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地集团任金荣

Ⅰ 上海三大亨的黄金荣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
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黄金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1900年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后，越界筑路使租界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的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
那天一大早，黄金荣特地赶到老城隍庙的前八殿大灶前烧香、磕头、祈祷神灵保佑。然后，他便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衣，也就是包打听。
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荣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探督察长，另派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生，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着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Ⅱ 当年黄金荣他打过，杜月笙也得给其下跪，卢筱嘉最终的结果怎样

历史上，金金荣、杜月生、张晓林被誉为“上海滩三大大亨”。他们通过自己的手段，形成了上海海滩最强大的力量、力量、影响力最大的黑帮集团，并凭借黑白二人的全吃能力，三人几乎看不起世界，无人敢招惹。但当时，金金荣和杜月生有一个罕见的板条箱，金金荣不仅被打了还被绑架了，而杜月生则是亲自下跪。

这件事的发生，一时震动了上海各界。因为牵涉到采青面子，也担心陆小家不知道分量，同为采青帮助人士的杜月曾拿着巨款亲自上门，恳求，希望陆小家能放马。卢小佳当时还在生气，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放人了?于是，他故意刁难杜月生，要求对方给他跪下来，让他给马下跪。原来他也没料到杜月笙会低头，谁也没想到杜月笙会结束这场闹剧，竟然直接向其两环头下跪，这才迫使鲁小佳释放金荣。这件事让金荣感到心灰意冷，金荣很久都不敢出去走一步，只能认泄气。

后来，由于军阀混战，路甬祥的权力不再，沮丧而结束，陆小佳的日子渐渐不太好过。因为害怕自己会遭到报复，卢晓佳趁金金荣等人无为，带着家产离开了上海。后来，他通过生意赚了很多钱，终于有了一个好结局。

Ⅲ 谁能告诉我：黄金荣、张啸林、林月笙的详细资料

1.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2.张啸林 张啸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经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簧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Ⅳ 董竹君的事迹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1900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300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卖唱不卖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暗杀了新党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镇压，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举行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政治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歌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1914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自由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1916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推翻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买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1919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1929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群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房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上海各界集会游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地处闸北的群益纱管厂被日机炸弹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抗日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2000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35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师傅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国民党人、日本人等巧妙周旋，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市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抗日。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1940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人民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1945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

Ⅳ 谁知道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

黄金荣 （1867—1953） 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流氓大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 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 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 “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黄金荣（1868－1953），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祖籍浙江余姚，生于江苏苏州。系旧上海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另二人是杜月笙、张啸林）。清光绪18年(1892年)任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后升探目、督察员，直至警务处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倚仗帝国主义势力，在上海广收门徒，欺压民众。1927年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积极支持并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曾任少将参议及行政院参议。

黄金荣自幼不爱读书，稍长与地痞流氓交往。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黄金荣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这时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他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
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啰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认探督察长，另派八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借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 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民国36年，
为黄金荣80寿辰，蒋介石曾亲自来黄家花园祝寿。蒋介石曾经拜黄金荣为师。当年经费时常不足，为了挣钱，其中的一些人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蒋介石也是参与者之一。

初期交易所的业务还算可以，孰料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暴”，类似今天小规模的金融危机，一时交易所纷纷倒闭，股票值如废纸。勉强支撑到1922年，“恒泰号”彻底倒闭，众多股东拿着股票要求兑现，交易所的监察人周骏彦被逼得两次要跳黄河自杀。债主们甚至雇用一些打手来威胁蒋介石等还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经在商界有较高地位的虞洽卿介绍，蒋介石来到法租界鼎鼎大名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选了个黄道吉日，在黄家公馆的二楼上，蒋介石为端坐在太师椅上的黄金荣呈上大红拜师帖子，上书：“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志清是当时蒋介石常用的名字。然后磕头行礼。

事后，黄金荣在酒店招待债主们，酒席中，黄金荣指着蒋介石说，现在志清是我的徒弟了，志清的债，大家可以来找我要。债主们这才明白，黄金荣摆下了鸿门宴。大家眼看着钱要不回来，还不如顺水推舟，给黄金荣一个面子。于是，把蒋介石逼得焦头烂额的事情，黄金荣一句话就解决了。

上海解放以前，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珠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有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82岁 的黄金荣面临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或去台湾，或留上海。最终，黄金荣留了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是他的处世信条，反正来日无多，听天由命吧。但黄金荣心里明白，自己已是80多岁的人，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半路上生急病，死在途中，那就糟糕了。他对人说：“我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我一生在上海，尸骨不想抛在外乡，死在外地。”

上海解放初期，黄金荣蛰居在家，深居简出，不问外事，不少人以为黄金荣早已逃往台湾或香港地区，或被人民政府逮捕入狱。因此，当黄金荣的自白书(悔过书)刊登出来后，人民群众的反响极其强烈，都说没有想到这个大亨还活着，受到共产党的如此宽大，一时之间杀黄呼声响彻云天。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连黄金荣的一些门徒也起而揭发，要求靠拢共产党，与黄老板划清界线。这时候的黄金荣，真的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人民政府要处理的事干头万绪。黄金荣也过了一段安逸日子。以抽大烟来说，政府虽有明令禁止，但黄装糊涂，照吸不误，而且家中藏了大量上好的大烟土，据报“足够他后半世之吸食”。

