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友联股价

㈠ 友联会是什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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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简介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1984年12月在北京成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是从事国际和地区民间友好交流的社会团体。中国大陆地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城市也成立有地方国际友好联络会。

友联会由常设领导机构、理事会和各职能部门组成。理事会由现任和卸职的资深政府官员、社会活动家、外交家、企业家、教育家、艺术家和知名学者等组成。友联会与中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具有广泛的联系。

友联会坚持“推动国际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宗旨，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了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开展友好交流活动。

友联会重视与各国官方与民间的友好往来，与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社会党派团体、政界人士建立联系，为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友联会与外国经济部门、企业界人士广泛交往，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介绍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情况，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与合作。
友联会积极促进对外文化和教育交流，邀请国外文化、教育、传媒、艺术、宗教、体育等方面的团体和人士访华，在国内外合作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考察、文化展览、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

友联会注重国际问题研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友联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研究人员和特约研究员，出版《和平与发展》双月刊，发表国际问题学术论文，举办国际问题研讨会，进行科学研究人员交流。

友联会的工作得到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中国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友联会邀请的外国客人，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对友联会的各项交流活动给予有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友联会将发挥民间友好使者、实业合作桥梁和文化交流纽带的作用，为增进与世界各国和地区人民的友好感情，构建和谐发展与和平繁荣的世界，做出积极努力和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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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跨国并购与海外业务发展研究
第一部分 引言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实现银行国际化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从宏观角度看，银行国际化是指一国银行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程，它一方面指本国市场对外国银行的开放，即引进外资银行；另一方面指本国银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即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不仅大量涌入我国而且开始参股中资银行，业务经营范围和活动区域也在不断扩大，这些银行通过对我国金融资源的积极利用，获得了很高的新的创利能力。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构成中担当的角色日益重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通过跨国并购来拓展海外业务，以充分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发展海外业务，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与合作成为了我国银行业在经营制度、机制、方式、规则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日益与国际接轨，应对加入WTO后国内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内部环境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实现中国银行多样化、风险分散化的经营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必经之路。

作为国有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工商银行，早在成立之初，为发展国际业务，就开始与境外机构合资组建中外合资银行，进行了跨国经营的初步尝试。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合资银行这种经营形式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为此，工商银行在对跨国经营发展战略积极推进的同时，按照有进有退、突出发展重点、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逐步退出了合资银行的经营，而将重点转向了打造自己的海外机构版图上，积极推行跨国经营战略。

2006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有银行也纷纷迈出国门，收购海外银行和公司，这说明国内银行开始融入全球银行业的大环境中，向着国际大银行的方向前进。而在中国拥有丰富客户资源的工商银行更是不断扩张其海外版图。目前中国工商银行的境外机构网络布局已初具规模，境外资产稳步增长，经营效益逐步提高，跨国经营战略有了飞跃性的拓展。

然而透过大好形势，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到，由于中国银行的跨国经营刚刚起步，经验未免不足，在经营过程中还将面对种种的问题和突发事件。因如何应对跨过经营中的问题和不足，接受购机金融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考验，以在国际银行市场中稳定地位，屹立于不倒之地呢？下面，本文将主要针对中国工商银行并购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并解决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预测其并购的发展前景，实现工商银行海外业务的发展的可行性。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

本综述主要围绕与中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接轨，开展跨国经营、发展其海外业务这一中心，描述分析了在当前国内外金融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工商银行实现跨国并购与开展海外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目前已有的实证研究，对已经开展跨国海外业务的银行进行分析评价，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从国内外金融的角度提出解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并购/ 海外业务/金融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银行业展开了大规模的并购活动，此次全球银行并购浪潮存在两个迥异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积极的并购行为，主要是指大银行间的并购以及银行的横向并购；另一种情形就是中小银行间的并购。相比较而言，中小银行为摆脱自身困境而采取的被动举措却显得较为理智。中小银行的并购，由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度削减由于重复业务等所带来的成本损失，同时提高资产回报率。与国内中小股份制银行比较起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已经相对较大，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然而其绝对规模较国际大银行还有很大差距，其在国际业务方面更不具与国际大银行相竞争的实力。国有商业银行尚需进行并购以扩充资本，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营竞争力。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以及工业组织结构的创新，银行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电子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使银行规模效率所要求的规模边界也相应扩大了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出现了超级大银行的趋势。银行业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行业，银行有一种扩大规模的冲动。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由商业银行所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决定，二是由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规模的技术优势决定。

一 外部环境

作为相对率先进驻国际市场，开展跨国收购和海外业务的中国工商银行，其经营业务的开展，是摆脱现有发展模式对中资银行在海外市场业务发展的制约，整合海外资源、实现资本重组，以高起点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和业务领域的重要途径。本文将从国内外金融市场两方面分析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国际银行业的发展经验表明跨国并购的必要性

