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债务负担率

『壹』 中国债务的风险到底有多高

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到底是多少？这些债务的风险有多高，会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系统性风险或者区域性风险，应对这些债务和风险有哪些应对举措？基于此，日前，国务院信息公开办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共同举办第25次文津圆桌闭门研讨会进行研讨。

债务总量持续增长但整体可控

数据显示，以广义信贷总量的指标，到2016年一季度末，广义信贷为134万亿，广义信贷和GDP之比是193%，比2008年末上升79个百分点。以各项贷款比GDP的指标，到2015年底这个指标差不多是150%左右，比2008年末上升47.5个百分点。这说明这些年我国债务总量在持续增长。

不过，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主任何国锋称，相对债务总量增长，债务结构的问题更加需要引起关注。

何国锋强调，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整个融资体系结构不合理，长期依赖银行体系。他说，近年来，直接融资尤其债券融资这块发展比较快，但股票融资占比比较低。2015年末债券和股票融资总量在社会融资规模占比14%左右，这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和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银行业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资本市场解决的一些金融服务，像科技创新、大众创业、兼并重组这些应该由股权融资来做更好一些。

就整个银行体系来看，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不良贷款率仍较低。何国锋提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5%，同时整个贷款损失准备也比较充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拨备有2.4万亿，今年以来还在增长，拨备覆盖率175%，贷款拨备率3.06%，对于不良贷款仍有充足的拨备。

此外，企业债市场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截至2016年3月底，企业债券存量规模4.17万亿元，占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的四分之一左右。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财政处处长关鹏表示，发改委管理的企业债券最大的特色是与投资项目直接挂钩，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政策，资金的投入大都形成了一些比较优质的资产，能够产生稳定的经营收入，是债券还本付息的重要保障。因此，企业债券在整个公司信用类债券的各品种中违约数量最少，信用风险总体可控。

另外，财政部预算司债务处处长尹李峰也提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当前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尹李峰说，截至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两项合计全国政府债务26.6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39.4%，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也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尹李峰表示，从地方政府债务来看，目前债务风险也总体可控，以国际通用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指标衡量，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低于国际通行警戒线。与一些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不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了大量与债务相对应的优质资产作为偿债保障，加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将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为债务偿还提供了根本保障。

不过，针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存在的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总体有所下降、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有所上升、地方政府违法或变相举债担保情况仍有发生、一些地方还有一些不规范的PPP模式等新情况和问题，尹李峰称，有关部门正在督促地方和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从居民负债来讲，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提到，2013年中国达到55.5%，美国为113%(2007年为143%)，日本是130%。相对来讲，中国的居民部门负债率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曹红辉说，消费的贷款在中国是两倍于经营性负债的，占到整个居民负债的32%，其中居民负债中，80%是用于购买房产，其次就是汽车和信用卡的贷款。另外，中国的居民人口结构中，40岁以下占53.71%，这说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并非是造成中国居民负债增长的一个显著制约因素，今后还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人口结构没有成为一个约束。按照美国15%的居民负债的边界来看，大概我们可以新增40.69万亿的居民负债空间。综合举措解决结构性债务问题

在论坛上，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曹红辉表示，全球债务同样在增长不能光拿中国说事。他说，从全球来看，2000年开始全球债务87万亿，2007年是142万亿，2014年是200多万亿。在2007年到2014年债务危机债务救助中全球性增加了57万亿美元。债务对GDP比例，全球上升了17%，绝对值和相对值都在上升。到现在为止这种持续上升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总体负债水平上升，但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GDP负债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

曹红辉说，2001年到2014年，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达到49.7万亿美元，新兴市场为14.2万亿美元。从全球来看，数量众多的边缘化国家的负债率在下降，少数重要的经济体的负债率却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国2001到2014年负债率从53%上升到100%，日本从153%上升到200%。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美英两国效果最为显著，但其他发达国家的居民债务水平不减反增，比如加拿大、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债务持续膨胀，荷兰、丹麦、挪威的杠杆率大大超过了美国的峰值。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万喆说，中国的债务状况总的来看有三点，一是赤字总体比较小，二是经济增速仍然全球领先，三是中国政府掌握了很多生产性资源，不大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整体来说，债务水平和状况应该是可控的。但问题是，既然债务实际可控，为什么坊间、尤其外围对中国的债务问题会有这么大的恐慌呢？