黄金荣每日享受三样东西：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他对人说，这“三件套”是他最大的享受，不管是国民党当权，还是共产党天下，都是如此，要陪他到老死。他能留在上海不走，这“三件套”也有一半功劳。
当时黄家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
都住在龙门路均培里一号。这是黄金荣发迹后造的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黄的居室在二楼东端，附近房屋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可以互通声气，方便走动。除夏天避暑去漕河泾黄家花园住一段时间，黄金荣一直居住于此。人民政府这时还允许黄金荣照常经营他的产业，如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每月都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1951年初，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黄金荣的日子开始难过起来，市民甚至自发涌到黄宅门口，要求他接受批斗。一封封控诉信、检举信，如雪片般飞进市政府和公安机关，恳请政府作主，为民报仇雪恨。

不动黄金荣的原因

实际上，对于上海的帮会人物，如何做好其工作，为我所用，党中央在上海解放前夕，已有明确的方针，即只要他们不出来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特别是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帮会头面人物，“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刘少奇语)，其目的是“努力使上海不乱”(周恩来语)，这样对全国大局有利，对恢复上海经济发展有利。
陈毅市长和分管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副市长，
都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老实认罪，以求得人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上的谅解。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结果非但没有平息群众的愤怒，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口号响彻上海滩。 黄金荣在“自白书”中，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上海滩第一大亨的“忏悔”，在当时轰动一时.不用说，对稳定社会秩序，震慑帮会残余势力起了不少作用。随后，黄金荣响应政府的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

“黄金荣扫大街”的新闻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各地。旧上海另一大亨杜月笙在香港得知这一消息，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在上海，躲过一劫。考虑到国内外的反响，对黄金荣的这项“改造”措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持续下去，毕竟他已是风蚀残年的老人。两年后，这个曾在上海滩显赫一时的人物，因发热病倒，昏迷了几天，就闭上了眼睛。时年86岁......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党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中共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张啸林(1877—1940)，乳名阿虎，原名小林，后更名寅，慈溪庄桥(今属江北区)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移居杭州。早年游手好闲，斗殴滋事，与流氓为伍，为当地地痞。后进武备学堂读书，结识张载阳。民国初，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后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把兄弟，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三人合股开设“三鑫公司”，贩卖鸦片，逼良为娼，横行霸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组织“中华共进会”，率“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旋被蒋介石委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委会少将参议。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抗战爆发后，指使徒众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收购军需物资资敌，大发国难财。1939年附逆投敌，筹建伪浙江省政府，拟出任伪省长，因遭国民党军统暗杀(未成)作罢。次年1月被军统收买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刺毙于上海。

Ⅵ 上海“三大亨”的排序是怎样的杜月笙和黄金荣谁的江湖地位高

上海滩三大亨的排名顺序应该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黄金荣为大哥，杜月笙和张啸林都是后来加入的青帮，所以论资历和辈分，手眼通天的麻脸黄金荣是名副其实的“上海滩三大亨”之首。

1902年，年轻的杜月笙拜了上海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开始涉足青帮。后来陈世昌又把它介绍给了上海滩最大的青帮头子黄金荣，进入黄金荣公馆之后，杜月笙得到了黄金荣夫人林桂生的赏识，不久杜月笙就成了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开始为黄金荣打理生意。后来杜月笙逐渐在上海滩崛起，成了继黄金荣之后又一个称霸上海滩的大佬级人物。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了“三鑫公司”，开始垄断法租界的鸦片生意。1929年杜月笙又创建了中汇银行，开始涉足上海的金融界。杜月笙也从此一跃成了上海滩青帮“三大亨”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杜月笙举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因哮喘病突发不治身亡，享年63岁，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Ⅶ 上海三大亨的生平简介。

上海三大亨-黄金荣 简介黄金荣浙江余姚人，字锦镛。早年在上海当学徒。1900年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巡捕。后勾结帝国主义、官僚政客发展封建帮会势力，成为上海青帮最大的头目，门徒达1,000余人，操纵贩卖鸦片、赌博等罪恶勾当。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辞去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职务。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抗日战争时期寓居上海，拒绝出任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从事帮会活动，但是权势衰退，地位被杜月笙代替。建国后，曾向人民政府坦白罪行，1953年在上海病死。

黄金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滩里的特有产物。那些出身地位家道贫寒，但又不学无术的流氓，利用帮会势力，网罗门徒，成为地方一霸。这些人无孔不入，在旧上海的三百六十行中权势相加，左右逢源，一路而为上海闻人。对于这些人，老百姓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流氓大亨”！而旧上海的大亨里，排行第一的头号大亨，当推黄金荣。
重要事件 黄金荣 1900年法租界第二次扩张后，越界筑路使租界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多。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早脱和公董局总董白尔研究决定招募120名华人巡捕。这时，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的黄金荣听说进了巡捕房当巡捕能吃香喝辣、前途无量，他不甘寂寞，便决定去碰碰运气。这一年，他才22岁。

那天一大早，黄金荣特地赶到老城隍庙的前八殿大灶前烧香、磕头、祈祷神灵保佑。然后，他便来到设在公馆马路法租界总巡捕房报名应试。也许是他那强壮的身体占了便宜，他居然给录用了。进了巡捕房后，黄金荣就跟着法国巡捕的屁股后面，挨家挨户去征收“地皮捐”、“房屋捐”，还要到越界筑路区为新建的房屋订租界的门牌号码。在这些工作中，他表现得格外卖力，还参与镇压那些不愿意动迁的农户、坟主和抗议加捐的小东主活动。由此，他就被警务总监看中，一下就由华捕提升为便宜，也就是包打听。

