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改革发展

⑴ 上海市浦东区、天津滨海新区是什么时候开发的，各有什么特色

浦东新区：90年代初期 综合配套改革区 90年代改革开发最前沿，改革方面涉及当时最广，包括金融，税制 属于国家直投方式注入将近7000亿，地方政府协助打造 滨海新区：2006年5月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亦为综合配套改革区 其中有2大特色极为鲜明： 1，金融。国家赋予滨海新区的主要任务是金融创新。http://www.sdpc.gov.cn/tzgg/zhptggsd/t20061030_90786.htm “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原则上可安排在天津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本着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可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风险投资、金融业综合经营、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外汇管理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国*院20号文件。 2，环保生态事业建设。中国和新加坡2国总理联合签署在天津兴建中新生态城。亦有中日生态工业园，中国西班牙等。此外还有滨海新区整体的生态环保水平站在新的起点，规划更合理。 另滨海新区有和浦东一样震撼高楼建筑群和中心上午去规划。 “高楼群”滨海CBD规划：包括于家宝，响罗湾，泰达CBD。 其中之一的响螺湾已经开建，下为工地效果图实拍，12年全面建成。 于家堡15年全面建成 响罗湾工地效果图实拍：

⑵ 我国银行体制的基本构成

原载《2000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兴起了我国经济的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大潮。在这个过程中，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的对外开放则是这一潮流中的一支重要的支流。对这一支流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潮流的认识，更是我们籍以判断其未来走向的必要依据。

所谓金融体制实际上就是所有金融活动的运作方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总和。具体而言，金融体制由金融机构体制、金融调控监管体制和金融市场体制组成。本文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分析将分别从这3个方面进行展开。

一、我国的金融机构改革

（一）我国中央银行的形成及其发展

从建国初期到1978年间，我国的金融体制在本质上表现为“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在这一时期，中国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唯一的一家银行既承担了“中央银行”的管理职能，集中管理和分配资金，又从事“商业银行”活动，办理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集现金中心、结算中心和信贷中心于一体。[1]这种“大一统”的银行体制显然与改革开放的市场化目标相抵牾。因此，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只能以建立完整的中央银行制度为发端。

1979年，先是中国农业银行，继而是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这两家被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兼并的银行终于又恢复了独立地位。随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改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独立出来，纳入银行体系。1982年9月，国务院下达的文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各专业银行按照指定的5个方面受中国人民银行领导。1983年9月，国务院再次下达文件，决定自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全国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另行成立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成为承接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城镇工商企业存贷款及城镇居民储蓄业务的专业银行。同年我国又批准设立了众多的城市信用社，并在全国普遍发展了农村信用社。至此一个完整的专业银行体系最终在我国确立。所谓专业银行体系是指业务划块作严格的分割，专门从事某一方面业务的银行分工格局。如中国农业银行主要办理农村地区的业务；中国银行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则限于外汇业务及与此相关的人民币业务；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基本建设贷款为主要业务。

随着专业银行体系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方得以从一般的银行业务中摆脱出来，成为以金融管理为职责的中央银行。国家外管局也划归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在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上的界定由此正式完成。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单独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的金融体制向市场化方向的根本转变。但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分设仅仅是一个开端，由于我国传统体制的积弊相当深厚，金融体制市场化的最终完成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1986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对中央银行的职能的规定仍然带有浓重的传统体制色彩。例如，只规定中国中国人民银行的各项权力，缺少相应的约束条款；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等相互冲突的多重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尽管在理论上成为中央银行，但在实际上仍然办理某些经营性业务，如以“支持地方经济”的名义对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但贷款质量欠佳，本息回收率较低，损害了其中央银行的形象；中国人民银行还自办证券公司、城市信用社、融资中心和咨询公司等盈利性机构，既造成不小的损失，又与其宏观管理的职责相冲突，削弱了中央银行的威信；同时，由于当时实行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利润分成的预算制度，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润动机，扭曲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此外，专业银行继续承担着某些政府功能，如办理政策性贷款等。

