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业外迁

1. 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低端制造业外迁对当地影响

低端制造业外迁，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
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2. 上海还能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吗

不可能了，正在向金融中心转型，成本高昂，土地面积不够

3. 上海以什么产业为主，发展趋势是哪些行业

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化工区新增项目增量的推动下，总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第三产业中，金融、信息、交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行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不会改变。
从需求拉动看，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轨道交通、世博会配套工程等一批项目加快推进，全年投资增幅有望保持上半年的水平。消费品市场继续保持稳定运行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预计达到12%以上。外贸出口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从收益分配看，一方面，随着今年收入分配改革措施的出台，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将适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有望稳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将有一个稳定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预计下半年工业企业税金和利润仍将保持上半年平稳增长的趋势，企业效益进一步好转。
全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249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5%；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额分别增长1.7%和3.5%。能源供应方面，本市今年电力供应的迎峰度夏形势比前几年有明显改善，能确保的供电能力达1880万千瓦左右，可以保证城市正常运行以及居民生活用电和重点企业生产用电需要。土地供应方面，近年来本市加强土地调控，实行土地储备，盘活土地存量，基本能够保证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这些都为下半年本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受原材料和工业品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上海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水平同比下降0.3%，两者落差为3.3个百分点。受市场和资源的两头挤压，工业企业盈利空间缩小，其中石化和钢铁行业所受影响较大。上半年，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27.6%。受国际铁矿石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国内钢材价格下跌的影响，精品钢材制造业利润下降40.9%。
其次是人民币升值和国际贸易摩擦对本市外贸出口的影响应予关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我国出口企业形成的压力不容忽视，换汇成本的上升对出口企业的利润产生影响，尤其是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经营困难。此外，贸易摩擦范围已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并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对此需密切关注，有效应对。

4. 为什么现在深圳发展缓慢，上海也产业空心化，中国的的制造业到底开始向哪里转移呢

偏远的山区

5. 为什么说上海仍然是我国的制造业中心

现在的上海，给外界更多的是其作为全国的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很难联想到上海的制造业。看一看上海的洋山港、外滩、浦东这些地区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制造业了，那里只有酒店、娱乐、写字楼、港口、银行、酒吧，已经见不到工厂了。

目前，上海已经把现代制造业基地作为未来的发展定位之一，这是上海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具体行动。上海在大力发展金融、贸易、航运等产业的同时，也会在现代制造业发力，如装备制造、造船、大飞机、电子、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全球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制造业城市。

6. 求科普，上海为什么要把制造业外迁

以为，上海不是资源城市，普通的工人在上海不是很多（上海发展方向是金融为主的梦想城市），所以要求向高精尖等服务行业转化，才限制了很多的 制造业。

大的造船工业，电力设备，现在部分在上海还有业务，但是大多数 制造，已经分发给外省市或者由外省市的员工在工作。

7. 上海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香港产业空心化吗

有可能哟，上海以后可能会变成金融的地方

8. 中国“十三五”就业图谱：私营个体就业占比过半，制造业从业者“西迁”

