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陈雨露表示股市

⑴ 房地产金融政策有何变化央行：加大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1月15日，国新办举行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出席发布会，介绍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并解答近期的热点问题。同时，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
此前，监管多次提及“要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会上，陈雨露表示：“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也就是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略高或者略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以此体现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近期热议的房地产调控问题，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表示，央行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外，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方向、汇率调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问题，会上也作出了相应回答。
灵活把握货币政策力度
此前，监管多次提到，今年要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那这是否意味着今年货币投放量将会增多？
对此，陈雨露表示，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是完善我国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基本匹配并不意味着完全相等，也就是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治理的需要，略高或者略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以此体现中长期内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在经济运行的非正常时期，比如说遭遇到类似当前重大疫情严重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速可能会大大偏离潜在的产出水平，这时货币政策就要参照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来把握。”陈雨露指出，2021年人民银行会坚持稳字当头，不急转弯，根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灵活把握货币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以适度货币增长支持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末，狭义货币（M1）余额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11月末低1.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4.2个百分点。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指出，单位活期存款是M1里的主体，占M1的比重九成，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根据人民银行建设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逐笔采集的单位存款情况来看，2020年M1增速上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显现。二是一些行业获得了比较多的资金支持，由于项目还没有全部实施，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沉淀。三是存款产品的规范推动了活期存款的增加。
她进一步表示：“未来随着疫情缓解，经济企稳回升，投资项目逐步推进和开展，单位资金支出将有所加快，停留的单位活期存款也将有所减少。另外，由于规范存款产品带来的结构性产品向活期存款转化也会减少，所以我们预计未来M1的增长将会比较平稳。”
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
不久前，央行联手银保监会放出大招，出台了《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限制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近年来，监管对房地产的管控层层加码，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金融机构已先后被纳入监管。那么，2021年房地产金融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会上，邹澜表示，近年来，人民银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管理，重点开展了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强了房地产的金融调控。牵头金融部门加强对各类资金流入房地产的统计监测，引导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合理增长，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制造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从2016年的44.8％下降到去年的28％。
二是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其一是落实长效机制，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其二是按照规则化、透明化方向，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三是建立健全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三是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按照“租购并举”的方向，加快研究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近期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邹澜表示，下一步，央行将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
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此外，2021年初人民币继续升值态势。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与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基本面是相符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此前公布了涉及1.9万亿美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另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表示短期内不会加息，而我国仍然是唯一采用常态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那么上述刺激方案和宽松货币政策是否会对我国的金融环境造成影响？
孙国峰称：“应当看到，去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下半年人民币汇率有所升值，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又有所贬值。这些波动都是正常的，说明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有升有贬、双向浮动成为常态，发挥了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作用，为央行根据我国经济形势自主实施正常货币政策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带动了全球经济的恢复，也有利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来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陈雨露表示，在刚刚举行的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当中特意提出要严密防控外部金融风险。主要考虑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是相对缓慢的，所以对实体经济的压力传导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叠加在一起，外部的风险需要警惕。一是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脱离实体经济基本面，波动幅度在不断地加大。二是全球流动性高度宽松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方向易变、波动也在加大。三是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前所未有，低收入国家债务风险还会进一步上升，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外部风险，陈雨露指出，重点还是要坚持国内优先的原则，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一方面，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夯实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另一方面，要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持续提升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在G20等国际平台上与其他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来共同为全球经济未来的复苏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⑵ 当今中国 的三大热点问题是什么 关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5月29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存在三大问题，第一，货币供给与杠杆率的问题。第二，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问题。第三，现代金融发展的趋势与有效监管问题。

其中，影响金融稳定的因素在不断增多，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加速暴露，民间借贷和互联网叠加的风险不断显现，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联动和传染的状况在上升，这些都表明现行的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当前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

对于金融改革，陈雨露认为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金融改革的中期任务是切实建立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金融服务体系和金融管理框架。

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和金融监管框架，消除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维护金融稳定。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应及时纳入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妥善加以管控，牢牢守住底线，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不断提高货币政策和宏观金融管理的有效性。

⑶ 蚂蚁集团是不是马云的

是的，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为马云。

2020年7月20日，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集团宣布，启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寻求同步发行上市的计划。市场传言蚂蚁集团有近2000亿美元的估值。在之前，阿里巴巴发布的2020财年报告显示，马云在蚂蚁持股约8.8%，并拥有50%表决权。

阿里巴巴持股蚂蚁集团33%的股权，君瀚和君澳持有蚂蚁集团50%股权，而君瀚属于马云及阿里系、蚂蚁系员工，君澳属于阿里巴巴合伙的部分成员。也就是说，阿里巴巴及阿里系成员，大约持股蚂蚁集团约83%的股权。

(3)央行行长陈雨露表示股市扩展阅读：

蚂蚁集团上市

2020年11月3日，上交所发布关于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的决定称，你公司原申请于2020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同日，蚂蚁集团于港交所公告称，暂缓H股上市，公司将尽快公布有关蚂蚁集团暂缓H股上市及退回申请股款的进一步详情。

11月5日晚间，蚂蚁集团公告称，决定暂缓发行拟在科创板上市交易的股票，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20年11月6日启动退款程序。

