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制度创新

❶ 上海自贸区 谁是顶层设计的人 政策创新

马宇：上海自贸区政策制定须有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
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是上海市方面制定的，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只是负责“指导”。如此高端的政策设计，牵涉面如此之广、影响力如此之大，地方政府怎么能够担纲？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上海市怎么能够协调得了各个中央部门的政策？所以只能把现成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原文照搬，有关行业管理规定全盘吸纳，还不得不再吸收一些部门新增加的规制。

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中，未能设立统揽全局的改革机构(如改革委)，对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此次自贸区政策设计中暴露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典型的例证。改革可以从底层、从某个点突破，这没错。但时至今日，关系全局的改革，必须得有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才行。而这样的重任，一个地方政府承揽不了，一个自贸区概念也负载不了。

上海自贸区概念刚刚推出时，各界人士还在畅想自贸区里可以给消费者增加多少福利，如免税购物、自由上网、宽带价格降低、游戏品种增多、货币自由兑换、利率自由浮动之类。现在看来，可能要有所失望了。下面我们就分行业稍微详细剖析下上海自贸区的市场开放程度。

农林牧渔业：目前我国对于外商投资市场准入管理实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下称“目录”)中有4项(限制类3项，鼓励类中管制措施1项)，在上海自贸区里的负面清单(下称“清单”)中都可以找到，且多了1项：“投资农作物种子企业须合资、合作……”，这是把外商投资种子生产企业的行业管理规定拿进来了。

制造业：目录限制类中31项，鼓励类中股权限制约23项，也基本可以在负面清单中找到，并且连管制标准也基本一致。让人疑惑的是，在自贸区里，连制造业都要进行跟区外一样的管制，那自贸区的市场突破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些政策原本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都颇遭诟病，如汽车整车生产企业外商股份不得超过50%、一家外国汽车生产企业在国内只能建立两家整车合资企业等政策，早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市场竞争，并且我国在入世过渡期结束以后也已经在“法理”上取消了对于外国汽车进口的数量限制措施，因此更没有理由限制外商在国内投资生产，但我们却一直限制着，如今还把这样不合理的规定移植到了自贸区。可在此前的实践中，我们已经允许本田汽车在广州出口加工区里建立了外资控股的汽车生产企业。如此明显的政策滞后都不能在此次的自贸区建设中得到纠正，很难指望自贸区做其他什么超前设计。

服务业领域更是如此。这本也是国内外期望最殷的领域，但目录中的限制类35项，鼓励类中股权限制措施12项，依然如约出现在了负面清单中。更有甚者，没有出现在目录中的某些产业和管制措施，也出现在了负面清单中，比如“禁止投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禁止投资文物拍卖”、“禁止投资盐的批发”、“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和参与游戏运营服务”等。笔者试图努力从中找出突破来，最后终于找到了一点：在目录中作为限制类的“成品油批发”，似乎在清单中没有列出。

自贸区的发展，基本点和根基在于货物贸易自由化，其中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进入将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来看自贸区内对于认证公司、货代公司、船舶代理公司、外轮理货公司等仍然采取与区外一样极为严格、且与国际惯例不相吻合的管制措施，其中进出口商品检验认证公司的认证资格、市场竞争等管制措施，本来就不能适应目前我国外贸发展的要求，在区外也是要改革的，如今又原封不动地搬进了自贸区负面清单。

而业界最为关注的金融业开放，在负面清单中更是看不出端倪，因为目录中的限制类全部体现在了清单中。至于业务监管、门槛降低、民资进入等方面具体的开放措施到底体现在何处，只能等候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细则之后的细则”。

电信业开放也颇为耐人寻味。我国在十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已经承诺开放电信业。按照当初既定的开放进度，目前外资在我国基础电信领域建立合资企业已经可以占股49%了———至于实际上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外资进入基础电信领域，到底是外资不愿赚这其间的超额垄断利润，还是其他原因，且不说它；但在自贸区中，投资基础电信业务固然外资股份能达到49%，可从事增值电信业务又新增了诸多限制，就让人费解了：过去十多年中，我们没有按照开放进度建立合资基础电信公司；那么，在自贸区里继续维持现有政策的情况下，就能建立合资的电信公司，与现有电信公司展开公平、自由竞争吗？

