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基建投资增速

⑴ 08年-09年基础建设投资增长为多少

铁路建设投资增长势头强劲：08年至09年我国铁路建设完成投资额641.2亿元，同比增长171.8%，相比于1-2月186.8%的涨幅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低于我们预期；我们预计，2009年初铁路投资高增长趋势将得以维持，但增速有望逐步回落至100%的水平； 公路建设投资维持高速增长：09年我国公路建设投资1,120.7亿元，同比增长56.3%，相比于1-2月57.8%的涨幅略有回落；从地区分布上看，东部、中部、西部投资分别增长54.1%，48.5%和63.5%，东西部加速趋势明显，成为拉动公路总体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港口投资增长相对平稳，但沿海和内河冰火两重天：08至09年1-3月，我国港口建设投资163.7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相对平稳；但是，沿海港口实现投资114.1亿元，同比下降0.5%，首次出现负增长，低于预期；内河港口实现投资49.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43.9%，但内河港口基数较小，对港口整体投资拉动作用有限。 原材料价格环比下降，建筑企业成本压力有望逐步缓解：从本月起，我们加入以铁路建设为主的原材料价格跟踪指标体系，从09年1-3月份铁道部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中发现，水泥、钢材等原材料价格呈环比小幅下降趋势，建筑企业成本压力有望逐步缓解（由于没有去年可比数据，暂无同比指标）。 最新政策及要闻评论：4月15日，发改委研究所公布“四万亿”拉动作用测算结果，其中，对建筑业的初次拉动作用最大，占初次拉动总量的14.9%，总体拉动作用上，建筑业占比7.9%，验证我们此前对基建行业在此轮财政刺激政策下最为受益的判断；4月29日，国务院决定降低城市轨道交通、港口、铁路、公路等项目资本金比例，我们认为，该项政策有利于扩宽相关建筑领域的资金来源，拉动投资增长，从而带来建筑企业需求，对建筑行业是长期利好。 投资建议： 行业上，我们认为国家再出台政策直接拉动基建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小，政策利好有限；公司层面上，近期股价上涨已经反映了一季报业绩高增长的预期，后续股价大幅上涨的动力有限； 投资策略上，我们仍维持防御性和区间操作的投资建议，当前股价下，基建公司A股和H股都已经接近或达到我们合理估值区间的上限，我们建议追求绝对收益的投资者take profit，追求相对收益且看淡大盘走势的投资者从防御性角度选择继续持有。 投资风险： 实体经济回暖趋势下，政府基建力度可能逐步减弱；下半年原材料价格受需求拉动逐步回升，建筑企业成本压力加大。 追问： 具体点的数字，感觉把 基础建设 这个分开好几个部分来讲了！

⑵ 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基建投资将迎温和增长

近期，多地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助力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业内人士指出，下半年，随着“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的逐步落地，专项债三季度发行明显提速，将推动基建投资温和增长，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

基建投资持续发力

下半年以来，基建投资持续发力。近期，广东、湖北、安徽等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

7月31日，武汉举行了第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本次集中开工的亿元以上重大项目共161个，总投资达2158亿元。同日，安徽举行2021年第七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共有22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1064亿元，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等10个行业领域。

此前，7月19日，天津今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3107亿元的446个重大项目擂响战鼓。6月28日，广东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启动。二季度全省各地共开工107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9913亿元。

近期，北京发改委表示，今年北京市继续谋划实施“3个100”市重点工程，集中精力推进100个基础设施、100个民生改善和100个科技创新及高精尖产业项目，包括新建项目120个，续建项目180个，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据悉，在今年上半年的120个新建项目中，48个已经实现开工。

基建通大数据平台统计显示，仅最近半个月就有19条重大公路项目开工，总投资1595亿元。近期开工的重大城轨类项目共5个，铁路共1个，总投资合计超1013亿元。

此外，山东、上海、海南、浙江、深圳等多地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施工图相继出炉，基建投资将进一步加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任荣荣认为，下半年，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环境总体向好，将为实现投资合理增长添动力，投资将延续稳步向好态势，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将持续发挥。在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看来，要稳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及经济增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须发力。

专项债撬动效应或逐步显现

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专项债仍是稳投资重要着力点。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工作量。

财政部数据显示，财政部已下达2021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67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800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34676亿元。

