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财务分析

⑴ 做证券分析师应该学习哪些课程

金融分析师证是金融证券投资与管理界的一种职业资格证书，简称CFA，由CFA协会回所授与，金融答分析师在投资金融界被誉为“金领阶层”。

金融分析师（CFA）考试

金融分析师考试共有三个等级，Level I、Level II和Level III，考试在全球各个地点同意举行，考试内容涵盖了广泛的金融知识，同时考察当年最新的金融市场相关知识以及最新金融领域研究成果。考试难度逐级递增，而且不能越级考试，必须从一级到二级再到三级，各级考试的通过率约40%。

金融分析师（CFA）考试内容

包括：道德和职业标准、数量分析、经济学、财务报表分析、公司金融、投资组合管理、权益类投资分析、固定收益证券分析、衍生工具分析与应用、其它类投资分析。

⑵ 在大学学ACCA有哪些好处

众所周知，ACCA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加上国际化进程和现代财会行业转型趋势的影响，ACCA在全球财会界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财会界也深刻认识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性。因此，国内众多财经学府相继开设了ACCA专业和ACC方向班，迄今为止已达百家左右，且开设的院校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大学为什么开设ACCA方向班

ACCA方向班是大学本科教育为培养ACCA对口方向人才的一种创新教育模式，一般来说ACCA方向班隶属于学校会计学、审计、财务管理等专业。ACCA方向班学制4年，学习课程除了本科教育的基础知识，还包括国外先进的财会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即ACCA课程。

也正因如此，很多学生为了保证自己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就业前景，适应未来财会行业需求，相继选择报考ACCA专业/方向班。

感觉ACCA证书很高端，学习来难度是不是很大？

通俗来讲，ACCA是“国际注册会计师”，当然考取难度也会有，但是ACCA方向班是专门针对零基础本科生开设的。ACCA是一套非常完整的课程体系，是可以在零基础状态下学习的国际化财会课程，非会计专业的同学想要拿到这个全球最权威的财会证书，不论你的起点如何，ACCA报考条件不高，不管是否是会计专业人员，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付出努力，就完全可以拿下ACCA!

大学开设ACCA方向班优势有哪些

ACCA在国内称为"国际注册会计师"，实际上是英国的注册会计师协会之一（英国有多家注册会计师协会），它是英国具有特许 头衔的4家注册会计师协会之一，也是当今知名的国际性会计师组织之一。ACCA资格考试是按现代企业财务人员需要具备的技能和技术的要求而设计的，报考ACCA不仅可以提升我们基础的财务知识，更能给予更多的财务管理能力。总得来说，报考ACCA学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获得优势：

理论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ACCA是一个比较完善的系统知识体系，学到的东西也绝不仅是会计层面，学习后对公司制度的本质有了蛮大的了解。课程是根据现时商务社会对财会人员的实际要求进行开发、设计的，特别注意培养学员的分析能力和在复杂条件下的决策、判断能力。系统的、高质量的培训给予学员真才实学，学员学成后能适应各种环境，并逐步成为具有全面管理素质的高级财务管理专家。说实话，一个经过良好的培训、能用流利英文沟通、会写英文报告、精通中国和国际会计制度、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又有一张外国会计证书的人在中国还是稀缺资源，自然颇受雇主青睐。

较高的薪资和认可

根据官方统计，ACCA会员收入在50万至100万之间的比例高达21%。受访会员最高年薪超过200万。作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国际专业会计师团体，ACCA不仅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在中国也拥有超过500家“认可雇主企业”。包括普华永道、德勤、安永等众多会计师事务所，还有像华为、中兴、腾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移动等大型国企和民企，以及戴尔、通用电气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跨国银行，GP摩根等世界知名投行及艾森哲等金融咨询服务机构，都是ACCA认可雇主。这些企业都认可ACCA的含金量，在招聘和录用员工时都会优先考虑ACCA学员和会员。

学历+证书双向提升

学员通过ACCA前两个阶段的考试后，在国内即可申请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应用会计理学士学位，申请英国和英联邦成员国很多著名大学MBA或金融和会计学硕士学位有诸多免考科目，因此ACCA学员在备考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海外学位。

出国和移民优势

ACCA留学签证率高，移民更可获得技术加分。ACCA会员可在工商企业财务部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财政税务部门、跨国公司、国内境外上市公司等从事财务和金融分析咨询工作。中国遵照WTO约定全面开放银行、保险、投资等金融业务，国内涉外的专业金融人才缺口三百多万。

⑶ 私募基金怎么理解呢

私募基金（Private Fund）是私下或直接向特定群体募集的资金。与之对应的公募基金（Public Fund）是向社会大众公开募集的资金。人们平常所说的基金主要是共同基金，即证券投资基金。从研究范式来划分，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基本分析、技术分析、演化分析，这三种分析方法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其主要研究对象，都只侧重于市场运作的某一特定方面或者范畴，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但对于全面认识和深入探索市场运行规律，又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前提假设、范式特征各不相同，在实际应用中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重要区别。其中，基本分析属于一般经济学范式，技术分析属于数理或牛顿范式，演化分析属于生物学或达尔文范式。广义的私募基金除指证券投资基金外，还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常说的“私募基金”或“地下基金”，往往是指相对于受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的，向不特定投资人公开发行受益凭证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是一种非公开宣传的，私下向特定投资人募集资金进行的一种集合投资。其方式基本有两种，一是基于签订委托投资合同的契约型集合投资基金，二是基于共同出资入股成立股份公司的公司型集合投资基金。总体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在中国发展迅速，新募集基金数、募集资金额和投资案例与金额等代表着投资发展的基本数据将会长时间保持增长状态，这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企业数量多、发展快所带来的投资机遇。

