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所以理财

『壹』 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哪些著名的变法呢

春申君黄歇变法 商鞅变法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改革官吏制度等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对政治，经济，外贸，外交的改革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 元朝的宰相脱脱变法 明朝的于谦变法，张居正变法 清朝的“百日维新”，“洋务运动”等 变法有失败，有成功，历史上太多太多了

『贰』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shisheixiede

王安石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叁』 王安石绝句改字的翻译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王安石词集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元日·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春夜
金炉香烬漏声残，翦翦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孤桐
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明时思解愠，愿斫五弦琴。

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曲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谢公墩》
万事付鬼

『肆』 高中政治理财四种投资原则

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要做到科学投资理财，在投资理财选择时应遵循四内个原则。
①要注意容投资的回报率，也要注意投资的风险性、流动性。储蓄存款与购买国债风险性最小，而购买股票、公司债券等风险相对较大，投资时应慎重。
②要注意投资的安全性，投资方式适当多样化，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精力、专业知识水平等条件适当选择并组合使用。
③投资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经济实力弱，可投资储蓄或购买政府债券；经济实力强，可选风险高、收益高的投资，如购买股票、投资房产等。
④投资既要考虑个人利益，也要考虑国家利益，做到利国利民，同时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

『伍』 元日译成现代文

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的一年，迎来了新的一年，春天来了，天气变暖，人们开怀畅饮屠苏酒 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 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作者背景
王安石（1021-1086），北宋诗人。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省）人。作为著名的改革派政治家，他的前期诗作，以反映政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为主。诗中多含哲理，喜用典故。晚年退居金陵之后，转向描写闲适生活，诗风追求清新淡雅

『陆』 宋太宗"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出自哪本书宋神宗“‘尤先理财’及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出自哪里

“尤先理财”在《宋史》中有记载。
宋史第十九卷 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货下一（会计）

原文：“神宗嗣位，尤先理财。熙宁初，命翰林学士司马光等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数，比今支费不同者，开析以闻。”

其余两句不知。

『柒』 政治上理财方式是什么意思

科学的理财定义远远超出投资、保险等范畴，它是指个人或专业人士及机构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依据个人财务及非财务状况，运用规范的、科学的方法并遵循一定和特定程序制定的切合实际、可操作的某一方面或一系列相互协调的规划方案，最终实现个人终身的财务安全与财务自由。——书本上的。

理财，先规划财务安全，再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追求人生目标。其中又包括自身的风险保障，合理的消费，积累财富、规划未来等。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的学问。

投资是理财的核心。各项理财目标都需要投资赚取的收益来补充、满足。这里要注意的是理财中的投资指的是对各种金融工具的投资，如基金、债券、保险、股票、黄金、外汇、期货等。
合理、正确的理财投资会使原来单一的工薪收入变得多元化。
同时理财投资可以是财产的保值，可以是增值，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投资工具来实现目的。
单纯的投资就只是为了获利。而它可以是投资实业，也可以投资金融工具。

『捌』 司马光(刘晏理财)文言文翻译

出自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六的《刘晏通敏精悍》

翻译：

刘晏当初担任转运使时，一直用高价招募擅长奔走的人，察访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遥远的地方，不用几天都能送到转运使官署。他把钱粮方面孰轻孰重的权衡标准，全部控制在手中，朝廷因此获利，而民间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忧虑。

刘晏还认为：住户和人口增加，赋税征收的范围就会自然拓宽。所以刘晏管理财务，总把关心百姓疾苦放在前面。各道分别设置了巡院的知院官，每过十天至一个月，必须记录所在州县的雨雪丰歉状况，上报转运使司。知院官开始见到年景不能丰收的端倪。

就要先行申明到某月需要免除若干赋税，到某月需要救济资助若干物资，到了预定的时期，刘晏不等州县申请，便上奏实施，解决百姓的急难，从来不曾错过时机。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住户人口增多繁衍起来。在刘晏任职的初期。

钱财赋税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他任职的后期，每年收入达到一千余万缗。刘晏专门采用盐产专卖办法来增加军需国用，认为官吏多了，百姓就会受到骚扰，所以他只在产盐地设置盐官，在产盐地以外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

在刘晏任职之前，把关东的谷物运送到长安，因为河水水流湍急凶险，大致一斛谷物能运到八斗，便算成功，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的水流缓急各不相同，根据各处的不同特点，依据各地的便利条件，分别制造运送谷物的船只，训练负责漕运的士兵。

长江的船只运抵扬州，汴水的船只运抵河阴，黄河的船只运抵渭水流入黄河的河口处，渭水的船只运抵太仓，各地段之间都沿着水边设置粮仓，由上一段转送给下一段。从此，每年运送谷物有时能够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水中沉没。刘晏在扬子这个地方造船。

