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做空中国股市

『壹』 中国股市的真相，国家牛市是怎么回事

中央汇金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在接受采访时，针对当前市场上有观点认为“股市上涨是国回家意志的体现”答的现象，直言表示“在中国股市进入新一轮大牛市的背景下，市场上有观点认为，股市上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并创造出了一个词汇 国家牛市 。这个概念是危险的”。
国家牛市呼声，实际上体现了各市场主体的一种主观愿望，而单纯依凭主观愿望进行的判断，很可能有违客观现实。市场持续吹捧的“国家牛市”，其实与真实的国家意志相去甚远。
市场持续吹捧的“国家牛市”，其实与真实的国家意志相去甚远。
所谓的“国家牛市”其实是伪命题。我们承认，在本轮牛市中，官方对证券市场的期许是明显存在的，但这种引导是有限度的，且更多的是由经济的客观需要和市场监管的需要决定的，仅凭这一点就断定牛市大局和国家意志存在关联未免过于幼稚。
实际上，市场鼓吹的“国家牛市”，与官方期待的慢牛、健康牛截然不同，前者是肆意运用政策干预将股市走向玩弄于股掌，而后者的实现则有赖于市场的理性回归，这种回归，必然是建立在尊重股市自身规律的基础上的。

『贰』 李剑阁的个人语录

现在的所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听上去好像有道理，其实是在蛊惑人心，中国要解决医疗保障问题，国家肯定要破产。中国股民赔钱不是股市有问题，而是股民市场素质太差。
国家兴，则经济学兴；民族盛，则经济学家盛。经济学家的命运从来是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目前还存在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有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处境最好的时代。
”我们不能提高劳动者工资，低工资是我们的优势，否则，外国投资都跑到越南等工资比我们低的地方去了。“

『叁』 并购的并购误区

当下中国的并购重组具有审批流程过杂、央企吞并地方企业、对外并购资金支持较弱等方式。所以，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提出并购审批流程应简化的声音，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提出并购重组应“国民共进”和外储划拨一块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重组。
证监会上市部副主任欧阳泽华认为“过桥贷款、并购贷款、并购基金等支持力度还很有限，审批环节涉及较长的各主管部门的审批链、较多的管制，与市场化操作之间形成矛盾”。这就是中国式并购重组，笔者认为存在四大误区。
误区一，央企并购重组地方国企，被国内解读为“国进民退”，央企热、地方国企没权决定，由地方政府说了算，一头热一头冷。这种重组并购只是做大规模而已，并没有提高技术、提高管理、提高品牌等等。地方政府视为“傍大款”，通过这种方式，以后地方税收稳定。
地方政府考虑的是地方税收稳定与否和大小，根本不考虑这种重组并购的效果怎样，而央企也不考虑效果，只要规模。而且央企与央企之间进行重组并购，总数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好像市场占有率高了、规模大了，自然会降低成本、提升业绩。实际上这是个误区，我们看看钢铁业重组并购，有的只是换块牌子，报表进行拼盘，各个企业仍然象原来一样，这有什么用呢？这是笑话。
误区二，中国企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原材料在海外，国内重组并不能创造出原材料，不如到海外去收购矿产，需要国内的信贷支持。实际上，这种并购瞄准的是次贷危机前的目标公司股价与现在的股价，发现股价下跌很多，便宜多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出价低了。另一方面，矿产价格上涨过多，好像早点买进矿产早点得利。
笔者认为，这种“两头挤压”的紧迫感，迫使企业加大海外投资，我们从去年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收缩并购重组时、中国却在加速，就了解了这种心态。问题是，这种心态是否正确？笔者认为，这是高管们陷入“短兵相接”只见局部不见全部、只见眼前不见未来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必定失败。
从《哈佛商业评论》本期封面文章来看，该文章对历史上1980-1982年、1990-1991年和2000-2002年三次衰退期4700家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来看，衰退后大力裁员并削减成本、大手笔投资、衰退前的世界翘楚大多数都败下阵来，只有精于财政平衡并谨慎投资的公司才能迎来衰退后的春天。从总量上来看，衰退前的公司在衰退后只有10%重新繁荣，90%都不会繁荣了。
既然90%的企业在衰退后都无法繁荣，这意味着90%对危难企业的并购都是失败的，并购机会在经济危机后出现的新型业态的企业里，但是高管们脑海里是过去的海外企业的单位收购价与现在的单位收购价的缺口，这都是思维惯性害了高管的并购，导致失败率加大。
所以，企业高管的并购方案基本上要被枪毙，正是因为太熟悉被收购的企业单位成本价和现价，才是犯错误的根源。所以，企业并购重组，应该请企业外的智囊专家顾问做策略才能避免滑入熟悉的缺口价而使并购失败，这种事经常发生在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间的并购身上。
误区三，重组并购总是企业高管们根据自身企业何处较弱并购什么方面的企业，或企业缺什么并购什么方面的企业。他们都犯了一个大忌，他们重组并购的是企业而非产品，这种重组并购有泡沫，是买进企业而非买进产品的生产，变成把目标企业不相关的资产也买下，这不是泡沫又是什么？而整体出价不是溢价又是什么？另外，收购后还需要二度投资来整合核心收购资产，对于非核心收购来的资产成为负担。所以，重组并购应该从企业层面向产品层面前进，才会摆脱误区。
误区四，并购重组总是企业老总们短兵相接的冲动，当局者迷。实际上，重组并购需要“两面三刀”。何为两面？海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与中国呈现出非同质化的经济环境，利率、汇率、文化、风俗、温差引发的不同环境、收入不同引发的不同消费、基础设施不同引发不同的物流电力交通、劳动法等问题。从商务部对中国海外企业的统计来看，盈利的企业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不成功的。
很明显，国内重组并购的成功率较高，因为是对同质性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何为三刀？国内企业大多选择本企业缺核心技术去收购核心技术，实际上，从丰田汽车的召回来看，过分先进的技术可能面临整合上的盲点，导致技术收购失败，要依托自身经验的研发技术可能生命力更强，比如中国高铁。怎么办？笔者认为，企业并购重组并非仅仅选技术，可以选同质的对手企业的相同产品及其销售渠道，这种并购重组瞄准的不是缺什么买什么，而是不缺什么买什么，这是第一刀。
第二刀是海外并购时要踩准汇率周期、股市周期的最佳结合部切入，先在二级市场蹲点买入标的股份，后公布并购，达到珠联璧合。第三刀是，要放弃本企业缺什么并购什么，而是要把本企业出口什么放到海外去生产，这才是并购的第三刀，以海外分厂替代出口为中心，进行并购，才是切入外贸摩擦、海外原材料的第三刀。然而国内企业就是买矿运进来，提高海运费、出口量，提高摩擦频率和金额，这显然是个误区。
综上所述，国内并购重组不但没有市场化，而且陷入规模化、企业层面而非产品层面的并购重组，陷入“短兵相接”老总拍板、缺乏全局化前瞻性用外脑的败局，陷入缺什么买什么而非不缺什么买什么的误区，对于“两面三刀”的并购认识和前瞻性财技也缺乏。所以，中国式重组并购还请慢行，先把理论和并购前瞻性财技等方面的基本功打好才行，没有内涵哪来并购重组上的高成功率？

