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贤理财

㈠ 皇帝定谥号的依据是什么

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民无能名曰神。不名一善。
靖民则法曰皇。靖安。
德象天地曰帝。同于天地。
仁义所往曰王。民往归之。
立志及众曰公。志无私也。
执应八方曰侯。所执行八方应之。
赏庆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从之成群曰君。民从之。
扬善赋简曰圣。所称得人，所善得实，所赋得简。
敬宾厚礼曰圣。厚于礼。
照临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谮诉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
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绥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谏争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谏。
刚强直理曰武。刚无欲，强不屈。怀忠恕，正曲直。
威强敌德曰武。与有德者敌。
克定祸乱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夸志多穷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穷极。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渊源流通曰康。性无忌。
温柔好乐曰康。好丰年，勤民事。
安乐抚民曰康。无四方之虞。
合民安乐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执义曰穆。故穆穆。
中情见貌曰穆。性公露。
容仪恭美曰昭。有仪可象，行恭可美。
昭德有劳曰昭。能劳谦。
圣闻周达曰昭。圣圣通合。
治而无眚曰平。无灾罪也。
执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布纲治纪曰平。施之政事。
由义而济曰景。用义而成。
耆意大虑曰景。耆，强也。
布义行刚曰景。以刚行义。
清白守节曰贞。行清白执志固。
大虑克就曰贞。能大虑非正而何。
不隐无屈曰贞。坦然无私。
辟土服远曰桓。以武正定。
克敬动民曰桓。敬以使之。
辟土兼国曰桓。兼人故启土。
能思辩众曰元。别之，使各有次。
行义说民曰元。民说其义。
始建国都曰元。非善之长，何以始之。
主义行德曰元。以义为主，行德政。
圣善周闻曰宣。闻，谓所闻善事也。
兵甲亟作曰庄。以数征为严。
睿圉克服曰庄。通边圉，使能服。
胜敌志强曰庄。不挠，故胜。
死于原野曰庄。非严何以死难。
屡征杀伐曰庄。以严厘之。
武而不遂曰庄。武功不成。
柔质慈民曰惠。知其性。
爱民好与曰惠。与谓施。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思戒。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刚德克就曰肃。成其敬使为终。
执心决断曰肃。言严果。
不生其国曰声。生于外家。
爱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典礼不愆曰戴。无过。
未家短折曰伤。未家，未娶。
短折不成曰殇。有知而夭殇。
隐拂不成曰隐。不以隐括改其性。
不显尸国曰隐。以闲主国。
见美坚长曰隐。美过其令。
官人应实曰知。能官人。
肆行劳祀曰悼。放心劳于淫祀，言不修德。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称志。
恐惧从处曰悼。从处，言险圮。
凶年无谷曰荒。不务耕稼。
外内从乱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好乐怠政曰荒。淫于声乐，怠于政事。
在国遭忧曰愍。仍多大丧。
在国逢□曰愍。兵寇之事。
祸乱方作曰愍。国无政，动长乱。
使民悲伤曰愍。苛政贼害。
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德正应和曰莫。正其德，应其和。
施勤无私曰类。无私，唯义所在。
果虑果远曰明。自任多，近于专。
啬于赐与曰爱。言贪□。
危身奉上曰忠。险不辞难。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礼曰魏。虽威不逆礼。
教诲不倦曰长。以道教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疏远继位曰绍。非其弟过得之。
好廉自克曰节。自胜其情欲。
好更改旧曰易。变故改常。
爱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齐之以法。
除残去虐曰汤。
一德不懈曰简。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简。不信訾毁。
尊贤贵义曰恭。尊事贤人，宠贵义士。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
尊贤敬让曰恭。敬有德，让有功。
既过能改曰恭。言自知。
执事坚固曰恭。守正不移。
爱民长弟曰恭。顺长接弟。
执礼御宾曰恭。迎待宾也。
芘亲之阙曰恭。修德以盖之。
尊贤让善曰恭。不专己善，推于人。
威仪悉备曰钦。威则可畏，仪则可象。
大虑静民曰定。思树惠。
纯行不爽曰定。行一不伤。
安民大虑曰定。以虑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旧意。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
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当忌。
质渊受谏曰厘。深故能受。
有罚而还曰厘。知难而退。
温柔贤善曰懿。性纯淑。
心能制义曰度。制事得宜。
聪明睿哲曰献。有通知之聪。
知质有圣曰献。有所通而无蔽。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慈惠爱亲曰孝。周爱族亲。
秉德不回曰孝。顺于德而不违。
协时肇享曰孝。协合肇始。
执心克庄曰齐。能自严。
资辅共就曰齐。资辅佐而共成。
甄心动惧曰顷。甄精。
敏以敬慎曰顷。疾于所慎敬。
柔德安众曰靖。成众使安。
恭己鲜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宽乐令终曰靖。性宽乐义，以善自终。
威德刚武曰圉。御乱患。
弥年寿考曰胡。久也。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追补前过曰刚。勤善以补过。
猛以刚果曰威。猛则少宽。果，敢行。
猛以强果曰威。强甚于刚。
强义执正曰威。问正言无邪。
治典不杀曰祁。秉常不衰。
大虑行节曰考。言成其节。
治民克尽曰使。克尽无恩惠。
好和不争曰安。生而少断。
道德纯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大亲民而不杀。
外内思索曰思。言求善。
追悔前过曰思。思而能改。
行见中外曰悫。表里如一。
状古述今曰誉。立言之称。
昭功宁民曰商。明有功者。
克杀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贤。
安心好静曰夷。不爽政。
执义扬善曰怀。称人之善。
慈仁短折曰怀。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述义不克曰丁。不能成义。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业曰烈。
刚克为伐曰翼。伐功也。
思虑深远曰翼。小心翼翼。
外内贞复曰白。正而复，终始一。
不勤成名曰灵。任本性，不见贤思齐。
死而志成曰灵。志事不□命。
死见神能曰灵。有鬼不为厉。
乱而不损曰灵。不能以治损乱。
好祭鬼怪曰灵。渎鬼神不致远。
极知鬼神曰灵。其智能聪彻。
杀戮无辜曰厉。
愎很遂过曰刺。去谏曰愎，反是曰很。
不思忘爱曰刺。忘其爱己者。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体恭质仁，功未施。
好变动民曰躁。数移徙。
不悔前过曰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曰丑。肆意行威。
壅遏不通曰幽。弱损不凌。
蚤孤铺位曰幽。铺位即位而卒。
动祭乱常曰幽。易神之班。
柔质受谏曰慧。以虚受人。
名实不爽曰质。不爽言相应。
温良好乐曰良。言其人可好可乐。
慈和遍服曰顺。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博闻多能曰宪。虽多能，不至于大道。
满志多穷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思虑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好内远礼曰炀。朋淫于家，不奉礼。
去礼远众曰炀。不率礼，不亲长。
内外宾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彰义掩过曰坚。明义以盖前过。
华言无实曰夸。恢诞。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名与实爽曰缪。言名美而实伤。
择善而从曰比。比方善而从之。
隐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为文也，除为武也，辟地为襄，服远为桓，刚克为发，柔克为懿，履正为庄，有过为僖，施而不成为宣，惠无内德为平。失志无转，则以其明，余皆象也。和，会也；勤，劳也。遵，循也；爽，伤也；肇，始也；憹，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败也。秉，顺也；就，会也；忄寒，过也；锡，与也；典，常也；肆，放也；穅，虚也；澼圣也；惠，爱也；绥，安也；坚，长也；耆，强也；考，成也；周，至也；怀，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捷，克也；载，事也；弥，久也。

