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演化分析的应用
人类对于股市波动逻辑的认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令人信服并且经得起时间检验——200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指出:“我们应当牢记,股市定价并未形成一门完美的科学”;201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罗伯特·席勒等人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指出: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也许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测。
作为全面和系统阐述股市中短期波动逻辑的理论创新体系,演化证券学对股市的各种复杂因果关系,具有颠覆性的强大解释力、推理力和说服力,对于揭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及其演变规律,推动现代金融理论的多学科融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演化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植根于中国本土市场的长期研究与实践,而且以市场生态为重要研究导向,因此对于真正深刻理解中国特色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构建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演化分析方法论并不试图为股市波动轨迹提供“想当然”式的定量描述和预测,而是着重为投资人建立一种科学认识和理解股市波动机理的全新分析框架,以帮助投资人摆脱对各种复杂因果关系理解的简单化、表面化、理想化倾向,以及对待市场波动的线性思维定势,突破传统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从股市的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和周期性等方面入手分析和处理问题,对市场的中期或重大波动行情做出正确判断,从而达成在风险市场中长期稳健获利的目标。
大量事实证明,投资人股票交易的许多重大损失,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操作技巧的某些失误,也不在于智力高低或知识多寡,而是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就是大多数投资者无法在股市中取得长期良好业绩的最根本原因,确实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跨学科方法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市场复杂性问题的最佳途径。二十世纪末期,“演化经济学”终于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从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视为当今经济学家的一种范式时尚与趋势。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近年来,演化理论与金融学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其力量还不足以和传统金融理论抗衡,但已经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2002年在苏黎世瑞士证券交易所召开了“演化金融”的专题会议;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关于演化金融学研究进展的专刊;201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达尔文经济学》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经济学的真正鼻祖是达尔文,而非亚当·斯密。
相对于庞大而繁杂的经济金融系统,股票市场毫无疑问是探索证券演化分析范式“科学性”的绝佳实验室,而且是测试其理论与方法“适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试验场,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更加客观对各种流行理论的真伪优劣作出正确判断和验证。
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够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演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那么,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演化博弈论等相关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经过投资人的长期探索与实践,它就终究会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并成为证券市场极具竞争力的分析方法。
演化分析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开放性、可扩展性,有兴趣对股市波动机理做进一步探讨的投资者,可详细研读索罗斯的经典著作《金融炼金术》、罗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荣》,以及马克·布坎南的《隐藏的逻辑》,前者的“反身性理论”、“非线性反馈机制”与演化分析体系中的“适应性”、“可塑性”观点可谓殊途同归,后者关于人类行为“模式”的论述,则与演化证券学对股市运动内在“属性”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而江恩理论的时间法则,虽然与演化分析体系中的“节律性”有共通之处,但逻辑基础有所不同。
B. 如何构建人民币汇率的分析预测框架
转载自网络,仅供参考。
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汇率双向波动弹性也随之不断增加,大家越来越关心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对于这个问题,分析框架比结论更为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人可以外延拓展,自己做出分析和预判。
一、情景分析:汇率政策前景
鉴于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做预测是一项非常危险而艰难的工作。为此,有必要设定不同的情形,分析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经历了2015年8月和2016年年初的外汇市场震荡后,目前央行基本明确了以参考篮子货币调节人民币汇率走势为锚,稳定市场预期的政策。2016年
2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财新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汇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变,但改革要讲求艺术,有窗口就果断推进,没有就耐心等待、创造条件。人民币汇率改革对内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外要做负责任的经济大国。
