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慎言上海

Ⅰ 所有书法家的名字

古代书法家: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就先从历史记载的说起: 秦:李斯---秦石刻 汉:<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碑>.<石门颂>.<熹平石经> 魏晋: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快雪时晴贴 .姨母贴 王献之--中秋贴 王珣---伯远贴 唐宋: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 张旭--郎 官石柱记序 怀素--自叙贴 颜真卿--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祭侄稿(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功德碑 黄庭坚--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 米芾--蜀素帖.珊瑚帖 蔡襄--万安桥记.澄心堂帖 赵佶--淳化阁帖 元.明.清: 赵孟頫--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 文徵明--前后赤壁赋 董其昌--三世诰命 刘墉--临米芾诗帖 邓石如--语摘 当代书法家: 杨萱庭 王友谊 苏士澍 邬鸿恩 曾翔 崔维海 孙多全 刘正成 萧风 沈鹏 李强 宗家顺 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简介 安志学--男.1931年生.陕西西安市人.笔名松柏墨士.中专毕业.政工师.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怀素书法研究会研究员.香港东方书画中心书画艺术研究部研究员.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书画研究会艺术顾问.当代中华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教授等职. 白天--男.1928年2月生.山东潍坊人.原名韩礼标.字义堂.笔名秋心.山水.号白浪散人.室名秋涛居.斋号西溪晚庐.大学文化. 鲍泰昌--男.1930年生.云南省鹤庆县人.艺名傲骨.笔名枫叶.现为云南省老年书画协会会员.曲靖市老年书画协会理事.曲晴市麒麟区老年书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市场研究中心一级书法家.中华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教授. 边振宁--男.1938年生.河北省宁晋县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宁晋分校校长.世界书画家一级书法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华北协会理事.美国美中企业家联合会艺术家委员会会员.黄河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蔡焕仁--男.1925年6月生.原籍浙江诸暨.高级研究员.客座教授.博士院长等职.退休教师.中共党员.大专文化. 岑继初--男.1944年3月生.广东省中山市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机务四大队工程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市场中心书法家.世界华北协会艺术家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部研究员等20多个职务. 常海川--男.1924年9月生.陕西省米脂人.艺名隐军.现任国际美术家联俣会艺术市场委员会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书画家.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协会书法家.中国古代怀素书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老年书法研究会会员. 畅春彦--男.1928年5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副主任科员.<世界书画家铭录>定为[一级书法师". 车玉禄--男.1951年7月生.吉林省永吉县人.字辛卯.号四间房人.大专毕业.一级书法师.现为中国书画艺术网络全书编委.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吉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吉林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陈洋--男.1967年10月生.广西东兴人.现系中国华夏书画院副院长.防城港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兴书画院副院长.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协会组织部领导.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理事.日本国艺书道院客座教员.广西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擅长各体.尤以草.隶见长. 陈炳荣--男.1968年2月生.海南省万宁市人.大学本科.二级书法师.主治医师.眼科医生.现是西安明视科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华医学会会员.海南省中西结合学会会员.海南省针灸学会会员. 陈超英--1941年1月生.湖南衡阳人.著名书法家.现系衡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研究员.衡阳市江东书法协会理事长.山东曹州画院名誉院长. 陈德忠--男.1941年6月生.吉林省集安市.笔名陈非.斋号山里人.清心居士.关东人.大专学历.现任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该会徐州分会常务理事.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中级会员.中国青年书画家协会等数十家国际国内艺术社团常务理事.整整.会员.研究员等. 陈竞--男.1940年4月生.江苏泰州市人.教授.国家高级美术师.民俗艺术专家.学者.1963年大学毕业.曾任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剪纸报>主编.南京东方艺术院副院长等职. 陈国华--男.1963年5月生.浙江省上虞市人.高级创研员.上海中华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高级创研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陈华祥--男.1934年11月生.湖北汉川市人.字乐艺.室名伏枥斋.系湖北省汉川市副局级退休干部.技术职称副研究员.现在是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湖北省书学研究会.湖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创作委员一级书法师. 陈启弟--男.1926年1月生.重庆市人.字陈希.号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牡丹书画院名誉院长等等. 陈荣生--男.1948年生.安徽庐江人.字佛尘.号清道山人.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陈亚平--男.1937年生.安徽省阜阳市人.1952年由画师方诗恒书写于乃师徐悲鸿.不试而入学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为该学院绘画系1955年届毕业生. 陈泽金--男.1947年生于浙江永康新楼乡新楼村.原名陈宅金.现为新楼乡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丽州书画社书画师.金华市楹联学会会员.湘江文化艺术家协会会员.湘江大方科文签约艺术家.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翰墨书画院院士. 程剑锋--男.1936年12月生.安徽省无湖市人.笔名野风.大学学历.现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现代民族书画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国际美联世界书画协会会员.中外书画研究院名誉教授.振鸣书画院名誉副院长. 程久培--男.1938年12月生.安徽省临泉县人.字少坤.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临泉县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程云鹤--男.1930年3月生.湖北天门人.字为栋.号竞陵乡人.现是湖北诗词学会会员.东坡赤壁诗社理事. 崔增新--1948年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字逸鹤.甘肃省张掖地区电力工业局政工干部.书画作品曾多次赴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展出并被收获.是张掖地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都书画院荣誉院长.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高级书画师.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中国金陵印社艺术委员.荣誉理事. 崔增新--男.1948年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字逸鹤.现为张掖地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都书画院荣誉院长.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高级书画师.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中国金陵印社艺术委员.荣誉理事. 邓瑞亮--男.1942年生.江苏省常熟市人.曾任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艺术创作部委员.欧阳修艺术研究会书法研究员.当代书画艺术家联谊会.现代汉字硬书学会等艺术团体委员. 邓瑞亮--一九四二年生.江苏省常熟市人.<硬书学报>特约记者.并被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授予当代硬笔书法家称号.被中国亚西亚艺术研究院聘任为中外书法鉴赏家.被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授予一级(最高级)硬笔书法师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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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张恨水和金庸，谁的文学成就更大

