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NAFTA及其效应分析

『壹』 美国推行的孤立主义政策违背了当今政治、经济发展的哪些趋势

地处与传统世界中心欧亚大陆隔绝的新大陆，美国自建国以来便有着浓厚的孤立主义思想渊源。孤立主义一直是美国各种意识形态主义的重要分支，随着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及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且塑造着美国与世界的新关系。理解美国孤立主义的发展脉络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孤立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与全球主义此消彼长，共同推动着美国对外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结合当前美国孤立主义主要聚焦于经济领域这一实际情况，侧重从经济角度对美国孤立主义及其对全球化的影响进行重点分析。
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脉络
《韦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中对于孤立主义的界定是：“故意回避结盟或其他政治、经济关系，以让自己直接与其他国家隔绝开来的国家政策。”玛丽恩·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关于美国孤立主义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孤立主义”作为一个完整和连贯的大战略，是由经济孤立或保护主义、军事和外交不干涉以及文化上的隔离共同组成。②追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义”现象，通常认为其最早出自于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外交理念中的“中立主义”原则。尤其华盛顿那句“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名言，成为“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总体上，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的孤立主义，既有政治方面的表现，也有经济方面的表现，而且两者有时并不同步：当政治孤立主义兴起之际，经济层面并不孤立，而是保持一个总体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而在经济孤立主义抬头之时，政治孤立主义却影响有限，美国依旧积极参与外部事务。
以经济孤立主义为脉络梳理美国的立国与对外经济关系，不难发现总体上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孤立主义基础之上的。在美国历史上，甚至曾有过几乎完全隔绝与外部贸易的时期。为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美国对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更是常在国内和国际形势相对不利时回潮。
1807年至1809年失败的禁运。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法两国再次卷入战争，两国互相使用封锁政策遏制对方。作为总体战略的一部分，英国加强在海上搜捕中立国船只，危及到作为中立国的美国的利益。为避免卷入英法战争，美国颁布了《1807年禁运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任何船只由美国港口出发，驶往外国港口，仅允许外国船只交付某些进口商品。此举几乎等同于对国际商业实施了完全禁运。杰斐逊原本期望通过让英法两国失去美国的产品和市场，来对两国施加经济压力。但英国很快以西班牙及其美洲属地取代美国，成为其新的贸易伙伴；法国则通过加大对意大利的控制和掠夺，使得禁运政策给英法两国的经济压力远远小于预期。
禁运实施后仅一两个月，美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棉花、面粉、烟草、大米的出口额急剧下降，减少了三分之一，而进口商品价格则相应提升了约三分之一。1808年，美国出口总额下降了八成，进口额减少了六成，政府关税接近于零，航运业接近崩溃。禁运使得美国通货膨胀严重，导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萧条。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A. Irwin）统计，禁运给美国造成的静态福利损失约为GDP的5%③，可见代价之大。国会最终在1809年3月废除了《禁运法案》。而杰斐逊总统本人在此经历之后，开始坚决反对经济上对外孤立。
美国内战后的孤立主义。美国内战结束后的40年间，主张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基本控制了国会和总统，征收高额关税一度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政策，旨在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但另一方面，美国又积极争取扩大产品出口。从短期来看，这种经济政策确实会给美国带来大量的贸易盈余，但相互矛盾、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持续对他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必然严重抑制美国与他国的经济联系，阻碍美国产品进一步出口扩张，最终会伤及自身利益。因此，1912年民主党的威尔逊政府上台后，美国逐渐转向贸易自由主义，并在1913年通过《安德伍德关税法》，大幅度降低保护主义关税，改变了自美国内战之后较长一段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经济政策。
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孤立主义。一战之后，出于强烈的厌战情绪，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强烈。而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体系过于惩罚和报复德国的举措、重建金本位的错误意图和各国寻求民族主义特征的“以邻为壑”政策等因素叠加，使得世界经济始终未能复苏。④当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际，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将关税提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旨在保护本国制造商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根据该法律，有75种农产品和925种工业品提高了关税率,其中农产品关税的平均水平从20%提高到34%,全部关税的总平均水平从33%提高到40%。1933年，罗斯福总统更是决定脱离金本位，进一步使得美国脱离世界经济。但此举并没有抑制经济形势的继续下挫，反而使得各国争相效尤，世界经济破碎成由几个核心区以及它们边缘国家构成的相对孤立的集团。⑤自由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使得大萧条愈发严重，法西斯势力崛起，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战后的美国孤立主义。二战后美国经济、军事、科技等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一国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⑥在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冷战期间，美国精心构建了一个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体系，主导并控制了国家交往和交易方式的国际机制网络。此外，通过石油和美元挂钩、广场协议等做法，巩固了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随着苏联解体，更是出现了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这个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充分反映了美国的霸权利益，按照美国式的架构方式和组织原则进行运作。即便如此，孤立主义的思潮并未绝迹于美国的话语体系。每当国际或者国内形势不利于美国时，美国民众的孤立情绪便会高涨。20世纪90年代初，著名的保守主义和新孤立主义支持者帕特里克·布坎南就曾经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参加美国总统大选，大力鼓吹美国不应该作为世界警察，而应该将国内需要放在政策的中心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并未销声匿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鼓吹美国利益优先，高举保护主义大旗，战胜民主党希拉里赢得了总统大选。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数度公开宣称只代表美国利益，不代表世界利益。在各项政策中，最为体现特朗普施政风格的举措有二：一是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二是宣布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启谈判。在特朗普看来，TPP和NAFTA更多是美国提供公共产品，而让其他国家搭便车的“赔本买卖”，并不公平。这两大举措颠覆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倡的全球扩张和自由秩序战略，体现了鲜明的孤立主义色彩。
