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近年来中国政府采购的规模有多大
2013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为16381.1亿元,比2012年增加2403.4亿元,增长了17.2%。在货物、工程、服务三大采购对象中,服务类采购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26.4%。
2014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17305.34亿元,比上年增加924.24亿元,增长5.6%,增幅下降11.6个百分点,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1.4%和2.7%。政府采购规模呈现增速放缓、结构优化的特点,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等效应逐步显现。
Ⅱ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财政学材料分析
我国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并存的土地公有制,以及建设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征地、出让行为,由此导致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规模大,在政府土地租、税、费收入三者当中占比高。针对社会上对于房地产税与土地出让金存在重复征收税费等质疑,本文认为,对于土地增值收益要区分其增值属性和投资来源,既要通过税费实现"涨价归公",又保障私人土地投资的合理回报和合法权益。研究认为,推进土地相关税费体系改革,应当明确土地租、税、费三者的财政学属性,处理好土地出让、征收房地产税、土地收费三者的关系,协调好政府土地相关收支行为,通过土地制度与财税体制等协同配套改革,促进土地资源的科学集约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Ⅲ 陈志武 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Ⅳ 中国政府体制分析的简介
《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政府体制的规范、环境、结构、功能、运行以及政府发展等要素进行了理论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以规范、环境、结构、功能、运行为主体结构的分析框架,并且在规范、环境、结构、功能和政府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如对列宁政府管理思想的研究,对中国政府环境的利弊分析,关于中国政府结构基本特征的见解,关于政府职能转变涵义的界定.关于政府发展的观点,等等。这种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对关于中国政府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府学的探讨,都作出了贡献。当然,这种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还不够成熟,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展开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Ⅳ 中国政府体制分析的介绍
《中国政府体制分析》系《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的一种,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的成果之一。《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管理丛书》酝酿已久,后由谢庆奎、燕继荣、赵成根执笔写作,具体分工为:第一、五、六、七章——赵成根,第二、八章——燕继荣,第三、四章——谢庆奎。吴俟生、尹涌、宁宇、薜亮参与了第三章的写作。最后由谢庆奎统一修改定稿。
Ⅵ 中国政府规模有多大
13.8亿人口,全球1/5, 疆域横欧亚,经济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航母,人造卫星护守护著,去国月球,这政府该是个什么样的规模?大与超大
Ⅶ 中国当前国内形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外部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包括加入WTO以后,全球市场化的红利注入,让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的“恢复性追赶”。但是这些红利的边际效应也是逐渐递减的,而内部活力也未能及时补位,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自然不断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大部分经济层面的资源配置交给了市场,实现了分散而精准的配置,因此社会运行效率大幅提高,经济水平也就大幅提升。但是政府把控的庞大公共资源,包括公共财政、国有企业等,依然以集中决策为主,同时决策主体未能实现“责权利”的匹配,所以资源配置往往是低效甚至浪费的,制约了经济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同时,近年来,政府干预明显增多,特别是诸多自上而下的“一刀切”政策,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对经济社会效率有明显的伤害。
中国的经济环境中,交易成本很高,所以中国的销售人员特别多,销售成本也特别高。这是因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影响精神信念)不健全,经济社会的信任感还比较薄弱。除此之外,制度性成本等也是额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经济结构畸形还体现于,中国居民因为缺乏完善社会保障带来的安全感,消费明显不足,更多的消费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消费上,其中住房消费因为又带有投资属性,而受到普遍欢迎。消费不足、储蓄倾向明显,不得不让政府投资和对外贸易来弥补,而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高企的货币增发速度,这始终会让靠近有关资源、具有先发优势的人群优先受益,加上社会税收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拉大。
综上,中国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以加入WTO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红利边际效应递减,同时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大量政府债务制约政府投资、国内消费透支且信心不足而致量能不足、经济运行额外成本较高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二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若通过大幅增发货币来稳住经济,则可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特别是未来两年内猪肉价格迅猛上涨并持续高企、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背景下,可选择的政策空间也较为有限。而在通货膨胀背景下,资产价格必定暴涨,同时因税收体系不健全,必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犹如行驶的火车,惯性很大,调头难度大且缓慢。同时,以“一卡通”为代表的社会治理信息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关键领域改革推进缓慢,成效未能充分体现。
Ⅷ 分析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的原因
1、就业压力加大,有些部门不得不按人设岗,吸纳就业,降低失业率;
2、地方官员依靠权力,将自己的亲属安排进入
3、由于国家的具体职能不断延伸,人员的增加也是很难避免的
Ⅸ 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简单说 你就生活在政府管制中 在国内
无论你怎么跳 除非藏起来不跟外界交流 他都能影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