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孔子其中的六个弟子
颜回，前521～前481，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颜渊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孔子的母亲的姓氏也是颜，是巧合还是感情因素使颜回成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呢？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端木赐，前520～前456，字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今河南浚县人），曾任鲁、卫两国之相，是孔门七十二贤中最有作为者，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子贡是春秋时期了不起的外交家和商人，被后世奉为“儒商鼻祖”。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言偃 ，前506～前443，字子游，又称叔氏，常熟人，是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他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曾点，字子皙，亦称曾皙，春秋时期鲁国武城（今平邑县魏庄乡南武城、一说嘉祥县满硐乡南武村）人。生卒年月不详。曾参之父,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之一。与颜回之父颜路、孟子之父孟孙激等并祀于曲阜孔庙后部的崇圣祠。《论语》载 他和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谈个人志趣时，他“铿”然一声，停止鼓瑟，说暮春时节，换上春装，和五六位志同道合的成年人， 带上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歌回来。孔子听后大加赞赏，喟然叹曰：你和我想的一样！鲁国大夫季 武子死，曾点吊唁“倚其门而歌”，被称为鲁之狂士。739年（唐开元二十七年）追封“ 宿伯”。1009年（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莱芜侯”。1530年（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曾氏”。曾点墓在其故里南武城。
曾参，约前505～前436，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平邑）人。人们尊称为曾子。孔子弟子。曾点之子，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认为"智忠恕仁"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至《天圆》凡10篇。清阮元有《曾子注释》。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2. 李铁：城市中心的河流两岸应该怎么利用
最近去辽宁的一个重镇调研，该镇人口10万人左右，财政收入不到2亿。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城镇改造，准备在三年之内，城镇形象有较大的改观。在调研中，我看到城镇中心有一条河流，已经进行了改造。河床和河岸都进行了整修，堤面已经做了硬化处理。从规划上看，政府准备再花一笔较大的投入，把1公里多长度的河岸两侧修建成城市中心的景观和生态走廊，以供城镇居民游览和休憩。联想起我近几年去的陕西咸阳、河南洛阳、浙江金华，城市中心沿河流都修建了景观公园。也许作为城市管理者认为，这种河流两岸的景观带供城市居民休憩，既有利于城市的视觉形象，也体现了以人为本，而且还有可能带动景观带两侧的房地产开发，应该是一举多得的善举吧。不过如果真要是了解一下城市发展的历史，真正懂得城市的经营之道，可能还会有另一种不同的看法。 城市的河流两岸应该是商业走廊 世界历史上，许多城市都是沿着河流发展起来的。古代历史上埃及的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印度的恒河等，哺育了以开罗、巴格达、新德里等城市为中心的不同类型的世界古代文明体系。河流在这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古代的交通充分地利用了河流的运输功能。二是大量的人口聚集，水的供应也基本靠保证。河流哺育了城市，河流的交通带来了城市的商业发达。沿河两岸，商业店铺兴起，沿河的码头是交通聚集之地，同时也是政府税收的最佳场所。从这些方面看，河流的各种功能，促进了商业城市的繁荣，河流被城市充分地利用了。 如果我们看过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知道北宋时期汴京的繁华景象了。沿河两岸商铺林立，人流熙攘。虽然随着黄河改道，汴京的繁华从此不再。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代画家的描述，看出河流在城市发展历史上的贡献了。近现代的城市的历史，我们仍然不乏这样的例子和现实。上海的外滩、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城市的沿江商业带都告诉我们一个历史事实，河流为城市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河流在城市发展中独特的功能，就是河流交通的方便，使得商业可以沿河流两岸发展起来。 商业为什么沿着河流两岸能够发展？主要还是交通的方便。来往的船只停靠在河边，货物在这里交易最为方便。运输的人员要休息和吃饭，甚至要购买日常用品，有的还涉及到异地风情的各种特产品的交易，当然在河流两岸以及码头附近，最为方便。利用了河流交通的特点，很多商铺由此应运而生。较低的交易成本，比较方便的交易条件，针对交易产生的各种服务业也就因此而沿河发展起来了。传统的物流依赖于河流的交通便捷的条件，可以在这里发展。传统的贸易也要利用河流形成有规模的店铺。传统的服务业利用物流和贸易的规模，在河流两岸形成了对于经营人员提供生活便利的服务载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各种商业规模的扩大，城市也逐步形成了规模，也就演绎成一部围绕着河流的城市发展史。 