当前美国孤立主义抬头的原因
孤立主义一直存在于美国各种思潮之中，从未消寂。这是由其政治哲学传统和地理天然位置所决定的。但是，此轮以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为标志的孤立主义浪潮，却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了美国国内以及美国和世界关系的新变化。
一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未来发展较为悲观。美国孤立主义的兴起往往与外部世界的动荡或者本身国力的下降高度相关。外部世界风险越大，国内孤立主义情绪越浓。当前，世界总体处于和平发展当中，局部地区虽有动荡，总体安全可控，没有大国战争风险。因此，美国国力相对衰落成为此轮美国孤立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2007年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从经济实力看，经过此轮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由此形成东方世界重新崛起之势。根据汇率法计算，中国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0%左右上升为2016年的61%左右。⑦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GDP甚至早在2014年便已经超过美国。从发展后劲看，历经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美国国力透支严重，联邦政府负债率迅速上升，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国内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不足。而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社会组织、财富创造以及积累方面表现似乎更佳。国力的此消彼长导致美国精英逐渐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感到悲观，认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一种历史性趋势。美国民众对美国国力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美国人对国家未来发展预期普遍不容乐观。2016年甚至有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国家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在国力相对衰落的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以前不那么重要。根据2016年的统计，甚至有4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极可能使得“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40%。
二是美国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美国实力下降不仅表现在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上，更表现在美国民众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的萎缩。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橄榄型特征。中产阶级长期占据着60%左右的规模，而贫穷者和富人处于橄榄结构的两端，均为少数。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水平及其资产，开始不断下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减少，实际收入水平也在下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报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所占比例从1970年的62%下降到2015年的43%。中产阶级的数量逐渐萎缩，甚至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最大主体；⑧从收入来看，根据美国统计局数据，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5.65万美元，较2014年增加5.2%，出现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年度增长。即便如此，这一数据较2007年的水平仍然低1.6%，较1999年约5.79万美元的峰值低2.4%。⑨
规模和收入的双重下降使得美国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不断衰落，失落感加重，不满情绪增加，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激进，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转而成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在找寻“药方”的时候，很容易狭隘地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攻击目标，认定是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导致问题的出现。加之美国确实存在着制造业外流所导致的就业人数下降以及巨额贸易逆差等问题，民粹主义者更加相信他们的判断，认为要改变现状必须采取去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这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合流。
三是选举政治需求，特朗普迎合孤立主义。美国孤立主义的高涨既有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下降等经济性因素，也有总统选举的政治性因素。当前美国孤立主义的抬头就恰逢2016年总统选举。在大选期间，政客对于民众的诉求表现得极为重视，以便获取更多选票。孤立主义借助选举，其影响会在短期内有所放大。在本次总统大选两党对决中，各类精英普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与希拉里相反，特朗普是反建制出身，剑走偏锋，求助于孤立主义、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重视底层白人民众诉求，主张美国及美国民众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和受害者，强调美国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保护美国人民的“自由、安全和财产”才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⑩在失意的白人中产阶层的大力支持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作为履行其选举承诺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优先”，反对美国过多参与世界事务，耗费过多资源，意图通过适度战略收缩，减少国际义务。总体上，特朗普当选之后对传统主流精英的继续不信任，是迎合而非抑制、加剧而非缓解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
事实上，从自身的经商经验出发，特朗普本人也有较为浓烈的孤立主义色彩。只不过，他的这种孤立主义更体现在精明算计成本收益方面，带有明显的商人特征。在他看来，美国为世界付出更多，但并未获得相应收益。他甚至认定美国和世界的现有关系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国不能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应有的利益，就应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减少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另外，特朗普认为创造一个貌似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美国形象，可以为美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问题谈判时赢得有利的谈判位置。因为其他国家看到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会有所忌惮，担心美国真的实行去全球化，为了拉住美国，从而更有可能答应美国政府的相关要求。
