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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股价

发布时间:2021-05-09 23:25:23

『壹』 【汽车人】索尼的汽车局:一辆车需要多少只眼

在索尼发布了汽车业务战略之后,公司股价跳空高开,再创新高。这意味着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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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苹果、英特尔、英伟达一样,索尼显然不打算自己造车,它关注的只是汽车的“眼睛”,甚至它只想做“眼睛”中的“瞳孔”。(文/《汽车人》张恒,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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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这几天有哪些韩剧比较好看

《一起吃饭吧》是韩国于2013年11月播出的电视剧,由朴俊华执导,李秀景、尹斗俊、尹素熙、沈亨泽主演。
讲述了李秀京(李秀景 饰)与她的邻居、同事等独身人士的日常生活和罗曼史。该剧以主人公李秀京为中心,讲述她和邻居、同事等独自生活的单身族之间的真实日常生活与罗曼史。独居在805号的李秀京(李秀景 饰)是一个离婚3年的单身大龄女性,同时是律师事务所室长。打定主意不再结婚的她平日独来独往,单身生活倒也逍遥自在,然而她最苦恼的问题莫过于吃饭没人陪伴,身为一名“吃货”,她为了美食可以奋不顾身.

《一起吃饭吧2》是于2015年4月6日播出的月火迷你连续剧,由朴俊华导演,任秀美编剧。
该剧主要为《一起吃饭吧》续作,仅延续男主角“具大英”一角及“食”的主题。讲述了美食部落格家具大英(尹斗俊 饰)和他隔壁已独居10年并且是小学同学的自由作家白秀芝(徐贤真 饰)以及白秀芝所喜欢着的,拥有出色外表与独特魅力的“妈朋儿”李尚禹(权世仁 饰)之间发生的趣事.延续第一季,具大英(尹斗俊饰)与李秀京(李秀景饰)分手后,辗转定居于世宗市,并开始扩展全新的人际关系,包括邻居白秀芝(徐贤真饰)与李点儿奶奶、房东金美兰、保险业前辈林泽秀、公务员李尚禹(权世仁饰)与洪仁雅以及超市工读生黄慧琳。同时,大英发现邻居白秀芝正是自己的国小同学,并决定帮助秀芝追求其心仪对象李尚禹,同时通过“美食”来串联周遭的人事物.

《金子轻松出来吧》是韩国2013年出品的家庭周末剧,由李炯善导演、河清玉编剧,韩智慧、延政勋、李秀景、李泰成、韩振熙、崔明吉等人联袂出演,此剧以诙谐的手法刻画了中上层社会圈的虚伪与真相,以及上流人士为寻觅婚姻和家庭真谛而努力的故事。
《金子轻松出来吧》 以诙谐的手法刻画了中上层社会圈的虚伪与真相,以及上流人士为寻觅婚姻和家庭真谛而努力的故事。将通过刻画不顾甜美的诱惑,以不屈不挠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开创自己未来的主人公梦熙(音译),向大家传递幸福的真谛。

朴贤秀生长环境虽非常优渥,但因为从小失去母亲加上父亲朴顺昌(韩振熙饰)的严厉态度,因此体会着孤独寂寞心情渡过人生的人物。并且用“锋利恶毒”的语言方式,伪装自己伤痕累累、温柔一面的男人。因奶奶的临终而暂时回国的朴贤秀与梦想成为钻石设计师的梦熙偶遇,进而陷入无可自拔的纠结中。

演员韩智慧在剧中将饰演一位卖饰品的小摊子主人, 梦想着成为一位宝石设计师,坚定的朝着梦想而前进的人物郑梦熙。因其外貌长的与朴贤秀的妻子尤娜一模一样,从而开始假扮贤秀的妻子进入到他的生活中。

中坚演员韩振熙在《金子轻松出来吧》剧中,饰演一家之长朴顺昌,一人拥有3个妻子。朴顺尚与张德熙在保有实际婚姻关系的同时,又与闵英爱保持着姘居的关系,再加上被张德熙和闵英爱赶走的朴贤秀的生母“糟糠之妻”,她们全都是朴顺尚的女人。
在结局篇中各个人物角色都得到了最合理的安排,贤秀(延正勋饰)不仅继承父亲成为了钻石社长,还和尤娜(韩智慧饰)也过上了幸福的夫妻生活,二人还和母亲真淑(李景贞饰)一起过日子,成恩则怀上了贤俊(李泰成饰)的孩子,梦熙(韩智慧饰)代替成恩当上了设计部的组长。

《传说的魔女》为韩国于2014年10月25日起播出的周末特别企划剧,由朱成宇导演执导、具贤淑编剧执笔,韩智慧、河锡辰、高斗心、吴贤庆、夏沇秀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在清州女子监狱收监的四名女子出狱后,利用在监狱职业培训班里千辛万苦拿到的面包师资格证,合伙开了面包店,实现人生逆转的成功故事.
该剧讲述了因犯杀人罪、股价操纵罪、诈骗罪、杀人未遂罪而被关在清州女子教导所的四名女人的故事

