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德海运

1. 公办大专院校哪个最好

公办大专院校最好的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内最早独立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院校之一。建校以来，深职院人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教育教学理念、办学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创造了中国高职教育的多个第一。

校园总面积236.02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58.84万平方米，其中教室10.75万平方米，图书馆5万平方米，体育馆2.58万平方米，实训实习场所10.08万平方米。

现有固定资产总值22.39亿元，其中教学仪器设备总值8.69亿元。图书馆藏有纸质图书253.9万册，电子图书130万册，电子期刊60.54万册，中外文数据库46个，音视频16.07万小时。

师资力量：

截至2016年5月，全校共有教职工2209，在编在岗教职员工1623人，正高208人，副高647人；博士297人；国家优秀教学团队2个，国家教学名师2人，省级教学名师8人，珠江学者2人，特聘鹏城学者5人。

教职工中现有专任教师1155人，校外兼职（课）教师共1272人。专任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82%。

国家级教学名师：朱光力、刘红燕。

省级教学名师：朱光力、窦志铭、王晓利、刘红燕、谢利娟等。

截至2016年5月，该校有国家级精品专业1个、国家级示范专业12个、省级示范专业17个、国家级精品课程53门、省级精品课程16门。

截至2016年5月，该校承担各级各类项目3526项，全校科研经费总量累计达到4.51亿元，2002年以来连续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07年以来连续7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应用研发特色突出，获得国家专利授权961件，软件著作权登记203件，共完成技术（知识）转移项目1863项，到账经费1.85亿元，科研成果转化收入达到2364.31万元。主导或参与制定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37项，学术专著162部。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2. 明代的君主集权制度对历史有何影响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 、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 、编定《大明律》

4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 、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 、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犹以中原为最。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 赋役制度

3 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史称：“洪（武）、永乐、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元明这际战乱造成的户口减少等问题逐步解决：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

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见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万余顷；十二年增加27万余顷。（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万余顷。）二十四年时，全国官民田数为387.4万余顷，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来新开辟的耕地。

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国征粮2610余万石；26时增至3279万石。12年间增加600多万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后期的500万石到永乐时已达2345万石。一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钱也由洪武时的400余万锭增至永乐后期的1500万锭。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此外，潮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东临清、登州、河北直沽、辽宁金州、海州等地，造船业都很发达。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见书 P252-253）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初由官办设13处铁冶所。洪武28年，改为民营税1/15。官矿衰、民旷兴。产量在以永乐到宣德升7倍。

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 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机，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 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网络”，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四年（ 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海运失败，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张居正采纳了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清丈土地：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三、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1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2 东林党议

第四节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

1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南方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开发，商品市场更加繁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农耕工具增至 122种，渐臻完备。明末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反映了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进步，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突出标志。在此基础上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福建（闽江三角洲）、浙江（长江）等地水稻早晚间作，一年两熟，广东（珠江）甚至出现三季稻，“连岁三四收”。水稻品种繁多，占城稻等优质稻得到推广。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有的高达五、六石，甚至个别地方岁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产量相当可观。北方、北直隶地区也开垦了更多的水稻田；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等地区，麦、豆、玉米或谷子或黍或稷的二年三熟制已成为一种基本耕作制度。明代轮作夏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清前期在江南一带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产量继续提高，湖广的黄梅、荆州以及浙江、福建、四川的某些府县，上田亩产至五六石或七八石。）除稻米外，明清时期北方黍粟类产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意义更为重大。蕃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开始在闽粤、江浙四省种植，因其耐旱且高产，口味也好，“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逐渐向北移植，至清代已推广到全国，“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原产美洲的玉米（正德以前即传入中国），也于明嘉靖年间经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并逐渐移植内地，并未受太大重视，明后期，主要在西南和东南少数分散的地方种植，并渐渐成为山区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明末，它成了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清代于全国范围普遍种植，“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增强抗灾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并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

2 粮食生产区扩大：（长江中游、汉江流域）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湖北平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人口较为稀少，大量土地未被开垦。整个西南山区，广东、湖广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还有未加系统开垦的可耕地。明中叶，北方地区的农民困天灾人祸（如黄河多次泛滥）纷纷从河南、山东、淮河等地迁出，他们中一部分迁到江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山区，一部分则来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也此同时，江财、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劳动者，也开始较大规模地移居到湖广地区，尤其是江西省人，在湖广地区垦种土地者人数最多。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流民，则滞留在汉水流域的荆襄山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垦荒围湖，渐渐定居下来，开广耕地，使湖广地区成了明朝新兴的粮食产量。

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展，形成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著称的专业地区。例如晚明开始在福建种植烟草，康熙年间已传至湖南、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种茶、腊、苎麻、蓝靛一类经济作物占到全部土地 1/3），烟草占地则至6／10～7／10，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江南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阆中。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斑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 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铱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与商业资本活跃：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古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筐！佣金银1两；缫丝，每日佣金银4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回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这些商帮，在此厉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另有闽商“货潮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经济空前繁荣。首先老城市商业更加兴盛。有一类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以及诸王封地开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军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业兴盛而格外繁华。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四方之人威鳞集焉”。其次，新市镇大量涌现。沿运河的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性城市。由于长江上游的开发，长江在东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兴起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城镇，成为商业中心。其中汉口日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江浙地区的新兴市镇星罗期布。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手工业的比重在城镇经济中明显增加，这是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和传统城市经济最大的不同。如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嘉善的千家窑镇则“民多业陶，甓植繁兴，贸迁日伙”。仅江南苏、松、杭、嘉、湖 5府地区，以工商