你可以跳着看，尤其最后一段的总结。
张恨水与金庸
作者：孔庆东
张恨水和金庸分别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的大众文化英雄，是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的两大高峰。比较他们所具有的一些相同点和不同点，对它们进行或粗或细的分析整理，必定有助于更加充分地研究20世纪以后的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于单独的张恨水研究和金庸研究也不乏别开生面的意义。
从张恨水与金庸的作品以及生平里，人们可以找到大大小小的许多或异或同之处。本文从通俗小说研究的学术立场出发，主要比较他们两人在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活动方面的“三同三不同”。当然同中也有不同，不同中也有同。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三同是：同是出色的报人，同是坚持民族风格，同是语言高手。
张恨水从20年代到40年代，在多家报纸担任记者、编辑、主编。早期的记者生涯，使他每天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与三教九流的交往接触中。这种艰苦繁重的生活方式带有为了谋生的被迫性，有时张恨水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但身体上的损失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补偿。这种长期的、超负荷的“深入生活”使得张恨水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生存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使他掌握了大量的活生生的创作素材。由于张恨水的身份是记者，他的任务是新闻采访，但有时没有合适的新闻，他就根据一般的社会现象，自己编造出一段新闻来，这其实已经是文学创作了。当然，这种“假新闻”在今天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在当时，只要没有损害到读者和当事人的利益，一般无人过问。张恨水的记者身份，还决定了他对待各种社会现象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一方面带有普通文化人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带有市民性。这样的不高不低的视角使得张恨水特别关注社会上那些“不平之事”，关注贫与富、强与弱、善与恶、兴与亡等问题。当然也使得张恨水喜欢关注那些带有“轰动效应”的或带有市民趣味的问题。可以说，报人身份既给了张恨水创作的来源，又给了张恨水创作的立场。来源使得他受到读者欢迎，立场则使得他处于新旧思想之间。后来重庆文化界祝贺张恨水五十寿辰时，新文学界的言论重点就是提醒张恨水的立场问题。正是在报人生涯最繁忙的时候，张恨水推出了他全部著作中最厚重的两部巨著——《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这两部书，上自政府要员，下至街头乞儿，——毕现笔端。书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有真实的新闻素材为底本。就连被视为张恨水的代表作的《啼笑因缘》，其故事主干也来自真人实事。可以说，没有报人生涯，就不可能有张恨水的这几部奠定他文学史地位的巨著。此后张恨水的作品，基本上就是延续着这个方向，写出了一部煌煌的“中国外史”。特别是他后期的《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等作品，几乎可以当作“纪实文学”来读。报人立场，使张恨水深深地介入了现实生活。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散文和评论，直接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这一部分文字目前尚未得到细致的研究。50年代以后，张恨水不再具有以往的报人身份，他也就不再能够创作出以往那样的作品了。
金庸的报人生涯比张恨水要长，他从4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和报纸打交道。金庸的小说和他所办的报纸形成了一种荣辱与共的血缘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和梁羽生一样，都是由报纸直接策划的。金庸作为报人与张恨水不同的是，他长期是报纸的主人而不仅仅是作者。金庸因此比张恨水更具有商业眼光。他用精彩的小说打开了报纸的销路，又利用报纸的发行量扩大了小说的读者群。金庸以小说为旗帜，全面发展，最后创建出一个宏大的明报集团。很难说清是金庸小说造就了明报集团，还是明报集团成全了金庸小说。在办报和创作二者之间，张恨水显然重在创作，而金庸则二者兼顾。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上午处理报社业务，下午写作小说，夜里还要写次日的社评。金庸也有一支散文之笔。金庸的散文似乎没有张恨水出色，但是金庸的号称有一万篇的社评却是被一些学者誉为当世第一人的。金庸的时事评论观察深邃，立场独到。他的小说虽然是以古代历史故事为背景，但从他的小说中不难看出他对现实的观察和立场。例如《笑傲江湖》，虽然金庸多次解释说并非影射文化大革命，但如果离开了对文革的忧虑和思考，小说中显然是绝对不会出现那么明显的对个人崇拜和政治斗争的讽刺的。由于金庸是报纸的老板，所以他更多注意满足各个层次读者的兴趣。张恨水在其笔下的三教九流中，感情明显倾向于“贩夫走卒”之类的下层民众。而金庸虽然也描写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压迫——如《飞狐外传》中的凤天南打死钟阿四一家，但他更注重写出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不平，如《天龙八部》中的民族歧视，《神雕侠侣》中的道德歧视等。由于创作的同时还要考虑报纸的销路，金庸的小说比张恨水具有更强的娱乐性。金庸把历史忧患意识深深地埋藏在精彩纷呈的武打和令人捧腹的幽默后面。张恨水虽然也要照顾报纸文体的需求，但由于毕竟不是自己的报纸，所以在结合娱乐性和思想性方面考虑得未免不多不细。例如《啼笑因缘》中的武侠人物关寿峰父女，是在上海《新闻报》社方面的一再敦请之下加进小说的，因为当时正是武侠热，没有武侠不受欢迎。结果这一部分成为小说中的“软肋”，张恨水显然是抱着应付差事的心理去写的。金庸之所以在封笔之后用了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作品，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初连载时采用的是一种专门的“报纸文体”，这种文体与一般的写作是有很大差别的。
张恨水与金庸的第二个相同之处是坚持民族文化立场。张恨水成名的二三十年代，以欧化为特征的“五四”新文学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是就出现了如何大众化、民族化的问题。新文学界1930年到1934年，开展了三次关于大众化的讨论。在通俗小说界，张恨水是对这一问题具有清醒认识的一个。他坚持对章回体进行改良但却不遽然抛弃章回体。他指出“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接受”①。张恨水在新文学已经遍地开花的时代拥有那么多忠实的读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坚持了“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
张恨水的民族风格首先表现在坚持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他描写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的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世风不古”，推崇清高的操守，侠义的言行。《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都是道德完善主义者。他们在义与利之间，舍利取义；在情与理之间，重情轻理。张恨水笔下的人物没有什么远大的社会抱负，却有对于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判断和担当这一判断的勇气。樊家树对于沈凤喜的爱情，用“五四”新文学的标准来看，并不值得颂扬，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可贵的。反对以强凌弱，反对为富不仁，反对始乱终弃，反对惟利是图，反对战争，反对腐败，但是又并不认为有什么彻底的解决办法，在悲愤的图景中加进色空观念以求解脱，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二衣钵。
张恨水的民族风格其次表现在运用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他的小说在形式上依然保留着章回体的外貌，每一章之间都讲究首尾呼应，基本上采用一致的全知叙事视角。在小说的结构方法上，大多采用“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套路。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读者，还不具有欣赏《子夜》那样欧式小说的心理“格式塔”，张恨水这种略加改良的章回体正好适应了当时的阅读需求。其实张恨水已经采用了许多西方式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并且他与老一代鸳鸯蝴蝶派的最大区别是能够以人物命运为中心来展开情节。但是这一切都是装在章回体的套子里进行的，使人并不觉得突兀新奇，所以张恨水在30年代的通俗小说市场上如日中天。但是到了40年代，张恨水的市场便被同是身处大后方的以徐訏和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夺走了不少，原因是那时的年轻读者已经是生长在中华民国的一代新人了。
金庸的民族风格也是其小说的重要标志。金庸的创作环境是香港这样一个中西并存、五方杂处之所，许多香港作家长年辛苦耕耘却始终难以崭露头角，原因之一就是所写的作品对东方、西方都无关痛痒，文化价值偏低。而金庸的巨大成功恐怕有一半要归功于他独树一帜的民族风格。
金庸的民族风格首先表现在全方位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上。在金庸的作品中，不仅是描写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娼妓乞丐各种地位的人物，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价值立场和思想境界。金庸小说中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卜琴棋书画等随处挥洒的描写，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金庸的小说在80年代引起大陆知识界的强烈兴趣，与80年代大陆知识界的“文化热”是分不开的。陈平原先生说金庸的小说可以作为佛教的入门书。其实也可以说金庸的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书。读金庸小说如果不注意这些方面，那就如同入宝库空手而归。近年来金庸小说逐渐被翻译成外文，国外的翻译者感到最棘手的便是小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笔者指导过泰国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与韩国的金庸小说翻译者也有交流，笔者告诉他们，如果把“降龙十八掌”翻译成什么“左直拳、右勾拳”，把“桃谷六仙”翻译成“桃花山里的六个天使”，那就完全是买椟还珠，失去了金庸小说的精华。
金庸的民族化其次表现在坚持中国式的审美情趣。武侠小说是现代中国通俗小说的主力类型。通俗小说要赢得广泛的读者，通常都离不开两个基本的要素，即性爱和暴力。有些外国学者奇怪为什么金庸小说不写性爱和暴力却能够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其实他们不明白，中国小说里何尝缺少过性爱和暴力？只是中国人欣赏性爱和暴力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即加以充分的艺术化。中国人不喜欢赤裸裸的性爱和暴力描写。古代的白话小说和戏曲在写到这类场面时，往往都要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进行诗化和美化。如《西厢记》之描写性爱一向被人称颂，而本来是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由于色情滥描较多，后来被《红楼梦》取代了地位。《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鲁智深打镇关西、宋江三打祝家庄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是以写得有章法，有韵味著称的。金庸小说描写爱情之深、之广、之丰富多采，是有口皆碑的。但是金庸小说中没有一处属于“少儿不宜”的涉及色情的段落。金庸写武打，不论多么凶险狠恶的场面，都不以血腥气来刺激读者的感官。如《连城诀》里写血刀老祖以恶魔般的功夫杀死对手一场，竟使人读来不觉得恶心，反而感到一种美学上的震撼。而一些武侠小说迷告诉笔者，他们读古龙小说，有时会产生“呕吐感”。当然“呕吐感”也是一种审美效果，那是因为古龙刻意渲染死亡及丑陋所造成的“现代意识”。古龙的小说就颇不适合老人和少年人读，而金庸的小说人人读得，这说明金庸把握到了中国人审美趣味的神髓。
张恨水与金庸的第三个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是语言高手。
张恨水从小养成了才子情调，喜欢吟风弄月，咬文嚼字。注意语言功夫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共性。但是张恨水在这方面格外下工夫。他专门回忆过少年时如何研究锤炼语言，如描写一个娇柔的女子，就说他“弱柳扶风”；描写一个健美的女子，就说她“杏花烟润”。张恨水成名后为报纸写连载小说时，有时几百字的段落十来分钟就写完了，可是为了一联回目或是为了小说中的一两句诗词，却往往要费去两个小时。张恨水的小说回目质量之高堪称一流，有些“张恨水迷”居然能够背诵他的全部回目。笔者本人就在北大附近遇到过一位能够背诵《啼笑因缘》回目的搞化学的老教授。张恨水的语言、典雅、纯正，既简练，又具有抒情性。比起与他同时代的刘云若、陈慎言等人，能够覆盖的读者面更为广大。在新文学的小说家里，也只有老舍能够和他相比。
