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日本股市

❶ 日本楼市的兴衰史，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实力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强劲的出口，让日本经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汇率走高，银行低利率，国外热钱涌入，日本又推出税制改革，一下子日本仿佛进入了最好的时代。

日元的升值，带动了国内物价的下降，整个国家的经济全部由内需拉动。金融行业繁荣，也让更多的企业放弃了主业，转为投机，普通员工的工资也飞涨。一些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学家纷纷说，传统经济理论对日本不适用，日本正在创造“新的经济规律”。

于是，日本人买了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洛克菲勒大厦，买了美国电影的象征——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买了加拿大的森林，澳洲铁矿，香港最贵的房子，日本女人买了70%法国生产的LV手袋，日本男人成群结队飞去泰国打高尔夫……

那时的日本房地产更是不可一世，一个东京市的地价就可以买一个半美国。一间900万的公寓，在泡沫时代可以卖出16.5亿日元的高价。签订完广岛协议的1986年，东京平均房价直接暴涨120%，1991年楼市顶峰，平均能到272万日元每平米，而东京市区更是高达1450万每平米。

到后来，大家都买不起房了，达到了无力承受的地步。于是民众开始抗议了，希望政府提高利率，出台房产税压制房价。正好政府也认为经济过热房价过高，加上卖土地的钱不是自己的，但是房产税收的钱妥妥的是自己的，于是顺应民意开征房产税，另外提高利率。

加息和房产税是压制房价最有效的大杀器，每一个效果都很好，双剑一合璧，日本房价直接崩了。到了1992年日本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了。房价下跌最狠的是1991年，跌幅达到20%-30%。

随着房价无休止下跌看不到希望，投资炒房客开始大量抛盘，恶性循环，房子越来越廉价。虽然房子越来越廉价，穷人却依然买不起。因为经济风暴来临是无人可以幸存的，大量企业倒闭，工薪阶级首当其冲，失业率飙升，大批日本人被套死在楼市中，一辈子给银行打工偿还债务。

(1)1978年日本股市扩展阅读：

泡沫破裂后许多日本居民成为千万“负翁”，家庭资产大幅度缩水，长期背上严重的财务负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严重影响正常消费。日本银行及非银行机构的不良债务高达100万亿日元，最后成为坏账的达到几十万亿日元。

日本房价从1991年开始就一直跳水，一直跌到了2002年才回暖。2001年最低谷时，东京平均房价已经从91年的272万每平米（人民币15万）跌到了61万每平（人民币3万）。房价崩塌，会连带整个经济体，结果就是企业倒闭，万业具废。

❷ 日本失去的十年是什么意思啊

日本失去的十年是指陷入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状况持续达10年左右才逐渐转好的情况；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1991年开始到2000年代初期的长期经济不景气，由于日本经济停滞，而产生了以下影响：

1、由于资产价格显著的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2、企业投资历史性的停顿或减少

3、由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大众的精神活跃性显著的降低。

4、由于企业的债务返还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果降。

5、政权交换，当局政治环境恶化。

6、大金融机关(山一证券，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等)的经营的失败(不良贷款问题严重)

7、世界中相继发生了的经济危机的余波(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

(2)1978年日本股市扩展阅读：

20世纪出现过多次泡沫经济浪潮，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日本80年代广场协议引发的泡沫经济。其主要体现在房地产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等领域大幅投机炒作上涨达四年。但是一旦泡沫经济破裂，其影响将波及到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产业甚至国际经济的走势。

大幅短期衰退的可怕在于各项资本投资标的物都出现了来不及脱身大量“套牢族”，例如日本的泡沫崩坏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套牢破产，之后产生的社会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

动辄超过一个人一生所能赚取的金额，导致许多家庭悲剧，所以这四年爆起爆落的经济大洗牌等于转移了全日本社会的大笔财富在少数赢家手中，而多数的输家和高点买屋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❸ 日本发展历史

日本战后分为三个时期：战后初期、后昭和时代、平成时代。

1、战后初期

日本投降后初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美军占领日本，改日本实君立宪制为虚君立宪制，天皇作为日本的象征被保留下来。日本投降诏书发出的同时，昭和天皇所信任的铃木贯太郎内阁总辞，授意与皇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组阁。东久弥宫内阁，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皇族内阁。

当时，东久迩宫内阁中，有前首相近卫文麿任国务大臣、重光葵任外务大臣。后来重光葵因故辞职，由前奉天总领事，元老牧野伸显的女婿吉田茂继任。此时，盟军送来一位太上皇，那就是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部要求罢免禁制不利皇室言论的内务大臣山崎巖，东久弥宫内阁于是总辞。成为日本史上最短命的内阁，寿命五十四日。东久弥宫内阁倒台后，昭和天皇任命亲美英派的币原喜重郎组阁，1945年10月9日，币原内阁成立。币原令人熟悉的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币原外交。

民主政体改革战后的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成立，包括日本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日本社会党（片山哲书记长）、日本进步党（总裁町田忠治）、日本协同党（委员长山本实彦）、日本共产党（书记长德田球一）也恢复活动。翌年一月，盟军总部公布公职追放令，所谓公职追放令，就是要禁止战犯出任公职。

2、后昭和时代

日本经济的崛起战争后期，由于美军的空袭，以东京为首，全国119个城市严重被炸被毁，到处都变成一片废墟和焦土。尤其是广岛和长崎，更遭到了原子弹的毁灭性破坏。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在高速发展阶段有过三大景气时期，分别是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

如此长时间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不仅在日本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伊奘诺景气的出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政党政治的勃兴鸠山一郎在促成日苏建交后退下来，由石桥湛山继任，然而石桥组阁不久，身体出现重大问题，又不得不辞职，最后由曾被指为战犯的外务大臣岸信介继任。岸信介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为此，革新与保守两大势力进行最终对决，爆发日本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安保斗争”。

其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自然生效后，岸信介退任，由池田勇人继任。池田勇人提出“宽容与忍耐”口号。池田连续三次组阁，甚至与同属吉田茂门下的佐藤荣作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竞争，最后因患上喉癌不得不辞职。佐藤荣作继任。佐藤组阁后，把冲渑县回归日本。

经济放缓与国际地位的提高经过第一次石油冲击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日本经济就由高速增长转为了低速增长。1976年、1977年和1978年度各为4.0%、4.4%和5.3%，与高速增长时期比，还不及1965年经济危机时5.7%的水平。尽管如此，但1978年后已摆脱了萧条的影子，景气确实是处于上升阶段，企业的收益也增加了。

中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期间，除个别年份外，日本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上下波动不大，而且与其他发达国家比仍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所以这一时期又被称为稳定增长时期。

在经济稳定发展特别是在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从1983年贸易黑字超过西德、资本输出超过英国以来，日本就一直是世界第一的贸易黑字大国、经常收支黑字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

另外，从1985年起，日本就取代英国，成了世界第一海外债权大国，而美国则开始沦为世界最大的海外债务大国。由此，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而且还开始被称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这样，日本经济就达到了战后的顶点。