为了扭转这种状况，1993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性质和职能得到了更为明确、详尽的法律规定，廓清了以前的许多模糊认识，并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行为制定了限制性条款，如不得对金融机构的帐户透支，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等。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票据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涉及机构管理、风险监管方面的规章近百件。这些都显示了我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市场化特征的日趋完善。1998年5月，中共中央建立了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使中央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党的领导实现垂直领导体制。上述改革的重要目的是：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摆脱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的干预，彻底消除中央银行的盈利行为，使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也摆脱地方政府的干预。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要是按行政区划建制，依省、市、地（市）、县设立对等的分支机构，由此形成如下弊端：（1）层次多、运转慢，为地方政府干预金融洞开方便之门，不能适应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金融业务规模、金融机构数量、监管任务不同的要求，也有悖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原则；（2）职能分工不明确，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县支行的职能相似，不利于搞好金融监管工作；（3）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经常存在利益冲突，省（市）、地（市）重叠设置的分行，在有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竞争，在无利可图的工作上相互推委、扯皮，工作缺乏效率。为了独立、公正、有效地履行职能，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开始调整组织体系，跨行政区设立分支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11月撤消了31个省级分行，组建了9个跨省分行，同时与所办的证券公司、融资中心和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至此，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表1 中国人民银行九大分行及其辖区

分行名称
管辖地区

天津分行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沈阳分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

上海分行
上海、浙江、福建

南京分行
江苏、安徽

济南分行
山东、河南

武汉分行
江西、湖北、湖南

广州分行
广东、广西、海南

成都分行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西安分行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中国人民银行撤消省级分行以后，9个跨省分行的工作与我国现行省级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结构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金融监管方面。除国有商业银行外，许多地方金融机构是省级政府控股的，中国人民银行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和处罚仍然有很大阻力，因为法院和司法部门是隶属于地方政府的，所以在金融机构的关闭、债务偿还、企业逃债违约、存款纠纷、对金融机构的乱收费等方面很难得到公正的司法执行。这些问题有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予以解决。

（二）银行的商业化进程

80年代初的专业银行体制的建立仅仅是在理顺我国的银行机构体制迈出了第一步。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尚未完全从一般的业务经营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专业银行也仍在办理某些政策性业务，且其经营的商业化仍然步履艰难，机关化的运作方式严重阻碍了专业银行的发展。为了促进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我国于1980年开始对这些银行实行经济核算，试图改变传统的“大锅饭”现象。1983年，银行系统开始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制度”，把各项指标考核与利润留成挂钩，使专业银行初步确立了利润、风险和成本等一系列经营范畴。1987年核定“三率”，即成本率、综合费用率、利润留成与增补信贷基金或保险周转金的比率，下放“六权”，即业务经营自主权、信贷资金调配权、利率费率浮动权、内部机构设置权、留成利润支配权、中层干部任免及职工招聘与奖惩权，突破了传统的高度垄断集中的管理体制，使专业银行的经营机制逐步向商业化转变。

接着，我国又开始探索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途径，允许专业银行向综合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农行进城，中行上岸，工行下乡”的现象。这种业务的相互交叉和竞争，为专业银行深化改革和商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专业银行之间的业务交叉，“专业银行”的称谓也逐渐消亡，转而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所取代。从目前情况看，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仍以自己所专长的专业分工为主，交叉业务为辅。

与此同时，我国从1986年起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兴商业银行，如4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即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和一些区域性商业银行，如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已关闭）、烟台住房储蓄银行和蚌埠住房储蓄银行等，借以推动我国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建设。尤其是打破了专业分工和地域格局，从一开始就摆脱了政策性业务的桎梏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标志着新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的诞生。在此期间，在我国的许多中心城市还逐步建立了城市信用社。

金融机构的改革在农村也在向纵深推进。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银行工作时指出，要把农村信用社办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把农村信用社纳入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这与我国当时仍实行传统的集中管理的金融体制有关。随着金融体制的逐步市场化，金融风险也日益增加。为了避免政府承担过多的风险，根据《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从1996年9月开始进行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的脱钩工作，全国5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和2 400多个县联社与中国农业银行顺利脱钩，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

1993年12月，我国决定加大对4大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的力度。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成为我国商业银行组织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决定》提出了“把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口号。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设，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目标。为此，我国在1994年先后成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逐步划转到政策性银行，经营机制进一步向市场化靠拢。1995年，我国发布的《商业银行法》又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并且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于是，各银行纷纷建立了单一法人制度，陆续取消了分支机构的法人地位。4大国有专业银行逐步完成了改组成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过程，专业银行商业化也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这一时期我国还成立了中国民生银行，各市的城市信用社也于1996年分别合并组成了城市合作银行，并在1998年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壮大。