金庸小说的语言更是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金庸的语言古朴、苍劲，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的一些小说回目也十分讲究，如《鹿鼎记》全部采用查慎行的诗句，《倚天屠龙记》是一韵到底的七言诗，《天龙八部》是五首即使单独诵读也颇有韵味的词。但金庸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细看每一句，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都很少标新立异，出人意外。那些话，你也能说，我也能写。但正是这些话，让无数少年着魔、青年落泪、中年搔首、老年捻须。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的语言是传统小说和新文学的综合，兼融两方面的长处，通俗而又洗练，传神而又优美。”②陈墨先生认为：“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③金庸的人物语言，必定是合乎人物的性格、命运、处境、心态，“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金庸的叙述语言，必定是合乎所描写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形态、神韵。当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写到萧峰一把提起暗算伤人的慕容复扔出去时，他让萧峰喝道：“萧某大好男儿，竟与这等人齐名！”一句话，就写出了萧峰顶天立地的神威，令人永远难忘。金庸的语言功夫无论在通俗小说界还是在新文学界，都可说是罕有其匹的。
由张恨水和金庸的三个相同之处可以看到如下几点。首先，现代通俗小说必须与报纸这样的现代媒体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与古代通俗小说完全不同的。报纸对于通俗小说当然有利有弊，金庸在用报纸奠定了自己小说的地位之后，又用了十年时间修改自己的旧作，使其达到艺术上的更加完善，这是非常明智的。其次，通俗小说必须保持民族风格。民族风格这个问题，对于通俗小说比新文学小说还要重要。古龙后期去写作日本推理小说式的“枪手小说”，离开了武侠小说的民族土壤，导致了他在艺术上的走投无路。第三，通俗小说必须有上佳的语言。言之无文，其行不远。通俗小说的语言一方面不能古怪晦涩，自绝于读者，另一方面也不能陈词滥调，令人生厌。平中见奇，才是高手。
以上比较了张恨水与金庸的“三同”。下面比较他们的不同。张恨水与金庸的三不同是：社会言情与武侠之不同，继承传统与开拓新潮之不同，对待新文学的态度之不同。
在张恨水的时代，现代武侠小说热潮刚刚掀起，虽然声势浩大，但社会言情小说仍然是通俗小说的第一小提琴。张恨水以社会言情小说反映中国现实，他所言的不仅是男女之情，而且是普通中国老百姓面对纷纭世事的复杂心情。张恨水的小说是完全可以当作民国社会史的资料来读的。如早期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几乎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北京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后期的《八十一梦》、《魍魉世界》、《五子登科》所揭露的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武力走私、社会腐败、全民皆商的黑暗，以及那种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威风凛凛，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层百姓饥寒交迫，怨声载道的情景，简直就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再现。张恨水创作的时代，是中国爱情观念发生大转折、大变动的时代，人们普遍关心新旧婚恋模式的冲突和融合。张恨水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这个过渡时期的种种情爱悲欢。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之爱，金燕西与冷清秋的感情游戏，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的聚散离合，都是源自情爱观念的矛盾或隔膜。他们的感情经历，也就是千千万万读者的感情经历。通俗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是符合传统现实主义的“反映论”的。中国社会的走向和中国人爱情方式的走向，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焦点问题，张恨水作为通俗小说的主帅，就站在了这个焦点上。
到了金庸的时代，武侠小说取代社会言情小说成为通俗小说的中坚。这一是因为社会言情小说在题材上受到新文学小说的有力挑战，而且可以说，经过文学革命30多年以后，社会言情小说已经成为新文学小说的主要类型。二是因为在西方，侦探小说已成为通俗小说的主力，中国的通俗小说只有依靠武侠小说才能与之抗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侦探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可以融惊险、爱情、黑幕、哲理等等小说因素为一体，并迅速占领全球的畅销书市场。在中国能够担负同等功能的文体只有武侠小说。三是因为50年代以后的政治格局使得社会言情小说不能充分反映现实生活，香港虽然置身于大陆与台湾之外，但整个世界都进入冷战时代，香港也难逃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从香港文学的缺乏批判性即可见其端倪。相反，武侠小说却可以凭借想象的时空，尽情表达作者和读者的人生欲望和价值倾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港台众多的武侠小说中，金庸是最注重历史描写的。即使是在《笑傲江湖》、《白马啸西风》这样的具体年代语焉不详的作品里，金庸仍然以现实主义精神注重每一个细节在常识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真实可信。这就使人们可以领会到，金庸在写过去的同时也是在写现实。比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等几部作品中都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重要的不是谁来做统治者，关键是要让人民幸福。如果深思一下，这与香港的处境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参悟的是，大陆在五六十年代盛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描写通过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的悲壮历程，实际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艺术阐释，我把这些作品称为“革命武侠小说”。这些作品表达的是与金庸不一样的声音，即不同的人做统治者是不一样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金庸的思考对不对可以不论，但这说明了武侠小说同样是对现实发言，而且关于统治者要让人民幸福这一点，金庸与大陆作家是一致的。金庸在《碧血剑》中所描写的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后的迅速崩溃，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借古讽今的思路上，何其相似乃尔！金庸得到广大读者的敬慕不仅仅是由于文学技巧之类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借助武侠小说所表达出来的“人民性”。张恨水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忧愤深广的“社会良心”，而金庸则是高瞻远瞩的“大侠”。
张恨水与金庸的第二个不同是继承传统与开拓新潮之不同。
张恨水在新与旧之间，更偏向于旧。他出道的20年代后期，鸳鸯蝴蝶派的第一代作家大多已经是强弩之末。张恨水的“历史使命”是继往开来，但他在继往方面做得多，开来方面做得少。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中的改良派，他知道章回体早晚要淘汰，但他的思想是一点一滴地改良。他的每部作品在风格和写法上迈的步子都不大。他是为鸳鸯蝴蝶派补天的人。“五四”新文学所批判的鸳鸯蝴蝶派的缺点，比如宗旨上的游戏主义，艺术上的不讲究章法，记流水账等等，都在张恨水那里得到了改正。他为鸳鸯蝴蝶派挽回了美名，他也曾因此被当作最讨厌的敌人受到新文学界的重点攻击。后来又作为“擒贼先擒王”的对象被重点“招安”。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张恨水名列理事之一。1944年5月16日，张恨水五十寿辰，重庆文化界联合发起祝寿。数十篇文章盛赞张恨水，强调他“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的立场和“最重气节，最重正义感”的人格④，但是张恨水一直在向新文学走，却始终没有走进去。原因在于他的文学观念。张恨水的顺应潮流也好，花样翻新也好，主要出于使人“愿看吾书”⑤的促销目的，尽管他有着个人的痛苦和对社会的愤慨，但他的创作宗旨并非是要“引起疗救的注意”⑥，更多的是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⑦。张恨水虽然拥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但主要是50年代以前受教育的人。现在张恨水的小说重新出版，虽然可读性仍很强，但他偏于保守的姿态已经不能唤起多数人的热情了。张恨水可以说是为鸳鸯蝴蝶派式的老一代通俗小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金庸在新与旧之间，则偏向于新。金庸在人际关系上与鸳鸯蝴蝶派没有瓜葛，他的教育和文学趣味都是“新青年”式的。他开始写武侠小说时，梁羽生已经声名鹊起，金庸必须大胆突破才能更上一层楼。因此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还有《碧血剑》，都带有旧派武侠小说的影子，即便放入梁羽生的全集中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作品。但是从《射雕英雄传》开始，金庸的作品大胆创新，每部绝不雷同，使读者如登黄山，雄奇险绝，变幻无穷。比如金庸的武功描写，做到了每书出新，每人各异，写得奇，写得美，写得绝。每一段武功描写，都力求合乎情节需要，合乎人物性格，丰富多采，力避雷同。他的武功不是外在的调料，也不是小说惟一的精华，而是与小说的情节一起，推动着人物的命运。金庸的创新一是打破善恶正邪的二元对立模式，充分探讨人性的复杂多变。二是放弃章回体，完全采用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三是突破武侠小说的自留地，大胆融会其他类别小说的特色，在武侠小说中写言情、写侦探、写历史、写风俗、写文化，有时甚至使武侠成了次要的成分。金庸创造出了一种天马行空般“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武侠小说。
张恨水与金庸的第三个不同是对待新文学的态度不同。
张恨水一直要走向新文学，但是却始终没有走进去。金庸很少谈论新文学，甚至否认新文学对自己的影响，但是他却取得了令新文学也刮目相看的成就。一向专门研究新文学的现代文学权威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近年围绕金庸展开激烈争论的人士几乎都是新文学作家和新文学研究学者。
张恨水始终跟新文学有距离并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新旧文学本来就分属壁垒森严的两个阵营，而且新文学界对通俗小说采取无情打击、拒之门外的态度。张恨水因此对新文学也长期采取对立的姿态。直到40年代初，张恨水到重庆，身处新文学的千军万马之中，他仍然悻悻然地讥刺新文学作家创作低能。后来新文学界对张恨水采取欢迎和敬重的态度，那主要是由于他的人格和立场，在文学上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张恨水虽然是改良派，但他始终是暗中摸索，不能准确把握现代小说艺术的脉搏。他自己也感到许多困惑。他的小说还是给人留下了遗憾。
金庸是一个“独行侠”。他所受的教育是正宗现代式的。可以说，他是读着新文学长大的一辈。当然，他也读了许多旧派小说。身居香港的金庸，与新文学无恩无仇，所以他能够以坦然的心态来对待新文学。在金庸的小说中，经常能够感受到新文学的潜在影响或者是与新文学不谋而合之处。如《天龙八部》中，萧峰误毙自己的爱人阿朱那段电闪雷鸣般的情节，令人悲痛震撼之余，不禁油然想到曹禹的《雷雨》。不论强烈的气氛渲染、精心的细节铺垫，还是戏剧化的场景，以及宿命论的暗示，都让人不能把二者分开。金庸还经常描写个体与群体的对立，描写“坏师父”，揭露知识分子的缺点，挖掘中国的国民性，这些都是新文学的主题。如果没有新文学的滋养，是不可能出现金庸小说这样深刻而博大的艺术精品的。金庸不愿意多谈新文学的影响，原因可能一是他为了强调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二是香港地区对新文学有一些成见，三是金庸本人并不把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放在眼里，在金庸谦逊和气的背后，其实是藏着极大的自负的。
由张恨水和金庸的三个不同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一是小说类型并没有先天的优劣，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发展来评价其价值。二是每个人能够完成的历史使命是不可强求的。张恨水的时代只能继承，他就成了一个鸳鸯蝴蝶派的末代皇帝。时代给金庸提供了开天辟地的舞台，他才成了新派武侠的真命天子。一个人体悟并把握住自己的使命，就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通俗小说必须博采众长，尤其是要密切保持同新文学的联系，才能不断攀上新的艺术高峰。