通过跨国并购是拓展海外业务的重要途径。跨国并购是指跨国银行通过收购债权、控股、直接出资、收购股票等多种手段取得被收购银行所有权，并使被收购银行丧失或变更法人资格的法律行为。在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大银行进行全球扩张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手段。银行通过跨国并购可以构筑多方面的优势，如进入和占领新的市场，扩大业务领域，增强竞争实力，增加盈利能力等。近年来国际银行业的跨国并购活动十分活跃，如 1998年德意志银行并购了美国信孚银行；2004年4月苏格兰皇家银行以105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第一宪章银行；10月西班牙桑坦德中央银行以89亿英镑收购了英国阿比国民银行，一举成为欧元区市值最大的银行；2004年1月渣打银行以33亿美元收购了韩国第一银行等。从2004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对世界1 000家大银行的排名来看，排在世界前10位的银行中，有5家是白1995年以来通过跨国并购实现规模扩张的，其中，汇丰银行集团更是通过跨国并购逐步实现全球化的成功典范。

（二）国内金融市场对中国银行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银行国际化是指一国银行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全过程，它一方面指本国市场对外国银行的开放，即引进外资银行；另一方面指本国银行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即本国银行的跨国经营。在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不仅大量涌入我国而且开始参股中资银行，业务经营范围和活动区域也在不断扩大。截至2005年6月末，外资银行在我国已设有225家营业机构，240家代表处，并参股多家中资银行。通过对我国金融资源的积极利用，外资银行获得了新的创利能力。对中国银行业而言，通过在国内市场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与合作，自身在经营制度、机制、方式、规则等方面日益与国际接轨，国际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引进外资银行仅仅是银行国际化的一个方面。目前加入WTO后国内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内部环境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外部环境都要求中国银行业必须选择多样化、风险分散化的经营战略，在有效巩固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金融资源，积极发展海外业务，主动参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与合作。

二 自身优势

作为国有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工商银行，在其发展跨国并购、开展海外业务方面，拥有远大于其他银行的优势和必要性，本文将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规模经济的定义

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s)又称“规模利益”(scale merit)。规模指的是生产的批量，具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不变，即生产能力不变情况下的生产批量变化；另一种是生产设备条件即生产能力变化时的生产批量变化。规模经济概念中的规模指的是后者，即伴随着生产能力扩大而出现的生产批量的扩大，而经济则兼有节省、效益、好处的意思。按照权威性的经济学辞典的解释，规模经济指的是：在给定技术的条件下(指没有技术变化)，对于某一产品(无论是单一产品还是复合产品)，如果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或上升的话，我们就认为存在着规模经济(或不经济)。具体表现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从这种意义上说，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便是规模曲线，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上的最低点就是“最小最佳规模(minimum optimal scale)”。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引申而来。

（二）大银行在扩展业务，银行世界化方面的优势

从商业银行扩大经营规模的技术优势来看，大银行一般具有如下技术优势：(1)商业银行经营一般需要购置较多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些投入在完成后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随着银行经营规模的扩大，单位资产平均固定成本会相应降低。(2)随着银行传统业务逐渐减少，表外业务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业务大量增加，扩大业务量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或很小，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3)大银行能够充分利用其商誉、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边际开发成本为零或很小、而供给弹性无限大的特点实现规模经营。(4)银行规模越大，它向社会提供的银行服务范围越广

（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分析

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高度集中地位。据1997年的数据计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集中度和集中系数分别为79.11和435.63，这两个数字的含义是，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占有份额达到整个市场份额的79.11％，其资产规模为整体金融机构平均规模的435.63倍，对此产和市场占有绝对的控制权。

综上所述，作为拥有众多客户和业务的中国商业银行，在进行跨国并购、开展海外业务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大银行的优势，抢占市场制高点，同时，作为国有四大银行之一，在积极进行银行国际化、响应国家需求方面，也应责无旁贷的起到领导和模范作用。

三 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银行的世界化进程刚刚展开，未免还有种种不足，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集中度相对于过高、对存款的占有份额过高、经营规模相对于其各项指标显得过大等问题，使我国市场结构呈现出一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政型的高度垄断状态，造成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对称，从而也影响到了国有银行的发展和相关业务的拓展。

这就要求中国工商银行在进行跨国并购和开展海外业务的过程中，从自身实际出发，认识自己的优势和劣态，扬长避短，对将要面对的问题有科学的预测和分析，运筹帷幄、积极面对，扎实稳妥的走好跨国经营的每一步。

四 初步结论

通过对中国工商银行跨国并购与海外业务发展研究进行的文献综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工商银行进行跨国并购，开展其海外业务，是自身发展和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共同要求；其次，作为中国国有四大银行之一的工商银行，具有绝对的大银行地位，有利于在其银行世界化中发挥大银行的优势，抢占金融市场；最后，由于历史和国情原因，大银行本身具有一定的弊病，工商银行应正确分析自身形势，发挥优势，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把握好机遇，走好跨国并购，开展海外业务的每一步。