各个行业、方方面面的掣肘，根源何在？

据媒体报道，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是上海市方面制定的，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只是负责“指导”。这不禁让人莫名疑惑：如此高端的政策设计，牵涉面如此之广、影响力如此之大，地方政府怎么能够担纲？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上海市怎么能够协调得了各个中央部门的政策？所以只能把现成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原文照搬，有关行业管理规定全盘吸纳，还不得不再吸收一些部门新增加的规制。媒体报道称商务部把方案向25个中央部委征求意见，得到63条具体回复，估计其中相关意见都体现在负面清单中了。可如此一来，这个清单也就变成了不伦不类的怪胎，不但没有突破，反而徒遗笑柄。

或许突破点不在表面的行业准入，而在于投资审批？的确，方案里公布了，清单以外的内外资项目都实行备案制。但须明白两点：一是负面清单之外，还有多少有投资价值的行业？无论内资、外资，近年来汲汲于扩大市场开放的，还有哪几个没有包含在这个负面清单中？二是即使目前，真正拿到中央部委去审批的项目也没有多少了，商务部一年“审批”的外资项目也不过百十来项。

吊诡的是，如果这个负面清单里的投资项目都要拿到中央部门审批，单一个上海自贸区上报项目可能就要大大超过目前全国实际审批的数量。其中原因，有的在于某些部门把“备案”变成了审批；有的则是由于审批权的下放，绝大多数项目的合同章程审批都由地方政府做了。而如果严格执行负面清单里投资项目须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规定，那自贸区投资项目上报国家审批的反而会大大增加，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扼腕叹息之余，不由人再次想到，新一届政府机构改革中，未能设立统揽全局的改革机构(如改革委)，对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不利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此次自贸区政策设计中暴露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但却是典型的例证。

改革可以从底层、从某个点突破，这没错。但时至今日，关系全局的改革，必须得有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才行。而这样的重任，一个地方政府承揽不了，一个自贸区概念也负载不了

❷ 根据本讲，我国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自贸区战略：围绕着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核心——周边区域经济合作展开，在中国辖区内划出一块地盘作为市场对外做买卖(贸易)，对该市场的买卖不过多的插手干预、且不收或过路费(关税)。
中国自贸区战略其意义是：
1、将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占据有利位置；
2、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3、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重在提升软实力，各项工作影响大；
4、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中国自贸区战略其作用是：要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有利于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❸ 结合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谈谈我国政府应怎样转变职能

一、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

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目前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由于市场本身具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会出现诸多市场失灵的情况，如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市场垄断的产生、外部性问题、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完全等。为应对市场失灵，保证经济的有序、健康运行，政府需要介入经济过程中，履行相应的职能。

首先，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框架，维护市场秩序。经济主体的各种平等、自由的权利、界限都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保护，提供和维护市场健康所需要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监督规则的执行是政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经济职能。其次，进行微观经济管理。政府可以直接生产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等方式刺激私有企业生产那些市场供给不足的产品，也可执行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管制、环境管制[1]，或是通过在市场上的购买活动间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第三，进行制度创新。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激励的制度创新可以促进促进经济发展的实现。第四，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着重宏观调控。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达到“熨平”波动、解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我国政府履行经济职能存在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政府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改革和调整，政府的经济职能也经历着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从程序到方法，从人员到设备，从法律规范到思想观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更新。但从深层次的角度观察，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是指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范围过广，束缚了经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控制着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对社会生活过多干涉。例如政府通过市场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直接管理社会、企业，直接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主动负担起过多的社会责任等[2]。“错位”是指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由于缺少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约束和规定，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没有正确把握住应有的尺度，将社会的自治和自主意识限制住。例如金融行业的准入、长官意志、行业垄断、法规体系的薄弱，程序性法规的匮乏，政府官员大量的寻租行为等。“缺位”主要是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需要政府发挥一定职能，但是政府没有发挥或者发挥的不充分现象，主要表现在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失当,不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物品及服务，不能保障公民的自身福利，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等。