美国孤立主义对于全球化的影响
在国力相对衰落、民众总体困顿以及选举政治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当前美国社会中的孤立主义确实有所抬头，产生的影响将波及各个领域。从全球化的角度而言，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且美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举足轻重，如果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不断兴起，而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化又持有消极的态度，势必会影响全球化的未来发展，给全球化的动力、理念和利益分配等带来一定的变化。
全球化短期内会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总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历任总统对于全球化是提倡并且支持的，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其支持全球化的措施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均有表现。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最大市场和第一大进口国。得益于美国以往的支持，全球化势如破竹，在全球范围内高歌凯进。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化降低甚至丧失兴趣，全球化将会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全球化的推动者既需要足够的能力，也要有足够的意愿，两者缺一不可。在短期内，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推动全球化。在贸易领域，美国对于全球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诸多国家通过与美国贸易并且从美国那里获得贸易顺差来获取外汇储备。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容量，特别是逆差额，能够与美国相提并论。假如美国中断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由此消失的市场没有替代者，贸易全球化会遭遇重大挫折。在货币领域，美元事实上是全球准基础货币，美元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础。如果特朗普在货币领域也采取去全球化的措施，美元流动性可能会出现不足，进而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全球化理念会发生变化。全球化发展至今，是有一套话语体系作为理念支撑的，即新自由主义。在原有全球化浪潮中，美国政府大力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作用、开放经济和自由贸易。在美国以往政府看来，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政府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也大致契合。然而孤立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如果特朗普推行孤立主义，会给全球化原有主流理念带来影响，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全球化理念范式转换。
一是国家行为体影响上升，而市场作用相对下降。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借助的不是自发的市场力量，而是美国的国家力量。为创造更多就业，带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以政府力量压迫各跨国企业，促使它们在美国进行更多投资。而按照市场规律，这些跨国公司本应该在其他综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资设厂。二是经济民族主义理念增强，开放理念有所式微。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明显的经济民族主义理念特征。在其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公开宣称“每一个关于贸易、关于税收、关于移民、关于外交的决定，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强调“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⑪这是赤裸裸的经济民族主义。开放不是特朗普政府的选项。三是保护主义情绪高涨，自由贸易理念受阻。与经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通常是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已经体现出了浓重的保护主义色彩。在关税问题、汇率问题以及贸易协定问题上，特朗普不仅不讳言其保护主义倾向，甚至为保护主义“正名”，鼓吹“只有保护，才能有真正的富强”。特朗普政府公然的保护主义理念可能会刺激其他国家跟风追随。假如保护主义理念蔓延开来，自由贸易理念将会受阻。
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说到底，特朗普对于全球化的不满和指责在于他认为美国没有在此前的全球化中获得应得的利益。因此，不同国家关于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争论，其要害在于利益问题。特朗普旨在捍卫和扩大美国利益的孤立主义路径确实会对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震动，使得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变化。
在各种利益再分配中，有两种利益再分配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全球化利益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全球化中有“赢家”也有“输家”。特朗普认为美国属于“输家”阵营。在特朗普针对“不公平”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下，全球化创造的利益分配确实会有所调整。总体上，美国在全球化中的收益相比以前会有所增加，而相应地，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通过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或者从美国获得大量顺差的国家的利益将会相对减少。只有出现全球化红利的再转移，美国等国家才会对现有的全球化保持兴趣，全球化也才能得以继续。这也符合全球化“赢家”的长期利益。二是全球化利益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揭露的，全球化时代资本比劳动更能带来财富。特朗普政府试图提升底层民众收入以及重视制造业等经济议程，客观上有助于提升劳动要素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在全球层面，美国对于制造业的重视以及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会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竞争。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强烈的制造业回流偏好，各国都力图促进本国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受到重视，工人以及劳动的价值得以再发现，而资本的财富创造效应会有所抑制。无论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再分配，还是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其趋势是利益分配从相对失衡走向相对平衡。
对全球化影响的制约性因素
尽管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消极态度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不宜过分夸大，更不应据此认为去全球化趋势将会不可逆转。在看到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抵制态度的同时，更要看到对这种态度的制约性因素。