她说，这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债务总体不透明，除了过去不愿意主动公开债务情况外，就是目前提到的大部分债务都是直接显性的债务，有一些直接隐性和间接的债务没有谈到，隐性债务如何清算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政策的不连续，在某些政策上有一些突然性，转向特别陡，或者一些政策到基层后出现异化，再有可能一些可执行的程度不是那么高，这容易招致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何帆也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总体来看，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企业负债水平较高。这反映出：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希望地方多花钱，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企业负债很高，跟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都有关系。比如，大的央企融资超过了自己的需求，钱到手之后转手倒给中小企业，自己还能赚一笔钱，导致负债率越来越高。如果看这些指标，只能说中国经济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了马上就要出现危机的地步。

何帆预测，如果真的出现危机，肯定反映在流动性方面。政府债务的腾挪空间更大，很有可能出事情的是企业的负债，企业到最后还不上钱了。只是目前来看，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另外，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大量被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明显的还债挤占了投资的情况。

何帆认为，债务问题是必须尽快解决的。不过，中国还远远没有到了马上就要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有时候，债务危机是自己吓出来的。

何帆建议，应该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同时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各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政策措施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副作用。解决债务问题，需要“鸡尾酒疗法”，各种药效需要配合，剂量需要斟酌，对潜在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考虑。

何国锋也表示，要实现经济有序去杠杆，把债务尽可能的降下来，还是应区别对待，分类施策。从银行信贷角度，总的思路还是应该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不同行业或不同产业采取不同的措施。从银行监管角度来看，企业负债整体较高，同时企业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暴露。当前，主要以央企作为突破口来研究怎样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和企业债务链，缓解企业相互拖欠资金的问题，同时稳妥处置僵尸企业的信贷风险。对僵尸企业，现在主要还是尽量推动其进行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尽量少实施破产清算，对于必须要破产清算的也是在多方研究信贷怎么退出来，包括信贷退出的方式、节奏，包括影响，尽量不搞大规模一刀切退出。

『贰』 如何分析资产负债比率

分析方法：

1. 首先要了解资产负债包括哪些，资产主要包括：流动专资产、固定资产、长期属投资、无形资产和递延资产等。负债主要包括：长期负债及流动负债。

2. 其次得了解比率算法：资产负债比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3. 最后才是按比率高低去分析。资产负债率越低，说明以负债取得的资产越少，企业运用外部资金的能力较差；资产负债越高，说明企业通过借债筹资的资产越多，风险越大。因此，资产负债率应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为佳。具体需要根据各行业自行认定最佳比率。

   附注：

   1、资产负债率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企业偿还债务能力和警示财务风险的重要指标。根据财政部《企业绩效评价操作细则（修订）》（2002）规定的指标，认为50%是企业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参考指标（国际上公认该指标应为60%）。

   2、当使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和警示财务风险时，应进行全面详细的分析，不仅要关注资产负债率数值的大小，还应结合考虑企业当期的流动资产大小和结构，以及企业融资债务的结构，并进行企业的其他影响要素分析。只有如此，才能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处于较合理的水平，才能使企业既规避了发展风险，又抓住了发展良机。
   

『叁』 金融债务负担计算公式

债务负担率的公式表示为：债务负担率=当年累积未清偿公债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00%

债务负担率是当年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国际上确立的公认的政府债务警戒线。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偿债能力，是最终的偿债基础，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经常使用这一指标。

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率一般在45%左右，它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5%左右有关，即债务余额与财政收入的数值相当时，也就达到了适度债务规模的临界值，超过此界限就意味着债务危机或债务风险。

(3)分析中国债务负担率扩展阅读：

债务负担有以下两种种类：

1．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经债权人同意，将其债务部分或全部移转给第三人负担。

免责的债务承担的效力表现在，原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不再对所移转的债务承担责任（免责）；第三人则成为新的债务人，对所承受的债务负责。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除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以外，也随主债务移转给新债务人承担。同时，原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的抗辩权，新债务人亦可以之对抗债权人。

2．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债务人共同承担债务。

在并存的债务承担中，由于原债务人没有脱离债的关系，对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发生影响，因而原则上无须债权人的同意，只要债务人或第三人通知债权人即可发生效力。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债务负担率