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对部门管理方面工作明显强于对行业管理工作，这就导致大量行政性企业的出现，这些行业部门利用自身行政特点阻止其他经营者进入和参与本行业的经营活动，如石油、电力、电信和铁路等行业。同时利用自身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干涉企业经营决策战略，领导人任免等；其次是地区垄断，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行政权力资源，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市场准入资格，阻止其他地区的等同商品进入本地区，来确保该地区商品的垄断地位。其后果是将我国整体市场分割开来，形成若干个小市场，严重的阻碍了商品、资金、物质的流通；同时造成了市场中各个经济主体的分配不公，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并在各地广泛设立行政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并联式审批、阳光下作业、规范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我国行政审批依旧过多，例如2014年2月，海南省人大代表展示了一个投资项目到办完所需要的手续，包括了30多项审批，盖上百个章，最少经历272个审批日。其次，我国仅仅依据国家部委现有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文件来推动行政审批改革，缺乏统一科学合理的标准，而且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行政审批定权，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身利益随意设置审批事项。第三，我国政府在行政审批环节普遍存在“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利、轻义务”，“重利益、轻服务”的现象。一些政府部门只注重与自身既得利益相关的项目，在审批过后很少对审批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许多符合审批条件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后因为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效益不好，很快就被淘汰，甚至有利用审批获得合法身份后在市场中大肆侵犯公共利益，对公共财产和人身权益造成极大伤害[3]。此外，政府机构的盲目扩张导致政府部门机构过度庞大，人员质量参差不齐，人浮于事，无法实现市场经济中政府理应体现出的高效、便捷等特点。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要求资源在市场经济规则下实现合理配置和有效分配。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还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没有一套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机制，也欠缺对有限法律的灵活运用，同时现在主要以“人治”为主，“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时有发生的前提下，政府执法意识和观念缺失，人治色彩依然存在与某些环节和过程中，造成执法的隐蔽和主观臆断[4]。由此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不能限制市场垄断，不能有效禁止市场不正当交易，因此市场经济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三、上海自贸区实践中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与创新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本国（地区）法律和规定为基础，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这种方式属一国境内关外的贸易行为，也就是某一国（或地区）在其辖区内建立一个区域进行对外贸易，对贸易活动不过多干预，且优惠或免除对外运入货物的过路费。上海自贸区由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组成，实行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外商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多项改革措施，试图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新的试验田。根据目前国务院以及商务部公布的方案和具体实施的政策来看，上海自贸区管理中政府进行经济职能转变主要采取了监管模式创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完善法制保障、进行地方立法实验等举措。

自贸区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同时探索施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法无禁止即合法，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让市场较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负面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②。对外资施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而不依赖当前已有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主动放弃行政控制，这点说明此次对监管模式创新的目的是消解政府部门因其行政管制而产生的设租、寻租的机会。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利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简化步骤，减少政府行政管制，提供一条整合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有效路径。

以“轻审批、重监管”为中心，减少对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产生阻碍的行政审批。建立统一受理、综合审批、并联审批和高效运作的服务模式，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平台，使不同部门协同管理，摆脱传统的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提高效率。更改12项行政审批事项为备案制，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并意味着政府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的方向转变，减少了行政审批事项、打破垄断，防范目前体制中因政府行政干预而产生的设租现象。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减少政府行政干预经济过程方面也用相似作用，所以负面清点管理模式在未来应当应用于国内企业而不仅限于外资企业。

建立行业信息跟踪、监管和归集的综合性评估机制，加强对试验区内企业在区外经营活动全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监督。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体系，提高执法效率，在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管、知识产权、工商、税务等管理领域，社会力量被积极鼓励参与市场监督，实现高效监管，体现了政府在市场监督方面向社会放出本属于它们的权力，并且可能在未来会形成统一的市场行政监管机构。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授权，试验区内，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实施《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试行期为3年。同时强调地方立法对于上海市的重要性，上海为了符合自贸区发展需要可以制定相关有利的法律法规。

