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保险交易所的法律定位

❶ 如何熟悉 证监会 银保监会和交易所的法律法规

一行三会是国内金融界对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
、中国证版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权证监会）
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会）
这四家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的简称，此种叫法最早起源于2003年，一行三会构成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一行三会均实行垂直管理。

❷ 论上海保险交易所的法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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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是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而新三板与沪深交易所的主要区别有哪些？服务对象不同，投资者群体不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中小微企业与产业资本的服务媒介，主要是为企业发展、资本投入与退出服务。法律快车小编为您一一介绍。
“新三板”与沪、深交易所具有相同的法律定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证券法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2012年9月正式注册成立，是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之后第三家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在场所性质和法律定位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与证券交易所是相同的，都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三板”与沪深交易所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服务对象不同，新三板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这类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尚未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在准入条件上，不设财务门槛，申请挂牌的公司可以尚未盈利，只要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规范、公司治理健全、业务明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份公司均可以经主办券商推荐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二是投资者群体不同。我国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
三是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是中小微企业与产业资本的服务媒介，主要是为企业发展、资本投入与退出服务，不是以交易为主要目的。
针对自然人投资者，将从财务状况、投资经验、专业知识三个方面严格准入条件，提高投资者准入门槛。不符合适当性要求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专业机构发售的基金、理财产品等间接投资于挂牌公司。
“新三板”公司可直接转板至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监会表示，《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要求建立不同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就是要使得交易所市场、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和区域性股权转让市场之间形成上下贯通、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公司可以直接转板至证券交易所上市，但转板上市的前提是挂牌公司必须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在股本总额、股权分散程度、公司规范经营、财务报告真实性等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
建立便捷高效的转板机制后，企业就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股份转让和融资等方面的不同需求，自由选择适合的市场，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❸ 论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地位

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地位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1-29

（1）“事业单位”可以是一个地道的行政机关。为了淡化行政机构的不断膨胀的事实，相当一部分以履行政府职能为目的、本来应当作为机关设立的机构统统纳入了事业单位。这些机构行使行政权力，官员不纳入国家公务员编制，经费部分来自国家财政、部分来自机构向管辖行业征收的费用。中国证监会、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商标局、国家专利局、新华社等等机构都是“事业单位”。每一次“精简机构”都会有一部分政府机关变成“事业单位”。

（2）“事业单位”可以是一个强制执法机关，如“劳动教养所”、“劳动教养农场”。

（3）“事业单位”可以是一个控股公司，例如：大学、科研机构可以是若干商业公司的股东。

（4）“事业单位”可以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如：出版社、服务公司。

（5）“事业单位”还可以是提供专业服务的私立机构，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总之，把证交所说成事业单位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说明它的真实属性的信息。

2.3 上交所的政府管制

在交易所成立之初，法律文件总是以一种灵活方式表述交易所的管制权限，从而既能包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双重管辖，而又不至于引起权限争议。按照上海市政府1990年11月颁布的行政规章，上交所依据市政府的行政规章而取得法人资格，但是，该行政规章又承认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权力属于“国家证券主管机关”。[xix]与此同时，上交所章程也声称自己受“国家证券主管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和有关部门的监督”。[xx]

在上交所成立之初，地方政府掌握着管制权，同时，上交所和其他被归入“金融机构”的组织一样，它在业务上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分行监管。1992年底，国务院重新划分证券市场的管辖权限，人民银行将管制证券市场和证券经营机构的权力移交给新设立的证券委员会，“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由当地政府归口管理，由证监会实施监督。”[xxi]可见，在1990 - 96年间，地方政府在管理交易所的过程中担当主要角色。

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最初都是地方性“股份制试点”的产物，随着“股份制试点”全面推开，上海和深圳的交易所转变为全国性的证券交易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的管制模式也发生了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围绕交易所管制的主要趋势是恢复中央集权：中国证监会的管制权不断扩张，地方政府的管制权日渐退缩。[xxii]90年代中期之后，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成为中国证监会直接控制之下的“市场一线”监管机构，地方政府只是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具有影响力。交易所的管理权限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边界在9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了变化，与保险、工商、海关、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一样，证券市场管理体制一直循着中央集权的轨迹攀升，至少法律表述清楚地显示了这样的轨迹。