第三部分：中国工商银行并购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

1、 中国工商银行开展并购业务的现状

在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的影响下，近年来香港市场的并购活动也非常活跃。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市场的两次较大的并购活动，为我国银行业通过资本运作，进行跨国并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00年7月，经京港两地金融监管当局的批准，中国工商银行成功收购了在香港注册上市的友联银行控股股权，并将其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通过并购拥有海外上市公司的中资银行。工商银行并购前，香港友联银行属香港最差的银行之一，当时不良资产率达31.4％，亏损5.4亿港币。并购后工商银行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其实施资本重组和业务整合。2001年，中国工商银行将其原香港分行的资产和负债注人工银亚洲，使该行的经营实力和市场形象大为改观。根据协议，中国工商银行香港分行注入到工银亚洲的资产总值为130亿港元，其中100亿港元负债，净资产为23亿港元，无形资产为7亿港元。2001年末，工银亚洲的总资产已经达到400多亿港元，不良资产占比下降为7％。 2002年5月工银亚洲又进行了配股和工商银行主动减持等一系列资本运作，通过积极采取调整经营方向，优化业务结构，完善管理机制，严控经营风险，处置不良资产，推动资源整合等多方面配套措施，工银亚洲财务状况明显好转，整体经营状况发生显著改观。 2002年末资产总值为622.62亿港元，实现经营净利润 4.75亿港元，不良资产率降为2.3％，在香港拥有20家分行，且在香港银团贷款市场上业绩不俗，以牵头银团贷款总额20.4亿美元的成绩位居亚洲市场第6位。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市场的首次并购为我国银行利用资本运作方式拓展机构网络和海外市场提供了成功范例。此后，工银亚洲于2001年11月参股中保国际9.9％的股份，间接成为太平人寿的股东。2002年3月26日又投资 1.867 5亿港元，收购中保国际旗下太平保险24.9％股份，成功地进入了保险市场。

2003年工银亚洲在香港市场进行了第二次较大的并购，收购了富通集团(2003年全球银行按资本实力排第37位)持有的华比富通银行的全部股权，一举成为香港市场按总资产排位第6的大银行。作为工商银行海外业务的旗舰，工银亚洲以在香港市场做大做强为发展目标，并希望借收购继续扩大分行网络。此次并购的华比富通银行主要涉及富通集团在港零售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收购完成后工银亚洲的中小企业和零售客户营业网络得到大规模提升，拥有42家分行和5个商业银行服务中心。

与汇丰银行大手笔的跨国并购相比，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市场的两次并购也许不足为道，但正是这两次并购不仅开创了我国银行海外并购的先例，而且对并购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为我国银行通过跨国并购实现海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中国工商银行开展并购业务的特点

从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看，追随产业扩张潮流重新进行全球布局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的战略选择。近年来跨国银行普遍表现出了追随客户、服务客户的原则。跨国银行通过与跨国公司总部紧密的业务联系，当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有金融需求时，跨国银行比当地银行或其他外国银行拥有更多的服务优势。在这一方面，工商银行充分发挥整体优势，以境内外机构业务联动发展海外业务，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该行在中国金融政策体系框架内，通过创新产品，改善服务，成功地为一些企业解决了境外融资难题。目前工商银行可以向企业提供的融资产品除常用的直接贷款、出口信贷、对外担保、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外，还有一些更为便捷的新型融资方式，如“内保外贷”方式，通过工商银行境外分支机构向境外的企业或项目公司直接提供融资。

面向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中小银行方面，工行推出了“欧元中国通（ChinaEuroExpress，简称CEE）快速汇款服务”，即，为其提供所有汇往中国的欧元汇款和清算服务。汇款的收款人可以是遍布全中国的公司和个人客户，其开户行可以是工行各分行，也可以是国内其他商业银行。该产品为德国乃至欧盟汇往中国的汇款提供了一个安全、高效、准确且低成本的汇款渠道，同时，也扩大了国内兄弟分行的存款来源。此服务一经推出，即受到德国及欧洲各中小银行的关注，继去年奥地利上奥地利州银行、西班牙大众银行和意大利储蓄银行协会三家成员行主动在工行开立欧元清算账户，专门用于CEE业务的往来后，德国的西德意志州银行也通过德国国内清算系统向工行发送欧元汇款指令，办理对华汇款业务。

在伦敦的工行机构———工银伦敦了解了大量的来英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信息，协助国内机构争取相关账户和业务。日前工银伦敦借助熟悉中英两国金融市场的突出优势，通过量身定做账户方案等方式，为在英国AIM市场上市的中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工银伦敦2003年正式开业，经过了市场开拓阶段后，2005年，工银伦敦的贸易融资已开始转向如何为国内机构提供优质服务、创造协同效应、谋求双赢上。他们与深圳分行联动，为客户在工行一条龙办理信用证通知、议付、无追索权买单、福费廷等业务，当年累计办理相关福费廷业务340多万美元。截至2005年年底，工银伦敦已帮助国内机构贴现累计达1亿美元，270多笔。

另外，作为中介，工银伦敦还帮助上海、广西、四川等分行联系伦敦当地的外国银行处理了4笔开证行为高风险国家银行的承兑后票据，累计金额220万美元，实现不占用自有资金、资本金的真正意义上的中间业务收入2.8万美元。与同业保持良好的关系，买入二手短期贸易融资资产，当年累计达5400多万美元，平均收益在40基点左右。