3. 六安名人

孙家鼐（1827—1909年） 寿县人。清末名相。咸丰九年（1859年）参加殿试时，被皇帝朱笔点为头名状元。光绪四年（1878年），受命授光绪帝读书，任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光绪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使、工部尚书兼顺天府尹。戊戌变法时，孙家鼐参与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活动。光绪二十四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掌管学务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官至太子太傅。
柏文蔚（1876—1947年） 寿县人。早年与陈独秀在安庆先后组织励志学社和岳王会等反清组织。1905年，他率领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成员加入同盟会。民国元年（1911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厅长。1923年，奉孙中山之命，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他是国民党的“一大”、“二大”中央执行委员。1926年秋，任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曾积极从事反蒋活动。
方振武（1885—1941年） 寿县人。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1913年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历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职。1929年，因反蒋被扣押，1931年获释。一年后，潜往山西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1933年5月，加入冯玉祥领导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军总司令，在察哈尔东部地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被誉为“抗日名将”。此后，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走香港。1941年在广东被害。
朱蕴山（1887—1981年） 六安市人。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讨袁运动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随后，在安庆组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蕴山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受到通缉。1927年，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参与起义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真诚合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
司徒越（1914—1990年） 寿县人。姓孙名方鲲，字剑鸣。1933年毕业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1938年在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40年后从事教育工作。1963年在寿县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司徒越的书法艺术独树一帜，饮誉中国书坛。其书法正、草、隶、篆、甲骨文、金文兼优，尤以狂草见长，形成了刚健豪放、婉转流畅的独特风格，为海内外所推崇。1976年他的书法作品被选送日本展出，并选入日本出版的《中国现代书道展》一书。此后又陆续在西德、芬兰展出，并传入美国、港澳等地。1987年又被日本收入《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和上海出版的《当代书法家墨迹诗文集》。同年，《司徒越书法选》出版发行。曾发表《鄂君启节续探》、《关于芍陂始建时期的问题》、《草书獭祭篇》、《书法的结字与章法》等重要论文。
洪学智 金寨县人。1913年生。1929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同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排长、连长，团、师、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支队长、副大队长、团长，苏北盐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辽西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十三军军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
孙大光 寿县人。1917年1月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建立后，任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副部长等职。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1975—1985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地矿部部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后任中顾委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皖西籍将军名录（1955—1964年授衔，共108位）
上将：洪学智
中将：皮定均 杨国夫 李 耀 张贤约 陈先瑞 林维先
徐立清 陶 勇 梁从学 曾绍山 滕海清
少将（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世方 卜万科 于 侠 马琮璜 王凤梧 王远芬
王奎先 王海清 王德贵 方子翼 方升普 邓忠仁
吕仁礼 邬兰亭 刘健挺 刘善福 齐 勇 关盛志
孙仪之 杜 彪 严家安 苏焕清 李 发 李书全
李世安 李发应 李国厚 李家益 杨中行 杨以山
杨克武 杨银声 杨植亭 肖全夫 肖选进 吴宗先
吴诚忠 吴瑞山 何桂成 佘积德 余 明 余品轩
余嗣贵 闵鸿友 汪乃贵 汪少川 汪家道 宋 文
宋承志 宋维械 张 忠 张行忠 张希才 张宜爱
张贻样 张震东 陈 宏 陈 祥 陈发洪 陈伯禄
陈宜贵 陈鹤桥 林 彬 林乃清 周发田 周时源
胡继成 胡鹏飞 查玉升 赵 俊 赵遵康 桂绍忠
桂绍彬 顾 鸿 徐光友 徐体山 徐其海 徐国夫
高先贵 涂学忠 陶厘清 黄仁廷 曹广化 戚先初
康烈功 董洪国 程 明 程业棠 傅绍甫 傅春早
曾先池 詹大南 詹化雨 漆远渥 熊 挺 潘 峰

4. 吕四有哪些名人

吕四产生过骆宾王、武宗皇帝、麻勒吉等名人。

具体如下：

1、骆宾王

最早与吕四有联系的历史名人是被称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骆宾王才华横溢，誉满天下。由于他不满武则天篡唐自立。然而事与愿违，最后骆宾王兵败，为躲避武则天的追杀，骆宾王逃到了荒凉的海岛，最后终老于此，那个海岛就是吕四。

武则天为了防止骆宾王在吕四再次起义，严令当地官员晚上必须在海边点满灯笼，这个习俗一直流传到解放前，被吕四人称为：天后灯笼（天后指的就是武则天）。这是史书对吕四的最早记载。

2、武宗皇帝

另外一个与吕四有联系的名人就是明代武宗皇帝。

正德年间，武宗皇帝微服游江南，遇上狂风暴雨，漂到了吕四，饥肠辘辘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姓吴的渔家姑娘，姑娘给他送来了饭菜，后来武宗皇帝离开了吕四，临别的时候赐她龙凤镯，许诺第二年就接她进宫。

武宗回京不久，吴姑娘因为怀孕在身，被父亲毒打跳海而死，武宗悲痛之余赐封吴姑娘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并为她建了庙宇， 吕四当地人叫海神娘娘庙。

海庙晨曦也是吕四八景之一。遗憾的是解放前吴妃冢和海神庙都被毁，不过幸运的是海神庙门口的奠基石没有被毁，石头上所刻海波无极四个字乃是乾隆皇帝真迹。

3、清代两江总督麻勒吉

解放前吕四有座麻公祠，供奉的也是一个与吕四有联系的名人：清代两江总督麻勒吉。

麻勒吉是满族贵族，也是清初江苏最高行政长官，当时为了防止郑成功从台湾海峡起兵，所有全国的海岸线全部封锁，吕四渔民无法生活。

面对这种情况，吕四士绅彭兆旗不顾年迈带着吕四人的全部希望到南京面见两江总督，麻勒吉实地考察以后终于开海，给了吕四人一条活路，然而却得罪了朝廷，最后麻总督被押解北京，死于狱中。

消息传到吕四，所有吕四人家披麻戴孝，并在吕四建立麻公祠，以怀念这位刚正无私的父母官，可悲的是麻公祠也毁于解放前。

(4)上海正德海运扩展阅读：

吕四的发展沿革

1989年，南通市把吕四港开发列为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南通市开发吕四港办公室”，负责规划、协调开发吕四港的具体工作。同年10月，江苏省政府批准吕四港为二类口岸正式对外开放。

2006年5月，国务院将吕四港作为南通港扩大对外开放的港区，列入了国家“十一五”一类口岸开放计划。

2009年5月11日，国家交通运输部正式批复，吕四港区获批成为临时开放口岸，吕四海运综合码头等4个码头获准临时对外开放。

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吕四港口岸作为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