如果说过去的历史，河流是交通的主要通道，带动了商业以及城市的发展。而现在，河流的功能已经被各种公路和铁路、民航所代替，河流还会成为商业发展的中心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河流除了满足城市的供水之外，已经无法在利用河流的交通价值来为商业服务，我们如何利用河流呢。从另外的意义上看，河流好像新增了作为城市景观的价值。我们看到了地产宣传的广告。水景花园、别墅比比皆是，好像河流的利用更好地可以带动房地产的开发。是不是等于河流的价值只体现在景观上？ 一般情况下的理解，如果河流只具备景观价值。充分利用景观的一面，在河流两岸开发地产应该是有较大的升值潜力。至少，土地升值可以为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益，而且也有利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按照这样的思路，河流两岸塑造景观形态，形成地产的景观需求，为房地产商的开发和销售埋下伏笔，正是政府和开发商所期待的。实际上，在我见到的大多数城市，之所以沿河两岸修建生态景观的休闲场所，就是为了给房地产开发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在这里，城市的管理者和开放商可谓配合的非常默契。 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摈弃以往的河流两岸的自然发展路径，放弃商业开发，走景观路线，应该是城市河流景观塑造的出发点。因为河流一旦失去了交通功能，商业开发的价值和预期也就丧失了。如果简单的看河流和商业的关系，这种推论似乎应该无懈可击。可是我们探讨的不仅仅是河流和商业的关系，而是从河流的功能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恰恰决定了河流两岸功能的可延伸性。也就是说，历史上，河流因为有利于交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带动了城市的发展。现在城市已经形成了，城市的商业或者是服务业的发展仍然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因此河流主要还是应该服务于城市的商业功能，带动城市服务业的发展。 河流两岸发展商业和景观改造的利弊分析 从经济学上来讲，城市是要经营的。在发达国家，城市经营的理念就是对政府所能够掌握的资源，按照企业的方法来进行经营，至少也要按照理财的方式来经营。虽然政府的目的不是盈利，但是基本原则是通过最少的公共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既要保证服务于居民的近期效益，也要保证远期效益。在中国，城市经营的目标就是如何使土地升值，增加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 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现实的做法是：绿化，形成景观带，使周边土地升值，带动房地产开发。政府可以拿到一笔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表面上看，应该是合理的。细算账，还有问题，就是政府支出偏大。因为景观带要有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费用支出，景观带内的土地闲置，不能获得任何收益。从长远看，景观带并不能给城市增加收益。地产一旦卖出去，景观带就需要净投入来维护。 一个10万人的城市是不是要在城内设置景观带，本身就很值得争议。从城市经营的角度看，确实要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计算问题。如果不考虑景观带的建设，把河流两岸作为商业地产开发，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把河流两岸作为城市的商业中心，有以下几个好处：一是带动城市的商业繁荣；二是使两岸的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并带动土地升值；三是使商业和河流景观相结合，更有利于相互的促进；四是周边地产还是可以升值，并方便了周边居民的生活；五是政府减少了维护费用，还可以得到长期的商业税收，等等。算下账来，就应该一目了然，河流两岸到底应该怎样开发。 很多城市的管理者并没有城市经营的经验，以为只要是卖土地，挣得收益，并通过景观带的塑造，来改变城市形象。河流两岸的开发，看起来一个不大的问题，在不同的城市可直接关系到上亿或者几千万的投资，谨慎地研究，制定出合理开发规划，为城市居民的使用而不是只图好看，就会得出不同的决策方法来。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地政府及时调整了发展思路，重新确定了河流两岸的开发规划，让我看到了这个小城市发展未来的希望。
3. 按美学角度看，中国众多城市，哪个的女人最美丽呢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蜚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
一、
《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
《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 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 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
《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 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 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
