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1、改革的目的不明确
着眼于解决眼前的困难而改革，上面想丢包袱，下面想开条件，没有在发展问题上求得共识。真正的改革，是为寻求发展而改革，而不是为立足生存而改革；
着眼于眼前利益的博弈而改革，上面要权力，下面要利益，员工要好处，社会要稳定，媒体问流失……谁来关心发展。真正的改革，是为谋求增量而改革，而不是为分配存量而纠结；
着眼于完成任务吸引眼球而改革，当下的改革，存在一种现象，核心是出了多少个文件，内容是开了多少次会议，成果要看你会不会总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央言之切切然而形式主义依旧泛滥成灾。真正的改革，是为实现理想而改革，而不是为完成任务改革。改革是机遇而不是任务，改革体现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长官意志。
2、改革内在动力不足
当下谁有改革的积极性？上级单位批准改革要担责顾虑重重，改革单位想改革又担心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弄出一个“四不像”顾虑重重，职工想改革又担心自身权益得不到保护顾虑重重，投资人想借改革的大船出海但大量失败的案例在前投资人权益保障困难在后顾虑重重，社会上希望改革但又担心国企流失贫富差距拉大顾虑重重……
所以，要把“责-权-利”，改为“利-权-责”，要让参与改革的各方主体在发展中获益，不搞任何一方的独得独揽。既要防止国资流失，又要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更要保障投资者利益。非利勿动，不能带来利益的改革注定会失败，所以，不是每一家企业都适合改革。
3、改革的主体不明
改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上级机关，现在是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之间的错位缺位、协同困难。上面有时心里不想真改但嘴上偏说改，下面有时心里想改但嘴上不能说改。让别人改革的自己往往不改革，决定别人改革的自己时常不尽责，延误别人改革的自己从来不担责。遇到阻力难以突破面对考核选择走形式，改革常常变成无奈之举。
4、改革的风险难控
不创新的改革注定会失败，鼓励大胆创新才能真正落实“一企一策”，但如何处理依法依规与一企一策的关系？如何建立容错机制（错与罪、罪与罚）解决事后追责问题？即便是建立了容错机制，也不能理解为对改革者的恩赐。容错容错，终究还是一个“错”字，如此悲情，哪来激情，足见这里不仅是政策问题，也不只是制度设计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没有文化引领，就难以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围，就不能激发基层的积极性，李云龙式干部也难成气候，最终影响微观主体的活力。
5、改革的政策滞后
改革的文件偏宏观却又在检查时抓细节，改革的文件不配套按图索骥常常出现断片。比如改为非国有控股时经济补偿金到底要不要支付？481号文件废止后，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前的这段时间如何支付？什么情况下参照859号序列的文件支付？国有控股企业的职工持股按照133号文件，那么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改制只是参照吗……由此思考一个问题，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循规蹈矩式的改革能不能真正成功？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明确一个方向，守住几条底线，坚持阳光操作，实现多方共赢。
6、改革的逻辑费解
改革本该是一个过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当下的改革，平时动不得，往往要等到问题成堆，普通办法难以奏效时才能改，好似一个人手臂擦了一块皮，本可以碘酒消毒便可，非等得发炎、化脓、腐烂、截肢，请出扁鹊一样的名医，如此才能轰轰烈烈。所以多轮次的国企改革，大都是运动式的。因为，不如此，难以达成改革共识，下定决心做改革；不如此，上级单位不知情，也不能批准呀！
当下的国企，领导们大都知道自身的问题所在，说起来可以说针针见血，但就是不能自己改，非得找一个外部投资者，最好是非国有企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体制外的股东好说话，不是说混改不好，而是说把国企改革的大业完全寄望于外人是不是太单调了。真似皇帝的新衣，何以如此？你懂的！
当下的改革，文件出的不可谓不多，试点批次不可谓不多，既往的经验和教训总结的不可谓不多，但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而不是该不该改）。假如改革变成一项高高在上的权力，而不是蕴藏在基层生机勃勃的力量，这是改革的悲哀！也是国企的悲哀！
2. 上海国企改革持续走热，对哪些个股影响显著
光明复乳业、强生控股、龙头股份制、兰生股份、申达股份、上汽集团、上港集团、隧道股份、上海梅林、百联股份、上海建工、上海机电、上海电气。建议你可以多和股市牛人们交流交流吧，毕竟他们股市实战经验丰富。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里搜索“财来啊”，是我用过的一款股票社交app，有什么问题可以和里面的股市牛人交流学习吧，干货比较多。炒股还得靠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3. 中国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让一小部分人先富，大部分人后富，这个最成功
4. 第五轮国企改革来了 上海哪些概念股值得重点关注
上海国资概念股：上海机场
航天机电
上海建工
上海贝岭
东方创业
金丰投资
新世界
棱光实业
龙头股份
三爱富
号百控股
飞乐音响
飞乐股份
强生控股
中华企业
交运股份
亚通股份
华域汽车
上实发展
兰生股份
友谊股份
上海九百
上工申贝
上海医药