我国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是目前世界上分支机构最多（各有8 000-10 000家分支机构），员工人数最多（各有15-60万人）的银行，但由于长期的机关化运作使其费用开支十分庞大，经营效率却相当低下。为了促进其商业化的进程，自1998年起，国有商业银行的省分行和省会城市分行陆续合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1999年已撤消了一大批的县级支行。同时，在财务、住房、工资、养老金、医疗等方面也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加速向商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在，1998年推出的有关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其他内容还包括：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机制以及呆坏帐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扩大贷款质量5级分类法的改革试点；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加强中央财政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通过发行2 700亿元特种国债筹措资金，以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贷款实际用于财政支出的部分予以补救或改变；将现行金融会计制度中不符合金融业谨慎原则的内容加以修正。

1999年4月20日，我国组建了第一家以经营并化解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为主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注册资金100亿元，由财政部全额拨付，负责购买或托管中国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其后，我国又先后成立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购买或托管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些公司均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接收、管理、处置对口银行划转的不良贷款，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其主要运作方式为：综合运用出售、置换、资产重组、债转股、证券化等方法对贷款及抵押品进行处置；对债务人提供管理咨询、收购兼并、分立重组、包装上市等方面的服务；对确属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此外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境内外投资者出售债权和股权。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贷款的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其中待核销贷款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除外）。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崛起

为了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满足我国经济增长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我国于1979年开始着手发展信托业。1979年10月，中国银行重建信托咨询部（后改建为信托咨询公司），该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公司）成立。以此为标志，我国的信托公司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筹建不同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为了促进信托业的发展，国务院于1980年作出了银行试办各种信托业务的决定，鼓励银行支持经济横向联合。当时的主要考虑是：（1）银行是金融机构，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办法和拥有熟悉金融业务的人才，把信托业务纳入银行轨道较为稳妥；（2）银行机构多，信息快，调控机制灵敏，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得力；（3）银行资金雄厚，信誉卓著，与工商企业和人民群众联系密切，开展新的业务容易为社会所接受。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人民银行于1980年8月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座谈会，并作出决定：企业及企业主管部门的多余资金，可以委托银行对指定地区和企业投资或贷款，也可以委托银行代选对象进行投资或贷款。同时，为保证信托业务能够规范有序地开展，同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关于积极开办信托业务的通知》，对发展信托业务的步骤、业务人员素质等有了明文规定。1981年7月，在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13省、市信托工作座谈会和8月的会议上，银行办理信托业务被视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在两次会议精神的推动下，我国的信托投资机构迅速发展，触角几乎覆盖了全国各个地区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到1981年末，全国共有各种信托投资机构600多家。

我国的信托公司主要有4个大类：（1）全国性信托公司，即中央一级直属国务院。经过清理整顿，目前仅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家。（2）地方政府主办的信托公司。一般由地方财政、计经委等政府主管部门出资筹办。（3）银行系统的信托公司。主要指原4大专业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这类公司资产雄厚，分布极广，得益于银行原有的业务联系和活动空间，具有其他信托公司所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是信托公司的主体。随着我国实现金融业的分业经营，这些信托公司已全部撤消。（4）民间出资的信托公司，如上海爱建信托投资公司。

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的《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纪要》决定逐步恢复保险业务，设立保险公司。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办理国内业务。1991年初，交通银行成立了太平洋保险公司。1993年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成了财产险、人寿险和再保险业务的分离，改组设立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下辖中保财产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保再保险公司3家子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与交通银行脱钩，改制为独立的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将6家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取消，将其改组为直属分公司。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还陆续批准设立了一批新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如大众、天安、华泰、永安、华安、泰康、新华等保险公司，保险业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揽转向“百家争鸣”。

我国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一方面亟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国内的外汇资金又极度匮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通过国际租赁业务，开辟利用外资的新渠道。1980年初，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现代租赁业务，开始了我国租赁业务最初的尝试。由此，租赁业作为一种利用外资的“新技术”被传入我国。1981年，为了更好地开展租赁业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先与北京机电设备公司、日本东方租赁公司共同创建了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后又与国家物资局等单位合建了中国租赁有限公司。这几家租赁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现代租赁业务在我国的诞生，以及现代租赁体制在我国的建立。