总的来说，在上海自贸区内，政府对监管市场经济活动的创新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减小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力度、“重监管、轻权力”、改革审批制度，并进行地方立法试验等举措，甚至进行整个管理体系的创新再造，以期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体系，消除市场分割，都是在实践“小政府，大社会”和服务型政府，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努力实现高效的、市场化的宏观调控管理，以及有效、审慎的风险管理。这是创新的改革思维，也是理清市场和政府最优边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尝试。

四、推进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政策建议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必须做到依法行政，明确落实政府行为的法律责任[5]。而实现法治化管理，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及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要用完善的切合市场经济法律和规则代替政府的发号施令，代替政府的政策措施。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要明确立法先行的思想，应当在《宪法》、《立法法》和《行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划分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监督的作用，限制政府行为过程中的恣意和专断，使其更好完成协调、监督、引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这次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上海自贸区暂停施行的外贸三法和文物保护法的部分条款的举措是我国法制史上首次出现的暂停现行法律制度的现象，说明我国法律制度仍有部分与国际自由市场经济贸易相冲突的部分，同时说明我们政府亟须进行更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法规建设，加强自身法律体系与国际贸易大环境的联系。

政府应逐步向市场放权，将精力投入到宏观调控和对市场的监督中，营造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和保证市场的有序进行，建设服务型政府。同时政府机构还能相应落实法定质询、罢免等追究责任的具体程序，创设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责任制度，强调对市场经济政策制定的责任意识，建设责任型政府。在促进政府经济职能转换的前提下，政府应精简经济职能相重合的机构，提高工作效率。裁汰冗员，营造人才创新新环境，提高行政人员本身的素质，增加公务员渎职、腐败的风险和成本，修改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采用绩效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量化政府效率的评估指标，多方面确定评价政府效率的标准，使政府效率易于评断，容易监督。同时可以采用科学化、电子化手段和方法解决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方便政务及时向公众公开，如推行电子政务，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等，可以更好实现政府行政管理高效、公平、合理。

政企合一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国有企业不能成为市场主体，干扰了统一的市场规则对各个市场主体的平等[6]，而政企分开的要求是政府不得再担任企业经营权主体，即将现有政府所拥有的所有权的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通过设立董事会，实行股权多元化，将所有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多数代表公民所有者的其他机构。因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最终属于人民，所以所有权必须交由代表人民意志的机构，而不是由政府具体代理，最终形成“政府所有”的经营机制。同时，政府应当承担起本应由政府承担但实际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公民福利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减小国有企业应承担政府的社会职责而付出的成本，做到政府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也要收回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

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意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国家战略，是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这项重大改革是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重在提升软实力，各项工作影响大、难度高。
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主要任务是要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利于培育中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对于上海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推行，获得机会的不仅是贸易领域，对于航运、金融等方面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将使上海突破已有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上海注册开业。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将使得海上保险等航运服务业务在上海得以培育和集中，解决航运中心建设中金融支持的问题，这将使得上海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
免税和自由港将有利于吸引高端制造业，而贸易区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加工、制造、贸易和仓储物流企业聚集，叠加中国的产业升级。因此，自由贸易区对于物流的集聚效应将更加显著。

❺ 2018年国务院通报的全国自贸区创新案例有哪些地区及典型做法

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

（共130项）

1.北京市大力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改革。

2.北京市西城区推进“三纵两横一平台”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3.北京市朝阳区放宽服务业准入，助推区域高水平开放。

4.北京市丰台区以“一窗办理”提升企业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5.北京市海淀区扎实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

6.天津市和平区狠抓精细化管控，推动打好城区污染防治攻坚战。

7.天津市红桥区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

8.天津市滨海新区搭建招商引资平台，推进高水平开放。

9.天津市蓟州区破除“以药养医”，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10.河北省邢台市实施“两不见面”改革，打造服务市场主体“直通车”。