『肆』 去年股灾和国家有关联吗

任何国家的股市涨涨落落都是正常现象。如果把股市涨落与国家意志和国家责任联系起来，后果就十分危险。这句话被标题党做成新闻到处传播，各个媒体平台几乎都转载了。

据说，当年克林顿当总统期间有段繁荣的牛市。克林顿本来就喜欢鼓吹自己的政绩，他特别想把牛市功劳归自己。他的财政部部长对他说，总统先生，牛市归你，将来出现熊市归谁呢？事实上，这位财政部长浸淫资本市场多年，深谙如果政府把牛市功劳揽在身上，也就同时把熊市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的道理。因此，把牛市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后果是严重的。

去年一些主流媒体助长了市场狂热的气氛。有主流网站讲“4000点是牛市的开始”，一些言论总结出三句话：第一，改革牛；第二，不差钱；第三，可持续，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牛市的合理性。去年六月中旬股市就开始出现转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对当时一些蛊惑人心的言论，以及仓促出台的一些措施提出的批评和反思。

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题目是，“闯祸”的杠杠。我个人不认为仅仅是杠杆本身的问题。股灾以后，许多市场从业人士跟我说，去年年初恒生电子[股评]系统直接接入券商的交易系统，是被监管部门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提倡和鼓励的。于是大部分券商都争先恐后地搞场外配资，觉得都互联网+了，谁不接大家就会觉得是落后了。等到股市过快上涨以后，监管部门感到恐慌了，又要券商立即切断场外配资。有报道说监管部门派出干部坐在券商办公室里命令公司负责人，今天必须掐掉，不掐我们不走。

整个过程就是出于“人造牛市”的初衷，开始拼命把杠杆率向上拱，害怕了又匆匆忙忙向下砍，造成股市断崖式下跌。可见问题不完全出在杠杆本身。导致去年股市剧烈波动的原因非常多，对融资的杠杆率前后执行尺度变化过于剧烈，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股市出现去年年中断崖式下跌的情况下，要不要救市？什么情况下该出手救？怎么救？由谁来救？有种看法认为，去年的做法是有国际惯例可循的。比较多的是举了2008年美国和1998年香港的例子。但是，认真对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去年的救市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果说国际惯例，目前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是由监管部门带着监管对象救市的例子。美国根本不是。美国几次救市一般是财政部和联储出面，SEC根本不会参与。1998年香港救市，是香港财政司带着金管局几个人，极小范围决策，最大限度地防止了内幕信息的泄漏，避免了“老鼠仓”和利益输送等犯罪行为的产生。整个决策过程香港证监会并不知情。事后证监会尽管对政府直接干预的做法不很满意，但至少给监管者留下了监督政府交易过程的超脱身份，给政府增加了社会公信力。

所以，用香港的例子作为“国际惯例”来说明去年我们救市的合理性是缺乏说服力的。我专门和中外方面人士交换过意见，包括香港当年监管人士。类似去年中国的救市，由监管部门带着一批自己指定的监管对象去救市，就相当于裁判带着特定的运动员去踢球。这个球是没法踢的。没有任何机制能够避免吹“黑哨”。

现在动不动就拿国际惯例说事，包括会前讨论的注册制改革。前不久，有人冒充监管部门负责人的文章反对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就是说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核准制，只有少数国家实行注册制。甚至有人干脆就说全世界实行的都是审批制，注册制是个伪命题。幸亏监管部门很快查明这是一篇伪造的文章。证监会负责人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做了清晰、全面的阐述，既稳定了市场，也澄清了认识。

任何时候都不以模糊的、自订的道德标准来代替法律标准。市场上只有合法和非法，没有善意和恶意。这恐怕倒是一个国际惯例，应该是监管部门坚守的准则。

一分钟看完去年股灾原因
在博鳌论坛“‘闯祸’的杠杆”分论坛上，财经总编辑王波明；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投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李剑阁；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讨论了去年股灾的原因。他们终于说出了去年股灾别人不敢说的话。

『伍』 期货交易规则

一、合约标准化

期货市场交易的对象是期货合约，期货合约对标的物的数量、质量等级和交割等级及替代品升贴水标准、交割地点、交割时间等条款都是标准化的，交易双方不需对交易的具体条款进行协商，便利了期货合约的连续买卖，具有很强的市场流动性，极大地简化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

二、保证金制度

期货交易实行保证金制度，也即交易者在期货交易时需缴纳少量的保证金，一般为所买卖期货合约价值的一定比例（通常为5%-10%），就可以完成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合约交易。由于期货交易能够以少量资金进行较大价值额的投资，具有杠杆效应，使期货交易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

三、双向交易和对冲机制

双向交易，也就是期货交易者既可以买入期货合约作为期货交易的开端(称为买入建仓)，也可以卖出期货合约作为交易的开端(称为卖出建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买空卖空”。与双向交易的特点相联系的还有对冲机制。在期货交易中大多数交易者并不是通过合约到期时进行实物交割来履行合约，而是通过与建仓时的交易方向相反的交易来解除履约责任。具体说就是买入建仓之后可以通过卖出相同合约的方式解除履约责任，卖出建仓后可以通过买人相同合约的方式解除履约责任。期货交易的双向交易和对冲机制的特点吸引了大量期货投机者参与交易，因为在期货市场上，投机者有双重的获利机会：期货价格上涨时，可以通过低买高卖来获利；价格下降时，可以通过高卖低买来获利，并且投机者可以通过对冲机制免除进行实物交割的麻烦。投机者的参与大大增加了期货市场的流动性。