Ⅳ 所有书法家的名字

古代书法家: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就先从历史记载的说起：
秦：李斯---秦石刻
汉：《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碑》，《石门颂》，《熹平石经》
魏晋：王羲之--兰亭序（天下第一行书）、快雪时晴贴
、姨母贴
王献之--中秋贴
王珣---伯远贴
唐宋：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
张旭--郎 官石柱记序
怀素--自叙贴
颜真卿--颜勤礼碑、颜家庙碑、祭侄稿（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功德碑
黄庭坚--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
米芾--蜀素帖、珊瑚帖
蔡襄--万安桥记、澄心堂帖
赵佶--淳化阁帖
元、明、清：
赵孟頫--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
文徵明--前后赤壁赋
董其昌--三世诰命
刘墉--临米芾诗帖
邓石如--语摘
当代书法家:

杨萱庭 王友谊 苏士澍 邬鸿恩
曾翔 崔维海 孙多全 刘正成
萧风 沈鹏 李强 宗家顺
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简介
安志学——男，1931年生，陕西西安市人。笔名松柏墨士，中专毕业，政工师。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陕西省老年书画学会会员，中国古代怀素书法研究会研究员，香港东方书画中心书画艺术研究部研究员，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书画研究会艺术顾问，当代中华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教授等职。
白天——男，1928年2月生，山东潍坊人。原名韩礼标，字义堂，笔名秋心、山水，号白浪散人，室名秋涛居，斋号西溪晚庐。大学文化。
鲍泰昌——男，1930年生，云南省鹤庆县人。艺名傲骨，笔名枫叶，现为云南省老年书画协会会员，曲靖市老年书画协会理事，曲晴市麒麟区老年书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市场研究中心一级书法家，中华当代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教授。
边振宁——男，1938年生，河北省宁晋县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宁晋分校校长，世界书画家一级书法师，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华北协会理事，美国美中企业家联合会艺术家委员会会员，黄河书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蔡焕仁——男，1925年6月生，原籍浙江诸暨，高级研究员、客座教授、博士院长等职，退休教师，中共党员，大专文化，
岑继初——男，1944年3月生，广东省中山市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机务四大队工程师。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市场中心书法家，世界华北协会艺术家学术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部研究员等20多个职务。
常海川——男，1924年9月生，陕西省米脂人。艺名隐军。现任国际美术家联俣会艺术市场委员会理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书画家，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协会书法家，中国古代怀素书法艺术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老年书法研究会会员。
畅春彦——男，1928年5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副主任科员。《世界书画家铭录》定为“一级书法师”。
车玉禄——男，1951年7月生，吉林省永吉县人。字辛卯，号四间房人。大专毕业。一级书法师。现为中国书画艺术网络全书编委，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吉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吉林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陈洋——男，1967年10月生，广西东兴人。现系中国华夏书画院副院长、防城港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东兴书画院副院长、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世界书画家协会组织部领导、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理事、日本国艺书道院客座教员、广西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擅长各体，尤以草、隶见长。
陈炳荣——男，1968年2月生，海南省万宁市人。大学本科。二级书法师，主治医师。眼科医生。现是西安明视科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华医学会会员，海南省中西结合学会会员，海南省针灸学会会员。
陈超英——1941年1月生，湖南衡阳人。著名书法家。现系衡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研究员，衡阳市江东书法协会理事长，山东曹州画院名誉院长。
陈德忠——男，1941年6月生，吉林省集安市。笔名陈非，斋号山里人，清心居士，关东人。大专学历。现任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该会徐州分会常务理事。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中级会员，中国青年书画家协会等数十家国际国内艺术社团常务理事、整整、会员、研究员等。
陈竞——男，1940年4月生，江苏泰州市人，教授，国家高级美术师，民俗艺术专家、学者。1963年大学毕业，曾任中国民间剪纸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剪纸报》主编、南京东方艺术院副院长等职。
陈国华——男，1963年5月生，浙江省上虞市人。高级创研员。上海中华书法协会会员，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高级创研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
陈华祥——男，1934年11月生，湖北汉川市人。字乐艺，室名伏枥斋。系湖北省汉川市副局级退休干部，技术职称副研究员。现在是湖北省书法家协会，湖北省书学研究会，湖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创作委员一级书法师。
陈启弟——男，1926年1月生，重庆市人。字陈希，号年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吉林省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牡丹书画院名誉院长等等。
陈荣生——男，1948年生，安徽庐江人。字佛尘，号清道山人。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陈亚平——男，1937年生，安徽省阜阳市人。1952年由画师方诗恒书写于乃师徐悲鸿，不试而入学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为该学院绘画系1955年届毕业生。
陈泽金——男，1947年生于浙江永康新楼乡新楼村。原名陈宅金。现为新楼乡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丽州书画社书画师，金华市楹联学会会员，湘江文化艺术家协会会员，湘江大方科文签约艺术家，中国书画研究会会员，翰墨书画院院士。
程剑锋——男，1936年12月生，安徽省无湖市人。笔名野风。大学学历。现是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现代民族书画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国际美联世界书画协会会员，中外书画研究院名誉教授，振鸣书画院名誉副院长。
程久培——男，1938年12月生，安徽省临泉县人。字少坤。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世界艺术家协会会员，临泉县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
程云鹤——男，1930年3月生，湖北天门人。字为栋，号竞陵乡人。现是湖北诗词学会会员，东坡赤壁诗社理事。
崔增新——1948年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字逸鹤。甘肃省张掖地区电力工业局政工干部，书画作品曾多次赴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展出并被收获。是张掖地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都书画院荣誉院长，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高级书画师，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中国金陵印社艺术委员，荣誉理事。
崔增新——男，1948年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字逸鹤。现为张掖地区书法家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江都书画院荣誉院长，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高级书画师，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中国金陵印社艺术委员，荣誉理事。
邓瑞亮——男，1942年生，江苏省常熟市人。曾任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艺术创作部委员，欧阳修艺术研究会书法研究员，当代书画艺术家联谊会，现代汉字硬书学会等艺术团体委员。
邓瑞亮——一九四二年生，江苏省常熟市人，《硬书学报》特约记者，并被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授予当代硬笔书法家称号，被中国亚西亚艺术研究院聘任为中外书法鉴赏家，被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湖南分会授予一级（最高级）硬笔书法师等称号。
邓晓峰——男，1975年12月生，中和书法函授院院士、研究员，中和书法家、一级书法师。97年毕业于胜利油田师专美术系工艺美术专业，“胜利油田硬笔书协”会员，“中国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现任胜利油田工程建设一公司老年办政工干事、93年始硬书、音乐、美术多次获奖。94年获胜利油田学生硬书赛一等奖。
刁永泉——1945年5月生，陕西汉中市人。号梦蝶生，虚白室人。中国当代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理事，世界华文诗人协会（总部在香港）会员，陕西处诗词学会理事，汉中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丁冰玉——男，1925年12月生，湖南安化县人。现为长沙市长湖南省老年书画家研究会会员，长沙市银盆地区书画协会名誉会长，长沙市诗人协会会员和银星诗社社长。
董洪纪——女，1950年11月生，河北省唐山市人。大专文化，中教一级，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唐山市书法协会会员。1999年9月被特邀担任《当代中华书画经典文库》编委会副总编辑。
董耀章——男，1937年2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专毕业。一级书法师，编审。现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九州诗文杂志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山西作家协会，山西书法家协会，山西电视家协会，山西舞蹈家协会会员。
窦书阁——男，1933年6月生，河北省邢台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副校长。河北省劳动模范。现为中原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会员，学术委员，特邀书画师。
朵长青——男，199年3月生，甘肃永登县人。字松柏，笔名山泉，别名文翰，斋号青润书屋。曾先后被聘为中国鲁南书画社理事，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问委员，神州大学艺术研究中心“中级书画师”，中国中外名人艺术研究会会员，学术委员，书画师等。
范凤城——男，1941年生，河南省上蔡县人。字瑞周。中教一级。现为中州书画协会理事，东方书画协会会员，山东荷泽天香画院荣誉教授等。
范如明——男，1929年4月生，浙江省遂昌县人。笔名寒月。现为香港世界著名艺术家联合会特聘书法师，《东方潮》杂志社特约记者、编辑，“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院士，“新加坡共和国神州艺术院”高级名誉院士，“江苏高渡弘扬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方文桃——1962年毕业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现任福建省莆田县工艺一厂高级工艺美术师，从事工艺美术活动四十一年。现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高级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理事，福建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莆田市美术家协会理事，莆田县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莆田县工艺美术学会理事长。
方丁——男，1918年3月生。山东莱阳人，离休干部。工作经历：1936年毕业于中学师范学校，当年秋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地方政府工作。1950年3月—1982年1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劳动工资工作，先后任组长、处长、副局长、司长等职。现为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中国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院士。
冯宝珠——男，1940年10月生，河北省唐山市人。大专学历。现为中国书画函大艺术研究会会员，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会员，黑龙江世纪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世纪书画艺术院高级画师，中国湖南武陵书画院常务理事，高级画师。中国扬州姑苏画苑二级画师。
冯福田——男，1950年6月生，河南省开封市人。大学本科。现为中国记者协会会员，河南省文字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研究会会员。开封市语言学会秘书长。
冯界桥——男，1948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人。原名冯联承，曾用名冯连城，号壁卿，字光先，笔名冯上、冯帆。系中国龙文化艺术研究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会员，河北省雕塑协会会员，中国UFO研究会会员，唐山市分会会长，唐山市老年书画协会副秘书长。
冯秋成——男，1936年10月生，安徽省马鞍山市人。又名秋晨，号汉水秋翁。现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安徽省老年书画联谊会理事，马鞍山市书协理事，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员，中韩文化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高青松——男，锡伯族，1944年4月生，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人。中学一级教师。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中国民族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青年书画家协会会员。
高世翰——男，1928年2月生，山东省蓬莱县人。二级书法师。1997年被大连市老年书法美术协会吸收为会员。还被聘为翰墨书画院院士。
高文社——男，1942年9月生，江苏省建湖人。号兰竹斋主，艺名雄宝。现为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高级创作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特邀创作员，神州大学书画研究所书画师，上海民族画院高级书画师，上海东方书画院画师。
谷荣华——男，1958年1月生，湖南衡山人。大专文化。党员，干部。现任世界书法家协会加拿大总会理事，海内外书画艺术联谊会高级书法家，中国当代硬和书法家协会书法家，中国古代怀素书法艺术研究会理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东方艺术传播中心高级工艺美术师。
顾月蟾——女，1935年8月生，浙江宁海市人。现属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浙江省女书法家协会会员，东方画家协会会员，被聘为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特聘书画师，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中韩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郭成涛——男，1932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大学毕业。现为上海水电工程学会新能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安东方艺术研究院名誉副院长。
郭诚文——男，1940年5月生，山西定襄人。别名戈文、澹幽斋主人。现为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1998年被神龙艺术院聘为荣誉院士，世界书画家艺术认定委员会审定为二级书法师，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市场研究中心聘为一级书法家。
郭文宝——男，1945年9月生，河北省蔚县人。中专毕业。。书法家。现为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河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台湾星际机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企业家委员会，国际美术家联合会会员。
韩静——男，1937年元月生，安徽省合肥市人。大专学历。现为另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省书协首批会员，省硬笔书协副秘书长，省职工书画影协会副秘书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省老年影协理事，省周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王羲之研究会理事。
韩国玺——男，1941年12月生，字济民，号玉洁冰清。现任安徽省书协会员，中原书画院研究员，海内外书画艺术联谊会会员，授予高级书画家，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员，长白山国际书画社学术委员，授予二级书画师。国际美术家联合会艺术市场委员会理事。
何保华——男，1936年12月生，浙江省阜城人。又名何人，何毅，别署山民，知不足斋主人。历任浦江肥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县志办公室主任，主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省刻字创作委员会委员，省地方志学会理事，金华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侯有华——男，1933年生，山西翼城人。字墨之，畜牧师，书法师。现为山西书协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协会员，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研修员，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加拿大总会）会员，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
胡德奎—— 男，1947年5月生，安徽枞阳人。号白云居士。系中国古代怀素书法艺术研究员、理事，当代青年书画家协会理事，江都书画院特聘书画家，中原文化艺术研究高级研究员理事，云雅轩特聘书画家，台北市国际文人画家总会执行理事、创作委员等职。
胡定川—— 男，1940年生，河南新县人。经济师。毕业于河南农大金融大专班。现为世界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新神州艺术院高级名誉顾问和高级名誉院士，同时被新神州艺术院特聘为高级书画师，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理事。
黄 海——男，1960年2月生，广西钦州市人，笔名豪洋，广西美协会员。近年来创作有五十余幅（篇）油画作品和文章，部分作品在各级展览或发表，并有作品荣获国内和国际奖。
黄德豫—— 男，1922年8月生，湖南人。西南大专毕业。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北京东方、华北、济宁、莱阳、湖北、金陵、山海关、周口市、湖南等书画院委员、副主席等。
黄升耀—— 一九四二年生于中国四川简阳农村。故号野墨斋主。从书数十年，自选贴研习，现为世界书画家一级书法师，国家人事部一级书法师，中国书画人才研修中心终身成员、高级研修员，高级书画人才研究班暨第三届全国书画人才艺术交流会特邀研究员。
黄远平——男，1931年8月生，广东省大埔县人，大专文化。现为广州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会员、广东省老干部诗书画摄影研究会会员、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院士、北京东方书画家协会会员岭海老人大学书画协会会员、岭南诗社会员、岭海老人大学晚香园诗社理事。
黄志强——男，1960年4月生，湖南常德市人。别名黄鼎仁，黄耀德，黄鼎公。现系世界书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国际美联中韩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等。
黄佐生—— 男，1949年1月生，江苏涟水县人。大专学历，95年被授予“世界当代书画艺术名人”称号，99年被国际美联评为“银奖艺术家”。
贾士毅——男，1927年12月生，辽宁省抚顺市人。艺名明久。大专学历。现为无顺书协会员，国际美联会员，中国名家名作编委，世界艺术家协会理事。
贾世平——男，1950年生，河南省汝南县人。大学毕业。经济师。现任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创作研究员，河南省书协会员，河南省农民书画协会理事，河南省汝南天中山书画院副院长。
江东天——男，1942年8月生，辽宁省大连市人。一级书法师。爱好古诗、书画。
江太生——男，1958年5月生，安徽省太湖县人。大专学历，助理经济理师。现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协会员，安徽省书法协会会员，安庆市书协常务理事，太湖县书画协会主席，新加坡新神州艺术院名誉会员。
姜国海——男，1965年3月生，吉林省通化市人。笔名艾海，木乐，苦藤等，号东萧斋主人。现为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市盆景根艺协会会员，全国文学企业联谊协会会员等。
姜砚山——男，1939年生，河北省玉田县人。号钰轩，金正居士。主治医师。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当代硬笔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原文化艺术研究院，中国江都书画院高级研究员，96年被海内外很有影响的十六家书画团体联合审定授予“世界高级硬笔书法艺术家和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称号。
焦述环——男，1941年7月生，江苏省灌云县人。曾用名焦克环，笔名江心。现为中日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少年书法家协会徐州分会理事，淮海书法艺术学校导师，中国千佛山艺术联俣会书法院荣誉教授，内蒙古书法服务社客座教授。