5. 招商地产的管理团队

孙承铭/董事长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船舶机械制造与修理专业，获学士学位，后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历任招商局货柜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局仓码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招商局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招商局集团总裁助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贺建亚/董事总经理
工程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通信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后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蛇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系统主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企业管理室副主任、主任，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伟/副总经理
研究员，毕业于同济大学结构工程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吴振勤/董事财务总监
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上海海运学院水运管理系，获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历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财务处科长; 交通部船舶检验局财务处处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本公司财务总监；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杨志光/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结构工程专业，后获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开发部副经理、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建新/副总经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9年获得首批“深圳市国家级人才”认定。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工民建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首席绿色低碳官、总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建筑总公司下属公司副经理；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地产集团副总经理兼招商局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立/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自动化系。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院分院副院长；蛇口工业区建设规划室建审部经理；深圳招商地产工程管理中心总监，深圳招商地产总经理助理。
朱文凯/副总经理
经济师，毕业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运输管理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蛇口招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招商地产企管部经理、策划部经理、策划中心副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
孟才/副总经理
工程师，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获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南山开发公司房地产部副经理、经理；深圳市南山开发实业公司总经理；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副总经理；香港信和集团联席董事；香港嘉里建设（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张林/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获学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中国自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计划处兼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公司副总经理；深圳中航集团中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百安居深圳合资公司、华南区总经理；百安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王正德/总经济师
高级会计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经济师。历任本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深圳半岛基金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何 飞/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本公司广州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佛山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晞/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策划设计中心总经理；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策划设计中心副总监、营销策划中心副总监、策划部副经理。
刘 宁/董事会秘书
经济师，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械加工专业，获学士学位。2000年完成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后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1998年起从事证券事务工作，2001年被聘为证券事务代表，2004年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主任，2008年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6. 漕运的历代漕运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穆公下令从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用庞大船队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送几千吨粮食到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东南），是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发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从扬州引入长江水经过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从水路调兵运粮。三年后吴王夫差扩展邗沟，开荷水运河，接通泗水。 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多用车载（山路或用人畜驮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辇”。
秦汉秦始皇攻匈奴时，从山东向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转运粮食；攻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粮。楚汉相争，萧何将关中粮食转漕前线以供军食，对汉军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后，每年需从关东运输大量谷物以满足关中地区贵族、官吏和军队的需求，转漕逐渐制度化。汉初，每年运量为几十万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万石，以后又增到四百万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据桑弘羊的建议，令民纳粟补吏、赎罪，各农官又多增产，政府掌握的粮食大增，漕运一度增到每年六百万石，一般则仍保持在每年四百万石左右。漕运用卒达六万人。由各地护漕都尉管理，沿途县令长也有兼领漕事的。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此外，在武帝连年用兵和开发西南时，对军队所需的粮食也都进行了费用浩大的转漕运输，甚至漕转一石，沿途要耗费十余钟粮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漕转关中，费用浩大，需时很长，动员人力很多，特别是漕船要经过黄河三门峡砥柱之险，粮食损耗很大。为此，西汉政府曾先后采取过多种改进办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开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据大农郑当时的建议，用三年时间，沿秦岭北麓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路程和时间大大缩短，运输费用从而减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这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时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之粟以供京师，这种做法，对缩短漕运路线，减少漕运压力，避开砥柱之险，起了良好的作用。
东汉建都洛阳，从山东、河北、江淮等地转漕粮食到京师，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砥柱之险，改善了漕运困难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罢了护漕都尉。但此时漕运事业仍有一定的发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荥阳（今荥阳县东北）到千乘（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筑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黄河徙道后混流的黄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来的漕粮自淮河入汴，北来的漕粮循河、洛而西，使京师粮食供应不忧匮乏。这是东汉漕运事业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时王霸击匈奴，曾从温水（即漯余水，流经今北京北）漕运军粮，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在沮（今陕西略阳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间数十里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该地区粮食运输紧张的状况。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转漕问题就是运东方的粮食以实长安，从全局来看，最重要的转运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于成皋（今河南荥阳西五里）。西汉时东方的粮谷多从此西运，东汉时置敖仓官，属河南尹管辖。 淮河、长江流域是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积谷为要务。孙吴都京口（今江苏镇江），曾疏凿杜野（今镇江市东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苏丹阳市北十余里）的徒阳运河。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后，又开凿小其（今江苏句容东南十七里许）至云阳西城（今句容县南唐庄）间三十余里的破冈渎，立仓储粮，以避长江漕路风涛之险。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颍、洧、渠四水，开贾侯渠、讨虏渠、淮阳渠与百丈渠，这一运河网东南沟通江淮，便于运兵运粮、屯田积谷。西晋末，鉴于徒阳运河位于地势高仰的镇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倾北泻的状况，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节制了河水的流失。东晋时，为改善江淮间的运输条件，曾对邗沟进行多次整治。邗沟与鸿沟、汴水等运河开通以来，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干。谢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遇泗水洪流，军粮运输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东南六十里的吕梁河等泗水支流。东晋时还于彭城之北开人工渠，使汶、济、泗诸水相通，泗水过彭城西，入汴通黄河。北魏经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仓十二处，储漕粮以供军需。
这一时期，针对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状况，还建造了许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运载能力增强。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县治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汜县治东北二十里）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陕西运渠所在沿岸置黎阳、河阴、常平和广通等仓。召募运丁，运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粮食。灭陈后，长安粮大部由江淮输送。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储粮二千六百万石。
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险，东南运路长年失修，故唐廷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分别在河南陕州与巩县）的巨量积粮。开元中期，官府机构膨胀，特别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粮物需求剧增。天下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唐廷组织数千漕船，年运百余万石江淮租粮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长运法”为转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则，于沿河就势设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仓以待。三年运七百万石，省脚费三十万贯。天宝元年（742），李齐物于三门峡附近凿开元新河；不久后，韦坚又开挖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终避开了运道下段的车载陆运。这期间最高运额达四百万石。安史之乱，东南漕路曾一度中断，转以长江入汉水，由陆路抵扶风（今陕西凤翔）。广德元年（763），刘晏主漕政，针对时弊作全面改革：开决汴河、疏浚河道；以盐利为漕佣，雇人运输；于河沿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创纲运法，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运；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黄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则，改进转般法；据各航段水情分造运船，训练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动荡，年运江淮米多为百余万石，少则五十万石。德宗时中原藩镇割据，扼断运路，韩■从镇海军（驻江苏镇江）载江南粮，武装押运，直抵中原、关中，转般法中止。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复刘晏时的漕运水平。唐末漕政大乱，年运江淮米不过四十万石，至关中仅十余万石。
贞观六年（632）设“舟楫署”管理漕政，后因不敷需要而废罢。中期以来，因漕运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转运使等职，主管漕政。纲运制度形成后，制定相应奖惩制，责成地方长官分负其责，后进一步明确由沿河县令主持所在地段漕运事宜。 北宋漕粮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黄河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淮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籴，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一百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发运司的本钱从一百万贯渐升，最高达三百五十万贯，除保证六百万石的年运量外，真、泗二仓还有数年储备。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宋初东南六路漕米数目不定。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岁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至道始于995）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于1008）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运河设施改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漕运常额，自景德三年（1006）定为六百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暂减为五百五十万石。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均由运河运送。另如徐州冶铁，年运数达三十万斤。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南宋漕运体系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中心作重大调整。建炎年间，江浙、湖广、四川粮大多运往沿江重镇及抗金前线，后改运临安，运数大致仍六百万石。诸路中，江西独居三分之一，长江及江南河为运输主干，采取官运为主、商运为辅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故大运河中段改南北取直，东移山东；海运兴通，漕运进入新阶段（见元代海运）。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道入大都，但因旧运河失修，只能采取水陆联运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凿济州河，引汶、泗水经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至须城（今山东东平）安山，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属今山东）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全线沟通。此外，至元十八年凿成纵贯胶州湾与莱州湾的胶莱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联运路线：运舟从江苏淮安顺黄河（黄河“夺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东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胶莱河，再经海道至直沽。
内河漕政的管理于至元十九年始趋完善，江淮都漕司负责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苏六合）段，京畿都漕运司接收前司漕粮，负责中滦（今河南封丘南，黄河北岸）至大都粮运。二司各于其关键地设行司、分司，以求上下衔接，年运粮三十万石。元代纲运划为两大组进行：短运（军般、短般），其中又分两段：南段由吕城（属今江苏丹阳）驻军运至瓜州，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由瓜州运至淮安；长运，募民船承运，从瓜州起运至淮安，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入淮，再由中滦、济州分司派员分领纲船。官府另于运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负责各所在地屯田粮的运输。
海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中书省，其“左司”下辖“粮房六科”中的“海运科”为具体办事机构，主要则由分处南北的两大组织系统承办。南方的“承运”系统最终定名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治平江，今江苏苏州）；北方的“接运”系统为“都漕运使司”（驻直沽河西务）与“京畿都漕运使司”（驻大都），前者主要负责接纳海道粮，兼及其他各路南来物资，后者将南来粮物运入大都各仓。南北两大系统各拥有布局合理的粮仓。 明代漕运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征运漕粮的有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六省。漕粮又按供应地区的不同区分为南粮和北粮。其数额，宣德时最高达六百七十四万石。成化八年（1472）始规定岁运四百万石的常额。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后，连漕粮改折（约一百至二百万石）在内才勉强达到此数。主要征自南直隶和浙江，约占全国漕粮的六成。除漕粮外，还有白粮，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供纳，岁额二十一万四千石。均系当地出产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粮为京、边（北边）军饷，白粮供宫廷、宗人府及京官禄粮。
漕运的组织与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之。后废漕运使，置漕运府总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领卫军十二总共十二万七千六百人，运船一万一千七百只，另遮洋总（海军）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只，专职漕粮运输，称为运军。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县总书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户部和漕府派出专门官员主持各地军、民粮船的监兑和押运事宜。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粮长下设解户和运夫，专供运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运为主，河、陆兼运为辅。一由江入海，经直沽口至通州，或径往辽东；一由江入淮、黄河，自阳武县陆运至卫辉府，再由卫河运至蓟州（今河北蓟县）。江南漕运，则由江、淮运至京师南京。以承运者而言，海运为军运，余皆民运。雇运权是一种辅助形式。永乐年间因迁都北京，粮食需求日增，而海运艰阻，遂整治大运河，即从杭州湾通往北京的漕河。其办法：一是疏浚会通河，造漕船三千余只，以资转运。二是在运河沿岸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和天津五处建置漕粮仓库，亦称水次仓。
漕运方法历经改革，在明代趋于完善，计有：
①支运法（即转运法）。永乐十三年漕运总兵官陈■推行。规定各地漕粮就近运至淮、徐、临、德四仓，再由运军分段接运至通州、北京。一年转运四次。农民参加运粮即免纳当年税粮，纳当年税粮则免除运粮，其运费计算在支运粮内。民运的比重约占支运的四五成。
②兑运法。宣德五年陈■等推行。各地漕粮运至淮安和瓜州，兑与运军转运；河南于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总海运；山东则于济宁兑与军运。军运的费用由农民承担。
次年，始定漕粮“加耗则例”，即按地区的远近计算运费，随正粮加耗征收，于兑粮时交给官军。起初兑运与支运并行，其后兑运渐居优势。
③改兑法（即长运法或直达法）。成化七年漕运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兑运的军官过江，径赴江南各州县水次交兑。免除农民运粮，但要增纳一项过江费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仓支运粮为改兑。自此，除白粮仍由民运外，普遍实行官军长运制度。
为维持漕运，国家规定漕粮全征本色，不得减免，严格限制漕粮改折。只许在重灾、缺船或漕运受阻等严重情况下才实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时正、耗各项合计在内。漕运的费用由粮户承担，包括运费、运军行粮及修船费等，均按正粮加耗派征。由于漕政腐败，各级官府贪污聚敛，加耗杂派层出不穷，农民的负担极为苛重，通常为正粮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运者无论民运或军运，都是繁重的徭役。农民被金点应役，荒时废业，艰苦万状，又遭风涛漂没，官吏勒索，势必负债赔纳，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纷纷逃亡和反抗斗争。一般运军下层，亦遭受同样的苦累及长官的克扣，不断出现逃亡现象。
明朝各省规定的漕粮份额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东：375000石
湖广：250000石
南直隶：1794400石
苏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应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镇江府：102000石
扬州府：97000石
安庆府：60000石
凤阳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宁国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庐州府：10000石
广德州：8000石 清代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七十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总数由一万零四百五十五只升为一万四千五百只，而实际运于漕运的仅七千只左右。每船装运量不得超过五百石，另可装土产往返各口岸行销（后因运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辖所属军卫，遴选领运随帮官员，责成各府会齐、佥选运军等；坐守水次，监督、验明漕粮兑换，面交押运官，并随船督行至淮安，呈总督盘验。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运。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由镇江道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分二批载运北上。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海，行四千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一百二十万石左右。
晚清时期发生了一系列与漕运有关的事件，最终导致漕运的衰落：
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后期，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成为整个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
1853年后，太平天国占据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带十多年，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战争极其惨烈，期间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包括扬州、清江浦、临清、苏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创，部分甚至全部焚毁。
1855年黄河改道后，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废。从此漕运主要改经海路。
1872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轮船承运漕粮。
1901年，停止运河漕运。
1904年，撤废漕运总督。
1911年，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从此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7. 廊下的历史是。。。