㈡ 司马迁与叶适的理财思想有什么不同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发展中，涌现出各种管理思想和实践。其中，在组织管理、经营理财、选任用人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思想。

1．组织管理

中国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也许起源于《周礼》（公元前12—前11世纪），该书第一次把中国官僚组织机构设计为360职，并规定了相应的级别和职数，层次、职责分明。古代组织管理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管理战略与战术问题的杰出著作《孙子兵法》，距今已2500年。《孙子兵法》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在世界各国军事管理中奉为经典规则，并在企业和商务管理中得到广泛运用。

2．经营理财与选任用人

中国古代有许多经营理财的理论思想，比较著名的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待乏原则”强调预测市场物资的需要和价格的变化，以有利可图。“积著之理”则注重于猎取利润的方式，主张经营高质量物品，促进货币流动运行，并以存货多寡预测价格贵贱。早在南宋时期的会计原则中，就提出出纳与会计分离的思想。公元923年就已经有中国最早记载的酒类成本核算。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作出了以一定经营资金获取一定合理利润的论述。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中国被世界公认为人事测验的发源地。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和发展了我国古代人事考试和选拔的思想。从人事评价和选拔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在以下几方面具有管理心理学的意义：

（1）公开申报与竞争：科举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她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和参与，使得测验和选拔有了较充分的选择基础；

（2）综合评价与考核：大部分科举制考试包含多种内容和形式，从笔试、面试到论文、习武，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信息；

（3）多层筛选与录用：科举制实践中比较注重自下而上的多层次筛选，并在适当的层次给予录用。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早在秦始皇时代，就修建起闻名世界的万里长城。隋唐时期开凿起世界上规模最大、流程最长的人工大运河。这些都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管理实践。古代管理实践中，都江堰系统工程是系统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而古代质量管理则从理论上丰富了质量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3．古代关于能力的思想

（1）智力与能力

中国古代关于才能的思想极其丰富。思想家们一贯重视人的智能问题。孔子论及智力和能力的问题，所谓“上智”“下愚”“中人”是最早的智力类型差异说。知人善任、尊贤任能是我国古代人才管理的基本思路。荀子在《儒效》中强调了“无能不官”的用人原则，分析了小才大用的弊端。《墨子·尚贤》中也提到用人的原则是“察其所能而慎与官”，把任官和分禄区别开来，主张对有功的多给荣誉和享受，而把官职授给能够胜任的人。《韩非子·八经》中云：“量能授官”“举能以就官”“见能于官以授职”。1700多年前，刘劭在其论著《人物志》中按能力把管理者分为12个等级，提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

（2）管理能力素质

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重视人才能力素质分析的先哲。他从管理人员具备的知能力、言能力和行能力上作比较分析，将他们分为五类人：庸人、士、君子、贤人和大圣。从荀子对管理人员梯次能力的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中，对中国古代先哲论述的管理能力素质种类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政研能力素质。这是最受人重视的管理能力素质。政研能力有不同层次之分。不同人的政研能力素质可分成类。

识人用人能力素质。主张管理者要善于识人之所长，从而善于用人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使组织有合理、良好的人才结构。

行政能力素质。各种管理人员的行政能力不同，不仅包括对下属的管理能力，而且也包括对上级的纠偏能力。最高级的行政能力出于有最好的政研能力和识人、用人能力。

《孙子兵法》也对领导能力作过比较系统的阐述。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认为一位领导者必须具备这五个方面的领导能力与道德修养。智者，即聪颖而有智慧，遇事能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与及时而合理的决定；信者，即信赖下级并能获得部下信任；仁者，即体贴、爱护下级，时刻把下级挂在心上；勇者，即有勇气，有魄力，处事果断，雷厉风行；严者，即遵守法纪，赏罚分明。