每造一艘船，付给一千缗钱。有人说，“造一艘船的费用实际还用不了一半，浪费的钱财太多了”。刘晏说：“不是这样。办大事，当然不可吝惜小费用，办一切事情都要做长远的考虑。现在船场才开始设置，办事的人很多，应该首先让这些人的私人用度不受窘迫。

他们为官家制造的物品就会坚固牢靠了。如果立即同这些人不厌烦细细地计较一分一毫，怎么能够长久地实行下去呢”

原文：

刘晏初为转运使，常以厚直募善走者，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白使司。

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若干蠲免，某月须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

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晏于扬子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

(8)政事所以理财扩展阅读

相关背景：

刘晏提出，要增加财政收入，前提是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资治通鉴》称刘晏“理财常以养民为先”，这是一般官员做不到的。

理财常以养民为先，首先是心中有百姓。增加财政收入，要善于利用商品经济，熟悉市场行情。在他看来，到处都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关键在于能否发现和利用。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也就是收税要顺应民众的需要，不是一味搜刮人民。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所以在盐利上征税，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

人物简介：

刘晏（716年-780年），字士安。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实施了改革榷盐法、改革漕运和改革常平法等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全唐文》、《全唐诗》录有刘晏的作品。

『玖』 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财政预算思想的是谁

中国先秦至鸦片战争前历代思想家及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理论和原则。“理财”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下》，宋以后成为经常使用的经济范畴，清末曾以理财学作为经济学中译名之一。
先秦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理财观点和原则，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例如,在国家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上,提出了“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的财政总原则。从国家租税收入方面来看，先秦各家除商鞅坚持重税政策外,其余都赞成轻税政策,即所谓“薄赋敛”或“薄税敛”。什一税成为各学派普遍鼓吹的理想税率，但也有主张二十而取一或更轻的税率。各学派除墨家赞成征收关市、山林、泽梁之税外，一般都不赞成对之征课。其中孟轲提倡对城市坐商、非生产性宅地、无职业者以及关卡和山林川泽均不征课，而在农业方面实行“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滕文公上》），即主张农业单一税。在财政支出方面，“强本节用”基本上是先秦各家所共同遵奉的经济原则，并鼓励粮食储备。
先秦各学派在理财问题上有两种对立的见解：①主张“藏富于民”，即在使人民富足的基础上充实封建国家财政。这是各派普遍接受的思想，尤以儒家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这一观点为最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国家的租税收入总是来自人民以及培养税源的财政思想。与此相关，先秦儒家特别反对财政上的“聚敛”，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礼记·大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已认识到从生产与消费的对比关系去考察对理财的影响，此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大学》）。这句名言连同荀况所言“节其流”、“开其源”（《荀子·富国》）的理财原则，均为后代谈理财问题者必须遵循的原则。②主张“国富民贫”，这是法家提出的观点，即不惜使人民贫穷以充裕封建国家财政。这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理财观点，它反映了法家代表人物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而在财政经济上的要求。
此外,先秦各项理财措施中,《禹贡》、《周礼》所体现的生产什么则贡纳什么的贡土所宜原则，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位置远近或劳役轻重等为条件来规定税收率高低的租税负担平均原则；财政开支方面“以九式均节财用”（《周礼·大宰》），的专税专用思想；管仲根据土地好坏征收差额赋税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概念；范蠡和李悝建议由封建政府实行丰年征购粮食储存以待荒年发放的“平粜”或“平籴”政策；孟轲主张按“乐岁”和“凶年”的不同实际收获量进行征课而不赞成平均税率等等，均对后代理财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较为突出的是，《管子》不仅主张“取于民有度”，反对“疆求”的征籍；而且提倡在国家财政上尽可能扩大经济收入以代替征税收入，诸如制定价格政策，官府经营谷物买卖，实行盐铁专卖等，作为充裕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这一经济政策在此后二千年封建国家一直发生相当作用，至于《管子》认为赋税征课须作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则表达了封建统治者在财政剥削上的欺诈巧取思想。
汉代 汉初的理财思想,主要是从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政权出发，坚持中央财政权力的统一与集中。特别是著名理财家桑弘羊根据先秦的有关理论和原则，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重要财经政策和措施，并首创均输和平准（见均输、平准论），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耿寿昌依据先秦平籴思想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也成为封建时期的一项重要理财措施。其他如贾谊的“积贮”主张，晁错的“贵粟”论和移民实边的周密规划，桑弘羊的屯田戍边建议等，均系本期内较突出的理财思想，多为后代封建社会理财家所称颂或引为典范。
