包括全球主要商品消费市场和供给地的大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对WTO现有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一种“颠覆性”冲击，进而形成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新规则。更为重要的是，TPP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有利于美国的诸多条款，新规则一旦建立起来，美国必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

第二，短期内中国不加入TPP负面影响有限，但日本的加入将致使中国受到的负面效应显著扩大。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多年来位居中国第三、第四贸易伙伴，是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日本加入TPP与否，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加入TPP，中国不加入TPP，12个成员国间关税水平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通过模型模拟，首先计算出2013－2022年的现行关税不变情况下中国的GDP、就业、价格、进出口等经济指标预测值，以得到“基准情形”（Base Scenario）；然后，假定与有关方（国家和地区）关税税率于2013年一次性降至零，再测算以上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测值，以得到“冲击情形”（Shock Scenario）。主要结论是，由于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如果日本加入，不仅可以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而且中国经济受损的程度将显著增大。

第三，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中国加入TPP的综合收益均小于推动“10+3”。美国主导的TPP使东亚区域合作格局更趋复杂多变，增加了中国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和“中日韩—东盟”自贸区等谈判和实施的难度。就此而言，加入TPP对中国的收益更多是一种“机会”收益，是从政治经济多角度考虑的、相对于其他东亚区域合作方式的一种比较收益。为此，需要通过建立CGE模型对三种“场景”进行一次性关税降至零的模拟分析（见表1）。它们分别是：中国加入TPP（P12+C）、“中日韩—东盟”自贸区（10+3）和中日韩自贸区（CJK）。

主要结论是，综合考虑增长、经贸、就业、产业发展等因素，“10+3”将强化东亚生产网络内部主要节点国家的经济联系，可以实现“以经促政”的目的，有利于提升中国在东亚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反观P12+C，更多是强化中国与消费市场的经济联系，而中美在政治安全上的竞争和博弈是不会因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消除的。可见，P12+C的促进提升作用虽大于“10+3”，但在政治上于中国不利，在东亚经济合作上也不利中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CJK”的促进提升作用虽相对较小，但却是中国未来深化东亚区域合作、打造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升级版的现实选择和重要抓手。

第四，短期看TPP导致亚太合作格局更趋复杂，长期看则会强化美国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和对中国的牵制。美国在推进TPP上“高调说、高调做”，目的是为了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重返亚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了明显实效，而美国的介入则会影响到中国在该地区作用的发挥。目前，TPP的这种影响已经显现，但更多体现在压力上，实质性的损失还不大。从长期看，一旦TPP成功签署，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是东亚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削弱；特别是，美国与其政治安全盟友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将会恶化中国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地缘环境，甚至可能危及中国长期谋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第五，短期内TPP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化，长期看则可能造成周边大国关系的重构。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俄罗斯等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TPP的出现以及美国“重返亚太”，为这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路径，导致中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难度加大。就中日关系而言，如果没有TPP，没有美国“重返亚太”，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可能会更好，中日关系也会相对“单纯”一些。就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随着TPP的推进，加之南海局势波澜起伏，中国与东盟关系也趋于复杂化。历史地看，东盟更倾向于与区域性大国单独签署FTA，以借助大国平衡外交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前，虽然越南、马来西亚已加入TPP谈判，泰国也向TPP伸出了“橄榄枝”，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尚未对TPP做出明确表态，这对中国是有利的。下一步如何利用好“10+1”等合作框架与机制，无论是对于深入实施自由贸易区、打造“10+1”升级版，还是对于强化周边国家关系、营造良好周边环境，都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考验。就中俄关系而言，俄罗斯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俄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有所增多，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大国之间搞平衡的空间增大。就中印关系来说，印度在冷战期间一直奉行“左右逢源”的取向，短期内会更多注重自身的利益诉求，单方面倒向美日的概率并不大。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TPP、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不断升温，中国在东向、南向这两个战略上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安全压力。

㈢ 国际经济法中的bit是啥意思

BIT 一般是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双边投资条约)

㈣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原因和意义是什么

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原因：

（1）对内，推动政府从审批型向监管服务型的转变，要素价格市场化（包括利率、汇率等），推动央企和国企改革。

（2）对外，尽快完成从2008年开始的中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BIT谈判），促使发达国家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尽快加入到新一波区域资本、贸易和服务的协定谈判中去，包括提问者所说的TPP协议，以及另一个重要的PSA协议。

上海自贸区设立的意义：

对内：
（1）外资和民资进入原来垄断或者审批门槛很高的行业，带来新的活力和商机。
（2）降低政府审批权，减小权力寻租的空间，改变政府职能。
（3）摸索出一套可以推向全国的改革模式，从而使得国企和央企面临剧烈的竞争，逼迫既得利益集团放弃垄断权，倒逼国企和央企改革创新。