⑷ 哪个战略级pe私募从400万元做到40亿元

做了几年的私募股权投资，有一点成绩，也有很多教训。这促使我一直在思考PE公司的成功要素是什么，自己如何能为一个PE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PE公司的两个分析维度

在谈这些之前，我想先建立两个分析的维度，一是PE基金的组织形式，二是国有PE基金的内在矛盾。

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合伙制，一类是公司制。合伙制强调的是合伙人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决策；而公司制最大的特点是有等级制度，信息是上下传递。这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团队的贡献和激励存在根本不同。

公司制处理这两点要难得多，由于上下级的存在，信息存在不对称，且权力会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一些职能，这导致团队成员的贡献程度不好区分；即便区分了，也不好设计出匹配的激励机制。而合伙制就好得多，合伙人们在一张桌子边讨论事情，各自带着各自的贡献“入伙”，最后在平等的背景下按照贡献分红，简单而清晰。所以，我们看到好的PE公司基本上都是合伙制的或合伙制基础上的公司制；而那些纯粹的公司制的基金，不管背景多么雄厚，也是比较普通的公司，典型的就是投行背景的PE公司，高盛、大摩的投行和交易无论做得多么优秀，它们旗下的投资主体只能算是平庸。

当国有成分加入进来的时候，PE公司会变得更加复杂。国有PE存在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一个最保守的组织去做风险最大的事情。所以，在现有框架下，国有企业很可能搞不好PE。融资活动按照风险级别从低到高排列，顺序应该是：国债、银行、债券、信托等影子银行、股票、PE基金，PE投资是所有融资活动中风险最大的一种。一方面，PE是股权，由于没有抵押，股权的风险高于债权；另一方面，PE的风险比股票大的原因在于，PE的流动性差。一般情况下，国有企业是各类企业里最保守的一类，因为怕承担责任；这不是某一家国企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共性问题。所以，一个最保守的、最厌恶风险的组织去从事风险最大的事情，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于是，我们在市场上也看不到做得出色的国有PE。如果只能做到一般，也就是说国有PE只能投一般的项目，花那么大力气精挑细选出来的还是仅处于平均水平的一般企业，那何必折腾呢？直接把国有资产，尤其是财政资金平均发给大部分企业不就可以了吗？

二、基金管理人存在的共性问题：非体制性问题

（一）专业和敬业问题。这两个方面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目前许多管理人团队的PE业务专业性还很弱，这集中表现在：行业和公司分析的框架不清晰，工具箱里的工具不多；财务建模和财务分析的能力不强，还建立不起财务和业务分析的联动，估值的概念不清楚；法律和交易的概念模糊，计算股权比例经常出错，IPO和其他上市的规则概念非常零星，不成体系。

另外就是敬业问题。办公时间炒股票、看新闻的大有人在；早上九点一刻才陆续来人，下午五六点公司就没人了；应该用一个小时做好的事情，在许多管理人团队那里通常要花上一天，工作上的推诿也时有发生。

（二）项目储备问题。有的基金运行多年，但基金管理人并没有建立起常规的项目来源渠道，无论是区域性的还是行业性的，这不仅包括项目来源，还包括项目维护、项目筛选、交易锁定等多个步骤，管理人在渠道建设、项目挖掘上做得远远不够，往往浅尝辄止，很被动。

关于按行业搜索，PE界也有争议。有严格按行业做的，也有不按行业做的，也有部分按行业做的（比如VP以上分行业，VP以下不分）。这也正常，很多基金管理人都追着热点走，现在很多原本不做互联网的基金也纷纷开始布局互联网。如果我们准备在农业领域长期做下去，有两个路径可以考虑，一是按行业搜索，另一个是按项目搜索，即充分利用我们的投资组合。这两个问题是非机制性的问题，但解决起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也要涉及机制问题。

三、基金管理人存在的非共性问题：机制性问题

（一）决策机制问题。目前许多基金管理人的项目决策机制从整体上看还是有效的。一个大的原则是“决策前置”，前期由项目组在细节上进行把关，后期由管理层在团队工作的基础之上进行把关。但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信息不对称导致“职能不对称”和“情绪不对称”；第二，权力的存在会加剧这些不对称；第三，以规避风险为名的“思维懒惰”似乎根深蒂固；第四，管理人和基金董事会缺乏沟通。

在合伙制文化里，合伙人基本上包办一切，融资、项目开发、执行等都做，公司的其他员工都是助理级或支持级的。但在公司制里，由于存在“权力”和“层级”，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明显的“职能不对称”，有层级就会有“剥削”，就好像总公司对分公司、总行对分行的“剥削”一样。工作是下层干得多，收益是上层分得多，这就产生了不匹配。

导致不匹配的根源就在于前面提到的“权力”，由此导致的一个弊端就是中下层员工的积极性会受影响，激励成为一个大问题。各个职级没有承担其本身的职能，导致典型的“职能不对称”。本来中高职级的人员应该去募资、开发项目、寻找退出渠道，这些任务居于PE“微笑曲线”的两端，但在很多做得一般的基金中，这些重要任务都被压在中低职级员工肩上，很难想象这样的基金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另一个弊端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中上层和中下层对项目的“情绪不对称”。在合伙人文化里，合伙人自己开发项目自己做，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合伙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权力”可以去“剥削”。但在公司制里，中下层开发的项目到了中上层，往往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项目决策路径：中下层有夸大项目好处的动力，有时好像是作为一个财务顾问在“卖项目”，于是中上层自然而然地会采取更大的谨慎态度（有时会谨慎过度），以防备被中下层“忽悠”，即便中下层如实介绍项目，也常会遭遇过度防备。另一方面，中上层并没有身处一线去了解项目，对中下层的具体工作环境、人脉、谈判过程也不了解，这也会产生“情绪不对称”。而“情绪”是公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除金钱激励之外的一种很重要的激励方式。于是，这经常会引发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很多公司制基金一年也投不出一两个项目。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项目储备不足，但决策机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现实情况而言，比较大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对“风险”的理解。PE是风险偏好的，而债权和国企是风险规避的，所以这类企业的决策层倾向于更为保守的项目判断逻辑。我认为，这种保守并非真的保守，而是类似于“懒政”，就是害怕风险，容易放弃对项目风险的识别和分析，过度依赖于担保，而且似乎有对担保的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种做法偏离了PE的运作模式，又回到了债权的老路子。PE之所以能获得比其他投资方式高的收益率，是因为PE团队更加聪明、敬业、勤奋，对风险做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做到风险的“可识别，可测量，可承受”。面对风险，我们不应当茫然无措，心惊胆战，最后退回到要求企业提供足额担保的避风港。我们应该更主动地应对风险，要知道， 害怕风险，回避风险，去寻求所谓的担保，表面的程序上漂亮了，这才是最大的风险。