等等.....

Ⅳ 突袭东京

15架飞机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坠毁，大部分飞行员迫降或跳伞。全部75名飞行员中3人（一说5人）丧生、64人（一说62人）被中国的抗日军民救助，辗转到达重庆、桂林然后回到美国。其中大多落在国军和日军交错的统治区，如浙江。也有一些落在日占区，如其中一架落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其中4名飞行员被农民救起之后经新四军张爱萍部转到重庆，1人被日军杀害。另外两名飞行员在B-25在中国海岸迫降时牺牲。

还有两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8人被俘。他们被日军虐待，并由于恶劣的囚禁环境而感染了痢疾和脚气病。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德沙泽尔和鲍勃·米德尔。1942年8月15日，美国军方通过瑞士在上海的大使馆得知已有8名机组人员被囚禁在上海的日军宪兵总部。1942年8月28日，这8名美国飞行员被日军在没有告知控罪的情况下审判。根据日本于当月13日通过的对敌军飞行员的处理法案，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敌军飞行员都要被处以死刑，这八人均被判死刑。但因“天皇的仁慈之心”，其中五人得以减刑，改判终身监禁。被判死刑的三人分别是：迪安·霍马克、威廉·法罗和哈罗德·斯帕茨。三人于10月15日上午在上海第一公墓被枪决。日方直到三人行刑前一天才告知他们已被判死刑。另外的5名俘虏则被日军囚禁。因为得不到充分的食物及清水，他们的健康每况愈下。1943年4月，他们被移到南京。1943年12月，5人当中1人病逝。其余4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获释。战后，1946年2月，在上海的战犯审判中，4名日军指挥官被控虐待参加东京空袭的8名战俘。4名日本军官因虐待战俘的罪名成立而被判刑。其中3名被判5年的劳改，1名则被判监禁9年。
炸之后的3个月内，日军在浙江一带展开搜捕活动，其间因怀疑村民藏匿美国飞行员而杀死了许多百姓。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以破坏浙江的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等机场。在这次大规模的扫荡中，日军为了报复中国人掩护美国飞行员而屠杀了大约二十五万平民[来源请求]，其中日军关东军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南京的1644部队参战，大量使用细菌武器。

回到美国的飞行员们不久又重返战场，其中12人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年参加轰炸东京等地的美军飞行员成立了一个名为“杜立特轰炸机队协会”的民间团体，其中一些成员到过中国访问。1992年当年营救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和赵小宝等五人受美国方面的邀请，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纪念轰炸东京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Ⅵ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西安哪些学校好

你这可就不懂了，想进电网那就要进交大，清华这样级别的高校，国家电网指定的招聘学校交大排第一位的，交大电气出来的去向很广泛，国家电网，电力公司，供电局，电科院，各大高校当老师，出国留学，各大外资企业，各个科研机构。和其他高校的就业肯定档次不一样的。

电力系硕316班就业去向统计
发信站: 兵马俑BBS (Mon Jul 10 12:47:10 2006), 本站(202.117.1.8)

读博： 3人
交大电力系 1人
美国留学 1人
韩国留学 1人

高校老师： 1人
西安理工大学 1人

企业研发机构： 4人
IBM 1人
四方 1人
南自 1人
南瑞继保 1人

各级电力公司： 17人
西北电网调度处 1人
南方电网调度处 1人
陕西省公司调度处 3人
河南省公司调度处 1人
山东省电力公司 1人
北京电力公司 2人
天津电力公司 1人
重庆电力公司 2人
杭州电力公司 1人
长沙电力公司 1人
宁波电力公司 1人
嘉兴电力公司 1人
南网广州超高压局 1人

电力设计及科研： 7人
西南电力设计院 1人
西北电力设计院 1人
广州电力设计院 1人
中国电科院系统所 1人
国网动经研究所 1人
东北电科院 1人
苏州热工研究院 1人

华电国际： 1人

辽河油田设计院： 1人
共计：34人

高压前几天研究生毕业情况
发信站: 兵马俑BBS (Wed Oct 19 15:37:52 2005), 本站(202.117.1.8)
比如部分高压前几年毕业的研究生去向：

李汝彪 浙江电力局
孙爱民 北京摩迪公司
刘亚芳 国家电力公司
李六零 ABB公司
陈慎言 珠海某公司
车俊禄 宁夏电力试验研究所
肖凤良 山东鲁能泰山开关集团
陆昶羿 美国克莱斯勒
吴正宇 美国
樊俊飞 美国
莫 凡 加拿大
吕碧茹 新加坡
刘子瑞 西安供电局
王 沛 加拿大高压直流研究中心
王中方 国立新加坡大学
丁卫东 留校 现在日本九州大学读博士，06年回来
白 峰 加拿大
马翠姣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

董正言 上海
朱 跃 陕西电研院院长
文 川 荷兰Claymount公司
秦柏林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李敬法 新加坡
柴继文 四川电研院
穆广祺 山西电力局
郝德智 吉林电力局
陆 巍 安徽电研所
刘广艳 山东电研院
张美蓉 南玻公司
周 毅
张开明 合肥供电局
刘会家 葛洲坝
徐炜华 上海大众
涂彦明 成都供电局
刘 杰 上海宝钢
杨敏中 上海华为
郭宗军 许继电气
胡龙龙 航天集团
刘少宇 华北中试

汪 沨 德国
赵中原 南瑞

牛晓民 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
王晓彤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范越 国家电力公司西北电管局