一号魔女文秀仁(韩智慧饰)身为神话企业的长媳,却在丈夫去世后被关押到了教导所,和酒店厨师的南佑锡(河锡辰饰)相遇相知。二号魔女沈福女(高斗心饰)被污蔑杀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心地善良,默默地帮助一同被关押的人。三号魔女孙凤琴(吴贤庆饰)是一枚定时炸弹,拥有出色的外貌和身材却出口成脏,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四号魔女徐美吾(夏沇秀饰)是神话集团次子的女友,也是一名模特,但却因杀人未逐被关押。她们因犯杀人罪、股价操纵罪、诈骗罪、杀人未遂罪而被关在清州女子教导所在教导所里学习了制作面包的方法,并在重获自由之后开了一家面包店,以此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

《Code Blue》是日本于2008年7月3日播出的电视剧。由西浦正记执导,林宏司编剧,山下智久、新垣结衣、户田惠梨香等人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一群年轻人从直升机急救员的雏鸟,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医生的故事。2008年夏天,按照翔阳大学附属医院急救中心的专门研修制度的要求,4名希望成为飞行医生的年轻医生到这里实习。他们是对自己的医疗技术非常自信,而且敢于执著的向新医疗技术发起挑战的蓝泽(山下智久饰演);父亲是有名医大的教授,想把在航空医疗抢救中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急救中心去的白石惠(新垣结衣饰演);还有学习态度积极不服输的绯山美帆子(户田惠梨香饰演);和小心谨慎却有点爱慕虚荣的藤川一男(浅利阳介饰演)。他们是在指导医黑田等前辈的教导下,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乘着医疗直升机,在载送患者的途中实行急救的“flight doctor”。

《Code Blue 2》,是2010年1月11日至3月22日期间在日本播放的电视剧。由林宏司编剧,山下智久、户田惠梨香、新垣结衣等人主演。
故事讲述了实习医生们的成长过程和严峻的急救医疗现场状况。该剧将目光集中在了急救室5位年轻的医护人员身上,经历了一次次的突发事件,他们相互扶持,逐渐成长。故事描述日本通过法案开始建构全国救护直升机体系,使空中医师的需求大增。本剧即以急救中心作为舞台,描绘年轻的实习飞行医生和指导医生们的互动关系,以
及在直升机里病患和参与人们的奋斗跟纠纷。翔阳大学附属的北部医院急救中心是首间成立飞行急救队的医院,四位年轻的研修医生选择在此学习,希望能成为出色
的医生。该剧从第一季结束后的一年半开始,蓝泽(山下智久饰演)、白石(新垣结衣饰演)、绯山(户田惠梨香饰演)和藤川四名年轻的医生在工作中逐渐成长。恩师黑田医生因为断臂而离开医院,出现在他们面前是更加严格的医师-橘启辅(椎名桔平饰演)。

《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是日本于2015年播放的电视剧。该剧根据丹尼尔·凯斯所著同名小说改编。由吉田健执导,山下智久、栗山千明等人主演。
该剧讲述的是一个智力仅有儿童水平的智障青年通过手术,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天才般的智力之后又逐渐失去这一才能,从而体会到的人间的爱与恨,喜悦与孤独的故事。故事讲述的是一个智力仅有儿童水平的智障青年通过手术获得了天才般的智力,从而体会到的人间的爱与恨,喜悦与孤独。原作版的主人公——32岁的面包房店员查理·高登变成了在一家叫做「Dream Flower Service」的鲜花配送中心打工的28岁的白鸟咲人(山下智久饰),花店里聚集着拥有进过少年监狱等经历的各种问题青年。山下与野岛氏,将合作挑战这部剖析人类内心真实世界的人道主义作品。

《朝5晚9~帅气和尚爱上我~》,是日本于2015年10月12日首播的爱情电视剧。该剧改编自相原实贵的漫画《5时から9时まで》。由平野真执导,小山正太编剧,石原里美、山下智久、古川雄辉、田中圭等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一位英语老师樱庭润子与帅气僧侣星川高岭坠入爱河的喜剧故事.一位崇尚西方文化、生活模式的29岁英文老师润子(石原里美饰),梦想着自己将来在国外工作、生活,但此时却因为家人的坚持,而被迫去相亲。更令人意外的是,对方竟然是个和尚。对于润子的工作、梦想,和尚星川高岭(山下智久饰)一直抱持着否定的态度,也许他只是单纯的爱泼冷水。连性观念也无法有所共识的两人,彷佛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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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试题: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全球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肆』 为什么战后日本飞速实现了经济复苏,而我们中国却没有

当世界全面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时,人们似乎忽略了日本已经悄然再次崛起。6月14日,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发文指出,日本已快步走上了“第三次崛起”之路,并对其崛起的属性、方向及“国际贡献”表示深切的关注。

走向新的“甲子周期”

对于日本的前两次崛起和衰败,国际社会已有共识。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主动迎接世界列强主导的全球化,第一次走上“脱亚入欧”型崛起之路。在这个“崛起”道路上,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攫取了中国2.3亿两库平银,借此一举跨入“国际金本位”之列。之后,又经过“日俄战争”打败一个欧洲强敌,摘取了“世界列强勋章”。而后顺势对朝鲜半岛和台湾展开殖民统治,最终走向法西斯战争。这可谓是日本第一次的崛起与衰败的过程。