5. 国企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国企改革核心仍然是产权改革、建立治理结构、加快股改步伐、保护股东利益、减轻政策性负担。 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虚置”与市场竞争对所有者作用要求提高之间的矛盾。所谓“所有者虚置”不是说没有法律上和形式上的所有者，而是指这样的“所有者”不能切实负起应有的责任。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但在市场竞争趋于激烈的新环境下，对所有者的要求提高了，所有者的“质量”不同，企业竞争的后果便会有大的差别。这一点经常被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迫的问题。 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性调整所涉及的是国有经济在新体制中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在国有经济问题上存在着强调“产权改革”、强调经营者作用和强调建立竞争性环境等不同的观察角度，彼此有一些争论。在“产权改革”论那里，或明或暗地遵循了“公家的东西不可能象私人的东西那样受到关心和爱护”这样一条简单、朴实的逻辑，其结论的倾向性也是较为清楚的。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则考虑到近现代企业中职业经理阶层出现且重要性上升的趋向，近来又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经验的支持。重视竞争性环境的观点则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以获得评价企业业绩的充分信息。对同一问题从诸多角度开展讨论，对问题本身的理解无疑是有益的，同时也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对强调产权改革者来说，需要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解释，即在最崇尚私人资本、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也都存在着一块“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强调经营者作用的论者来说，需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代理成本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现象作出解释，而且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经济经营者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经营者。对强调竞争性环境者来说，也将会发现重组后的国有资本大部分并不处于竞争性领域。如果继续用一般的产权和企业理论来分析国有经济问题，将难以摆脱逻辑上的困境，因为其隐含的前提是把国有企业仍然当成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显然，对立足于解决“市场失效”问题、大部分将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或者说实行战略性重组的国有经济来说，需要一组更切合实际的理论，其中包括国家理论、外部性理论、政府管制理论等，以对问题本身提出更好的说明。 上面述及的三个矛盾相互交织，不完全处于一个层次，但仍然可以由统一的逻辑加以解释。不难理解，第三个矛盾是基本的，它需要通过国有经济的职能转换和战略重心的大幅度调整才能解决，其结果很可能是多数或大多数国有资本将会转入非竞争性领域。在理论上则要求摆脱把国有资本参与的企业看成一般企业的局限。对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处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来说（尽管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国有资本将呈现递减趋势），第一个和第二个矛盾是无法回避而且必须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引入资本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企业产权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有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机制。 其次，上述三个矛盾的出现和解决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或者说只有当转轨“转”的一定程度后才会发生。如果没有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些矛盾或者缺少发生的依据，或者虽然存在但不会尖锐。也就是说，商品市场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以后又提出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商品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这样我们对前面提出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同样遵循了由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顺序，这一点完全是由市场化进程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 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 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
6. 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方面
一、不能把国资、国企监管改革与国有企业自身改革相混淆，不能用国资、国企监管改革代替国企改革。目前全国国企改革实践中存在一些既突出又比较普遍的现象。一是突出国资、国企监管改革，弱化国企自身经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有的地方甚至用国资、国企监管改革替代国企改革。二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的改革要求被弱化。三是视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禁区，过于谨小慎微。四是绝大多数国企对企业内部改革，特别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化改革，基本没有启动，存在着“政府在忙，企业在盼，少数人在干，多数人在看，少数企业在试，多数企业在等”的现象。
二、改革主体不清，企业改革缺少内生动力。第一，从改革实践看，各级政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改革主体，企业则成为执行主体。然而没有企业充分参与的改革设计与方案，其执行结果是不容乐观的。第二，改革就是创新，而创新不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必然是自下而上的探索。上级主管部门不能包揽企业改革方方面面，也不能简单地用诸多文件来指导国企改革。第三，由于事实上的改革主体上移，导致了“上面想改很难改、企业想改不能改不敢改”的不协调局面。