“若今年有3万亿元新增专项债投向基建领域，理论上或可拉动基建投资约5.2万亿元。”中诚信国际近日发布报告认为，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看，结合财政部提出的“适当放宽专项债券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把握发行节奏”，相较于前两年9月至10月完成全年新增债发行的情况，今年发行完成时点或延迟至第四季度末，但考虑到11月至12月天气寒冷，部分基建项目不适宜开工等因素，新增债或集中于今年第三季度发行，预计第三季度月均需发行新增专项债超5000亿元。由于今年发行节奏迟滞，且从债券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拉动投资的传导链条较长，对基建投资的撬动效应或于第三季度逐步显现。

从专项债具体投向看，兴业证券统计发现，上半年交通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占比分别为35.4%、32.3%、25.0%，合计占比超九成，与去年同期相比，占比皆有所扩大。另外，还有少数专项债投向农林水利等领域，体现了专项债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基建投融资环境将趋于改善

任荣荣认为，下半年2万多亿元专项债券将陆续发行，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加之首批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上市开启基建融资新模式的利好，基建投融资环境将趋于改善。随着“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逐步落地，将推动基建投资温和增长。

“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仍将具有发力空间。”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预测，随着下半年专项债发行使用速度加快，若今年专项债资金使用额度达3.6万亿元，可拉动广义基建增长3.6个百分点，进而对我国GDP增长提供0.6个百分点的贡献率。

在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唐建伟看来，下半年投资需求将继续改善，基建投资全年增速预计在5%左右。“下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充足，新基建增长势头较好，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等因素将支撑基建投资增长，但制约基建投资加速的因素也较明显，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很难快速增长。受低基数抬升作用影响，制造业投资有望实现两位数增长。房地产投资具备韧性，增长势头较好。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6%。”他预计。

⑶ 中国基建投资还有多少空间

随着专项债和资本金管理两项财政逆周期政策的落实，基建项目融资能力将显著提高，2020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回升。在政策多措并举打破基建投资瓶颈的宏观环境下，市场热情也将持续高涨，当前市场对周期板块的高度关注便是最好例证。

展望2020，基建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铁公基”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以及“基建补短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项目都有望提振经济。当然，在大幅“加力”之外，继续“提效”仍然是基建发展重点，补齐投资短板、提高投资效益，应是下一阶段逆周期调节加力的重点。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当前基建投资受地方财力不足和严控隐性债务制约较大。提前下发专项债和降低项目资本金比例，有助于基建项目扩大投资规模，强化逆周期调节。当然，被寄予厚望的基建投资能否赢回市场期望，仍有待政策及时落地、配套措施精准实施。