钱鑫 新加坡南洋
何义 新加坡南洋
杜兵 美国
韩晓莲 美国马里兰州国家实验室
刘志明 上海交通大学
李智敏 加拿大University of McGill
汪 洁 上海同济大学工作
何大江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
张晓枫 深圳华为公司
罗跃辉 深圳安圣电气有限公司
西安交大电气学院电力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

硕416班是电气学院电力工程系2004年入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班，共有学生40人。
现将该班毕业情况作一统计，仅供学弟学妹们参考：

读博：共7人
交大电力系 5人（其中3人为入学时的直博生，另2人在研二由硕转博）
美国留学2人

高校老师：
昆明理工大学1人（mm）

公司：
西安西瑞公司1人
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1人（mm）

银行：
青海省国家开发银行1人（mm）

各级电力公司：共13人
国家电网调度中心1人
华北电网公司调度中心2人
西北电网公司调度中心1人
广东省电力调度中心2人
天津电力公司1人（mm）
北京供电局1人
广州供电局1人
珠海供电局1人
咸阳供电局1人
江苏镇江供电局1人
浙江萧山供电局1人

电力设计院：共8人
西北电力设计院3人（2个mm）
广东省电力设计院2人
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1人（mm）
成都勘测设计院研究院1人
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1人（mm）

电科院（中试所）：共8人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2人（1个mm）
华东电力实验研究院1人
东北电力科学研究院1人
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3人（1个mm）
甘肃电力实验研究院1人

Ⅶ 汪曾祺→其人、其事！~~~~

漫忆汪曾祺

邓友梅

曾祺西归，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我望尘奠及，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倒还挂点阴影，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写工农兵，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地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曲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日本式房子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百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到那里钻探。可汪曾祺竟从这里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着拍案叫绝，索兴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见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的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算集体创作。”我当天开了点夜车，第二天一早就交出初稿供他们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这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就叫梅兰芳。而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哪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人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采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连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暴。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

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他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在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他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个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屎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从没有过非份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来，凑够一集出版。他被铮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和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Ⅷ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的介绍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的前身是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它创建于1963年，1981年更名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分会，1992年改用现名。它不仅是我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省性书法艺术团体，而且是全国成立较早、成绩较大的书会之一。创建之初，即与北京、上海的书法组织一起，为活跃60年代的中国书坛作出了重要贡献。