11.河北省张家口市建立“四方协作”机制，探索可再生能源扶贫新路。

12.河北省迁安市坚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13.河北省定州市探索“三项试点”，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14.河北省黄骅市通过家庭医生管医保推进基层健康管理。

15.山西省大同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努力实现从“煤都黑”到“大同蓝”。

16.山西省长治市城区积极搭建“双创”平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7.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全面推进区、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

18.山西省忻州市坚持“六环”联动，推进整村扶贫搬迁。

19.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税务“一窗式”综合受理。

20.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以口岸开发开放为重点，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1.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大力培育发展大数据产业。

22.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坚持“三个结合”，推进乡村振兴。

23.辽宁省大连市探索跨部门跨层级“双随机”联合检查，实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

24.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以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5.辽宁省辽阳市实施动态管理，开展精准医疗扶贫。

26.辽宁省盘山县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27.辽宁省调兵山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

28.吉林省长春市探索打造“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人”政务服务新模式。

29.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全力打造全国秸秆综合利用新样板。

30.吉林省四平市打破常规有效破解“无籍房”问题。

31.吉林省白城市以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进智慧医保建设。

32.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探索企业集群登记模式，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33.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围绕重点持续发力，推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

34.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构建新型“碳”产业，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35.上海市多措并举提高外国人才来华工作便利度。

36.上海市长宁区探索“验放分离、零等待”，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37.上海市杨浦区着眼建设“世界级创谷”，打造“双创”升级版。

38.上海市嘉定区以科技创新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39.上海市浦东新区以“四个突出”全面推进“证照分离”试点，打造“放管服”改革浦东样本。

40.江苏省南京市着力打造集聚创新资源“强磁场”。

41.江苏省苏州市实施“四大工程”，扎实推进高水平开放。

42.江苏省南通市推行县域综合执法改革，实现“一个领域一支队伍”。

43.江苏省淮安市开展“数字化联合审图”，施工图审查进入“快车道”。

44.江苏省东海县从早从严从实加强管理，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45.浙江省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

46.浙江省湖州市实施“‘五未’土地处置+‘标准地’”改革，全面提升土地利用效益。

47.浙江省衢州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最多跑一次”示范市。

48.浙江省台州市深化改革试点，助推民间投资逆势上扬。

49.浙江省丽水市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途径，实现“点绿成金”。

50.安徽省合肥市大力培育创新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51.安徽省淮北市积极扶植新兴产业，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52.安徽省亳州市大力推进降成本，增强民间投资动力。

53.安徽省宣城市提高区域内就诊率，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54.福建省福州市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55.福建省厦门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56.福建省三明市建设紧密型医联体，向全民健康再出发。

57.福建省南平市连续19年推进科技特派员工作，助力精准扶贫。

58.福建省晋江市践行“晋江经验”，推进商务创新发展。

59.江西省景德镇市活化陶瓷工业遗存，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60.江西省萍乡市创新海绵城市试点，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61.江西省赣州市推出3个“信贷通”，探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62.江西省吉安市着力抓好产业扶贫，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63.江西省上饶市多措并举，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

64.山东省济南市“加减并重”，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开工。

65.山东省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66.山东省威海市大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建设质量强市。

67.山东省日照市推行压缩企业开办时间“513模式”，全面优化营商环境。

68.山东省滨州市“破立并举”，扎实开展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69.河南省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水利现代化步伐。

70.河南省焦作市实行“两定制兜底线”，打造健康扶贫新模式。

71.河南省漯河市以开展标准化建设引领高质量发展。

72.河南省三门峡市建立“三项机制”，激活金融扶贫源头活水。

73.河南省驻马店市借力农产品加工业会展经济助推大发展。

74.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打造新兴产业集群。

75.湖北省黄石市试点“承诺预办、先建后验”，加快项目建设施工。

76.湖北自贸试验区襄阳片区大幅简化退税流程。

77.湖北省枝江市多措并举解决“化工围江”。

78.湖北省钟祥市大力推进生态工程建设，打造宜居乡村。

79.湖南省长沙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80.湖南省株洲市“三措并举”，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81.湖南省湘潭市力促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