㈢ 求关于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一些新看法，真诚谢谢！！

一、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荀子在《性恶》篇中指出“人性之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显而易见，荀子所说的人性本原就是天生的“好利”“疾患”及其他的欲望，“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就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从而滋生罪恶。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恶”是由人的“性情膨胀、发展而导致的，这就为*控制必要性提供人性根据。荀子还从“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的思想推断出人是可以改变人性中恶的因素，人为地培养成善的本性。这就要通过道德教化和法律手段来使人们改变恶性，既所谓的“化性起伪”。故此，“化性起伪”的“性恶论”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出发点。荀子认为，正是由于人的欲望和情性才有可能导致邪恶，所以应该重教以化之，隆礼以节之，立法以禁之。 （二）“明于天人之分”是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社会基础。 在荀子之前，有许多大儒先哲探讨过有关天人关系的一些问题，但既不系统也不明确。荀子则明确指出自然界万物变化都是有规律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类的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是认为造成的，与天无关，因而要“明于天人之分”。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问题上一次理论性飞跃。“明于天人之分”才能明于阶级之分，这正是荀子提倡“隆礼重法”的社会基础。 既然天人可以相分，阶级自然可以相分，人们分属于不同的等级或者群体，乃是普遍的现象。若是以经济和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则有公卿、士大夫和庶人之别，犹如后来所说的奴隶主、自由民、奴隶等阶级；若以文化素养和道德为标准划分，则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贵族中有君子和小人，庶人中也有君子和小人；即使同为儒者也以不同素质和才能划分为大儒、雅儒、俗儒等；若以职业标准来衡量，全体民众则可分为士、农、工、商“四民”等等。每一个人总是分属于某一个等级或者群体。荀子认为，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就必须组成群体，形成社会。社会中各个社会成员必须分工合作，各守本分；否则就会产生争乱，争乱就会导致穷困衰微。所以，为了明确和维护社会成员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和等级制度就必须设立“礼”。而由于人性本恶，就必须制定带有强制性的“法”。使本恶的人性“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从而达到“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的目的。由此可见，荀子在哲学上的“明于天人之分”的命题，正是他明于分辨人的等级和群体，从而提倡以礼法治理国家的儒家思想的理论。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中的礼法关系。荀子“隆礼”中的“礼”首先是指区分人的等级的标准。“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阶级、等级的产生和演化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息息相关。在荀子的时代，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而把它归结为圣王“分割等异之”。也就是说，古代先王用名分治理民众，用等级对他们加以区别。所以使民众有的人受到封赏，有的人受到贬罚；有的人俸禄优厚，有的人俸禄微薄；有的人安逸，有的人劳苦；并以此来维持其仁德的等级秩序。这些维持等级秩序的规范就是“礼”。而人的等级又是通过“礼”所规定的不同的穿戴不同的服饰，使用不同的乐器，居住不同的房屋来加以区分的。如天子穿戴杂红色的龙袍和礼帽；诸侯穿戴黑色的龙袍和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则仅戴白鹿皮的帽子。服饰不是为了美观而制作的，乐器不是为了追求音乐而造的，宫室台榭不是为了居住舒适而建的，所有一切都是用来辨别贵贱、吉凶、轻重的。“贵贵、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其节，礼仪之序也。”（《大略》）。可是，食物、衣服、音乐、住所、家具都是人们生存的必备条件，“礼”制一方面节制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另外一方面则依据等级提供制度保障。《礼论》云：“故礼者，养也”。无论是节制还是供给，都属于礼的范畴。所以，礼的本质就是社会等级制度。荀子所谓的“礼”还是人的修养和情貌仪容的准则。正如《修身》所云：“礼者，所以正身也”。《礼论》篇则更明确地阐述了礼是人们修养的准则问题。如果不以礼为准则，不能严格遵循礼制，就称之为“无方之民”，而以礼为准则，严格遵循礼制，则被称为“有方之士”。思维能得礼的要领，称之为善于思想；行为能够坚持以礼为准则，称之为善于坚持。善于思想、善于坚持，在加上喜爱礼就是圣人。“故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礼论》）。 荀子所谓的“礼”的最重要的本质是政府的规章制度和宫廷礼仪。这可以从“三礼”的主要内容上得到证实。所以荀子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但从阶级本质上看，乃是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将儒家的“礼”改造成为维护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的新“礼”。所谓改造，主要是取消了旧“礼”中的除君主嫡系以外各级贵族的世禄制，各级官员改由国君直接任免，从而加强君权。这样，荀子就把过去“”国“家”合一的一元化“礼”变成了“国”“家”区别的二元化的“礼”，原来“任人唯亲”的旧礼变成了“尚贤使能”的新礼。关于荀子“重法”中的“法”。首先有清楚儒家也并非绝对不讲法治。如《吕刑》这一专讲刑法的文章，就被编进儒家的经典之作《尚书》中。孔子也讲法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里仁》），孔子没有绝对的排斥属于法治范畴的“政”“刑”，只是认为两者比较起来，“”德“礼”更为优越而已。孔子还认为“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即君子的心中一直以刑罚的尺度为行为准则，而小人是以物质利益为准则的。孔子对“法”的认识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些均表明刑法应当在礼乐的指导下施行，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以“刑”代替法，笔者认为应当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刑”是指刑罚，做使役动词解；而另一方面，“刑”应当是指“刑法”，即法度、法则之意。因而“法”字在《论语》中很少出现，而法家对我国法律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刑”和“法”分离，而且使刑专指刑法而隶属于法。“法”就被赋予了法律的意义。荀子秉承了法家的这一认识。《荀子》一节中用“法”字明显比《论语》多，可是讲到“礼”和“法”的关系时，基本同孔子的观点一致。如《修身》篇中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怅怅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而又深其类然后愠愠然”。与孔子所云：“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荀子认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礼数制之”。（《富国》），这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的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另外，“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还是认为礼是高于法的。 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使他能够对百家学说兼采众长。同时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事实，使荀子进一步认识到法制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所以，有时荀子“礼”“法”并举，有时又十分强调“法”。“法之经，礼与刑”（《成相》）“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常有，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篡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克罚偷则民不怠，兼时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君道》）。在《荀子》一书中讲的最多的是“礼”。荀子认为，“礼者，强国之本也”（议兵》），这表明他汲取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对“礼”作了新的诠释，经常把“礼”与“法”连用。他说：“礼者，节这准也。……礼空伦。（《致士》）“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就是说，礼是法度的标准，要按礼来规定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礼可以说是法权关系和伦理关系的总纲。 在荀子那里，礼和法是一致的。有时，荀子的“礼”与“法”的含义是一致的。如荀子认为“礼义者，法之始也”；“法者，治之端也”。这里，荀子认为“礼”与“法”在治理国家方面是殊途同归的。有的地方，他有把“礼”与“法”加以区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礼数制之”。他主张把礼扩大到士，这与奴隶社会的“礼不下庶人”是不同的，但他认为对百姓必须用法律强制手段，则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总的看来荀子所谓“礼法”或“礼义制度”就是指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礼法”之争和“王霸”之争相联系。在“王霸”问题上，荀子主张与孟子不同：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荀子则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强国》），完全实行礼法就叫王，不完全实行礼法就叫霸，而完全背弃礼法便要亡国。荀子并没有把王霸对立起来，而主张由霸发展为王，由“重法”而“隆礼”，把礼与法，德与力统一起来。荀子从当时齐、秦等国的兼并站中得出结论：“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就是说用武力兼并是容易的，但困难的是在于巩固兼并的成果。国家强大统一的形成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用礼，一方面用刑法。他说：“凝士以礼，凝民以政”、“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也就是说，治国的原则，在于遵行礼义与刑罚，君子用礼修知，百姓惧而安宁。彰明美德慎刑罚，国家既安定，天下又太平。 可见，荀子已有礼法兼施、王霸统一的思想。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王、霸、道杂之的先河，从理论的演变进程来看，“礼法”以及“王霸”、“德力”之争由荀子作了批判总结。 三、“隆礼”“重法”的作用 《修身》中说：“凡用血气、志意、……国家无礼则不宁。”。所以，隆礼重法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把人伦关系格式化为*关系。礼之于人、于事、于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所以提及的礼的作用，大体上可归结为：礼于人事管理、礼与经济管理等方面。人事管理是礼的功能之一。《荀子》一书中很少讲到祭祀鬼神的事，即便有时提及宗庙、丧葬的事，那也是作为人事的一部分。而人的出生之礼、学礼、婚礼、祭祖之礼都属于人事管理的范畴。所谓“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而不宁”，其实都是指人事而言的。“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物，不能治人也；宇宙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礼论》）。荀子认为，天地是无法管理人事的，只有圣人才能制定礼仪，管理人事。“圣人”在荀子的观念中是最优秀的人，是能够制订礼仪制度的主体。《儒效》篇中对圣人做了极大的称颂。按照礼仪来管理人事的结果就是“君臣、父子、……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王制》）。根据这些论述，也许可以说荀子所主张的礼仪治人事，是符合战国时代社会形式的新的礼义观。 理财为用，发展经济也是礼的功能之一。礼可以节制人们无限的欲望和保障符合等级制的物质条件，礼是制度，礼是规范，“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大略》）。所以礼可以理财为用。荀子认为商贾、百工如果能够“隆礼仪”，那么关市只征收微乎其微的赋税，各种合同、律令公正，这样商贾就无不敦厚而无欺诈行为。荀子的观点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太过遥远，但他认为这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现象，相信今后仍会出现。不管怎么样。荀子认为礼义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重法”的作用是荀子是针对当时有人提出古代没有肉刑，而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提出来的。荀子反驳这种论调，说：“人果真不犯罪了，那么肉刑确实也不需要了，而‘象刑’也就不需要了。如果社会上确实存在犯罪行为，那么以轻微的刑罚处罚严重的罪恶，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刑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禁暴、恶恶”，如果采用“象刑”，就等于在宽恕罪犯。所以“象刑”并非产生于天下太平的上古时代，而是当今一些惟恐天下不乱、别有用心的人提出来。对于此，荀子在《富国》中“严刑罚以戒其心”和《君道》中“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的论述都是表明其重视“重法”的作用的立场。 总之，荀子从“化性起伪”、改造人性出发提出了自己关于礼法的起源、关系、作用等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无怪乎汉代大儒董仲舒“作书美公卿”，郭沫若指出，“汉代儒家总汇百家而荀子实开其先河”。荀子的确是一位以儒为主，使得儒法合流；以礼为主，使礼法统一的先导