如果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我们无法拒绝这样的结论：上交所不是一个民法意义上的“法人”，更不是一个会员制社团，而是政府创设、政府管理之下的一个承担证券市场组织、营运职能的公权力机构。法律文本将“会员制”作为交易所的一个主要特征，反映了思维和表达的路径依赖——一种试图“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惯性。在这里，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逻辑在主导思维和表达：“外国交易所主要是会员制，中国交易所要和国际惯例接轨，因此，中国交易所也须是会员制。”然而，这种依样画葫芦的“接轨”忽略了一些前提性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证券交易所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采用会员制？ 中国现实存在的交易所是不是真的采用了会员制？ 如果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会员制？ 我们不难想像：如果有一天真的按照《证券法》而将上交所的“积累”分配给“会员”，那将是一个无法纠正的历

史误会。

2.4 什么是会员制？ 以NYSE为个案的回答

2.4.1 会员制交易所和行会的独占传统

会员制交易所来自西方的行会传统。行会的发展轨迹是以自律为起点，以行业独占为最终目标。

NYSE建立自律规则，吸引信誉良好的证券商加盟，组成了一个精英俱乐部，进而不断扩展市场份额，最终形成了独占优势。NYSE常规会员的数目和交易大厅内的席位相等。常规会员为“席位持有人（ seatholders） ”。常规会员必须是自然人，但是，公司或其他机构可以是“会员关系”的信托受益人。取得会员资格的前提是：申请人必须从现有会员那里受让、租赁交易席位或会员资格。常规会员拥有如同公司股东的权利，诸如：选举董事、在公司解散时参与剩余资产分配；常规会员得在场内占有席位，使用交易所的设备，无须通过经纪人而直接进行场内交易。

传统的NYSE会员制有四个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的背后都是会员的独占利益：其一，限定会员人数和交易席位，非会员不得入场交易，故场内交易是会员独占的市场；其二，在1979年之前，NYSE一直禁止会员从事任何场外交易，从而保证NYSE自身独占上市股票的交易市场；其三，在1971年之前，NYSE实施最低佣金规则——会员接受非会员券商的委托收取佣金不得低于NYSE规定的最低限额。

最低佣金规则使非会员券商执行委托买卖指令的成本注定超过会员券商，从而无法就执行委托买卖的指令与会员竞争；其四，在1968年之前，NYSE一直推行统一佣金标准，以一百股整数交易的价格作为佣金的计价基数，禁止会员向大宗交易客户提供佣金折扣。统一佣金标准实质上是禁止会员之间相互竞争而动摇独占基础。[xxiii]会员制交易所背后有一个表面上很有道理的逻辑：公平、高效的交易需要集中竞价，集中竞价需要交易大厅，交易大厅里的场内交易只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市场参与者，那些有资格参与场内交易的人应当组成一个自律社团。然而，这一逻辑的事实基础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电子技术给中国带来了更为高效、更为经济、更为公正的集中竞价交易——这种交易不需要有形的交易大厅，买卖双方甚至可以不必经过经纪商，自行通过电脑终端向交易主机输送买卖报价。光纤通讯、宽带网络和大容量硬盘接纳市场参与者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制度创新的惟一限制是我们自身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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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交通事故赔偿纠纷仲裁案件中，保险公司处于什么地位