四、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期货交易所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又称“逐日盯市”，是指每日交易结束后，交易所按当日结算价格对交易者当天的盈亏状况进行结算，如果交易者严重亏损，保证金账户资金不足时，要求交易者必须在下一日开市前追加保证金，以做到“每日无负债”。客户如果不能按时追加保证金的，期货公司会将客户部分或全部持仓强行平仓，直至保证金余额能够维持剩余头寸。

五、涨跌停板制度

涨跌停板制度是指期货合约在一个交易日中的交易价格不得高于或低于规定的涨跌幅度，超过这个幅度的报价将被视为无效，不能成交。期货市场最大涨跌停板幅度一般是以合约上一交易日的结算价为基准确定的。

六、强行平仓制度

强行平仓制度是指当会员或客户的交易保证金不足并未在规定时间内补足，或者当会员或客户的持仓数量超出规定的限额时，交易所或期货经纪公司为了防止风险进一步扩大，实行强制平仓的制度。

『陆』 摘抄一则两会新闻（要有一个主题）

新闻与新闻报道

新闻界对新闻与新闻报道未做严格区分是造成新闻学理论一定程度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在《新闻本体论纲》[1]中提出：新闻与新闻报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属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表象和陈述，是对新闻所做的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关于“新闻”，我在《论纲》中已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进一步对新闻报道加以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进行重新审视。

一
李良荣在《新闻学概论》[2]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李仅仅抓住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没有看到两者间的对立和矛盾，而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上，李注重的恰恰是形式而非内容，因此，最终不但并未真正将新闻与新闻报道区分开来，而且把新闻的实质内容统一到了它的表现形式——新闻报道上。

现在我暂且把区分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任务放一放，先来讨论一下新闻学说界普遍认可的关于新闻定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它们似乎就像计算机语言中的默认点（default
positions）,人们不假思索就持有这些观点，因而任何对这些观点的偏离都要求有意识的努力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一是新闻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如我们不可能将一场火灾或一次车祸搬来移去，而只能复制并传播关于它们的信息；二是新闻必须经过传播，即由这个人或这群人传播给那个人或那群人，不经过这种传播的只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是新闻。

我想从对这两个默认点的发难开始。先看第一个问题。它涉及到我们长期以来对“事实”的基本认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样的事实是新闻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总结我在《论纲》中的观点：（一）事实不是简单的事物，而是某事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些事物具有某种关系，即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实际情况，如我们不能说“太阳”是事实，只能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是事实；（二）客观事物或现象的实际情况具有无庸置疑的客观性，不依赖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自在事实”的存在；（三）但对人类社会来说，“自在事实”除了作为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经验和认识的无尽源泉便一无所用，包括新闻学在内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哲学除外）中研究的事实只能是那些在社会实践中与人相遇、被人感知的事实，即“经验事实”。

现在让我们来看“经验事实”。“经验事实”一方面是客观事物的属性或关系向人的呈现，另一方面又是人对这些属性和关系的把握和断定，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新闻学中所研究的事实并不只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而是为概念所接受、由主体断定的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感性呈现，是被知觉到了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是知识经验中的“自在之物”或“自在之态”。这时的事实已不再是它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史或某些物理、化学属性和关系的总和，不是只有通过自身某些能量、质量的投射才能得以传播的属态，而是通过命题能够加以断定、通过陈述可加以表达和传播的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可传播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我们的分析能够成立，那么新闻学界普遍认为的事实不能复制和传播的观点就是错误的，而为此引进的“信息”概念也就是多余的。事实上，几乎所有用“信息”界定新闻的学者都会用“事实”来对信息做进一步的限定，都承认新闻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关于事实的信息”，因为信息这个概念实在太宽泛太模糊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事实”来定义新闻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和理解，“关于事实的信息”其实就是“事实”，除此之外，实在想象不出它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引进“信息”概念据说还有一个“重大理论意义”，就是厘清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观点难道不也是信息吗？）。但在我们看，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用不着画蛇添足地引进“信息”概念，而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数千万年的共同社会实践为人们提供了经验外部客观世界的基本认识形式，这些被有的哲学家称之为“先验形式”的背景条件决定了人们对“经验事实”有着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正是在这种认可度范围，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
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认识形式”，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抛开当初中国社会现实的政治根源不说，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而不是缺少了一个“信息”概念的引进。最初引入这个概念的学者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试图找出一个计算新闻信息量的办法甚至公式，但20多年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努力是徒劳的。

此外，我们还赞同余斯勇对用信息定义新闻提出的质疑：第一，作为一般的科学意义上的信息概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因为目前学术界看法还不一致，世界上已经公开发表的“信息”定义，有人统计已有39种之多。更为滑稽的是，《牛津字典》在解释“信息”时说“信息就是谈论的事情、新闻和知识”；《韦氏字典》也认为“信息就是在观察或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数据、新闻和知识”。如此颠来倒去、相互借用，倒是越解释越糊涂。第二，用信息来揭示新闻现象的本质，那么信息本身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就连信息论的创立者维纳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是信息，信息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在这种情况下，用“信息”来定义“新闻”，至少也是不科学、不严肃的。第三，根据普通逻辑中“定义项不得直接或间接包含被定义项”的定义规则，用“信息”定义“新闻”，就等于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3]

