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硅科创

1. 上海是如何定位世界科创版图新坐标的

这是属于上海科技的高光时刻：第一架国产大飞机，第一台出口欧美的大型医疗设备，第一款用于智能手机的人工智能芯片。

这是考验上海创新智慧的果敢探索：科技创新板正式开板，数据无条件按序向社会开放，首提“用人主体自主权”，在制度上开辟通道。

奋楫争先，时不我待。上海，正以科创中心建设为载体，努力成为全球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全球创新人才交融、成果交易、信息交换的重要枢纽地；创新资本、创新机构、创新平台的重要集聚地，走出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

知变、应变，激发制度创新“满盘皆活”

被认为是规则、秩序和法制意识最强的城市之一，这些会不会成为创新的障碍？央企、地方国企、外企比重过高，会不会是科创的掣肘？成本高企如何吸引创新企业？

敢于在制度“放活”上先行先试，让有为政府激活有效市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上海要打造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高“创新浓度”，提升创新的“便利性、宽松性和包容性”，形成创新的“场效应”。

既管得好，又减少行政干预，创新的节奏就会加快。降低创新创业门槛，选择116项行政许可事项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提高政府性资金的使用效率，将19项财政科技专项优化整合为四类；增强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把科研计划项目劳务费资助总额由20％提高至30％。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科研运营高级物流经理谭嵘说，过去进口一只小白鼠，要三级审批，拿证就要一个月，进口活体动物还需隔离检疫30天不能做实验。现在这周申请、下周就能拿到，不会与全球研发脱节。

拥有80条GMP生产线的生物医药成果转化基地正在浦东加紧建设。天慈国际董事长李函璞说，制药创新共享平台一期工程将于2018年完工，全球科学家“一起来造药”的创新共享模式将率先在上海成为可能。

资源开放，增加托底服务，创新的活力才会持久。上海市政协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在上海、北京、浙江、广东、贵州等有开放数据平台的省市中，上海不仅开放的数据最多，而且下载量最大。

“数据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而最大的拥有者是政府。”商汤首席执行官徐立说，政府数据无条件按序开放，研究数据负面清单管理，对于科创型企业是重大利好。

在秩序中创新，在规则中突破，这是上海独有的气场。上海要将资源禀赋发挥到极致，将制度空间利用到极致。复旦大学教授朱春奎认为，上海已经到了创新与扩散并重的阶段，将逐步过渡到以扩散为主的阶段，“只有这样，才会辐射周围强大的经济圈”。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陆军荣认为，既不是德国模式，也不是硅谷模式，上海走的是将技术与模式创新结合、本地和开放创新结合、产品和市场创新结合、主体和平台创新结合的一条新路。

聚才、用才，增强人才高峰“磁场引力”

全球科创中心怎么建，并无既定范本可循，抓住“人”这个核心是根本。上海力求不断完善政策环境，为各类创新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

为配套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出台“人才20条”并持续完善“人才30条”，首次提出“用人主体自主权”，将科研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下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10条措施已正式实施，使上海引进海内外人才更加便捷。

向“外脑”引智，凸显上海的“国际范”。近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伯纳德·费林加走进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办理了永久居留身份证申请手续。不久，他将与上海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库尔特·维特里希一起，成为首批来沪工作并拥有“中国绿卡”的诺奖得主。

依托重大项目引智，凸显上海的“辐射力”。今年6月，上海与华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华为规划在青浦投资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及配套人才公寓，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强技术研发、示范应用、融合创新。

以机制“引智”，凸显上海的“溢出性”。2016年度业绩考核中，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市激光技术研究所成为首批受益者，将人才引进的费用，等同于利润“抵扣”了125万元。变成本为利润的“巧算法”，缓解转制院所人才引进的成本压力。

既要有领军者，又要有满天星。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波说，下一步上海将加快建设科创中心构架体系，进一步增强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全力落实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方案，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使各类资源更好地向创新集聚、在创新上发力。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上海正努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2. TMT行业迅速扩张 为写字楼市场带来多大驱动力

近日，CBRE近日发布《2016亚太区TMT行业办公楼租赁趋势报告》，报告中所调查的TMT(科技、媒体、电信)行业于2008至2015年期间在亚太区高速发展，对办公楼租赁市场影响与日俱增。