一、从对《交法》第七十六条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应是共同被告而非第三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理解，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在设立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新制度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应负之责，负有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受害人直接赔付的义务，且承担的是第一序位的赔偿义务。机动车肇事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种补充赔偿责任，既是序位的补充，又是差额的补充，即就保险公司责任限额外的差额部分，机动车肇事方才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赔偿责任。
《交法》第七十六条既然规定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承担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那么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共同被告，则是其赔偿责任在诉讼法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可能作第三人。
第三人分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独立请求权利是对于本诉的原告和被告而言的，他将本诉的原告和被告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本诉的原告和被告都是他的被告，第三人实际居于原告地位。保险公司对受害人和致害人(被保险人)而言，只有赔偿义务，不可能成为原告(若行使追偿权则另当别论)，故保险公司不可能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或依附于原告，或依附于被告。他对本诉争议的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只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受害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中，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只能依附于被告(致害人或被保险人)，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此种诉讼地位则是传统保险理念下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中，责任保险为被保险人转移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式，责任保险专为填补被保险人因为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受到损失的目的而存在。责任保险合同纯属为自己(被保险人)利益的合同，受到伤害的第三人不能直接诉请保险人给付赔偿金，甚至在对被保险人起诉而胜诉时亦同。在这种理念之下，投保人和保险人为合同当事人，被保险人为合同关系人，受害人既非合同当事人，又非合同关系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自然不享有责任保险合同中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更无权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在被保险人向受害人为赔偿前，保险人亦不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因为被保险人如果未向受害人赔偿，则损失尚未发生;损失尚未发生，则保险责任尚未发生;即使在被保险人应向受害人为赔偿，倘若未接到被保险人指定给付的通知，则保险人只能向被保险人赔偿，不得向受害人为保险金给付。可见，受害第三人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
我国的商业性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依据的是《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合同的主体有当事人和关系人之分。所谓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指订立保险合同并享有和承担保险合同所确定的权利义务的人，包括保险人和投保人。所谓保险合同关系人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对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人。故投保人未必享有直接请求权，保险合同关系人才是享有直接请求权的人。依《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三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保险合同关系人。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责任保险属财产保险中的一种，责任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只有被保险人，没有受害人。受害人在商业三者险中被排斥在保险合同关系人之外，对保险合同不享有保险金给付的直接请求权。2003年12 月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一条，将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该条规定：“在第三者起诉被保险人要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列为第三人。”征求意见稿出台时《交法》尚未公布，它是对《保险法》规定的商业三者险合同作出的解释。
二、保险公司作为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共同被告与现有民事诉讼法及保险法、合同法相关规定存在矛盾和冲突。
在诉讼法理论上，不同的法律关系应作为不同的诉来处理。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将保险人与作为致害人的机动车一方作为共同被告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关于必要共同诉讼的规定。必要共同诉讼是“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即对诉讼标的具有共同权利的为共同原告，对诉讼标的承担共同义务是共同被告。对侵权损害赔偿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不是共同致害人，不是肇事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没有共同义务向受害人赔偿;对保险合同诉讼而言，保险公司与致害人对受害人没有共同赔偿义务，只有被保险人享有合同规定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由于传统保险法将受害人排除在合同关系人之外，保险公司与受害人更是毫无关系。因此，受害人将保险人列为共同被告或法院追加保险人为共同被告都违反了程序法有关共同诉讼的一般规定。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该条规定了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义务和条件。保险人能否直接向受害人支付保险金，要么取决于其他法律的特别规定，要么取决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我国的商业性责任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坚持传统的责任保险理念，鲜有达成“保险人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特别约定。在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一般都是先由被保险人向受害第三人赔偿，然后凭有关原始费用凭证再向保险公司领取赔款。故《保险法》第五十条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而言形同虚设。而且即使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达成了“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第三人支付保险金”的协议，这种特别约定到底是利益第三人条款，适用《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还是合同债权的转让，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若定性为利益第三人合同，倘若保险公司不依约定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支付义务，受害第三人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得以合同相对性进行抗辩。因为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保险人只对合同债权人即被保险人承担违约责任，受害第三人连原告主体资格都没有。若理解为权利的转让，则受害人可直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给付。受害人有原告主体资格，只是权利的行使受到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人的权利源自于被保险人，受害人并未取得优于被保险人的地位，受害人所得的就是民事赔偿责任人所拥有的保险。