3、平成时代

昭和天皇于1989年1月7日驾崩，子明仁继位，驾崩次日（1月8日）起改元平成，称为平成时代。1985年，日本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1986年底海外净资产一千八百零四亿美元。1993年日本海外资产上升到六千八百五十亿美元，估计到2000年可上升到一万亿美元以上。 日本成了世界最大的供应国，东京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正在扩大。

(3)1978年日本股市扩展阅读：

日本历史是指日本从日本文明产生到现在的历史。日本列岛最早在20万年前出现人类，已知最早的日本人类化石可追溯到约3万年前。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并即位，即位日相当于西历2月11日，因此就把这一天定为“建国纪念日”。

日本在公元4世纪出现首个统一政权大和国，其后于大化革新后确立天皇体制，引入唐朝文化，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尝试创建一个律令制的国家。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日本进入奈良时代，律令制国家也日益成熟。大和政权的版图在这时也逐渐扩张，征服东北地方部分地区和南九州。

12世纪末，日本开始六百多年的幕府时代，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继执政。期间曾经历一个半世纪的战国时代，以及由丰臣秀吉领导的文禄庆长之役。17世纪初，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二百多年，到1854年黑船事件后，日本国内有志之士提出“尊王攘夷”等号召，江户幕府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将政权还给明治天皇，史称“大政奉还”。

1867年，明治天皇整顿内政，富国强兵，一战后短暂经历大正民主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落入军部控制，实行军国主义，但于1945年被盟国击败后宣布投降。日本在恢复主权后经济高速增长，跻身先进国家之列，直至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进入长期的相对经济不景气状态至今。

❹ 日元/美元 汇率 1960年后历史走势。谢谢

1，1950年到1953年，日本股市从85点涨的470点，最大涨幅为453%随后在1953年到1954年出现了.8%的调整，回落至300多点；

2，1954年到1961年，日本股市从314点涨到1829点，最大涨幅为483%，随后在1961年到1965年的4年里调整44.2%，回落至1000多点；

3，1965年到1973年，日本股市从1020点涨到5350点，最大涨幅为415%，随后在1973到1974年出现了37.4%的调整，回落至3300多点；

4，1974年到1981年，日本股市从3350多点上涨到8000多点，上涨了2.4倍，随后在1981年到1982年，回落至6000多点；

5、最后的阶段就是1982年到1989年，日本股市从6000点直上38900点随后进入日本倒退的10年时期，最高的一天市盈率曾高达92.28倍(1987年10月14日)，引发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从上述数据看，即使在一波超级大牛市中，股市上涨之路也会有曲折反复日本股市前4次出现调整之前，股指的最大涨幅在415%~483%

现在中国所处的阶段，与日本股市发展的第3~~4阶段颇为相似，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人民币升值是股市的热门话题，同时也是影响未来A股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很多人认为A股市场正在经历当年日元升值带来的牛市行情，为了搞清楚本币升值与本国股市的关系，此文中详细分析了1973年－1989年期间日元汇率和日本股市的走势，以资借鉴之所以选取1973年－1989年的走势，原因有二：一是日元汇率从1971年开始变动；二是1989年后的日本股市走势对目前A股市场的借鉴意义并不大

日元升值与日本股市相关性不明显

在1973－1989年期间，日元汇率有升有降，但股市整体呈上涨趋势如果将日元升值对股市的影响定义为估值水平的提升，则除了1985－1987年外，日元汇率与日本股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本币升值能否转化为推动股市上涨的因素，还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

长期盈利增长推动多数板块分享牛市果实

在1973－1989年期间，市场平均上涨了20.23倍，涨幅最大的电信板块上涨64.3倍，最小的消费品也上涨了15.4倍，大多数行业涨幅位于20倍左右，与市场平均水平接近而且，除电信板块外，大多数行业板块的涨幅与其盈利增幅基本相称可见，长期而言，盈利增长仍是推动股价上涨的核心因素，板块差距并不明显

短期行业板块表现差异明显

尽管长期来看，板块涨幅差异并不明显，但在不同阶段，行业板块涨幅差异还是相当大的而在第三个阶段，即1985－1989年期间，由于股市上涨主要由估值水平提升推动，尽管市场涨幅惊人，但板块之间的涨幅差距反而不到4倍，市场呈明显的普涨特征

不同阶段板块表现出轮涨特征

最后，我们注意到，不同阶段的热点很少延续，而且往往在前一阶段涨幅居前的板块，下一阶段涨幅很有可能落后于市场；而在前一阶段涨幅垫底的板块，在下一阶段跑赢市场的概率却很大

一、1960年－1990年的日元汇率走势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排列，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强国，美元成为国际结算的主要货币，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日本也不例外自二战后－1970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基本固定在360:1的水平自1971年开始，日本官方公布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开始出现变动，之后日元经历了三轮明显的升值和两次轻微的贬值，详见图1

自1970年－1990年日元经历的三轮升值和两次贬值持续时间以及汇率变动幅度如表1所示其中三轮升值持续时间均是3年左右，但升值幅度在逐步扩大1971年－1973年期间累计升值32.5%，年均升值9.83%；1976－1978年累计升值41.03%，年均升值12.14%；1986－1988年累计升值86.14%，年均升值23.01%经历这三轮升值后，到1988年，日元在18年间累计对美元升值幅度达180.92%，年均升值5.9%后人关注最多的是1986－1988年的升值，因为这一轮升值幅度最大，对股市和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最大

二、日元汇率走势与日本股市比较

为了弄清楚本币升值与股市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股票的定价因素和本币升值对这些定价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影响股票定价的因素无非是两个，一是企业盈利增长，二是估值提升本币升值除对少数拥有大量外币负债或原材料以进口为主的公司盈利有正面影响外，对整个经济起到的是紧缩作用，因此对整个市场的盈利应该不会有正面影响如果本币升值对股市有影响，应该是市场的估值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外部套利资金流入导致股市供求关系失衡所致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观察本币升值期间股市估值水平的变化，来判断本币升值对本国股市是否存在前后一致的影响

具体到日本，在1973年－1989年期间，尽管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而且期间日元汇率也是有升有降，但日本股市整体却呈上涨趋势，详见表2

我们注意到，在1973－1979年期间，日经指数的市盈率基本围绕20倍左右波动，市场估值水平并没有随着日元升值而得到提升，日本股市的上涨主要由企业盈利增长推动在1980－1984年的日元贬值期间，日本股市的估值水平也没有明显变化，股指在盈利增长的推动下继续呈上涨态势但在1985年－1987年期间，日本企业的盈利增长并不明显，股市上涨主要由估值提升推动，期间日经指数的市盈率从20倍迅速提升到70倍1987年－1989年由于日本企业普遍存在交叉持股，之前迅速上升的股指使许多大企业都录得可观的投资收益，据统计，丰田汽车在日本泡沫后期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占公司盈利的一半以上，因此这一阶段日经指数的估值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还有所下降，股市上升主要由企业盈利推动，但这种主要来自股市和地产价格上涨的投资收益，犹如垒在沙丘上的城堡，极不牢固