80年代初，为了适应企业更新改造设备的需要，一些地区，如上海也出现了专门从事设备租赁业务的租赁公司，成立了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太平洋租赁有限公司、联合租赁有限公司等3家中外合资的商业租赁公司和由国内几家银行合资的上海国际租赁公司。到1993年，我国的金融租赁公司已多达13家。

此外，我国的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典当行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在改革的进程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1987年，我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在深圳成立，到1994年底，专业证券公司已达91家。1987年我国成立了首家财务公司，到1993年底达到39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经济的发展，融资领域的扩大，信用形式的增多，新兴的典当业开始复苏，并有日趋活跃的趋势。1988年，上海第一家典当行——恒源当铺成立。到1993年，上海已有8家当铺。

（四）逐步放宽外资银行的进入

我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自1979年起，金融开放就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79-82年间，以日本东京银行北京代表处设立为开端，陆续有3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在1982-85年间，我国开始批准外资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试点，允许它们从事各项外汇金融业务。第一家被批准的是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1985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经济特区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条例》，确立了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经济特区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标志着我国金融业开放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1990年9月，为配合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国务院批准上海成为中国除经济特区以外率先引进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地域不断扩展。

在1992年和1994年国务院又相继批准开放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等7个沿海城市和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杭州、苏州及昆明等11个内陆中心城市，允许在这些城市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

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2年起，在上海进行开放保险市场的试点，陆续批准了美国友邦保险公司、日本东京海上保险公司、瑞士丰泰保险公司等4家保险公司上海开设了营业性分公司。1998年，国务院又同意批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2家保险公司来华展业。

在资本市场方面，1995年，我国建立了第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斯坦利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开始探索规范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的途径。

1996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本着“先试点、后全面开放，开始从严、以后逐步放开”的原则，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并开始审批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了9家外资银行在浦东试办人民币业务。1997年3月27日，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正式举行了首笔人民币贷款（协议）的签字仪式，从而标志着上海外资银行在浦东进行人民币业务试点的正式开始，揭开了我国银行业本外币业务全面对外开放的序幕。1998年10月，我国又决定增加8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至此，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17家。随后又批准深圳为第2个允许外资银行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区。

二、金融调控监管体制改革

（一）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的集中表现是银行的资金管理体制，尤其是信贷管理体制，即通过信贷规模的控制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我国的银行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统存统贷”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我国的银行资金管理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统存统贷”管理体制，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下属各级银行层层下达年度各项存款、贷款和现金投放、回笼的额度指标，各级银行必须保证计划的实现。在这一阶段，资金供应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手里。

这种贷款规模控制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1）贷款规模的操作缺乏严肃性，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采取自上而下的纵向分配方式，基层中国人民银行无法对当地的专业银行实施有效的规模控制和监管。（2）贷款规模呈刚性增长，形成资金供应倒逼机制。（3）贷款规模缺乏可调性，难以根据实际需要的变化增减。（4）贷款规模控制不利于资金余缺的调剂，有些银行可能规模过剩，有些可能不足。

2、“差额控制”阶段。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为了搞活经济，我国开始实行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转换，逐步放弃了把实物量作为经济管理主要内容的方式，转而把控制价值形态作为经济管理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对银行资金管理所采用的统收统支方式已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因此，从1979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调整信贷政策和管理办法，先是在广东、福建试点，1981年起在全国推广。这种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编制信贷差额包干计划；各省、市、自治区分行吸收的存款与发放的贷款相应挂钩，对核定的信贷差额实行包干使用，在差额包干计划内多吸收的存款和多回收的贷款，可以按规定增加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各项流动资金贷款也可以相互调剂使用；未完成存款计划和不能如期收回贷款，则只能少发放贷款。

这种“差额控制”方法，通过改变各级基层银行的指令性计划单纯执行者地位，使之具有在完成存贷差额计划的条件下发放贷款的自主权，将各级银行管理资金的权、责、利结合起来，扩大了各级银行相对独立经营的自主权，也相应加重了其管好、用好资金的责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统存统贷”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基层银行信贷业务干预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以及各级银行使用资金、总行一家搞资金平衡的状况，有助于调动基层银行吸收存款、放好贷款的积极性，促进信贷资金管理水平的提高。