⑷ 基建需投入多少才能支撑6.5%的GDP增速

2015年，陕西出台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稳增长”强力政策措施，全省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初步核算，2015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8171.86亿元，比上年增长8%，高于全国1.1个百分点。成绩全年经济总量前移至第15位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仅为6.9%，近20年来首次低于全国增速。陕西采取一系列举措追赶超越，全年实现了8%的增长速度。同时，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工业、投资等增速出现大幅回落。2015年我省GDP增速较前三季度、上半年和一季度分别加快0.4、0.7和1.1个百分点，呈逐季回升态势。总量超过内蒙古，位次前移至全国第15位。亮点第三产业增速赶超GDP增速记者昨日获悉，第三产业占比提升，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2015年全省经济企稳回升的重要支撑力量。“十二五”前四年，我省第三产业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2015年第三产业增速开始高出GDP增速1.6个百分点。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9.7%，较2014年提高2.7个百分点，为2004年以来的最高值。走势今年经济发展将呈良好开局昨日，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张晓光表示，因为服务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与全国一样，融入服务业带动经济增长的大格局中，因此“今年陕西经济发展会有一个良好的开局”。记者了解到，因为陕西地理位置优越，加上工业体系完善，陕西经济发展面临着“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得机遇。此外，陕西科技力量、教育资源在全国雄踞前列，面临着创新发展的机遇。但是经济发展中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如国际大宗产品、能源价格还在波动；农村脱贫任务依然繁重；煤炭、水泥、钢材等产业产能过剩，去产能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定影响。农业：实现“十二连丰”农业稳定增长，连续12年稳定在千万吨以上，属丰产，苹果、猕猴桃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2015年，粮食产量达到1226.8万吨，比上年增长2.4%，实现“十二连丰”。其中，夏粮产量491.7万吨，秋粮产量735.1万吨。全年生猪存栏845.99万头、牛存栏146.75万头，比上年分别下降3.8%和2.6%；家禽存栏6733.62万只、羊存栏701.93万只，分别增长1.7%和0.3%；猪牛羊禽肉类产量114.68万吨，下降0.4%；牛奶产量141.19万吨，下降2.4%。工业：走出低谷工业缓中企稳。主要支柱产业能源工业逐步走出低谷，增加值增速由一季度的下降1.3%转为全年增长1.5%。201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其中，轻工业增长13.5%，重工业增长5.8%。分能源和非能源工业看，能源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非能源工业增长13%，增速高于能源工业11.5个百分点。从高技术产业看，高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9%，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8.9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7%。投资：稳步增长2015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826.65亿元，比上年增长8%。其中，民间投资9066.37亿元，增长7.5％，占固定资产投资的45.7%。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2.8%，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2494.29亿元，比上年增长2.8%；商品房销售面积2978.94万平方米，下降3.7%。消费：稳中趋好全省社会消费品市场稳中趋缓、缓中向好。2015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578.11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4055.06亿元，增长7.7%。在商品零售中，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商品零售额3855.55亿元，比上年增长7.8%。按用途分，吃类商品零售469.33亿元，增长16.8%；穿类524.77亿元，增长9.7%；用类2861.45亿元，增长6.2%。外贸：高速增长2015年，金融存贷款稳定增加。年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1760.61亿元，较年初新增2913.23亿元。其中，新增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2460.44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达84.5%。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32415.24亿元，较年初新增3996.96亿元。同时，对外贸易高速增长。201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1895.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8%。其中出口918.52亿元，增长7.4%；进口977.14亿元，增长18.4%。

⑸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如何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下滑。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继续下滑至6.0%，其回中答2季度增速从1季度的7.5%回落至5.2%，虽然6月单月增速小幅反弹至5.7%，但依然偏低。三大类投资中，制造业小幅回升，基建继续走弱，房地产小幅回落。

基建投资增速继续回落。1-6月基建投资增速回落至3.3%，其中6月单月增速-1.0%。基建投资疲软是今年以来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具体看，1-6月，三大类基建投资增速涨少跌多，电力热力燃气水、交运仓储邮政均降至6.3%。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偏弱，2季度财政支出增速从1季度的10.9%下滑至5.3%，对基建投资扩张形成制约。