应该说，加强联动，以工行整体优势实践跨国经营是工行在进行跨国并购、发展海外业务方面最大的特点。如工行推出的“欧元中国通”、“承诺互换”、跨时区头寸管理、信用证代付等新业务，均是建立在内外资源共享、互利互惠前提上的内外联动。而通过“欧元中国通”和欧元中国通私人汇款服务的主动营销，工行可以得到更多的对华汇款，直接为国内行争取到了更多的外汇存款资源；通过推广“承诺互换”，可以从源头上为国内分行争得优质客户资源，获得低风险业务，取得可观效益；跨时区头寸管理可以使总行在境外的闲置资金得以利用，在增加总行资金回报的同时改善了分行的流动性；贸易融资业务的优质服务和进一步让利，在满足国内分行融资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工行的贸易融资能力和收益水平。

3、对中国工商银行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

3．1 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并购业务所共同面临的困难

虽然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并购业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并购业务不会遇到阻力和困难，我国由于进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还不长，特别是商业银行更是受计划经济影响较深，而且并购业务目前是涉及相关利益人比较多的交易，并购行为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经济活动，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并购业务时会遇到一些困难。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并购业务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为并购业务开展带来的困难。

[2] 内部风险控制体系上会遇到困难。

[3] 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严重缺乏从事并购业务的专业人才。

[4] 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尚不充分。由于体制和观念上原因，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障碍。

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开放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地域和行业色彩浓厚，人为地为资本的合理流动设置了障碍。另外我国现有的资本市场规模偏小，在资本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对象很有限，金融工具的创新受到极大压抑。而中国工商银行的跨国并购和海外事业的开展业必须面对大环境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和局限。

3．2 中国工商银行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工商银行跨国经营战略的不断推进，该行境外机构逐年增加，业务品种和规模日益扩大，其本身在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开始体现出来。

[1] 工商银行存在国有企业的陋习，管理机制相对腐旧，内部体制亟待改革。

[2] 工商银行综合经营业务较为缓慢, 落在一些银行的后面,起步较落后，仍处于试探和摸索阶段。

[3] 公司银行个人银行资金业务其他战略执行能力有待提高。

[5] 拨备覆盖率略显不足。

中国银行业进入了一个变革阶段，在这个变革阶段，工商银行被赋予了较高的估值，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工商银行仍然面对艰难的挑战，如果不良贷款问题重新抬头，综合经营发展不利，海外发展受阻，其龙头地位将会就此动摇，从而影响股票价格，造成其在跨国并购、开展海外业务上的失败。 [论-文-网 LunWenNet]