金山地区在6000年前即已成陆，东晋时期海岸线远在今岸线以南的王盘山一带，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动。金山地处滨海平原，古东江、青龙江贯穿南北，既有渔盐之利，又有航运、灌溉之便，经济开发较早。春秋时期，不但已有聚落，且有城堡建立。相传西周康王在金山北麓筑金山城，亦名康城或东京城。秦置海盐县。南北朝时先后分海盐东北境置前京、胥浦两县，县治都设在今金山南境。隋代一度并入盐官县。几经分合，到唐天宝十年分海盐北境、嘉兴东境、昆山南境置华亭县，金山属华亭。清顺治十三年为松江府娄县地。清雍正四年始置金山县，县治设于金山卫城。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金山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杭州湾的形成，金山海岸不断内坍，风潮海溢频繁，常使内陆成为斥卤之地，至清雍正年间才基本稳定，千余年间海岸后退近20公里，大片平原沃野被吞噬入海，大小金山成为海中岛屿。杭州湾的形成，又使金山成为太湖流域重要的海运港口和军事要冲。五代以前，大小金山附近为古金山港，福建等地航商，经常在此泊船贸易；五代吴越时，曾在古金山港口筑城堡戍守；南宋驻金山水军，拱卫京都临安。南宋时，金山沦海以后，海港移至小官镇旁青龙港，更显繁荣。明洪武年间在小官镇置金山卫，统领7个干户所，辖境东起宝山，西达乍浦，左右策应，绵亘几百里的沿海地带，堡墩林立，防务整肃，并有巡海船40艘驻卫，屹然为太湖流域东南之屏障。明成化年间，堵塞青龙港口，加固海塘，增强了对海潮灾害和外敌入侵的防御力量，然太湖东南出海口从此完全封闭，水流北出黄浦，境内河道流速减低，钉螺革生，成为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地区。海思虽有减轻，而南旱北涝则加剧，严重威胁到农业生产。金山卫也因失去海港条件而日趋衰落，县城遂于清乾隆二十四年移治朱泾镇。
地处海防前哨和苏、浙、沪边境的金山人民，在备受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的同时，又饱经兵燹之苦，明代倭寇的多次骚扰，明末清军南下时对金山卫的争夺，清代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民国初年直皖军阀混战，都使金山人民遭受惨重损失。民国26年(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金山沿海登陆，直下沪宁，沿途烧杀掳掠，更使金山生灵涂炭，许多村镇化为废墟。晚清以来，旧中国政治腐败，苏浙地区土匪公然出没，加之官吏横征暴敛，地主残酷剥削，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长期的内忧外患，贫困饥馑，激励起金山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清宣统元年（1909年)，高旭等一批进步文人发起组织南社，本县有40余人参加。他们以文学为武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李一谔、袁世钊等共产党人，在本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地方组织——中共浦南特别支部(即金山独支)和枫径独立支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山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和盐民协会几乎遍及全县，声援北伐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江苏省委巡视员陈云领导下，组织了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农民军和赤卫队，发动了枫泾暴动和新街暴动，打击土豪劣绅，震撼了松(江)、金(山)、奉(贤)和平湖等地统治当局。，抗日战争时期，本县沦陷区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反清乡、反扫荡的斗争，袭击敌伪据点，伏击小股敌人，摧毁敌人封锁线。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策反分化国民党军警，拦截辎重船只，收缴枪枝弹药，组织工人、学生护厂护校。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迎来了1949年5月13日金山的解放。
解放后，金山开始了历史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剿匪肃特，建立基层政权，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了社会和生产秩序；开展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53年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近40年的努力，已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初步形成农副工全面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城郊型综合经济。 1966年，县境扩大后(松江县有200余平方公里面积、13万人口划入本县)，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1．64亿元。l988年底工农业总产值达18．77亿元，比1966年增长10．4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19．7％，上升到87．5％。社会总产值28．83亿元。人均国民收入2177元。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生机盎然。
1997年4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函[1997]29号）：金山县与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上海金山实业公司联合建政，撤销金山县，设立金山区，以原金山县的行政区域为金山区的行政区域。区人民政府驻金山卫镇。