⑹ 综述2012我国国内经济形势 ，并对2012我国经济状况谈谈你的看法

今年以来，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内主动调控房地产市场和化解投融资平台风险，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经济运行逐步企稳，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略高于7.5%。展望2013年，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经济运行低位趋稳，全年增长略高于7.5%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持续下行态势，企稳回升明显后延，超出预期，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从全年走势看，当前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年增长略高于7.5%。
——经济运行机制出现新变化
1.全球经济、贸易的相互影响明显加深
年初以来，欧债危机出现反复，发达经济体陷入低迷或衰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较小，对发达国家依赖程度较深，经济收缩步伐明显加快，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均大幅下降。我国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步甚至更大幅度的下降。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对全球增长贡献的上升，我国经济减速、进口收缩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明显扩大，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日益凸显。本轮经济回调中，外需萎缩和内需收缩形成恶性循环，经济下行压力比预期更大。
2.地方政府投资扩张能力下降
今年5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与2009年相比，政策传导不畅，效应低于预期。除了力度相对较小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投资、配套能力明显下降。一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以后，房地产开发商减少土地购置，土地出让金收入明显下降;二是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大幅缩减了对投融资平台的贷款;三是受速度效益型模式的影响，经济增长逐季放缓，财政、税收收入增长大幅回落。此外，风险约束明显增强，地方政府投资比以往更加理性。
3.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5月份以来，货币政策开始明显放松。M2增速企稳回升，社会融资总量也大幅增加，然而实体经济新增中长期贷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回升缓慢。在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和内部结构深刻调整时期，投资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风险厌恶等，投资扩张受到抑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所降低。
4.去库存持续时间长于以往
新世纪以来，我国商业库存调整呈现比较稳定的规律，库存周期一般持续38至40个月。根据历史经验，本轮去库存应在年中结束。但是，由于本次危机持续期长，加上产能过度扩张以及前两年的高增长，企业对经济增长、物价走势持有过度乐观预期，库存维持在较高水平。当内、外需求同时收缩时，被动去库存幅度偏大、时间偏长，导致工业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
5.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在制造业持续走低、工业产能利用率不足的同时，非制造业保持活力，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在东部增速放缓的同时，中、西部地区总体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就业状况总体平稳，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此外，产业梯度转移速度加快，新产品研制、销售周期缩短，质量提升;机器替代劳动的趋势日益明显，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
——四季度有望小幅回升，全年增长略高于7.5%
近期一些积极因素正在积累。一是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促使世界经济短期向好。自欧央行实施直接货币交易(OMT)、美联储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QE3)后，英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短期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提振消费信心，我国出口增长将逐步回升。二是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总体有所改善。9月份，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及新兴市场国家PMI指数都出现回升。我国PMI指数也结束了连续4个月的下降，特别是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回升1.1和2.2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原材料购进指数已经止跌回升，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呈回升态势，将推动企业回补原材料库存和增加需求。四是内需短期呈企稳回升态势。基础设施投资回升和房地产市场回暖，固定资产投资维持稳定增长态势;在房地产销售回升、长假等拉动作用下，消费实际增速将略高于上年。五是企业盈利环比改善。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3.1%，降幅有所收窄。其中，8月份环比上升3.93%，而且不同类型企业盈利环比均实现正值增长。此外，去年四季度工业生产、投资、出口等增长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也为今年四季度企稳回升奠定了一定基础。
目前，三大需求总体均呈企稳回升态势，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小幅回升，预计全年GDP增长略高于7.5%。8月份，大宗商品、鲜菜等价格上涨，CPI出现季节性回升。四季度受PPI回升传导，以及油料、肉禽及制品等价格回升，物价存在一定上涨压力。预计全年CPI涨幅略低于3%。
基于上述分析，今年将是新世纪以来GDP实际增速与预期目标最接近的一年。在欧债危机反复恶化、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成绩来之不易。尤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是在经济持续下行中，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积极化解投资融资平台风险，有效控制通胀，成效显著;二是正确对待经济增速小幅下降，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并取得新的进展;三是在财政收支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积极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支出大幅增加，对促进消费增长和保持社会稳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3年经济运行有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基本稳定
从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看，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征兆更趋明显。2013年，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国际环境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国内原有竞争优势、增长动力逐渐削弱，新优势尚未形成，市场信心和预期不稳，经济运行处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
——全球经济仍处危机后的调整期
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调整期，结构改革不到位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难以根本改观，金融危机的影响呈现长期化趋势。同时也应看到，发达国家实施再制造业化战略，以互联网、新能源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美国今年底和德国明年的大选，使美国和欧盟经济政策的连续性面临不确定性。OMT和QE3短期内对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市场避险情绪、提振需求预期都有积极作用，但由此引发的新一轮为防止本币升值的全球性货币宽松竞赛，对短期资本流动和物价上涨都将产生影响。在货币宽松的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状况依然捉襟见肘，被迫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应对主权债务压力，不利于结构改革的推进，也限制了政府支持需求扩张的能力。另外，地区冲突、宗教矛盾和主权争议等问题加剧，对大宗商品供给、资本流动和经贸往来可能形成负面冲击。