现在再看第二个问题。客观事实如果没有人报道和传播它是不是新闻？甘惜分说：“有了事实，有了发生于某地最新的重要事件，还不等于有了新闻。如果在遥远的荒无人烟的地区发生了一种重大的自然现象的变化，而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更没有任何人把这件事传播开去，这件事就算湮没无闻，它构不成一种新闻。”[4]这大概是建国后学术界最早关于没有传播就没有新闻最明确、最权威的表述。乍一看，这话不无道理。但稍加推敲就会发现问题：这里的“事实”是“自在事实”还是“经验事实”？从“不为人所知，没有任何人了解到它”看，似乎是前者；从这一“变化”是“最新的”、“重要”和“重大的”等为人所断定的属性看，显然是后者。如果是前者，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它不应该是新闻学讨论的事实；如果是后者，我们认为它就不能“算湮没无闻”，因为它已向人显现，被人所闻，对所见所闻者来说，它就是新闻。我们认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亲历或直接经验的新鲜事实，对这个人或这群人来说就是新闻。《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破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后，把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竟不回家，同疯道人飘飘而去。这件事（我们假设它是事实）“当下哄动街坊，众人当作新闻传说”。从逻辑次序看，是先有了“新闻”，再有了对它的“传说”。
街坊们亲历或经验的事实是新闻，而对事实的“传说”是新闻报道。道理似乎很简单：所谓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是先有了新闻的存在然后才有对新闻的报道和传播；所谓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同样如此。从发生学上说，新闻肯定是在先的东西，报道和传播是在后的东西。一个为人类所经验的事实，只要它有新闻价值，你不报道、不传播它仍是新闻。报道和传播是新闻扩散的前提条件，但不是新闻诞生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不事先获取新闻我们报道和传播什么？人类的先民最初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认识周围客观事物情况的，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是进化的结果、文明的标志，新闻传播是这种结果和标志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坚持认为，从本体论着眼，新闻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而且这里的经验首先是直接经验，如果一定要使用传播学术语，它属于人的“亲身传播”。

二
人是能够借助别人的经验增益自身的动物。即使是在规模比较小的社会里，也并非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直接经验到他想要了解或应该了解的各种自然和社会事件。这就需要间接经验，即借鉴别人的经验。任何事件或现象都有一定的时空界限和范围，处在不同时空范围的人们要了解这些事件或现象则不得不依赖于间接经验。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传播存在的重要原因和理由。社会规模越是扩大，对间接经验的需要就越是增加，以至于当今社会不得不委托专门的人员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

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图象，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又对立，既相互一致又非一一对应，我们既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也不能无视两者的重大本质差异把它们混为一谈。

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并不意味一切命题形式都适合陈述新闻内容，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命题才能成为新闻的基本表述形式。金岳霖在1941年发表的《论不同的逻辑》一文中把命题分为三种：特殊命题、普及命题（彭漪涟认为似是“普通命题”的印刷错误）和普遍命题。特殊命题断定特殊的事实，如“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贾庆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一男子携带可疑爆炸物闯入路透社驻北京分社”等；普及命题或普通命题断定的是一时一地的普通情形，用以表示和肯定“历史总结”，亦即“历史上特殊事实的结合”，如“清朝人有发辫”、“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等；普遍命题断定的是固然之理，如“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处处相等”、“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等。[5]第一种命题用来断定一个特殊的事实，以特称陈述或单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特殊命题。第三种命题断定的是普遍的道理（包括理论、观点、一般规范等），以全称陈述的形式出现，故曰普遍命题。两者的区分比较明显。第二种命题即普通命题有些复杂，需要具体分析。普通命题不同于普遍命题。首先，普遍命题表达的内容超越特定的时空，象“人必须饮食才能生存”是不受特殊时空条件限制的；而普通命题则受特殊时空条件的限制，不具超越时空的普遍性，它表达的只是某一时段、某一范围内的某种普遍情形，象“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仅限于“今天”和“这个班”。其次，普遍命题具有普遍的概括性和类推性，因此可能为将来更具概括性和类推性的命题所推翻，如“地心说”为“日心说”所推翻等；而普通命题是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历史总结”，如果这一总结符合当时的实际，就不存在为将来的命题所推翻的问题，如果“今天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是真的，不管明天、后天这个班的女生是否化妆，该命题都不可能被推翻。第三，普遍命题要求有普遍的事实根据，可以为实验和观察所反复证实；而普通命题只有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事实根据，超出这种条件的任何求证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虽然普通命题也具有全称陈述形式，但它不是普遍命题。

那么普通命题与特殊命题的区别何在，它们是否也能像特殊命题一样陈述一个经验事实呢？由于普通命题运用的是全称陈述的形式，它所断定的就不是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这样看来，这类命题既与表示一般理论的普遍命题不同，又与表示具体事实的特殊命题有别。金岳霖认为它是“介乎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命题”，就与事实的关系而言，“这类的命题和普遍的命题两相比较，似乎与事实比较地接近些”。[6]但与我们论题相关的是，这类命题究竟是否肯定事实，如果是它们肯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赞同彭漪涟在《事实论》中的分析：普通命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很广，以至于一个观察者不可能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清人有发辫”这样的普通命题，对一个具体的观察者来说，就不可能通过对一个一个清朝人的直接观察得到确定，任何一个具体的观察者都无法保证它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即不能确证每一个清朝人都有发辫，所以这类普通命题“既不表示普遍的事实，也不肯定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
[7]另一种是主项表示的对象范围较窄，一个具体的观察者可以通过感性经验直接获得其要断定的全部内容，如“这个班的所有女生都化了妆”，一个具有正常能力的观察者完全可以断定和确证该班每一个女生都化了妆，这类命题虽然不像特殊命题那样断定一个特殊的经验事实，但它能概括并确定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所有事实状况，即在一个狭窄的时空范围肯定了一件一件的特殊事实，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经验事实的结合。为叙述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广义普通命题”，后者称为“狭义普通命题”。

通过以上对命题的分析，不难得出，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只能是特殊命题和狭义普通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由于狭义普通命题的全称陈述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而且其时空范围十分有限，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有限范围内特殊命题的结合。因此我们认为，新闻的基本陈述形式是特殊命题，当然这种特殊命题必须与客观事物状况的感性呈现相符合，即必须是真的。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闻是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以及由这类命题所组成的陈述形式。在一则具体的新闻报道中，只有真的特殊命题所陈述的内容才可能是新闻内容，否则无论多么新鲜、重大都是非新闻内容。

三
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把它们割裂开来固然错误，不加区别地把它们混为一谈同样错误。

从理论上看，新闻与新闻报道的主要区别有四：
首先，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根据前文的论述，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自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脑对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如图所示：