CBRE大中华区顾问及交易服务部董事总经理黄蔚表示：“在亚太区TMT扩张是办公楼租赁市场的关键词。过去六个月，亚太区9个主要市场中，TMT企业的租赁交易中近一半是扩租，其中60%为跨国科技巨头的交易。同时，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的涌现使得小型办公空间获得青睐。本土小型科技公司或初创公司出于成本和吸引人才的考虑，倾向选择CBD边缘地区或核心商务区的共享办公空间。”
在国内，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市场，TMT行业办公楼租赁需求强劲，在办公选址趋势、企业租户构成及办公场所策略呈现出以下特点：
北京
北京TMT行业规模优势显着。TMT企业每年贡献北京优质办公楼总体新增需求的35%，远超国内其它城市。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的优质写字楼持续受到青睐。被称作“中国硅谷”的中关村作为传统科创中心，继续吸引大量TMT企业聚集，但可租面积紧缺导致诸多TMT公司将上地、望京等迅速发展起来的非核心或新兴商务区纳入选址范围。尤其是望京地区，在2016年录得多笔大宗TMT企业租赁交易。TMT行业将继续在北京办公楼租赁市场保持活跃，尤其是软件开发和金融科技企业有望‘异军突起’。
上海
在浦西，漕河泾高科技园区继续以其成熟的产业集群、优质的租户组合、以及紧邻市中心的优越地理位置受到TMT企业青睐；近期也出现一些软件开发、大数据、云计算企业进驻南京西路等核心区域的案例。
在浦东，张江、金桥是TMT企业最多选择进驻的地点，近期来自电信行业的需求尤为踊跃。当前上海TMT行业办公空间需求主要受到数码设备、手机游戏等领域的内资企业驱动。外资科技企业出于成本考量对办公租赁决策趋于谨慎，但为吸引行业人才，外资TMT企业已开始在上海的公司园区内积极推行灵活办公策略。
深圳
TMT行业是深圳办公租赁需求的重要驱动力。车公庙和南山区更是深圳TMT企业的首选办公地，不少内资企业已在南山区购置办公物业。其中，位于非核心区的南山科技园正迅速成为热门聚集地，许多知名外资公司也因福田区的租金较高而将公司的部分支持性职能部门迁至于此。提供灵活租赁条款且交通便利的写字楼尤其获得新兴科技公司垂青，小型初创公司特别显现出对共享办公空间的租赁偏好。
杭州
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与和谐的创业环境，杭州是多家互联网巨头企业所在地，IT与通信业租赁面积占比达14%，仅次于金融业而成为杭州写字楼市场二大需求来源。此外，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密集涌现，带动电子商务企业对市区优质写字楼的需求。共创空间类产品的发展也契合杭州市场的产业方向，有助于加强市场的吸纳能力。
CBRE中国区研究部主管谢晨指出：“近年来，我国的TMT行业在国家‘双创’政策及产业升级的浪潮中突飞猛进，成为办公楼需求的一股新势力。对于将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的TMT行业，高端人才的集聚是企业选址的基础，交通便利性和办公环境是其选址策略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外，更多的TMT企业在积极寻求工作场所策略创新，将办公环境提升作为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灵活办公及共享办公模式逐渐受到TMT企业青睐。”