提拔后的黄金荣被派差到十六铺一带活动。这时候的他，一身便装，成天地泡在茶馆店里，喝喝茶、吹吹牛，从中收集情报，联络眼线，也算是一项工作。莫看黄金容人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蛮活络。他用“黑吃黑”、“一码克一码”的手法，网罗了一批“三光码子”，即那些惯偷、惯盗、惯骗分子给他提供各类情报，破了一些案子。另外，他还制造假象，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有一天，法国巡捕房的街对面有一家咸货行的一块金字招牌突然不翼而飞。老板急得六神无主。这时，有人就对那个老板说对面的黄金荣破案子“交关灵光”。老板进了巡捕房就直接点名找黄金荣破案。谁知，不等黄金荣跑出巡捕房，一班小瘪三就敲锣打鼓地将那块招牌给送了回来。由此，黄金荣名声大噪。其实，这全是黄金荣在幕后一手策划、导演出的一出丑局。

不久黄金荣又被提升兼任刑事出外勤股和强盗班二个部门的领班。不过，黄金荣在任期间还真的破过几件大案子。有一次，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凡尔蒂偕同夫人去太湖游览。没想到竟遭到了那里土匪的绑架。法租界闻讯后，就派黄金荣前往营救。黄金荣找来了手下的小喽罗找到了太湖土匪的头领“太保阿四”、“猪猡阿美”，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一对“法国肉票”保释了出来。还有一次，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带了六箱古玩、字画到上海来。不料，一出码头就被人盗走。为此，松沪护军使何丰林特请黄金荣协助追查。结果，不到半天黄金荣就将原物如数追回。在当包打听的生涯里，最令黄金荣得意的还是侦破法国天主教神父被绑架案。为此，法国东正全权大臣授予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法国巡捕房提升他为唯一的一个华探督察长，另派8名安南巡捕给他当保镖。从此以后，黄金荣更是飞扬跋扈、胆大妄为，成为地方一霸。

尽管他从未拜过老头子、开过香堂，是个“空子”，他却凭着势大力大而自称为“天字辈”青帮老大。当时，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为“大”字辈。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黄金荣利用手里的权，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黄金荣担任法巡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20多年，直到他60岁生日后才辞职，即使如此，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结局黄金荣 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赫赫有名的青帮头子、流氓三大亨之首黄金荣，既未逃台湾，也未去香港，却出人意料地留居上海。他住在龙门路钧培里老宅，深居简出，安度残年。早晨上茶馆，晚上上澡堂，即苏北人所谓"早晨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是也，有时则到他昔日的产业"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就这样默默无闻地过了三年，死了。

上海解放那一年，黄金荣已经82岁，垂垂老矣，体弱多病，自称废人一个，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所以下定决心不走，留在上海。他担心，如果真的去台湾或香港，说不定半路上就会送命，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这是他留在上海的一个主要原因。何况，"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一辈子，总是以不变应万变，居然屡屡化险为夷。当初八一三日本人打进来时，大亨们无不争先恐后逃往后方，别人不说，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先飞香港，再奔重庆，算是在后方"抗战"；张啸林干脆落水做了汉奸，结果被人一枪打死。唯有麻皮金荣笃悠悠待在上海，日本人和汪精卫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更不用说了，他虽然不及后来居上的杜月笙风光一时，但也没有像杜那样被蒋经国"斩"过。1947年他做八十岁大寿时，蒋介石特地来黄家花园祝寿，恭恭敬敬向他磕了一个头。这次，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也大着胆子依例办事，对人说："听天由命罢，反正只有老命一条，随共产党把我怎么样。我这把年纪了，共产党总得讲点人道......"杜月笙从香港来信，要他去那里会合，共商大计，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肯动弹。

其实，黄金荣心里已有底，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他。黄的老友、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解放前夕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根据地下党要稳住帮会头子的指示，积极做黄金荣工作，争取黄留在上海，将功赎罪，这对解放初期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震慑帮会残余势力，会有极大的作用。杨虎对他说："共产党的领袖知道你，只要你不再做坏事，可以既往不咎，不来捉你。"并且将一张某领导人写的条子交给黄，要其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黄的心腹龚天健和孙子黄起明亲眼看到过这张条子。

章士钊夫人也带来过共产党方面的口信：只要在解放后拥护共产党，不再和人民为敌，我们一定都能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办事，希望你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黄金荣瞻前顾后，权衡利弊，也觉得留在上海才是上策。
1951年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接受劳动改造。
1950年底肃反运动开始后，杀黄呼声又起，黄金荣感到十分恐惧，更加忧心忡忡。随着运动的深入，这种恐惧感愈来愈深，无法排遣，但又无可奈何。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和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召见黄金荣，向他宣布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进一步向人民交代，低头认罪。

据方老回忆，盛丕华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梅达君为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则担任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召见黄谈话的地点，记得是在市政协的一间会议室。当时，政协还设在和平饭店内办公。盛丕华解放前就同黄金荣熟悉，所以处理黄金荣的事情，基本上他都出面参加，这样较易稳定黄的情绪，使他不至于过于恐慌，甚至无法谈话。

1951年5月上旬的一天，黄金荣由他的门生、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和孙子黄擎宇陪同，应召前来。盛丕华首先说："人代会上有些代表提出控诉，要求政府处理你。你生平罪恶甚大，但解放前几年未曾作恶，解放后尚能安分守己，且年已86岁（原文如此，应为84岁--作者注）可由你先向人民表白罪行，再凭处理。"

方行接着说："人民的控诉是正确的，人民政府未曾处理你，并不是说你没有罪恶，你应主动向人民交代。可用悔过书在各报刊刊出，内容是承认自己罪恶，拥护政府法令，规劝已捕党徒真诚坦白，立功自新；未捕党徒应向政府立功自新，以求得人民的宽大。"