左边的三个椭圆中，最外层的大圆表示“自在事实”，中层的表示“经验事实”，最里层的代表“新闻事实”（本体论意义上的新闻）；新闻报道者只是从新闻事实中选择一部分，有意识的进行整理、加工和表象，并通过适当的符号形式物化为新闻报道。右边的小椭圆代表具体的新闻报道，大圆代表抽象的新闻报道，即所有具体新闻报道的总和。当然，用具体的图形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总会有些问题。如上图中的“自在事实”实际上是无限的，而非有限的，“经验事实”则是不断扩展的、动态的等等。但该图至少清楚的表明，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其次，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与此相对应，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这个问题早有学者指出过，甘惜分20多年前就列举了新华社和美联社关于北平解放的不同报道。不过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根据我们的观点，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真的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金岳霖论述该问题时举例说：“‘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句子，而且是两命题，可是，这两命题所断定的只是一件事实”。[8]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本体论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样态向人们呈现来看，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到了这里则体现为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亿万年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认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千差万别，新闻报道的主观性、倾向性以及部分无意失实与此相关。

再次，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经验的层面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和亿万年的实践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这是“经验事实”何以可能的原因所在。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最后，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情色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

『柒』 327国债事件感想

很久以前，有个法老梦见将有七年的饥荒要降临埃及大地，一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给他解梦，想出了预防计划，即对谷物运用远期买入对冲。饥荒居然真的出现了，这个计划拯救了埃及人民，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观点：期货市场仅局限于农业领域。直到1972年5月16日，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的国际货币市场上引入金融期货，这个观念才被打破。

金融期货是20世纪70年代金融领域的两个重大突破之一它包括利率期货、指数期货、货币期货。在国外成熟的期货市场上，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到80％以上。

我国曾对几种金融期货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尝试：1992年6月1日，上海外汇调剂中心率先推出外汇期货交易；1993年3月10日，海南证券交易中心首次推出深圳股份综合指数期货的A股指数期货。这两种期货交易由于推出的时机不成熟，不久就被关闭。

一筹莫展之际,一些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转了一圈,突然发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金融衍生工具:国债期货.1976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了91天短期美国政府券期货。国债被称为“金边债券”，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信用好，安全性极强,流动性好.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的支持者.考察者由喜上眉梢.,喜滋滋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宝贝捧回了国内,不料,从此掀开了327事件的序幕,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福兮，祸之所倚

当时我国国债发行极难。1990年以前，国库券一直是靠行政分配的方式发行的。国债的转让流通起步于1988年，1990年才形成全国性的二级市场。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大大跌破面值，5年期券只标80多元，扣除应有利息，已蚀本金20多元。这时票贩子倒成了好人，他们以高于财政部二级市场转让价格收购群众的国库券。我国从1981年到1995年间，发行国债4509。33亿，个人投资者普遍把国债作为一种变相的长期储蓄存款，很少有进入市场交易的兴趣。

通过多次国际考察，决策者对国际金融市场有了较多的了解，感觉应当有金融工具的创新。在当时的体制框架内和认识水平上，搞股票指数期货是不可能的，而国债的发行正在受到国家的大力鼓励。借鉴美国的经验，1992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了12个品种的期货合约。上交所认为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能够带动国债市场的发展，这是比较容易获得高层支持的。国债是固定利率，风险会小一点，搞期货比较容易控制。还有一个小秘密，当时证监会成立不久，这类事还管不到，趁早干起来，免遭以后申报、审批之苦。

国债期货试行的两周内，交易清淡，仅成交19口。1993年7月10日，情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天，财政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国库券发行条件的公告》，公告称，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背景下，政府决定将参照中央银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的保值补贴。国债收益率开始出现不确定性。国债期货市场的炒作空间扩大了。1993年10月25日，上交所重新设计了国债期货合约的品种和交易机制，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 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从1995年1月到5月17日由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的4个多月时间里，上交所国债期货的交易量达到49686。 09亿元，是上交所1995年全年股票交易量的16倍。

国债期货的巨大成交和较强的流动性，带动了整个国债市场的发展：1、促进了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统计显示，国债期货推出前的93年1月到5月，国债现货成交总额为21亿元，日成交0。19亿元，国债期货推出后的1994年同期国债现货成交总额达到378亿元，日均成交3。74亿元，分别是前者的 18。5倍和19。7倍，大大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2、促进了国债价格的发现，国债期货推出后，对现货的价格带动明显，市场中以1992年5年期为代表，国债现券从1994年1月开始走出长期滞留的面值最低谷，并在随后一年出现了25%的升幅。一些和约价格得到了正常发现，国债期货市场价格发展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年收益的确定、期限结构安排等都提供了决策依据。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祸起萧墙——疯狂的8分钟

“327” 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由于期货价格主要取决于相应现货价格预期。因此，影响现货价格的因素也就成了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影响1992年三年期国债现券价格的主要因素有：

（1）基础价格：92（3）现券的票面利率为9。5%，如果不计保值和贴息，到期本息之和为128。50元。

（2）保值贴补率：92（3）现券从1993年7月11日起实行保值，因而，其中1995年7月份到期兑付时的保值贴补率的高低，影响着92（3）现券的实际价值。

（3）贴息问题：1993年7月1日，人民币三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上调至12。24%，这与92（3）现券的票面利率拉出了2。74个百分点的利差，而1994年7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公告仅仅规定了92（3）等国债品种将与居民储蓄存款一样享受保值贴补，并未说明92（3）现券是否将随着储蓄利率的提高进行同步调整。因此，92（3）现券是否加息成为市场一大悬念，直接影响92（3）现券的到期价值。

（4）1995年新券流通量的多寡也直接影响到92（3）期券的炒作，由于上海证交所采用混合交收的制度，如果新券流通量大，且能成为混合交收的基础券种，那么，空方将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市场将有利于空方，如果相反，则对多方有利。

这些价格的不确定因素，为92（3）期全的炒作提供了空间。

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

但管金生不这样看。管金生何许人也？ 1988年上海三大证券公司成立，分别是上海人行的申银、交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1993年首批证券商业信用评比，万国获得国内惟一最高级别AAA信用等级，在当时拥有270多家会员的上交所万国独占16。7%的交易额。万国是券商的老大，万国有一句广告词：“万国证券，证券万国”。管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有“证券教父”之称。他认为第一，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9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因此通货膨胀回落必然会导致保值贴补率的回落；第二，对92（3）国债的贴息将增加财政支出十几亿元，因此不可能贴息；第三，1995年新国债发行额度将在1500亿元左右，比去年增加50%，因此，流通梁必然较大。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