㈣ 实现《大学》宗旨的途径

《大学》是《礼记》的一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後被列为《四书》之首。那麼，《大学》讲的是什麼呢？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修身」二字，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任务。

第一、《大学》的核心是三纲八条目

《 大学》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三纲八条目」。「三纲」即明明德、作新民、止於至善三纲，讲的是世界观。「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则是方法论，实现「三纲」的途径和方法。

「三纲」是《大学》教诲人们，学习、求知的要实现的目的，光大自身的德性，在此基础上与众人（带动）一起进步、自新，最後实现人与社会、社会与万物的至善至美的境界，三纲的起始点是光大自身的德性。「三纲」是推己诸人，由小及大，因近至远的过程，是做学问的真理。

「八条目」，讲的是实现三纲的方式方法，从格物到修身，从修身到平天下，由小及大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四条都是为了实现「身修」，而「身修」又是实现「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前提和关键。「八条目」是自内向外，始轻终重，由微至宏的过程，是获取真理的科学方法。

然而，面对「止於至善」和「平天下」等如此宏大的理想，如「不积跬步」是「无以至千里」的。正如《大学》所言「自天子及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自身不「格物」、不「致知」、不「诚意」、不「正心」，是谈不上「身修」的，当然再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更是迂阔了。从简单的做起，从小处做起，从自身做起，是研学「大学之道」的开端。世人说儒者多迂腐，那应该指的是多是空谈大道理，自身修为却很欠缺的「腐儒」，他们自身也是背离「大学之道」的「离经者」。

第二、修养德性是做学问的核心

关於「明明德」。《大学》中，引用了《尚书》中西周、殷商、虞舜三个时代，关於「明德」的论述。大有总结承继今古圣王「明德」之道的意味，此处也可管窥孔子总结三代以来文化所付出的心血努力。同时也点明了《大学》以「德」为核心哲学研究内容。

关於「新民」。《大学》中，从商汤王的自新，说到西周《康诰》的「做新民」，最後到《诗经》的其命维新。从个人，到人民，到国家天下，层层递进了「新民」的范围，一以贯之，直到「止於至善」。

第三、八条目是方法论，并且是系统的方法论

关於「格物、致知」。对於这两个条目的解释被认为已经缺失。现存的《大学》中关於孔子论听诉讼的文字可以作为参照。了解万物万事的「事理」，便是格物，总结万物万事的「事理」我们就会了解，掌握天地间规律，做到「致知」。从「格物」的字面上推导，更接近与对具体事务的联系，对自然和人类实践活动的研究。

关於「诚意」。「诚意」的关键是不要自欺欺人。一来自饰自伪无用更无益，二来「诚意」能使人「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有百益无一害。诚意，是对「致知」（通晓万物之理）後对人的看法，得自然之道而做自然之人，可谓是以天理言人事，所以说「知致而後意诚」。

关於「正心」。「正心」的关键是不偏激， 不为外物干扰，能够保持自然理性的态度面对人和事。

关於「修身」。「修身」的关键是「正身」，「心正而後身修」，内心不受外物干扰，那麼反应到我们做人、做事方面就是要秉持一颗自然之心来来处理人和事，客观、公正来看待问题，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好」。

关於「齐家」。「齐家」的关键是「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无之」。「齐家」之法有二，一是以身作则，处理好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二是要永保赤子之心来对待父子、夫妇、兄弟。做到，这些才可以「一人定国」。特别要指出的是「齐家」是紧接「修身」後的环节，是「推己诸人」的第一个环节，「恕」道的开始，也是《论语》中关於「仁」道产生的发端。正如《诗经》上讲的「宜其室家」。

关於「治国」。「治国」是《大学》的最後一章。内容上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永持「絜矩之道」，推己诸人，从自身修为到家到国；二是「得众得民」，谨慎自身的行为和操守，「好民之所好、乐民之所乐」，通过「德」性来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即「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三是「尊贤」，尊贤远小人，国家方可长治久安；四是「理财」，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先义後利」，则国治，天下平。

「修身」更是《大学》的通篇所反覆叮咛的，三纲的出发点是光大自身的德性（本意也是修身），八条目的关键点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均是实现好修身的前提步走，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修身」之後的推己诸人的结果。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修身」即是学习、获取、掌握和实践「大学之道」的「根本」所在，是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所首要要做的「事」。

大学之道，其实就在我们身上，一思、一言、一行，而已，须臾不可放弃和离开。

㈤ 请问中国古代皇帝们的谥号是依据什么给的

中国古代，皇帝的称呼往往和年号、谥号和庙号联系在一起，比如汉高祖就是庙号，隋炀帝就是谥号，乾隆皇帝就是年号。一般最早的皇帝谥号用得多，后来庙号多，明清则往往年号更深入人心。

夏商时代的王没有谥号，往往直呼其名，他们的称呼多数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盘庚、帝辛，这究竟是排行还是出生年份，现在也众说纷纭，我们还是不要去管他。谥号是周朝开始有的，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谥号，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

所谓谥号，就是用一两个字对一个人的一生做一个概括的评价，算是盖棺定论吧。象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惠帝都是些平庸的，如汉惠帝、晋惠帝都是没什么能力的，质帝、冲帝、少帝往往是幼年即位而且早死的，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哀、思也不是好词，但还有点同情的意味，如果末帝、献帝、顺帝，那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了。另外孙权是个特例，他的谥号是大帝，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谥号是周开始的，除了天子，诸侯、大臣也有谥号，但我这里是专讲皇帝天子的。秦始皇认为谥号是子议父、臣议君，于是废了谥号，从他这个始皇帝开始，想传二世、三世以至无穷，可惜只传了二世。汉代开始又实行了。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三国的文艺里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就把他叫做献帝，那是胡说八道，难道献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会把皇位献出来？

按照周礼，天子七庙，也就是天子也只敬七代祖先，但有庙号就一代一代都保留着，没有庙号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亲尽宜毁”，不再保留他的庙，而是把他的神主附在别的庙里。庙号就是祖啊宗啊的称呼，一般祖的档次比祖更高些。起初，有庙号的皇帝不多，例如两汉，刘邦是高祖，刘秀是世祖，别的就没什么庙号了。这个祖，和欧洲尊某皇帝为大帝一样，一定要有特殊的功绩才行，一般往往都是开国皇帝。但也有滥封的，曹魏时，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自称烈祖明皇帝，很被后世嘲笑。