Ⅸ 连阔如的演艺经历

1934年，任评书协会常委，应邀在北平、天津、汉口等地报刊上，以连载形式发表十多种不同的评书小说。7月3日起，在《新北平报》连载评书《三十六英雄》； 7月21日，在该报发表《评书的起源》一文；8至9月间，与学者金禅雨论争评书起源。
1936年，担任《民声报》编辑，与小说家陈慎言、诗人张醉丐等在同一编辑部。 接着又在该报小说版发表评书讲演《东汉》，并在文艺版撰写批八字专栏“乐天居士批命”。9月21日，《新北平报》连载评书《三十六英雄》完结，22日，连载短篇评书《恶虎庄》；11月14日，始载短篇评书《五女捉兰》。
1939年，开办连阔如广告社，先在国门关1号南屋，后迁琉璃厂143号。员工多时5人，少时三两人。一办十一年（至1950年停办），为中国曲艺界涉足广告经营的第一人。后来在每周六出版的《立言画刊》，连载评书秘本《东汉》。
1940年3月，每晚18点，在广播电台开始表演评书《东汉演义》，继而播讲评书《全本隋唐》。7月30曰，在《民众》开始连载评书秘本《金枪杨家将》。 10月1日，发表文章《说评书之难处》，介绍其“评书六难”的理论观点。
1943年，经郝寿辰儿子郝德元介绍，加入由辅仁大学教授发起组织的地下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这一协会由英千里、沈兼士、张怀等学界名流负责，为国民党的外围团体。
1946年，与曹宝禄一起被选为北京曲艺公会监士，并任评书组组长（直到1953年）。
1947年，当选为北京广告社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杨本贸、张益三、徐阶元、徐绍庭、周励琛、沈幼臣等为理事。后来因反对伪北平市长何思源在任时的“广告税”，被何下令收回广告社营业执照，故而辞去理事长一职。开办“连记杂货店”，兼做广告。雇佣三人。
1949年7月，作为北京曲艺界惟一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因说评书《夜渡大渡河》受到周恩来表扬。 担任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委会副主任。8月，参加市艺人讲习班。9月，在人民新华广播电台“新文艺节目”，演播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10月，任大众游艺社社长，组织演员在前门箭楼演出新曲艺。
1951年3月12日，受彭真市长委派，任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表演评书《武松打虎》、新编评书《追击敌人在静水亭》。 归国后，到四川、西藏宣传，动员抗美援朝工作，沿途演讲，历时8个月。
1952年，在市文联研究部工作，半脱产，亦说书。之后同部门有作家林斤澜。推荐郝寿臣出任北京市戏曲学校校长。
1953年9月，参加中国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与作家赵树理一同出任刚成立的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由市文联调中国曲艺研究会驻会工作。同年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戏曲学院等高校授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办评书艺术讲座，并且在河北省电台演播新评书《李有才板话》、 《三里湾》和《暴风骤雨》。
1954年年初，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表演评书《水浒》；3月8日起，开始表演评书《岳飞传》。同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4月，每晚18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开始表演评书《水浒》；每天13点30分，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表演评书《秦汉演义》。
1956年3月10日至4月1曰，随中央广播说唱团在上海参加中国南北曲艺汇演，表演《头请姚期》、《诵赋激瑜》、《辕门j射戟》等评书选段，与扬州评话泰斗王少堂会面。4月30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讲青年英雄故事《不死的王孝和》；10月1日至12月31目，开始表演评书《东汉演义》。12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分会。
1957年1月1日，开始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评书《三国演义》。在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期间，3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全国政协委员的部分发言，全文登载连阔如的讲话《为繁荣新曲艺而努力》。7月12日起，在陶然亭公园内可容纳200多人的“说唱茶馆”说评书。在民盟会议上，也对文艺发表意见和看法。
1958年1月1日起，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表演评书《三国演义》。2月19日，被错打为“右派”。3月16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评书《三国演义》停播，从此结束了在各广播电台长达21年的说书生涯。
1959年1月，被下放到书馆说书。5月1日，北京宣武说唱团成立，进团当演员。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此后几年间，在董记、和记、张五、刘鸿宝、通州、赵一轩等书茶馆和东安市场凤凰厅等处说书。
1963年，患高血压病，从宣武说唱团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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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东京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中1942年4月18日美国派出轰炸机由吉米·杜立特中校指挥16架B-25米切尔式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包括首都东京在内的几座城市。以作为对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报复。美军飞行员5战死，8被俘(其中3人被枪决)。日本仅有轻微的损失，但因为是首次攻击日本本土，因而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接连败退的美国振奋了国内的士气。在美国战争史中，这是惟一一次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在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起飞执行的战斗任务。这次轰炸任务证明日本本土无法有效防卫盟军的空中攻击。 空袭东京，也常被称为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由于这个任务是由战前曾 空袭东京 是著名飞行员的吉米·杜立特中校一手策划，所以又称“杜立特空袭”。 编辑本段任务准备 1942年初，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日本的进攻节节失利，为鼓舞士气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特别指示美军尽快组织对日本的反击，唯一可行的就是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双引擎轰炸机由于航距所限，不足以飞到日本本土，而海 空袭东京 军的舰载轰炸机都是单引擎的，作战范围小，美军的航空母舰又不能在没有制海权的情况下游弋到日本近海。然而，据海军作战部的参谋佛朗西斯·洛中校的观察：陆军的双引擎轰炸机能从航空母舰起飞。经过多番测试，美国军方证实了B-25米切尔型轰炸机拥有从航空母舰起飞、击中日本的军事目标、并飞越东海在中国降落的能力。计划由海军新服役的大黄蜂号搭载陆军航空队16架B-25轰炸机空袭日本本土。任命吉米·杜立特负责改装飞机、训练飞行员并执行此次行动。B-25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装，加装副油箱载油量增加一倍，尽量拆除不必要的设备减轻重量。此次行动出于保密的原因并没有向中国方面具体通报。 编辑本段执行任务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载了16架B-25B型轰炸机，于4月1日低调地离开旧金山港口，准备与从珍珠港出发担任掩护的企业号航空母舰会合。每架轰炸机都载了4颗500磅（约230公斤）的炸弹或燃烧弹及额外的燃料，并且在航空母舰的甲板上以起飞顺序摆开。4月14日，大黄蜂号在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岛与中途岛之间的一个指定地点同企业号编队会合，两艘航空母舰就在14艘军舰的护航下由威廉·哈尔西统一指挥开往轰炸机的起飞地点。 美军的原定计划是在4月19日（由于疏忽没有考虑国际日期变更线，实际发起空袭的日 空袭东京 期是4月18日）距离日本约450海里的海域让轰炸机升空。16架B-25飞机将在下午起飞，在傍晚时分轰炸东京及横滨一带的几座城市。具体分配是10架轰炸东京，3架轰炸横滨，其余3架分别轰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户。然而事与愿违，日本人已经事先在距其本土650海里外的海上部署了由50艘装有无线电的渔船组成的预警监视网络。1942年4月18日清晨美军在距离日本约650海里的海域被其中一艘日东丸23号发现。虽然美军巡洋舰迅速地将其击沉，但是舰队截获到无线电警报已被发出，威廉·哈尔西决定让全部轰炸机立即起飞，进行空袭东京的任务。飞行过程中飞机全部出现漏油情况，当时8号机斯奇通过计算发现他们每小时耗油98加仑，大大超过了预计的72-75加仑。更糟糕的是，除了9，10号飞机，其余飞机全部迷航，再浪费了更多的燃油后，全数的轰炸机成功的飞抵日本并且超低空飞行向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油库、工厂和军事设施进行了攻击，接着便企图飞跃东海并降落在中国境内的机场。 原定计划是让这些轰炸机在中国的江西南昌和浙江衢州这两个当时还在国军掌握之中的城市的机场降落，然后就在中国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加入克莱尔·李·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轰炸驻台湾新竹的日本航空队。然而由于起飞比原计划早造成燃料的不足（飞机装载的燃料按最初的计算只能让他们飞到离中国海岸135英里的地方），再加上黑夜的降临，虽然突然改变的风向助了他们一臂之力，当他们飞到中国海岸线附近时也燃料殆尽。由于联络不畅计划中的地面指引没有及时到位，杜立特中校下令全体弃机跳伞。 编辑本段空袭效果 这次空袭在美军看来混乱不堪，由于迷航，轰炸机接二连三从各个方向飞抵日本本土，然而这却被日本称赞为杰出的战术，令他们束手无策。日本市民大多以为空袭是自己军方的演习，根 空袭东京 本未加防范。对于空袭效果，最开始日本电台如实报道了轰炸情况，只是死亡人数说3000~4000人，空袭数小时后重新发布了消息，此时军方干涉了报道，称有9架飞机被击落，重要的军事单位毫发未损，胆小怕死的敌人只是在郊区飞来飞去，扫射无辜的平民；这正好是一次练习防空演习的机会。而中国方面则有报纸称12万日本人丧命。等到战争结束，美军找到了真实的文件，并公布了当时的情况，空袭对日本造成的损失如下：50人丧生；252人受伤；90幢建筑受损或倒塌。受轰炸的包括日本柴油机制造公司，日本钢铁公司第一钢铁厂，三菱重工公司，交通部变电所，国家纤维服装公司，横滨制造公司仓库，名古屋飞机制造厂，1座军工厂，1所海军实验室，1个机场，1个临时军火供应站，9幢电力大楼，6个燃料库，1家服装厂，1间食品储藏仓库，1家煤气公司，2家其它公司，名古屋第二临时军用医院，6所小学和初中和无数的非军事住宅。 比起两年后美国陆军航空队用B-29超级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对日本发动的攻击，空袭东京只是一项象征性的任务。虽然如此，空袭东京任务的成功，对节节败退的美军而言可说是一剂强心针。相对的，日本也因为空袭的成功而把一些战斗机调回日本，进行空防任务。同时这次空袭促使日军展开中途岛海战，成了太平洋战场上的转折点。 编辑本段营救美军飞行员 8号机组人员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决定降落在苏联的海参威。为了不造成外交上的麻烦 空袭东京 ，苏联政府将飞机和5名机组人员扣押。机组人员1943年经伊朗回国。 剩下15架飞机在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坠毁，大部分飞行员迫降或跳伞。全部75名飞行员中3人丧生、64人被中国的抗日军民救助，辗转到达重庆、桂林然后回到美国。其中大多落在国军和日军交错的统治区，如浙江。也有一些落在日占区，如其中一架落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其中4名飞行员被农民救起之后经新四军张爱萍部转到重庆，1人被日军杀害。另外两名飞行员在B-25在中国海岸迫降时牺牲。 6号和16号机组人员8人被俘。他们被日军虐待，并由于恶劣的囚禁环境而感染了痢疾和脚气病。他们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哈罗德·斯帕茨、蔡斯·尼尔逊、乔治·巴尔、鲍勃·海特、雅各布布·德沙泽尔和鲍勃·米德尔。1942年8月15日，美国军方通过瑞士在上海的大使馆得知已有8名机组人员被囚禁在上海的日军宪兵总部。1942年8月28日，这8名美国飞行员被日军在没有告知控罪的情况下审判。跟据日本于当月13日通过的对敌军飞行员的处理法案，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敌军飞行员都要被处以死刑，这八人均被判死刑。但因“天皇的仁慈之心”，其中五人得以减刑，改判终身监禁。被判死刑的三人分别是：迪安·霍尔马克、比尔·法罗和哈罗德·斯帕茨。三人于10月15日上午在上海第一公墓被枪决。日方直到三人行刑前一天才告知他们已被判死刑。另外的5名俘虏则被日军囚禁。因为得不到充分的食物及清水，他们的健康每况愈下。1943年4月，他们被移到南京。1943年12月，5人当中鲍勃·米德尔病逝。其余4人的生活因此得到改善。日本投降后，美军突击队将他们营救出来。战后，1946年2月，在上海的战犯审判中，4名日军指挥官被控虐待参加东京空袭的8名战俘。4名日本军官因虐待战俘的罪名成立而被判刑。