如果我们提出的“本币升值对股市的影响只能体现为市场估值水平的提升”这一假设成立，那么通过观察1973－1989年期间日本股市和汇率走势可以看出，日元升值与日本股市估值水平提升之间并不存在前后一致的正相关性，日元升值之所以能在1985－1987年间推动日本股市估值水平提升，得益于当时日本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资金过剩，而日本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后又未能为这些过剩的资金找到很好的出路，使大量过剩资金转向了房地产和股市等资产市场，日本国民在巨大的财富效应的刺激下随即跟进，最终导致了那一场影响深远的股市和房市泡沫

三、日本股市不同时期的行业板块走势分析

在日本长达17年之久的大牛市中，不同时期板块之间的走势出现明显差异

1．1973－1979年石油危机下能源一枝独秀

在1973年－1979年期间，日本GDP从3047.6亿美元增长到9653.5亿美元，增长了2.17倍，名义GDP年均增长17.92%，实际GDP年均增长4.22%人均GDP从2843美元增长到8331美元，增长了1.93倍，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阶段，期间日本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累计贸易顺差为130.44亿美元；汇率升值38.35%，年均升值4.75%；股市累计上涨76%，年均上涨8.41%，但日经指数的估值提升并不明显，股市上涨主要由企业盈利增长推动，本币升值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明显

在这一阶段，日本股市中能源板块涨幅最大，上涨306%，是市场平均涨幅76%的4.03倍，其他如健康医疗、消费品、公用事业、科技和电信行业表现也明显强于市场，而银行、地产、原材料和消费服务行业表现则明显弱于市场，详见图2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板块涨幅基本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能源价格暴涨，日本国内钢铁等原材料工业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停滞阶段，以及消费服务行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的产业特征

2．1980－1984年电信独领风骚

在1980年－1984年期间，日本GDP从9653.5亿美元增长到12544.1亿美元，增长了29.94%，名义GDP年均增长3.88%，实际GDP年均增长4.22%人均GDP从8331美元增长到10452美元，增长了25.46%，这一时期日本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大关，进入工业化后期，通胀水平得到控制期间日本外贸收支出现方向性变化，在出口的推动下外贸顺差的绝对规模和占GDP的比重均持续扩大，而同期美国经历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后进入失落的10年，日美贸易摩擦明显增加，为日后的日元被动升值埋下了伏笔这一时期，日元汇率贬值7.74%，日本股市却在企业盈利增长的推动下劲升117%，年均上涨16.76%

在这一阶段，日本电信股涨幅最大，上涨了866%，是市场平均涨幅的7.40倍；银行股表现也很突出，上涨了316%，是市场平均涨幅的2.7倍；此外科技、健康医疗表现也明显强于市场；而前一阶段涨幅居前的能源板块在这一阶段下跌了1%，地产、消费服务、消费品、保险、原材料和公用事业等板块走势也弱于市场，详见图3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板块涨幅反映了投资人对新兴行业电信、科技未来高速增长的预期，以及国内货币供应增加后催生的银行资产膨胀和银行规模的扩大

3．1985－1989年估值泡沫助推地产消费

1985年的“广场协议”成为日本股市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盈利推动转向估值提升，日本央行由于担心升值对经济的紧缩作用，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政策，结果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明显增速，M2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广大投资人将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也为日后的泡沫破灭埋下了伏笔在这一阶段，日本实际GDP仅增长17.19%，但汇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涨了456%，市场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在这一阶段，具有资产属性的地产、消费服务、公用事业和保险涨幅居于前列，分别上涨了762%、709%、626%和617%；原材料工业经历了前期的低迷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而复苏，涨幅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而在前两个阶段涨幅居前的科技、电信和健康医疗行业涨幅居后；消费品和工业由于制造业地位的下降，涨幅也落后市场；能源与银行涨幅基本接近市场平均水平可以说，这一阶段行业板块的涨幅体现了明显的资产属性，详见图4

四、日本股市的综合特征

通过分析日本股市在1973－1989年期间长达17年的走势，我们观察到以下特征：

1．盈利增长仍是推动股市上涨的核心因素

如果将1973－198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通过图5和图6可以看出，长期来看，推动行业板块上涨的核心因素仍是盈利增长在这17年中，除了电信板块的盈利增幅与股价增幅明显偏离外，其他行业的盈利增幅与股价增幅基上落在均线两侧附近

2．长期看多少板块均能分享牛市果实由图7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长达17年的牛市后，日本股市整体上涨了20.23倍，其中涨幅最大的电信板块上涨了64.3倍，涨幅最小的消费品板块也上涨了15.4倍，大多数行业的涨幅在市场平均水平20倍左右可见，在一轮大牛市中，多数板块都是可以分享到的，而其中跑得最快的行业一定是在此期间增长最快的行业，尤其是一些新兴行业详见图7

3．不同阶段板块涨幅差异明显

尽管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各个板块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比如从1973年－1989年期间，涨幅最大的电信板块的涨幅也只有涨幅最小的消费品板块的4.18倍但在不同阶段，各板块之间的涨幅差距要比这明显得多其中，在1973－1979年和1980－1984年两个阶段，由于股市上涨主要由企业盈利推动，使板块之间涨幅差异尤为明显，在前一阶段达到20.4倍，在后一阶段达到867倍，即便扣除能源板块在此期间的下跌，这一阶段板块之间的涨幅差距依然达到了19.24倍而1985－1989年的股价上涨主要由估值提升推动，板块之间的差距反而没那么大，涨幅最大的板块的涨幅只有涨幅最小的板块的3.93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普涨特征

4．不同阶段热点很难延续

除了板块之间的涨幅差异外，我们还注意到，不同阶段的热点板块很少延续，而前期涨幅居后的板块在后一阶段很有可能涨幅居前比如，在1973－1979年期间领涨的能源板块，在随后的1980－1984年期间成为惟一下跌的板块，而前期居涨幅后位的银行，在第二阶段又涨幅居前；再比如，在第二阶段涨幅居前的电信和科技板块，在第三阶段涨幅垫底，而在前两阶段表现较差的地产板块却成为第三阶段的领涨板块，详见表4

美元不晓得！

❺ 世界各国在其泡沫经济时期股票市场的市盈率数值

这是日抄本的~~袭~

年份 定期存款利率 同比增长率
1971 5.00 -
1972 4.75 -5.00%
1973 7.25 52.63%
1974 6.75 -6.90%
1975 5.75 -14.81%
1976 5.75 0.00%
1977 4.50 -21.74%
1978 3.75 -16.67%
1979 5.25 40.00%
1980 6.25 19.05%

❻ 1985年，美国怎么让日本倒下

通过《广场协议》让美元大幅度贬值。详细的参见下面文字：

广场协议 (Plaza Accord)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

签订背景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美元，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美国政府震惊了，在1978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美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美元价格。
1979年—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A.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年—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年—1984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
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

签订与实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了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
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财长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OK”。
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首的美国政府当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当时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为代表的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表示当时的美元汇率水平仍然偏高，还有下跌空间。在美国政府强硬态度的暗示下，美元对日元继续大幅度下跌。“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协议影响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无异于给国际资本投资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个稳赚不赔的保险。“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经济。1990年4月，大藏省颁布《土地融资限令》，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干预，随之引发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持续了十几年，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这被日本国内称为“失去的十年”。

影响分析
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但也有专家认为，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不应该全部归罪于日元升值。