管理人逃避风险的根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所限，因为没有经历过PE投资的洗礼，容易形成对之前债券型思维模式的“路径依赖”，并缺乏对PE投资的自信；二是缺乏激励，管理人感觉自己犯不着去承担风险。

（二）激励机制问题。这是一个固有问题，首先是决策层的激励，然后是普通员工的激励。在现有框架尤其是国有背景下，决策层几乎没有金钱激励，主要依赖仕途激励，但仕途激励并不单纯取决于这只PE基金的成功，甚至跟基金的成功没有关联。所以，正如其他欠缺激励的国有企业一样，决策层倾向于保守，于是出现“最保守的人做风险最大的事”这种情况。决策层激励不到位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基金的战略制定、项目储备、资源积累、团队培养、项目风险担当等需要决策层承担的职责，可能都会由于激励不到位而得不到完整的落实。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也是深层次的问题。

目前，许多基金管理机构普通员工的激励也远远没有实现市场化。众所周知，PE基金的长期激励主要来自项目收益分成，英文称之为“carry”。有的carry是按基金的整体收益发放，也有的是按单个项目的收益发放。PE公司承担着巨大的投资风险，不光是LP承担风险，GP及每个项目涉及的人员都承担风险，事关职业生涯的前途。所以，LP和GP都要求很高的回报，甚至是要求各种投资种类和职业中最高的回报，否则就无法吸引到优秀人才从事PE这个行业。按照市场化原则，一般基金GP按20%提取收益分成（可能会在一定的基本收益率基础之上提取），分配方面一般分为两个50%，分别分配给合伙人或管理公司（主要是对募资和项目管理的激励）和项目团队。项目团队里，项目开发、执行、投后等环节及相关人员再做分配。

探讨激励问题的基础是我们要建立一支优秀的PE管理团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激励不足。比如前文所述的敬业精神问题，在缺乏信仰和敬业精神的大背景下，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因此我们采纳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基本假设。大家想的都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钱的事。这不涉及道德判断，这属于激励机制范畴。至于个人的成长，那是另外一码事，如果一个公司不注重长期激励，也就是不在乎公司以及每个员工的长期成长，个人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呢？

四、解决以上问题的几点建议

以上我阐释了四个问题：专业和敬业问题、项目储备问题、决策机制问题、长期激励问题，也主要从组织结构（合伙制/公司制）和国有企业这两个视角，对这四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做了剖析。下面，我试图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一点建议，我相信能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明晰组织定位，做大规模，因为社会效益也是拿钱堆出来的。每个组织都应当有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定位，但我们长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这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清。在定位上，我并不认为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中农基金”）有别于市场上的其他PE基金。中农基金有“以社会效益为主、兼顾经济效益”的宗旨，看上去是不够市场化。但实际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经济效益是“底线”，社会效益是“亮点”。

有趣的是，经济效益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主要体现在投资机会和估值、长期和短期、盈利率和盈利规模等方面。比如，估值可能会高一点，但会带来投资机会，可能收益率会降低，但是毕竟也能挣钱；再比如，投2亿元，挣1倍是2亿元；投5000万元，挣4倍也是2亿元。这些都和社会效益无关，完全没必要因为考虑社会效益而去扭曲我们本身的经济效益判断，PE基金就是一个经济上的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效益？我认为，社会效益就是“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中的“产业发展”四个字。我们要推动一个产业（农业相关细分产业）的升级，改变一个产业的面貌，至于其他的，带动村民致富、保护环境、国家战略等，都是依附于产业发展之上的。

如何实现这个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的社会效益呢？两个办法，一是加强研究，找到产业发展最好的模式。这点有些基金做得不错，把行业研究透，然后设计出最好的商业模式，有符合这个商业模式的企业就投，没有就建新公司。二是拿钱去堆，一个产业没个一二十个亿，不可能有改变。比如我们在福华的投资，通过较大规模（几十亿）的跨境并购和国内的整合，彻底改变了最大的农药细分产业的面貌，这就是最大的社会效益。而像我们投资立华、科尔沁、龙华，都只解决了企业发展的问题，没有解决行业发展的问题。如果科尔沁要解决行业发展问题，至少应该有10亿元的投资。农机产业也是，如果现在有几十亿，我们可以去欧洲收购最好的公司或者建立合资工厂，这也能彻底改变中国农机行业技术水平低的劣势。

至于覆盖面的问题，那非常简单，拿出5个亿，一个项目投2000万元，可以投25个项目，覆盖面够广了吧？所以，我们根本不应该纠结于投大项目还是投小项目这些问题，而应聚焦于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事：产业发展。