“差额控制”是我国金融体制方面试图冲破传统的集中分配资金体制的尝试，其核心是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实践证明，“差额包干”虽然比过去的管理办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这一管理体制会形成存款派生机制，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对信贷资金管理的手段还很不充分，仅仅依靠存贷差额这一手段，并不具有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虽然专业银行开始渐次设立，但由于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联行资金清算没有分开，仍然吃中国人民银行资金“大锅饭”，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容易引发信用膨胀。因此，这种体制在本质上还是没有突破以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为此，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便由“差额控制”转向了“实存实贷”。

3、“实存实贷”阶段。1983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发展到了城市，城市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务院决定实行银行统一供应和管理流动资金的体制，财政不再供应和管理企业流动资金，此即所谓“拨改贷”。该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于是，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起，要求各专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专户，试行“存贷分户，按实贷放”的资金管理办法。1984年10月，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银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会议，对新时期银行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讨论，确定的管理原则是“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存实贷，相互融通”，并明确自1985年1月1日起实行。“实存实贷”方法的特点是：各家银行的信贷计划统一纳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中国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资金往来由计划指标分配关系改为借贷关系；专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存款户和贷款户，存款户上无钱不得向中国人民银行透支；专业银行之间、地区之间可以根据资金余缺进行拆借。这一办法的进步意义在于：（1）将信贷计划与资金分开，改变了过去有计划就有资金的做法，各家银

⑶ 请列举一些中国金融事件，如3.27国债事件

唐万新隆德系事件

⑷ 哪一年年底根据上海金融国资国企改革工作整体推进部署,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

在上海市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支持下，2007年5月19日，由中国太保集团等13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长江养老是一家全国性、专业化的养老金管理机构。2009年，经中国保监会批复同意，公司完成部分股份转让和增资，目前注册资本为7.876亿元。

⑸ 上海简介

上海，简称“沪”或“申”，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沪杭甬大湾区核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城市、G60科创走廊核心城市。隔东中国海与日本九州岛相望，南濒杭州湾，北、西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

春秋战国时期，上海是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故别称申。四、五世纪晋朝时期，因渔民创造捕鱼工具“扈”，江流入海处称“渎”，因此松江下游一带称为“扈渎”，以后又改“沪”，故上海简称“沪”。唐朝置华亭县。上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浙吴越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工业文化相融合形成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1843年后上海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并迅速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

上海市总面积6340平方公里，辖16个市辖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上海GDP居中国城市第一位，亚洲城市第二位，仅次于日本东京。上海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全球人口规模和面积最大的都会区之一。上海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13]。上海住户存款总额和人均住户存款均居全国第二。2017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7642家，位列福布斯2017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一位。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一，设有中国大陆首个自贸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市与安徽、江苏、浙江共同构成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5)上海金融改革发展扩展阅读：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上海市地处东经120°52′至122°12′，北纬30°40′至31°53′之间，面积6340平方公里，位于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沿，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北界长江，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

地形地貌

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平均高度为海拔2.19米左右。海拔最高点是位于金山区杭州湾的大金山岛，海拔为103.70米[30]。

西部有天马山、薛山、凤凰山等残丘，天马山为上海陆上最高点，海拔高度99.8米，立有石碑“佘山之巅”。海域上有大金山、小金山、浮山（乌龟山）、佘山岛、小洋山岛等岩岛。

在上海北面的长江入海处，有崇明岛、长兴岛、横沙岛3个岛屿。崇明岛为中国第三大岛，由长江挟带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面积为1041.21平方公里，海拔3.5米～4.5米。长兴岛面积88.54平方公里，横沙岛面积55.74平方公里。

气候环境

上海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分，雨量充沛。上海气候温和湿润，春秋较短，冬夏较长。2013年，全市平均气温17.6℃，日照1885.9小时，降水量1173.4毫米。全年60%以上的雨量集中在5月至9月的汛期。

⑹ 上海VS北京 综合实力谁更强谁更发达

上海和北京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因为两者均是国内的一线发达城市，经济均较为繁荣。上海和北京的相关介绍具体如下：

1、上海：上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中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全年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0.6%。

2、北京：北京属于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被世界城市研究机构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联合国报告指出北京人类发展指数居中国城市第二位。同时，北京同时也是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6)上海金融改革发展扩展阅读：

上海的其他介绍：

上海的贸易伙伴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多个国家扩展至现在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海口岸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上海口岸进出口位居世界城市之首，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约有三成左右的中国制造经由上海输往世界各地，也有约三成左右的各国商品经由上海进入中国市场。