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多空双方在148元附近大规模建仓，327品种未平仓合约数量逐渐加大。市场潜伏的危机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高层想的多是国库券的发行和兑付，也许根本忘了下面有个国债期货市场。但国债的利率一浮动，疯狂就开始了。

2月23日上午一开盘，中经开率领的多方借利好用80万口将前一天148。21元的收盘价一举攻到148。50元，接着又以120万口攻到149。10元，又用100万口攻到150元，步步紧逼。

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上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先以50万口把价位从151。30元轰到150元，然后用几十万口的量级把价位打到148元，最后一个730万口的巨大卖单狂炸尾市，把价位打到147。50元。

在最后8分钟内，万国共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而所有的327国债只有240亿。光是操作就让人感叹，十个手指要多么灵活才能敲进这么多指令？据统计，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共成交8539亿元（含最后8分钟），其中80%的交易属于上海万国抛空的“327”品种。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象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谁能想到自己买的是泥饭碗，但是却必须还一个金饭碗。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可以说，那天所有国债期货的入市者在“天堂”和“地狱”间走了一回。

当噩梦醒来后

上海著名的外白渡桥西端黄浦路15号，正门墙壁上铜牌罗列，而最能显现历史价值的无疑还是中间一块，上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原址（1990.12.19—1997.12.18）”。门上的漆色已略显斑驳。举步而入，一面开市铜锣静静地悬在那里——已是文物。作为上海证交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敲响了这面锣。那正是1990年的岁末，他35岁，号称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1995年年初，他正好到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出访。按日程应当2月28日回国，但想到工作上许多事没有安排，所以提前于22日回到国内。不料第二天，也就是2月23日，就发生了“国债327事件”。 历史悄悄地将他的证券业生涯打上了一个休止符。

尉刚回国，就有人说国债期货可能会有问题。但他当时没有在意。23日早晨一开市，果然市场上是全线向上行情。他正在办公室与人洽谈交易所购买外滩市政府大楼的事，交易部负责人报告说国债期货交易异常，有人一下子下单200万口。后来查明是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恶意炒做。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证监会刚向财政部拿下国债期货的管理权，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管理办法太晚了！

尉文渊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立刻发通知，随手抓了一张电脑打印用过的废纸，写了几句话发了出去，大意是说国债期货交易发生异常情况，经初步调查，发现有严重的蓄意违规迹象，交易所正在进一步调查了解。

证监会让上交所自己处理。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海证交所的这一决定曾经在市场上引起了一定的非议，协议平仓更是有违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是实际上万国并无700万口这样巨量的持仓，因此这一决定最大限定地保护了万国，避免几个月后一场金融风潮在我国的发生。

当时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因为万国信誉好，允许多开，但是只允许开40万口。实际上那天万国开了200万口。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 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2月24日，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就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问题作出六项规定，，即1、从2月24日起，对国债期货交易实行涨跌停板制度，2、严格加强最高持仓合约限额的管理工作，3、切实建立客户持仓限额的规定，4、严禁会员公司之间相互借用仓位，5、对持仓限额使用结构实行控制；6、严格国债期货资金使用管理。同时，为了维持市场稳定，开办了协议平仓专场。

2月25日下午3时，海通证券公司总经理汤仁荣将他的《紧急建议》传真给人总行副行长戴相龙证监会副主席李剑阁财政部国债司司长高坚，提议关闭国债期货市场。

3月份全国“两会”召开了之际，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发言，要求对万国的违规予以严肃的查处。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15日，尉文渊也不得不离开了上交所。1999年有一次他与现任中国证监会秘书长屠光绍同机飞北京，屠说那个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龚浩成听说后加了一句：“也是出问题的年代。”尉2000年又公开在媒体亮相时身份已变成158海融证券网的CEO，但他常感慨地回想起“327国债事件”，也许因为那是他的“滑铁卢”。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决定认为，上海证交所对市场存在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估计严重不足，交易规则不完善，风险控制滞后，监督管理不严，致使在短短几个月内屡次发生严重违规交易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在国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经过四个多月深入调查取证，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根据有关法规，对有关责任人分别做出了开除公职、撤消行政领导等纪律处分和调离、免职等组织处分，涉嫌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违反规定的证券机构进行经济处罚。(有关此事件与国债期货的宏观政策、法律和规则设计等问题的分析,请参见本期”衍生市场与法律”栏目董华春的文章《春天花会开——浅谈我国国债期货发展及法律问题》)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春天在哪里

在“327”国债期货风波发生之前，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中国的期货交易从思想准备到具体付诸实施，不足10年的时间。这期间，各类期货交易所达到20多家，期货经纪公司达360多家，成交金额达几千亿人民币。我们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100多年走过的路程。世界最大的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总裁沃尔夫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真正的期货交易”，日本期货协会理事长森正治对中国期货交易发展之快感到“十分震惊”，香港期货交易所执行总裁黎佳俊对上海交易所负责人说：“你们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判断一个国家期货交易发展的快与慢，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交易所的丰厚利润，使管理者、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大大淡化，一味追求市场规模和交易量，放松了风险控制这个期货市场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327”风波的发生，并葬送了国债期货这个大品种。“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事件发生之后，政府监管部门、各交易所均健全了交易保证金控制制度、涨跌停板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诸如持仓限量制度、大户申报制度、浮动盈利禁开新仓等的交易风险控制制度。“327”国债期货风波以其惨痛的教训，成为中国期货市场重视风险管理的开端。

笔者认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恢复国债期货交易的可行性条件已逐渐具备。

首先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已放开，其次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可以流动，再次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回购利率已成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利率形式。在国债发行上1996年开始采用了公开招标形式，由承销商竞争投票确定国债发行价格与收益率。国债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国债保值补贴率被取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于1996年4月1日启动，这一切都大大促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其次,国债发行和交易、结算制度趋于完备。1996年国债发行方式上采用招标发行的方式，由于承销商对市场的预期不同，因此在招标中收益率是不确定，这就带来了收益率风险，为国债期市开展提供了依据。在交易机构上形成了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在交易、结算上形成了全国国债统一托管结算系统；投资队伍随着金融知识的普及逐渐成熟。

再次,宏观经济不断好转，市场外部条件得以改善。1995年国债暂停的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导致保值贴补率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物价指数大幅回落，宏观经济出现了低通货、高增长的良好局面，保值补贴率被取消，国债市场发展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财政部又推出国债专用帐户、降低交易费用等。

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现在期货业再也不是“私生子”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到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家期货公司的老总评价说，10年来期货业的任何一次会议都从未见过国家监管部门尤其是证监会领导的身影。“周小川能来，说明期货业的春天不远了。”包括董辅礽在内的几位经济学家认为国债期货也到了应该恢复的时候了。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看来,中国期货业真正的春天正在向我们招手.