这意味着受害人的权利受到保险人可得依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进行抗辩的限制，保险人可以用被保险人未尽如实说明的义务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违反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及义务等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的请求权。无论理解成涉他合同还是债权的转让，对受害人的保护都受到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至于其他法律的规定，一般都是关于强制责任保险的特别法，目前我国只有《民用航空法》和《交法》。《民用航空法》规定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投保地面第三人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责任担保，并且受害人可以直接诉讼保险人和担保人(第166条、第168条)。《交法》第七十六条虽然规定保险公司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向道路交通事故的受害第三人赔偿，其在程序法上与被保险人作为共同被告，则与现有诉讼法、保险法、合同法有关规定不符，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立法及时应当跟进，以特别法的形式，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对现有法律规范进行适当的突破，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法定的直接请求权，是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制度立法目的的内在要求。
强制机动车保险制度的设计和推行，乃是为了维护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具有浓厚的公共政策性，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执行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所树立的公共政策——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的保障。故强制机动车保险合同本质上与传统保险为被保险人利益不同，而是为第三人利益兼为被保险人利益，以保护不特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为核心目的。与传统保险合同不同，各国强制保险合同不只将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且也将第三人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对合同关系人的扩张缘于各国强制机动车保险法法律、法规赋予受害人对保险人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例如，英国《1988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43条规定第三方对承保人的诉权，德国《汽车保有人强制保险法》第 3条第1款规定第三人得对保险人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应是与《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第一序位的赔偿责任对应配套的制度设置，是强制责任保险法律为了让受害人得到及时赔偿，为受害人在可向致害人寻求救济渠道外开辟的另一条更为保险更加快捷的救济渠道的权利。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这种请求权，一是直接的，不必辗转于被保险人，无须被保险人请求权的让渡;二是独立的，不必依附于被保险人，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独立取得。这种独立的直接请求权不受制于被保险人，反过来限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被保险人虽然也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向受害人实际赔偿前，不得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而只有在已对受害人赔偿、且强制保险金在给付受害人后仍有余额的前提下，才能就已赔偿的金额在责任限额范围内，向保险人请求给付。同时该请求权也不受保险公司赔偿序位的限制。因为受害人对保险公司和致害人分别拥有两种独立的请求权，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受害人对这两种权利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同时行使，受害人选择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被保险人不得以保险公司为第一序位赔偿进行抗辩而拒绝先行赔付。受害人放弃其中一个请求权的行使并不导致对另一请求权的否定。但是由于两种请求权在责任限额内同时指向同一损害，为防止重复支付，当对其中一方的请求得到支付之后，对另一方的请求则在实际支付的赔偿数额内免除。不过，从诉讼经济原则的角度考虑，同时为查明案件事实，受害人一般是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将致害方和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四、《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合同的直接请求权，有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与所有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一样，《条例》第一条就明确了立法的目的和依据：“为了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可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立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这与世界各国强制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并无二致。出于对比立法目的的贯彻和张扬，世界各国强制机动车责任保险的各种制度设计，抛弃了合同法、保险法上的许多基本原则，创设了一些强制责任保险所特有的制度，例如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并且为先取特权。早在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条例》草案中就没有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这是立法上的重大缺漏，建议修改时补上。现在公布的正式《条例》，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受害人直接请求权的条文，只规定了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此条文与《保险法》第五十条一脉相承。虽然是赋予保险公司给付对象上的选择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软化了保险公司对受害人赔付的义务，但我们也可以将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的规定理解成此规定暗含受害人有权直接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保险金给付。但《条例》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一条在规定保险理赔程序时，却将受害人置于整个保险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除了通知保险公司已发生了交通事故和受领保险金(如果保险公司选择向受害人直接给付)外，其理赔和索赔的中间环节，从提出保险金赔付的申请，到提供索赔证明和资料，到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以及发生争议有权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主体都只有被保险人。而这些环节至关重要，涉及到保险公司赔与不赔、赔多赔少等有关受害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由于《条例》将受害人排除在理赔程序之外，受害人无权参与到具体理赔的交涉和商谈中，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被动接受最终的理赔结果。可见受害人在保险理赔环节的被动地位十分明显。倘若被保险人索赔资料提供不全，导致保险公司不赔或少赔;倘若受害人对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事故认定书是保险公司理赔认定过错和责任的重要依据)，不认可赔付的保险金额;倘若保险公司将保险金赔付给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不给付给受害人，受害人如之奈何?在整个理赔过程中，《条例》没有赋予受害人任何救济权利，受害人不得不在理赔程序终结后，陷入繁琐和艰苦的侵权诉讼中，此种结果与强制保险法的立法目的相去甚远。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由上述分析可知，《条例》固守传统责任保险理念，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不赋予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在这一问题上，与我国现有的商业三者险雷同，违背强制责任保险国际立法潮流，全无立法的先进性可言，使得《条例》标榜的立法目的无法座实。《条例》不规定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那么可以预见依据《条例》制定的、在2006年7月1日实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条款亦不可能将受害人作为关系人，这与《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脱节、矛盾甚至反动，造成了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的错位，也给审判实务适用法律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混乱。