美国国内制约。孤立主义的抬头在美国当下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其发生也有着特定的背景。但是，孤立主义是不是美国国内的主导型意识形态？是不是已经完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主基调？答案是否定的。美国目前国内尚缺乏全面孤立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一是美国国会态度总体上以温和为主。2016年美国除了总统大选以外，还进行了国会议员选举。共和党以显著优势赢得了国会选举胜利。通常而言，共和党在国际经济政策上更为主张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国会在对外经济贸易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涉及对外经贸的法律都必须经由国会同意。仅特朗普本人在言辞中表达出孤立主义倾向，并不足以导致严重的孤立主义后果。如果其贸然制定孤立主义政策倡议，这些倡议又极可能会因共和党议员所控制的国会反对而无法转化为法律。
二是美国主流精英并未转向孤立主义。如前所述，美国此次孤立主义更多的是和民粹主义相结合，中低收入阶层的孤立主义情绪浓重。在竞选过程中，反建制出身的特朗普迎合中低收入群体，体现出鲜明的孤立主义色彩，遭遇到以各派精英为主的建制派的强烈抵制。建制派普遍反对特朗普也从侧面证明了美国主流精英圈是反对孤立主义的，仍主张美国要继续在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当前特朗普政策中所展现出来的孤立主义，是其政治上的反建制主张在经济上的延续。但没有精英支持的孤立主义，即使反映了部分民众的呼声，也会因缺乏持久性而难以顺利转化为政策。
三是美国跨国资本利益集团不支持孤立主义。虽然美国制造业似乎遭受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但美国资本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资本借助全球化进行产业布局分工，谋求利润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进程就是包括美国资本在内的资本全球化过程。如果美国政府制定孤立主义政策，美国资本获取利益的空间将会缩减，甚至可能面临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资本利益集团将会通过各种经济和政治途径来约束特朗普孤立主义。
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上述美国各种国内政治力量将会对特朗普行政当局形成有力约束，防止特朗普制定过分偏向孤立主义的政策。
双边层面制约。从目前显露出来的孤立主义端倪看，特朗普政府国际经济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弱多边而强双边特征。特朗普政府认为多边渠道对美国多有牵制，美国很难在其中实现最大利益，美国希望与重点国家双边谈判来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例如，在亚太地区，美国政府退出TPP之后，立即把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作为重点；在北美地区，美国政府希望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别就北美自由贸易的升级版进行双边谈判。
既然是双边手段，其政策效果就不仅要考虑美国的意图，也要看对方国家的意愿。由于美国双边互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来更好地施压，而非进行公平交流来促进共同利益，因此对方很难完全配合特朗普政府。可以预见，无论是在美日双边谈判中，还是美墨双边谈判中，美国都不可能逼迫对方完全接受自身诉求。这意味着特朗普想要根本调整双边经贸关系的难度非常大。此外，双边层面带来的制约不仅来自于对方，也来自于美国国内。在原有的经济互动中，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利益格局，不同行业和公司在其中损益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若想重塑原有的双边经贸关系，势必会影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些因调整而受损的经济利益集团将会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游说，然后形成“双边问题国内化”情况，进而对特朗普政府形成牵制。
国际制约。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倾向，国际因素将变得十分重要。虽然当今世界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苗头，但总体而言，特朗普面对的是一个不支持孤立主义的国际大环境。
一是全球化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其他国家希望继续推进全球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二战后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以经合组织成员（OECD）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立场看，大多数国家也都支持全球化。以德国为代表，欧洲国家对于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情绪异常担忧。至于通常与特朗普当选相提并论的另一起去全球化事件——英国脱欧，从英国的角度，其实不是反对全球化或者支持去全球化，而是想通过“脱欧”改变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基本政策看，继续推进全球化是大方向。为了提振全球化的信心，对冲特朗普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形成的影响，全球范围内正出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联合起来推动全球化的新动向。
二是此前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种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将对美国形成制约。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催生了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这些机构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积累了大量相对独立的机构利益，制定了大量的国际规则。例如，在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就有一套成员国共同认可、且对各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贸易规则。美国新政府也要在总体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来推行孤立主义的各项措施，不能完全无视已有规则。
考虑到目前美国的全球地位相对衰落这一现实，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孤立主义还存在一种两难困境：美国试图通过孤立主义来扭转利益“受损”的局面，但由于自身力量下降，全球化进程并不会因为美国反对而终止；美国如果执意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把自身从全球经济中剥离，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全球化的塑造能力将会进一步下降，包括软实力在内的自身力量将会受到更大伤害。面对这一悖论，美国难以不受约束地切割其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结语
全球化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还是作为一种政策，确实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化更加面临源自美国的变数。在特朗普治下，美国不愿意再如此前那样“不计成本”地推动全球化，而是明确把自身利益放在全球利益之前，甚至意图以全球利益来换取自身利益。这种认知转变会对全球化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可能会使本已遭遇一定挫折的全球化雪上加霜。但需要指出，从目标上看，特朗普反对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格局中美国所处的不利位置。从策略上看，与其说特朗普政府是拥抱孤立主义，毋宁说其是采取了收费的全球主义。从效果上看，在多重因素的制约之下，美国的去全球化战略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总而言之，全球化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结构的要素之一。它符合世界总体利益，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特定的政策偏好而发生实质调整。经过一段时间的冲撞式调整之后，美国和世界的关系还将回到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全球化积蓄新的动力将会继续向前。