3. 企业 可以提供科创 扶持资金吗

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包括谷歌、苹果、英特尔等全球十大信息通信企业中，有9家在爱尔兰设立分部，其中苹果还将爱尔兰分部作为整个欧洲市场的运营中心。与此同时，在十大顶尖医药企业中，有9家注资爱尔兰；在全球商用飞机租赁公司中，有一半注册于爱尔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发布的经济报告，爱尔兰的GDP增幅在去年就超过英国、西班牙、法国、瑞士等诸多欧洲国家，今年不仅继续在欧洲数一数二，而且超过了美国。
面对这一成绩单，近日来华的爱尔兰就业、企业和创新部部长理查德·布鲁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靠的就是创新。所以，对于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新目标，他颇有共鸣。因为爱尔兰正是通过政府对创新、科研的激励，使得科创企业和科创成果在爱尔兰蓬勃发展，迅速引领爱尔兰经济发展。
在与记者分享爱尔兰的科技创新经验时，理查德·布鲁顿的观点更是相当明确：政府支持科创必须有的放矢。
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今年已经是理查德·布鲁顿第四次来访，他对中国以及上海都并不陌生，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科创的热情让他印象深刻。他举例说，在此次短短五天的行程中，由爱尔兰和中国共同设立的“中爱科技基金”宣告成立，并且已经对五家在爱中两国从事科技创新的企业进行投资，其中之一就是办事处位于上海的移动设备可视技术Movidius公司。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对爱尔兰技术抛出绣球，比如爱尔兰的技术企业Keelings与光明集团达成合作协议，Keelings将为光明食品提供配送软件系统，加速传统农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互联网转型进程。
不过，营造积极主动的科创氛围只是一个方面。爱尔兰在探索打造欧洲硅谷的过程中，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理查德·布鲁顿解释，爱尔兰与中国相比，国土面积太小了，政府可以扶持科创的资源也很有限。基于此，爱尔兰更看重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我们要把资金投向爱尔兰的强项领域和有竞争力的企业。”
他介绍，爱尔兰政府对科创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是可以量化测量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爱尔兰每年要实现100家初创企业的创新成功，就是“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初创走向国际化。”
这100家企业如何而来？又怎么保证能够创新成功呢？
爱尔兰的方式是认真筛选和定制服务。理查德·布鲁顿介绍说，100家企业来自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的评选。评选并不看重企业的成立年限、规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处在的行业和研究领域。比如，此次获得中爱科技基金投资的Movidius公司，成立不过两三年，上海作为其海外业务的第一站，也只是先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但是，Movidius 的核心技术产品“移动设备可视芯片”却不容小觑。因为它创新性地将一系列新型电脑视觉技术大规模应用在移动电话、平板电脑、相机等设备中，同时也是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的支撑技术。所以，Movidius 得到了政府投资的青睐，政府希望助其一臂之力，使它能够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理查德·布鲁顿坦言，初创企业在发展中可能会遭遇各种不确定因素，需要的扶持也非常具体。所以爱尔兰给出的扶持方式非常全面，直接回应企业的需求。比如，政府会不断提高资金支持，包括允许企业将25%的研发收入抵扣所得税、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和爱尔兰投资发展局设有专项支持资金等；政府还会帮助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引入风险投资资金。
生态系统的营造
讲究海纳百川
在《福布斯》杂志今年的“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评选中，爱尔兰排名全球第四。在世界银行今年的经商环境报告中，爱尔兰在全球189个国家中排名第13。理查德·布鲁顿认为，之所以爱尔兰会在这类评选中名列前茅，与爱尔兰在全球领先的科研成果商业转化率大有关系——对企业来说，研发投入能直接商业化并获得市场回报，显然能提高企业的经营信心以及科创积极性。所以，他觉得在爱尔兰的科技创新秘诀中，保持较高的研发成果商业转化率功不可没。
较高的研发成果商业转化率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就宏观层面看，爱尔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科研生态系统，由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组成。不过，爱尔兰的科研生态系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个优先领域，包括信息通讯技术、医药技术、能源、创新服务等。这些领域的研究由设立在爱尔兰各大高校内的38家研究中心主导，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
在生态系统的营造上，爱尔兰讲究“海纳百川”——不仅支持本土企业，还欢迎海外企业参与。这条经验似乎尤其契合本身就欢迎多元文化、强调海纳百川的上海。
理查德·布鲁顿介绍说，爱尔兰面积不大，但吸引了1200家全球知名跨国公司的入驻或投资。这些企业不仅在爱尔兰开展自身的业务，而且与爱尔兰政府和当地企业合作，进行科技创新。引入跨国企业的好处在于，他们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的资源。他们不仅能准确地洞察行业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从更多领域帮助爱尔兰的企业。所以，当这些企业参与爱尔兰的科创生态环境建设后，爱尔兰本地化创新的全球影响力显著提高。
在微观层面，爱尔兰的科创生态系统善于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爱尔兰在集中力量的14大科创领域上具备一定的研发优势，所以从政府层面就能发现企业研发成果商业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以及是否是该行业的共性问题。这种来自政府层面的“先见之明”使得企业在研发商业化遭遇瓶颈前，爱尔兰政府就能牵头组织研究机构和相关企业有针对性地探索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比如，有的企业自身不能把研发成果商业化，我们了解了这个企业以及所在行业的研发需求后，会帮助企业找研究机构一起开展商业化； 或者帮助企业找寻商业合作伙伴。通过完善商业化方案乃至重新定位，来实现商业化，而不是把好的科创成果浪费掉。”理查德·布鲁顿解释。
政府的钱要花在刀口上
理查德·布鲁顿承认，爱尔兰政府的资金资源不算多，在支持科创的资金中，大约有30%的来自于企业，包括那些跨国公司或已经成功的企业。
事实上，不论在爱尔兰还是在中国，政府能够提供的资金补助都是有限的，企业科创也不可能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在政府有的放矢地进行科创引导和支持上，如何把有限的钱花在刀口上，是绕不开的话题。
欧洲硅谷的经验很简单，是偏向于高校和研发机构，“因为基础性的研究对企业帮助更大。”理查德·布鲁顿表示，爱尔兰非常支持14个核心领域的科创，不过在这14个领域，所有的政府扶持资金基本都投向高校和研发机构。这些高校和研发机构可以发挥桥梁的作用，不仅连接本地企业和本地市场，也连接着跨国企业和海外市场。同样花一笔钱，高校好比杠杆的一个支点，撬动更大的市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由于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挥的是连接器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爱尔兰，不仅当地科创企业可以得到政府扶持资金，来自海外的企业只要在科创上与爱尔兰的政府导向一致，也能享受到与当地企业相同的政府支持。这一点，无疑增强了爱尔兰吸引海外科创力量的魅力。