㈢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司其他

德隆神话的华彩乐章，是所谓“产业整合”，其“黄金”时期是年至2000年。
虽然投资相当庞杂，被业内戏称为“与国家计委相当”，德隆最主要的产业整合行动依托“老三股”展开，形成了以食品饮料加工、汽车配件、电动工具、水泥为四大支柱下辖子（分）公司逾百家的大型企业集团。
这是德隆作为“实业巨子”的金字招牌，也是德隆实业一翼从各大银行借款170亿元的凭借所在。
然而，所谓德隆的产业整合，并经不起推敲。早在2003年初，一家著名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部门即对“德隆系”旗下四大上市公司（新疆屯河、天山股份、湘火炬、合金投资）和三大控股集团（德隆集团、新疆德隆、屯河集团）做出系列财务风险分析报告，指出“德隆系”产业公司普遍存在重大财务问题，亦存在众多业绩疑点。
德隆所谓产业整合，是以连续的并购来实现资产规模、销售规模的迅速膨胀，但企业的还债能力、盈利能力均极其薄弱，根本没有体现出“整合”的价值。外界无从判断并购的成本是否合适，而德隆庞杂的胃口也让人怀疑它根本不可能逐次消化。 从专业财务分析上可以看出，整个德隆的产业体系脆弱不堪，完全是依靠银行资金堆砌而成，经营风险极大。
第一，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借款依存度过高。2003年底，与净资产相比，四家公司的借款依存度均大幅超过100%，其中新疆屯河的借款依存度高达184%。这表明“德隆系”企业对外部借款的依赖度极大，且主要为银行短期借款，支撑结构性资产，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二，“德隆系”企业的银行借款主要有三个用途：借新还旧（包括短期贷款和到期利息）、进行新的扩张（投资）、覆盖新增的应收款和存货，真正用于生产经营部分的贷款很少。
第三，所谓短贷长投，自有资金严重不足、以银行短期借款支持长期投资现象严重，资产结构严重失衡。这里首先有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因为贷款投向与用途不符。其次即使在西方银行里，银行提供并购用的过桥贷款，也有严格的条件，其中买家必须有一定的自有资金和相应的抵押担保。而德隆的并购则完全依赖贷款。
第四，在并购驱动下的资产规模扩张虽然带来了销售收入的明显增加，但是盈利能力几乎没有改善，主营业务的偿债能力与其巨额借款相比相差悬殊。从近三年的数据变化情况看，四家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增加了54.3%，而长短期借款却上升了75.2%；合计销售收入是2001年底的3.4倍，而净利润却仅增加了 121%。除湘火炬，其余三家上市公司的借款规模达到或超过销售收入规模；也就是说，有的上市公司如果把当期所有的销售收入都用来还债都不够。
相应地，这些上市公司能够用于偿债的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并不明显，主业经营获取利润能力及以自身经营积累还债能力很差。主营业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与借款压力相比仍显悬殊，除天山水泥偿债期为6.4年，其他三家公司平均都在20年左右，德隆集团整体则达到了24年，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可接受水平（五年）。
第五，短期借款偿付压力巨大。整个德隆集团的营运资金需求保持在37亿元左右，营运资本却经常捉襟见肘（常常为负数）；现金支付能力缺口巨大，且缺口不断扩大（由2001年底的-37.38亿元扩大到2003年9月底的-51.46亿元）。
第六，业绩真实性存在疑点。仅以新疆屯河2003年的业绩为例，净利润大幅增加。前三季度净利润0.59亿元，四季度0.6亿元。但分析现金流量表，同时发现前三季度的固定资产折旧为0.62亿元，年报中却又减少至0.13亿元，即回吐了0.49亿元，从而“贡献”0.49亿元净利润。难道四季度的16 亿元销售只产生了0.11亿元的净利润？由此，应怀疑其业绩销售的真实性。
另外，几家上市公司和集团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即大量对外提供资金。德隆集团的其他应收款竟高达20亿元，显示出该集团复杂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关系，说明除了屯河集团及四大上市公司，还有巨额的隐性对外投资和资金运作情况。
现在看来很清楚，这些资金暗流实际的方向是二级市场，或者所谓的“海外收购”，等等。
2004年4月-5月间，德隆为了掩盖从多家上市公司挪用的巨额资金，同时也防止各地委托理财客户启用司法程序冻结资产，把所投资的各个项目通过一系列资产转移合同，转回各个上市公司内部。但即使如此，各上市公司因德隆欠下的债务黑洞依然触目惊心（见“德隆系上市公司对外债务表”）。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从杨斌（欧亚农业）、张海（健力宝），到顾雏军（格林柯尔）、唐万新（德隆）的精彩故事，《财经》杂志都有过详细报道。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经营者们，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过于冲突的戏剧化性格。
我们更想探究的是，为什么中国——不管是科技“海归”还是域外“特首”，上述诸人的成长背景和行事风格是典型“中国式”的——新企业制度建设是如此的无奈、艰难、可笑？如此大面积、系列化的案发，是否昭示着一种宿命？企业制度创新在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膨胀的背景下，难道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经营活动主体的企业不断的失败，是否隐含着法律环境的缺失？抑或政府功能的错位和失效？
在感叹故事的同时，分析其背后存在的逻辑更有价值。由于顾雏军、唐万新的情形更具代表性，我们以下以“顾-唐”来指称此种模式。 在分析“顾-唐”故事背后的逻辑前，我们先来看看其故事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顾-唐”的公司股权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复杂到除案件调查人员、相关律师，恐怕没有人能了解清楚；他们的身份摇曳多变，或科技狂人，或金融枭雄，或异域特首，或足坛大佬；涉及的产业领域更是跨度甚广，从蕃茄酱到火花塞，从制冷剂到大客车，从种大棚到盖别墅，不一而足。但这些都仅是故事的表象，至多是供人闲谈消遣的花絮，并不是其核心要素。
“顾-唐”故事的核心要素，至少可概括为这样几点： 如上所述，“顾-唐”的投资在产业领域和空间布局上跨度都很大。虽然他们或标榜“以创造中国传统产业新价值为己任”、“以产业整合手段来改善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以获取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或宣称“以技术为纽带整合中国家电产业”、“做全球白色家电第一人”等等，这些仅是故事的噱头，当不得真。
“顾-唐”的产业构造在产业链、资源共享、协调管理等方面比较难整合，实际上，他们也未采取过真正有效的举措。这种撒豆成兵、零散马铃薯式的投资，几乎理不出主线来；唐万新的“准混业金融”不是，顾雏军的白色家电也不是。
但是，贯穿于这些零散马铃薯之间的，还是有一条“顾-唐”收发自如的红线，这是他们故事的主题；如果这也能称之为主营业务的话，那么“顾-唐”的主营业务就是——实际操控更多的资产。 一是求量不求质，否则，便无法理解一些ST乃至停牌的亏损上市公司（如襄阳轴承、扬州客车等），在毫无产业背景的顾雏军手中有那样的投资价质，而且求量就不能求质，不求质是为了求量；
二是不求完备但求控制，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完成对“顾-唐”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控制，健力宝到张海东窗事发尚有收购款未付清，理论上交易并未完成，但张海已控制健力宝两年有余，德隆的所谓“垂直管理”也有此种含义。类似情况在唐万新之于巨田证券差点发生了，在顾雏军之于襄阳轴承部分发生了，实际控制被收购主体是“顾-唐”的目的。至于法律是否完备、完成，已不重要；甚或为了更好地控制，有意造成法律上的不完备、状态上的不完成的情形。 细细分析“顾-唐”的故事文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展开这些翻云复雨的情节时，与其演对手戏的配角大多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和监管者。虽然表面上看，各家国有企业都有其所有者（各类集团公司、国资公司等），实际上是其真正的所有者和监管者——各级地方政府在台上演出，配合故事的展开。