『贰』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何不同特点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以20世纪5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中国也有了话语权。

『叁』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对我国自由贸易发展有什么动态效应

中韩日自由贸易协定经济效应浅析 摘要：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促进三国经济发展、 改善三国贸易结构的重要措施，而现阶段自贸区建设进程并不理想。本文首先回顾中韩日对自由贸易区所进行的研究和谈判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国的立场及其政策。从短期和长期角度研究FTA将给各国带来的效应与冲击，指出中韩日FTA的经济效应将更多地体现在促进相互贸易及经济增长等长期的动态效应上。 一、前言 尽管1980年代末期以后，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双边及有限多边FTA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但中韩日三国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日本一直把推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作为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础，对双边及地区间的FTA持不积极的态度;韩国作为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充分享受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好处，因而也就无心涉足FTA;而中国忙于申请加入WTO，自然就无暇关心FTA。 然而，从1990年代末起，由于以下一些原因，使各国逐渐改变了对FTA的认识:其一，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局限性日益显露，多哈回合谈判屡遭重挫;其二，FTA是对贸易自由化的看法比较接近的部分国家及地区的一种自愿选择，所以有关协议容易在短期内达成，是对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补充;其三，在全球范围内FTA迅速扩大，尤其是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经济效应日益显现;其四，由于日本和韩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国家签订FTA，所以两国的产品和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不利的局面;其五，由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将旷日持久，东亚区域内各国(地区)间有必要率先就服务贸易的相关事宜进行磋商;其六，FTA有利于促进成员国企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其七，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区域经济合作日显重要，而FTA被看作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其八，各国已基本认识其他国家因缔结FTA而蒙受损失的原因，并懂得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 因此，日本逐渐开始重视FTA的作用，对外把FTA作为一个可选择的贸易政策，对内则把FTA作为促进国内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韩国将FTA看作是扩大区域合作，进一步推进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途径;而中国则把FTA作为区域内建立未来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研究及谈判的进程 1、关于韩日FTA 1998年10月，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访日时发表了面向21世纪韩日伙伴行动计划，提出了韩日之间建立FTA的构想。之后，围绕建立FTA问题，韩日两国民间及政府进行了多次合作研究和正式谈判。 首先，从1998年12月至2000年5月，两国有政府背景的智库(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IDE))进行了合作研究，并于2000年5月发表了研究成果报告。报告在对韩日FTA的经济效应作了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认为FTA对两国不仅会带来静态效应，更会带来动态效应。其次，在2001年3月组织了由两国产业界代表组成的“韩日FTA商务论坛”，并于2002年1月发表了“尽早推进作为一揽子经济合作协定的韩日FTA” 的宣言;另一方面，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与日本的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组织了韩日产业合作研究会，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交换意见，于2001年11月发表了“面向韩日自由贸易协定的共同声明”，声明认为韩日两国是引领亚洲经济的重要合作伙伴，建议要尽早缔结双边FTA。第三，接受研究机构及产业界的建议，在2003年3月的韩日首脑会谈上，决定建立由双方产学研机构组成的“韩日FTA共同研究会”，该研究会至2003年10月共举行了八次，最后发表了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建立FTA对两国有实质性的利益，并建议政府尽早开始缔结FTA的正式谈判。在2004年7月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曾把2005年内结束实质性谈判作为目标，但2004年11月初在东京举行的第六次谈判遭遇了两国民众的激烈反对，又由于领土之争及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冷却，致使韩日FTA至今没有进一步实质性的进展

『肆』 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主要国家的经济贸易发展状况

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至于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状况。

作用：

一、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扩大地区和国家的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从而提高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能级，并且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

二、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区作为国际投资中心的地位，利用区内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4)重谈NAFTA及其效应分析扩展阅读：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在10年内逐步取消商品进口（包括农产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取消对服务业的关税限制和汽车进出口的管制，开展公平、自由的能源贸易。在投资方面两国将提供国民待遇，并建立一套共同监督的有效程序和解决相互间贸易纠纷的机制。

为防止转口逃税，还确定了原产地原则。美、加自由贸易区是一种类似于共同市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萌芽。