为求得司法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对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问题，以及此种请求权的性质问题，以及受害人与被保险人同时对保险公司享有的直接请求权行使的优先问题等等此类既涉及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又影响到实体处理的问题，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指导审判实务。笔者认为，《条例》虽然没有明确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且将受害人排斥在保险理赔程序外，但也仅仅限于保险理赔程序，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保险公司的起诉权。况且《保险法》和《条例》均规定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交法》第七十六条从保护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等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的公共政策出发，确立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确立无过错责任制度，在赔偿序位上更将保险公司推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最前沿。因此，司法解释应从《交法》和强制责任保险法的立法目的出发，依据相关法律，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
五、《条例》明确了受强制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圈定了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
不是所有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都可以保险公司为共同被告主张权利。因为在《交法》第七十六条交织着两种法律关系三方当事人，一是交通事故肇事责任方与受害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一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交通事故责任方)之间强制责任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只有既受侵权法保护又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护的受害人才可以同时向事故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交法》第七十六条和《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分别规定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意义上的受害人和强制责任保险法意义上的受害人。
《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受害人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因单个机动车肇事而受到损害的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本车人的驾驶员或乘客是否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笔者认为，在单个机动车肇事的情形下，本车上的乘客，无论是无偿搭乘者，还是有偿搭载者，对民事责任主体都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故仍为受害人。但乘客中有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身份者，因是事故责任主体，不属于受害人。至于单方事故中的驾驶员一般是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二是因机动车之间肇事而受到损害的人，既包括参与肇事的机动车上的驾驶员和乘客，也包括非机动车上的人和行人。但是，本车驾驶员的受害人身份是相对参与肇事的他机动车的过失确定的，如果他机动车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失，则本车上的驾驶员纯属事故加害人，不具有受害人身份。至于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无论事故当时其身份是驾驶员、乘客还是车外第三人，如果在数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当然也有可能成为侵权法意义上的受害人，他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对象是依照侵权法归责原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其他肇事机动车民事责任主体。这只是直接受害人，若延及受害人之被抚养人和近亲属，受害人群体还要膨胀。 在受害人提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中，保险公司能否作为当事人?如果能作当事人，是与被保险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该问题自 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法》)实施后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法规出台前，一直成为法律理论界与
在侵权法上，赔偿权利人与受害人为同一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亲属。”可见受害人为两种，一是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称为“直接受害人”;二是因直接受害人伤残、残废而蒙受生活资源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被抚养人及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被称为“间接受害人”。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在侵权意义上为直接受害人，在其遭受伤残、死亡损害后，其赔偿权利人可能是其本人，也可能是其本人和被抚养人，也可能是其近亲属，即赔偿权利人可能是交通事故中的直接受害人，也可能是间接受害人。他们都可依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向事故责任主体主张权利。
相比较而言，受强制责任保险法保障的受害人范围极其狭窄，依《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强制保险的保障对象是被保险机动车致害的交通事故受害人，但不包括被保险人和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条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范围与我国商业三者险的“第三者”范围如出一辙。被保险人一般为致害人、事故责任人，在保险法上、侵权法上都不具受害人身份，自然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当无疑问，但与侵权法上的受害人范围相比，《条例》过滤掉了本车上的乘客，问题是：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是否一律被排除在受害人范围之外?这要分别不同情况而论。将被保险机动车本车人员排除在强制保险受害人之外，一是出于保险公司保留“车上责任险”的商业利益考虑，二是考虑到2004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要求从事客运服务的承运人必须投保承运人责任险，乘客的人身财产损害可以依法得到赔偿。如此受害人就只剩下车外第三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无论是在单车肇事还是数车之间肇事中遭受损害，都是强制保险法保护的对象。自损事故(即无其他机动车参与，或虽有其他机动车参与，但他机动车无责的交通事故，包括单方事故)中的被保险人和本车人员不是强制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对本车的保险人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但在数车之间肇事的情况下，如果他车也属肇事机动车依法应负赔偿之责，肇事的本车上的被保险人和车上人员，相对于他车而言，也属受害第三人，可向他车的强制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另外，正在上下被保险车辆的人，亦应认定为本车上人员。
强制保险法意义上的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他们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受害人，他们及其被抚养人和近亲属有同时起诉交通事故侵权民事责任主体和保险公司的原告主体资格。