82.湖南省衡阳市营造良好环境，承接产业转移。

83.湖南省宁乡市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融合发展。

84.广东省广州市着力打造高品质家庭医生服务。

85.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实现企业开办最快一天。

86.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以智慧化“城市大脑”助力“放管服”改革提速提质提效。

87.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打造“两链一环”，全力构筑创新高地。

88.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依托V—Tax远程可视自助办税平台，实现全国直办“零跑动”。

89.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成效显著。

90.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创新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模式，解决跨省区流域环境治理难题。

91.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创新采矿临时用地制度，有效保护耕地。

92.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推进边贸转型升级。

93.海南省海口市统筹推进市域水污染治理工作。

94.海南省三亚市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抓手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95.海南省东方市带领群众走上热带特色现代农业致富路。

96.重庆市统筹规划精准治理龙溪河流域水环境。

97.重庆市万州区分类施策“四区”并进，推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上台阶。

98.重庆市梁平区强化“人”、“地”、“钱”统筹，破解乡村发展瓶颈。

99.重庆市忠县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100.四川省成都市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打造“双创”升级版。

101.四川省泸州市推出企业开办小时清单制。

102.四川省眉山市突出地方特色，推进乡村振兴。

103.四川省大竹县创新“双靠近三融合”模式，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04.贵州省贵阳市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为群众办事增便利。

105.贵州省遵义市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106.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以创新引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07.云南省丽江市依托“一部手机游云南”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108.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全面打响以洱海保护治理为重点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

109.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立足区位优势扩大双向开放，激活发展动力。

110.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扎实推进藏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

111.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聚焦特色领域，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工作。

112.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深化土地集约利用，着力破解用地保障难题。

113.西藏自治区曲水县创新脱贫思路，强化产业带动，激发内生活力。

114.陕西省西安市建立完善“1+N”社会救助体系，织牢织密兜底保障网。

115.陕西省延安市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

116.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积极打造“一带一路”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

117.甘肃省张掖市打造全国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城市。

118.甘肃省酒泉市发展戈壁生态农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119.甘肃省临夏市八坊十三巷旧貌换新颜，“城中村”变身文旅新地标。

120.青海省创新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大力推进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121.青海省西宁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122.青海省海东市创新体制机制，全面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12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满足群众健康需求途径。

124.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区。

125.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变黄沙戈壁为创新发展新热土。

126.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2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行西行国际货运班列，打造“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新格局。

1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大力实施棚户区改造，优化城市环境。

12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以旅游业为主体，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3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狠抓土地利用监管，高质量支持边疆建设。

此外，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各地的经济政策及动态，经济带网是你不错的选择。

❻ 上海自贸区的任务

《中来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自区总体方案》明确了试验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措施。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先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

二是扩大投资领域开放。选择金融、航运、商贸、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

三是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培育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鼓励企业统筹开展国际国内贸易，实现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

四是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建立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促进跨境融资便利化。推动金融服务业对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和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鼓励金融市场产品创新。

五是完善法制保障。各部门要支持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上海市要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试验区管理制度。

❼ 四大自贸区落地 哪些政策亮点值得关注

4月20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六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内自贸区的文件，一项是四大自贸区共用的负面清单、一项是自贸区内对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办法，其余四项则是扩容后的上海以及新设立的福建、天津、广东四大自贸区方案。

同日，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和四大自贸区所在的副省级官员出现在国新办，就四大自贸区方案召开新闻发布会。

从四大自贸区的方案中可以看出，其相同点都在探索现代治理体系、以开放倒逼改革，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但四者又有所不同。除了上海自贸区有“受命”之托，其他三地的自贸区更多为地方主动申请。从出台的方案来看，经济外向度较高的福建、广东都有特定的区域合作对象：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港澳，而天津主要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因为对台的特殊性，福建方案的优惠政策最大，并且没有特别强调“辐射带动”效应，广东自贸区则强调了“内外资都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而最“大胆”。