至于中国，目前的情况就是中国和当时的日本一样，手握大批的美元外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65％为美元储备，例如2007年上半年，RMB相对美元从约7.9升值至约6.6，这个概念就相当于中国国家外汇储备每月“缩水”35亿美元，换哥更形象的说法就相当于——每个月被击沉一艘航空母舰。

但是，中国目前和当时的日本又有不同，日本当时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完全依附美国，不敢和美国叫板（今天也一样）但是中国毕竟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另外中国外汇储备大部分并非美元现钞，而是美国的国债，国债是有利息的，相对于利率而言，其增长大致可以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同时由于美国国债作为抵押的是美国的国家信誉，所以，美国虽然敢于贬值其货币却不敢贬值其国债——否则中国一夜之间抛除上万亿美国国债的话，将导致美国经济系统彻底“崩盘”。

所以，中美目前是处于“恐怖平衡”之中，中国怕美国贬值美元，而美国也害怕中国抛售美国国债。而当年的日本就是美国的“水坑”，美国人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❼ 中日美三国 从2000年到09年GDP与他们股票市值之比

恩,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7.11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3.98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0.88％和1.74％。1998年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为61.13亿美元，仅相当同年世界500强最小企业销售收入89.02亿美元的68.7％。即使以中国工业100强同世界500强比较，差距也仍然是显著的。1998年中国工业100强的总资产平均值折算成美元为19.48亿美元，销售收入平均值为10.89亿美元，分别仅相当于当年世界500强平均规模的2.44％和4.75％。

1999年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首次全部进入世界500强，但相比之下，它们在其中的表现却是"大而不强"。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我国四大全资国有商业银行的庞大规模是政府过去用巨额财政资金和垄断经营政策做大的。因此，我们的国有银行虽有世界级大银行的外壳，但尚缺乏跨国大银行的内在素质，当然也就不能算作名符其实的世界500强。

不难想象，从上述企业中产生的上市公司，其规模也必然会是偏小的。以上市公司的总股本规模为例，上海30指数所含30只成份股的可流通股本规模普遍都是偏小的。以2001年4月底的统计数据为准，在30只成份股中，可流通股本不足1亿股的就有2只；1～2亿股有12只；2～4亿股有8只；4～6亿股有6 只；6亿股以上有2只。从统计结果看，有近一半成份股的可流通股规模不足2亿股，而且没有一只股的可流通股本达到10亿股。即便从这30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来看，公司规模也是偏小的。其中，总股本大于20亿的只占2家；而总股本不足7亿的则占18家；总股本介于7～20亿之间的有10家。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在香港恒生指数所含的33只成份股中，大多属于蓝筹股，它们的总股本（即可流通股本）规模现状是：5亿股以下只有1只；5～10 亿股有6只；10～20亿股有7只；20～30亿股有12只；30～50亿股有4只；50亿股以上有2只；100亿股以上有1只。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也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仍处在改革与成长初级阶段，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有相当部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改制而来，"底子"还很薄弱，尚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与发展。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通过送股、配股、增发等方式正在不断地扩张股本规模，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正在兴起。不难设想，上市公司总股本因送配增发将不断增大，总资产也会随着经营与并购而不断扩张。

二、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依世界各国的先例，股本一般只有普通股与优先股之分，而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却异样地分割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三大块，而且，只有社会公众股才能上市流通，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仅30%多一点。原本偏小的总股本规模，当其中的60%以上又不能上市流通时，至少会引发以下后果：

其一，由于股市的实际股本流通量狭小，易于大户操纵控盘，从而形成"投资不足、投机过剩"的格局，最终导致股价失真。曾经制造中国股市"天价奇迹" 的亿安科技，为何能与其业绩如此不符地冲上126元的"天价"？后来人们从证监会的公告中才得知，原来是南方四个大户联手操纵的结果。其实，只要看一下亿安科技的股本结构，我们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7000多万的总股本已是够小的了，而可流通股更是少得可怜，仅有3500万股。正是由于流通股本太小，易于操纵，因此，经常的现象是，大户"坐庄"，散户"抬庄"，赚者投机，套者投资。

其二，由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尤其是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一方面，它不仅造成了上市公司与上市股本的不对称，而且还导致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市场并购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它不利于国有资产的存量活化与结构调整，易于造成国有资产的沉淀与流失。换言之，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能整体上市流通，严重障碍了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同时，退化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能。

此外，国有股与法人股的不能上市流通，易于形成内部人控制下的"一股独大"。由于股权的过分集中，监督与决策机制失衡，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正常的关联交易经常发生，强制上市公司为控股母公司担保、私分上市公司财产、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甚至大肆掏空上市公司，中饱私囊或满足小集体的利益。

我国上市公司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是我国股市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与法制完善的过程中，国有股与法人股暂未上市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一是庞大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一下子上市相当于股市扩容数倍，市场承接乏力；二是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尚不完善，国有股匆忙上市，国有资产有可能严重流失或被侵吞；三是有相当的国有股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行业，国有股上市后有可能失去控股地位。尽管如此，国有股及法人股最终总归还是要上市的。

实际上，国家股东和法人股东要想转让股权，目前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经证券主管部门批准，与合格的机构投资者签订转让协议，可以一次性完成大宗股权的转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这种转让主要是通过兼并收购、买壳、借壳等资产重组行为而展开的。业已开始试点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显示：国有股减持将采取二级市场配售、增量发行、上市公司回购、向非国有企业协议转让等四种方式进行。我们相信，随着这一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中国股市的国有股与法人股的类别划分，将最终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中消失。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一般地，本土上市公司应该是本土民族企业中的佼佼者，它们是本国或本地区优秀企业的代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反映了该国或地区企业盈利能力的强弱。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内在素质和外在规模的综合体现。反映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主要指标有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等。每股收益（也称每股盈利或每股税后利润）侧重反映企业当前经营业绩的好坏；每股净资产则着重反映企业经营的现实资本，及其未来创造利润并能抵御风险的能力。

纵观世界各国股市，凡属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股市发展史差不多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一样，长达一、两百年，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其中有不少是跨国公司）一般都有着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以美国为例，1999年，在世界500强中，美国独占185家，我国大陆地区则只占5 家。正因如此，美国股市有着大批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如J.P摩根1999年每股收益竟高达11.16美元。美国类似公司，80年代有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可口可乐等；90年代则有IBM、英特尔、微软、戴尔等。正是有了这一批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绩优股，美国股市与股指才能不断地成长壮大。

再以香港股市为例，恒指33只成份股中，绝大部分每股收益都在1港元以上，也有不少在2港元以上。其中，长江实业每股收益曾高达7.66港元。类似业绩的蓝筹股还有汇丰控股、九龙仓、恒生银行、和记黄浦、新鸿基地产等。这些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一般都达20港元以上，有的每股净资产甚至接近50港元。