首先，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8月份，美国中位数房价同比上涨13.4%，新开工房屋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市场持续回升。商业零售保持平稳增长，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危机后的较高水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平均超过78%，接近危机前水平。9月份，失业率下降到7.8%。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现阶段美国潜在增长率为2.5%左右，创新活力使其保持了较强的弹性和竞争力。短期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就业和债务压力。低就业增长将影响消费的可持续性，财政紧缩不利于经济复苏，也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
其次，欧盟将维持零增长或轻度衰退状况。欧债危机处置进程缓慢，但总体仍沿着预期方向发展。随着欧洲稳定机制(ESM)和OMT的实际运转，以及财政联盟的推进，欧洲金融市场有逐步趋稳的可能。但如何摆脱高失业率 (11.3%)、高通胀(2.7%)与零甚至负增长状态，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金融市场稳定只是第一步，实体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足、内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短期内难见明显成效。
再次，日本经济有所放缓。2013年，灾后重建和电力供应恢复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日本罔顾历史事实挑起的钓鱼岛争端，对中日贸易和全球分工链的冲击将持续一段时间。针对QE3，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并试图走出通缩，采取巨量投放货币的措施，其影响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最后，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不足。随着新一轮货币宽松，大宗商品价格会逐步走高并维持在相对高位，这将有利于资源出口国投资和消费的恢复。在金砖国家增速放缓的同时，随着资金向发展中国家回流，土耳其、印尼、尼日利亚、波兰等国将有一些新亮点。但由于创新潜力总体不足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新兴市场回升动力仍显不足。
——我国总需求增长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1.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近十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1.7%，比同期全球贸易年均10%的增幅高出1倍。其中，出口年均增长21.6%，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5%上升到2011年的10.4%。但今年以来全球贸易明显偏离了历史趋势。结合明年总体国际形势和以往经验推算，并考虑到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以及结构调整升级等，预计明年出口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
2.消费增长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在本轮经济持续下行中，就业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为消费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房地产销量持续回暖，与住宅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家具等消费将有所回升;根据汽车购置周期和原油价格走势，汽车及石油制品消费将保持稳定增长;受通胀预期影响，珠宝和贵金属消费因保值需求出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13年消费增长14%左右。
3.投资增长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首先，房地产投资回升力量不足。随着商品房销售回暖，且销售增速超过新开工面积增速，以及土地购置面积增速降幅收窄，市场主导的房地产投资将出现小幅回升。但与今年相比，明年保障房施工套数、施工面积和新开工面积均有所下降，保障房投资增速将明显减缓。其次，出口不振和产能过剩、利润偏低，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长。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增长密切相关，明年出口增长相对低迷，出口拉动的投资动力不足。今年企业盈利水平普遍下降，众多企业出现亏损，自有资金不足，投资扩张动力减弱。再次，根据“十二五”规划部署，公路、铁路、地铁、水利等基建投资明年仍有一定增长潜力。但地方负债率较高，税收增收困难而民生类支出压力较大，局部地区风险约束明显增加，基建投资扩张能力受到限制。预计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左右。
4.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受新一轮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短期资本回流，都可能推高明年的CPI。食品供求总体处于紧平衡格局，国际、国内供给冲击或货币宽松都容易使物价上涨预期转化为上涨现实。随着PPI逐步回升，将部分传导到CPI。明年物价综合压力将略有上升。再考虑要素价格改革等，应为CPI上涨预留一定空间。
综合判断，2013年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期，国内需求面临一定下行风险，物价上涨压力有所上升，全年经济增长与今年大体持平。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为我国经济在寻求新平衡的过程中保持基本稳定，并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建议将2013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7.5%，CPI为4%左右。这一方面与“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逐步衔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向市场传递积极、理性的调控信号。
需要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到三季度已持续了10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发布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增长也明显偏离了2002-2011年10.6%的季度平均水平。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运行机制的变化，对宏观调控目标、手段和传导机制也需要重新认识。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
我国M2占GDP比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今年前三季度，货币供给趋于宽松，反映市场资金状况的银行理财预期收益也逐步下降。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负债同比增速持续下降，而财务费用同比增速却维持在30%以上。经济下行中企业利润总体下滑，非金融类企业盈利空间明显缩小。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总净利1.02万亿，同比下降1.54%，非银行上市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4%。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3亿，占比高达53.6%，同比增长18.2%。
宽货币与高资金成本并存，从直接原因看，一是企业经营风险加大，不同信用等级、贷款期限之间的利差开始扩大;二是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议价能力相对提高，综合成本上升;三是受贷款规模和监管指标限制，银行信贷供给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体制外循环;四是信托公司、小贷公司及其它借贷中介的融资成本较高，普遍在10%以上。根本原因则在于金融过度垄断和中小银行发展不足，严重扭曲了资金配置。
——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
近5年来，我国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26%，年均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今年1-8月份，出口仅贡献0.61个百分点，出口下降是今年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鼓励和支持出口的政策作用十分有限，除了全球需求疲软外，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
不少外贸企业反映，我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社保缴费过高;今年以来FDI一直负增长，而且部分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转移性质;个别国际品牌关闭在华生产基地。随着我国要素价格上升，出口竞争优势逐步由低成本向规模经济、产业聚集效应转变。当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内部市场不振时，规模经济、产业聚集对成本上升的抵消作用也在减弱。上述因素的变化，可能预示我国出口竞争力开始出现下降迹象。根据商务部监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已经持续小幅下降。
——增长阶段转换中的财政可持续性