政府扶持向高校和科研机构“偏心”，也为爱尔兰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创人才队伍。比如，围绕眼下的科技创新热点，爱尔兰政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数据研究投入大量资金，并且在高校中增加了数据分析课程。据预测，这一举措将使2018年爱尔兰信息通信技术毕业生的供应量比2013年增长50%，不仅满足当地科创企业的用人需求，也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落地发展。
爱尔兰还考虑建设一个专门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服务的技术中心。在这个技术中心内，将有专家提供专业的技术来帮助那些面临相同问题的企业。这样，政府不需要增加投入，却能尽可能扩大政府资金的受益面。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引入企业资金支持科创的做法不仅为政府“省钱”，还为强化科创与市场的对接效率提供了便利。企业的商业化运作使得企业在进行科创投资时，更强调投资回报率。所以，这种入股式的资金扶持使得投资企业会对科创项目的方向和进展进行筛选、把关，并在科研进展中从专业技术上予以帮助。一旦科创项目成功，则是投资企业、被投资企业和政府的多赢。
爱尔兰政府对科创扶持的“投入产出率”是可以量化测量的，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爱尔兰每年要实现100家初创企业的创新成功。
评选并不看重企业的成立年限、规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处在的行业和研究领域。
爱尔兰的科研生态系统并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个优先领域，这些领域的研究由设立在爱尔兰各大高校内的38家研究中心主导，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
专家开讲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刘宁：
全新的创新关系是交融式的
爱尔兰就业、企业和创新部部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爱尔兰计划建立一个专门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服务、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技术中心。在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创新技术平台。例如，不少以制造机械或设计为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在进行毕业设计时，往往都有不少优秀的科技创新或工业创新点子，但这些毕业设计作品在经过导师打分和评判后，就被束之高阁。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秘书长刘宁就此建议，新时代的创新需要构建新型的创新关系，尤其是借助互联网思维，搭建一个开源创新的互联网平台，才能解放出更大的创新动力。
刘宁指出，当人们谈及“创新的最好时代”时，背景不一定是阳光灿烂，而可能是沉甸甸的挑战和变革。比如互联网对传统制造业的冲击，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殊不知，在无法逆转的互联网潮流中，如果制造业能够与互联网形成新的创新关系，那么不仅创新的动力更强，创新的效率也更高。
刘宁认为，当前社会的创新力和创新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创新力而言，以往的创新主要靠经验和直觉，但今天更多的创新成果和依据来自于信息和数据。如果以工业设计举例可以看到，之前的创新往往从形式到功能、再到体验，但今天设计创新直接与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的服务系统挂钩。所以，有人形容今天的工业设计是从原始的关注“定型”，转向全面的“定义”。究其根本，会发现创新力最大的变化在于创新力的裂变。过去的创新可能来自一家大企业、一个大机构；但今天的创新裂变为个人以及初创企业，是全社会的创新。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需要新的创新关系。刘宁认为，之前的创新关系是流程化的，接力棒式的。比如在传统的创新中，设计中心、研发中心的前道工序是策划中心、制造中心。但今天的创新是发散式、交融式的，技术、金融、市场、加工等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互相渗透，不存在前后次序。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不是创新产业链。
正是由于创新力和创新关系都发生了变化，所以鼓励创新，必须构建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服务平台。它不仅要能适应创新力和创新关系的变化，又要再造全新的创新模式，从而彻底解放创新力量。
面对这个目标，刘宁的建议是构建一个开源创新互联网平台。处在新型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或者企业，包括拥有创新点子的个人、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寻求投资项目的资本机构等，都可以登录这个平台，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完善自己的创新设想，实践自己的创新梦想。刘宁觉得，这样的开放平台应当是新时代创新的“刚需”，让新型创新力和创新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
投资科创需要讲究产业链
在政府主导的科创资金扶持项目中，在筛选企业阶段往往条件苛刻；可一旦钱给到企业，企业的科创成果是否令人满意，政府的关注度反而不如前期那么高，这就影响了政府扶持的效率。
相比之下，由市场机构主导的投资不仅设有投资门槛，而且看重投资回报。虽然说这是市场化运作的特点，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要提高政府对科创的扶持效率，可以参考市场机构的投资思路。
那么，在初创企业早期死亡率高于99%的大背景下，政府怎样介入早期投资才不会让资金“打水漂”呢？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汪华分享了经验：纵横合力，进行产业链式投资。
在解释何为“产业链式投资”时，汪华介绍了创新工场从2009年开始的安卓生态体系布局：当时，中国处于移动互联网早期，苹果公司的iOS平台还没有发展起来，安卓平台也没有一家独大，甚至眼下已成为过去式的塞班系统也还过得不错。这个时候，就需要投资者去判断，哪个平台会发展起来？哪个平台未来会真正形成自己的生态和产业链？创新工场最终根据趋势判断选择了安卓系统，并开始一系列投资布局。
具体来说，创新工场的安卓产业链布局是从最基础的系统操作创新开始，投资了“点心OS”；然后延续到中间层的应用商店、电脑与移动终端连接软件，包括投资“应用汇”、“豌豆荚”；接下来是用户层面的场景化应用，例如“魔图精灵”、“布丁优惠券”、“涂鸦移动”等。这种产业链式的投资好比一条枝干上开出三朵花，不论最后每朵“花”的发展如何，投资者都能收获来自市场的第一手信息，从而为之后的投资和布局提供基础。
如果从投资思路看，汪华认为可以分为“提高效率”和“精神消费”两大类。对于前者，涉及各种通过互联网技术改善行业效率、实现真实世界自动化的项目，例如O2O 与共享经济、互联网汽车、企业级服务、在线教育等。因为“物理世界效率变得越来越高”的大趋势已经非常显著，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或服务创新项目具备发展壮大的基础。
至于“精神消费”领域，创新工场的投资方向在于尝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现实生活中的效率提高了，那么将来的人是如何生产和消费文化内容的？”在汪华看来，人们会生产和消费虚拟世界里的精神产品，所以从2011年就开始在内容娱乐产业链上发力。
善于把握市场先机，是提高投资成功率的关键因素。不过，这并非成功投资的100%保障。
据了解，创新工场成立六年来，共投资20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接近4亿美元，但项目公司在过去12个月里的融资额就达到6.6亿美元，所有公司中估值超过1亿美元的超过25个。这张成绩单与创新工场提出的“投资+孵化”运营模式密切相关，而且这一模式如今已成为所有投资基金的“标配”。
汪华提出，所谓“孵化”，不是提供一个办公空间、几个服务人员，而是需要完整的投资后服务。在创新工场，孵化工作由专业的全职工作人员组成法务、财务、市场商务、人事、技术等团队后完成，为企业已经投资并处于初创阶段的项目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和资源对接。换句话说，政府扶持科创，不仅要提供资金，也要提供完善的投后服务。