我国上市公司则没有这么幸运。以2000年度业绩为例，沪深两市1000余家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仅0.20元，每股净资产为2.6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66%，亏损面8.55%（剔除年内新上市公司后则亏损面将达10%）。其中，业绩最差的每股收益为－3.12元，每股净资产最低的为－ 8.93元，每股未分配利润最少的为－10.96元；即便业绩最好的上市公司（一家酿酒公司）每股收益只有1.60元，每股净资产最高的公司(当年才增发新股）也没有达到10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同世界500强相比，中国工业500强的盈利能力明显偏低。1998年，中国工业500强的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和人均收入分别为2.78%、1366美元／人和27456美元／人，而当年世界500强的同类指标分别为11.29%、11093美元／人和 288855美元／人，前者分别仅相当于后者的24.62％、12.31％和9.51％。由此可见，作为上市公司基础的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但可以相信，加入WTO后，随着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国际化经营战略的不断推进，已有二十年成功改革经验的中国人民将会创造出大批国际水平的跨国公司来。业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将会更强，尚且进入的将会不断挤身于世界500强之列。到那时，我们的企业品牌不单是"国内知名"品牌，它们更多地将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享誉世界。

四、上市公司利润分配

按照国际惯例，上市公司必须在兼顾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先行对税后利润至少作出如下几项必要的扣除后，才能对股东进行最后的利润分配。第一项扣除是抵补以前历年亏损；第二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积金；第三项扣除是留作法定公益金。

从国外发达股市来看，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基本上是以派息为主的，而派息的多少则是依盈利水平而定的。例如，从香港恒生指数的33只成份股来看，公司对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主要形式是派息，而且绝大多数公司的派息水平都在每10股派5港元之上。其中，派息最多的是恒生银行，从网上可查阅到的1995—— 1998年的资料来看，该公司连续4年派息都是最高的，其每年派息都在每10股派30港元之上。汇丰控股每年每10股派息则都在20港元之上。对股东如此丰厚的利润分配，如果没有极强的盈利能力，那的确是很难想象的。

相比之下，大陆股市上市公司的利润分配则以送股、配股、或直接增发新股为主要形式，而派息不过是象征性的，派息面与派息率均很低，例如，每10股派 1元，甚至只有几角钱。这种现象在我国股市中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期，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上市公司股本偏小，客观上只有通过不断地送配或增发新股，才能"做大"股本规模，尤其配股和增发还能同时提高每股净资产含量；其二，上市公司普遍盈利能力较弱，每股盈利水平不高，若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派息最低限，势必影响企业资本积累与投资扩张。因此，送配增发形式的分配方式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一举两得的现实选择。

五、机构投资者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熟股市一般都有着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其中，尤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体，这种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它们是集合投资、规模经营、专家管理、风险分散，而且有着强大的专家队伍、分析技术和快捷信息作保障，因此，它们不仅是中小投资者的集合体和保护伞，更是股市的中流砥柱。机构投资者队伍的大小及其内在素质高低，是股市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据统计，1996年2月，美国共有5000多个开放式共同基金和500多个封闭式共同基金，持有基金股东有1亿多人，共同基金资产总额达3.01万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美国GDP（7.4万亿美元）的40%；1997年6月，日本有基金管理公司44家，管理基金5300多个，管理资产近45万亿日元；1997年底，英国有单位信托基金管理公司154个，管理单位信托基金近1600个，管理资产1500亿英镑，另有投资信托公司570多个，管理资产 580亿英镑；1997年底，我国香港特区共有46家基金管理公司、788个投资基金，基金资产总值约为600多亿美元。

另据统计，在美国股市中，个人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0％，个人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7％；机构直接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 28％，机构通过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25％；共同基金持有的股票占股票总市值的比例约为55％。1997年英国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占上市股票总值的79.5％。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增长很快，1960年为40.9％，1984年为64.4％，1989年为72％，1997年即增加到 81％。

相比之下，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也起步较晚，规模相对较小。1998年初，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证券投资基金诞生。截止2001年5月初统计，沪深证交所挂牌的证券投资基金仅有33只，而且全部都属于封闭式基金。其中，最小规模只有5亿个基金单位（占11只）；最大的基金规模也不过30亿个基金单位。

按照加入WTO谈判的承诺，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将逐步对外国投资者开放。一旦置于WTO的开放环境下，在一个以散户为主的市场，由于散户抗风险能力较弱，他们将无法成为市场稳定的力量，因此，培育大批机构投资者的工作非常重要。事实上，为了满足股市超常发展的需要，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正在大力培植机构投资者队伍。例如，已经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包括：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取代"老基金"、券商资本扩容、企业准入放宽限制、保险基金入市等；随后还将推出的其他举措包括：开放式基金面世、社保基金与养老金入市、外资设立基金入市、混业经营下的银行资金直接入市等，直至完全开放的外资机构入市。到那时，我国机构投资者将是股市最庞大的投资者群体，它们将支撑着我们股市的健康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全的国际化。

六、股价分布

股价作为虚拟资本的一种价格，它是股票市场最重要的信号之一。股价只有在市场给予合理定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从而做到准确有效地反映宏观基本面和微观景气度。反之，失真的股价，则不仅会失去"晴雨表"的作用，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还会误导股市投资和社会资源配置，进而削弱或退化股市的经济功能。

一般地，股市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其股市价格分布大多表现为极差（即最高价与最低价之差）较大的均匀分布。例如，美国股市最高股价为100多美元，股价仅有1美元多的也不少，甚至还有不足1美元的。很显然，其股价最高值与最低值之比均超出了100倍之多。

相比之下，我国股市价格分布则不妙。以2001年5月11日（星期五，年报出尽后的第一周）收盘价为例，最高股价为华工科技53.35元，最低股价为马钢股份3.94元，二者相差仅12.5倍。在1091只上市A股中(不含PT股)，站在50元之上的有1只，介于40～50元之间的有9只，介于 30～40元之间的有31只；而落在7元以下的仅有20只；介于7～10元间有84只；其余的946只股票的价格则分布在10～30元之间，占全部股票的 86.7％。其中727只股价高度密集在10～20元之间。也就是说，我国股市的股价分布是"一窝蜂"，是"大锅饭"，股价基本上没有拉开应有的档次，这样的股价分布，当然也就反映不出上市公司质量的优劣与差异性来。反过来讲，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不高，正是股价普遍拉不开档次的根本原因。

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价分布结构（2001年5月11日收盘价）
价格(元) 合计 7以下 7～10 10～20 20～30 30～40 40以上
股票(只) 1091 20 84 727 219 31 10
占比(%) 100.0 1.8 7.7 66.6 20.1 2.8 0.01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可流通股本规模偏小，这就使得股市客观上供不应求，而流通盘过小的股票则更成为投机者的追逐对象，无论公司业绩好坏，其股价均居高不下；相反，为数不多的流通大盘股，即便是绩优大盘股，其股价由于流通盘较大不易炒作而始终偏低，例如，10元以下股价中大盘股占多数。这种因股本而排列的股价严重偏离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和投资价值。过度的投机行情及短期财富效应，使进入股市的人们大多热衷于"短平快"，希望能一夜之间暴富，每天都想逮住"黑马——庄股"，投资往往成为"被套"的代名词。客观上的股市投资不足和投机过剩，势必造成股价整体水平高企，股价严重扭曲。以同时发行A股和 H股的上市公司股价比较，同股却不能同价，普遍情形是，上市公司在大陆流通的A股市价无一例外地高于在香港流通的H股市价5～10倍，有的甚至达到近20 倍。例如，200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昆明机床的A股和H股收盘价分别为17.69元人民币和0.88港元。可以肯定的是，香港股市显然比大陆股市成熟而规范。