今年以来，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财政增收压力逐渐增强。1-8月份，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增长10.8%，比去年同期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仅增长4.2%，中央财政收入下降6.7%。在推行结构性减税的同时，基层税务机构迫于增收压力，各种非税收入大幅增加。部分地区名在减税，实则加负。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阶段和税制特点决定了发展中国家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增长阶段转换期到来之后，7%左右的经济增长将成为常态，依靠非税收入应对财政持续减收，无异于竭泽而渔。与此同时，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往往会明显增加，且具有刚性，中央、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面临考验。这不仅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工作方式，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而且需要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福利体系的建设也应与财政能力相适应。
——确立宏观调控新思路
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时，之所以将8%作为我国经济增速的目标底线，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就业。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成为当时宏观调控的基本逻辑。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失业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状况保持了基本平稳。
与此同时，由于速度效益型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过快下滑，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企业赢利能力和水平滑坡，亏损面不断扩大，财政金融风险则可能集中爆发。因此，需要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通过需求管理，以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长大幅度滑坡为重点，从而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为微观主体的调整和增强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争取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把矛盾和问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
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并重，推动增长动力平稳转换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调整期，有效的结构调整和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全球性力量尚未形成。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2013年，全球进入新一轮货币宽松期，但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我国总需求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需求政策与供给政策结合，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增强政策弹性和有效性，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培育新竞争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以降低企业税负和稳定地方财力为重点，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涵养财源为目标，积极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切实防止因增收压力而加大企业负担。落实研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加速企业折旧，促进企业技术改造。适当提高中央预算赤字水平，扩大财税政策的回旋余地。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的支持，提高地方政府基本保障能力，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扩大房产税、资源税试点范围，积极培育地方政府新税源。加快研究地方债的相关规则和管理方法，积极稳妥地扩大地方债发行试点。
——以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稳定货币供给为重点，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一是通过外汇占款、央票余额变化及公开市场操作，保持基础货币必要的增长，及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必要的流动性。二是保持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波动中的相对稳定。针对全球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适当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保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三是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其贷款对象集中于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可放开贷款额度控制。四是适当放松对过桥贷款等限制，支持与产业升级相伴的兼并重组。
——以促进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为重点，进一步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
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相关调控政策，努力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一是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限购政策，使其既能充分发挥在限制投机、投资性需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又不影响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的及时释放。二是实行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上调首付比例，防止因货币政策调整造成购房人支付能力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进而造成市场需求和房价的大幅波动。三是适当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和增加二手房供给。四是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给方面的调控作用。加大北京等热点城市的土地供应，缓解供求矛盾，同时稳定房地产投资。
——以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采取必要的信贷、税收等措施，支持企业关闭、并购、联合、重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促进竞争性领域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限期清理阻碍市场进入的各种规定，尽快在放开市场准入、放松经济性管制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注意把产业区域转移与技术改造、产业升级密切结合，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落实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产品的支持，对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加大对宽带、研发创新基地等先进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增强产业创新升级后劲。
——以推动增长动力转换为重点，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既有中长期增长动力转换的因素，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的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进展不平衡，部分基础行业和要素领域价格不顺、放开不够、竞争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抑制了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空间的释放。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方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必须重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在保持经济运行基本稳定的同时，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同时，建议研究在国务院设立综合改革机构，减少部门利益制约，负责研究、拟定进一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综合改革方案。