其中3名被判5年的劳改，1名则被判监禁9年。 轰炸之后的3个月内，日军在浙江一带展开搜捕活动，其间因怀疑村民藏匿美国飞行员而杀死了许多百姓。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以破坏浙江的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等机场。在这次大规模的扫荡中，日军为了报复中国人掩护美国飞行员而屠杀了大约二十五万平民，其中日军关东军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南京的1644部队参战，大量使用细菌武器。 回到美国的飞行员们不久又重返战场，其中12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中牺牲。 编辑本段空袭之后 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关于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提问时，回答：“香格里拉”（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一处世外桃源）。 杜立特在中国跳伞被一个农民救了之后，认为全部飞机损毁，行动失败，自己会受军法审判。谁知4月底到了重庆之后才知道由于这次行动成功地鼓舞了美国人民之士气，他被罗斯福总统授予象征美国最高荣誉的美国国会勋章，并被授衔准将。 作为报复，日本在1944年11月向美国发射了约9000颗气球炸弹，大约2000个到达了美国，造成了一些平民伤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年参加轰炸东京等地的美军飞行员成立了一个名为“杜立特轰炸机队协会”的民间团体，其中一些成员到过中国访问。1992年当年营救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和赵小宝等五人受美国方面的邀请，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纪念轰炸东京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1991年杜立特发表了关于空袭东京的回忆录《我决不可能再那么幸运》。 这次空袭曾被多次搬上银幕，如1944年的故事片《东京上空的三十秒》（改编自飞行员特德·劳森根据他的经历写的回忆录）和2001年的好莱坞影片《珍珠港》的最后一段。 编辑本段空袭东京机组成员列表 1号机 （代号AC 40-2344，8:20起飞） 飞行员 詹姆斯·哈罗德·杜立特中校（编号：0-271855） 副驾驶 理查德·科尔中尉（编号：0-421602） 领航员 亨利·波特中尉（编号：0-419614） 投弹手 弗雷德·布鲁默中士（编号：6875923） 机枪手 保罗·伦纳德中士（编号：6249728） 空袭效果 对东京北部中心工业区的工厂投下了炸弹，所投下的燃烧弹立刻燃起熊熊大火，成为指引后续飞机轰炸的信号。 在中国浙江西天目山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全部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保罗·伦纳德中士于1943年1月18日在北非阵亡。 2号机 （代号AC 40-2292，8:25起飞） 飞行员 特拉维斯·胡佛中尉（编号：0-393133） 副驾驶 威廉·菲兹夫中尉（编号：0-421067） 领航员 卡尔·威德纳中尉（编号：0-352857） 投弹手 理查德·米勒中尉（编号：0-432337） 机械师兼机枪手 道格拉司·雷德尼中士（编号：6266909） 空袭效果 该机紧跟在1号机后面，对东京皇居以北的一家弹药厂投下了炸弹。 在中国浙江宁波进行了迫降，五人全部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理查德·米勒中士于1943年1月22日在北非阵亡。 3号机 （代号AC 40-2270，绰号“威士忌皮特”，8:30起飞） 飞行员 罗伯特·格雷中尉（编号：0-403862） 副驾驶 雅各布·曼奇中尉（编号：0-389941） 领航员 查尔斯·奥扎克中尉（编号：0-419618） 投弹手 阿登·琼斯中士（编号：6580258） 机械师兼机枪手 利兰·法卡特下士（编号：17003211） 空袭效果 该机偏离了预定航线，于当地时间12:40左右飞临东京，这时日本方面已经开始进行防空炮击，所以3号机遭到了防空炮火的射击，但仍然对钢铁厂、煤气公司和化工厂进行了轰炸。 在中国浙江遂昌附近弃机跳伞，一人丧生，一人受伤，另外三人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查尔斯·奥扎克中尉在跳伞中受伤。 机组成员利兰·法卡特下士在跳伞中不幸阵亡。 机组成员罗伯特·格雷中尉于1943年10月8日在驼峰航线上阵亡。 4号机 （代号AC 40-2282，8:38起飞） 飞行员 埃弗里特·霍尔斯特罗姆中尉（编号：0-397395） 副驾驶 卢西恩·扬布拉德中尉（编号：0-421153） 领航员 亨利·麦考尔中尉（编号：0-419329） 投弹手 罗伯特·史蒂芬中士（编号：6936650） 机械师兼机枪手 伯特·乔丹下士（编号：6952993） 空袭效果 4号机在东京外围遭到了日军战斗机的两次攻击，而后又遭到了防空炮火的射击，几经努力都无法摆脱攻击，最后只好将所有炸弹投入大海掉头返航。 在中国江西上饶东南方向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 5号机 （代号AC 40-2283，8:39起飞） 飞行员 戴维·琼斯上尉（编号：0-22482） 副驾驶 罗斯·威尔德中尉（编号：0-421149） 领航员 尤金·麦克格尔中尉（编号：0-431648） 投弹手 丹佛·特鲁洛夫中尉（编号：？） 机械师兼机枪手 约瑟夫·曼斯克中士（编号：6914440） 空袭效果 5号机因迷航始终没有找到预定目标，而且遭到了日方防空炮火的射击，在这种情况下，该机对首先发现的发电站和燃料仓库进行了轰炸。 在中国浙江衢州东南方向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尤金·麦克格尔中尉于1942年6月3日在驼峰航线上阵亡。 机组成员丹佛·特鲁洛夫中尉于1943年7月7日在西西里岛阵亡。 6号机 （代号AC 40-2298，绰号“绿色大黄蜂”，8:40起飞） 飞行员 迪安·霍马克中尉（编号：0-421081） 副驾驶 罗伯特·米德尔中尉（编号：0-421280） 领航员 蔡斯·尼尔森中尉（编号：0-419938） 投弹手 威廉·迪特尔中士（编号：6565763） 机械师兼机枪手 唐纳德·菲茨莫里斯中士（编号：17004360） 空袭效果 6号机紧随在5号机后方进入日本海岸，找到并攻击了预定目标钢铁厂。 在中国浙江象山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迫降，结果两人因溺水身亡，其余三人被驻在浙江的日军俘获，其中一人被处决，一人在关押期间病故于监狱中。 机组成员迪安·霍马克中尉在跳伞后被俘，于1942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 机组成员罗伯特·米德尔中尉在跳伞后被俘，于1943年12月1日在监狱中病逝。 机组成员蔡斯·尼尔森中尉在跳伞后被俘。 机组成员威廉·迪特尔中士和唐纳德·菲茨莫里斯下士在跳伞中不幸阵亡。 7号机 （代号AC 40-2261，绰号“瘸老鸭”，8:32起飞） 飞行员 特德·劳森中尉（编号：0-399549） 副驾驶 迪安·达文波特中尉（编号：0-427310） 领航员 查尔斯·麦克鲁尔中尉（编号：0-431647） 投弹手 罗伯特·克莱弗中尉（编号：0-432336） 机械师兼机枪手 戴维·撒切尔中士（编号：19019573） 空袭效果 7号机飞入了日军防御最严密的港区上空，遭到了猛烈的防空火力射击，并且与六架日本空军战斗机遭遇，幸好日军飞机未做攻击，该机随后轰炸了港区附近的工厂。 在中国浙江三门湾附近的海面上进行迫降，结果四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后一人因伤致残。 机组成员特德·劳森中尉在跳伞中受重伤，后截肢。 机组成员迪安·达文波特中尉、查尔斯·麦克鲁尔中尉和戴维·撒切尔中士在跳伞中受伤。 机组成员罗伯特·克莱弗中尉在跳伞中受伤，后于1942年11月20日在美国坠机身亡。 8号机 （代号AC 40-2242，绰号“雪橇”，8:46起飞） 飞行员 爱德华·约克上尉（编号：0-21151） 副驾驶 罗伯特·埃蒙斯中尉（编号：0-24104） 领航员 诺兰·亨顿中尉（编号：0-419328） 机械师 西奥多·拉本上士（编号：6559855） 机枪手 戴维·玻尔中士（编号：？） 空袭效果 8号机在飞行中迷航，而且燃料消耗很大，于是就攻击了首先被发现的一家工厂，在返航途中还对一处飞机场进行了扫射，但战果不明。 在苏联海参崴以北60公里处的普里莫尔斯基机场降落，机组成员五人均被苏联方面扣押，1943年4月经由伊朗返回美国。 9号机 （代号AC 40-2303，绰号“旋转的托钵僧”，8:50起飞） 飞行员 哈罗德·华生中尉（编号：0-397797） 副驾驶 詹姆斯·帕克中尉（编号：0-421128） 领航员 托玛斯·格利芬中尉（编号：0-377848） 投弹手 维恩·比塞尔中士（编号：6579237） 机械师兼机枪手 埃尔德雷·斯科特上士（编号：6530453） 空袭效果 9号机在东京上空遭到了猛烈的防空炮火射击，但仍然准确地保持了预定的航向未变，对预定目标川崎汽车和坦克制造厂（实际上攻击的是东京电气和煤气公司）进行了轰炸，在返航途径东京湾时，两次遭到日军军舰的射击。 在中国江西宜黄附近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其中一人受轻伤。 机组成员维恩·比塞尔中士在跳伞中受轻伤。 10号机 （代号AC 40-2250，8:53起飞） 飞行员 理查德·乔伊斯中尉（编号：0-401770） 副驾驶 路易登·斯托克中尉（编号：0-421345） 领航员 霍姆斯·克劳奇中尉（编号：0-395839） 机械师 小乔治·拉金中士（编号：6984298） 机枪手 小埃德温·霍顿上士（编号：6139178） 空袭效果 10号机在飞跃东京湾的时候遭到了日军正在湾内停泊的航空母舰上高炮的射击，在飞入东京时又遭到了防空炮火的拦截，机身被高炮弹片击中，打出了一个直径18厘米的大洞，这是16架飞机中唯一的损伤。但10号机仍然按照计划轰炸了预定目标日本特种钢铁公司。退出攻击后，先后三次遭到日军战斗机的拦截，机长全速爬高开入云层才得以摆脱追击。 在中国浙江衢州以东地区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小乔治·拉金中士于1942年10月18日在驼峰航线上阵亡。 11号机 （代号AC 40-2249，绰号“哈里·克里尔”，8:56起飞） 飞行员 罗斯·格林宁上尉（编号：0-22443） 副驾驶 肯尼恩·雷迪中尉（编号：0-41） 领航员 弗兰克·卡普勒中尉（编号：0-419579） 投弹手 威廉·比尔奇上士（编号：6561172） 机械师兼机枪手 梅尔文·加德纳中士（编号：6296448） 空袭效果 11号机计划轰炸横滨，但是因为偏离了航线而没有找到横滨。在横滨以南地区上空遭到了日本空军四架战斗机的拦截，11号机击伤其中两架，随后攻击了一个经过伪装的燃料仓库。在返航时，扫射了东京湾内的三艘日军巡逻艇。 在中国浙江衢州以东地区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其中两人受伤。 机组成员肯尼恩·雷迪中尉在跳伞时受伤，1942年9月3日在美国坠机身亡。 机组成员梅尔文·加德纳中士在跳伞时受伤，1942年6月3日在缅甸坠机身亡。 12号机 （代号AC 40-2278，绰号“无常命运”，8:59起飞） 飞行员 威廉·鲍尔中尉（编号：0-398557） 副驾驶 萨德·布兰顿中尉（编号：0-421030） 领航员 威廉·庞德中尉（编号：0-419333） 投弹手 沃尔多·毕塞尔中士（编号：6101457） 机械师兼机枪手 奥默·达凯特上士（编号：6143447） 空袭效果 12号机冒着猛烈的防空炮火飞抵横滨，由于预定轰炸的目标横滨造船厂上空有阻塞气球，便轰炸了小仓炼油厂和附近的工厂。 在中国浙江衢州以东地区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其中一人受伤。 机组成员奥默·达凯特中士于1942年6月3日在缅甸坠机身亡。 13号机 （代号AC 40-2247，9:01起飞） 飞行员 埃德加·麦克尔罗伊中尉（编号：0-421122） 副驾驶 理查德·诺布洛克中尉（编号：0-421816） 领航员 克莱顿·坎普贝尔中尉（编号：0-419327） 投弹手 罗伯特·布凯尔斯中士（编号：7000417） 机械师兼机枪手 亚当·威廉姆斯中士（编号：6969211） 空袭效果 13号机飞抵横滨后，准确找到了预定目标横须贺海军基地，投下的炸弹准确命中了正在干船坞内建造的“大鲸”号潜艇母舰的中甲板、一架起重机，一艘运输船和几座建筑物。 在中国江西波阳以东地区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其中一人受伤。 14号机 （代号AC 40-2297，9:07起飞） 飞行员 约翰·希尔格少校（编号：0-20437） 副驾驶 杰克·西姆斯中尉（编号：0-421340） 领航员兼投弹手 詹姆斯·马西亚中尉（编号：0-419330） 机械师 雅各布·艾尔曼上士（编号：6882947） 机枪手 埃德温·贝恩中士（编号：6561290） 空袭效果 14号机冒着防空炮火的射击，对名古屋兵营、三菱飞机制造厂和一个燃料仓库进行了轰炸，并扫射了伊势湾的两艘油轮。 在中国江西沙溪地区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均安全着陆，其中一人受伤。 机组成员约翰·希尔格少校在跳伞时受伤。 机组成员埃德温·贝恩中士于1943年7月20日在罗马阵亡。 15号机 （代号AC 40-2267，9:15起飞） 飞行员 唐纳德·史密斯中尉（编号：0-389010） 副驾驶 格里芬·威廉姆斯中尉（编号：0-421356） 领航员兼投弹手 霍华德·塞斯勒中尉（编号：0-431650） 机枪手兼军医 托马斯·怀特中士（编号：0-420190） 机械师 爱德华·塞勒中尉（编号：6569707） 空袭效果 15号机飞到神户，对神户钢铁厂、川崎飞机制造厂和电力机械厂进行了轰炸，直到投下了炸弹，日军的高炮才开始射击。 在中国浙江石浦附近的海面上进行了迫降，五人均安全着陆。 机组成员唐纳德·史密斯中尉于1942年11月12日在英国坠机身亡。 16号机 （代号AC 40-2268，绰号“撵出地狱”，9:19起飞） 飞行员 威廉·法罗中尉（编号：0-421731） 副驾驶 罗伯特·海特中尉（编号：0-417960） 领航员 乔治·巴尔中尉（编号：0-431644） 投弹手 雅各布·萨泽下士（编号：6584514） 机枪手兼机械师 哈罗德·斯帕兹中士（编号：6936659） 空袭效果 16号机原定轰炸大阪，因迷航而飞到了名古屋，便对一个大型储油库和三菱飞机制造厂进行了轰炸。 在中国江西南昌附近上空弃机跳伞，五人全部被俘，其中两人被处决。 机组成员威廉·法罗中尉和哈罗德·斯帕兹中士于1942年10月15日被日军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