黄金荣听后，重弹老调，承认自己罪恶重大，愿真诚向人民请罪，求得政府宽大处理，并着重表示："我决不指使和包庇党徒做坏事，如有指使包庇党徒为非作歹，或知情不报，愿受政府的严厉处分。"

黄金荣回来后，嘱秘书龚天健执笔，代为起草悔过书。他小时候仅在私塾读过几年书，后来进裱画店当学徒，再后来就考进巡捕房做事，杀人越货自然是老手，但捏笔杆子却极少。龚根据黄金荣的口授大意，整理成文，讨论两次，念了一遍之后，由黄本人哆哆嗦嗦在末尾签上了大名。

这份写在宣纸上的"悔过书"手卷，迄今保存完好，现藏于上海市档案馆，惟悔过书原件题名"自述悔过书"，于5月20日在《文汇报》、《新闻报》发表时，才改名为"黄金荣自白书"。

"自述悔过书"写好后，黄金荣又亲自送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军管会处，由军管会首长粟裕和副市长盛丕华接见训话。据陪同黄去的陈翊庭回忆说，他们退出下楼后，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于是叫黄在门口等待，他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原来，黄恐生变故，急不可待的独自一人回去了。

在悔过书中，黄金荣简述自己的生平，历数自己的历史罪行，自称要"自首坦白"、"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云云，最后还说："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忆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的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但查诸原件，黄的悔过书却有两份，且都有他的亲笔签名，一份与公开发表者基本一致；另一份则出入较大，多有隐恶扬美，文过饰非之处，但对了解黄的某些历史经历也有参考价值，不妨简单地介绍一下。

黄在这份从未公开披露过的悔过书中，自称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中山先生到北京去的时候，我保护送他上车，临走的时候，中山先生对我说，上海的革命同志要我保护，所以后来我认得了许多革命分子，像胡汉民与汪精卫他们就在革命军打制造局的时候认识的。"又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慈善家"，八一三日本人打来上海的时候，难民很多，米粮恐慌，虞洽卿办了一批洋米，"由我出面代为救济、筹款"。到了"孤岛"沦陷时，他也没有落水做汉奸，说："日本人时常来与我商量，要我出来做事，我总说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事，回绝他们。"总之，尽量为自己涂脂抹粉，然亦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黄金荣又处处诿过他人，推卸自己的历史罪责，说："到抗战胜利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但是听说我的门生，仍借我的名义，在外面招摇，干不好的事，因为年纪很大，也顾不了这许多。不过这种事情，是怪我过去太卖情面，收了好多门主，现在想想这种不好的情形实在错误。"

悔过书公开见报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异常敏感。他不知道这位老兄弟会说些什么，于是叫万墨林快去找来当地报纸，他要仔细看一看。

这时，杜月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他半躺在床上，接过报纸，便看见万墨林已经用红笔钩出了标题："黄金荣自白书"，刚想接下去看，胸中却感到有些闷气，脸色立时显得苍白。万墨林见状，马上接过报纸读了一遍。

杜月笙微闭双眼，仔细听着，但未发一言。少顷，他睁开眼睛，说："依再读一遍。"

万墨林坐在床边，又从头读起，当读至1927年四一二这一段时，杜月笙仿佛非常紧张，叫"停"了几次，叫万墨林慢慢读。听罢，杜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黄金荣写的这份自白书，述及四一二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将镇压工人运动的总头子蒋介石及虞洽卿、张啸林等人都点了名，独独没有提到当时最"风光"的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这决不是黄金荣故意隐瞒事实，为他两肋插刀，这个老于世故的把兄卖他还来不及呢！无疑，其中必定另有蹊跷，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共在发出某种信息，既往不咎，欢迎他回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杜月笙是何等样人，自然心中有数，所以才会发出"我懂了，我懂了！"的独白。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黄金荣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事实恐怕也是如此，黄金荣第一份自白书交上去后，竟未获通过，修改数遍，直到军管会点头，才重新誊抄了一份，就是公开见报的那一份。

而那时，潘汉年等人对杜月笙的统战工作，正紧锣密鼓，黄金荣的自白书无疑是重要一环。

但在上海，黄金荣的日子很不好过，至少他自己感到生命正在逐渐枯萎。

悔过书公开登报后，广大市民不仅不予认同，反而更加激愤。黄金荣惊恐万分，闭门不出，整日里提心吊胆，只好抱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坐在家里准备束手待"毙"。身体状况也愈加差劲，坐在太师椅里，臃肿的身子几乎站不起来，站起来也挪不开步子。加上媳妇李志清卷款逃往香港后，家中的开销都成了问题，惊怕之外，加上气急，使他本已衰弱不堪的身体和精神防线受到沉重打击。这样拖了近两年，他终于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爬起来。

1953年6月20日上午，黄金荣进入弥留状态，由附近的永川医院派一名护士前来，给他注射强心针，但亦无效，于当天上午停止了呼吸，终年86岁。

据当地公安分局在黄死后报告："查黄金荣现年86岁，上海著名的大流氓，收有门徒万众，本区大世界、共舞台、荣金大戏院皆是他的产业，当他于20日死时，大世界经理杭石君即报告分局云南南路派出所，并申请更换大世界负责人姓名，以后便由黄金荣的得意门徒陈福康为主办理丧事，计有马筱峰、陈荣富、陈昌良（荣金大戏院经理）、沈茂贞、汤融、严兴林、毛政纪、顾德昌、钱福林、陆正崇、朱文伟、陈益亭、王世昌、庄海宁、杭石君、陈荣炳等17人前来销声匿迹地看不出动静地治丧。尸体于22日移往丽园殡仪馆入殓，当晚在钧培里一号黄金荣住宅中，备有九桌酒席，治丧过程中除上述得意门徒17人前来外，别无其他动静。"