⑺ 中国近五年经济增速是多少

看短期用显微镜，看长期用望远镜。本篇报告的主要目标是探讨未来五年相对而言更有确定性的一些趋势。对于宏观分析来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对短周期密切跟踪，捕捉宏观变量变化对于资产价格的边际影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中长期趋势进行判断，因为它往往更深刻地影响资产定价环境。中长期研究更具有“粗线索”的特征。在《为什么我对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不悲观》中，我们曾指出：短期波动本质是经济各要素的周期性均值回复，中长期则包含着一些内生趋势性。短期看上去天衣无缝、一定能够成立的几十条逻辑，放在长期可能都是细枝末节，即并不是不对，只是并非是事情的关键。对中长期判断最重要的，是找到那条最关键、最具有确定性的逻辑。

趋势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台阶，步入“中速增长阶段”。

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四十年，经济增速在呈现周期性的同时，整体是震荡下行的，中间有几个阶段下台阶，这反映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收敛。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应有一定的相似性。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过程来看，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劳动力驱动（代加工、出口产业链）、资本驱动（基建、地产产业链）两个阶段，未来将进一步走向技术、生产效率和商业模式驱动（中高端制造、服务），第三个阶段所匹配的经济附加值更高，但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降低。

如果我们把7.5%以上视为高速增长阶段；6%-7.5%视为中高速增长阶段，未来五年，经济增长可能会进一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比如实际GDP增长在5-6%之间。

从2018年-2019年的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经济增长6.6%，其中出口和地产投资增速处于偏高阶段（均近10%）。2019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2%，其中地产投资增速处于偏高阶段（前三季度10.5%）。如果2020年之后的未来五年出口和地产都进入更常态的增速，则隐含的经济增速会进一步有所降低。从对经济短周期的判断来看（2020年上半年补库存），我们估计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可以在6.0%以上，2020年之后进一步走低。

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将带来一系列影响；但总的来看，可以为转型留下更大的空间。

趋势二：第三产业增速继续高于整体。

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信息、技术服务、商业、文化娱乐、餐饮、金融、教育、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等领域。

从过去20年的经验看，除少部分时段（2003-2004、2008、2010年）之外，绝大部分时段第三产业发展均高于名义GDP增速。2017-2018年领先幅度收敛；2019年前三季度则差值再度有所走高。从占GDP的比重来看，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0%，一般认为这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数据之一。2016-2018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至52%左右，2019年前三季度为54%。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70%以上，估计未来10-15年中国经济中第三产业比重将进一步走高。对于未来五年来说，预计第三产业增速将继续高于整体。

这一趋势的影响容易被忽视。比如近年制造业投资整体偏低，这一方面固然和经济形势、融资环境有关，和库存周期等经济短周期波动也有关，另一方面它也和一些新兴服务业的崛起不无关系（比如健康服务、网购、物流、本地生活O2O、文旅、泛娱乐的兴起），即有一些社会资本投向了这些增长更快的行业。

趋势三：基建在经历了近两年的超低增长之后，增速逐步向合理值回归。

关于基建，一种常见的认识是投资回报率低；但实际上，由于基建多数属于公共服务产品，不能完全市场化定价，基建的主要收益在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性”，即基建的完善会提升所覆盖区域内工商业以及居民部门的效率。比如过去十年，中国日益完善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显著提升了产业链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并实质性减轻了区域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市场分割。对于一个人口密度较大，且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基建无论在需求带动上的意义，还是在营商环境、产业链效率上的意义，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建投资在2014年之前维持20%的增长；2015-2017年大约在15%左右，2018年下降为1.8%，2019年前三季度为3.4%。简单来看，基建从高速增长一下子至超低速增长，没有经历中间阶段。这一过程的主要背景是中国经济推进了一轮金融去杠杆和实体去杠杆，它在约束了债务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基建一定程度上的硬着陆；同期经济下行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地方财政支出。

换句话说，2018-2019年年中的超低基建增速是经济下行压力、金融去杠杆、债务机制规范等因素下的综合结果，1-2%的增长并不完全代表合意增速和合理增速。2019年Q3起基建有进一步修复的迹象。在“专项债新政”之后，基建增速连续回升。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指出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拥有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到205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统计局亦指出，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在民生领域、区域发展方面，还有大量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我们理解就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阶段来说，维持一定速度的基建增速仍是需要的，增速在名义GDP（7-8%）附近的速度是大致合理的。预计未来五年，基建增速将逐步向合理值回归。

趋势四：都市圈化成为新一轮城市化主线索，城市半径和区域格局进一步变化。

城市化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偏“小城镇化”，即以发展县域城市为主，严格控制大中城市人口规模；另一种是“都市圈化”，即围绕一二线城市和它们的周边城市，形成一些类似卫星城格局大型都市圈。

2019年2月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未来要“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4月8日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继续加大户籍改革力度，特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推进城市群，培育都市圈。中小城市“分类施策”，“收缩型中小城市”要转变增量规划思维。

8月26日的中央财经委会议进一步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10月15日，41个成员城市共同发布《长三角城市合作芜湖宣言》。