由此,市场解读中国的汇率政策进入维稳模式,只不过这次不是稳在一个点而是稳一个区间,不是稳中间价而是稳市场价。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可能面临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未来没有更多的负面消息,而鉴于过去多年来央行已建立的市场声誉,市场依然相信央行有决心和能力维持任何水平的汇率,或者因相信一篮子货币而预期分化,那么贬值压力就可能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8·11”汇改后,2015年9~11月的人民币汇率一度重新企稳,剔除银行自身结售汇后的境内外汇供求失衡状况明显改善,同期月均供求缺口为582亿美元,远低于8月的1784亿美元。
第二种情形是,将来会有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利好消息,如国内经济企稳,国际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美元走弱等,这将有助于改善市场前景和市场预期,央行维稳工作能够获得基本面支持,进而提高货币保护战的胜算,甚至人民币可能重新走强。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我国曾经历了连续两个季度的资本净流出,其中第二季度还出现了外汇储备资产减少(剔除估值效应后)112亿美元的情况。但从2012年第四季度起,随着欧债危机的暂时平息,国内经济初步企稳,我国又重现资本回流、储备增加,人民币汇率重回升值通道。2013年外汇储备余额增幅创下509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2014年年初人民币兑美元市场汇率一度欲破六进五。
第三种情形是,市场处于消息面真空,甚至还陆陆续续出现坏消息,贬值压力和预期挥之不去。而随着外汇储备的继续消耗,市场也在不断地质疑央行汇率维稳的能力,央行外汇调控将面临巨大挑战。
二、要素分析:汇率主要影响因素
要素分析方法的关键是梳理出影响以往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主要因素,然后预判这些因素未来会如何发展演变,哪些是短期的、临时性的因素,哪些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因素。
(一)国内经济运行
国内经济下行是导致当前我国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市场并不期待中国经济增长回到过去10%的水平,而是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尽快企稳。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实现L形的复苏,那么经济稳、货币稳,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走势都会回归经济基本面。如果在今后3~5年的时间里能够顺利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那么经济强、货币强,人民币在未来仍将是有潜力的世界强势货币。另外,简政放权、降息减税(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降成本”的“稳增长”措施,本身相当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相贬值,有助于改善企业出口价格的竞争力。
(二)货币政策走势分化
中美货币政策走势分化,也是造成2015年我国面临资本流出压力、汇率贬值预期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一方面要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取向,另一方面要看美联储加息进程。
当面临“稳增长”和“稳汇率”的冲突时,2015年年底央行货币政策一度有些摇摆。但2016年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在G20上海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作为大国经济,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整体宏观经济状况,而不是基于外部经济和资本流动情况,同时指出当前货币政策是稳健略偏宽松。2016年3月1日,降准降息再次如期而至。
2015年,美联储逐步停止购债计划后,于2015年年底首次加息,这意味着货币政策正常化进入下一阶段。然而,大家对于是否加息存在较大分歧。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采取了数据驱动型的前瞻性指引策略,主要看的是国内经济复苏、就业状况和物价走势。但是,从2015年9月起,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例会越来越关注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状况。当然,从非常规回归常规货币政策的操作,美联储会非常谨慎。2016年4月的例会会议纪要删除了全球经济带来风险的措辞,有人解读为美联储加息临近。而笔者认为,全球市场稳定与联储延迟加息是相关联的,美联储不可能忽视其重启加息可能带来的溢出影响。
(三)美元汇率走势
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接受前述媒体专访时的说法,美元走强也给人民币汇率调整带来了“补课”的压力。而未来美元会不会进一步走强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关。首先,与全球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分化程度息息相关,如果美联储加息进程放缓,欧央行和日本银行货币刺激不进一步加码,则美元走强会受到很大制约;其次,大家对于未来美元走势本身也存在很大分歧,比如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就认为美元升值大部分已经完成,当然也有人认为美元升值还只是在中场;最后,现在全球从金融风险积聚期进入风险暴露期,国际金融动荡将取代美元汇率,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四)资本账户开放
对中国来讲,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该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未来,在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干预的情况下,必然是贸易顺差越大,资本流出就越多。但资本流出并不意味着人民币贬值。正如美国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但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贸易赤字来解释美元的贬值,也不能用资本流入来解释美元的升值。
目前中国出现的资本外流,从渠道上看,一方面是由于境内机构和个人增加了外汇资产或境外资产配置,即“藏汇于民”;另一方面是由于境内企业加速偿还前期借入的美元债务,利差交易平盘,以及境外主体部分减持人民币资产,即“债务偿还”。但无论是“藏汇于民”还是债务偿还,都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对于境内主体来讲,毕竟国内的开支还是以人民币支付为主,即便是跨境投资也有本土偏好。而且,如果国内资产能够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回报,那么境内机构和个人购买人民币资产,也足以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尚在进行中,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总体仍是进行时,境外主体不可能将人民币资产完全清仓。同时,境内机构的美元债务,一方面可能全部清还,另一方面可能继续持有或者增加美元债务,因此要做好风险对冲。