2021年1月15日，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在与蚂蚁集团保持密切的监管沟通。

⑷ 2020年P2P平台已全部清零，“清零”意味着什么

基本上就意味着现在所有的P2P平台都受到一定的监管了，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因为之前在P2P平台疯狂增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平台都没有什么好的约束，以至于很多平台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很多投资者和用户都深受困扰，现在在得到充分监管之后，可能更多的投资人会选择理性投资，都对整个市场和用户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不仅是P2P平台，整个互联网金融平台都需要有效的监管，这一点在最近几年可以看到有进一步加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也更加完善了，这一点对于投资者和用户而言都是利大于弊的，相信大家有深有同感。

一、之前出现了很多P2P平台爆雷的问题。

之前一直出现各种P2P平台爆雷的问题，其中有些平台甚至达到了千亿的规模，他们的坏账率能够达到20%甚至是更高，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同时他们也有超过100亿人民币没有兑付给投资者，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投资者想要的是利息，但是到最后发现本金拿不回来，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都会因为一些经济问题而走上绝路，可以说这是一个个人间惨剧。

⑸ 央行行长回应蚂蚁IPO：坚持法律框架 问题解决后会回到正轨

1月26日，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回应蚂蚁集团是否会恢复IPO时表示，央行调研用户对蚂蚁的满意度还是高的。
对于消费者隐私等问题，易纲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一切以法律为框架和程序，和社会进行广泛的磋商，我想在问题解决之后，会回到正轨。
关于蚂蚁集团的问题，1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在金融管理部门指导下，蚂蚁集团已经成立整改工作组，正在抓紧制定整改时间表。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其消费信用贷的问题。1月11日，据外媒报道指，蚂蚁集团正计划重组其庞大的消费信贷业务。该集团将按照中国监管层的要求，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下重组大量业务，以增加透明度。

⑹ 陈雨露《公司理财》有没有学过的

没学过这个版本的，不过虽然这两本书颜色不太一样，但是根据出版届的习惯，即使内容没有变化，也要隔一两年换换封面再版一下，这样可以防止盗版吧

⑺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⑻ 央行首次回应个人征信牌照发放问题是怎么回事

央行人士首次在公开场合回应市场关切的个人征信牌照发放等相关问题。在日前举行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人民银行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个人征信业务牌照发放工作。”他还说，社会各界非常关心和关注个人信息如何在信息提供、采集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并为此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和建议，人民银行正在抓紧整理、研究和吸收，完善相关制度安排。
央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亦表示，目前八家正在进行个人征信开业准备的机构均未达到监管标准，央行发放个人征信牌照要进行大量基础工作，也需要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协调，这都需要时间。对于符合审慎监管条件的个人征信申请机构，人民银行将积极稳妥地尽快推进个人征信牌照发放工作。
2015年1月，央行发布了《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属阿里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旗下)、腾讯征信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征信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鹏元征信有限公司、中诚信征信有限公司、中智诚征信有限公司、拉卡拉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华道征信有限公司等八家机构做好个人征信业务的准备工作，不过，目前这八家机构均未正式拿到征信牌照。
万存知表示，这八家机构都想依托互联网形成自己的业务闭环，在客观上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不利于信息共享；在数据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根据有限信息进行不同形式的信用评分并对外公布使用，也会存在信息误采误用等问题。另外，这八家机构各自依托某一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发起创建，在业务或者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具备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
陈雨露强调，在个人征信市场准入和业务活动开展过程中，央行强调注重把握三方面的原则。一是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原则。征信机构在公司治理结构和业务开展上应确保独立，防止利益冲突。开展业务要客观中立，不能受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等其他主体的支配。征信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不能与征信机构股东或出资人的其他业务相捆绑，不能成为股东或出资人谋取他利的手段。二是征信活动中的公正性原则。征信业务活动应充分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政治上的正确性。征信产品主要用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用违约风险问题，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既不能当作把人分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工具，也不能应用于某些低俗的社交活动，背离征信的本意。三是个人信息隐私权益保护原则。在制度建设和日常监管中，强调征信机构应从保护个人隐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出发，保持业务透明度，防止个人信息被过度采集、不当加工和非法使用，防范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侵害，切实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建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对我国个人征信有两方面建议，一方面，国家征信部门可以授权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更广泛收集个人经济活动和金融交易数据，并依据行政法规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将相关数据报送人民银行征信中心，通过征信中心广泛的收集和筛选，向合规的符合条件和需要的数据主体提供相应的个人信用及征信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和美国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等相关法规的制定经验，总结我国公民信息泄露的原因，从源头治理，尽快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法。

⑼ 官宣物价将温和上涨，普通百姓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

1月15日，在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预计今年CPI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比较小，2021年我国的物价水平大概率会保持温和上涨。

陈雨露副行长本身就是顶级金融学家，对于整体经济的判断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点还是可以相信，这个结论也是经过了很精心的测算后的结果。

不动产这种资产就不好说了，但从现在来看，很多人由于早年购买了一些不动产，让自己的财富增加了很多，现在不动产虽然没有很大的涨幅，但是在应对通货膨胀这方面却是一个天然优良的资产，在不发生很大动荡的情况下，不动产抵御物价上涨还是很不错的。

2、资产配置要多元化

很多人认为资产配置多元化就是购买不同的产品，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可以选择的种类，除了货币、不动产外，还有外汇、黄金、艺术品等等，甚至境外保险也可以算进来，种类还是有很多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