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国的外贸战略如何定位
中国外贸战略模式的重新定位
不能否认，外贸出口作为国际贸易的一部分，是一国或一地区对外开放的基础和载体，它对改变我国过去封闭的经济运行状态，形成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对学习新知识，接触新事物，赚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获取因国际分工而形成的比较利益，促进全国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外贸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改革开放20年接近10%的经济快速增长，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外贸出口，主要的贡献应当功于始终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国内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很大，以致几度形成全国性经济“过热”，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运用虐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限制投资规模和集团消费，使过热的经济“降温”。正是这种庞大的国内市场扩张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了主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外贸出口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燃料，不是“引擎”。
外贸出口的扩大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逐渐显现出来，并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首先，随着外贸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确加深了（整个90年代的前9年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在30%以上，有的年份达到43.6%）。因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当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突然降临、亚洲经济增长急速滑坡时，我国对外贸易增幅也同时下降，1998年进出口总额与上年相比竟出现负增长，外贸出口只略有上升，增速大幅回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续三年在趋势线下运行，国内生产总值增幅1997年为8.8%，1998年为7.8%，1999年预计约7.1%，呈逐年下降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后，我国经济增速之所以没有出现与对外贸易同样大幅度的跌落，没有出现象东南亚国家、韩国等同样的急剧萎缩，是因为我国庞大国内市场支撑的结果。
其次，由于国际市场的有限性，以及世界各国贸易保护的普遍性，我国一些行业和产品例如服装、鞋袜、纺织品等的出口规模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造成大量库存积压，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下令，缩小其生产规模，如对棉纺织品的压锭限产就是一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相关轻工行业的发展。同时，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例如欧洲联盟和北美发达国家等频频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加剧。
再次，与其它发展中大国相类似，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发展水平较低。改革开放20年来在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都在扩大，经济二元性趋于加剧。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外贸出口鼓励和出口导向模式的推进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雄厚，生产工艺先进，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劳动力素质较好，金融业发达，资金比较充裕，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改革开放以来享受了国家赋予的诸多优惠政策，但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相对短缺。中西部地区的区情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刚好相反，除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国土面积广阔、低素质的劳动力更加富裕外，其它方面例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劳动力素质、资金拥有量、技术创新能力、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地域经济分工的状况是：东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价值大的制成品，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生产和输出自然资源及其初级加工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是以农牧产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为主，制成品所占比例不大。这期间中西部地区出口比例较大，从中得益也较多。但是，出口导向模式是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品为宗旨和目的的，国家整个出口鼓励的政策是刺激制成品出口，限制初级品的出口，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专门为机电和成套设备等资本货物的出口提供贷款和风险担保而设立的。在国家外贸政策的诱导下，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过去的初级品为主、制成品为铺，改变为现在的以制成品为主、初级品为辅。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利益来衡量，国家的这种出口鼓励政策无可厚非，但具体到区域利益上则形成了苦乐不均的状况，因为制成品生产是东部地区的优势项目，国家出口导向政策实施的结果是东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上升，中西部地区外贸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下降。如表一所示，1998年东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的比重均在90%以上，中、西部地区总和则不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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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以及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时间较早，而且其程度更大、进展更快，吸引了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大规模进入，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见表二），这在增强东部经济实力的同时，更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和层次，制成品生产的优势更加突出，因出口导向模式对制成品出口的鼓励，东部出口规模和比例越来越大，从中得益也更大，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良性循环：制成品出口→外汇收入增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区域经济实力增强，技术创新→制成品开发→制成品出口扩大。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在出口导向模式的作用下外贸出口比例日渐缩小，从中获益也越来越小。这实际上促进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也加剧了其区域经济的二元性。
附图{图}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索洛(solow)有一个著名的结论，即要素的规模报酬不变，而且投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从而可能导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起始水平负相关，进而可能出现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收敛的结果。在从1952-1995年长达44年的发展中，中国长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效用递减是存在的，但是整体上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水平并没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各地区经济没有趋于收敛和融合，而是出现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内部呈现出索洛增长模型的特殊现象，即东、中、西部地区按照各自不同的“中心轨迹”向前发展，三大地带内部各省、市、区经济发展趋于收敛和一致，经济地带之间相关性反而不大。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开始的，其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外贸出口鼓励政策的实施使东部地区更多地参与了国际经济循环，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
伴随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和经济二元性的加剧，其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也相应地拉大。从1985-1995年，虽然全国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绝对数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从2.66倍至5.50倍不等，但是其相对水平（以全国为参照系）的变化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趋势，东部地区除辽宁省外，其它各个省、市、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都提高了，表现为其相对水平变化的数值为正，而中西部各省区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全部呈下降态势，表现为其相对水平变化的数值为负。1985年人均收入最大的上海市是人均收入最小的甘肃省的2.96倍，到1995年扩大为4.75倍。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据是0.4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全面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实践并不是很成功，它虽然对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负面影响也是相当大的。
一般地，地小人少的小国（地区）在施行了一个时期的进口替代政策、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转向全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是适宜的，实践证明也会获得成功。但是如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应片面强调和全面推行出口导向模式和外向型经济战略，因为其拥有十分庞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国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搞出口导向的总体战略，而且通常发展中大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本身的相对优势和特色迥然不同，因而各地区的发展模式不能简单地套用出口导向一种模式。然而，这并不是不要对外开放，不是不要出口鼓励，而是应当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来鼓励和扶植出口企业的发展，并在有条件的区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积极、稳步地增加我国经济的“外向型”成份。
那么，我国既要鼓励出口、扩大对外开放，又要重视发展民族经济、立足国内市场需求，这二者的“度”如何把握？对外贸易战略模式定位在何处比较合适？答案是：基本内向型的开放经济，即总体上的“进口替代”与局部渐进的“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对外贸易战略。这个战略模式根据中国市场潜力大、资源相对丰富的特点，主要立足于国内资源的开发和国内市场的开拓，不断改善和加强经济内循环，将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积极对外开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扩大外贸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外贸出口的意义不在于占领了多么大的国际市场，不是要将主要的市场需求放在国外，而是在于通过赚取外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维持外汇收支平衡并有一定节余，通过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接触新事物和新观念，通过不断扩大经济外循环，提高经济内循环的规模、素质和层次，通过经济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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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蔻驰为何把上海作为亚洲首秀场
因为上海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时尚之都了所以会选择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