七、股价指数的成长性

股价指数是衡量并记录一国或地区股市成长历程的重要指标。股市的成长，意味着股指不断地向上"长大"。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股市的基础，是股市的生命力之所在。股指"长大"正是上市公司不断成长壮大的必然结果。因此，优良上市公司群体是推动股市成长的生力军。与此同时，反映股市涨落的股指，又是国民经济波动的"晴雨表"。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然会带动股指长期性上涨；反之，一国经济经常"大起大落"，必然会导致股市对应地"同起同落"、难以长大。

上个世纪最后10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少见的长达100多个月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也许是西方世界的奇迹，但正是这一奇迹制造了美国所谓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也正是这股动力推动了道琼斯指数在近10年中的超常"生长"。美国道琼斯指数每次突破1000点整数位收盘的日子：1991年4月17日首破 3000点；1995年2月23日首破4000点；1995年11月21日首破5000点；1996年10月14日首破6000点；1997年2月 13日首破7000点；1997年7月16日首破8000点；1998年4月6日首破9000点；1999年3月29日首破10000点；1999年5月 3日首破11000点。尽管目前该指数已回落至10000点附近，但它仍算是"不断壮大"的。

而仅有十年发展历程的我国股市的确还很年轻。如上所述，我国股市价格分布过于集中，在股价普遍偏高且拉不开档次差别的情况下，宏观面上稍有风吹草动，极易导致股市大起大落，进而形成股价上的普遍性同涨同跌，投资者方面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在股价反复的齐涨齐跌中，股指似乎很难长大。

以沪市综合指数为例，1992年股指从最低293点猛窜至1429点，但年末却又徒落至386点；1993年新年刚开市股指又猛升至1558点，随后又快速步入逐波下跌之路，直至1994年7月底跌至325点，随后上海综指强劲反弹至9月13日达1052点，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股指累计涨幅达 223%，而年末收市又跌至600多点；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沉寂之后，1996年初股指从550点逐步启动，1997年6月股指直逼此波行情的最高点 1510点；随后股指退守至1000点附近，这种进退两难的格局又维持了近两年，直到1999年6月我国连续第七次降息及《证券法》的即将实施，终于推动股指快速上扬至1756点的历史新高。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曲折后，股指终于第一次摆脱1500点的历史大箱顶，进而大步冲向2000年的最高点2125点，2001年5月份继续冲高至 2200点之上。很显然，自1996年启动的这一波超长大牛市，一直没有大回头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成功"软着陆"后的买方市场时代的到来，使我国国民经济摆脱了过去长期以来的"大起大落"的格局；二是上市公司在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在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基本判断：随着这一波牛市的必然终结，下一波熊市的最低点如果能站稳在1750点之上，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我国股市已经告别了过去"大起大落"、难以"长大"的历史，这将是我国股市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八、股市的国际地位

国际股票市场，不仅拥有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上市公司，而且还有着广阔的国际资本供给空间。一国或地区要想将国内或地区内的股票市场变成国际股票市场，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完全开放的贸易和金融制度、充分发达的经济和金融、规范的法治和有力的管制。从当今的国际股票市场来看，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地的国际性股票市场，它们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金融中心或开放的国度里。

以国别而论，美国在股市上占有多项世界第一。其一，上市公司总数最多。1998年底，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上市公司3000多家，在NASDAQ 注册的企业有5068家，再加上其它全国性和地方性股票交易中心，实际上，美国共有28000家公司的股票直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其二，股票年发行额最大。1996年美、英、日三国的股票发行额分别以84844亿美元、30888亿美元、17402亿美元占据世界的前三位。其三，股票年交易额最大。 1996年美、日、英三国的股票交易额分别为71215亿美元、12520亿美元、5785亿美元。

1996年，美、日、英三国股市股票总市值分别为88272亿美元、32842亿美元、17405亿美元，它们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5.6%、 71.4%、151.9%。1994年全球共有43个国家285家公司在美国发行了ADR，共筹资达200亿美元，交易额达2480亿美元。在这些国家的开放股市中，既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上市公司，也有来自世界各地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群体，它们共同促进了这些国家股市的发展与繁荣。

目前，大陆股市的股票总市值已超过香港股市，仅次于日本东京股市，成为亚洲第二大股市。截止2000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为1088家，比 1993年的183家增长了近5倍；股票（A、B股）市价总值达48090亿元，比1993年的3531亿元增长了12.6倍；股票总市值占GDP比重为 53.8%，比1993年的10.2%提高了40多个百分点；流通市值为16087亿元，比1993年的862亿元增长了17.7倍；股票当年交易额为 60826亿元，比1993年的3627亿元增长了15.8倍；股票当年筹资额1554亿元，比1993年的315亿元增长了近4倍。从动态看，我国股市在短短十年中的发展是十分迅猛的，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股市在质上作横向比较则仍存在较大差距。目前，尚无外国企业直接来大陆上市，而且除在香港上市外，我国在海外直接上市的公司也很少，仅有10余家。

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国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前进，我国经济的现代化指日可待。事实上，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正在不断地提升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加入WTO，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随着中国加入WTO、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外企直接上市、外资直接入市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将会演变成国际性货币，中国也将会有若干城市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到那时我国国内股市将会变成名副其实的国际股票市场。

❽ 永不跌的东京房价是怎样崩盘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保持着每年10%的高速经济增长，在短短20年间从一个农业经济小国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汽车出口国。
1964年东京奥运会，1966年大阪世博会，日本向全世界展示了从战败阴影中复兴的国家形象。
为了迎接东京奥运会，日本修建了一系列交通基础设施，兴建了城市。这些大规模的建设带动了日本房地产行业的强劲发展。当时，东京被认为是全球最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
当时，日本经济从废墟上开始快速发展，土地价格保持较高增长。从1960年至1990年的30年间，日本六大城市地价上涨了56.1倍。30年里，地价飙升了三次，分别对应1961年、1973年和1990年。