4. 积塔半导体特色工艺生产线总投资多少亿

2018年8月16日获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特色工艺生产线项目在上海临港正式开工。

以建设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主体承载区为目标，临港地区产业发展紧紧围绕智能制造主题，正布局打造逻辑关联密切的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集成电路上接人工智能、信息软件等研究领域、下启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制造领域，是产业布局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经过多年积累，临港地区已有39家集成电路产业相关企业落地，涉及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材料、装备等全产业链，初步形成了集成电路产业的集聚。

其中，晶圆材料领域的上海新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在中国研究、开发适用于40-28nm节点的300mm硅单晶生长、硅片加工、外延片制备、硅片分析检测等硅片产业化成套量产工艺；建设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生产基地，实现300毫米半导体硅片的国产化；2017年10月，其300mm大硅片已开始实现2.2万片（测试片）的月销售量，安装产能已达到每月4.5万片，初步打破大硅片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

5. 中国哪个城市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科创中心

参考美国来硅谷，我认为应该是：自

1. 生活配套设施完善，能够吸引住人才

2.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高，应用科技的消费群体多

3. 周边工业配套完善能够支持想法、图纸转变为产品。

4. 教育发达，科技人才充足。

中国深圳我觉得最有可能，以上条件都能满足。 临近香港还有政策优势，这样的城市上海也可以。

6. 上海世界博览会成为展示人类科技创新的巨大舞台，在这次博览会上人类在信息、材料、能源等方面的科技成果

A．核能复、太阳能、氢能都制是洁净能源，是未来发展的新能源，故A正确；
B．为了提高发动机热效率，减少能量损耗，这就需要取消或部分取消冷却系统，使用陶瓷耐高温隔热材料，故B正确；
C．光缆在信息产业中有广泛应用，制造光缆的主要材料是二氧化硅，故C错误；
D．钢属于铁的一种重要合金，是含有一定量碳的金属铁，故D正确；
故选：C．