2021年，“最难就业季”再度降临，909万高校毕业生将再创新高。
就业优先，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不断凸显。从“十三五”时期来看，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500万，5年分别新增1314万、1351万、1361万、1352万和1186万人。其中，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影响，就业仍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还显示，2016-2019年我国就业总人口也基本保持稳定状态。
但进一步来看，“十三五”时期我国的就业格局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发展态势，这也形成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就业发展趋势的基本参照。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过去5年我国就业格局主要出现了三方面变化：首先，我国正式进入私营、个体经济就业时代，2019年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占比总就业人口超过50%；其次，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持续下跌，2019年已经跌穿2亿人，并且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口出现了一定的“西迁”和“减员”现象，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则已超过3.5亿人；再次，我国6岁以上总人口中，本科学历比重提至接近7%，其中富裕省份的“学历挤压”现象变得更为明显，例如北京本科以上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35%。
展望“十四五”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步入就业市场，我国整体就业局势的复杂程度还将进一步提升。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应对好未来的就业问题，我国需通过进一步激活私营和个体经济发展活跃度，并从鼓励激发创新创造的角度获得解决之道。
我国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
“十三五”时期，我国就业局势的首个突出变化是，城镇就业人员占比上升。
2015年，我国总就业人员为7745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10万人，而到2019年，虽然总就业人员几乎维持不变，但城镇就业人员却增至44247万人。
变化更大的是，私营和个体单位在我国就业中的作用增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为28077.1万人，而2019年升至40524.4万人，上升44.33%。
这也意味着，2019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突破50%，我国正式进入私营和个体就业时代。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这背后受诸多因素影响。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私营企业发展活跃、持续壮大。以2020年为例，我国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为64516亿元、同比增长4.1%，而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为14861亿元、同比下降2.9%，私营企业为20262亿元、同比增长3.1%。
其次，“十三五”期间我国大力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私营企业数量不断攀升；再次，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也逐步成劳动者青睐的选项。
上述趋势在一些省份表现极为明显。数据显示，从2015年底到2019年底，全国共8个省份的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增长超过70%。其中，陕西增速超过100%，位列第一，河南、福建和山东四省增速超过80%，黑龙江、河北、安徽和青海四省增速超过70%。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多是此前非私营就业占比偏高的省份。作为对比，浙江、江苏等历来私营和个体就业活跃的地区，“十三五”期间增速并无明显表现。这事实上也反映，一些省份在“十三五”时期经济结构加速优化，并有力推动了就业结构转型升级。
以黑龙江为例，作为国有经济主导型较强的省份，2015年该省城镇就业人员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13.3%，而同期广东城镇就业人员中的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比仅约6.3%。
但到了2019年，受老龄化和人口外流影响，黑龙江总就业人口下跌，并且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已跌破10%，同时其他单位、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却均增长，分别从2015年的151.6万人、185.5万人，升至2019年的169.8万人、187.5万人。
陕西也类似。作为工业发达、大企业林立的省份，2015年陕西就业总人数为2071万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224万人，占比超过10%。2019年，陕西总就业人数仍为2071万，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已降至187万人，但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非总就业人员）却快速上升到803万人，较2015年的449万人出现大幅上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趋势在“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演进，一方面随着我国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劳动者的观念和选择也在持续变化，包括更加关注就业岗位创新性、成长性而非简单的稳定性。
制造业“减员”现象明显
从我国总的私营和个体就业情况看，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容纳了最多就业人口，2019年分别在整体私营和个体就业人数中占15390.2万人和5907.4万人。
但是，这两个行业在整个“十三五”期间的就业增长情况并不一致。其中，与2015年进行对比，批发和零售业的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增长36.47%，而制造业仅增长12.82%。
事实上，如果从城镇就业维度看，我国制造业整体从业者“减员”明显，2015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人员为5068.7万人，而2019年降至3832.0万人；2015年底城镇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为2770.3万人，但2019年底小幅上涨到2984.8万人。换句话说，城镇私营和个体、非私营的就业人员中，制造业就业总人数从2015年的7839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6602.3万人，合计降幅达到15.8%。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制造业“减员”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首先，制造业是经济稳定的“压舱石”，需有效增强其支撑能力；其次，我国拥有较全工业产业链，这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依托，需进一步巩固强化；再次，一般来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若大批从业者从第二产业退到第三产业，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会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部工业比较优势的逐步消退，我国制造业从业者也出现了一定的“西迁”趋势。例如，2015年四川省的制造业从业人员为591.23万人，2019年上升至600.62万人；2015年贵州制造业就业人员为850526人，2019年上升到937205人。
其中，以私营和个体就业从业者的涨幅明显，2015年贵州私营和个体制造业从业者分别为261932人、163735人，2019年分别上升到361293人、280192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统计年鉴显示，2015年北京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者仍然有119万人，但2019年已大幅下跌到只剩86.9万人。
当然，也有一些中西部省份出现了制造业“减员”情况，但降幅较小，例如重庆2015年制造业从业者为236.13万人，而2019年下降到221.59万人。
总的来看，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由于成本上涨等因素，我国制造业正出现两股迁移浪潮，一是不少低端制造业外迁至东南亚、印度等地，二是从我国东部内迁至中西部地区。
相比东部，中西部具备较大人工、土地、电力等成本优势，以城镇私营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来看，北京、天津、上海平均工资最高，北京达到78361元，天津与上海也达到了66150元和62475元。这一工资远超吉林、青海、甘肃、湖南等地不足4万元的水平。
未来，我国制造业尤其是东部制造业的发展，不能再依靠简单的成本效应进行竞争，而是要依靠规模效应的突破，也就是各地制造业必须打造产业“集聚效应”，以产业集群的模式“突围”。目前，各地也都在积极布局不同的产业集群，以促进制造业做大做强。此外，科技创新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用越来越大，品牌、技术等都将成为我国制造业“突围”关键。