8. 黄浦江航运价值

滔滔的黄浦江不仅是上海灿烂文化的象征，也是上海历史的见证。古往今来许多历史文化名人都在黄浦滩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黄浦江是历史上最早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之一，它源于青浦县的淀山湖，至吴淞口入长江，全长114公里，宽约400米。黄浦江贯穿上海百里港区，虽无名山秀岭可供观赏，但却有其独特的韵味。
明清时，“黄浦秋涛”为沪城八景之一，农历八月十八在陆家嘴可见“银涛壁立如山倒”之景。近年来，黄浦江中游有越江隧道，上游的松江县车墩、叶榭间有黄浦大桥。

黄浦江流经青浦、松江、奉贤3县及闵行、徐汇、卢湾、南市、黄浦、虹口、杨浦、浦东新区、宝山9区，至吴淞口注入长江。长113.4公里。黄浦江水系承太湖总泄水量的78%， 为太湖水系最重要的注入长江水道。流域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位处长江三角洲前缘，水势平缓，深受潮汐影响，进潮最大流速可达每秒2米，退潮最大流速为每秒1.8米。黄浦江是上海市居民主要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的水源，且具航运、排洪、灌溉、渔业、旅游、调节气候等综合功能。上游江水可供生活用水，龙华以下以航运功能为主，江面宽约550米，最大水深17.4米，航道最浅处水深9.1米。黄浦江航道从吴淞口至松浦大桥一段可通万吨级轮，松浦大桥至毛竹港可通1000吨级轮，龙华港以下两岸均为装卸区，龙华港以上局部有浅滩。上海市60%以上输入货物和98%以上外贸物资均由此航道出入，客运线年客运量在600万人次以上。
三林塘港(Sanlintang Gang) 位于浦东新区西南部。东起浦东新区与南汇县界，往西经杨思港入黄浦江。因横贯三林镇境，故称三林塘。长约8公里。河宽6～10米，水深0.8～1.8米。下游原由三林往西南入黄浦江，后因河口淤塞，1952年冬，经人工开凿，改往西北入新泾港，新泾港同时改称三林塘港。可通行30～4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1000公顷。