7. 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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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支持科技创新有哪些“拦路虎”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第一要务。在此过程中，金融的功用尤为重要。作为经济活动的血脉，金融对推动科技创新、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有导向、支撑与促进作用。如何从体制机制上消除金融服务“拦路虎”，促进我国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金融业有许多工作要做。
——亚夫
■我国高科技型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相关金融约束已成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在当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下，充分挖掘和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推动相关机制体制改革，是我国科技金融发展需跨越的重要关坎。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李若愚
加快推进银行体系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06年2月份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开启了我国科技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科技金融服务创新明显加快。就银行体系来看，主要有以下方面：
1．科技支行加快建立
2007年，全国工商联向“两会”提交设立科技银行的提案，并建议在有条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进行试点。科技银行是指专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银行机构，其业务主要为高科技企业技术引进、技术研发、新产品试验推广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业务提供产品服务。美国的“硅谷银行”是科技银行成功的典型模式。我国科技银行的成立在参考美国“硅谷银行”模式基础上，结合了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体制的客观实际，采取了成立“科技支行”的方式。
2008年，在科技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共同推动下，省市地方科技部门积极与地方银监会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国内商业银行设立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科技支行。自2009年1月成都设立全国首批两家科技支行以来，科技支行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主流商业银行均已设立了科技支行。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共成立科技支行60多家，江苏省是全国设立科技支行最多的省份。2011年11月，中美合资浦发硅谷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科技银行。
为更好地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科技支行通常享受“一行两制”的特殊政策。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科技支行进行了多种金融创新。主要有：建立专门的银行贷款评审指标体系；引入科技专家进入银行贷款评审委员会；开办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为主的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了大量“弱担保、弱抵押”信贷产品；与风投机构、担保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经营模式；探索建立单独的贷款风险容忍度和风险补偿机制。
2．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快速发展
自2008年银监会、人民银行启动建立小额贷款公司工作以来，全国部分地区相继开启科技小额贷款工作。2009年全国首家专门服务于科技型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天津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成立。2010年江苏开展科技类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天津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只是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目标客户的小额贷款公司，不管是制度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都十分有限。而江苏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采取了“投贷结合”的新模式，突破了传统。
试点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以不得高于公司资本净额30%的资金从事创业投资业务。自试点以来，截至2013年，江苏省共成立了50多家科技小贷公司，主要分布在国家级和省级的高新园区、省级以上的经济开发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等。此外，北京、浙江、广东、河北等地区也积极开展科技小贷公司试点，或推动当地小贷公司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3．开展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试点工作
2011年1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确定首批开展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安徽省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实验区、武汉市、长沙高新区、广东省“广佛莞”地区、重庆市、成都高新区、绵阳市、关中-天水经济区（陕西）、大连市、青岛市、深圳市等16个地区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
试点地区开展了各种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例如江苏省设立科技信贷增长风险补偿奖励专项基金、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成都高新区探索出由政府引导、民间基金积极参与，以及以企业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等为主体的新型融资模式，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地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武汉市打造“科技创业投资+银行专项贷款”服务模式，上海市创新银保合作产品，推出“科技型中小企业履约保证保险贷款”等等。科技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16个试点地区共出台342项科技金融政策，上海、浙江等11个地区设立的科技金融专项资金总金额达32亿元，建立了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2014年1月，科技部联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扎实做好科技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工作，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工作，将更多地区纳入试点范围。
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面临哪些问题
1．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存在“先天不足”
理论与经验均表明，资本市场对于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效率远高于信贷市场，这也是美国得以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和工业革命领袖的重要原因。但长期以来，银行体系一直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和主体，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比肩”仍需假以时日。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下，银行信贷仍是社会融资的主体。
存量来看，截至2014年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9%；流量来看，2014年银行本外币贷款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比重达61.6%。在现有金融体系下，广大科技型企业的外部融资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信贷的形式予以解决。
但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原则与科技创新所存在的高风险特征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成为银行体系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性障碍。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吸收储户存款与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追求无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人的储蓄资金，因此在把这些无风险的储蓄资金，运用到具有鲜明“四高”特征（即高技术含量、高投入、高成长和高风险）的技术创新领域时，银行会非常谨慎。
实际上，各国监管机构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都提出了较为严格的监管要求。银行对所面临的风险具有比其他金融机构更低的社会容忍度，必须具备更审慎的经营策略，强调稳健经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约束，一般不愿意向高风险项目或高风险企业发放贷款。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在严格的分业经营要求下，长期的经营惯性及制度缺陷使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动力更为不足。一是按照“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除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从事一些中间业务外，不得进入投资银行业务经营领域。商业银行也因而无法承担科技投资的高风险，不具备相关专业人才。二是现有商业银行一直局限于成熟的传统产业运作，局限于传统产业领域客户的营销维护，对科技型企业和新兴产业的运行特点和规律往往缺乏了解。三是现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通常需要通过有形物质的抵押和企业担保来实现。但广大科技型企业的特征不符合银行对信贷服务对象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等“软资产”多、固定资产等传统实物抵押品少；中小企业多、大企业少，专业性强，不确定因素多等。银行传统的“贷大、贷集中”的客户授信主导发展模式并不适应科技型企业“小、散、专”的特点。
2．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银行体系的服务“盲点”
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中，提供科技贷款的金融机构有三类：科技银行以及正规银行体系中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目前国内科技银行的实现形式为科技支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资银行（浦发硅谷银行）及科技小额贷款公司。
从现实情况看，科技贷款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中小高科技企业贷款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专业性不够、风险控制能力不足等原因，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贷款方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政策性银行由于金融资源和现有功能定位的限制以及经营上存在的固有缺陷，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支持也相当有限。大型商业银行虽拥有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源，但由于其规模上的不适应和风险控制要求，其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贷款供给也极其有限。作为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营机构，科技银行由于规模小、实力弱，难以弥补科技贷款的缺口。
3．政策性银行对创新支持力度不足
我国现有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各有侧重，或多或少都提供一些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但都没有专门服务于科技创新的市场定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科技创新领域长期缺位。从职责和定位看，这三家银行服务科技创新属于顺带开展的“副业”，其业务中心、工作重心并不在此。
从实际业务开展情况看，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截至2011年末科技贷款余额1416亿元，仅占其全部贷款余额的2.6%，科技贷款中，科技中小企业贷款仅占比11.7%。截至2011年底，中国进出口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为714.24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比重仅为5.2%，科技贷款中，中小型科技企业贷款占比仅为6.9%。
4.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现阶段我国科技银行是以科技支行为主导，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并存的模式。但无论是由商业银行设立的科技支行还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距离科技银行的“理想模式”均存在较大差距，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