1945年,二战结束,在美国占领及庇护下,日本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一举实现了“经济赶超”,走上“和平发展型”崛起之路,由此,确立了世界经济强国地位。这堪称日本的第二次崛起。但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经济沉湎于泡沫升腾和由此产生的“金融扩张”的虚幻膨胀,最终被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全球化大潮淹没,陷入10年衰退的历史黑洞。

2005年是日本战败60周年。这对于在思想意识底层极度迷信“甲子周期”的日本而言,无疑是历史性转折点。日本朝野都希望将战后赶超过程中的“压抑与屈辱”打包封存,展开新的“国际政治周期”,走“正常大国”之路。所以去年可谓日本走向新的“甲子周期”的元年。代表新兴政治势力的安倍晋三取代承上启下的小泉,开始掌握日本“第三次崛起”的航向。那么,日本是否已经具备了第三次崛起的条件呢?

已经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

而今,历经上世纪90年代的长期衰退和痛苦的体制改革,日本终于再次迎来经济腾飞的历史机遇。自2002年初,日本经济触底反弹,迄今已连续5年半持续复苏,成功走过历史拐点,步入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在此期间,日本经常收支顺差连破历史纪录,外汇储备屡创新高,对外债权不断扩张,重新夺回世界第一债权大国地位。同时,日本的地价、股价等资产价值回升,个人金融资产再创历史纪录,泡沫崩溃时期丢失的国民财富全面还原,经济实力重新扩张,对外干涉能力急剧膨胀。

6月15日,日本银行行长福井俊彦在东京总部出席新闻发布会。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当日发表的有关近期日本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月度报告说,由于生产和个人消费前景看好,日本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 新华社/路透

在经济实力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日本开始全面展开地区经济整合战略,积极主导东亚秩序,争扮亚洲领袖。在此,小泉时期,日本便正式提出了构建“东亚共同体”战略,为参与全球大竞争构建基地,而安倍政府更是提出了“亚洲门户”构想,用制度、体制和价值观支撑起“亚洲掌门人”地位。

而在国内政治上,今年是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安倍政府提出要回到战后的原点“改变战后体制”,全面推动修宪运动,力促国会通过作为修宪程序法的“国民投票法”,并将修宪纳入即将举行的参院换届选举的争选核心,旨在形成修宪政治舆论潮流,为实现政治大国奠定宪政制度基础。

在军事上,继小泉政府成功修订了“有事三法”、“有事七法”和“反恐特别措施法”等“准战争立法体系”,突破海外派兵后,安倍政府进一步将“防卫厅”提升为“防卫省”,构建了完整的“国防体制”,为实现“自卫队的军队化”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为掌握“首相一元化主导的国家安全政策控制权”,安倍政府积极筹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独揽情报、外交、安全战略制定权,构建“政治大国”的对外干涉手段。

资料图片:1月9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前右)在东京出席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仪式。当天,根据此前日本国会众参两院批准的法案,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防卫厅长官升格为防卫相。新华社发

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不仅极力推动联合国体制改革,促进货币体制多极化,而且全速争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并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同盟,争取联合军事指挥权,追求日美军事一体化和安全融合;在地区安全架构上,也是积极营建“日美澳、日美印安全对话机制”,推动协同联防,参与主导海上生命线。同时,在全球环境问题、减灾问题、反恐以及核问题上,积极参与,力求主导。

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确实已经跨入“第三次崛起”之路,而且与二战后的“和平发展型崛起”相比,表现了不同的特征。

崛起之路还漫长

但作为一个民族全面崛起的先决条件,日本并未明确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

尽管,安倍一上台便提出了“建设美丽的国家论”,主张“普遍价值观”,甚至强调“价值观外交”,而唯独不明确历史认识。特别是,其新保守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性格,与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时代浪潮相悖;而其主张的“领土意识、国家意识”,以及“日式民主价值观”,又与平等、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的亚洲经济合作理念格格不入。这不可避免地使日本的全面崛起缺少了正义的灵魂。

回顾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民族、国家的品格是关乎其能否顺利崛起的关键和灵魂。缺少了这个灵魂,就难以把握崛起的方向。最近,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田中直毅在他的《超越反日的亚洲》一书中提出,日本要想领导亚洲,必须掌握“亚洲的召集能力”,即树立“地区感召力”。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感召力”仅仅依赖其“绝对优势的技术、资金以及军事等硬实力”,很难树立“国家的政治威信”,更谈不上确立“正义的政治威信”。缺乏正义的历史认识、充分的地区责任,而片面固守“重商主义”的利益原则,自然不会形成“地区召集能力”。

显然,“政治威信”的缺失,是其“地区召集能力”匮乏的根本。由此,其崛起的过程也将难免出现波折,更无法把握明确的崛起方向。

如此不明方向、又拥有巨大实力的日本的第三次崛起,对中国以及亚洲的和平、发展与安宁,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也将是不确定的。这或许也是约瑟夫·奈对日本第三次崛起的“国际贡献”表示疑问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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