『伍』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内容

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十多年来，虽然对其发展的成果评价不一，存在较大争议，但无论支持者和反对者，对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加、墨三国由于取消贸易壁垒和开放市场，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高是基本肯定的。尤其是墨西哥的加入，使得NAFTA成为十年来南北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范例，国际间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的共同增长、迈向经济一体化的疑问基本得到消除。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相随，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背景下，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联盟三大区域合作发展趋势明显。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是第一个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与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和加拿大所组成的非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合作内容主要是自由贸易。三国签定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十多年来，已发展成为囊括了 4.2亿人口和11.4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十多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促进了地区贸易增长和增加了直接投资（FDI）、发达国家保持经济强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受益明显、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等。
首先，促进了地区贸易增长和增加直接投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生效以来，由于关税的减免，有力地促进了地区贸易的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经过10年的发展，NAFTA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额增长迅速，三边贸易额翻了一番，从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10亿美元。由于NAFTA提供了一个强大、确定且透明的投资框架，确保了长期投资所需要的信心与稳定性，因而吸引了创记录的直接投资。2000年，NAFTA三国之间的FDI达到了2992亿美元，是1993年1369亿美元的两倍多。同时，从NAFTA区域外国家吸引的投资也在增长。目前，北美地区占全球向内FDI的23.9%和全球向外FDI的25%.其次，发达国家继续保持经济强势地位。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加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其中美向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511亿美元增至1072亿美元。自由贸易区还强化了各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协议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提高了各国产业的竞争力。如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互补，加强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产能力。特别在制造业领域，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互补，大大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使美国将一些缺乏竞争性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更有竞争性的部门，把低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转变为高技术和高工资的工作。在如汽车、电信设备等美国许多工业部门都可以看到这种就业转移的影响。在美国汽车工业中，1994年以来整个就业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NAFTA之前的年份。以至美国缅因大学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莫里奇在谈到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时指出：“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是在一种促进竞争力的新的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因素。”
再则，发展中国家受益明显。一般认为，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发展中国家墨西哥是最大的受益者。加入NAFTA 以来，墨西哥与伙伴国的贸易一直增长迅速，从1993年至2002年，墨西哥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出口都翻了一番，变化最明显的是墨西哥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其出口占美全部出口的比重从9.0%上升到13.5%，进口从6.8%上升到11.6%.墨西哥与NAFTA伙伴国的贸易占其总GDP的比重，从1993 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51%.墨西哥在加入协定后，其进口关税大幅度下降，对外国金融实行全面开放，加上拥有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墨西哥，FDI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从1993年的6%增长到2002年的11%，到2001年，墨西哥的年均累积FDI已达到1119亿美元。
最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近年来，NAFTA南扩趋势明显，有关成员国在2005年1月1日前完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的谈判。在NAFTA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除了把NAFTA看作增加成员国贸易的手段外，还把NAFTA看作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以及向美洲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扩展的重要工具，因此美加两国和墨西哥签订的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是样板性的。随着“9.11”之后美国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外交化， NAFTA已成为美国实现区域贸易对外扩张的样板，开始向FTAA扩展。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三国合作的初衷，给三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南北国家在区域范围内利用自由贸易区进行合作开创了先河，从而给世人以巨大的启示，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另外，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形式之一，自由贸易区也充分发挥了其优点，证明了其的有效性。在经济利益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三国取得了以下宏观利益。
第一，规模经济效益：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很容易从其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取得竞争优势。
第二，实现优势互补：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异，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的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三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行业惯例、服务贸易、投资规则、争议解决等方面均有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有利于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增强北美地区投资人的信心并保障他们的利益。这种宏观利益的表现就是，近几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在商品进口总额还是在出口总额方面都保持国际贸易地区份额的首位，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欧盟国家的相应总额，已经占世界进出口总额的1/4左右。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美、加、墨三国各自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美国从中至少获得了五个方面的利益：
扩大了对加、墨两国的出口；
能够进入墨西哥的能源、金融、电讯和服务等领域；
可以充分利用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
扩大了就业机会，实现了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加拿大获得的利益主要包括扩大了对美、墨两国出口，促进了对美、墨两国投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等。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最大受益者，北美自由贸易区促进其国内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样，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示范效应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利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来发展区域经济贸易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之间，才能通过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等政策来建立成员国间的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进步，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达到各成员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目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难结成经济集团，因为两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民族经济利益往往矛盾尖锐，很难实现真正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即使能够达成某种经济或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往往也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难以摆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打破了这一传统理论认识。如前所述，与欧洲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其他类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相比，北美自由贸易区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其是典型的南北合作型、大国主导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表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当代国际经济贸易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济的区域一体化与多极化呈现出交织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也已发生变化，即由过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政治上和军事上争夺的“中间地带”，转而成为发达国家争夺贸易、投资场所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战略要地。这种多角色的转变，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建立南北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这表明，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南北关系应是一种双赢而不是零和的关系。由于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组建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甚至超越意识形态障碍的区域经济集团，这有助于突破美、欧等发达国家超越意识形态障碍，改变过去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平等的竞争环境。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区也证明自由贸易区是差距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非常明智和适当的选择。
由于美、加、墨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尚难以实行其他高级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因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形式对于成员国有较强的经济趋同要求；而自由贸易区则仅以削减和取消关税壁垒为主要目标，成员国间发展水平差距大些也无大妨碍。实践证明，只要在削减和取消关税壁垒的步骤和时间表上能够坚持互利互惠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并适当照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成员国的利益，可以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达成共识而共建自由贸易区。事实上，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资源互补和共同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就充分证明在相邻相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可以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证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各方面差异较大的国家也可以走到一起来组成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以共同推动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全可能，也说明自由贸易区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合适形式。这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最大研究意义和价值所在。

『陆』 nafta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NAFTA 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美加墨三方于92年签订、94年元旦起生效和实施。

内容:
①关税相互减免；
②取消进口限制；
③坚持产地规定；
④政府采购协定；
⑤鼓励投资；
⑥扩大相互金融服务；
⑦发展相互自由运输；
⑧鼓励保护知识产权；
⑨协商争端解决机制等。在1994年，国会赞同NAFTA，并且，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将其写入法律。今天，这3个NAFTA成员国已经有417million共同人口和超过$11trillion的国内生产总值。