下横泾(Xiaheng Jing) 位于奉贤县西南部。西起俞泾塘，往东流经法华桥、新寺，与南沙港、南竹港、南横泾相交，东至庙泾港。长1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米，可航行1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1330余公顷。
大治河(Da He) 位于闵行区南部、南汇县中部。是上海市于1977～1979年期间开挖的人工河道。取拨乱反正加强国家治理之意命名。西起黄浦江，经闸港、鲁汇、宣桥，并与泰青港、奉新港、浦东运河、泐马河、五尺沟、白龙港、随塘河等交汇，东入东海。长36公里，河宽102米。枯水期航道水深4.2米，高程-2米，底宽64米。具有航运、灌溉、纳潮泄洪、排涝调蓄、冲污等功能。可通航30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3.1万公顷。
大蒸港(Dazheng Gang) 位于松江县西部、青浦县南部。又名大蒸塘。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载："塘在濮阳塘南，其地有古濮阳王墓，蒸土为之，故名。"西起松江县三尖嘴沪杭铁路桥以西圆泄泾，东迄浙江省界红旗塘。流经青浦县蒸淀、小蒸及松江县新浜等镇。长10.2公里。底高-3～-4米。为六级航道，通航80吨级船只。灌溉农田约1300公顷。是浙北洪水下泄重要通道，也是浙江、上海间的重要水上航道。
小涞港(Xiaolai Gang) 位于青浦县、松江县、闵行区界。南起淀浦河，北迄蟠龙塘。长约8公里。原名小来浦，一作小涞浦。历史上以竹冈塘与蒲汇塘交汇处以北称小涞浦。
上横泾(Shangheng Jing) 位于金山县东部、奉贤县西南部。西起万担塘，往东与南沙港相交，抵柘林，入南竹港。流经胡桥、柘林等镇。长10.3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6米，可通行5～1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1200余公顷。
上澳塘港(Shang，aotang Gang) 位于徐汇区西部。南起漕河泾港，往北经漕宝路三号桥、上澳塘，入蒲汇塘。长约2公里。可通行10～15吨级小船。
川杨河(Chuanyang He) 位于浦东新区南部。西起黄浦江，往东经杨思、孙桥、川沙，流入长江口。长约29公里。1978年11月～1980年1月人工开挖而成。有航运、泄洪、排涝、灌溉和引水冲污等功能。可通航100吨级船只。东西两端分别建有三闸港节制闸及杨思节制闸。当市中心区黄浦江水位暴涨至5.2米以上，或浦东新区遭受洪水威胁时，可打开杨思节制闸，将涨水积涝往东排入长江；反之，如浦东遇旱或水质污染严重时，可打开三闸港节制闸，引长江淡水入川杨河。受益农田2万余公顷。
女儿泾(Nu'er Jing) 位于闵行区西南部。又名吴泥泾、鱼泥泾或语儿泾。北接俞塘，南入黄浦江。长4.5公里。可通行60～100吨级船舶，且有灌溉之利。
太浦河(Taipu He) 位于青浦县西南部。因沟通太湖和黄浦江，故名。1958～1991年在天然湖荡的基础上人工开挖连接而成。西起江苏省吴江市庙港乡太湖东岸，东至青浦县金泽镇池家港村入上海市境，在练塘镇南大港处与西泖河相接。长57.2公里，流经江、浙、沪3省市15个乡镇，其中江苏吴江市境长40.5公里，浙江嘉善县境内1.46公里均是湖荡水面，上海市内15.24公里。太浦河中段，河湖众多，大小湖荡共205个，自西往东穿越蚂蚁漾、雪落漾、大龙荡、杨家荡、汾湖、东姑荡、邗上荡、马斜湖、长白荡、钱盛荡、叶厍荡等20多个湖泊荡漾。底宽110～150米，面宽200米，底高最深处在南大港-4.9米。承泄太湖流域的2/5洪涝水量，可通航60～80吨级船只。
巨潮港(Juchao Gang) 位于奉贤县西北部。亦称巨漕或巨漕港。南起庄行，北迄黄浦江。长8.4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2.2米，可通行20～4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2500公顷。
六磊塘(Liulei Tang) 位于松江县东部和闵行区中部。西起松江县北泖泾，往东与茜蒲泾、北沙港、北竹港、北横泾相交，入黄浦江。长1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5～2.4米，可航行10～40吨级船舶。
古浦塘(Gupu Tang) 位于松江县松江镇以西。西起斜塘，往东经大港镇，过油墩港，东接松江市河。长4.3公里。枯水期水深1.7～4.7米，河宽6～18米。1971年、1972年两次疏浚并截弯取直，1978年建古浦塘西套闸。可通行30～10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1100公顷。
东走马塘(Dongzouma Tang) 位于杨浦区北部。西起政修路，往南穿越四平路折而东，纳杨树浦港，往东越宁国北路，过控江新村、中农新村，入虬江。长5公里，宽20～30米，水深；低水位2.2～2.4米，高水位3.8～4米。东走马塘以江湾镇走马塘往东延伸而得名，又称外走马塘。现两岸多工厂、住宅，水质严重污染，仅有排涝之利。
龙华港(Longhua Gang) 在徐汇区东部。明正德《松江府志》卷二云："龙华港，东南至百婆桥，入于黄浦，故亦名百婆塘。"后来百婆桥也称百步桥，百婆塘亦叫百步塘。西起蒲汇塘与漕河泾港交汇处，东入黄浦江。长3.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6～1.9米，可通行10～60吨级船舶。
龙泉港(Longquan Gang) 位于金山县东部。旧名盐铁塘，又称龙船港。原从金山卫东门往北直抵松江城，1956年和1977年曾将金山卫城河至盛梓庙一段长约23公里河道拓宽浚深，还从河缺口改道往南，直通运石河。原山阳乡河缺口往西南到金山卫东门一段龙泉港改称老龙泉港。今龙泉港南起运石河，往北纳红旗港、中运河、浦南运河，至盛梓庙迄于运港，接叶榭港。长19.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8～1.8米，宽5～8米，可通行20～60吨级船舶。
北竹港(Beizhu Gang) 位于闵行区西南部。古称竹冈或竹冈塘，以冈身竹冈得名。后称竹港，1981年改名北竹港。北起淀浦河，接小涞港，南经莘庄、颛桥、马桥、闵行，入黄浦江。长约15公里余。河宽4～7米，航道水深1.1～1.6米，枯水期可通行20～40吨级船舶。
北沙港(Beisha Gang) 位于松江县东部、闵行区西南部。北起松江县张家浜，往南经马桥，至闵行入黄浦江。穿越六磊塘、俞塘。古以沙冈为名，称沙冈塘，1959年改名沙港，1994年更名北沙港。长约13公里。通航15～60吨级船只。明天顺四年(1460年)、万历七年(1579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同治三年(1864年)及1958年、1981年等曾疏浚。具排灌、通航作用。
北横港(Beiheng Gang) 位于青浦县西部，淀山湖以南。西起小葑漾，东迄拦路港。流经金泽、西岑、莲盛3镇。长9.08公里。可通航60吨级船只。太浦河开通前，是浙江通往上海的一条重要航道，东口设有船闸一座。水面宽广，风景秀丽，河两岸有上海市纺织局和园林局办的疗养院。
叶榭塘(Yexie Tang) 位于松江县东南部、金山县东部。以叶榭镇名命名。古名南盐铁塘，相传吴越王用于运盐铁，故名。北自黄浦江松浦大桥东侧起，向南流经叶榭、金山县亭新镇盛梓庙，南迄运港，与龙泉港相接。长7.3公里，底高-1～-3米，河面宽44～55米。属6级航道，通行100吨级船只，受益农田约2000公顷。
白牛塘(Bainiu Tang) 位于金山县西部。古时原为狭长湖荡，后淤塞成河道。传说湖中曾出现过白色神牛，故名。南起黄良甫港与定光塘汇合口，往北沿金山、松江两县边界，北入大蒸港。长约6.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2米，河宽15米，可通行60吨级船舶。
白莲泾(Bailian Jing) 位于浦江新区西南。西起三八河，经北蔡、花木、严桥、六里等，西入黄浦江。长22.5公里。历代疏浚次数较多，1977年曾在河口建套闸，并将下游河道浚深加宽、截弯取直，从港口至船闸一段能通行100吨级船舶，自船闸至川杨河段可通行6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2万余公顷。