9. 工业企业加速外迁，城市会不会“空心”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进一步加快开放，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善，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境外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在国家宏观调控的大趋势下，东部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东部急需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东西部产业转移正进入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然而，尽管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从目前来看，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的局面还没有出现。与此同时，国内东西部差异继续扩大，国际产业转移竞争日趋激烈。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挑战下，加快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形势迫切。 ——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渐成气候随着中央提出了“鼓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增加西部大开发投资”等促进东西部产业转移政策列为中央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各部委也在积极探索加快东西部产业转移步伐。目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渐成气候。近年来，东部发达地区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难于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加上受资源、劳动力成本、环境、市场等综合因素影响，资本向外扩张的需求强烈，长三角、珠三角、闽南地区大批产业已开始梯度转移。我国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主导号召到市场自发探索期后，在近期中央宏观政策的引导下，突破了初期的粗放形态，以市场为主导，呈现三大特征：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大项目不断增多；投资来源多元化，来自东部“三大区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投资增多；第二产业项目具有投资额大、产值高等特点，第三产业成为投资热点。 ——四大动力促进东西部产业转移进入战略机遇期东部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市场，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经过多年的财政投入和市场调整，西部也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再加上国家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各种政策推动，东西部产业转移正进入大规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1．资源问题是导致产业转移的直接原因东部发达地区经过长期经济高速发展，造成资源紧张，直接带来土地、劳动力、水、电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上升，沿海发达地区纷纷把工业或工业的加工环节向内地扩散，其本身则由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工业调控中心。 2．中西部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我国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如在西部大开发中，我国西部的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新开工建设60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约8500亿元。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和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的空间配置更趋优化，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产业转移来支持正常运营。 3．市场拓展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潜在和现实的庞大市场成为东部地区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与转移的重要驱动。 4．东部产业结构调整、传统产业转移是必然选择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产业面临升级的压力，东部地区目前都将发展技术密集产业作为地区新一轮产业优化升级的选择。如在珠江东岸以深圳、东莞、惠州为主的电子信息产品产业群和西岸以广州、佛山、江门、珠海为主的电器产品产业群，聚集了大量知名的高新技术企业。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是，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和转移低层次劣势产业，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国际战略竞争及东西部差距使产业转移迫在眉睫尽管西部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预期的东部产业大规模向西转移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东西部之间的差显巨并没有缩小。从国际背景看，东西部产业转移是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竞争的战略需求。我国东部人力、水电气成本，土地成本高，挤压了投资上的利润空间，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周边的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纷纷出台更为优惠的措施，吸引走了数额极高的外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指出，不少国外企业开始向越南、印度、束埔寨等地设厂布点。一旦中国商务成本继续抬升，这些企业就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一带的分厂。从国内形势看，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经济发展的现实挑战，东西部产业转移是缩小东西部差距的必由之路。东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通过东西部产业转移，为消除东西部差距提供了现实可能。首先，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有助于解决西部大开发面临最紧迫、最难以解决的资金不足问题。其次，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将为西部省市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推动西部省市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区域经济的承载能力提供机遇。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关系着我国经济协调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因此，紧迫的现实从客观上需要国家在转移产业方面给予支持。一方面要加快扩大开放，积极探索引进外商投资的新形式，吸引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到西部投资国家鼓励发展的西部优势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东西部区际联系，保证产品、服务、特别是生产要素流动，建立各地区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促进东部产业转移向西部转移，推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近期在广东、浙江、天津、重庆、西安等省市调查时发现，尽管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东西部产业转移大多是零星的、企业自发进行的。