黄金荣死的那天，有人在复兴公园后门的一块黑板上，写了"黄金荣倒了"五个大字，令人寻味。

上海三大亨-杜月笙
简介
杜月笙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母父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又嗜赌成性，不久被开除，转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陈世昌是小东门一带的流氓头子，绰号“套签于福生”，在青帮中属“通”字辈，杜月经按序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簧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他机灵诡诈，善解人意，很快获得当时法租界华探头目、黑社会头面人物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由佣差上升为鸦片提运，并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公兴俱乐部。
重要事件
因善于纠合同伙，勾结军阀，他成为鸦片提运中最有势力的一个。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在上海三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比起黄、张来，杜月笙确实高明一些，他善于协调黑社会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善于处理与各派军阀之间的关系，善敛财，会散财，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台等活动，大量聚敛钱财，然后，又以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由于他在上海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撰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干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也做些收买人心的事情。他持续多年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按户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他有时装出维护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面调解劳资纠纷。他一改传统流氓身着短打、手戴戒指、卷袖开怀的打扮，而是四季身着长衫，打扮斯丈，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形象。他附庸风雅，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为蒋介石镇压革命运动充当打手。4月11日晚，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随后又指使流氓镇压工人纠察队。他因此获得蒋介石的支持。南京**成立后，他担任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虽是虚衔，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通过结交金融界徐新六、陈光甫、唐寿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银行业务颇为兴旺。

杜月笙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乡买地五十亩，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举行家祀落成典礼和“奉主入词”典礼。仪仗队有五干人之众，自法租界杜公馆出发，长达数里，巡捕开道，鼓乐震夭。杜祠开酒席三日，每日干桌。包括蒋介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上海市长张群等在内的*国要人都送了匾额。排场之大，靡费之巨，极一时之盛。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上海市*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1937年7月，**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又发动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英勇悲壮的**斗争中。在全国人民**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等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门徒协助军统特务刀劈了大汉*、伪上海市长傅筷庵。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之总龙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杜月笙迁居重庆，建立恒社总社，向大后方发展势力。他组织中华贸易信托公司、通济公司等，与沦陷区交换物资，借此中饱私囊。**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界已被收回，国民*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不那么支持他，所以，他当选后马上辞职。此后，他致力于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各业中发展势力，担任各种各样的董事长、会长、常务董事、校董达六七十个。
结局
杜月笙 1948年，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市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经过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势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连获大胜，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携家仓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
上海三大亨-张啸林 简介张啸林 张啸林（1877－1940），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后更名为寅。原为杭州地痞无赖。1912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至沪，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先做鸭子卖补药的生意，后来凭技巧投靠“麻皮金荣”，广收门徒，成为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等并称“上海三大亨”。1920年他与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开了三宝公司，专门贩运鸦片。1927年4月，因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1932年后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及中汇、交通等公司、银行常务董事或董事。 重要事件1937年，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准备放弃上海。为了防止“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邀请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一起去香港。

“三大亨”地位的排列，原本是黄、张、杜，上世纪30年代中变成了杜、黄、张。张啸林出道时间比杜月笙早，资格也比杜高一辈，他还曾救过杜的命，对杜当老大，心中一直不服。

蒋介石部署撤退时，张啸林暗算：上海华洋杂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本人攻占容易统治难，必然要拉拢利用帮会头目。而三大亨中，黄金荣已表明不会出头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去了香港，这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机会。

11月上旬，上海沦陷。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很快便与张啸林达成了协议。之后，张啸林布置门徒，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还趁机招兵买马，广收门徒。张啸林的投敌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安。除掉张啸林，已是当务之急。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对张啸林予以制裁。戴笠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他们还制定了锄奸计划和建立了行动组。行动组长陈默接到任务后，策划了两次暗杀行动，但均未成功，于是开始设法策反林怀部。林怀部是在张啸林的司机阿四的介绍下进的张宅，起初只当了个门卫。张啸林遭到几次暗杀后，就希望能找到几个身手和枪法都超群的保镖。在阿四的帮助下，林怀部连发三枪，枪枪从红心穿过。就这样，他取得了张啸林的信任，被聘为保镖。陈默以5万块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林怀部作内线，听候指令执行任务。

1940年8月上旬，陈恭澍与陈默约见林怀部，让他在近日内下手，得手后军统总部设法疏通，并会将他安排为法租界巡捕房捕办。
结局
1940年8月14日有客来访张啸林，林怀部决定待张啸林送客下楼时动手。但不一会引客的管家下来去翠芳楼叫局了。叫局，就是去妓院请妓女出堂，前来侍酒陪赌，赌局饭局交替能到深夜。如果这样就无法下手。林怀部见阿四在院中擦车，便凑过去说：“有些私事，请师傅去楼上向张先生讲一声，准我5天假。”阿四摇摇头说：“张先生有规矩，会客时不许下人打扰，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怀部于是刺激他：“你平时常说张先生如何如何地看得起你，看来和我没什么两样，吹牛。”阿四火了，两人吵了起来。“吵什么？”楼上的张啸林听到声音，忍不住跨到窗前厉声喝问。