一般庙号叫高祖或太祖都是开国皇帝，如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铁木真、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叫世祖的往往是完成统一的，如世祖忽必烈、清世祖福临，刘秀也是靠自己重新建立一个王朝的，所以也是世祖，朱棣和他们差不多，所以叫成祖，另外玄铧被叫做圣祖，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年号也不是一开始都有的，汉朝初期就没有，后来才开始出现，而且皇帝一般都喜欢换年号，好事坏事都要换，有的几年换一次，偶有的一年要换几次，一般朴素务实的皇帝年号换得少，爱标新立异的年号换得多，比如唐太宗一直用贞观，玄宗也不大换，而武则天就特别喜欢改年号，一般年号是两个字的，她还用过四个字的。

本来不是所有皇帝都有庙号，但是都有谥号，所以唐以前的皇帝大多称谥号。从唐开始就谁都有庙号了，所以人们习惯称庙号。明清两代的皇帝一般一个年号用一辈子，所以人们习惯称他的年号，这里面只有明英宗用过两个年号，因为他被瓦剌俘虏去，代宗即位，他被放回来后成了太上皇，在代宗病重时他发动政变重新做了皇帝，所以有两个年号。另外同治原来的年号叫琪祥，是肃顺他们拟的，不久慈禧发动政变，杀了肃顺，年号改作同治，原来的年号没叫开，人们都习惯地称同治帝。

有时候，不做皇帝的，死后给尊为皇帝，如曹操、司马懿父子，还有一个是多尔衮，他手握大权，死后被福临尊为成宗义皇帝，但那是权宜之计，不大一个月，福临囚禁了多尔衮的兄弟阿济格等人，然后宣布多尔衮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成宗义皇帝的称呼自然也没了

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按其生平事

㈥ 封神榜中关于姜子牙的。

不吧 姜子牙的坐骑应该是 四不象 吧！~！~法宝没有 杏黄旗 吧

㈦ 忽必烈早年尊儒，而为金莲川奠定夺位基础的是什么事

嘉定八年（1215年）9月23日（阴历八月乙卯），一名黄金家族的男婴在漠北蒙古草原呱呱落地。他就是成吉思汗的又一位嫡孙和继承者，拖雷次子忽必烈。

早年经历

忽必烈在拖雷十个儿子中排行第四，但因系正妻唆鲁和帖尼所生，又是四名嫡子中的第二子。

相传，成吉思汗对刚出生的孙儿忽必烈端详良久，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儿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唆鲁和帖尼别吉，让她把他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

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出自蒙古克烈部，这里所说的“舅父们”，应指突厥后裔克烈部男子。遵照祖父的意见，带有部分克烈一突厥血统的忽必烈被交给拖雷次妻撒鲁黑。这位出自乃蛮部的女子成了忽必烈的乳母。忽必烈十分尊重乳母撒鲁黑，一直和乳母及其所生子末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忽必烈的父亲拖雷和母亲唆鲁和帖尼都曾经是大蒙古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所生四子中，蒙哥、忽必烈及阿里不哥曾任第四、第五任大汗，旭烈兀则是波斯伊利汗国的开国君主。可见，在成吉思汗子孙中，拖雷一一忽必烈支系是最为显赫和举足轻重的。

早在少年时代，祖父成吉思汗征服者的剽悍身影就给忽必烈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

嘉定十七年（1224年），当成吉恩汗从西征前线班师回到自己的帐殿之际，他的亲属们都专程赶来迎接，包括幼弟斡赤斤·铁木哥，也包括两名嫡孙：十一岁的忽必烈和九岁的旭烈兀。恰巧忽必烈、旭烈兀兄弟刚刚在原乃蛮部边境的爱蛮·豁亦之地初猎而归，忽必烈射杀了一只兔子，旭烈兀射杀了一只山羊。

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小孩子第一次出猎时，长辈要在孩子大拇指上拭以肉和油脂。成吉思汗不顾长途征战跋涉的劳累，亲自为这一对初猎成功的嫡孙拭指。两位嫡孙对胜利归来的祖父满怀崇敬。

张文谦

张文谦，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县）人，与刘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刘秉忠的影响，“洞究术数”。后来，又与许衡等交结，潜心义理之学。他被忽必烈“擢置侍从之列”，司教令牌奏，日见信任。

邢州术数家群的成员，大都是刘秉忠的同乡、同窗，或门人，并且是由刘秉忠荐举进入藩邸幕府圈的。学术上也以阴阳术数为主。由于刘秉忠的缘故，邢州术数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称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㈧ 盐海城市的特点

1、北京
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身为“首善之区”，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宏伟整齐，城市建设颇有气派，是北方内陆型城市的代表。北京气候较为恶劣，春天沙尘弥漫，夏天酷热难耐，冬天寒流滚滚，惟有秋高气爽，比较可爱。
据说，古代北京人重礼数，善待人，颇有尊贤礼让之风。现今，老北京人多承八旗子弟余风沐浴，又许多既受官文化熏染，常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事，又以玩世的心态体味人生。居高，故睥睨世界，纵横捭阖，尤其在“地方上”的人面前，盛气凌人；玩世，故油嘴滑舌，善打哈哈，于是侃爷辈出，背上了“京油子”的不好名声。而北京作为移民城市，来自四面八方、南北东西的移民也给这座古朴的城市增添了新的血液。
北京最大的魅力在与其文化教育事业，它有着有许多著名大学和文化机构，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人才，这座古都的文脉之得以延续。

2、天津
天津也是中国的一个直辖市，但它既缺少北京那种宏伟大气的庄重，又没有上海那种溜光异彩的繁华，也不象重庆那样山重水复，诡谲多姿。天津与一般北方城市相比，天津又颇有几分水乡的秀丽，海河等几条河道纵横全市，星星点点的湖泊分布城区周围，虽然不大，却也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姿色。天津近海，明代作为海防要地而设卫，故称天津卫。天津话和周边差异很大，据说是因为天津以天津卫为基础发展起来，当时天津卫的守军及其家属多来自安徽和其它各地的移民，形成了独特的天津话。
天津是码头，也是商埠，天津人的见多识广，能说善道与这种城市功能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天津人能说善侃，有“卫嘴子”之称，与“京油子”相映成趣。但比起“京油子”玩世不恭的“油”来，“卫嘴子”更带有码头“青皮”的“赖”和商埠商民的“奸”，“赖”则执着，“奸”则机巧，具有着生意人的气息。天津的相声不象北京那样“滑”，却更耐咀嚼。
天津原是北方最大的商埠，又是北方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解放前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但临近北京，经济受到不少压制，即便如此，天津仍有着众多的优势。

3、上海，
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它商业繁华，建设突飞猛进，高楼林立，霓虹闪耀，在大陆城市中，最具现代大都会气派。上海人的公民素质和敬业态度在国内各城市中亦算一流，服务业可见一斑，在上海，售票员总是走到乘客面前，挨个卖票，言语也比较柔和，表现了良好的服务意识，商店里，上海的售货员懂得顾客心理，服务周到，却很少像其它地方的售货员那样跟在你后面喋喋不休地推销，热情得叫人发憷。在公共场合，上海人也总是衣冠整洁，修饰得体。遇到纠纷，上海人更喜欢采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而很少大打出手
上海人在外地人面前也颇为自负，在上海有把外地人视为乡下人的传统，但即使内心不屑，也很少粗暴对待，相反，如果有外地人遇上麻烦，上海人大多能热情相助。上海人私交比较理智，做事善于权衡利弊，注意与人保持距离。所以上海出了不少银行家、商人和学者，却难出诗人和武将。上海女人举止得体，装束淡雅，言谈柔和，很有女人味，但却没有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烈女”，上海男人有些“小男人”，他们有鉴赏趣味，懂得尊重女士，体贴妻子，把西方的绅士遗风中国化了，是标准丈夫的代表。