所以，我的观点是，中农基金必须立足于做大，而且要尽快做大。其一，这符合基金管理人扩大资产管理规模的总体战略。其二，这肯定也符合国务院对中农基金的定位。中农基金的规模才40亿元，在“中”字头的公司里面简直是小不点儿，即便做到400亿元也很正常。其三，这也符合一般基金的发展之路，很多基金规模都是越做越大，很少有保持一个既定规模的基金。

在这个做大的过程中，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所担当，必须放弃一些理念，所谓“有得有失”。只要我们尽心做事，公心为上，哪怕有项目投资失败了，也要勇于担当。如果像小脚女人走路一样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就会辜负国务院对中农基金的重托。

哪些理念要放弃？主要就是过度追求估值和担保的完美。追求估值的完美可能会丧失机会，追求担保的完美则可能陷入思维惰性，即便控制了风险，也很可能实现不了产业发展的目的。

（二）合理安排人员，在陌生人文化里建立梯形垂直管理。据我了解，许多基金管理人之前是小团队的管理机制，也可以说是“熟人文化”，是一个“朋友圈”。熟人文化里的人不多，管理半径短，大家也相互很熟悉，靠人情即可约束，没必要进行正式的管理，有事说两句就可以了。但随着团队的扩大，熟人文化必将被“陌生人文化”所取代。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的背景，相互之间很陌生，这个时候就没有熟人之间那种默契了，光说几句也不够了，必须依靠制度来约束。

在公司制基金里，公司人员形成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由于权力的存在，一把手至关重要。我们看到成功的基金里通常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现在许多基金管理公司的客观情况是，领导层不太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从大的方面看，这可能会使得基金的发展方向不清晰，管理架构不成熟，战略执行不得力；从小的方面来看，这可能导致项目管理偏弱，信息不对称现象加剧，人员奖惩不公正。

所以，我们可能要从金字塔形架构变成梯形架构，由一把手授权有经验的中层管理人员进行垂直管理。也就是说，梯形上面的那一条横线就是强有力的投委会或者真正意义上的高管层。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要取消矩阵管理或者360度考核。360考核过度强调团队和谐，而忽视了是非。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表面上的和与实质的和，我们肯定应该选后者。

（三）加强自身管理能力，理顺管理人与基金董事会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如果说需要改进的话，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董事会的日常沟通，尤其是建立多角度的汇报机制；二是加强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理顺双头决策体系。

一般来说，基金董事会对基金管理人是认可的、信任的，但日常往往缺乏沟通。中间可能有个别的沟通，但毕竟都是非正式的，也不一定全面。这种长期不沟通，等到最后临门一脚，会让项目组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想，基金管理人要加强的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展示自身能力，取得股东信任与尊重。这没有捷径，方法就是找到更好的项目、更有影响力的项目去做投资，而不是对基金董事会形成较大依赖。同时，处处有章法，个个成精品，争取尽快形成鲜明的投资风格。前面提到的真正在“产业发展”上做文章，就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风格。

其二，建立汇报机制，保持与股东的信息对称。现在经常出现股东向管理人催要工作简报、估值报告等资料的情况，我觉得下一步还要加入立项报告等文件。这些内容基金管理人应当主动提供，要重视，要落实，而不是应付了事。《诗经·小雅》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个团队得有些文字，有些思想的“声音”，才能形成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比如，有一个工作简报，就有灵魂了，就生动了，就不像是拼凑的团队了。

其三，改革决策体系，理顺双头决策体系。现在有许多基金采取的是董事会、管理人双头决策体系，这必须要理顺。双头决策可能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推诿：谁都在决策，谁又都不好好决策，因为总觉得有对方在把关。所以必须要理顺，双头只取其一。上一条中谈到的立项报告，其本质是让管理人的投委会弱化，而强化董事会的决策权。

但董事会做实质性决策也存在其问题：这相当于LP大会替代GP投委会，这在PE基金业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制度安排。因此，还有一个相反的思路，就是弱化董事会，强化管理人的投委会，做PE投资的“注册制改革”。怎么强化？就是要改善、改组。如果改善或改组后的管理人投委会能够得到董事会的充分信任和尊重，那么董事会的决策就相当于是时下时髦的注册制，其不做实质性的判断，而是把实质性判断的权力交给管理人。这些改善或改组跟体制性因素都没有关系，核心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四）确立长期激励机制的基本原则。根据对市场上其他PE基金的了解，长期激励机制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团队跟投，二是项目收益分成。

管理人跟投项目，敢做敢当，这再合理不过。一时凑不齐钱的话，一般也可以从薪资里面扣一部分，作为强制跟投的金额。我觉得，跟投还是必须要执行的。

不同机构的项目收益分成方式差别比较大，有的是按整体收益发放，有的是按单个项目收益发放，但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留给团队的收益比例，高的能达到50%，一般是30%〜50%。举例来说，假定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赚了1倍，也就是获利2亿元，扣除80%的LP分红，剩下的20%，也就是4000万元属于GP。如果管理公司拿走60%，也就是2400万元，剩下的1600万元就是团队的。如果参与项目收益分成的是5个人（投委会成员以及VP级别以上的项目组成员），理论上人均就是300多万。当然，根据每个人对项目的贡献度不同，实际分得的金额会有多有少。

总之，长期激励的原则应该是：第一，从绝对金额上看，既不那么扎眼，又能有相对高的收入激励，至少要高于投行或银行一般的激励水平。其二，从激励范围上看，一般是激励VP以上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但是来自投委会的激励人员也必须大致匹配。

⑸ 资管计划可能做有限合伙的gp吗

全民创业，万众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了各类PE，VC，天使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那么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人，应该如何进行账务处理，本文试图作出分析。

市场上各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法律形式是有限合伙企业，而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者，存在2个重要的角色区分。
GP（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不可以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下面主要按照投资人不同的出资比例，不同的角色讨论各自的账务处理。