『捌』 发行新股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新股发行对股市抄的影响有两方面，首先是股市扩容了，特别是那些超级大盘股上市，如果没有资金供应的支持，那就会直接影响股市的下跌，这是它的不利方面。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股发行也能给股市带来新的炒作品种，特别是那些小盘股，这对活跃市场人气会有一定帮助。

『玖』 什么是虚拟经济什么是经济过热和过冷什么是经济软着陆和硬着陆

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理解“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并不是一个专用术语，至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有时候这个词语甚至被应用得很通俗化，简单点看，大概只要是经过注册的有生产服务活动的经济组织都可以算作是实体经济，这其中金融服务业则是例外，大概因为金融服务业属于特定行业，而其服务活动也是有别于一般的服务业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甚至庸俗的概念，却在美联储的声明里显得日渐突出。
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后，美联储就宣称“金融市场动荡没有损及实体经济”，在9月 18日美联储改变立场大幅降息的声明中仍然表示“为防止市场动荡损及实体经济”，旧金山联储主席耶伦也表示“短期货币政策应该致力于稳定实体经济增长”。其实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而房市长期低迷时，美联储就置房市下滑于不顾，多次声称“房市下滑没有伤害到实体经济领域”。可见在2007年中，美联储使用“实体经济”这个词汇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那么美联储的“实体经济”是什么含义呢，是否如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庸俗化了的概念？
美联储频繁使用“实体经济”这个词语，与之相关联的是除去房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就美国经济数据的构成来看，其中包括制造业、进出口、经常账、零售销售等的部分被美联储笼统地概括为“实体经济”。由于不包括房市和金融市场这样的特殊的部分，所以“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市场运行的“流水账”部分，之所以这样来描述，是因为虽然“实体经济”往往不是要害部门，而是民用普通领域。
尽管不是要害部门，但“实体经济”显然对于美国市场的日常运行具有关键意义，一旦“实体经济”出现震荡或反复，往往反映到美国人的生计问题上，像美联储十分关注食品价格指数和消费者核心物价指数以及库存和零售销售等指标，这说明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反映的是市场运行基本面的状态好坏。
我们还可以认为，美联储把核心能源消费这一块也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理由就是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健康”往往与能源价格走势相反。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美联储所关注的“实体经济”指标往往同时反映大量中小企业的运行态势。这样看来，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与中国的“民生疾苦”问题大同小异，不过美联储同时十分注重大中小型的工商企业的运行态势等“企业疾苦”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来看，美联储所谓的“实体经济”概念，可能与中国的实体经济概念差别甚微。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结构是不断调整变化的，既有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也有发达国家夕阳产业苦苦维持起死回生的挣扎，当然还有发展中国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全球化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在这样一个经济结构普遍调整的年代，美联储为什么坚持地盯住“实体经济”这个概念，并为了维护“实体经济”的运行态势而在所不惜呢？
答案或许很简单，那就是“实体经济”尽管不包含要害部门和尖端领域，但它却是一国市场稳定运行的最广泛基础，“实体经济”指标的偏差往往反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直接与民生疾苦和企业生存联系在一起，越是在经济结构经历深刻变革的时期，“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往往越重要，这正好与剧变裂变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美联储把近年来出现泡沫的房产市场和快速变化的金融市场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由此也可以看出，美联储维护“实体经济”的良苦用心。
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分类有两类，一种是强制性的，另一种则是诱致性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多伴随剧烈的社会经济结构动荡，往往在一些转轨国家中出现，而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往往则是一个较稳定平和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大致如此，强制性的结构调整往往引发市场动荡，而诱致性的结构调整则与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尤其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西方国家经济和货币政策往往是循序渐进式的，这一点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所以美联储过分强调“实体经济”这一概念，可能并没有什么意外之处，事实上欧盟等其他发达国家同样注重市场的这些日常指标。但是美欧对于中国开放市场和加快改革却显得迫不及待，与其关注“实体经济”的初衷大相径庭，尤其是人民币快速升值对中国“实体经济”领域带来的一系列剧烈影响，美欧对此是绝口不提，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一种警示。

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词语。目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现在关于‘虚拟经济’的提法比较乱”，大体上来说，可以归纳为4种说法。
第一种理解:成思危的定义
成思危的定义是：“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关于“循环运动”，成思危说：当前，虚拟经济的循环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先通过交换，把钱换为借据、股票、债券；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交换把借据、股票、债券再变回钱，直接以钱生钱。
这个说法的要点有三个：一是用“虚拟资本”做定义项；二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三是“在金融市场上”实现。
这种说法影响最大。这并不因为成思危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也不仅因为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是因为他是目前国内对虚拟经济研究的权威专家、领军人物。他还是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该中心是国内第一家以“虚拟经济”命名的专业研究机构。
理解与此比较相似、接近的，除了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还有经济学家李晓西、华东师范大学的潘英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羽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的姜秀谦、南京经济学院的陶文庆等。
第二种理解:涵盖金融业的概念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王国刚认为，在经济运行中，“虚拟经济”是用于描述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在现代经济中，它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也不仅包括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概念。
经济专家李剑阁，用“经济符号”、“符号经济”表述“虚拟经济”，实际上也是这种看法。
成思危则认为，虚拟经济比金融包括的内容要广，而金融中有一些内容又不属于虚拟经济。风险投资其实质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权益资本）的结合，知识资本就是一种虚拟资本，但显然不包括在金融的范畴内。
第三种理解: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
这种理解与第一种理解的根本区别在于，着眼于资本，回避了“虚拟资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淮认为，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虚拟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是产权交易。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标志在于产权本身也成为市场交易的对象。
清华大学教授宋逢明认为：金融是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市场才是虚拟经济核心的部分。
“最终幻想X”于2003年3月28日在互联网发表的一个帖子中强调：研究虚拟经济，首先得研究资本的价值。“资本也能创造价值”。
第四种理解:新经济即“虚拟经济”
这种看法的理由是：新经济的切入点便是虚拟空间和虚拟社会。电视就是一个虚拟的生存空间，是真实空间的再现。到了网络时代，这一空间不仅将成为人类生存重要空间，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姜奇平认为：重组信息空间意义上的虚拟经济，才是新经济意义上的虚拟经济。把信息空间这个框架体系，套在国民经济上，就形成了广义虚拟经济（或叫信息化经济）。信息空间包括曼纽尔•卡斯特所说“信息时代三部曲”的“虚拟空间”、“流动空间”、“网络社会”。