唐万新的“三驾马车”是如此，其旗下的众多金融机构（南昌市商业银行、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南京国投、重庆证券、伊斯兰信托……）大多如此；顾雏军的广东科龙、合肥美菱、扬州亚星、襄阳轴承全都如此；在张海的故事里，虽然有股东之间的恩怨，但是健力宝所在地政府也扮演了不轻的戏份；杨斌的故事亦如此。
其中，江西省南昌市短时内先后在南昌市商业银行的股权转让中失手于唐万新，又在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转让中失手于顾雏军最为典型，可发一叹！正是这些“配角”们毫不逊色的演出（赞许？期待？默认？无奈？憎恨？），“顾-唐”作为主角成就了故事的精彩，他们是不该被遗忘的“配角”。 围绕上述所说的膨胀资产这一主题，“顾-唐”在展开收购行动中，多选择一些融资性强的资产作为平台、道具。这主要包括：
第一，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身就是具有融资性，理当成为“顾-唐”的首选。鉴于各种政策法规的限制，“顾-唐”进入金融机构并不顺利，但仍有斩获，其中德隆以各种方式进入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金融性租赁公司最为典型。所谓混业经营、金融创新都是幌子，要害就是融资，正如人们事后总结所言，德隆的金融创新“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会’”。
第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本身就有直接融资的功能，即使由于各种原因参与不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其在中国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及担保认可较为便利，且上市公司的股权抵押也是方便的融资措施。这些因素使得各类上市公司成为“顾-唐”使用最为频繁的道具，其中以德隆“三驾马车”、顾雏军“四大金刚”最为人们熟知。
第三，各种用途的土地（尤其是政府批租土地）。土地的天然稀缺性造成了必然升值的趋势，土地的原始获得价值和评估价值间的巨大差异（政府批租土地更如此）在账面上的体现，以及土地在商业银行具有极强的抵押性，使得“顾-唐”们将土地也纳入其表演道具中。杨斌整个故事的基础就是土地，顾雏军费尽心思，获得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龙工业园2000余亩土地，透过合肥美菱、美菱集团之间多次复杂的交易，获得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逾166万平方米的土地，都是明显的例证。 “顾-唐”的故事有鲜明的主题，有精心挑选的配角，有屡试不爽的道具。这些现实的存在，按照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表述，故事背后必有其自身的逻辑。
“顾-唐”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扩张企业版图时有着良好的直觉，永不停歇的冲动，超强的勇气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们精心编排的故事服膺于怎样的逻辑呢？
第一，在中国，起点太低、积累时间太短的私有资产与庞大甚或低效的国有资产共存。自上世纪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以来，私有资产于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无存在的可能，实际上是切断了自晚清“洋务运动”百余年以来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私有资本工商化积累的历史。
因此，当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时，中国的私有资产实际上是从一个几乎为零的状态开始的；其积累时间过于短暂，且理论上的合法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一直在摇摆中前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而他们面对的则是恐龙般巨大的国有资产存量，这些存量除一些垄断行业和个别特例，大都效率不高。
资产量级上的巨大差异和适者生存的商业丛林法则，使得私有资产无法按一个自然积累、逐步发育的状态成长。他们一定会跳跃性地膨胀，突出“大者为王”，数量和规模成为其所有者的第一考量，且一定会把兼并收购的目标指向国有资产——这是必然的甚或惟一的选择，也是给定约束条件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明乎此，就可理解“顾-唐”故事的主题确定和配角选择的现实基础了。
第二，中国是一个法治精神、法律文本和法律的程序性都相对缺失的国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从事企业活动，完备的合同、守法的行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等未必会带来高回报，甚至成为高回报的包袱。“顾-唐”不是慈善家，也不是投资上的低能儿；他们不计成本扩张规模，是因为他们深知，无论质量好坏，只要规模大就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无论法律上是否完备，只要能够实际控制，就可以以拖待变，以时间换空间或以空间换时间，就能攫取丰厚的操作利润。
这些特征往往深深地体现在“顾-唐”第一桶金的获得过程中，并形成了他们思维的路径依赖，并指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的挖掘中，且大都奏效。但所谓“成败萧何”，这种过程是非收敛的。随着往复环节的增多，涉及资源几何位数的增加，内部机理和外部环境稍有扰动，崩溃是可以想见的。
唐万新曾抱怨有些国有企业也在做与德隆同样的事情，但因他们有政府背景，所以并没有像他一样困难重重。诚然，企业扩张中的信用、心理因素相当重要，“真”和“假”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认识，并没有客观判据。但他不应该忘了，首先，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他们那种对扩张的路径依赖的思维；再则，国有企业经营者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相当程度上既无动力也无可能去追求操作利润。这里有质的不同。
第三，中国是一个大政府社会，各级政府都相当强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地介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经济领域也不例外。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政府往往还直接控制着主要的企业和资源。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握的主要经营性资源。
政府功能自身的“越位”，为“顾-唐”选择他们作为交易对手提供了必然性。但是，必然性重复地成为现实性且都以政府作为输家收场，就耐人寻味了。这不仅仅是经验缺乏可以解释的。
公众首先联想的肯定是腐败问题。不能说此类问题不存在，但从已公开的信息看，“权钱交易”不是主流——假如其成为主流，分析起来反而相对简单了。最近 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自然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所谓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版本”，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他们陷入莫名其妙的“GDP崇拜”、“五百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