按照发改委都市圈规划，2022年是第一个里程碑，“都市圈同城化取得明显进展”；2035年要“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那么，未来五年将是都市圈化战略推进的重要时段，预计围绕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南京、武汉等一线和准一线城市将形成不同定位、不同类型的都市圈。

都市圈化正成为新一轮城市化主线索，它将会产生一系列深刻影响。参照国外经验，我们理解未来可能呈现的趋势包括：1）人口可能会进一步朝都市圈核心城市集中；2）城市半径会有变化，核心城市的城市半径将显著扩大；3）区域经济格局会有进一步变化，不同都市圈可能会强化不同的产业优势，会变成某类或者某几类核心产业的产业中心。

趋势五：消费整体稳定于名义GDP附近的速度，一二线的看点是消费新形态，三四线看点是品牌化和消费升级。

有一种常见的认识是当前“消费低迷”，并归结为种种原因。但实际上，第一，消费基本上是和名义GDP相关，2012年之前消费增速高，是因为名义GDP增速本身也高，而如今增长阶段不同，增长水位不同了；消费实质上在和名义GDP一起下降，且属于GDP驱动的要素中相对最有韧性的；第二，消费超高增长的阶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驱动是地产系消费，比如汽车、家电、家具、装修，在这些度过高增长阶段之后，消费显著高于名义GDP的阶段也就过去了。目前的消费到了一种常态阶段。

从美国1970年以来的数据看，个人消费支出增速与名义GDP增速高低互现，但增速水平大致相当，过去50年前者年均增速较后者略高0.3个点。

从中国近两年数据看，2017-2019年消费均略低于名义GDP增速，但差距不大。2018-2019年消费大项中汽车增速偏低。如果汽车大致恢复常态，我们估计消费可能会在名义GDP增速附近。

预计未来五年消费大致会处于这样一种稳定增速，即名义GDP上下零点几个点。这样的消费数据算不上好，但也算不上差，就是常态。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个总量概念。分结构来看每个部类都有自己的特征，比如烟酒和化妆品与名义GDP周期相关；通讯器材自身行业周期性明显，在有的年份会显著偏高；中西药品则一直略高于名义GDP。

总量增速上不会有太大的想象力，消费的主要看点在于以下几点：

（一）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总量规模并不低的高净值人群，对中高端消费形成相对稳定的支撑。

（二）人口密度高、劳动力成本低、移动网络渗透率高等特征决定了新商业模式的总量门槛容易达到，且边际成本偏低，于是消费形态创新在中国比较容易出现，也容易有“现象级消费”。

（三）在棚改（房地产化）之后，三四线的消费渠道化、品牌化和消费升级具有深厚的宏观基础。即使是一些定位偏低端消费的新消费渠道，它在实质意义上也是完成的对县域市场传统杂货店的替代和升级。

⑻ (二)基础设施用地仍将持续增长

基本判断: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当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我国经济也处于转型的新阶段,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回落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各级政府均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当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我国经济也处于转型的新阶段,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回落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都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自2009年起步入快速增长通道,2009年供应超过10万公顷,同比增长110.7%。在保持连续两年增长的情况下,2011年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再次出现高速增长,供应面积超过20万公顷,增幅高达80%。

交通运输用地供应增长最快。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包括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特殊用地和其他土地等五类,2011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占基础设施等其他用地的98.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增长较快,增速都超过了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增长最快的是交通运输用地,其次是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中交通运输用地同比增加了127.25%,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同比增加了100.23%。尽管高铁建设放慢脚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势头强劲,以公路建设为例,据交通运输“十二五”规划,2015年高速公路将达到10.8万公里,二级以上公路将达到65万公里,均超过十一五期间的建设速度,尤其二级以上公路年均建设里程数是“十一五”的1.7倍。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升。自2010年起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2012年第一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更是同比下降2.1%,第二季度出现好转,投资增速由负转正,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4.4%,前三季度基础设施同比增长10.2%,全年增长13.3%(图3-1)。从2010年开始各地部署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但从目前的投资情况看,资金的增速滞后于供地的增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2011年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比重为35.6%,2006年中央财政所占比例15%左右。近两年,地方政府深陷债务危机,同时由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2011年以来,建设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密切关注,加强分析,避免用地的无序扩张,保证用地的节约集约。

图3-1 基础设施用地供应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