全国1/3左右的进口汽车、钻石、葡萄酒、乳品，1/2左右的进口化妆品、医药品、医疗器械，超过60%的进口服装服饰，70%以上的进口手表等都是经上海口岸来到全国消费者手中。

⑺ 金融业税收政策怎么改

税收政策问题
上海金融行业的税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目前中国银行业现行税收体系是1994年税制改革确立起来的，其间虽经几次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税收政策上存在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合理、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偏重以及营业税税率偏高和流转税负偏重等问题。

1.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合理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是依照应税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2011年9月1日起调整后，工资薪金所得适用7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个税免征额3500元。劳务报酬所得则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2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0000元）的，要实行加成征收办法。
上海的个人所得税从总体上存在诸多不合理, 一方面将个人因任职、受雇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和股票期权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另一方面对个人从境内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可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对境内上市公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转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同为个人取得的非勤劳所得，有的征税，有的轻课或免税，有失税收垂直公平原则，有碍所得税再分配作用的发挥。
这将至少从两个方面对金融、保险、证券活动产生影响: 一是总体税负水平偏高时,直接减少储蓄和投资的数量和欲望；二是从金融、保险、证券储蓄和投资获利的比重下降, 降低了金融、保险、证券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
与香港相比，上海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偏高。近年来各国、特别是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普遍呈下调趋势, 许多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已经降到40％以下（如日本、泰国为37％,韩国为36％,印度为30％,巴西为25％，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分别只有34％和31％）。而且是分项征收,税前扣除项目少,扣除标准偏低。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中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偏重
自2008年1月1日起中国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根据新的所得税法，中国从此将逐步告别企业所得税“双轨”时代，统一后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确定为25%。应纳税所得=利润总额-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免除国库券利息收入+超过规定的利息支出+超过计税工资支出部分+多提的职工教育经费、职工福利费+超过规定提取的呆账准备金+超过规定比例的业务宣传费及业务招待费、超过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款+违法经营缴纳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各项赞助费支出等。
据上海市的统计,全市内资金融企业的平均实际税负高于其他内资企业的实际平均税率14.2个百分点,个别银行税负高达50％左右。外资金融企业税负率高于其他外资企业税负率3.6个百分点。2008年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25%后，还是高于香港16.5％的税率。而且由于中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 同样的所得税税率给企业带来的综合税收负担已经偏重, 同时，中国银行业呆账准备金计提标准过严、呆账损失审批过严等问题尚未解决，使得呆账损失、足额的呆账准备金难以在税前扣除而增加了金融企业所得税税负。在此情况下, 若不采用较低的所得税税率, 必然导致企业总体税负过重, 缺乏竞争力。
3.营业税税率偏高,流转税负担偏重
不论从事何种应税金融业务，在中国都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并按营业税税额附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免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目前，中国对金融企业征收的营业税税率为5％。城市维护建设税则因纳税人所在区域不同而不同，在市区的征税税率为7％，在县城、建制镇的税率则为5％，而在其他区域税率为1％。由于金融机构一般都坐落在城市或县城、建制镇内，实际适用税率多为7％或5％。教育费附加则统一按3％的附加率征收。中国现行营业税共有9个税目，除娱乐业征收5%～20％幅度的比例税率外，其他税目分别按3％和5％两档税率征收。金融企业实行的是5％的税率，与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税率相同，但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3％的税率相比，金融企业营业税税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上海的金融行业除了缴纳营业税外，还需缴纳印花税。金融业缴纳的印花税可以分为几种：贷款合同印花税、房产合同印花税以及股票交易印花税。印花税因交易凭据的不同,税率和税基都不尽相同，如银行贷款的印花税税率为0.05％。，而保险公司非寿险和租赁公司融资租赁的印花税税率为1％。，基金管理公司买卖证券需要交纳的印花税税率为2％。。股票交易印花税是从普通印花税发展而来的，是专门针对股票交易发生额征收的一种税。
在中国，股票交易印花税除了是税收工具以外，更是成为政府调控股票市场的重要工具。股票交易印花税自1990年在深圳开征后，共调整了9次，每次税率调整无不与中国股市的牛熊交替有关，一般会在牛市中后期上调，在熊市中后期下调，中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不稳定，调整十分频繁。虽然与其他税种相比, 印花税税率很低， 但它一般按涉及的交易额(如贷款合同金额) 全额计征，因此，从实现的营业收入角度看，印花税也占有一定的税负比例。这样,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买卖,既要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又要缴纳印花税。这几种税叠加后，加重了金融企业的流转税负担。
上海金融业税收政策
改革建议
上海作为人民币金融中心，正在进一步朝着建设全球金融中心而努力，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全球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而后起的国际金融中心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为金融行业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是十分关键的。