“顾-唐”不是泛泛之辈，“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他们是深知的；他们编织了一系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患有“GDP崇拜招商综合症”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成为“顾-唐”故事的配角都难；而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症”本身是不健康的，最后成为输家可以想见。
此外，中国的政府构造是自上而下的，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激励、升迁等，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其辖区的民众意愿，而是来自更高层部门。针对这种构造， “顾-唐”通过公关说服较高层的部门，就可轻易地在各级政府展开他们的故事。简言之，各级地方政府功能的“越位”、经验的缺乏，中国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模式背景下形成的各级地方政府“GDP崇拜招商综合症”，以及政府考核机制上的特征，把各级地方政府推上了故事的舞台，扮演起“顾-唐”故事的配角，且以输家收场，这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左右的。
第四，“顾-唐”故事的精彩之处，还在于他们引起的巨大反响和蕴含的样本意义，对此进行分析，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认知其隐含逻辑的脉络。“顾-唐”故事在大众层面引起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这不奇怪，值得探究的是学者层面毁誉参半且互为表里的微妙态度。
我们不认同那种泛道德化的看法，即在学者中，对“顾-唐”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全是一种狭义的利益关系；果如此，这些学者的争论岂不等同于“顾-唐”案件中控辩双方律师的法律陈词？这显然不是事实的全部。
“顾-唐”的赞许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借酒消愁”，所要消的“愁”，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绝对存在、今天还有较大影响的僵化的计划经济和低效的国有资产体制。他们对其弊端有切肤之痛，只要能够达到改革这种体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不幸的是，“顾-唐”这杯酒并非佳酿，不能解他们的“愁”。没有证据证明 “顾-唐”收购后的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明显提高，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有明显改善，在技术上有明显进步，当然上述几方面也未见明显下降。
至于“顾-唐”的反对者，则是从“顾-唐”故事中相当程度上揭示私有制度在运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顾-唐”身上大都确实存在），期望“明君”，期望一种“好的国有资产制度”安排。但是，现有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法律制度状况恐怕难遂他们心愿。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很快地普遍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很快地普遍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分别说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虽然观点如此对立，但面临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可能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可能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可以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确实，“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强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当然也强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说，“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功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爆发增长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类似MBO的限制；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德隆往事：一个400元起家的金融神话的破灭
人们说，德隆的发家和衰败，都具有异乎寻常的象征意义。
从投资400元冲洗胶卷的彩扩社，到涉足大半个中国的庞大产业、金融“帝国”，“德隆灵魂”唐万新从西部边陲的乌鲁木齐起家，到如今在江城武汉面临受审，20年弹指一挥间，有多少令人叹息和深思的故事？ 在1986年的边城乌鲁木齐，大学刚毕业的唐万新和他的5个朋友，投资400元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实体“朋友”彩扩部，代人冲洗1元钱一张的照片。但据称就是这个小本生意，让他们在当年的乌鲁木齐挣了约60万元。
1988～1990年间，有着新奇思想和大把现金的年轻唐万新们开始四处出手：办厂生产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经销饲料添加剂，承包了帕米尔高原上塔什库尔干县的一家宾馆，他们甚至还组建过航空俱乐部。但是，这些尝试基本以失败告终，不仅将此前的赢利亏尽，他们还一度拖欠银行及客户资金180万余元。直到 1991年，唐万新在乌鲁木齐的科海开发公司一度成为新疆最大的电脑散件供应商，才基本挽回此前亏损。
敏锐的唐万新们在1992年嗅到资本市场牛市气息，在当时人们购买股票尚需动员时，他们大量收购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在西安，他们包销黄河机器厂3000万新股中的1000万股、国棉五厂800万股。然后，再在新疆等地以1倍或2倍的价格出手。
在靠排队领取认购证购买股票的年代，甚至在乌鲁木齐一次性雇请过1500名民工排队领取认购证。这些人一排就是两天，每天领取劳务费50元。而这些认购证很快被换成原始股，再为唐万新们变成大把的真金白银。
1992年，新疆德隆实业公司、新疆德隆房地产公司注册成立，德隆进入娱乐、餐饮和房地产投资领域。1994年8月，北京JJ迪斯科舞厅破土动工。而坐落在乌鲁木齐市中心的宏源大厦1995年竣工时，曾号称是新疆当时最高档的写字楼。
与此同时，德隆进入农业产业化领域。1994年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的新疆德隆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样，德隆一方面开始了他们的产业之旅，另一方面，因农业产业化惠及百万农户，由此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德隆真正意义上的高速扩张是在进入金融机构之后。它首先进入的是1993年设立的“新疆金新租赁有限公司”（新疆金融租赁前身）。1994年，在武汉国债场外交易所，唐万新用金新租赁的交易席位，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向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总计3亿元。