另外,全球都面临“资产荒”的状况。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还比较低,无论在股市上还是在债市上,外资占比都较少。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开放,而早已被热炒的境内个人合格投资者(即QDII2)至今仍遥遥无期。这种非对称的开放,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有效地对冲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造成的资本流出压力。
三、对2016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分析及展望
(一)基本情况
经历了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的大幅震荡后,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币汇率阶段性企稳,资本外流也暂告一段落。
第一,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升值0.5%,在岸市场汇率(CNY)升值0.7%,离岸市场汇率(CNH)升值1.6%;3月,境内外日均汇季差价94个基点,远低于2015年12月644个基点的水平;中国外汇交易中心(CFETS)、国际清算银行(BIS)和特别提款权(SDR)口径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分别下跌了2.8%、2.6%和1.2%。
第二,外汇储备降幅趋于收敛,1~3月分别减少995亿美元、减少286亿美元和增加103亿美元。
第三,即远期结售汇逆差收窄,1~3月分别为734亿美元、350亿美元和371亿美元。
(二)原因分析
早在2015年8月底举行的中美欧经济学家交流会上,笔者就提出了人民币汇率维稳的三种情形。在过去一段时期,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三种情形是大概率事件。而实际情况却是发生了预期中的第二种和第一种情形的叠加。
首先,2016年国内经济实现较好开局。第一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7%,虽然相比上一个季度的增速有所放缓,但依然位于国家6.5%~7.0%的调控区间。而且,2月和3月的PMI(采购经理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用电量、外贸出口、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等指标先后出现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春季报告)中,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值,但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其次,外部金融环境趋于改善。美联储延迟加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第一季度美元指数回调4.3%。国际资本重返新兴市场。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
3月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入368亿美元,远高于2月净流入54亿美元的规模。第一季度新兴市场货币普遍走强,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累计上涨4.4%,摩根大通—彭博亚洲货币指数上升3%。
最后,央行通过公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和重申了以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方针政策,加强与市场的政策沟通,在美元回软的背景下,市场预期趋于稳定。3月,反映结汇意愿的收汇结汇率为58.7%,较1月回落2.8个百分点;反映购汇动机的购汇付汇率为74.4%,较1月回落15.3个百分点;结汇率和付汇率之差为-15.7个百分点,较1月收窄12.4个百分点。
(三)前景展望
相信如果能够准确预见到现在的结果,前期可能就不会有人再去争议是守汇率还是守储备。因为应对临时性的资本流动冲击,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本身也是持有外汇储备资产的应有之义。
当然,现在还不能认为中国已安然渡过资本流出的冲击。因为无论是国内经济复苏势头,还是美联储加息节奏和美元汇率走势,未来都可能存在较大变数。
第一,权威人士指出,中国经济短期内有可能呈L形的复苏。而且,各界对于投资信贷过快增长、房地产价格重新升温也非议颇多,担心改革被延误、发展难持续。
第二,如果美联储加息预期重启、美元重新走强,那么人民币汇率就有可能面临下调压力。同时,在宽流动性、低利率环境下,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低迷,国际金融市场逐步进入风险暴露期,也将对我国外汇市场的稳定带来挑战。
第三,人民币汇率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机制才刚刚推出,市场需要有一个学习和认知的过程。同时,这种汇率调节机制还需要经过市场震荡的检验,方能真正取信于市场。
C. 目前依据美林时钟怎么进行资产配置
文章来源:Beta理财师《成长手册》——配置轮动:美林投资时钟的应用
美林投资时钟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启示
美林投资时钟理论构造了一幅经济周期映射下的大类资产轮动经典模式,很好地诠释了历史上美国大类资产轮动的规律。运用1973-2004年美国市场数据测试可以发现,美林投资时钟理论完整的展示了在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中,经济从衰退逐步向复苏、过热方向循环时,债市、股市、大宗商品轮流领跑大类资产。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债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场的轮动彻底被打乱:经历2009年初的触底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一波延续数年的股债双牛格局;与此同时,大宗商品结束过去长周期,开始进入缓慢下行通道,即使在近期美国经济由复苏走向强劲阶段,大宗商品市场依然不见回暖信号。
传统的投资时钟理论建立在经济主导金融的基础上,然而全球央行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扰乱了经济金融传导机制。在经济复苏动能尚未修复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传导至实体经济信贷端,导致大量流动性直接转入金融市场推升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美林投资时钟理论也就失去了前提逻辑基础而不可避免的走向失效。既然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扰乱了美林投资时钟,那么在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的未来,大类资产能否按照美林投资时钟理论继续轮动呢?