❺ 平安交易所和平安保险有什么关系

平安交易所复是平安集团出资制2亿成立的大宗商品现货及创新型金融投资为一体的电子交易平台，与平安保险、平安证券、平安银行等为平安集团旗下兄弟单位，平安交易所运营总部位于上海陆家嘴平安金融大厦，我公司就是平安交易所的会员单位，还有什么不懂可以问我

❻ 单位在上海但是在外地咋骗可以是否向上海原籍地报案

报案手续需要在案发地办理

❼ 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功能定位

从意向上讲，把“保交所”放在上海试点，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专“应有之义”。属作为金融部门，保监会一定支持国务院对上海的定位。前一个时期，上海市政府与保监会已进行了充分研讨。
吴定富说，“十二五”期间，保险资金直接融资的比例还有很大政策空间。

❽ 上海保险交易所的发展历程

吴定富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团开放审议时透露，成立后的“保交所”全称为上海保险交易所。
2015年12月，上海保险交易所设立申请已获国务院同意。

❾ 论保险业监管的法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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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保险市场
一、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现状
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寡头垄断状态。
分别从财险、寿险再保险等几个方面定量的分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四大保险公司在中国保险业的垄断地位。
第二，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处于一个低水平。
从中国保险市场的保险宽度和保险深度说明中国保险市场的水平较低，特别着重说明中国保险业在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中国居民的保险意识与投资意识还要有一个提高过程。
第三，中国保险市场结构分布不均衡。
从目前中国保险公司机构的分布而论，中外保险公司的总部基本上都设置在北京和中国沿海城市。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虽然在大陆已普遍设立，但多数又集中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这就造成了保险市场发育不均衡性。
第四，中国保险业的专业经营水平还不高。
1、粗放式经营与销售方式单一；
2、产品结构简单与供给不足；
3、以及缺乏专业人才是经营水平较低。
第五，中国保险业的监管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对比国外的保险法和监管法规说明中国保险业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二、我国保险业发展对策
根据上述存在的问题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思路是继续深化保险业的企业改革，继续落实各项改变措施，将改革不断引入深化，鼓励股份制保险公司，通过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支持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公司在境内外上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保险企业。继续培育多层次的保险服务体系，继续培育和发展国际的大型保险集团，允许保险公司根据市场地位和业务发展需要整合内部资源，成为主业突出优势互补的企业集团。完善保险市场的准入机制，增加市场主体，为保险市场注入活力。积极培育再保险市场，支持保险公司和其他各类投资主体参股设立保险公司，增强我国再保险市场的整体承保能力。规范发展保险中介市场，鼓励和促进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创新经营模式，发挥专业经营优势，逐步建立同意、开放、有序竞争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体系。
2.提高监管水平，防范风险
要提高保险业监管水平，加强国际保险监督合作。一是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的制度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机构的处罚力度，切实保护投保人的利益。二是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积极探索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和手段，及建立动态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监控模式。三是加强与国际保险监督管理协会的合作。继续深入、广泛地学习国际保险业监管的先进经验，加快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逐步实现保险业监管的国际化。中国保险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是世界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保险业必将在开放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三、我国保险业发展趋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我国保险业与国际接轨是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在加快保险市场对外开放步伐接受外资保险公司资本投入的同时，中资保险公司也会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开展业务或者购买外国保险公司的股份，甚至收购一些外国的保险企业。在险种开拓上，积极发展核能、卫星发射、石油开发等高科技险种，在业务经营上，通过再保险分入分出或国内外公司相互代理等形式加强与国际保险（再保险）市场的技术合作和业务合作，积极开展国际保险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