NAFTA的建立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在1992年8月12日签署了关于三国间全面贸易的协议。与欧盟性质不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不是凌驾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法律上的一项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拥有3.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约6.45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1.37亿美元，其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都超过欧洲联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日本对美、加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签署的最初仪式也采取了咄咄逼人的进攻策略，美、加两国在国际的经济地位和竞争优势相对减弱，这使双方都意识到进一步加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必要性。1980年，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提出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的设想。加拿大1983年也提出了关于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区的设想。1985年，美、加两国开始进行有关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88年6月2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签署，1989年1月1日，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在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基础上的衍生。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是一项国际协议，与条约非常的类似。 在美国法律中，它被作为国会-行政协定。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一条有明确规定，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正式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其成立宗旨是：取消贸易障碍，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对知识产权提供适当的保护，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争端的有效程序，以及促进三边的、地区的以及多边的合作。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藉以消除贸易障碍。 在权利方面，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但对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障碍。 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经济贸易的影响，依据美国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自1994年成立后，不但成为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至2000年，美国与墨西哥两国进口贸易总额每年均呈显著的成长，惟美国输往加拿大的成长，在四年前呈大幅增加，自1998年开始呈递减的趋势，美国、墨西哥之间因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受惠最大。

NAFTA对农业的影响

从NAFTA最初的协商开始，农业就一直是具有争议的议题，在WTO架构下所签署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都引发类似的问题。农业是唯一未经三方共同磋商签订的部分，而是经由双边磋商共签署了三个分别的协定。加拿大与美国的协定包含了农业产品的限制及关税配额，主要是糖、乳制品、家禽类；墨西哥与美国的协定则准许分阶段实施的贸易自由化。 美墨农业协定的整体效应是具有争议的，墨西哥并未具备竞争化所需的基础建设投资，诸如完整的铁、公路运输系统，这使得该国的贫穷民众陷于更困难的环境之中。不过，有认为造成农村贫穷的原因不能归咎于NAFTA，事实上，墨西哥的农业出口从1994到2001年间每年平均增加了9点4个百分点，相对于此，进口仅增加了百分之6点9。 墨西哥的玉米产量在NATFA实施之后虽然有所增加，但是，该国内部对于玉米需求程度超出了可以供应的范围，使得进口变得迫切，远超过墨西哥最初所协商的农业配额。Zahniser与Coyle指出，墨西哥的玉米价格，受到国际价格的影响，呈现戏剧化的降低，然而，由于前总统Vicente Fox的补贴政策，弥补实质所得的损失，使得玉米的产量自2000年以来仍然维持稳定的局面。 一个刊载于美国农业经济学期刊的研究指出，NAFTA使得美国对于加拿大、墨西哥的农业出口增加，即使大部分的增加是发生在批准的十年之后，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在于逐渐实施协定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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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

美国于西元2000年时对于美国玉米农民的补贴达到101亿美元，多达墨西哥政府当年农业预算的10倍。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NAFTA并非造成玉米农穷困的原因，指出这种情形早在签订NAFTA的十年前就已存在，反而玉米的产量于于1994年NAFTA生效后有所增加，并且，美国补贴政策是否对墨西哥玉米价格造成可得计算的影响也不明确，尽管多数认为美国取消农业补贴政策是有利于墨西哥农民。

『柒』 北美自由贸易区对其他成员国的影响

1、刺激了经济的增长。

自1995年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以来，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整个地区。1996-2002年其年均增长率为4％，高出阿根廷（增长率-0.3％）、巴西（2.0％）和智利（3.7％）。2005年，墨西哥经济增长了3％。

2、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

经过10年的发展，NAFTA成员国之间的货物贸易额迅速增长。贸易额翻了一番，从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6210亿美元 。

变化最明显的是墨西哥在美国贸易中的比重从9.0%上升到13.5%，墨对美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占全美进口额的比重从6.9％上升到了11.0％。

(7)重谈NAFTA及其效应分析扩展阅读：

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宗旨是：

取消贸易壁垒；创造公平的条件，增加投资机会；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执行协定和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三边和多边合作。

NAFTA的目标是经过10-15年的努力，到2008年，在成员国之间取消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实现零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动，逐步消除所有贸易和投资限制（几个敏感行业的过渡期为15年），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

『捌』 NAFTA谈判中 美加墨三国的各自的目标是啥以及希望得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

『玖』 风险社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现实主义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 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风险社会
文化意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义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对他来说，责任包含在简单现代性的“保险原则” 中。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够成立。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拾』 关于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料