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 (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 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 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 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 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 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
《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
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更多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
二、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 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 ，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
《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淫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 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三、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化、强化，而男性则被痴化、弱化，这造成了男女性角色的错位。女性形象也是丰富多采的，而男性形象则相对单一化、类型化，表面看来是作者重视女性，从中也透露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那么蒲松龄 的女性观实质是什么？
“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和化身，人物作为叙述主体，其自我言说也 就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它们是作者之自我与个性的张扬。”④《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书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作者自身角度来说，蒲松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描写本阶层的生活自然有得心应手之便，一部《聊斋志异》读下来，人们的记忆当中往往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寥寥几个，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x生”。《酒友》中的酒鬼叫“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叫“冷生”，《青梅》中的那位痴郎则称作“程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叶生》开篇一句说道：“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惚、 奇妙。作者曾明确的宣称《聊斋》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史，乃“异史”。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男性人物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因为作者把自身寄托在这些书生身上了。原因何在？首先，这与蒲松龄自己的个性、气质及思维方式有关。他是个才子，曾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乡里，思维活跃，积极追求创新也富有创新能力，对现有的思想，能用自己的头脑加以分析思考。其次，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有关，他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社会也因而产生了反叛的思想。蒲松龄通过其笔下较多的人物，批判社会、科举制度、官吏的腐败等。再次，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的蒲松龄是以功名作为追求目标的，自然而然也接受了封建的女性观，正面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佐君子以成”的淑女、贤妻、良母，在一些优秀的、反映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英雄美人”。虽然他对此作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其改变还是为男性所用的。
从男性本质角度来说，书生类男人是古代受约束最甚的男性，男性与生俱来的攻击性的冲动，在书生类男人身上明显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将军士兵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战场的厮杀强劫当中，官宦贵族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争权夺利和鱼肉人民之上。像蒲松龄这样的书生类男人只能把这种冲动发泄的文学作品当中，因此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两方面的蕴涵，一是她们往往持有一种反叛姿态，其行为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反世俗的色彩，超越规范而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某种理想的化身。二是在狐女鬼女身上实际寄托了作家的某种理想与情感，反映男性作家某种潜意识。