三、缺少保护企业领导者改革担当的环境，企业领导对改革顾虑较多。调研中听到比较普遍的反映是：“干得好的没认可，干得不好有考核；有了争议没保护，出了问题要追责；干得多的毛病多，不干事的最快活。”在这种外部环境下，国企内部形成了“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提意见的”这种不正常现象。
其次是企业内部环境对改革者形成巨大压力。一是改革就会导致利益调整，就会产生矛盾，就会有人反对。二是一些重要改革往往不会当期见到效果，相反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加上社会上某些“非理性告状”现象，给企业领导者形成巨大心理压力，促使他们在改革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7. 上海国企改革市值在20亿至30亿之间股票价革在10
从早市结束后的日K线组合来看，为三日破低盘，属于偏弱的行情，就技术面评估有跌破2638的迹象，观察早盘价量搭配来看，2644点能不能守住是2638破不破的关键位置，因为从30分钟K线图上可以发现，那一根长黑K棒的成交金额高达640.2亿，为30分K线图上自1月8日以来最大的30分钟量，代表2644这个点位有大量换手的情况发生，因此只不破2644点，可视为抄底买进的实力强，但若一旦跌破为换手失败讯号，届时2638必然失守。
在30分钟K线图上有KD背离的情况，另外万一2638点跌破，在指标上日KD也进入二度背离阶段，所以2638破与不破各有优缺点。
5分钟K线图上9：40分的长黑K线是今天盘中量最大的5分钟线，其成交金额120.5亿，也是最大的5分钟成交金额，其低点2692上方的压力颇重，若无更大的攻击量出现，恐难以站稳并上攻2700点。
综合评估盘势偏弱，但以创业板日K连5黑的情况来说，其短线在此位置已不需杀低，惯性上会有短反弹行情出现，可利用反弹时再汰弱留强调整持股仓位。
8. 什么是上海国资改革
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于2013年12月17日在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回作会议正式发布了《答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20条”），以下为本社在会议现场获得的文件全文。
9. 是否有人感到上海等地的国资国企改革已经陷入了困境 收入增长缓慢，而且一个企业里的官僚众多，年轻人
关键还是优秀人才缺少。
相当部分国资国企中老年人多，那是因为那些人已经懒得跳槽了，而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或者跳槽走了；
要在不那么优秀的年轻人中去提拔，也就这样的结果。
其实很多年轻人被提拔上去，相比中老年人，也是不堪大用。
而中老年中能当官的，也是唯领导马首之辈，有能力的或许在人群中被压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关键还是高层管理团队问题，以及考核机制问题（太过急功近利了），每一任管理班子，只管自己眼前的，哪里有谁去管以后的发展。
如此经过十年二十年，哪里来的发展后劲。
10. 国企改革取得成就 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么
滥用垄断地位，薪酬与绩效关系不匹配，天价酒事件等，曝露出国有企业现阶段仍然存在重要缺陷，这说明国企治理必须以社会公平为参照系，兼顾更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而非仅仅将“内部人”的利益摆平
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功不可没，然而到目前为止，国企受到的应有尊重和它做出的贡献相比，十分不相称。诸如滥用垄断地位、最牛工资单、天价酒之类的事件频现。公众对国企的“苛求”，属于社会监督的一部分，是由国企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这就告诉我们，进一步加强国企公司治理，仅仅局限在国企、央企内部是不行的，必须“穿越”国企边界，以社会公平为参照系，兼顾更多相关主体的利益而非仅仅将“内部人”的利益摆平。国企尤须正视四大矛盾，处理好其间似乎对立着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主导地位与服务民生的关系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应当能够撑起共和国的民生大厦，这就使它同时具有了“企业性”和“公共性”。因此，国企公司治理的指向就不能仅仅是“体制”内的保值增值，而必须在服务民生方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以有利于民生大厦的和谐。
如果说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使它“天然”具有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除了要承担和民企一样的法定社会责任之外，还必须将属于民企自愿承担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的考核指标，以体现国企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国企公司治理应当要求经营管理者在追求自身经营利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要从制度、机制上保证国企在追逐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赢利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企业利益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受侵害。
要完成这样的公司治理任务，在国企的内部按照民营企业的模式进行治理是靠不住的。中石化天价酒事件曝光后所出现的查“内鬼”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治理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将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合起来，使得董事会保持必要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没有董事会的独立性，就没有它的权威性。同时要突出外部董事的作用。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外部董事介入企业的决策过程，有利于缓解、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企业成本外溢的问题，进而促进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还应当责成国企的经营班子建立接受中小股东、公众、媒体质询的窗口，答复的结果应当交由董事会核实，作为经营班子成员是否诚信的重要依据。