对外：
（1）加快中美双边贸易谈判，获得美国承认的市场经济地位。
（2）获得进入Tpp和Psa谈判的机会，从而获得进入下一轮以服务和资本为主的全球游戏的入场券。

㈤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机构特点

1965年华盛顿公约主要规范关于缔约国与其他缔约国国民之间关于投资争端的解决机制，不涉及实体权利义务内容。甚至对于公约名称中“投资”一词，也有意没有定义，而留待缔约国之间通过双边投资协定（BIT）或者多边协定（MAI）解决。另外有关最惠国待遇（MFNT），透明化，货币的自由兑换，征用补偿的程序与标准等等都在这些投资协定中规定。
Salini Costruttori S.P.A.诉约旦一案的仲裁庭指出，最惠国待遇并不涵盖在投资协定中针对程序作出的规定。 公约的前言部分明确指出，任何缔约国不因仅仅批准、接受、核准公约就被视为接受特定案件的管辖。
在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的ICSID案件的管辖权均源自缔约国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约定，而现在绝大多数的案件管辖权源于缔约国的法律规定或者缔约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就将ICSID作为争端解决途径之一。
这说明，一方面ICSID越来越多的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虽然各缔约国作为主权国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将特定的或者特定类型的投资争议提交或者不提交ICSID，但是对于外国投资的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这方面的主张。 ICSID的案件一般都是一方为缔约国，一方为另一缔约国的国民，而争议的内容主要涉及缔约国是否违反了保护其它缔约国的国民（投资人）的国际义务。 ICSID的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特别注意区分合同请求和ICSID请求。前者为私法意义上违约救济请求，而后者则主要是指缔约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者其他国际法义务。在Azinian诉墨西哥一案中，仲裁庭指出单纯违反合同的政府行为并不足以构成ICSID的诉因，只有在缔约国弃绝正义（a denial of justice），如拒不受理合法诉讼，过分的迟延，严重的欠缺公正或者显然恶意的曲解法律，从而构成违反了公正对待（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作为投资人的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国际义务(在本案中直接源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才构成ICSID的诉因。
在双边投资协定中，缔约国往往约定保证履行或者遵守投资合同，这样条款被称为伞式条款（umbrella clause）。 在SGS诉巴基斯坦一案中，原告代理人即提出根据瑞士与巴基斯坦的双边条约中的伞式条款的约定，违反个别投资合同的行为升格或者转化为违反条约的行为,然而该仲裁庭却认为，将数量众多和内容各异的合同义务，都转换为国际公法上的国家义务显然不妥当。最近（2006年4月27日）在(27 April 2006) El Paso国际能源公司诉阿根廷一案中，仲裁庭再次否定了伞式条款将合同义务升格的国际义务的主张。 虽然公约第52条规定了废置裁定的程序，但是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仅在仲裁庭组成违法，显然超越职权，腐败，严重的背离基本程序，或者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才可能废置裁定。
另外，在特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要求解释裁决或者纠正计算错误。
由于公约规定的裁决和审查程序都不是由常设的机构组成，因此，ICSID并没有形成严格的案例法，后一个仲裁庭的裁决有可能与前面的判决截然不同。例如在SGS诉菲律宾一案中，仲裁庭就依据瑞士与菲律宾签订的投资协定中的伞式条款，认为违反个别投资合同的行为就构成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
ICSID为投资者与资本接受国的纠纷提供了独立公正的平台，有利于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资本接受国更好的吸引外资，促进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㈥ 简述双边投资条约的类型

双边投资条约主要有三种类型：

1、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所在地调整的对象和所在地规定的内容，主要是确立缔约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双方对于对方国民前来从事商业活动给予应有的保障、赋予航海上的自由权等。其中虽有关于投资保护的规定，但其重要是保护航海贸易，而不在于保护投资者。这一类型的条约主要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的国际经济活动以国际贸易为主，国际投资不占主要地位，反映在双连条约中就是关于贸易的保护规定较多，而关于投资的保护规定则很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投资发展很快，各国缔结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关于投资保护的规定相应增长，其中大都从总体上规定了对外国投资者财产的保障、待遇、征收的条件及补偿标准等。但由于此类条约涉及范围广、内容多，关于投资保护的规定太简略，远远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因此，国际社会便开始寻求别的缔约形式，以求更有利地保护国际投资。