张啸林怒骂林怀部：“你这龟孙子，吃饱了不干事还吵架，老子多叫一个东洋兵来，用不着你了！”林怀部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张啸林于是探身窗外怒吼：“阿四，把这龟孙子的枪卸下来，让他滚蛋！”“用不着赶，老子自己走！”林怀部伸手去腰间拔枪。大家都以为林怀部真要交枪走人，不料他对着张啸林一甩手，子弹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林怀部为了确认张啸林的死活，提着枪冲上楼，发现客人正在打电话给法租界巡捕房报警，于是枪杀了他。林怀部确信张啸林已死后，飞步下楼，准备逃离张宅。刚到楼梯口，被张的保镖拦腰抱住，另几个保镖跟着围了上来。这时法租界巡捕赶到，林怀部把枪一丢：“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从容就擒。

法租界判处林怀部15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林怀部被释放。
网上摘的

Ⅷ 厂子效益不好，丈夫不肯放手，依然要搞，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11月12日中队撤出上海，不久锦江饭店即在大世界畔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开张，掌柜的就是董竹君。开始的时候格局真是很小，只有两开间门面，不过是楼上有许多仅容一个桌面的小间。如果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酒家开业，那在当时的上海也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是它的老板娘董竹君却是位传奇性人物，其身世和画家潘玉良及张伯驹夫人潘素相似，颇具才华，又善交际，和上海新闻界很熟，在未开张前已被广为宣传。
许多年过去了，锦江饭店已经随着上海的发展淹没在高级饭店的丛林中，但是董竹君和她的传奇故事却仍然在这个丛林中亮出一点秀色来，不为世俗所掩盖。锦江饭店在今天或许已经归于平淡，但是董竹君仍然是上海女性自立自强的一个典范。
三个条件的婚姻
董竹君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穷苦家庭。父亲是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母亲是给人家做粗活的娘姨。在她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了元钱，条件是将董竹君抵押在妓院里两年，但是唱不身，只陪客人清谈。在当时的上海，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倌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
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他们的目的是要等姑娘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由于心情抑郁，幼小的董竹君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有自己的长项。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逐日增加，客人不断，她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不过在那个烟花遍地、人心不古的年代，许多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竭。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董竹君身边也有一位姓孟的、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经常给董竹君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还告诉董竹君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这位姓孟的女子还经常告诉董竹君，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暗暗地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偶尔会有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董竹君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年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但袁世凯窃取大权，了领袖宋教仁。大批革命党人遭到，被迫转入地下，继续筹划讨袁的二次革命。现在上海的福州路就是当年上海红灯区的四马路，是当时革命党人经常出没的地点之一。灯红酒绿的妓院是他们秘密活动最安全的地点。
当时的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是这里的常客。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为实现中国内地的变革立下了赫赫战功。
于是，传说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在这里发生了。在这个嘈杂的花街柳巷，夏之时与少女妓董竹君相遇了，她的容貌和喉令夏之时怦然心动。面对着这个身材高大、英俊豪放的革命志士，董竹君也不禁情窦初开，心里满满的都是爱的幻想。
不久，袁世凯以3万大洋悬赏夏之时的人头，他只能藏身于日本租界的旅馆，董竹君冒着危险前去看他。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刻，夏之时十分渴望来自女人的关爱。年春末的一个深夜，董竹君终于不顾老鸨的阻拦和其他人的劝解，毅然丢弃了所有的珠宝首饰，从堂子里逃出，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
有意思的是，在夏之时劝董竹君跟他一起离开这个烟花之地的时候，董竹君提出了三个条件。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做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她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要送她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夏管国家大事，她管家务。
夏之时没有考虑就什么都答应了。之后，他冒险留在上海。由于董竹君出身青楼，他们的结合遭到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但夏之时态度坚决。两周后，他们在松田洋行里了简单的婚礼。当时，夏之时27岁，董竹君只有15岁。董竹君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洁白的纱裙，夏之时也穿了笔挺的西装，打了领带－－从他们的服装也能看出当时他们思想是比较新潮的。
独木难支
结婚后没几天，董竹君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在樱花之国，他们兴奋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到了的无限美好。董竹君与夏之时在这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她终于实现了去学校读书的愿望，并有了几位十分要好的日本同学。为尽快地适应日本的学习和生活，董竹君开始学习日文。年，他们的长女国琼出世了，这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董竹君相夫教女，苦中有乐，生活得十分充实。夏之时那时正从事袁世凯的工作，董竹君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书。董竹君真正的文化，还有后来她的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都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应该说，这六年是他们婚姻当中最美满最甜蜜的六年。夏之时对妻子抛头露面稍有看法，他为董竹君请了家教，由松田先生和林惠子小姐教她文化和家政。董竹君对丈夫这一举动虽说不甚理解，但她爱丈夫，也就乐意地接受了下来。松田的授课，使董竹君学到了很多知识。她逐渐明白了应该怎样做人，怎样面对社会。因夏之时父亲病危，董竹君不得不与丈夫一同回国。而此时的国内，到处是军阀火拼的混乱局面。不久，董竹君又独自带着女儿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由重庆回到了四川合江－－夏之时的老家，从此卷入了旧式大家族的复杂生活。
由于董竹君低贱的青楼出身，夏之时的家人起初对她冷眼相待。幸亏她早有准备，预先购了大批洋货作为礼物，分送全家上下，笼络人心，这才换来了一些笑脸。此后，董竹君凭着自己治家的才干逐渐争得了尊严与地位，夏家为此决定重办婚礼，以确立她的合法地位。在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夏家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董竹君带着大女儿第二次拜堂，行了结婚大礼。
年，夏家迁居成都。这时的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意志的消沉使他逐渐由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守旧的乡绅。这个辛亥革命的老将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那个时候很能干、很有见识，可以说比他更好一些，在社会上人们对董竹君的赞扬比对他多，夏之时下意识地不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董竹君容了这一切。一方面她希望丈夫能够找回当年那种革命青年的朝气，另一方面她也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毕竟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重生的机会的。
接着，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度日。后来，董竹君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夏之时重男轻女，竟然不允许四个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来威胁董竹君，使董竹君伤心绝望至极。这样的侮辱渐渐成了家常便饭，夏家的空气也越来越令人窒息。年，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董竹君毅然放弃了华贵和富裕，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这个离家出走的壮举轰动了成都，成为当时各家报纸纷纷大炒的热门新闻。