比如，根据典型的基金合伙协议，基金的分配的规则是：
1.先返还投资者持续投入的本金；
2.再按投入本金年化8%的收益按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的比例分配给各有限合伙人；
3.项目2金额/80%*20%分配给管理人；
4.剩余收益按80%和20%的比例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对有限合伙人的分配

1、投资人是GP，在合伙企业权益占比20%。
分析：GP一般执行合伙事务，对合伙企业有控制权。GP的可变回报为20%+80%*20%=36%超过了IFRS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指引中30%的可变回报标准，该投资人应该把合伙企业纳入合并范围。在投资人的单家报表上，该合伙企业符合子公司的定义，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成本法后续计量。

2、投资人是GP，在合伙企业权益占比10%。
分析：GP一般执行合伙事务，对合伙企业有控制权。GP的可变回报为20%+80%*10%=28%未超过了IFRS合并财务报表准则指引中30%的可变回报标准，但是该投资人由于执行合伙事务，对合伙企业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在该投资人的单家报表中，该合伙企业符合联营公司的定义，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后续计量。

3、投资人是LP，在合伙企业权益占比90%。
分析：LP一般不执行合伙事务，虽然LP占有较多的合伙企业权益，如果LP没有按照合伙协议获得额外的权利，那么仅按照权益占比，不能认定为对合伙企业存在控制，亦不能认定存在重大影响，该投资人应该在其单家报表中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4、投资人是LP，在合伙企业权益占比25%。
分析：一般不需要考虑LP在合伙企业的特殊权利，在投资人单家报表认定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另一大类情形，企业通过集合资管计划投资，该企业仅为集合资管计划的投资人之一。一般集合资管计划均由第三方资管公司管理，需要考虑第三方资管公司在资管计划中的角色，需要认定其为管理人还是代理人。如果资管公司是管理人，那么资管计划纳入资管公司合并范围，其他投资人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下文讨论资管计划作为代理人的角色时，其他投资人的处理。

1、投资人在资管计划中享有优先级
分析：该部分投资人应该将该部分投资在单家报表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投资人在资管计划中享有劣后级
分析：认购劣后级的投资人一般享有一定的管理权，从而保证其劣后级份额的安全和收益，如果该劣后级投资人对资管计划存在权利，同时享有的份额超过30%，该劣后级投资人应该将该资管计划纳入合并范围，在单家报表中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计量。
如果该劣后级投资人对资管计划仅存在重大影响，或者享受权利但是份额不超过30%，该劣后级投资人应该在单家报表中计入长期股权投资，后续权益法核算。

另外还有一种劣后级投资人，对资管计划没有任何管理权，纯粹为了博取高额收益，对于该部分投资人，应该直接将该部分投资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⑹ 毕业论文 财务本职 职能的研究 该怎么写啊

CFO特殊职业行为规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邵光洁） CFO职业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特殊职业行为规范。知识和技能的灵魂是职业行为规范，职业行为规范的灵魂是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的灵魂则是诚信。所谓诚信，其原意一是“说话真实并且算数”；二是“办事公平”，既不能损人利己，也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 美国以安然为导火索而曝光的一系列财务舞弊案件以及我国一些上市公司造假会计数据、管理当局伙同大股东聚敛社会财富和侵占小股东利益等劣迹充分表明：不仅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我国，就连号称市场经济和法制典范的美国，法律仍有鞭长莫及之处，仍有盲点。这些正需要包括CFO职业道德在内的社会道德去填充，以保持公司经营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秩序、条理和稳定。换句话说，职业道德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规范，其本质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遵守职业道德可能要付出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法律以强制性为特点，而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则否，但职业道德作为职业行为规范必须对违反者进行惩戒，从而对职业成员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以职业素养为源，提升CFO职业价值（江苏省财政厅会计处处长 徐宁） 财务总监的“职业化”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素质的“专业化”，体现在很强的职业标准、专业素质和其他综合素质要求等方面；二是角色的逐渐“独立性”，表现为有独立的职业团体和逐步建立的职业资格；三是自身价值的市场化，其涵义主要是指报酬的市场化。 有学者（汤谷良）提出新时代财务总监“三师合一”的倾向就是一种代表，即以监督职责为基础的注册会计师（CPA）、以管理控制职责为主的管理会计师（CMA）和以理财职责为标志的财务分析师（CFA，CFP）。相信伴随着财务总监进一步的职业化趋势，其职业形象将越来越体现出“以诚实守信和传统职能为基础，以现代理财能力为手段，创新思维与职业谨慎行为并重，通过保护和创造社会财富来实现自身职业价值”的职业文化特征。 （责任编辑：刘敏）

⑺ 帮我策划一个简单的会计论文提纲（大学生的水平）

「摘要」本文研究了独立审计诚信的涵义、发生作用的条件、产生信任危机的根源，以及独立审计诚信与政府政策变动、有关法律制度安排、对高质量审计信息的市场需求、注册会计师的基本素质等变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独立审计 诚信 稳定的预期 无限责任

一、独立审计诚信的涵义与作用条件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以“己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一个主体若长期诚实、守信，就形成自己的信誉。诚信与信誉是两个等价概念。

诚信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对其他主体兑现自己诺言的过程，包含着讨价还价和理性均衡，在讨价还价中，交易各方都朝着均衡的目标迈进，最终会达到某种均衡，但这样的均衡又是暂时的，会不断演进，美国自1933年《证券法》把独立审计的责任对象扩大到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起，独立审计的诚信也因此变成了独立审计承诺并兑现为“公众利益”服务（郭道扬，1994）。

独立审计作为一种“公共合约”和“监督经营者对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守和对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的“外部权威”（谢德仁，1997），是以委托人信任为前提的，否则，审计契约就不会存在和发展。