西沟港(Xigou Gang) 位于浦东新区中部。曾称西沟浦。南起川杨河，往北流经张江、金桥、洋泾、张桥等4镇境，入黄浦江。长11.4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8米，可通行20～30吨级船舶。河口建有节制水闸。
朱泖河(Zhumao He) 位于青浦县西部。北起淀浦河，穿越朱家角和沈巷镇，南抵东泖河。长7.2公里，底高-1米，河面宽30～40米，通航能力为50吨级。大部分是在旧河基础上裁弯取直浚挖而成。南口建有套闸一座，起排涝、引水、挡潮、通航作用。是朱家角和沈巷两镇农田涝水南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辰山塘(Chenshan Tang) 位于松江县北部。因流经辰山东麓而得名。辰山亦称神山，故亦名神山塘。北起三官塘，南至老油墩港按沈泾塘。长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9米，可通行30吨级船舶。
运港(Yun Gang) 位于金山县东北部，南泖泾与龙泉港之间。起自亭林市河，至盛梓庙迄于龙泉港、叶榭港交汇处。长5.9公里。枯水期水深1.3米，河宽6米，可通行2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1200公顷。
虬江(Qiu Jiang) 位于杨浦区北部。西起国定路西，越国定路、淞沪路，经长海医院、沈家行后，往南越翔殷路，再与东走马塘相会，往东越军工路、上海机床厂，于复兴岛北端附近流入黄浦江。长7公里余，河面宽30～40米，低水位水深0.8～1.8米，高水位水深3.9～4米。通航能力在10吨级以下，军工路至黄浦江一段长1.4公里，可通行60吨级船只。有通航、排涝之功能。
原虬江古河道西起白鹤江至吴淞江会合口，东流经今白鹤、旧青浦、纪王、封浜、江桥、沈家行，过黄浦江至高桥镇东北注入长江，与东大盈浦、通波塘、新通波塘、蟠龙港、新泾港、桃浦、彭越浦等相交。现在的虬江仅存数段残留河道，彼此不相联通，但可分段航行，东段仍保留原名，西段1981年改名西虬江。
杨树浦港(Yangshupu Gang) 位于杨浦区西部。西北起走马塘，东南注入黄浦江。原名杨树浦，亦称杨名港、杨名浦、杨木浦、兰路港、兰州河。19世纪末叶后，人口增多，工商繁荣，"杨树浦"遂逐渐成为区片名称，为使区片名和河流名有所区别，将河流杨树浦改称杨树浦港。有航运和泄洪之利，长阳路以南可通行15吨级以下小船。
秀州塘(Xiuzhou Tang) 位于金山县西部，西起七仙泾，往东经金山县朱泾镇北折至六里庵港。长18.4公里。宋元时，是华亭县与秀州(今浙江嘉兴)间的水驿道，故名秀州塘，亦称官塘、大官塘。可通行100～300吨级船只。为金山县与浙江嘉善县之间的主要航道，受益农田约6000公顷。
沙泾港(Shajing Gang) 位于虹口区中部偏东。北起走马塘，往南经江湾镇春生桥，穿过中山北路、大连西路、四平路，南迄虹口港。曾名俞泾浦。长7公里余。是虹口港主要支流。枯水期航道水深1米，可通行15吨级船舶。水质严重污染。
沈庄塘(Shenzhuang Tang) 位于南汇县西部、闵行区东南部。东起咸塘港，西入黄浦江。长约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米。可通行20吨级船舶。
沈泾塘(Shenjing Tang) 位于松江县城西北。北起老油墩港接辰山塘，往东南到松江城西南入松江市河，长6.5公里。枯水期水深1.7米，宽约14米，可通行30吨级船舶。
张泾河(Zhangjing He) 位于金山县中部。旧称张泾。南起金山卫城河，向西北流经大石头、角里、张堰、松隐入大泖港，中途穿越东红旗港、牛桥港、利民河、中运河、前冈塘、后冈塘、荡泾和池泾等。五代时，张堰镇南有小官浦(后称青龙港)入海；张堰镇北通松江城为张泾。明成化八年(1472年)筑海塘堵塞小官浦等后，乃在金山卫西北另辟新运盐河通张堰，即今张泾河南段。长26.4公里。枯水期水深1.5～3.5米，底宽8～10米，可通100吨级船舶。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与张堰、松隐、新农等镇间主要通航河道。受益农田约1.5万公顷。
张家浜(Zhangjia Bang) 位于浦东新区中部。东起浦东运河，往西流经王港、唐镇、金桥、张江、洋泾、花木、严桥等镇境，至塘桥入黄浦江。长17.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8米，宽6米，可通行15吨级船舶，受益农田2600余公顷。张家浜与洋泾港、西沟港和川杨河等西口水闸已形成完整的引排水系统，不仅可引淡水灌溉和冲污，且能排除内涝。
张家塘港(Zhangjiatang Gang) 位于闵行区中部、徐汇区南部。西起新泾港，东入黄浦江。长约8公里。枯水期水深1.2米，可通行2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530公顷。
奉新港(Fengxin Gang) 位于南汇县西南部、奉贤县北部。北起大治河，经蔡桥、头桥，南迄浦南运河。长10.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9米，河宽4米，可通行3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1200公顷。
拦路港(Lanlu Gang) 位于青浦县西南部，淀山湖东南，介于大小莲湖之间。西北起淀山湖口淀峰，东南至东方红大桥接东、西泖河。为淀山湖主要泄水通道。"拦"原多作"烂"，以"烂路"得名，或说因过去河上无桥，两岸交通受阻，故名。长8.7公里。底宽30米，淀峰附近底高为-3米，河面宽80米，水流湍急。清代为华亭、奉贤、娄县、金山、青浦5县运粮入湖通道。为五级航道，系苏申外港线的主要河段之一，灌溉农田约1300公顷。
金汇港(Jinhui Gang) 位于奉贤县中部。北起黄浦江，往南经金沙、齐贤、光明、奉新，穿越浦南运河、随塘河，以及里护塘、人民塘、团结塘等海塘入杭州湾。长约22公里，底高-1～1.5米，底宽44～90米。原名金汇塘，北段为冈泾塘，南段为和尚塘。现为奉贤县最大引排水河道，占全县引水量52%，排水量60%，南北两端均建有节制闸，汛期洪水可开闸排入杭州湾。可通行100～30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2400公顷。
周浦塘(Zhoupu Tang) 位于南汇县西北部、闵行区东部。东起咸塘港，往西经题桥、陈行，至塘口入黄浦江。西口建有船闸。长10.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5～3.4米，河宽8～10米。可通行10～10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3000余公顷。
泗泾塘(Sijing Tang) 位于松江县东北部。古称泗泾，因纳通波塘、外婆泾、洞泾、张泾4水而得名。西起通波塘，东流过洞泾入北泖泾。长8.65公里，底高0米，河面宽度在27～58米不等，最宽处于泗泾镇西一段达80米。通航能力为40吨级，受益农田1000余公顷。
泖河(Mao He) 位于青浦县东南部和松江县邻接处。河道昔宽如湖，原名泖湖，又名团(一作圆)泖，为"华亭三泖"(团泖、大泖、长泖)之一。西北于青浦县练塘镇东方红大桥处接拦路港，东南至松江县石湖荡镇泖河村与小斜塘相连。承接淀山湖和太浦河来水。为黄浦江上游主要河段。长10.5公里，河面北狭南宽，宽度100～500米，最宽处达700米。底宽平均50米，底高在-1米以下。通航能力：北段为500吨级，南段为300吨级。受益农田约1万公顷。南北各有沙洲：北沙洲名泖塔圩，分泖河为东西两支，西泖河接太浦河来水，东泖河接西大盈港来水，洲上旧有唐澄照禅寺和泖塔，现寺毁塔存；南沙洲名小独圩，面积约30公顷，分泖河为南北两支。南支宽300米，因淤浅，已筑簖养鱼，不通航。北支又称中图漕，为今主航道，宽120米，底高-1米，通航300吨级船只。
春申塘(Chunshen Tang) 位于闵行区中部。又名莘村塘。西起北竹港，往东与北横泾、马屯港相交后，入黄浦江。长9.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2米，可通行10～3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2000公顷。
南竹港(Nanzhu Gang) 位于奉贤县西部。北起黄浦江，南流经南桥、新寺、柘林，入运石河。长约19.4公里。可通行20～40吨级船舶。