我国科技支行发展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科技支行没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无法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缺乏经营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二是科技支行进行金融交易的信用基础完全源于母行，虽然有“一行两制”的政策，但科技支行在开展业务时仍然受到总行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意愿和业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三是科技支行的风险控制机制与传统银行的风险控制机制并无太大差异，过度依赖有形抵押物和质押物的现象普遍存在，而无形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往往流于形式。四是科技支行提供的科技金融产品比较单一，科技贷款仍是最主要的经营模式，而且没能更好地迎合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的特点。五是当前科技支行存在行政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重等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异化问题。六是科技支行的员工是从现有员工中进行抽调，往往对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缺乏了解，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作为唯一一家独立法人的科技银行、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银行，浦发硅谷银行规模小，注册资本仅10亿人民币，且业务受限，目前只能开展针对企业的在岸美元业务。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用于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本和同业拆借，放贷能力不强。
另外，受制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我国目前发起的科技银行基本是债权型的经营模式，由于商业银行“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科技支行无法实现硅谷银行的“债权+股权”的盈利模式。而且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市场刚刚起步，科技银行同风险投资缺乏联系。
5.商业银行产品和服务单一缺乏对创新支持的针对性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品种相对于企业科技创新，可提供的融资手段少，并且在信贷品种、融资方式、结算服务等方面创新动力不足、方法不多。尤其是对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可供选择的信贷品种、融资手段少，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现有贷款审批流程难以满足中小企业贷款“软、小、频、急”的特点。
当下，国内各家主流商业银行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设计了应收账款质押、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订单质押、出口退税质押、存货抵押、发票融资、应收租金保理、合同能源管理等一系列“弱担保”措施或金融产品。然而，由于银行内部激励和考核机制不到位，客户经理营销积极性不高，决策层也不愿承担更大风险。科技企业实际准入门槛并未降低，“强担保”仍然是各家银行对该类客户的主流担保方式。多数商业银行还是采用传统的抵押、担保方式，开展专利权凭证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创新型业务的银行并不多。
6.科技创新的信用增进机制薄弱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问题，可通过抵押和担保等信用增进方式来解决。目前银行对科技企业发放贷款时，抵押物仍以土地、厂房为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库存商品抵押贷款等抵质押方式由于抵押物的流动性限制，其发放规模有限。据报道，在我国拥有的163万项专利中，近十年来只有682项获得了银行质押融资，不到总数的0.05%，融资总额不到50亿元人民币。
从国际经验看，信用担保机制通常由政府设立而不采用商业性担保机制。因为政府信用远高于商业性担保公司，以政府为主设立的信用担保机制不仅可以与银行共担风险，还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我国以商业性担保为主流，截至2013年末，我国融资性担保法人机构中国有控股占比23.5%，民营及外资控股分别占比23.5%和76.5%。商业性担保公司要求的3%至5%的担保费率大大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为规避风险，商业性担保公司通常还会提出反担保要求，并要求贷款客户缴纳保证金和风险准备金，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从体制机制着手推动银行体系服务科技创新
1.引导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大科技贷款投放力度
在当前信贷规模总体偏紧、银行风险防控和责任压力较大的监管环境下，可借鉴国家对于“三农”和小微企业信贷支持的政策，对科技贷款投放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例如，给予贴息、要求“两个不低于”，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放宽拨备政策、优先实现科技信贷证券化等。
鼓励商业银行丰富科技信贷产品体系、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证券、保险、信托等机构合作，创新交叉性金融产品。全面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创新，逐步扩大仓单、订单、应收账款、产业链融资以及股权质押贷款的规模。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还款方式创新，开发和完善适合科技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授信模式。积极向科技企业提供开户、结算、融资、理财、咨询、现金管理、国际业务等一站式、系统化的金融服务。
放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模式上的限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模式还停留在较为粗糙的业务合作关系上，即银行与创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合作模式是“财务咨询+多方位的融资服务”，这种合作模式中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财务顾问、项目推荐的代理人和资产的托管人等。如果放开我国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的限制，允许银行向风险投资机构进行投资或贷款，有利于二者实现有机融合。
发展支持科技活动的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例如，由商业银行参股设立参与投资银行业务、风险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在规避“分业经营”原则的情况下，以多种创造性方式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产业提供资金，发挥综合性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可以适当放松银行设立或参股服务于新兴产业的新金融组织，如对商业银行设立专门投资于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如符合现有准入标准，可加快审批进度，实现优先准入，甚至可在现有准入标准基础上适当放宽条件。
2.探索建立专业政策性银行的可行性与发展模式
由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需要有肩负历史责任，不求短期回报，甘愿承担风险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金融机构出现，这正是政策性金融的题中之意。韩国在60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前十的产业大国，这与政策性金融扶持到位密切相关。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对分散于多个部门的财政性投入资金进行统筹集成，探索设立专门支持创新的政策性银行。该政策性银行直接贷款给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可为其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也可为创业风险投资提供贷款，以产生示范效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专门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
建立科技银行，既可以为完全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资源提供有针对性、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还可以为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完全市场化的民间资本投入找到衔接平台。从长远看，我国未来建立独立性科技银行的目标模式是美国硅谷银行模式。为此，应当认真借鉴和学习美国硅谷银行的主要做法和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培育和建立市场化、专业化、本地化、互动性、独立性的科技银行，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经营环境的改善，逐步创建专业化的科技银行。
专业化的科技银行应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三种设立途径。
一是由商业银行牵头发起，其他投资者参与的方式新发组建股份制科技银行。相关立法部门、银行监管部门应及时制定专门的《科技银行法》、《科技银行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来规范科技银行的运营。国家应出台政策，对设立科技银行在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业务范围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扶持，尤其是允许科技银行从事股权投资等创新性金融业务。为使科技银行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要鼓励社会资本参股科技银行，如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参与科技银行的创建等，以完善科技银行的组织构架。
二是商业银行科技支行转型为独立的科技银行。随着现有的科技支行科技贷款业务的不断扩大，风险控制能力提高，并逐渐开发出了较为成熟的盈利模式，科技支行可从原商业银行中分离出来，设立科技银行，即由科技支行转化为独立的科技银行。可考虑将全国范围内的具有科技银行属性的中小商业银行或科技支行合并重组。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牌照申请、机构设置、资本要求等方面给予扶持。
三是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业化科技银行。目前国家已逐步放开民营资本参与设立商业银行的限制，未来应积极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设立专业化程度高的中小型科技银行，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资本在科技信贷管理、资产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活力。
4.积极发展为科技创新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组织
金融租赁公司、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主要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开展资产证券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区域适应性，逐步推进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将该模式向经济金融发达区域进行推广。加强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机构的合作交流，增加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合理提高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杠杆率，增加资金供应能力。政府应出台关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优惠政策，设立风险准备金，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5.以政府为主体，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与信用担保机制
完善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风险分担机制方面：一是鼓励地方各级政府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通过科技贷款贴息，完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二是建立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保险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吸引其他资金的参股，保险的对象是技术创新的中小企业。
构建国家层面的信用担保框架，引导省市政府尽快建立政府主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政府可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或出资设立担保基金来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服务。通过将有限的财政资金集中起来，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信用担保机制，使信用担保回归政策性使命。我国现有的高新技术担保体系实际上主要以地方出资为主，存在担保层级低、覆盖面窄、担保资金总量不足的问题，与市场体制对高新技术担保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完善我国科技创新担保体系，还需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担保机制。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8. 上海松江著名的企业有哪些