独立审计诚信包括合伙人的诚信和非合伙人的诚信，在鉴证业务上的诚信和管理咨询业务上的诚信。对此，人们更多地关心合伙人在鉴证业务上的诚信。

合伙人诚信主要包括对事务所内部人员的诚信和对公众的诚信。前者主要包括，（1）在签订合伙协议时，不虚夸私人财产，不虚报独立审计技术、技能、开拓市场或管理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以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R.K.Mauts＆H.A.Sharaf，1961，1990），和创新能力，不连累或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2）在执业过程中，不偷懒（比如，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不说谎（如，隐瞒审计风险的严重性）和欺诈（如，与被审计单位合谋，骗取严重不实的审计报告）等。（3）客观、公正地执业和评价非合伙人的成绩，给非合伙人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信守与非合伙人达成的合约，不克扣他们的利益。

合伙人对社会公众的诚信，主要表现在审计鉴证业务上的诚信。其主要内容是：（1）不虚报自己的私人财产和专业胜任能力。由于独立审计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并且其服务质量信息具有高度的不对称性，因而若没有强有力的约束，CPA滥用社会信任是很容易的事，私人财产殷实和专业胜任能力强，是确保独立审计诚信的根本所在。（2）独立性。合伙人越独立就越能公正地出具独立审计报告。人们指控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得了太多的管理咨询收入且有多位职员先后在安然公司任要职，安达信丑闻使人们相信“‘五大’的审计质量不总是值得信赖”（葛家澍，黄世忠，2002）。（3）严格遵守独立审计准则，是独立审计职业界最能接受的标准。但是，司法界和社会却不以为然，如，1968年的“大陆自动售货机公司案”，法官W.R.Mansfield认为，当法庭发现审计报告有进一步揭示必要时，遵守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并不是辩护的理由。在我国，同样存在着遵守独立审计准则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事务所和相关CPA不会受到诉讼和承担法律赔偿（1）。（4）及时地、全面地、公正地查证、披露被审单位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信息。

综上，独立审计诚信将意味着直接审计成本的增加或者审计份额的某种失去；在健全的资本市场中，失信将获得一次性收益，损失更多的长远利益，而在不健全的资本市场中将在“劣币驱逐良币”中受益。即，独立审计的诚信实际上是健全资本市场中的处在信息优势方的审计师的短期利益对长期利益的让位。诚信者为的是长期利益，失信者看中的是眼前利益。

独立审计诚信机制从来就不会自发地发生作用，法律责任安排、市场需求和稳定预期是尤其重要的外生变量，并通过合伙人对诚信的市场收益的追求而内在化。人们并不对等地重视交易的双方，把监督的重点放在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我们以为，张维迎（2002）研究的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四个条件（2）在独立审计领域同样适用。

第一，社会公众对独立审计必须足够的耐心来信任独立审计会信守合约，不能因为某一审计失败而放弃对独立审计的信任，否则，独立审计更容易“做一锤子买卖”，也不能因为某一事务所或某一CPA发生了审计失败而怀疑所有事务所和所有CPA的可信性。

第二，能及时发现CPA和事务所的不诚实行为，并高效率地传递此信息。对事务所和CPA的监管，无论是政府型的，还是司法型的、自律型的都是有缺陷的（谢德仁，2002）。安然事件后，SEC的主席H.Pitt向新闻界宣称，拟建立一个独立于CPA行业的监管结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制裁和质量控制，AICPA将不在此监管机构中发挥任何作用，主要由会计人士和非会计人士组成，他们有权要求当事人移交文件资料、作证，有权调查、启动制裁程序、公布处罚结果、限制不符合道德和胜任能力的CPA从事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3）。

第三，社会公众有积极性和可能性去惩罚不诚实、不守信的CPA和事务所。社会公众的积极性来自于惩罚的净收益，具体情况，我们在本文的第四节中论述。

第四，社会对高质量的独立审计报告有强烈需求。没有需求当然不会有供给的积极性，也没有人有积极性和可能性去惩罚失信者。

二、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经济人与信任危机

在独立审计诚信的现实世界中，独立审计为什么会有不诚实、不守信的行为？社会为什么在出现个别的、不很严重的不诚实、不守信时推及整个行业的、较严重的不诚信？我们以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现实人是经济人是产生独立审计信任危机的根源。

环境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不能确切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运用概率统计等方法只能改进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但不能消除每次决策的风险性。环境的复杂性是指世界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弄清它们间的内在联系与因果关系等就很困难，大思想家Hayek（1988）时刻警惕人类的理性的“致命的自负”。

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将导致：（1）对任何人而言，信息是不完备的（information incompleteness）；（2）在信息的个体分布上，信息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cal）的，有的人拥有别人不知道的信息；（3）人是有限理性的（西蒙，中译本，1989），有机会主义倾向（Williamson，1975，1985）。

同时，人又是经济人，总在追求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自身效应的最大化（4）。

由于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同时，信息又是不完全和不对称的，追求自身效应最大化的动机会使得人有机会，也有积极性在交易中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如，说谎、偷懒和欺骗等机会主义倾向，来谋取自身的利益，其结果就是不诚实、不守信用。独立审计人员的偷懒、说谎与欺骗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诸如节约审计成本、增加审计公费收入等经济利益，并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以为发生审计失败的可能性较小，或者被查处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制度制定者、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等同样也存在信息不完备、不对称、理性有限和机会主义，从而将存在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力、社会公众以偏概全或者“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三、政府政策变动与独立审计诚信

独立审计诚信是长期利益战胜短期利益的结果。其中，CPA，特别是合伙人的诚信尤其重要。一般地，短期利益是现实的，能较准确地预期，长期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只有当未来经济利益的贴现值大于或等于眼前的经济利益时，人们才会重视诚信，合伙人有稳定的预期是维系诚信的基础性力量。