在上海的复兴公园，相约而来的夏之时和董竹君进行了一次长谈，最后协议暂时分居五年。当董竹君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谈判小屋的楼梯时，她想，假如五年之后双方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那么就跟他离婚。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腿软了：假如真离婚了自己怎么办？孩子怎么办？转念又想，再不离婚的话，将来的生活就全完了，所以她又重新站起来。这样反复坐下又重新站起来之后，董竹君下定了决心，谈不好的话就和他离婚。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夏之时说了那句话：你要跟我夏之时离婚，你将来如果在上海滩站得住，能把这几个女儿养活养大的话，不要说受教育了——我在手板里煎鱼给你吃。
巾帼从来不易
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求土。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生活的艰辛有时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为了抚养孩子，她整天出入于当铺。夏之时仍不断写信劝说董竹君回来，甚至想出一些荒唐的谋害计划。他甚至找到上海旧社会比较有名的人物：如范少杰、戴季陶，希望他们把董竹君装在麻袋里扔到河里头。但恰恰戴季陶、范少杰这些人都很尊重董竹君，把这些计谋原原本本讲给董竹君听了。他们都批评夏之时，说他是一个糊涂蛋。
夏之时孤寂地返回四川。不久，四川的报纸登出了“夏之时家中难都督，将军街走出女娜拉”的报道，令夏之时大为光火。董竹君每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远远传来的女儿国琼的大提琴声给了她无限的慰藉。生活依然窘迫，但她也仍然乐观。邻居郑德英带董竹君去拜访了朋友伍振声，伍建议董竹君办一个纱管厂。可是资金却成问题，董竹君忽然想到小时候的朋友尤宝，决计跟他一起筹资办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益纱管厂终于开工了。为了办厂，董竹君让孩子们去上寄宿学校，自己则没日没夜地苦干。然而产品销路并不好。戴季陶让董竹君去找荣德生，但是没有奏效。厂子只能勉强维持。正在这时，东庄泉带着一批华侨前来参观，准备投资入股。一位叫陈清泉的菲律宾华侨见了董竹君，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钦佩董竹君的人格魅力，决定帮助她。
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全国情激愤。上海各界，捐款捐物，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地处闸北的益纱管厂被日机击中，几乎成了废墟。为了筹集资金恢复工厂，陈清泉决定带着董竹君去厦门老家筹资。却没想到因为发表言论，董竹君差点被抓，幸而这场天灾，最终被她躲了过去。一天，进步学生郑浩手持一包宣传材料来到董家，不巧被租界探子跟踪。探子本来是想敲诈一笔钱就算了，却想不到这位女子死都不肯给钱。在敲诈不成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探子将董竹君投入监狱。后来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她甚至搬出了自己前都督夫人的身份，才终于得以解脱。不过却因为这样，而使得本来就恼羞成怒的夏之时对她更加仇恨。
五年分居时间到了，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临分手时，夏之时与孩子们见了面。看着四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亭亭玉立，夏之时感慨万分。此时，董竹君的父亲偏偏又病倒了，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低语地念叨着他的阿媛。冥冥之中的他好像知道阿媛要转大运了。一年不到，董竹君连续失去了两位最亲的亲人。她欲哭无泪，仿佛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柳品兴来了。他建议董竹君开家饭馆，并送上了一位义士托他带来的元钱。苦难到了极点，终于有了转机，董竹君从此开始了她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年3月，锦江川菜馆正式开业了。开业这一天，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就连当时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杨虎和杜月笙也前来棒场。这似乎预示着锦江川菜馆日后的成功。
陈清泉来探望董竹君，他对“锦江”的成功赞叹不已，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而，要想在上海滩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每天，董竹君除了要应付饭店里的各种事务，还必须面对当时上海滩的各种势力。一天，黄金荣的干儿子小金荣带了一帮地痞来饭店捣乱，并砸了店堂，引发了斗殴。面对这一局面，董竹君镇定自若，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亲自造访黄府，感动了黄金荣，一场风波就此平息。同时董竹君自己也亲自下厨，曾三天三夜不下灶台。她又从四川老家请来和尚掌勺，并以此为契机整顿店务，使“锦江”的面貌为之一新。
“锦江”开业后，她虽然与黑社会势力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妥协，但是她却并不依附于黑社会等地方恶势力。当时上海滩的很多头面人物都对她倾慕有加，希望可以将她纳入自己帐下或者家中，她却始终不为所动，保持着自己的气节和信念。应该说，她的这种坚持是与她年轻时在日本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她在日本和进步人士的接触有很大的关系的。在后来的多年中，她同时与人、日本人等巧妙，并且毫不犹豫地帮助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以自己“一介女流”的身份做出了许多血性男儿才能够做出的事情。另外，她也擅长把握时局。经过了前期在生活、事业上的失败之后，她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些东西使她能够准确地判断场的行情，同时可以在多方的利益纠纷中找到平衡点，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扑朔迷离，柳暗花明
“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鼓动。董竹君在日本时已听过郭沫若的大名，对他十分钦佩，她包下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决心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上海遭到日本人的轰炸，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一天，一个汉奸带着两名日本特务来“锦江”吃饭，对“锦江”的菜肴赞不绝口。他们邀董竹君到日本军部的虹口旅馆开个“锦江”分店，这使董竹君非常犯难。答应吧，自己马上就会背上汉奸的罪名，这是她所不愿意的；不答应吧，日本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难保他们不为难自己。
看来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考虑再三，董竹君决定一走了之。年底，她登上了前往菲律宾的海轮。董竹君打算在马尼拉开“锦江”分店，便托上海的经理张进之物色到马尼拉的人员，张进之却趁机牟取私利。
这之前到那里的两个孩子国琼、国秀的音乐演出获得成功，董竹君十分高兴。陈清泉来看望两个孩子，没想却见到了董竹君。久别重逢，二人沉浸在深深的喜悦之中。陈清泉爱上董竹君而不能自拔，他让好友桂华山劝妻子跟自己离婚，被桂华山所拒，不得已只好自己亲自去说。
陈清泉的妻子是位虔诚的天主，是菲律宾第二代华侨。为了捍卫自己神圣的婚姻，她徒步来到马尼拉，向董竹君摊牌，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竹君在惊诧之余，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她自责自己原本就不该来菲律宾。太平洋战争爆发，原来的一切打算都化为泡影，董竹君母女被困马尼拉。远在上海的张进之知道董竹君一时无法回来，就不惜牺牲锦江饭店的利益，为自己大肆敛财。
战火中的马尼拉郊区，董竹君带着两个女儿狂奔逃命。途中遭遇菲律宾宪兵，因被怀疑为日本人，差点惨遭杀害。留在上海的国瑛在她同学和恋人胡凯的影响下，倾向进步，积极从事革命工作，然而她对胡凯说自己的母亲不属于劳动而大为不满。几经辗转，董竹君母女终于又逃回马尼拉。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搜捕，母女三人被迫睡在屋顶上。陈清泉因不愿与日本人合作，被抓进了监狱。董竹君急忙凭借当年在日本学到的日语前往监狱探望。董竹君的到来，令陈清泉倍感欣慰。他觉得来日无多，因此大胆地向董竹君敞开了心扉。情缘不到头，寸心灰未休。面对此情此景，董竹君泪如雨下。
为了生存，董竹君带国琼、国秀在马尼拉做起了小生意，以挣点差价，她们的生活倒也苦中有乐。考虑到张进之的唯利是图，为了锦江饭店的生意，董竹君决定先行回国。
年1月，董竹君乘坐一艘日本红十字船，历经数十个日夜的漂泊辗转，终于回到了上海。
战乱的年代，对于董竹君是个莫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经营偌大的一个饭店；一方面，还要应付纷乱的时局，同时，她还是一个母亲，又要教育自己的子女。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几个子女都很争气，除了继承董竹君的信仰和秉性之外，也各有自己的成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她的子女教育观念感兴趣了。
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送一笔钱接济一位亲戚。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她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董竹君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她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瑕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读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她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有感情，同时还要有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研究，不要主观， 切忌任性……
如今，一代传奇女子董竹君留下她心爱的“锦江”和世上所有她爱着的人，远去了。然而，当我们细细地品读完她传奇而又丰富的世纪人生，再次步入锦江饭店时，只见川菜厅的门楣依然挺拔，当日的店徽－－竹，仍是随处可见；再次点上锦江烤鸭、银丝干贝、棒棒鸡、水煮牛肉等传统的特色菜，那鲜亮、震撼的感觉再次愉悦着我们的味蕾。而此时，更为震撼的却是我们的心灵。
竹君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无比伦比的锦江川菜，更为我们留下了浓郁醇厚的百味人生，那菜中的麻辣、甜、咸、酸，或许就是竹君留给我们对于人生的回味和思考吧？