1.在所得税方面进行适应的调整
个人所得税税负偏高无疑会间接提高金融行业的人工成本，从而影响其竞争力。因此，应当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制定合理的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改变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实行国际通行的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其中,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生产、经营所得等主要项目实行综合征收, 按月(次) 预征, 年终汇算清缴。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适当提高纳税人的基本扣除额, 增设赡养人口和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扣除项目, 调整住房和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扣除项目, 按照社会平均生活水准合理制定并适时调整相应的扣除标准。允许资本损失从资本利得中扣除，但是扣除额不得超过当期的资本利得, 扣除不完的部分可以从以后的资本利得中扣除。适当降低税率, 近期可以考虑将工资、薪金所得的最高税率降为40％。
2.改革金融业营业税的征收方式并适当降低税率
中国目前金融业的间接税采用的是营业税而不是增值税，而且营业税的税基是银行的贷款利息和收费等项收入，而不是针对银行的经营利润等收入征收。这使得银行业的间接税负担相对比较重。不仅无法与香港等不征间接税的城市相比，而且也比大多数有间接税的金融中心要落后，这是影响上海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银行业营业税税率在目前5%的基础上可以适当降低。由于各银行总行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属于中心财政收入，为了不大幅度减少中心财政收入，可以逐年降低营业税税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直到营业税税率降至2％或更低。这样可以提高银行业的盈利能力，补充资本金，提高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此外，为了和外资银行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建议取消内资银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3.争取降低或取消金融行业印花税
虽然印花税的税率较其他税种低，但是从贷方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借方的贷款成本的角度来看，印花税也构成一定的比例。目前，很多国家都取消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印花税。例如：1999年4月1日，日本取消包括印花税在内的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据转让税和交易税；2000年6月30日，新加坡取消股票印花税。欧盟国家中，大多数国家都基本取消或者通过给予银行及机构投资人印花税豁免。为了提高伦敦金融中心的竞争地位，英国也从2007年11月起免除从事股票、期权交易的金融中介印花税，同时取消股票回购和融券交易的印花税。中国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相对较高，且不稳定，调整十分频繁。这几种印花税叠加后，加重了金融企业的流转税负担，应该适当降低或者取消。
4.对特定的金融服务进行适当优惠
目前，中国专门针对金融行业的税收优惠并不多。例如在营业税方面，金融行业的税率要高于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邮电通讯等行业。针对成熟市场国家相对高的直接税收负担，借鉴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经验，基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契机，上海可以考虑构筑一个“金融税收优惠的试验区”，在税收管辖权方面效仿香港，以吸引非居民来境内投资以及鼓励居民企业的境外投资。形成某种类似于国际避税地的“准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对比如信托、保险、退休基金等等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对上海地区的金融资产的交易免征资本利得税；协调居民和非居民的税收管辖权；向入境的离岸金融服务以及出境金融机构的离岸金融提供税收刺激。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离岸金融业务制定系统的税收政策，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也没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因此，上海有必要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离岸金融业务税制，以促进外币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除了伦敦、纽约、日本、法兰克福等传统国际金融中心以外，在资金、监管及人才方面的便利使得一批小型的税收天堂，如泽西岛、开曼群岛，在竞争力方面已经超过了上海等大城市。因此与各国不断调低金融行业税收的经验相比，中国国内金融行业的税收制度调整还比较缓慢，金融行业的其他税收负担也相对较重。上海要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金融中心，调整金融行业的税收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⑻ 怎样认识上海自由贸易区对金融改革开放的意义

尊敬的网络用户你好！上海自贸区并不是简单的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它承载着中国回下一轮政府管理答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全面试验的重任。如果总结一年来的经验，上海自贸区已经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很多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改革措施，已经或者正在向全国推广。就当前看，自贸区已经改革的政府管理体制涉及多个方面，重点是在投资管理体制和事中事后管理体制的构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