西晋 傅玄面对着封建赋税繁重的客观事实，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的一套租税原则（《傅子·平赋役》），这是财政理论上的一个进步。西晋占田制则体现了按劳动能力实现租税负担平均的首创思想，它在北魏均田制中得到继续和发展。至于北朝苏绰(498～546)强调租税及差徭的“平均”，系指“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巧而困愚拙”（《周书·苏绰传》）而言，这也是对传统的负担平均原则，作了新的解释。
唐代由于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唐代实行了一些重要的财政变革，如由封建劳役负担转变为实物或货币缴纳，由强制的征发转变为和买或和雇等。杰出的理财家刘晏还在转运改革上以雇佣劳动代替强迫劳役，在盐法改革上以私商自由经营方式取代官府专卖，由此标志着理财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特别是刘晏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明确的认识，注意培养税源，相信“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后来陆贽也强调征收赋税要在“家给”的基础上“敛其余财”。他提出“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的理财原则，因为“少损者所以招大益”，“暂薄者所以成永厚”(《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这符合封建国家的长远利益。对于租税原则，刘晏主张“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新唐书·食货志四》)，并在实施中力求做到“知所以取，人不怨”（《刘晏传赞》）。韩愈(768～824)则将工作器具和商通货财看成与农出粟米麻丝一样，同为租税的来源。这是对农业单一税思想的否定。另外，本时期内财务行政概念的周密化，如由封建国家统一掌管所有财政支出，颁发“长行旨条”以为各项财政收支的原则性规定(《唐六典三》)，国家财政稽核职能的独立等，也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发展在财务行政上的反映，并对后代封建财政具有不同程度的启发作用。尤其是，杨炎除坚持封建国家公赋应独立于封建君主的个人私藏外,第一次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的新财政原则。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早的创见。他建议的两税法中所体现的简化财政手续、以货币定税额、以财产多寡确定纳税人负担能力等原则，亦属于理财思想上的发展。此外，李珏考虑到税率对价格从而对人民生活和课税品销售的经济影响，认为重税未必能增加收入，轻税未必就减少收入。李翱(772～841)则从税率高低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另一角度出发，得出“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平赋序》）的相似结论，都是本时期值得注意的理财思想。
宋以后从宋代起，有关理财问题的议论逐渐增多，但一般仍因袭先秦以来的传统论调而鲜有理论原则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传统的讳言理财思想表示怀疑或进行批判。宋初李觏主张“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富国策第一》），已开其端绪。王安石则明确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王临川集·答曾公立书》)。南宋叶适的批判态度更加鲜明,甚至宣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并进一步指出“理财与聚敛异”（《水心别集·财计上》），一味搜刮并不等于理财。他还否定什一税为“中正之制”，指出后来的课税是“因其自有而遂取之”，不应该“合天下以奉一君”（《习学记言序目·周礼》），这是富于启蒙意义的。对于传统的“量入为出”原则，他也认为须首先考虑“所入”是否合理。收入如果横征敛而来，则“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上宁宗皇帝札子》）。此后，进步思想家谈论理财已蔚然成风，即使一些保守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理财的重要性，只是仍较偏重于对仁义等封建道德的宣扬。
在如何理财问题上,宋以后存在着各种不同观点宋代王安石主张理财要同整个社会生产相结合，“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王临川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郑伯谦提出理财只须考虑国家财政支出，“非理其入”，“非理天下之财”（《太平经国之书·理财》）等等。明代丘将儒家传统的理财思想作了综合阐释，强调“理财者，乃为民而理,理民之财尔”,故富国“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对于生财与理财二者的关系，则指出“有以生之而财之源生生不穷，有以理之而财之流陈陈相因”（《大学衍义补·总论理财之道上》）。
宋以后理财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专卖和经济干涉政策倾向日益削弱。如盐、茶、酒等以往多由官府专卖或控制的事业，逐渐变为招商承办或让私商自由经营，而封建国家只收取捐税或凭证费，愈到封建后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此外，两宋以来在封建国家的财政措施中广泛采用雇佣形式，这也体现了理财思想方面较唐代后期更加显著而突出的发展和变革。
就具体理财措施而言，宋以后在漕政、盐政和水利等问题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建议，元明以来还产生许多这方面的专家。由于封建财政愈益集中，国家的“会计”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南宋郑伯谦建议将主管会计稽核之职与主管财务行政之职分别由不同的官司掌管，并使前者权位高于后者，以便能充分执行其“纠察钩考”的会计监督职能(《太平经国之书·会计上》)。又自北宋政府实行“凡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皆编著定式”（《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作为财政开支的准则之后,明代丘进一步提出编造年度财政收支的周密步骤，颇类于近代国家预算的编制程序。

『拾』 政治环境如何影响理财

政治环境 1 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好，一般通货膨胀率都比较稳定，经济发展平稳，动荡起伏比较少
2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差，政权跌宕起伏，经济发展肯定也动荡不安，本国货币容易贬值，商品也容易通货膨胀
理财可以根据环境变化去定，政治环境是大环境，还有很多影响的小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