4、河北
河北的自然条件不错，地理位置在全国也属得天独厚，一省之中包容了北京、天津两个中央直辖的大都市，省内又有很长的海岸线，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都市有都市，要港口有港口。河北南北跨度很大，北有唐山秦皇岛，南有古城邯郸。河北经济总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人均也居上游，然而，该省在全国却无特别出彩之处。
自古至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大多数河北人仍然保持着那种淳朴豪爽的特点。河北人也有一种慷慨豪迈的气质，但近代以来，这种气质渐渐淡化。因此，河北人身上的北方人豪爽的特点比临近山东、东北大为不如。
石家庄是河北省会，论历史自然没有保定、石家庄等悠久，却是一座产业齐全的新型城市。唐山由于大地震出名，唐山人也操着一口特殊的方言，颇有特色。秦皇岛则是华北少有的海滨城市。

5、东北三省
东北人在其他地区心目中，往往是一体的，在全国各个大区的人群中，东北人的地域认同感也最强，他们的性格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这里也就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东北气候寒冷，地广人稀，近代大批关内移民进入，逐渐开发。闯关东者多为山东河北等地农民，尤以山东人为多。东北多为山东移民”。东北的原住民本尚武，移民又多为生活所迫而闯荡，不乏颟顸亡命之徒，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王法” 也往往鞭长莫及，东北人有一种好勇斗狠的豪气，人说“不到东北不知道胆小”，道出了东北民风的强悍，东北人骨子里处处的那种“狠”劲。
东北人也并非只有喜欢玩命，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本事。实际上，大多数东北人与山东河北等其他北方人的人相比，都显得更加文质彬彬，能言善辩。在为人上，东北人表面豪爽内里暗藏心计，处世相当细腻，玩起计谋来，也花样百出，，东北人既敢打敢骂，又能隐忍不发，待机行事。这一点，与老家山东有些类似，但也许青出于蓝而青于蓝。
东北工业化、城市化的水平比较高，许多都市留有日俄殖民统治时代的痕迹。哈尔滨、大连两座城市尤为突出，这两座城市的建筑都带有俄式风格特点，显得非常洋气，多广场和绿地，尤其是大连，地处海滨，原本基础不错，这几年又雄心勃勃，要成为“北方的香港”，所以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广场、草坪、大海交相辉映、可算得中国最漂亮的城市之一。在哈尔滨和大连，你随时都会碰到许多漂亮女孩，穿着入时，十分新潮。但哈尔滨女孩讲话是纯正的普通话，听起来比较入耳，而大连女孩的口音与胶东方言相类似。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有着典型东北人的特点，操着标准的东北话；长春比沈阳小很多，它是全国著名的汽车城，有不少文化古迹，城市面貌也各有千秋

6、山东
山东古为齐鲁之地，齐人鲁人有所不同，鲁人忠厚直爽，外粗内秀，讲义气，重教育，既出过孔子、孟子这样的彬彬君子，也出过黄巢、李逵这样的杀人越货之徒。但鲁人身处内陆，观念相对保守，生活比较俭啬；齐人处东夷之地，不像鲁人那样多圣贤，却因沐浴海风熏陶，对时髦很敏感，易于接受新事物，也常常喜欢在媒体中制造声势和影响。
山东人不愧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特别讲究人际关系和尊卑等级，爱走上层路线，齐人在这一点上似乎更是得了圣人真传，在山东的政界，齐人总是官运亨通。“山东出响马”，“山东人豪放”。山东人有时甚至常常使人觉得拘谨。不过，对朋友，他们向来比较讲义气，也愿意表现自己的豪气。有时“豪气”往往会转化为粗鲁，例如，在大庭广众下大声武气地说话，喜欢酗酒比酒量，一些好事之徒往往借酒动粗。。
山东女孩虽不像南方女子那么风情万种，却也柔情似水，在青岛烟台等地，透着英武之气的美女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只是山东话比较侉，女子用这种话撒娇有点让人头皮发麻，故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山东小妞发嗲”之说，幸亏现在许多山东女孩都能说一口好听的普通话，所以，不管是倪阿姨还是盖丽丽大姐也都早在中央台打出了名气。山东人乡土意识重，地域自豪感强，且非常团结。不仅在现实中到处认老乡，在网上“老乡”也成为聚众的招牌。山西人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山东人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7、江苏
江苏大部分地区河网密集，自古为鱼米之乡，江苏省内部确实贫富差距悬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经历着富饶到贫穷的过程。
苏南苏锡常三市经济极其发达，苏南人头脑灵活，善于经商理财文才也比较出众，中国历史上的状元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苏锡常地区，苏南人的代表是苏州人，人情练达，精于算计，但过于精明，明哲保身，性格也显得懦弱，因此它出了不少才子，却鲜有大作家和诗人，苏州男人文弱，苏州美女柔弱娇媚，软语春风，倒也符合中国传统对美女的审美期待。苏中以扬州为代表，扬州一带自古多文人才子，扬州和苏南一样，民风文弱。历史上扬州美女虽多出“青楼”，人称“瘦马”，但琴棋书画兼备，也算才貌双全，为文人所流连；扬州才子则多出尚书。时至今日，扬州“富甲东南”的地位已是昨日黄花。在北面的江苏，原本也是土地富饶，但历史多遭洪水泛滥、苦难深重，不见南部富饶情景。
省会南京人在省内的位置有些特殊，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南京人即是“半个江北人”，也是“半个安徽人”。论经济，南京比苏南远远不如，论地理，多丘陵的南京更谈不上是鱼米之乡。
江苏是一个另类徐州，位居江苏西北，与其他地区相连甚少，地接山东，口音近山东西南，民风豪爽，属北方城市。

8、浙江
浙南山地丘陵，浙北为江南鱼米之乡。浙江人闯世界的很多，尤其是温州人更是遍布天下，闻名全国。在严酷的竞争中，浙江人培植起一种生存的能力，他们凭本事养活自己，走南闯北做生意，修钟表，擦皮鞋，裁衣服，只要能够糊口的职业，几乎都可以见到浙江人的身影。
浙江人善于动脑筋，相信个人的本事，所以，你经常看到手艺高超的浙江师傅，也可能碰上手段狡猾的浙江骗子，但你却很少看到可怜巴巴的浙江乞丐。面对生存，浙江人敢打敢拼，事无巨细，都力求做好。这种吃苦耐劳，精明能干的品性，使浙江人在各个行业中都是好手。
浙江的文人才子遍地，在中国可以与湖南四川江苏安徽“五分”秋色；浙江商人企业家头脑活络，门槛很精，也算中国商界的能人。省会杭州人文会萃，风光旖旎，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杭州女孩却似乎不像传说的那么漂亮。但浙江人似乎过于相信一己之力，不象山东人那样讲究团队精神，往往单兵作战，难免彼此提防，相互制肘，有时，为了一己的利益，浙江人会不惜利用其聪明制假贩假，因此，浙江也多出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9、安徽
安徽属位置居中，中国的“南蛮北侉”在安徽有着很好的体现，合肥以南为蛮，阜阳以北为侉。安徽皖南多山，土地贫瘠；皖中多丘陵；淮北属平原，又水灾频仍。安徽人经常漂泊他乡，四处闯荡。黄山的美景堪称中华一绝，徽州民居百墙青瓦，别有一番风情。
安徽人性格差异也很大，古今名人很多，古有曹操、华佗、朱元璋，近代也李鸿章等杰出人才；文学革命由两个安徽人——胡适，陈独秀启其肇端也在情理之中，第一个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也出自安徽合肥。徽商在中国以敢做敢为而名世，白手起家，闯荡江湖，在近代商界很有声誉。安徽虽然人才辈出，经济却落后于东部的其他省区。。