南沙港(Nansha Gang) 位于奉贤县西部。北起黄浦江，南流经邬桥、法华桥，至胡桥汇上横泾后南入运石河。长约18余公里。兼具排灌、通航之利。
南横港(Nanheng Gang) 在青浦县西部莲盛镇境内。西起大葑漾，穿越任屯荡、山秦荡，东至拦路港。长9.8公里。底宽15米，底高-1米，河面宽度为40～75米。杜赖村以西为新开河段，以东为原横港。拦路港口有节制闸。是太浦河北片西水东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柘泽塘(Zheze Tang) 位于青浦县中部。旧称柘溪。北起淀浦河，南至青浦与松江两县交界处接官塘。长5.7公里，水深2.5米，可通航60～80吨级船只，灌溉农田1300余公顷。
赵家沟(Zhaojia Gou) 位于浦东新区北部。东起随塘河，西流经顾路、杨园、东沟、张桥4镇，经浦东大道九号桥，再经东沟入黄浦江。长9.2公里。枯水期水深1.8米，可通行4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1.1万公顷。
面杖港(Mianzhang Gang) 位于金山县西部。西起浙江省嘉善县潮泥滩，水源来自长泖，往东北流经兴塔，北入秀州塘。长12.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2米，底宽5～10米，可通航15～3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4000余公顷。
咸塘港(Xiantang Gang) 位于南汇县西部、浦江新区西南部。或说曾名曹家沟、都台浦。南起大治河，往北与东盐铁塘、沈庄塘、周浦塘、盐船港相交，经过航头、下沙、沈庄、周浦、御桥，入川扬河。长20.3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8米，宽9米，可通行10～100吨级船舶，为南汇县西部主要南北向河道之一。受益农田约5800公顷。
虹口港(Hongkou Gang) 位于虹口区南部。亦名沙洪、穿洪或洪口。于嘉兴路桥附近接俞泾浦，稍南，有沙泾港来汇，再东南流过鸭绿江路桥、汉阳路桥，南入黄浦江。长1.5公里。枯水期水深1.5米，宽5～8米。可通行30吨级船舶。
俞塘(Yu Tang) 位于松江县中部、闵行区南部。西起通波塘，向东流经马桥、北桥、塘湾、吴泾入黄浦江，并与洞泾港、北泖泾、北沙港、北竹港、北横泾相交汇。长24公里，底宽4～6米，底高0米，河面宽27米，通航能力15～30吨级。为松江县东部和闵行区南部农田排灌和调节水量的主要河道之一，受益农田约5000公顷。
洞泾港(Dongjing Gang) 位于松江县东部，通波塘和北泖泾之间。北起淀浦河，流经泗泾、洞泾、卖花桥等集镇，南入黄浦江。原北起泗泾塘，南流至茸北镇、龙树庵转西南通环城河。1971年废除龙树庵至环城河段，利用旧河道向南挖通黄浦江。1972年在泗泾塘疏浚小洞泾通淀浦河，合名洞泾港。长19.5公里，底高0～-1.5米，河面宽31～35米，通航能力20～25吨级，灌溉农田1600余公顷。是松江县北水南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洋泾港(Yangjing Gang) 位于浦东新区西部。南起自华漕达，往北越浦东大道七号桥入黄浦江。长4公里余。枯水期水深1.3～1.8米，河面宽6～10米，可航行15～40吨级船只，有排洪和灌溉之利。
胥浦塘(Xupu Tang) 位于金山县西南部。西南会浙江省平湖县上海塘(与金山县境交界处)，往东纳南来六里塘，北流接中官塘后折而东与惠高泾相汇。相传为吴国伍子胥所凿，故名。长8.7公里。河底高程-4～-5米，河面宽40～60米，可通行100吨级船舶。
圆泄泾(Yuanxie Jing) 位于松江县南部。西起松江县与青浦县交界处，上接大蒸港，东汇斜塘入横潦泾。以圆泖泄水入浦，故名。古名悬星泾。长5.73公里，底高-1米，河面宽120米。属6级航道，通行100吨级船只，是承接上游来水下泄入黄浦江的主要河道，黄浦江上游段重要航道之一。
高桥港(Gaoqiao Gang) 位于浦东新区北部。原为嘉定县与上海县间之界河，故明代已名界浜。南起赵家沟，北流经杨园、高东、东沟、高桥4镇，西入黄浦江。长11.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1.8米，通航30～6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2000公顷。
曹家沟(Caojia Gou) 位于浦东新区中部。曾名都台浦。明天顺二年(1458年)，巡抚都御史崔恭疏浚曹家沟，故称曹家沟为都台浦。由三灶港北流，经过川沙镇、唐镇、陆行、张桥4镇，达赵家沟。长13.2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米，宽10米，可通行20吨船舶，受益农田3000余公顷。
淀浦河(Dianpu He) 位于青浦县中部、松江县北部、闵行区中部。西起淀山湖口九曲港，东至黄浦江船华渡口。联结淀山湖、黄浦江，故名。自西向东横越上海市中部，跨青浦、松江两县和闵行区10个乡镇，与西大盈港、东大盈港、老通波塘、新通波塘、北竹港和北横泾等交汇。长46公里。青浦镇以西河段原名漕港。其中青浦段最长，为29公里，底宽25米，底高-1米，河面宽48米。淀浦河系沿原抢开河、漕港、横泖、蒲汇塘等河裁变取直、拓宽、浚深，并历经1959年、1971年、1977年三次施工，1977年3月全线贯通。是1949年以来上海市最大的水利工程，为青浦、松江县控制排水的骨干河道，也是沟通太湖流域和上海市的骨干航道之一。西端淀山湖口建有船闸，东部在松江县、闵行区交界处建有节制闸和船闸。为六级航道，通行100吨级船只，受益农田约3.6万公顷，具有排涝作用。
斜塘(Xie Tang) 位于松江县西部。西北在石湖荡镇泖口村与泖河相连，东南流至李塔汇镇与圆泄泾交汇，接横潦泾。承淀山湖和太浦河来水，量大流急。河长6.5公里，底宽70米，底高-4米，河面宽约180米。属五级航道，可通行300吨级船只，是苏申外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太浦河开通后，成为长(兴)湖(州)申线的主要通道。是太浦河南岸排涝的主要通道之一。受益农田约6600公顷。石湖荡镇以东河段上有沪杭铁路桥。
惠高泾(Huigao Jing) 位于金山县中部。南起沪浙交界处山塘，往西北流经廊下折而北，经吕巷和五龙庙，北迄胥浦塘接掘石港。长1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0～2.5米，底宽5～8米，可航行20～6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3200公顷。
紫石泾(Zishi Jing) 位于金山县中部、松江县南部。南自张泾河往北穿越中运河、后冈塘，入黄浦江。长10.3公里。1977年开挖。以旁侧小河赭石泾命名。枯水期航道水深2.4米，可通行60～10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约4600公顷。紫石泾和张泾河合流处，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引水工程的起点。
蒲汇塘(Puhui Tang) 位于松江县与闵行、徐汇区境内。西起淀浦河，与小涞港、北横泾、新泾港等相交，流经七宝、虹桥，后折而南至新龙华南接漕河泾港。长约19公里。可通行15～20吨级船舶，受益农田3000余公顷。
漕河泾港(Caohejing Gang) 位于闵行、徐汇区境内。曾名曹乌泾或曹湖泾。西起新泾港，往东过南新泾，南新泾以西一段亦称何家浜、西上澳塘、东上澳塘，西纳蒲汇塘接龙华港。长9公里。可行驶10～20吨级小船。
横沔塘(Hengmian Gang) 位于浦东新区南部、南汇县北部。南起六灶港，往北经横沔、孙桥，入川杨河。长6.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2米，可通行10～30吨级船舶。
横潦泾(Hengliao Jing) 在松江县西南部。西起斜塘与圆泄泾汇合处，东汇大泖港接竖潦泾，为黄浦江上游主要河段之一。长5.5公里，底宽80～200米，面宽240米。属二级航道，通行1000吨级船只，与竖潦泾同为杭申线、长湖申线和苏申外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市联结浙江省的水上动脉，太湖流域和浙江来水下泄入海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