不过，前两次大涨时，日本国内经济同期处于8%以上的高增长时期，因为有基本面支撑，并没有形成泡沫，而第三次则迥然不同。
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由于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使美国市场名义利率上升到20%左右的水平，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大幅升值。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这段时间内，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国家的汇率甚至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水平。
美元居高不下的汇率水平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为了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况，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5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兑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史称“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签订之后，五国开始在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带动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美元因此持续大幅度贬值，而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日元的升值幅度最大，三年间达到了86.1%。
日元的大幅升值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日本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为日本企业在海外扩张提供了机遇。但与此同时，日本经济也已经埋下了泡沫的炸弹。
由于担心日元升值提高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日本政府制定了提升内需的经济增长政策，并放松国内的金融管制。从1985年开始，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从5%降至1987年2月以后的2.5%.
当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建设，国内的城镇化率超过90%。这意味着在原有产业结构下，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趋向饱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量的资金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人们纷纷从银行借款投资到收益可观的股票和不动产中。于是，股价扶摇直上，地价暴涨，一个巨大的泡沫正在诞生。
受到所谓“土地不会贬值”的神话影响，以转卖为目的的土地交易量增加，地价开始上升。20多年前的日本，总是能听到日本人颇为自豪地说：“你知道吗？如果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此话不假。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确实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而银行则以不断升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债务人大量贷款。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增加，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发展。当时的日本，如果借用“小沈阳”小品里面一句经典台词，那就是“不差钱！”
被热钱冲昏头脑的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冰冷的现实：从1974年起，日本城镇化率已达到74.9%时，日本住宅建设量达到第一个高峰，1987年再创新高。从住房饱和度看，1968年日本户均住房套数首次超过1，意味着住宅短缺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反观1961年和1973年的两次地价大涨，均处于国内住宅需求旺盛时期。第三次地价大涨，则脱离了自住需求的有效支撑。
1986年，日本出现了短暂的经济衰退，出于对日元升值的恐惧，从1986年 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将央行贴现率从5%降低至2.5%，这一水平不仅为日本历史最低值，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中也是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量过剩资金。
在市场缺乏有利投资机会的情况下，过剩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造成资产价格大幅上涨。1986年~1990年，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价格指数平均增长了三倍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楼市本已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在越来越多资金的疯狂涌入下，楼市供求失衡进一步被打破，资产泡泡越吹越大。
国际上对界定房地产泡沫，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即房地产市值与GDP的比值，如果房地产的市值过大，远超过GDP，那么就形成了泡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这一比值上升到了172%，随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日本楼市泡沫破裂时，国内房地产市值是GDP的2倍。1988年时，单是东京地区这一比值已经达到140%以上，泡沫程度可见一斑。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迎来了最高峰。当时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得到实体经济的支撑，日本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感受到压力的日本政府，决定改变货币政策方向。1989年至1990年，日本银行五次上调中央银行贴现率，从2.5%上调至6%。同时，日本银行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大幅削减贷款，到1991年，日本商业银行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对不动产业的贷款。
中央银行刻意挑破泡沫，但过于急剧的货币紧缩加速了资产市场的崩溃。
货币政策的突然转向首先挑破了日本股票市场的泡沫，1990年，日本股票价格开始大幅下跌，跌幅达40%以上，股价暴跌几乎使所有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出现巨额亏损。紧跟其后，日本地价也开始剧烈下跌，跌幅超过46%，房地产市场泡沫随之破灭。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
1990年1月12日，是日本股市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当天，日经指数顿挫，日本股市暴跌70%。人们依稀记得，就在半个月前的1989年12月31日，日经指数还达到了辉煌的高点38915点，市场普遍相信“明年股价可以达到5万日元”。
令人绝望的是，以1990年新年为转折点，日本股市陷入了长达20年的熊市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日元套利空间日益缩小，国际资本开始撤逃。1991年，日本不动产市场开始垮塌，巨大的地产泡沫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土地和房屋根本卖不出去，陆续竣工的楼房没有住户，空置的房屋到处都是，房地产价格一泻千里。
1992年，日本政府出台“地价税”政策，规定凡持有土地者每年必须交纳一定比例的税收。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囤积了大量土地的所有者纷纷出售土地，日本房地产市场立刻进入“供大于求”的时代。

几种因素的叠加，加速了日本房地产经济的全面崩溃。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1993年，日本不动产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高达3万亿日元。
紧接着，作为土地投机主角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拥有大量不良债权而陆续破产。结果，给这些机构提供资金的银行也因此拥有了巨额不良债权。当年，日本21家主要银行宣告产生1100亿美元的坏账，其中1/3与房地产有关。
1991年7月，富士银行的虚假储蓄证明事件被曝光。紧接着，东海银行，协和琦玉银行也被揭露出来存在同样的问题。大量银行丑闻不断曝光，使日本银行业产生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数年后，几家大银行相继倒闭。
“土地神话”的破灭，中小银行的破产，证券丑闻的暴露……接连的打击让日本民众对资本市场丧失了信心。此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等国际大势的影响，日本房地产市场再也未能重回辉煌。
作为1980年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时超过了苏联），日本结束经济起飞后快速蹿升之势，逐渐演变为缓慢增长、停止增长乃至严重衰退，到了1990年代中期又经历货币快速贬值，从此一蹶不振，泡沫经济破裂、崩盘，十余年未恢复元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楼市泡沫引发的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衰退，已成为全球其他国家竭力回避的一个错误示范。

❾ 日本经济危机案例分析

1、日本1990年危机的背景是什么?

(一)美国的“滞胀”与“里根经济学”。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时，美国经济正为严重的“滞胀”所困扰。198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5%，失业率为7%，经济增长率为-0.2%，财政赤字高达738亿美元。里根指出：“我们正馅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改革和重振经济的道路。”(里根，1991)为此，里根政府以供给经济学派、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等作为理论基础，制定了美国“经济复兴计划”，史称“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1)削减联邦政府支出；(2)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3)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4)反通胀的货币政策。其中，降低税率和减轻纳税人负担是“里根经济学”的核心。里根认为，“税率低则国库盈；税率高则国库空”。要想国民富裕、国家富强，应该从减税开始。只有降低所得税率，人们收入增加了，才会更多地去消费、去储蓄、去投资，才能刺激生产。生产规模扩大了，就能克服“滞”；市场供应增加了，就能克服“胀”，从而实现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同时，“我们不只是希望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减税来减少政府开支、压缩政府规模、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里根，1991)。

(二)美国的财政赤字和高利率。
以“里根经济学”为基础的，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经济走出了“滞胀”。1980~198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3.3%，失业率降到6%，平均通胀率大幅降低到4%。但是，由于国防费用和社会福利费用的不断增加，里根政府关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私人部门的盈余和政府部门赤字尚能大体保持平衡，两者抵消仍能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其净储蓄额还能为政府的过度开支提供融资支持。1980年以后，美国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持续缩小，政府支出不断扩大，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1980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79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2.9%。1985年，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结束时，美国的财政赤字为212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5.2%
在里根政府实施减税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美联储则通过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上任之初，他就连续三次提高利率。当时，美国的官方利率达到两位数，明显高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市场利率高达20%左右，比主要发达国家大都高4个百分点。

(三)美元持续升值与巨额贸易赤字。
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启动了“美元利率上升→美元升值→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过程。美联储的高利率政策增加了美元对国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升值。1979~1985年2月，美元与其他10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比率上升了73%，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汇率甚至已经超过了布
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
美元升值使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1980年，美国贸易赤字为150亿美元，1982年增加到360亿美元，1983年增加到670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1130亿美元。巨额的贸易赤字使美国从1981年的拥有1410亿美元国外净资产的债权国，转变成1985年的拥有1110亿美元负债的债务国。在4年时间里就发生了高达2500亿美元财富的转移。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
对于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贸易赤字是过度投资的必然结果，而过度投资又是巨额预算赤字造成的。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当时担任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一再向里根解释，只减少贸易赤字、不减少预算赤字不利于国民收支平衡和国民经济运行。但是，里根政府始终没有把削减预算赤字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罗·沃克、行天丰雄，1996)。
1985年初，美元涨风席卷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美元汇率已经达到了极端高价。盛极必衰，从1985年2月起，美元开始走低。由于美元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贸易计价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的贬值过程也就是非美元货币的升值过程。因此，也是从1985年2月起，世界主要国家的非美元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日元对美元的双边汇率也开始走强，并从此进入了一个持续升值的通道，后来的“广场协议”只是加快了日元的升值进程。