北美市场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中国对北美的出口又遇到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困扰，迫切需要研究贸易与环境问题。北美自由贸易区(简称NAFTA) 是南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又是世界上第一个将贸易与环境直接联系起来的自由贸易区，研究北美贸易——环境问题，有助于我国处理与发达国家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而且墨西哥是惟一与发达国家签署了包含环境条款在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与美加促进贸易自由化和环境合作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以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为基础，力图沿着如下路径展开：本书共9章，包括4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以贸易——环境关系理论述评为基础，分析国际社会在实践中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探索；第二部分探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环境模式；第三部分分析NAFTA的贸易与环境效应，重点是对墨西哥的影响及其经验分析；最后一部分在分析NAFTA对中国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拓展北美市场的宏微观对策思考。 第一部分述评贸易与环境关系理论及实践探讨这部分首先对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理论研究作一文献综述与评价。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种观点，一种认为自由贸易改善环境，其主要理由是，自由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按其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既定的资源投入可生产出最大化产量，从世界范围看，形成了资源的最优利用，这样将有利于环境保护；而环保主义学者则认为，自由贸易从多方面造成环境恶化，因为贸易增长扩大了全球经济规模，导致污染的上升和自然资源的非可持续性利用。两种看法都过于强调贸易——环境关系的某个方面，实证研究至今尚不能明确证明自由贸易与环境改善或退化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贸易——环境关系理论研究的另一方面是环境规制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对于环境规制对贸易类型的影响，各种理论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将增加企业投资成本和管理成本，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单方面提高环境标准，国内企业在与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将降低其竞争优势，促使国内企业向环境标准低的国家转移，此即“污染天堂”假说。而实证研究不足以支持该假说的成立。多边贸易体系和多边环境协议在协调贸易——环境问题上作出了很多努力，GATT在一般例外条款中提及了环境保护问题，却较为笼统；多边环境协定在多领域作出了规定，但约束力有限；欧洲联盟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引入环境保护问题，其经验也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对南北型贸易自由化及多边经济合作处理贸易——环境关系的适用性有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对待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关系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分歧。基于贸易——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国际社会仍需努力寻求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协调贸易——环境问题的模式。NAFTA则是探寻南北型贸易——环境合作的一次重要探索。 第二部分分析NAFTA的贸易——环境模式根据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区于1994年启动，计划15年内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简称NAAEC)作为NAFTA的附属协定同时运作。NAFTA和NAAEC都有相关条款对贸易中的环境问题作了规定，形成了独特的贸易——环境模式。作为第一个包括了环境保护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四个方面有建树：一是混合性制度安排。NAFTA虽然是自由贸易区，但其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带有混合性。 NAFTA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环境合作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此外还涵盖了减少成员国间相互投资的限制、便利商务人员和专业人员的短期流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内容。NAFTA条款本身包含了一些环境条款，强调环境政策应避免“贸易的不必要壁垒；”二是NAFTA的附属协定《北美环境合作协定》创建了一套以环境合作委员会(简称CEC)为核心的组织机构，包括理事会、秘书处和联合公众咨询委员会，监管受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环境问题，促进贸易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建立了不同领域的纠纷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组织和区域性贸易组织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四是环境合作的计划指导和公众参与。 CEC制定为期三年的工作计划，这是一种灵活的中期计划手段，用以指导工作的开展和向公众提供有关将来行动计划的重要信息。注重广泛的宣传和公众参与，其联合公众咨询委员会即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机构。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NAFTA的贸易和环境效应北美自由贸易区运作以来，推进了三国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就业的增加及生产率的提高。NAFTA的模式及其产生的经济力量以多种方式转化为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中采用“压力一状态一反应”分析框架，从四个领域分析NAFTA的环境效应：生产、管理和技术，基础设施，社会机构以及政府政策。得出的结论是， NAFTA的环境效应取决于社会机构和政府的应变及对NAFTA法规的实施、以及企业的运行和支撑企业运转的基础设施。除了基础设施的环境效应不确定外，其他三个领域都可产生正环境效应，只要社会机构和政府政策发挥正常作用，NAFTA最终形成的环境效应为正。自20世纪90年代初，NAFTA被提上议事日程后，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认为，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将会降低美、加的环境标准。这种推论是没有将环境政策作为内生因素来考虑。将环境政策作为内生变量的两部门模型说明，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不仅不会带来环境保护水平的下降，而且环保规制还会得到加强，达到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改善双赢的目标。以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作为利益分配的替代工具，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改善了环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1990年以来在与美加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都得到加强，产生的积极环境效应是明显的。至于墨西哥是否成为 “污染天堂”，由于墨西哥不断强化环境规制并予以严格实施，不存在墨西哥放松环境规制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问题，CEC的研究报告也没有美加投资流向墨西哥污染部门的证据和趋势。墨西哥是第一个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引入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它采用的适应NAFTA和NAAEC的措施，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墨西哥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经验可归纳为：环境政策的总导向是环境保护和促进产业竞争力、环境标准的设置要合理、环境管理引入市场手段以及政府加强与企业界的合作。 第四部分探讨NAFTA的贸易自由化和环保趋势对中国的影响任何经济一体化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对区外的国家和地区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在北美市场上，因NAFTA免税或减税产品的影响，中国产品的传统竞争优势已经受到明显冲击，威胁到其在NAFTA市场上的占有率。特别是墨西哥与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见长，而墨西哥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享有免税或减税优惠，其产品竞争力得到增强。其结果，墨西哥已经在1998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品供应国。NAF-TA还对国际资金和技术流向产生影响，使其向北美市场倾斜，进而增加了中国吸引外资的难度。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采取相应的宏观政策。可能的选择包括：培育绿色经济和绿色消费者；绿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把握北美市场机会；在国际合作中争取中国的权益等。在微观层次上，中国企业要从挑战中寻找机会。拓展环境标准高的北美市场，至关重要的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环保竞争力。通过建立企业绿色管理模式，以绿色管理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适应北美市场的环保要求和具体环保标准，在此基础上主动选择有利的商品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