正是在这3亿元资金之上，唐万新的产业整合、战略投资的理念，得以生根、发芽。 德隆国际战略投资公司的回答是：通过行业研究确定目标，制定行业战略；选择目标企业并长期跟踪，伺机收购；通过兼并、收购，形成产业经营平台，取得行业领先地位；最后进行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拓展业务规模和范围，强化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优势地位。
1997年至2002年间，德隆进行了一些堪称“大手笔”的产业整合战役。其中，对新疆屯河股份有限公司和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两家公司的整合，堪称经典之作。
1996年10月，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受让昌吉州屯河建材工贸总公司、新疆八一钢铁总厂的新疆屯河股权后，成为新疆屯河第四大股东，至1998年控股屯河集团。此时的新疆屯河年产水泥40万吨，在新疆仅次于年产水泥100万吨的天山股份。
另一方面，脱胎于老牌国企新疆水泥厂的天山股份，拥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水泥生产线，但债务负担却十分沉重。1998年11月，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德隆以旗下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其发起人之一，持有其股份1．16%
同处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两强相争，导致双方成本大幅升高。公开资料显示，1998年后，因与新疆屯河竞争，天山股份每年约要多付出成本3000万元。
德隆利用自己在两家企业的控制影响力，最终完成了对新疆水泥产业的整合：新疆屯河将所有水泥资源转让给天山股份，同时获得天山股份控股权。新疆屯河本身，则一心一意做自己的“红色产业”番茄酱项目，并在此后成为世界主要番茄酱生产厂家之一。而天山股份，也自此奠定了全国第三、西北最大水泥企业的地位。
正是按照这种整合思路，德隆1996、1997年入主新疆屯河、沈阳合金、湘火炬之后，恣肆描绘它的产业整合地图。
德隆的愿景是，在战略投资行业成为龙头，3～5年内成为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精英俱乐部”，汇集最多领袖级经营人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的桥梁。
然而，德隆产业整合、做大做强企业的另一面是操纵股价。武汉市人民检察院2005年12月6日的起诉书称，从1997年3月以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先后以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为操作平台，使用24705个股东账号，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的手法，长期大量买卖“老三股”，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在一个金融机构同时实现银行存贷款、票据金融、信用卡、票据、保险、证券、期货和共同基金等交易活动，效率会大大提高。满足这种现实需求，就是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理由。金融控股公司，正是唐万新和德隆追求的梦想。
然而，在当前政策法规限制之下，德隆的金融控股公司之路注定隐讳而曲折。德隆通过2001年成立的上海友联经济战略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02年更名为上海友联战略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即上海友联），打造出类似金融控股公司的平台。
2005年12月27日终审宣判的“德隆系刑事第一案”德恒证券案、2005年9月在乌鲁木齐开审的德隆系金新信托案、11月在银川宣判的伊斯兰信托案，揭出的幕后操控者均是上海友联。
通过上海友联，德隆实现了对金新信托、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德恒证券、大江信托、伊斯兰信托、恒信证券、中富证券、昆明商行、南昌商行、株洲商行等各家金融机构的操控。
在上海友联的操控下，德隆旗下的金融产品，一度推出客户全面金融服务，包括“委托理财”“战略并购”“战略退出”“MBO”“借壳上市”“杠杆收购”等一系列金融新产品。
但这些金融产品在德隆资金链绷紧的压力下逐渐萎缩，最后，各家金融机构开始了疯狂的委托理财敛财活动，承诺12%甚至更高的年回报率。至此，德隆的综合金融服务名存实亡，其金融控股公司的梦想终于落空。
2005年12月27日，重庆高法对德恒案的终审判决对德隆的“金融控股”给出了说法：
德恒证券公司以开展资产管理业务为名，采取承诺到期后归还委托资产本金并支付固定收益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08亿余元供上海友联公司统一调拨、使用，数额特别巨大，且造成案发后尚有68亿余元资金无法兑付的严重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危机全面爆发。
其实，业内人士认为，早在2000年12月“中科系事件”和2001年4月郎咸平“炮轰德隆”时，德隆就已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只不过后来德隆通过委托理财的“拆东墙补西缺”办法，才得以勉力维持。至2004年春，德隆系已身陷十面埋伏、大厦将倾。
2004年4月14日后，德隆“三驾马车”连续多日跌停，市值蒸发过百亿元。此后不久，德隆出售天一实业、罗布泊钾盐股权，湘火炬更是将德隆告上法庭。
4月上旬到5月下旬，德隆几乎将所持有的“三驾马车”质押殆尽。
5月30日，德隆国际召开了董事会暨危机处理工作会议，首度承认“德隆全系统危机最深重、困难最严重的时期”。
6月8日，德隆危机进一步升级，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开庭审理了两起有关德隆的案件，各地债权人纷纷动用法律途径向德隆索债，德隆在各地的资产大部分被冻结。
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了《资产托管协议》，三公司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了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行使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9月4日，华融接受中国证监会委托对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进行托管经营。
至此，德隆已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悄然谢幕。

㈣ 连云港友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怎么样

简介：连云港友联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08月28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承办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检、运输咨询业务等。
法定代表人：牟晓雨
成立时间：2012-08-28
注册资本：500万人民币
工商注册号：32079100006148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地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羽山路18号2-5号楼21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