10、河南
河南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七大古都之中，河南占了三个。河南人，大多文质彬彬，性格中庸，思想活跃，儒雅而不乏情趣和浪漫，河南是中原人才大省，文人学士众多。如今，开封、商丘、安阳等旧都虽已失去了都城的气派，洛阳牡丹却仍然名贵一方，展示着河南悠久的历史，赓续着河南人当年的万种风情。
就像河南那不南不北、亦东亦西的位置：河南紧邻山东，河南人与齐鲁人一样性格粗放，却似乎不象鲁人那样质朴爽快；南接湖北，与楚人一样圆滑老道，却没有楚人那样精明洒脱。
省会郑州位于黄河南岸，这座城市绿树成荫，商业发达，成为中国中部的交通枢纽与商业中心，也显示了河南人的能干，况且附近的嵩山还有一座名闻遐迩的少林寺呢。

11、陕西
陕西就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代表.如果说北京体现了汉民族文明陷落的历史。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在西安，可以看到非常正统中华文明的正宗，从半坡文明开始，这里就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西周，西汉、隋、唐等中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都以这里为都城。在这里，你的思古之幽情才真正找到了寄托。陕西也是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西安高校林立，人才济济。
陕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朴讷温厚而又爽直豪放。其实陕西也是地分南北，关中、陕北、陕南：关中是典型中原地貌，中国文明发祥地；陕北是黄土高坡，干燥少水；陕南确实气候湿润的鱼米之乡。关中的秦腔高亢激越，陕北信天游悠远单纯。相比之下，陕北人在陕西人中，显得更憨厚直爽，待人热情，而关中人则暗藏了几分心计，显得有些诡诈神秘。陕南人不象关中人那样诡，却又比陕北人更“精”，有着川人的特点。陕西文人才情充沛，文坛上的“陕军”出手不凡，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人的作品虽非绝世佳作，却也颇有可观。
在陕西，陕北似乎是出俊男美女的地方，“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陕北小伙子高鼻深目，即使土气的衣衫，也掩盖不了他们的英俊，陕北女孩温柔顺从，但内心刚烈，炽热如火，往往以柔功把丈夫控制得服服贴贴。

12、四川·重庆
四川盆地群山环抱，物产丰饶，尤其是成都平原，更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这里多神仙类的人物，精明能干而散漫悠闲，既能享受吃喝玩乐，又很喜欢谈玄探幽。与爽直幽默的川人聊天是一桩快事，他们见识独特，有丰富的民间智慧，吹起“壳子”来，趣味横生，荤素皆宜，硬是要得。四川出美女，川妹子聪慧能干，做事麻利，发起嗲来风情万种，勾人魂魄，故民间有“少不入川”之说，以防有人误入歧途，忘了家中的老娘。川妹子中“嘴巴狡”的辣妹，往往“辣”劲十足，尤其在公共场所发生口角，一般人不是对手，只能落荒而逃；四川是中国的人才大省，无论文人武将，川人都有上佳表现。不
四川重庆本一体，重庆人本来就是川人，同其他川人有许多共同点。不过重庆古为巴国，与蜀人相比，重庆人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或许是因为多山的缘故，重庆人的性格狡诘而不乏豪放，像闻名的重庆火锅一样，既麻且辣，他们紧跟各种潮流，从穿着打扮到新潮思想，形形色色的时髦玩意儿在这里流行很快。重庆盛产美女，人都说重庆街头“三步一个张曼玉，五步一个林青霞”，是一个温柔之乡。但与温暾的成都人相比，重庆娃子的“砣子”（拳头）硬，敢打敢骂，更带了巴人的火气和豪气。时髦漂亮的重庆妹子说起话来，不是妩媚多姿，就是嘴快如飞，一般大老爷们没有三下两下是抵挡不了的。

13、贵州
关于贵州，谚语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确，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做支撑的省份，走进贵州，就走进了山之国，几乎找不到大一点的平整土地，“地无三尺平”的说法虽不免夸张，却也近乎实情，省会贵阳就建在群山环抱的“坝子”里，山民生活虽然相对贫困，却也悠闲自得。贵州像个大公园，到处悬崖峭壁，峡谷川流，气魄雄伟。雨水虽多，但说“天无三日晴”却不免有些夸张。省会贵阳冬暖夏凉，气候在全国仅次于昆明，夏天30度就是高温，冬天很少零度以下，又不象昆明那样多风，所以避寒避暑都是好去处。 作为省会城市，贵阳人口过百万，面积却小巧玲珑，五脏俱全，很是繁华，有都市风情。在云贵川三省中，贵州饮食习惯和语言都更接近四川。贵州可算移民省份，除了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外，本省汉族多是历史上几次人口迁徙迁进去的。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开发晚等原因，贵州古代出的人才很少。
近代以后，贵州的清山秀水，倒也熏陶出一些才子才女。国民党的国防部长何应卿、文化部长张道藩，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王若非等都出自贵州。处在内陆大山中的贵州人，精壮能干，敏于新潮，与四川人一样悠哉游哉，却缺少四川人那种吃苦精神，“麻将在手，小吃在口，三天两头，狐朋狗友”，对本省的落后处境缺乏足够的危机感。贵阳女孩也同重庆女孩一样妩媚时髦而又带点“辣妹”气质，其烈度，可以在下面一首民歌中反映出来：“吃菜要吃白菜头/嫁郎要嫁大贼头/半夜听得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

14、云南
在西南三省中，云南最富有边地色彩。省内各地多彩多姿，风光绮丽，省会昆明不仅冬暖夏凉，气候有口皆碑，而且景色秀丽，翠湖身处闹市而一尘不染，西山俯瞰五百里滇池也别有洞天，整个城市兼具都会的繁华和超尘的秀美，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此外，路南的石林，大理的苍山洱海，丽江的古城和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也都令人流连忘返。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丽江的纳西族的古乐，大理白族的歌舞，路南景颇族的传说、西双版纳傣族的民俗风情，都有点让人流连忘返，在大理等地，一些老外干脆呆在那里不走，形成了一个洋人街。得天独厚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使云南属于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省份，但云南的得天独厚是以它的封闭性为代价的，与贵州人和四川人相比，云南人似乎更加满足于自己的那个圈子，很少到外面来闯世界，所以，你在其他地方很少碰上云南人。云南开发较晚，却也多出人才，如古代的七下西洋的郑和，近代最有名者可能要算音乐家聂耳和哲学家艾思奇了。