负面清单有了实质性“瘦身”
此次四大自贸区试验的最大亮点就是施行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主要特征的投资管理体制以及金融开放。

这两项试验内容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前者是政府对投资体制职能的转变，后者是最核心也是最难的行业开放，是难啃的两块“硬骨头”。

分管外商投资的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介绍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经验时，提到了这一年半来上海自贸区在投资管理模式的转变尝试以及将这种与先前截然不同的管理体制扩大到全国的风险考虑。

2013年9月29日挂牌的上海自贸区，在28.78平方公里、四个不连成片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开始了转变投资管理体制的试验。

王受文称，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尝试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先行，也正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带动了政府职能转变。

王受文说，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到国内投资需要逐案审批。上海自贸区挂牌起，就对负面清单(2013版190条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改成备案管理。这与改革开放早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企业法》)”相冲突。商务部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自贸试验区之内不再进行逐案审批，而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进行备案管理。王受文称，这就是“依法先行”。

到中国来的外商投资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即便是鼓励类的我们也要审批。”王受文说。上海自贸区的试验内容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不再需要审批，改为备案。“这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创新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王受文介绍，现在在上海自贸区，90%的外商投资都适用备案管理程序，只有很少需要审批。

也因此，3000多家外资企业在一年半之内进驻上海自贸区。“这么多家企业进来以后，政府对他们怎么管理？”王受文说，“我们特别强调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实施分类监管、综合监管、动态监管，而且政府采用‘一站式’、‘单一窗口’等模式，大大的提高了行政效率。”

2015版的负面清单共122项特别管理措施，相较2013版的190项、2014版的139项，分别减少了68项和17项。

不过，2014版在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因为第一次瘦身更多是单纯条文上的加减。

2014版本从明面来看，比最初的2013版负面清单削减了51项特别管理措施。但这51项里有“水分”，有24项是“合并同类项”，并没有实质性取消。剩下的27项里，又有13项是中国企业自己都不能做的冗余项目，比如“黄”和“赌”。除去这些，2014版负面清单相较2013版实实在在减少的“干项”只有14项。

2015版比2014版减少的是实实在在的17条。所以，不论是幅度还是力度，最新版负面清单都更让外资看到中国的诚意。

“其实最重要的是看负面清单特别管理措施所涵盖的范围。” 陈波说，2015版负面清单比2014版有了巨大进步，也比2014版更加简单明了。

不过，这距离上海方面年初设想的将负面清单缩减到100条之内尚有差距。此前有报道称，上海官员曾多次表态，2015版负面清单将争取压缩在100条内。

金融开放仍显模糊
细查看2015版负面清单，四大自贸区共用的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共划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

第八门类的金融业，显得和其他14个门类不太一样。负面清单一般是“禁止”或“限制”投资什么，但在金融业却出现了允许以及如何投资的条款。

也就是说，最新版本的负面清单不是那么“负面”，也有“正面”。

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秘书长陈波认为，由于金融类并未明确标出“禁止”和“限制”的条款，2015版负面清单其实是混合型的。

外商投资的监管机构主要是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2014版和2015版负面清单主要由这两个部委制定。但金融开放不仅涉及准入问题，还关乎系统安全性。这需要“一行三会”来参与制定。

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内部讨论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将专业度高的“一行三会”邀请进来一同参与，一是干脆负面清单就不包含金融业。

最终，由于负面清单是综合性的，所以不得不包含金融业，又因为金融禁止和限制方面的举棋不定，所以2015版负面清单其实是一个“混合型清单”。这反映了自贸区对于金融开放法律制定的不确定性。

“一行三会”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参与制定金融类的负面清单，这样的“留白”从中国自身利益来说未必是坏事。