上海松江有名企业还是蛮多的，现为大家找到这些：
广大电脑 （全球最大的OEM之一，内松江工厂的主要业容务是笔记本制造）
台积电（上海）有限公司，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大规模集成电路等
知誉登集团旗下的上海陈正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现代文化传播企业的代表等
香港美维集团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电子元器件等
上海东洋电装有限公司，日本东洋电装株式会社100%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开关等
道康宁（上海）有限公司 美国道康宁公司 有机硅,医用橡,填缝剂
上海皇家房屋建材系统有限公司 加拿大:皇家塑料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塑料门窗
3M（中国）有限公司 美国：明尼办达创业制造（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交通反光材料、朗美地垫
卜内门太古漆油（上海）有限公司 荷兰：ICI Omicro B.V，香港：太古国光工业有限公司 涂料
近年来，上海松江以实现高质量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的现代化，全面做好稳定增长

9. 全国哪个地方的科技创新能力最强

我想到复的第一个地方是北京中关村啦。制确实，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有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包含经济优势，更表现在人才优势上面。你去数一数，全国的重点高校，定点北京的占了多少成。虽然高考成绩好的不一定就创新能力强，但是有一颗不太笨的脑袋，有学习的氛围，有支撑的基础，还是会有很大的优势的。

中关村从一开始就是打着“中国的硅谷”的目标前进的，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源源不断地向这个地方注入资源，无论是经济上的支持，还是技术设备上的支持，还是其他支持。

当然，我觉得在动手能力上，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的学生更为接地气。据说，在全国高校中，学生创新能力最强的高校，就分布在华南。

其实，科技能力的比较，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而且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指标，变数也很大，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比较意义。

10. 继特斯拉在上海建厂后来北京有何目的

7月12日，上海独资建厂事宜刚落定，特斯拉CEO、有“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又在北京宣布，在北京建立美国之外的第一个研发中心——特斯拉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也是“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进入中国的首站和总部。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入华外企更多的是集中在消费领域，以可口可乐、宝洁等为代表的外企曾引领中国企业风潮。但如今，在跨国公司再度显现加码中国市场的意愿之时，其属性正在从生产链条的较低层面，转换为更为核心的科技研发层面。包括亚马逊、英特尔等众多知名科技型外企，都在不断寻求中国市场的更大发展。这是市场选择，但也背靠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搭好梧桐木，四海凤凰来。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外企”们，正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市场的判断。它们看重的创新能力、发展方向，在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中也不断找到契合点。而北京等城市的创新禀赋，成了特斯拉们未来发展可用的“新能源”，也是托起继续创新的“能量场”。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