政府政策对合伙人的预期有重要影响，大多数政府政策主要是关于产权的有关规定，任意地变动政府政策本身就是破坏产权（张维迎，2001）。在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时，讨论经济主体重视诚信与“痴人说梦”没有什么两样。

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事务所在1998年进行了一次产权变动，时隔不到两年，即在2000年大部分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又进行了一次合并，如此短暂的、不可预测的、强制性的产权变动使原合伙人对自己在事务所中产权份额没有安全感，对未来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再加上“有限责任”的“催化”作用，从我观察的事实看，合伙人的短期行为比以前更加严重，合伙人没有讲诚信的积极性。

对此，我的建议是：（1）事务所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公开的日程表，如，到何年止，事务所必须改制为无限合伙制，有哪几种合伙形式可供选择等，必须事先公布，不能搞“雷厉风行”。（2）政府官员应该成为保护一切产权的楷模，把工作重心转到“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张维迎，2001），不随意地出台政策。（3）无限责任制是事务所的最终体制，但不能急于求成，逐步强化“让合伙人负责到底机制”，通过合伙人来监督和激励非合伙人，事务所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依赖于一个透明的、稳定的政策和富裕的CPA足够地多以及他们间互认，这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四、不得失信与不敢失信：法律约束的重要性

在法律体系中明文规定，独立审计不得失信于委托人和社会公众，否则就是违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遭受严厉的赔偿，使合伙人不敢失信。关键因素是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安排和诉讼的成本与收益。

（一）合伙人的法律责任安排

事务所的特征化服务是会计鉴证，其生命力在于它的“公信性”。这种公信性服务不需要多少诸如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也不需要垫付多少流动资金，因此，非人力资本投资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意义，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职业谨慎精神。但是，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周其仁，1996），决定了人力资本不具有可抵押性。因而，在没有其他约束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独立性和职业谨慎是靠不住的，并且，专业胜任能力可能成为滥用社会公信的技术支持。在这里，最重要的约束机制就是让非人力资本负责到底，人力资本接受非人力资本的监督和激励。理性人选择不诚实守信，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诚实守信的效用更大，这种情况，在有限责任制下更容易发生，因为在失信被发现的概率一定的情况下，眼前收益越大、合伙人出资越少，合伙人失信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有限责任制不利于遏制合伙人的机会主义和失信行为。相反地，无限责任制由于要求合伙人在发生审计失败时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赔掉的可能不仅仅是本次审计公费收入，还可能包括过去的全部汗水，因而，无限责任制是维系独立审计诚信的最有效的组织制度。
合伙人的私人财产的价值不在于对事务所的运营起垫支作用，而是一种为人力资本的诚实守信担保、为人力资本的失信提供于社会公众以补偿的机制。

无限责任制有独资（SP）、普通合伙制（GP）、有限合伙制（LP）和有限责任合伙制（LLP）四种形式。普通合伙制和独资不利于扩大事务所规模。有限合伙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吸引私人财产不多但创新能力很强，或者非常富有、创新能力也强但不愿意承担无限责任的CPA加盟事务所，有利扩大事务所的规模，但最大缺陷是无论合伙人是否有错，在任一合伙人出现审计失败时都要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是“诛连九族”封建残余的表现。在有限责任合伙制下，只有在合伙人与违规事件有关时才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无关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既消除了“诛连九族”的封建残余，又秉承了“权责对等”的现代文明。相比之下，让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事务所选择有限责任合伙制，是合乎我国现实的法律责任安排。

（二）诉讼的成本与收益

若诉讼的成本很高而收益很小，那么，事务所合伙人的无限责任安排对独立审计诚信的培养作用就会落空（5）。诚信的压力来自于失信后被发现的概率与发现后惩罚的力度的积。而失信后被发现的概率又是起诉的难度的函数（6）。

如果起诉者的范围被约定得很窄，比如，只是管理当局和主要的所有者的话，审计者更容易屈从于管理当局的压力并与之“合谋”，但如果把起诉者的范围扩大到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的使用者的话，则监督的力度将大大提高。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给出了四项前置条件（7），使起诉者和被诉的对象都比较窄，使失信的CPA的被诉的压力并不很大。

胜诉的难度，主要是指谁“举证”。美国《证券法》将举证的责任转移给了CPA，起诉者只要证明财务报表存在不实就可以起诉，CPA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就使普通投资者的诉讼成本很低，也较容易胜诉。我国奉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起诉成本很高，理性人若发现诉讼成本高于诉讼收益，那么，他将选择不起诉。

处罚的力度。现有的论述几乎都是从经济赔偿的角度来论述，比如，美国投资者对事务所的道德风险的诉讼，较容易胜诉，一旦胜诉，事务所将面临天文数字般的赔偿责任，如，1998年安达信为WasteManagementInc.案赔偿了7，500万美圆；1999年，安永（Ernst＆Young）为theCendantCo.的会计丑闻支付了3.35亿美圆；……。我国的CPA的赔偿通常较少，如，红光事件，就是没收相应收入并罚款1到2倍（刘峰，许菲，2002）。其实，经济赔偿是衡量处罚力度的重要方面，此外，名誉损失和职业禁入，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独立审计能给CPA带来比从事其他职业更多的收入的话，暂停执业，甚至实施职业上的“终身禁入”，显然比现时罚款更严厉。李爽、吴溪（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自1994年至2001年期间，对违规事务所的处罚呈现出日益严厉之势——从一开始的“警告和通报批评”到1998年起实施的“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1999年又“追加了对涉案CPA的罚款、暂停执业若干年或市场禁入”，2001年起对涉案CPA再追加“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惩罚。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惩罚的力度越来越大而独立审计的失信程度也日益严重？限于篇幅，不便于展开论述，但必须指出，独立审计的诚信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加大处罚力度就可以解决的，若如此，启用“乱世用重典”即可，不必讨论和实施诚信问题了。