持这种观点的建议者认为如果金融类负面清单太详尽，未来谈判的筹码会大大减轻，所以自贸区的金融业不需要通过太明显的负面清单来开放。

但金融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在负面清单中的模糊性而减慢，正在按步推进。

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改革中，颇引人关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自由贸易帐户，“这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

“现在完成了第一步，正在走向第二步的路上。第二步我们已经形成了工作方案，现在正在报批的过程当中。”沈晓明说。

上海自贸区正在推进的资本项下可兑换其实可以追溯到2009年国务院19号文《关于促进上海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希望上海在2020年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沈晓明称，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改革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2月12日，上海自贸区紧凑地推出关于自贸区账户的新开放措施。这些新措施被认为高于市场预期。

界面新闻记者还了解到，接下来，个人自贸区账户的开设、新的能源比如原油和天然气现货交易平台将会在今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推出。

离岸业务税收有可能优惠
若问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大经济特区和四大自贸区有何不一样，多数官员会提到税收优惠政策。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4月20日也称，改革开放初期，为鼓励企业到经济特区去投资，经济特区实施了优惠政策措施。但今天的自贸试验区不再是一个政策“洼地”，自贸区没有税收优惠政策。

但广东自贸区内的深圳前海、横琴片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保留。王受文解释道，这两个片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不是因为自贸试验区而赋予的，是原来就有的。也因此，广东自贸区方案中，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珠海横琴税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于自贸试验区内其他区域。

虽说自贸区改革是政策高地不是政策洼地，但界面新闻记者发现，在4月20日公布的四大自贸区方案中，对于税收优惠并非一棍子打死。

以天津自贸区方案为例，在“保障机制”一栏下，明确写到“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前提下，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陈波认为，政策高地和税收优惠并不一定完全矛盾。他说：“有些行业如果竞争对手是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进行税收优惠是必然的，否则无法跟人家竞争。”

据界面新闻记者了解，新加坡和巴拿马科隆自贸区的税收只有7%。如果中国自贸区离岸贸易所得税依然为25%，那么将没有任何优势，相关的贸易附加值业务就无法转移过来。

“从这个角度出发，只要是国内没有的或者尚未有成熟体系的，可以按照国外竞争对手的税收优惠体系来比照。这个跟制度高地之间没有冲突。”陈波说。

界面新闻记者还了解到，四大自贸区重点试验的融资租赁和远洋航运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将会被讨论和研究。

福建最优惠广东最大胆
对比四大自贸区方案，界面新闻记者还发现，福建自贸区给予台资的优惠最多。在其方案提出的主要任务和措施中，专门提到“率先推进与台湾地区投资贸易自由”。

以电信领域开放为例，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自贸试验区内试点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提供离岸呼叫中心业务及大陆境内多方通信业务、存储转发类业务、呼叫中心业务、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为上网用户提供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仅限应用商店).

仅这一项开放政策就很诱人了。

并且与其他三个自贸区方案不同的是，福建自贸区方案未有强调和凸显“辐射带动作用”的字眼。

陈波称，因为台湾不确定的离心力以及其对大陆不言而喻的政治军事意义，福建自贸区给予其额外的优惠开放政策是自然的。

“这种优惠不太可能给其他国家或地区。”陈波说。

而界面新闻还注意到，广东自贸区的方案最“大胆”，这与人们对广东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印象相符。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徐少华4月20日对界面新闻记者说，广东自贸区将用一年的时间探索对内资和外资均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主要是针对外商投资，广东率先探索对内资也“一视同仁”的想法确实值得关注。

这与其“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定位相关。陈波认为，2003年就签署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补充协议(CEPA)其实有80%没有落实，需要在广东自贸区内先行先试落地，这也是港澳的需求。

陈波说，四大自贸区改革形成相互竞争和补充的局面，可以促使自贸区内的改革更快更有效地在全国落实和推广。

那么会不会有第三批自贸区出现？

对此，王受文在20日的发布会上说：“我们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把自贸区试验被证明是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向全国推广，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不在于建立更多的自贸试验区。”

这样看来，第三批自贸区至少要等到四大自贸区运行3年且评估之后才可能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