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企业呼吁：东西部产业转移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但与此同时，如何调动东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探索东西部互利共赢机制，已成为当前我国推动东西部产业转移至关重要的问题。 ——产业转移：“转出地”存在各种障碍产业转移过程中，通常认为对承接地来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对产业输出方，看法就比较复杂。特另是在现行财税制度以及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之下，尽管东部沿海地区也迫切需要将传统的高耗能、低效益的企业转移出去，从而获得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但出于一些地方短期利益的考虑，对企业外迁却往往并不鼓励。东部地区对企业外迁、对外投资缺乏积极性，主要源于这样的担心：一是大量建设资金外流、税源流失、财政收入减少，二是可能会出现外移产业“空心化”问题，三是短期内会影响当地的充分就业。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部地方政府对企业外迁大多持不积极、不鼓励态度。重庆市外经贸局外资项目促进处处长蒋中全抱怨说，重庆听说上海准备进行大规模产业“腾笼换鸟”，就组织团队兴冲冲前往洽谈承接产业转移事宜，没想到得到回应是：“我们已经在上海市郊区划出很大范围接受这些企业，外地来的招商项目免谈。” 为了避免“产业空心化”，政府要做的是改善环境、搭建平台，在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做好引进来的工作，提升产业结构。如杭州目前正在发展软件、商贸业；宁波则侧重发展重化工业，这些新兴产业一旦发展起来将为地方经济长远发展提供新的基础。 ——联合建立工业园区探索建立共赢机制国家大力推动东西部产业转移，市场层面也存在产业转移的需要，但到目前为止，成规模的产业转移却并未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部地方政府动力不足，东西部之间缺乏产业转移的互利共赢机制。目前，东部一些省份也在积极探讨与中西部省份联合建立工业园区，探索建立共赢机制，如浙江与新疆签订框架协议，欲在新疆已批园区中设立“浙江工业园”。重庆市外经贸局外资项目促进处处长蒋中全介绍，重庆也多次与浙江、江苏等省的开发区多次接触，探讨能否在重庆开发区划出一定范围设立“园中园”，双方共同招商，利益分成，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但由于涉及财税政策、土地宏观调控等问题，目前各地的探索都还无法正式启动。在产业转移方面，东西部地方政府特别是各级开发区携手合亟待有新的突破。东部开发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减弱，土地紧张、人力成本增高，而中西部的开发区则恰恰具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土地、资源丰富，人力成本低等优势。东西部开发区存在错位发展、合作共赢的巨大空间。东西部省区的不少部门都提出，目前各地在探讨东西部产业转移的“园中园”等合作模式时，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分产值、分税收”的问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调整，需要国家的统筹支持。能否允许少数有条件的省区对跨区域产业合作进行尝试，积累经验，例如可以从国家级开发区开始，赋予其创新职能，允许探索一条东西部产业合作共赢的机制。国家应鼓励东部地区开发区利用资金、管理、人才等优势与西部地区开发区进行合作开发，按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分享利益，这样既可以有计划引导东部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又可以节约企业调研费用，以获取经济规模效益。在这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措施，鼓励东部地区开发区和企业通过租赁、股份经营等方式在西部地区现有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内设立“区中区”“园中园”；鼓励东部地区开发区和企业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资源富集区、口岸地区按国家有关规定和政策新设立工业园区，国家在用地政策上给予倾抖等。 ——“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模式值得借鉴目前在省际之间搭建互利共赢的产业转移平台尚未有真正突破，但在一些省区内部却已有这样的探索，模式和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广东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目前广东省14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中，已有8个市建立了15个对口的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已开工项目71个，到位投资额近3 0亿元。据测算，1 5个产业转移工业园按规划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值1 7 8 0亿元的经济规模，年可实现利税128亿元。广东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关键，是将珠三角的优势产业与投资所在地的资源、人才等优势对接，同时在制度上进行创新，重新调整各地方利益。通过两地政府“结对子”，双方按照合作协议，由山区或东西两翼地区政府在本地原有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中，整体或部分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设立产业转移园区，由珠三角地区政府负责组织规划、投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并按商定比例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利益分成。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实行“利益共享”原则，对园区产生的税收和各种规费的地方分成部分，由合作双方按协议分成，从而实现了产业输出地和承接地的“双赢”。目前，省内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在省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突破，而要在省际之间探索“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模式，需要更高层面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推动。 ——加强规划引导构建东西互动平台为推动东部产业向中西部顺利转移，国家应加强规划引导，同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构建东西部互动平台。商务部提出实施“万商西进”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推动1万家境外或东部企业到中部六省投资，并可延伸到与中部相邻、条件相近的西部地区。与此同时，还计划将赣州、郴州、武汉、合肥、芜湖、新乡、焦作、太原等地，培育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基地。“万商西进”受到各地欢迎，认为是商务部推动东西部产业转移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中西部地区范围大，地区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着很大差距，除制定总体规划外，应重点制定特殊区域和重点领域的区域规划，开发与保护规划，并确定一批重点经济带（区）、资源和产业综合开发区、旅游经济开发区、都市经济区等；制定若干个专项规划，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土地及自然资源开发规划、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城市化发展规划等。该规划系统是引导东部企业参与中西部开发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推动东西部省区政府间的高层会晤和工作协调机制，建立日常工作联系，加强沟通、协商和配合。推动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等资源协作区域的政府间合作，促进东西部结对帮扶地区、国内友好城市、开发区及高新区等互助协作区域的政府间合作。同时建立和完善投资贸易平台，构建东西部地区公共信息平台和专业信息平台，帮助企业科学决策，引导东西互动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