2、投资保证协定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首开实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之先河。但是，如果没有投资所在的东道国的同意与合作，美国投资保险机构代位索赔权就无法实现。因此，美国除了与其他国家签订综合性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外，又与有关国家签订与其他国家签订纵使性的友好通商航条约外，又与有关国家签订专门的投资保证协定，后来发展到期以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主。
美国与别国签订的投资保证协定的核心在于让对方缔约国正式确认美国国内的承保机构有在有关的政治风险事故发生并依约向投保的海外投资者理赔之后，享有海外投资者向东道国政府索赔的代位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及地位。协定还规定双方政府因索赔问题发生纠纷时的处理程序。这样的法律设计，其主旨在于使这类特定的美国国内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得以通过这种特定的国际双连协定，延伸到美国国境以外，取得对方缔约国的正式确认从而使对方承担了具有国际法上约束力的履约赔偿义务。于是，原属美国国内私法契约关系上的代位索赔权，就盯“国际化”和“公法化”了。美国现已同10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我国也于1980年以换文形式与美国签订了投资保证协议。

3、促进与保护投资协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民主德国经济恢复很快，有大量的“过剩”资本要向他国寻找增值的途径，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增长很快。在这种背景下，依靠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保护已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的要求，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前联邦德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将传统的“友好通商航条约”中有关保护外国投资的内容提取出业加以具体化，并融合以上述美国式“投资保证协定”中有关投资保险、代位赔偿及争端解决的规定，与相关的国家签订了“促进与保护投资”的专门性双连协定。此类协定内容光焕发较为具体详尽，实体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并举，兼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与“投资保证协定”这长，是一种保护国际投资的好的条约类型，因而一问世便得到各发达国家的兑相效仿和大边推行。据统计，迄今为止，已有133个不同的国家签署了总共将近600项双边性“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签订的，目前国际法学文献中所在地称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或“双连投资保护条约”一般是指此类协定。
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利用双边条约的形式保护国际投资一直持积极态度。截至到1993年底，除1980年与美国、1984年与加拿大分别以换文件的形式签订两个“投资保险协议”外，共与其他国家签订“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54个。其中，1982年与瑞典签订的《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是我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此类协定。

㈦ 历经7年35轮谈判，中欧投资协定对世界来说有何意义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又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旨在构建中欧双边投资制度安排。

2020年12月30日晚，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第一轮谈判于2014年1月21日举行。2014年进行了3轮谈判，2015年进行了5轮谈判，2016年和2017年，各进行4轮谈判，2018年进行了3轮谈判。

2020年6月，第二十二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中欧领导人重申致力于在2020年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2020年9月，中德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会晤确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重申年内完成谈判的政治决心，为下阶段谈判提供战略指引，共同释放坚定信心和积极信号。

㈧ 为什么要编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为了国际间适应BIT谈判，
无论是中美还是中欧的BIT(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都是依照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做法展开的，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首先适应这样的办法，才能拥有与其他国家进行BIT谈判的基础。而目前，四个自贸区先行先试出来的经验进一步进行推广复制，正是对此提供支撑。
进入负面清单的企业入境将受严格审查，
同时也将各方面遭受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警觉，
特别是那些良莠不齐的国外品牌企业和伪外资企业，
最开始就是在上海自贸区试验成熟的，
能有效限制国外垃圾企业的入境，
推广后也将对在全国范围内对外资企业的审批简化，
未列入负面清单的企业将从审核制变为备案制。

㈨ g20杭州峰会涉及到哪些议题和看点

一、g20杭州峰会议题包括以下四大方面：

1、全球货币体系：

2106年10月，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将正式纳入人民币。中国可能会希望借峰会召开的机会，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推动SDR更广泛地使用；呼吁改革IMF，并且以更好的方式监测国际资本流动。过去几年，中国开始更多地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并表达对重塑未来政策的强烈兴趣，同时，中国已经开始公布以SDR计价的外汇储备。

2、绿色金融：

利用金融工具推动环境友好型投资，是今年中国在G20峰会上的一个主要倡议。随着环境保护和对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成为中国国内政策的重要议题，绿色金融日益被视为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中国可能会呼提倡通过更多的政策支持，以克服可能阻碍绿色金融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外溢效应、期限错配、缺乏适当的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等。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发展迅速，今年以来，中国已发行的绿色债券达到1200亿元，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45%。

3、基础设施投资：

随着从货币宽松转向财政扩张以及结构性改革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可能会倡导财政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尤其是，中国期望“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新的多边组织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4、贸易协定：

另一个潜在的议题是2008年启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在英国退欧公投之后，任何关于中国与英国或者中国与欧盟之间在贸易协定上的蛛丝马迹都非常重要。

二、g20杭州峰会有以下六点看点：

1、中央总书记对“杭州时间”的安排：

G20杭州峰会，是2016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作为东道国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在峰会期间的重要活动将有数十场之多。