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
国企作为一个赢利组织，有自己的企业边界，同时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趋利避害的价值导向中，“减员增效”是它的一个本能。但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一是保障就业，努力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国企所具有的“公共性”使它不能与政府保障就业的职能相背离，不能为了自己“增效”而将“减员”的负担推向社会。国企应当为扩大就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相反。
应当承认，国企也应当和民企一样有用人自主权。但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国企的经营负责人往往把企业的用人自主权当成个人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特权。另一方面，在决策失误的情况下，减少损失比较容易的一个办法就是“减员”，从而将经营危机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即使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增设劳动岗位，经营负责人也不会轻易将过去因减员而下岗的人员召回，更倾向于使用农民工，坐食人口红利。因此就有必要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的关系，促使国企在用人自主权的使用上进行自我约束。
这并非不尊重市场规律，从宏观上讲，个别企业的减员不代表全社会增效，减员之后形成的人力资源的闲置，会造成宏观效率的损失，国企应有的社会责任不允许它漠视劳动者的利益随意“卸包袱”。从微观上讲，通过减员而减负并不会必然带来工作效率的提高；即使确需裁员，在多余出来的人员没有出路、没有被安排好的情况下，也会增加企业内部的矛盾，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反过来说，通过公司治理解决好减员与增效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
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
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国企即使出现亏损，经营负责人的薪酬也可能出现天价。国企一边享受着高工资、高福利，一边还声称经营困难，享受补贴，要求涨价，那么无论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单凭这一点就会遭受很多非议。而在另一方面，国企脱困之后获得的利润在2007年以前完全归企业所得，此后则象征性地上交一部分利润，直到今年才规定利润上缴财政15%。从这里可以看出，国企的经营者不仅负赢不负亏，而且是薪酬优先的。这不仅和国企全民所有的性质完全不相称，而且部分地演变成了国企收益的集团化、私有化。
国企的经营负责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国企的实际控制权，是在按照他们的意志进行“核算”，实际享有着薪酬优先权。这就有必要通过外力的介入，通过公司治理处理好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的关系。在较大规模的国企中，可以考虑建立相对独立的薪酬支付系统，参照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一个国企的基本工资额度进行管理。对与经营状况挂钩的激励薪酬部分，有必要通过一套必要的程序来确认，而不是听任经营负责人自证经营状况而套取高于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激励薪酬”。即使经营状况好转，激励薪酬部分应当在利润按既定比例上交之后支付，而不是在此之前。利润分享的比例应当作为经营负责人任职的条件，由经营负责人上岗前作出承诺，而不是在他们掌握控制权之后再协商。
“情有独钟”与“移情别恋”的关系
国有企业必须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具体说来，在增长方式上要处理好科研攻关的“情有独钟”与规模扩张的“移情别恋”的关系。“情有独钟”是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抢占科技制高点，而不是在科技攻关中浅尝辄止，从而使国企真正能够成为牵引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火车头。“移情别恋”一方面是指看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与民争利；另一方面是指到处铺摊子，搞重复建设。比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尖锐批评当前一些国企在汽车产业上的“高歌猛进”。在车辆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到处布局，同时开工，“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黄市长希望国务院国资委加以约束，实际上仅仅靠行政管理很难奏效，需要通过公司治理来实现科研攻关与规模扩张的平衡。
从审计署5月20日公布的17家央企审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多家央企在投资管理方面存在问题，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企业的亏损。比如2007年至2009年，中远集团在已知京华高尔夫球场项目用地是采取以租代征方式取得的情况下，投入11 021.8万元收购并改建高尔夫球场，每年经营亏损约700万元。2007年至2009年，所属大连远洋等2家企业在购买办公楼、土地等2项重大投资和进行6个建设项目中，存在违反投资决策程序、未履行完必要的核准程序即先行实施等问题。如果类似的行为不是在3—5年后的审计中才被曝光，而能够通过公司治理及时制止，并将投资用在科技创新和实现战略性结构调整方面，效果无疑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