蒲松龄为其笔下的男主人公“配备”得到美化和强化的女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他自己对女性的渴慕。狐鬼花妖和书生的恋爱模式有人将它归纳为“女鬼三步曲”：一是异类女性自荐枕席；二是男人欣然接受，遂同寝处；三是幽明殊途，在片刻的欢乐后分离。⑤那么蒲松龄如此安排有什么目的呢？
穷书生不但花不起钱纳妾、嫖妓，而且缺失行动的能力，没有勇气承担偷情的罪责。他们希望一切私情都发生在绝对密闭的情况下。因此，与他们幽会的女性全都保持着诡秘的行踪， 半夜来，天明去，完全不受常识的时空限制。仿佛她们随时都在准备接受男人的需要，常常是在对方感到寂寞的时候，她们就及时送来了一片温情。在消受艳福的事情上，最使男人感到麻烦的就是事后的责任，蒲松龄始终把一切都编得很美，他告诉我们，雨收云散之后，侍寝的女性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她们不用生计拖累男人，也不要求这样那样的承诺，她们只充当临时的性伙伴，很少在白天的世界里给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带来干扰。确切的说，她们在故事中主要扮演了一种为他人弥补人生的缺憾的角色。蒲松龄在《青梅》的结尾感慨道：“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从某种程度上说，蒲松龄正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显示他深信“造物所必争”的事情，在想象中把世俗颠倒了的价值再颠倒过来。鬼妖美女的主动献身及其一反流俗是深情厚意便是他自我肯定的形式，是他唯一能自慰和慰人的美梦。在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意识主使下，异类的女性于是多少闪现出神性的灵光，向需要帮助的凡人布施色相和情爱，成了在男女关系的范围内实行利他主义的善人。正如蒲松龄在向上天呼吁时所说：“吾愿恒河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哭众生矣。”（《凤仙》）
《聊斋志异》中美化了、强化了的女性是母性与妻性的合体。人类学家认为恋母是寻求庇护，恋妻是为寻求性爱。母性庇护不同于男（父）性庇护，它不仅能帮助弱者战胜对手，克服困难，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使弱者（或不幸者）达到自身的安逸，取得生活的温存。当一位穷困潦倒，精神委靡的书生陷入某种困境或绝境之时，一位美丽的狐女出现在眼前，不仅给予他性爱的满足，而且还给予他慷慨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安全感。母亲和妻妾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救助是无条件的，主动和自发的。但是妻妾的角色表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她不仅自己为桑生生子，而且为桑生找了妾。 《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这些狐女，以其母性料理家政，以其妻性哺儿事夫，完全是妇德的化身，是性爱与道德完美的结合。
那么作者出于何种目的让女主人公在完成了给其以性爱，助其以富贵，延其以子嗣后总是离开人间呢？是因为犯了某种禁忌，还是出于作者的个人潜意识里的某种愿望呢？按禁忌主题来划分的话，这种人和动物结合是属于天鹅处女型禁忌主题。⑤这类禁忌表现在人与异类结合后，当被异类发现是非人类之后就马上消失。如在《绿衣女》中绿衣女在被发现异类后，在桌上爬出一个“谢”就消失了。这类在《聊斋志异》中是属于少数的，更多的则是尽管发现对方为异类，男主人公宁愿折寿也要和之结合。然而在女性完成了这“任务”之后，她们的命运就难以脱离传统女性的轨迹，她们尽管才能出众。要么离开男性，要么留下来继续为男子服务。在《幸十四娘》中的幸十四娘自己逐步变丑，并为找好“替身”后离开。而《颜氏》中才女颜氏嫁给“文与卿似是两人”的顺天某生，她先是“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当夫“再试再黜”“嗷嗷悲泣”时，负气女扮男妆，代夫应考，求得了功名富贵，不但丈夫坐享侍丽，翁姑也受封于新妇。颜氏确实对男权传统所规定的妇道进行了冲击，但这只是男权藩篱里面的小动作。她因“怒其不争”，在男装的掩饰下开始她的平步青云的活动，等待她的是作为妻子的角色，最终以“二女共事一夫”为结局。所以说蒲松龄是本性里有着大男子的“喜新厌旧”意识和“一夫多妻”的愿望。
蒲松龄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能力的增强以及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些女性是有点翻身解放！看起来这些女性绚丽多姿了，打破了“花瓶”模式！蒲好像赋予这些女性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像给鹦鹉一样带上了脚环，困在房子里，供那些困顿中的书生赏玩。有了翅膀不能飞，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啊！
古代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弃妇、怨妇、思妇、烈女等女性形象，很少有花木兰、穆桂英的形象，而在《聊斋志异》中觉醒的女性随处可见。西方文学常把婚姻比做坟墓，而《聊斋志异》让我们相信只有婚姻才能建立完满的男女关系。这样一来，男人就能幸福的拥有娇妻和美妾，而两个共事一男的女人也会亲如姐妹，轮换地侍寝，欢乐地忙于生育、持家，帮助男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类想得太好，编得太美的故事常常肤浅到成人童话的程度，我们看起来觉得有点乏味和可笑。但是，蒲松龄笔下的女性是觉醒了，地位提高了，男女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透出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光芒，尽管在男性视角的笼罩下其光芒毕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具有这样一个空想也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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