(四)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受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和出口衰退的影响，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1985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美日贸易决议案》和《紧急贸易及促进出口法案》，提出凡对美出口超过从美进口额65%的国家，将对其进口产品一律征收25%附加税。日本首当其冲。1985年9月，里根总统首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授权对日本进行贸易报复。

(五)“国际经济协调”和詹姆斯·贝克。
“国际经济协调”是指在无法保证协调参与国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通过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合作，寻求最佳政策组合，以提高参与国的福利水平。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从1976年起，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协调，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协调，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国财长会议的形式进行。
1975年，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的第一次七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以大国会议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开始，不过，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1978年的德国波恩会议，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次会议是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端。1982年，法国凡尔赛会议建立了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五国财长会议制度。1986年，加拿大和意大利加入，成为七国财长会议。其中 “广场会议”是汇率政策协调的典型例子；1987年的“卢浮宫会议”增加了包括利率、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等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内容，成为利率政策协调的一个典型例子。 1985年初，詹姆斯·贝克成为第二任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强硬、务实的政治家，主张采取实用性贸易政策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为了降低美
元汇率，减少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他要求召开五国财长会议，并提出了就多边汇率问题进行联合行动的“国际经济协调新措施”。

(六)日本的1985年。
在日本历史上，尤其是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与破灭的过程中，1985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日本发生了一系列足以影响日本历史、改变日本命运的大事。“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只是其中的一环。
1. 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加快。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和金融都曾带有浓厚的“封闭”和“管制”色彩。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了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利率限制，修订了《外汇与外贸管理法》，开放了日本金融市场，并积极拓展日本银行海外业务。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国际化的序幕。
2. 随着日本经济国际化步伐加快，日本政治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行动；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其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理想。1983年，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日本的“大国思维战”战略，并把对美关系作为这一战略的基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后来的“广场会议”和“卢浮宫会议”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日本均成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
3. 1985年前后，日本还酝酿着一场更深刻的变革，即日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舆论更是指责日本政府封闭市场，输出失业。这些舆论给了日本政府以强烈的震慑。1985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指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日本必须扩大内需，以缓和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1985年的日本，同时面临着三个非常重大的战略转变：(1)由“管制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2)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3)由“外需主导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显而易见，如此重大而深刻的变革集中在同一个年份，本身就缩小了宏观政策的回旋空间。当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问题、国内经济目标与国外经济目标问题、国内政策协调与国际政策协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增加了宏观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困难。

(七)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
1985年前后，在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与美国巨额贸易赤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贸易盈余的积累。从1964年开始，日本出现了贸易盈余，并逐年扩大，由此引发了长期的日美贸易冲突。1980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额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激化、贸易摩擦升级。1980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76.62亿美元，1985年为461.5亿美元，5年时间增加了5倍。

(八)“中曾根主义”。
1982年，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内阁首相。1983年，他提出了日本的“大国
思维”战略，从此日本进入了“中曾根主义”时代，即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协调，提升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理想。
早在1964年，日本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时，日本政府就提出，“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经济大国的地位，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1983年和1984年，中曾根在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复强调，日本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实现以内需为中心的稳定增长，维护世界经济自由贸易体制，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通过稳定外汇价格，扩大世界贸易。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这些讲话均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阐述日本立场的，大国思维跃然其中”。
2、日本1990年危机的诱因是什么? 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政府及政策部门决策失误与泡沫经济直接相关。美国的高压迫使日元快速升值，与大幅降低利率一起诱发了金融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股市泡沫迅速膨胀之时，日本银行却一直采取观望态度，直至1989年5月，才将维持了两年零三个月的超低利率提高，延误了使过热经济软着陆的时机。之后日本银行连续五次加息，至1990年8月，2.5%的再贴现率已提高至6.0%，同时出台了土地融资的总量控制、土地税制改革等严厉的紧缩政策，最终刺破了泡沫。
其次，来自国际市场金融衍生商品的冲击，给日本证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日本于1984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措施，放松政府管制，开放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本的自由流动，为投机资本的入侵打开了大门。外国银行和证券公司运用诸如股指期货这一崭新的投资手法，与现货指数之间进行套利交易，对大牛市的破灭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而高盛发明的“日经指数看跌期权”最终要了日本股市的命。日经指数看跌期权做为一种权证很容易买卖，普通投资者交易时很方便，看空的力量大增。同时日本人沉迷在股价上扬的梦幻中，认为股价怎么可能下降呢？所以日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在诱惑之下纷纷与高盛对赌，签订巨额对赌合同。衍生品的交易使得泡沫加速破灭。
最后，银行和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1990至1991年，日本证券公司、银行丑闻频发，如野村、日兴等证券公司为大客户填补损失，富士、东海银行等以假名义提取存款等欺诈事件，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的信誉，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在大牛市面前，追逐资本增值的投机目的使投资者狂热地投入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过度膨胀，风险意识薄弱。
3、日本1990年危机的有哪些前兆?可能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1）危机前的征兆：
1985年的“广场协议”成为日本股市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日本股市由之前的经济发展和盈利推动转向估值提升。日本央行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对经济的紧缩作用，采取了低利率的扩张政策，结果导致日本国内货币供应明显增速，M2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广大投资人将大量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也为日后的泡沫破灭埋下了伏笔。
在这一阶段，日本实际GDP仅增长17.19%，但汇率升值了72.17%，股市上
涨了456%，市场估值水平由20倍左右提升到70倍左右。
（2）经验教训：
a) 宏观政策的失误
1985年9月七国财长会议之后，日本一味迎合美国的需求，放纵了银根，以刺激国内需求，降低居高不下的贸易收支盈余。此外，由于80年代重建财政、减少财政赤字和减少国债发行量成为日本最优先的课题，使得刺激经济的工具完全靠央行的再贴现率的下调。
b) 金融自由化的负面效应
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推进，企业开始积极利用证券市场筹资，中小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外汇市场的过早以及衍生工具的发展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冲击，国际投行与本国金融机构过度追求利益而忽视风险的监控与管理。
4、日本1990年危机时美日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态度如何,各采取了哪些措施?
1990年2月27日，日本财务省出台了限制房地产贷款的措施，由于市场对政府的限制措施将会损及地价的担心，导致此后的股市下滑更为剧烈---戳破资产泡沫的利刺
日本央行并未意识到泡沫破灭，反而认为股市和地价仍会居高不下，日本经济依然过热，因此在1990年8月将政策利率从5.25%急升至6.0%。
1991年7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从6％下调至5.5％，同年12月财务省宣布废除对房地产贷款的限制措施，但这些举措并未阻止股市走低和地价下滑。
1992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经济将陷入衰退，日经指数当年3月跌破2万点大关，并在8月跌破1.5万关口。政府在随后几年都在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促进股市回稳。同时，央行也阶段性降低政策利率，并在1995年 年9月降至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