短期来看,金融政策不可避免对经济周期的运行造成了波动和干扰,但是从更大的一个经济运行周期上来看,短期政府调控不可能完全熨平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这意味着,美林投资时钟构建的逻辑基础依然存在,也就不可能彻底失效。美林投资时钟对中长期的资产略配置依然具有相对较好的指导意义。
具体到家庭理财层面,美林投资时钟对于家庭资产配置还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家庭理财首选配置基金。基金作为一种专业化、组合化投资的理财工具,具有其他投资品种不可比拟的优势。大宗商品、房地产投资等在交易成本、流动性方面明显不如金融类理财工具。而在金融理财工具内部(如股票、债券、现金等),股票投资、债券投资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与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付出,这恰是很多居民和家庭难以具备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股票投资而言,如果个股选择错误的话,可能长时间都面临亏损,个股甚至存在退市的风险。从海内外家庭理财的多年实践来看,预期固定收益的基金已成为一般家庭理财的首选工具。
动态资产配置对于资产保值增值来说十分必要。“投资时钟”是一个用于指导资产配置的实用理论,即通过投资时钟的“报时功能”,识别经济运行周期中的拐点,通过调整资产配置获取长期回报。投资时钟隐含着动态资产配置的理念,通过长期动态投资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资产配置的好处在于可以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形象的表述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为,不同的投资品种,在同一时期其收益率高低及变动方向是不一样的,在某些资产的价值下降时,另外一些却在升值。采用资产配置的方法,可以降低“一个篮子损坏,鸡蛋全部打碎”的风险。
资产配置的有效性是决定投资收益的最主要因素。资产配置是决定中长期投资盈亏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在投资获利的归因分析中,九成以上是由资产配置决定的。从市场环境的角度来看,简单地理解动态资产配置,就是根据市场趋势变化,调整资产组合中各类不同风险水平的资产比例,当某类金融资产处于上升趋势中,对其配置更高比例;当某类金融资产处于下降趋势中,减少该类资产的配置比例。这就是利用“投资时钟”为分析框架,动态资产配置的价值所在。
D. 社会融资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做大事。如果没有社会融资,现在可能连铁路都没有。
社会融资相对于新增贷款量是更广义的货币流通量统计指标,社会融资总量除了包含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外,还进一步纳入股票、债券融资等,使货币流量统计延伸到股市和债市等渠道的融资来源,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资金的供求状况。
面对直接融资的逐年扩大,央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日增,为更好地执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人民银行酝酿推出了基于社会融资的货币流通量统计口径——“社会融资增速指标”。该指标立足于描述社会融资规模,或将部分取代M2(现金+居民储蓄存款+企事业存款)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考指标地位,意味着股市等资产价格将被纳入货币政策操作的考量之中,从而有利于按照宏观审慎监管的要求来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和监测范围。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年度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2011年1月18日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强调“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这标志着社会融资作为新的概念正式进入中国货币政策制定与操作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