9月4日至5日的领导人峰会上，中央总书记将主持欢迎仪式、开幕式、五个阶段会议、闭幕式等十余场活动，同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和各项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会后，中央总书记将出席记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峰会成果和会议情况。

领导人峰会前，G20工商峰会（B20峰会）将于3日至4日举行。中央总书记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面深入阐述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和主张。

除上述两个峰会外，金砖国家领导人按惯例将在峰会期间举行非正式会晤，中央总书记将出席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总书记还将同与会外方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杭州峰会是中国“十三五”时期主办的首个大型国际峰会。中方将充分利用这一主场外交平台，向世界阐释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2、杭州峰会的新意：

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国土面积占全球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85％，贸易额占全球80％——G20是公认的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在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不确定性增多的大背景下，各方都期待这次G20峰会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峰会主题下，各方将围绕“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

这些重点议题既着眼当前又旨在长远，既围绕增长动力又围绕治理体制，重点突出发展问题，可谓切中肯綮。

今年以来，G20会议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多个“首次”——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制定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发表G20历史上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并准备在峰会前完成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内法律程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G20峰会已经举行十次。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是G20自身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相信杭州峰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扮演关键角色。

3、与会政要将开展的外交活动：

20位G20成员领导人、8位嘉宾国领导人、7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杭州峰会的外方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密集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

峰会期间举行的双多边会晤，一方面可以就峰会议题本身进行探讨，推动达成更多共识；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机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其他热点和敏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管控分歧和争议。

在众多会晤中，大国之间的互动尤为引人关注。中美两国已经宣布，中央总书记和奥巴马总统将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在此节点举行的会晤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此外，杭州峰会外交舞台将见证多个“第一次”。这将是巴西总统特梅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等就任现职后首次来华。相信这些“第一次”会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新机遇，中国将进入繁忙的“多边外交季”。

4、邀请这么多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77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受邀与会。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多、代表性最广泛的一次峰会。

“G20最终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制定世界经济未来发展方案，需要听取和吸收更多国家的诉求。”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应当拓展发展中国家的话语空间。

在中方推动下，“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成为杭州峰会重点议题之一。峰会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系统性行动计划。峰会还将发起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

“对‘发展’和‘可持续’的高度重视，不仅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的独特安排，也包含了更加强化G20这一交流合作机制的深刻考虑。

据悉，峰会筹办过程中，中方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G20外围对话。联合国大会、非盟总部、77国集团，和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小岛国……中国的对话活动覆盖了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特别是其中130多个发展中国家。“这体现了中国开放、包容的办会宗旨，让G20峰会更具代表性。”陈凤英说。

5、工商“大咖”将关注的话题：

根据杭州峰会的日程安排，迄今规模最大的B20峰会将与G20领导人峰会“背靠背”举行。800多名全球工商界代表将参加9月3日至4日举行的这次B20峰会，其中既有跨国公司巨头，也有中小企业翘楚。

G20工商界活动（B20）的使命是代表工商界为G20建言献策。呼应G20峰会主题，今年B20设置了“金融促增长”“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发展”“就业”“反腐败”六大议题，成立了由全球533位工商企业、商协会、国际机构和智库代表组成的5个议题工作组，并组织举办了反腐败论坛。

经过精心准备，今年《B20政策建议报告》已经出炉，将于B20峰会上正式向领导人峰会提交。实施G20智慧创新倡议、支持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倡议……报告提出了4方面20项政策建议。

“企业家是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排头兵，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

中国工商界在今年B20中可谓“史上最深度参与”——峰会代表近半数来自中国，马云、宁高宁、李彦宏等企业家分别担任5个议题工作组主席。本次B20峰会为中国企业家深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了重要平台。

6、反腐败“天网”越织越牢：

推动G20制定追逃追赃高级别原则、设立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制定反腐败2017－2018年行动计划……在中国的推动下，反腐败议题将成为今年G20峰会的重点之一。

“只有风清气正的经济环境，才能催生健康的世界经济。”腐败是全球现象，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环境是各国普遍需求。

近几年来，反腐败都是G20的重要议题。作为今年G20主席国，中国高度重视推动G20反腐败合作。在工商峰会即将向领导人峰会提交的《B20政策建议报告》中，写入了加大国际反腐合作、提升商业环境透明度等内容。

杭州峰会的预期成果之一，是构建原则、机制、行动“三位一体”的反腐败格局。所谓“三位一体”，即原则上各成员应共同遵守对腐败分子的法律认定，机制上要建立互相配合的追逃追赃协商小组，行动上则要在法律结合点上提供方便快捷的主客观条件，以达成一致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