15、湖北
湖北地处长江边上，北邻河南，南接湖南，上接四川，下接江浙，湖泊众多，雨量充沛，自然条件不错，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良好的地理的位置，潮湿的气候，冬冷夏热的季节，造成了湖北人的火暴性格，而道家文化的潜在影响，又使湖北人为人韬光养晦，老谋深算，不爱显山露水。因此，他们兼具楚人的蛮气和灵气，聪慧精明而好勇斗狠，有“九头鸟”之名，文人武将都在这片土地上孕育。
湖北人不象山东人那样重乡土，也不象山东人那样懂得宣传故乡。因此，省会武汉乃九省通衢，自然风光优美，有山有江有湖，在中国大都会中也算首屈一指，却往往不被人所认同。人们只记得它冬冷夏热，气候不好。实际上，要说气候，武汉并不比济南长沙等城市差，名声却比它们糟糕；说风光，济南大明湖与武汉的东湖相比，简直差了好几个档次，但大明湖名声在外，而东湖却养在深闺人未识，人说“北有少林，南有武当”，但河南少林寺大名鼎鼎，湖北武当山却隐而不彰。有人说湖北人太精，作为个人，湖北人是大智若愚，作为整体，太精则相互扯皮，因小失大，干不成大事，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湖北自古出美女，王昭君即是一例。在武汉，漂亮女孩不少，虽然一口武汉话不好听，但说起普通话来，却柔媚多姿，别有风情。

16、湖南
两湖原本一体，但与湖北人的韬光养晦相比，湖南人是实干家。虽然湖南开发比较晚，但却人才辈出。关于湖南有两句话，第一句是“惟楚有才”，第二句是“无湘不成军”.可见其文武兼备。湖南文人众多，但湖南文人有一股湘民固执的“蛮”劲，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有谭嗣同那样的硬汉文人，有沈从文那样傲然于城市的“乡下人”。
湖南人重事功，文人似乎喜从军，“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湖南军人骁勇善战，湘军名声显赫，但却不是卤莽之辈，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毛泽东，湘将都多雄才大略，有儒雅之气。“湘女多情”，湘妹子没有川妹子“辣”的名声，却同样精干聪慧，做事麻利，娶来做老婆，相夫教子，绝对不错。不过，与江南人相比，湘民质朴却不通脱，蛮劲发作时，五头牛都拉不回来，故常常有铤而走险之举，湘地盗匪之残忍野蛮，与此有关。湘民宗族意识也很强，在农村常有集体械斗。湘人富于文才，却不善言谈，湖南话听起来瓮声瓮气，蕴涵着一种爆发力，省会长沙，冬冷夏热，气候不佳，消费之高，在全国也排得上号。

17、甘肃
提起甘肃，很容易让人想起大西北那种贫瘠苍凉的风景就扑面而来，过度的开垦使土地退化，黄沙漫漫的天气。然而实际的甘肃却并非完全如此，它不但有西北风情的河西走廊，还有临近关中的中原风貌，甚至有着武都的南方景致，甘南的藏族风情
省会兰州位于黄河边上，是一座带状城市，南北短，东西长，城市周围的山上显得光秃秃的，工业污染比较厉害，大气质量较差。兰州是西北第一大城市，临近省份，繁华程度仅次于西安，城市建设近几年也有较大改观。
甘肃虽然普遍贫困，但甘肃人却也敢于接受新事物，即使在偏远的乡村学校，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年轻老师举办周末舞会，而不太顾忌乡人的议论。兰州的年轻人更是穿着时髦，紧跟新潮，女孩子言谈举止都非常开放。除兰州外，嘉峪关，敦煌也都是甘肃值得一游的城市，不仅因为它们拥有蕴涵魅力的文物古迹，而且也因为它们挺立在那种苍凉的戈壁中，给人以感动。

18、广东
广东地处华南，气候异常潮湿。广东人吃得更“野”，从蛇到鼠，从猴到虫，几乎什么都敢吃，这也反映了“食蛇民族”的某些野性。正是这种不驯服的野性，使广东人与在正统文化束缚下失去创造力的其他诸省人相比，更显得敢做敢为，血性充沛。
近代以来，因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广东屡次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地区，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北伐战争到改革开放，近代以来的许多有深远影响的大事都是由广东人开启的，因此，广东近代以也来名人辈出。内地人崇尚官，讲“关系”，最重要的是会打通各种关节，“吃得开”，广东人崇尚商，讲“本事”，关键在个人能否抓得住机会施展才能。广东人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人与人之间关系比较冷漠，但也因为如此，也才很少像内地人那样在人际纷争中浪费时间。
广州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城市，有着大都市的显著特点和岭南的风光。深圳是中国的一个奇迹，却使一个移民城市，以普通话为主，与广东其他地区大不相同。

㈨ 谁给我讲讲姜子牙的故事

姜太公
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昭烈武成王”姜子牙

据史书记载，姜太公生于商更丁帝八年八月初三（公元前 1211 年），卒于周康王六年（公元前 1072 年），一共活了139 岁。

姜太公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高寿的人，姜太公死后，返周而葬，葬于文王、武王的陵墓旁。当时周朝规定，姜太公五世之内皆反周而葬，五世之后才能葬于齐地。在唐宋以前，姜太公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

姜太公钓鱼

姜子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同时他在道教和民间的地位也较高。他出身贵族家庭，祖先的封地叫吕，所以他又被称为吕尚。姜子牙生于山东省的沿海地区，自幼聪慧。据说，他还能预测世界上将要发生的大事。

当时姜子牙所在的王朝商朝的皇帝纣是一个残暴的人，他统治期间战争不断，为了躲避战乱，姜子牙到中国北方的辽宁隐居了40年，后来又来到西北陕西省的终南山。在那里，他经常到渭河去钓鱼，可是3年中他却一条鱼也没有钓到，而且他的鱼钩还是直的。人们都嘲笑他，他却无动于衷，所以在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神奇的是，后来他果然钓到一条鱼，在鱼的肚子里有一本兵法书。更巧合的是，当天晚上，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8世纪）的皇帝文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高人。第二天，他就遇到了姜子牙。姜子牙向周文王讲述了自己的身世，文王当时正为了打败敌人建立王朝而搜罗人才，所以就对他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因此，后人又称他为太公望，在民间一般称他为姜太公。文王给他以极高的地位，并在他的帮助下，消灭了商朝。 在以后的中国各朝代都为他建立了神庙，而道家也传说他升天成仙了。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姓姜或吕氏，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公元前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公元前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公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东海说和河内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沿者，东海上人。”卫辉市在民国以前属河内郡，1988年以前叫汲县。卫辉附近有“东海”这个地名,有碑文为证。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三、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

《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

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

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

《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条件来选取贤能，再依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属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贤、举贤、任贤、用贤，做到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名实相符。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姜太公享年考
——兼及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
姜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八九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