『肆』 衡量国债负担的主要有哪些指标

衡量国债规模(限度)的指标主要有：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还本付息率（国债偿债率）
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又称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是指国债累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国际公认的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发达国家不超过60%，发展中国家不超过45%。
国债依存度：
国债依存度是指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支出或财政支出的比率。该比率是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依赖发行国债筹措资金的指标。当国债发行规模过大、债务依存度过高时，表明财政支出过多依赖债务收入，财政状况脆弱。国际上关于国债依存度公认的警戒线是20%。国债依存度，表明财政支出靠债务收入的安排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财政对债务依赖性越强，对财政未来发展威胁也越大。
国债偿债率：
国债偿债率是指某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率，即当年财政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部分所占的份额，该比率衡量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中央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该比率越低，说明中央政府的偿债能力越强。公式：国债偿债率=（当年还本付息支出额÷当年财政收入总额）×100%。

『伍』 什么是地方政府债务率

债务率(Foreign Debt Ratio)是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在债务国没有外汇储备或不考虑回外汇储备时，这是答一个衡量外债负担和外债风险的主要指标。

债务率的国际公认安全标准是小于100%。

(5)分析中国债务负担率扩展阅读。

决定债务率变动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外债余额，二是出口规模。

在外债余额呈直线趋势上升的背景下，我国债务率的变动取决于出口增长速度，如果出口增长率快于外债增长率，债务率就下降，像1994年以后就是这种情形，如果出口增长率慢于外债增长率，债务率就上升，1994年以前就是这种状况。

因此，如果要缓解债务率的压力，要么削减外债余额，要么扩大出口规模，当然，后者显得更加积极主动。

网络，地方政府性债务。

『陆』 我国负担率和债务依存度是多少

债务依存度。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100％。在中国，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口径：一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全国财政支出额，再乘以100％，我们习惯上把它叫做“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另一个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再乘以100％，我们称之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现实意义。债务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实现的。当国债的发行量过大，债务依存度过高时，表明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的状态，并对财政的未来发展构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债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

『柒』 如何看待中国债务水平 人民日报

最近，关于中国债务的话题持续升温。前不久，IMF在年度审议中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三年的增长将快于预期，但原因是政府不愿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对于这一说法，我们需要理性分析，防走极端。特别要明确的是，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债务水平合理可控，我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发生债务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IMF特别强调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多个变量中的债务水平指标，其实也是我国管理部门与经济界已讨论多年的一个见仁见智的指标。重视和强调这一指标而考虑如何防范可能与之伴随的风险因素，具有审慎取向和预警意义，但此次IMF的强调，引人注目的同时给出了对未来五年的预测：2022年这一指标将超过GDP的290%，并伴之以从当下看即为“危险水平”的评价，这就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并容易误导舆论了。
从我国的债务水平和债务结构看，首先，我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较低；其次，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虽然较高，但风险可控。观察债务水平，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个经济体“经济起飞”、超常规较快发展或做出特定调整的阶段，这一指标的表现就会是比较高的，工业革命后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英、美曾经如此，近几十年间东亚具有代表性、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日本、韩国亦如此。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我国的特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此特征带来的较多“重复发生与计算”的负债，要为中国债务水平贡献多少“增加因素”，尚难以明确量化，但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与IMF所说“国际经验”的不可比，以及其据此得出的“危险程度”判断的偏高，则可以肯定是无法忽视的。
我国政府对于控制债务水平是高度重视的，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应对举措。2015年底，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自此，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去杠杆”，首先所指的就是宏观视角偏高的负债水平，包括所要控制的代表性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以及企业部门的负债率等。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并对处置债务风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宣布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指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这当然包括总体负债水平的控制。此外，中央还要求“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对金融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除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有优势，这些都为防范债务风险、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总之，作为研究者，我更愿意把IMF此次年度审议中的相关信息，看作善意的提醒或预警，同时并不赞成由此而滑向走极端的危言耸听与过度悲观态度，我们应辩证看待、深入分析中国债务水平，并得出更为理性的结论。
（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贾康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捌』 发达国家一般认为一国的债务负担率不应该超过多少30% 40% 50% 60%

我觉得应该是40%吧，我国的显性负债率为19.07%，加上隐形的大概39.5%左右，所以我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