Ⅸ 旧上海的黑帮老大是哪几个

旧上海的黑帮老大有三位，分别是：

1、张啸林

1877年张啸林出生在浙江慈溪，随后跟随着自己的父母到了浙江杭州，张啸林从小开始就表现的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打架斗殴对于张啸林来说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小时候的张啸林开始不断接触一些流氓混混，成为了当时杭州出了名的地痞。

在杭州“出名的”张啸林开始向着更大的城市前进，他去往了上海，但是到上海后他发现在这里他并不能像在杭州一样。

在这个时候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娄丽琴，可谓是臭味相投，张啸林也开始了自己的黄色黑色和白色生意，并且与杜月笙、黄金荣结拜，被称为上海三亨。

张啸林的结局：林怀部要下手为了引蛇出洞专门找借口和楼下的司机发生了争吵。说时迟那时快,林怀部迅速拔枪对着张啸林一甩手，砰然枪响,正中张啸林面门,张当场毙命。

(9)上海正地集团任金荣扩展阅读：

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让蒋介石给他个上海市市长的职位过过官瘾，对他早有看法的蒋介石岂可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使上海成为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独立王国?于是决定趁着日寇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蒋对内明确表示对黑帮一录取缔。

三大战役结束后，看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杜月笙开始谋虑去从。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感觉和共产党作对20余年，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杀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以及众多共产党人，可谓血债累累，留下能有好果子吃吗?而跟蒋介石去台湾，还不是寄人篱下?

经过深思熟虑,杜月笙选择了有“自由港”称号的香港。于是他便开始为出走香港做准备,卖了杜美路上的一处公馆，去香港买下了坚尼地台18号的一处小洋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