分歧的症结
三种“虚拟”
对“虚拟经济”的不同理解，症结在于目前人们同时在三种含义上使用着“虚拟”这个词。
英文中有三个词我们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
一个词是Fictitious Economy，是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的概念衍生出来的。这是成思危先生所说的“虚拟经济”，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
第二个词是Virtual Economy，主要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所进行的经济运行方式，比如说电子商务等等，即“网络经济”。
第三个词是Visual Economy，是指在计算机上模拟实际经济活动的可视化经济活动。
这三个词都翻译成了“虚拟经济”，就容易产生混淆。为此，成思危先生主张，将第一个译作“虚拟经济”，第二个译作“拟实经济”，第三个译作“可视化经济”。
成思危定义的“虚拟经济”，是由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概念衍生出来的。马克思的“虚拟资本”一词，英文是“fictitious capital”，德文是“fiktives Kapital”。
因此，成思危所理解的“虚拟经济”是英文的fictitious economy”。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它本身必须有价值，二是它必须产生剩余价值。证券类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但却能够产生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成思危先生认为，所谓“虚拟”是因为某一非真实的东西同真实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把这一非真实的东西模拟为类似的真实的东西。
问题是，英文的“fictitious”，德文的“fiktives”，原意都是虚假的、虚幻的、虚构的、假象的。在马克思的眼里，所有的投机、泡沫乃至金融危机都是因为虚拟资本过度发展造成的。在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的意义上使用虚拟经济，还容易把货币经济中的泡沫现象贬作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等于泡沫经济。
因此，李剑阁等专家学者则认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称的虚拟经济，在英文中应是virtual economy。在我国出版的英文版十六大报告中，“虚拟经济”用的就是virtual economy。
“虚拟经济”与英文的virtual economy对应，也有烦恼。在英美尤其是美国，“Virtual Economy”（虚拟经济）指的就是“网络经济”。由于前两年在所谓“虚拟经济”的鼓惑下网络经济形成了泡沫膨胀，泡沫破裂给股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目前在美国把这种“虚拟经济”斥为概念炒做、“文雅谎言”。
因此，对“虚拟经济”的第四种理解是不能采用的。
虚拟经济产生和发展
虚拟（fictitious）一词有：假想、假定、编造、虚伪等含义，并作为现实的对立面。经济学意义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便是从这里引申出来，并且从虚拟资本开始的。虚拟经济是资本独立化运动的经济。
首先，虚拟经济是和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什么是资本？用于获取收益的那部分财富才是资本。什么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是通过信用手段为生产性活动融通资金。这是比较传统的提法。其实，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虚拟资本的含义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如此，理论上，一般把虚拟资本作为实际资本的对照物，后者通常指生产资料，也包括生产过程中?quot;货币资本。资本的本性是要获取价值增殖。资本在运动过程中才能获取价值增殖。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资本是其运动的主体。
其二，虚拟经济是和资本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相联系的经济。资本的基本形态是价值形态。资本以脱离实物经济的价值形态独立运动，这是虚拟经济之虚拟属性的根本体现。纵观虚拟经济的历史发展，可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或形态：
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银行资本、股票资本运动的虚拟经济初级阶段；
二，价格剧烈变化条件下出现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经济发展阶段；
三，网络技术进步产生了大量网络服务的工具和场所，出现了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
第一，虚拟经济的初始阶段。希法亭（Hiferding, R., 1910）从揭示股票资本的运动规律出发，对虚拟经济活动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提出，在股票交易所里，资本家的财产以生产之外的纯粹形式出现了。此时，虚拟资本具有双重迷信色彩，仍有某些实际根据，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职能表示的货币资本。
第二，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虚拟经济不仅独立于实体经济活动，而且呈现虚拟经济活动的双重虚拟性，即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是对某种虚拟资本（如股票）所有权的收益进行再分配，如期货、期权、期货的期权等工具。近20年来，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使得虚拟经济进入了发展阶段。期间，金融工具的推出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有了较快发展。
第三，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虚拟经济在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因特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网上银行、网上股市、网上交易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些市场没有一般意义的建筑物，没有交易大厅和柜台，营业厅就是网页，所有交易和清算都通过互联网络自动进行。没有中心交易所和柜台，引进先进的网络技术，出现了虚拟空间，并使得虚拟经济的无形化，其假想的程度更高。虚拟经济的成熟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因特网的发展，网络超市的出现，虚拟空间的扩大，加上数据化存储技术的采用，传统的时空观念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当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虚拟化的空间和市场形式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此时，虚拟经济的特点及其功能发生了质变，人类的生存空间也相应得到了扩充。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3、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那么，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原则有哪些呢？一是一视同仁原则。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功能，因此，我们就应对它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而不能对任何一方采取歧视态度，以免顾此失彼。二是统筹兼顾原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就不应该对它们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在宏观经济的规划上，在战略的部署上，在人才的培养上，在措施的运用上，都应统一谋划。三是均衡发展原则。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在它们的规模形成上，在它们的比例确定上，在它们的计划安排上，都应相互兼顾。四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综合上述，为了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坚持一视同仁原则、统筹规划原则、均衡发展原则和协调一致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