五、诚信收益的市场条件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有诚信的事务所和合伙人能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能收取更高的审计公费收入、能节约更多的谈判成本等，这就是独立审计的诚信收益。资本市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是产生独立审计诚信收益的根本动力。

在我国20年的独立审计实践中，独立“审计质量不是寻求上市的公司或已上市公司的成本效益函数中的一个变量。相反，一些独立性较高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高质量的审计意见，甚至会降低那些自身质量不高的待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利益，……，那些能提供符合客户要求、顺利取得政府管制机构认可的审计意见，最受欢迎。”（刘峰，林斌，2000）事务所的诚信并未为事务所带来什么好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价格并不因为事务所的公信力强而提高，银行也不因为提供独立审计报告的事务所不同而实施差别利率。即，事实上，市场并不真正需要事务所和合伙人诚实、守信，此时，事务所及其合伙人当然不会去“逆势而为”、提高独立审计的质量，甚至与审计意见的需要者——企业的代理人和大股东“合谋”，欺骗企业的所有者和中小投资者，使客户获取银行贷款、争取上市资格、配股资格或者逃避“ST”、“PT”或“退市”处罚，从客户“购买审计意见”中获得不当利益。这样的市场状况，怎能培育、提高事务所和合伙人的诚信呢？

查处“琼民源”、“四川红光”和“银广厦”等事件，推动1998年证券市场中的事务所和1999年其他事务所“脱钩改制”以及2000年证券市场中的事务所“购并整合”，要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时”应进行“补充审计”的，都是政府机构，我国政府管制机构在日益强制事务所和合伙人在审计报告中“说实话”。因此，我们可以说，事务所与合伙人的诚信“状态依存”（state-contingent）于政府监管。政府监管“松”时，事务所与合伙人的诚信较低，甚至丧失：“紧”时，则被迫开始重视诚信。此外，政府管制机构对事务所“挂靠制”、“有限责任公司制”的认可，政策的短视和多变，地方政府在国有企业“脱困”上的政治性压力对事务所的转移，甚至某种程度的“依赖”等，都使事务所与合伙人对建立诚信没有积极性（王善平，2001b，2002）和条件。

市场对事务所和合伙人的诚信的需求不强烈与政府管制强大与不当有关，还与如下三个因素有直接联系：（1）独立审计的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所有者“缺失”、内部人控制严重，中小投资者在监管企业代理人时行使“理性的无知”（Downs，1957）；（2）股市上只有“做多”机制，没有“做空”机制，分析师只有一味地“吹捧”和“粉饰”上市公司的动力，没有揭露上市公司“短处”的积极性；（3）使用虚假审计报告而受害的人通过司法获得赔偿的渠道不畅通，或者所费大于所得。

⑻ 如何选择股权私募基金gp

投资者如何选择管理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社会上投资基金非常多，有几千上万只，让投资人眼花缭乱，究竟投资什么样的基金才能踏实呢？主要看:
基金的基本面。包括:基金成立日期、地点、背景及历史沿革；注册资本或出资总额、资本结构及其变动；组织结构的设计和人员构成；当前财务状况；风险管理体系及合规管理体系。
基金管理团队。包括:团队的稳定性；团队人员素质；团队治理结构；投资效率等。三、投资策略。包括:投资策略的结构特征；投资策略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对目前宏观经济、行业发展、投资项目的看法；
过往业绩。包括:投资业绩；现金流量；估值方法等。
投资行为。包括:投资项目；内部管理；报告制度；投后管理；退出方法；决策能力；与被投企业的关系；风险管理体系等等。
很多投资者盲目投资，只看基金许诺的回报高低，对其他方面根本不了解，听某某人说了，看到某某文章啦，或者政府说了 ，一旦投资失败还是只有您自己独自承担后果，所以，要想投资踏实必须对基金管理者有充分的了解才行。最起码是不会上当受骗。

⑼ 审计和财务报表分析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 审计的本质上防错报，起到监督的作用：审计的目的是检验你这些财务数据是否1）真实2)完整既然要检验这两点那么必然需要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进行财务分析。
假设某公司今年的GP%为10%第二年突然猛涨到50%。
审计就是要查明其原因从而进行分析。
财务分析是对财务报表以及表外的现实情况的研究： 公司内部的财务报表分析/外部的财务报表分析：前者是分析公司经营情况给管理层提供决策用的；后者也是分析公司经营情况给投资者提供参考建议的。
知识拓展： 审计： 其一是指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经济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 其二是指审计具有独立性，独立性是审计监督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区别于其他经济监督的关键所在。
审计与经济管理活动、非经济监督活动以及其他专业性经济监督活动相比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独立性特征 独立性是审计的本质特征，也是保证审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二）权威性特征 审计的权威性，是保证有效行使审计权的必要条件。
（三）公正性特征 与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审计的公正性。
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
但是单纯从财务报表上的数据还不能直接或全面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特别是不能说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和经营成果的高低，只有将企业的财务指标与有关的数据进行比较才能说明企业财务状况所处的地位，因此要进行财务报表分析。
做好财务报表分析工作，可以正确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揭示企业未来的报酬和风险；可以检查企业预算完成情况，考核经营管理人员的业绩，为建立健全合理的激励机制提供帮助。
1、与财务部门进行卓有成效的沟通 2、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做出正确的评估 3、从财务角度出发，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4、从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同的角度理解企业三大报表 5、快速识别财务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造假成份 6、学会分析企业的营运资本，审视企业存在的弊病 7、从现金流量表来分析企业的利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