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外汇管理改革的方向_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改革的目标

Ⅰ 201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现状及方向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指中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在不同的时代，为了适应中国自身发展与对外贸易的需要而不断调整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变更的过程。
人民币汇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银行，德意志银行等七家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各银行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浮动幅度内自行挂牌。
2005年中国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中国对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立场如下
一，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中国一贯的方针；
二，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中国的主权。
改革下一站:中间价？
“在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淡出常态化干预的情况下，未来汇率改革的重点将是更灵活的中间价形成机制，而非单边升值或贬值。”知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具体来看，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改革中间价形成机制，扩大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和丰富外汇市场交易品种等几个方面将是下一步汇改的方向。
实际上，决策层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已然加快。宋清辉告诉记者，央行致力于在两年之内实现利率市场化，支持人民币双边互换的国家也在增多。这显示中国正在沿着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等四个方向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专家:双向波动将成主要趋势
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方式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价，并将做市商报价作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将剩余做市商报价加权平均，得到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权重由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报价方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
然而，上述“权重”从未公布，成为中间价形成机制中最不透明的部分。“当前，中间价的走势实际上体现了央行汇率管理的意图，并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因此，定价机制是中间价改革的重中之重。”有关专家表示，应逐步提高中间价形成机制的透明度，并降低美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
对于人民币未来的走势，专家指出，在美元强势的大背景下，人民币短期仍面临贬值压力。“未来半年出现小幅贬值是大概率事件，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民币的双向波动将成为主要趋势。”
来自fx678财经频道。

Ⅱ 人民币汇率制度，未来改革的目标

面对新汇率环境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行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时网·金融时报

FN记者黄丽珠摄影黑土

编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十一个月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序过渡，平稳运行。在人民币汇率改革即将一周年之际，由本报与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金融学会共同举办了“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也是“江苏金融发展高层论坛

”的开坛之作。其意在促进区域金融和社会经济发展，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人总行、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决策参考。以论坛的形式发布最新理论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论周刊》实现理论与实践更大范围的结合，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金融良性互动之策。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江苏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江苏省社科院、江苏省银监局、各商业银行、有关高校、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学者与会并作了精彩演讲。此次研讨会由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主持。

为汇率形成机制营造适宜的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孙工声

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面对愈来愈大的机遇和汇率风险。在此情况下，各类经济主体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提高风险意识，学会运用各种避险方式，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努力提高汇率避险能力。政府及有关部门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为实体经济营造有利的环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为汇率改革创造良好的氛围

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升值趋势的经验和教训显示，汇率改革中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的增长路径转换才是至关重要的。从江苏的情况来看，要加强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贸易等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大对发展内需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将投资为出口服务的循环，转变为投资为消费服务的循环，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今后一段时期，针对目前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建议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可考虑通过税收政策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二、加快外汇市场建设，为各类经济主体规避风险提供有效渠道

要进一步加快外汇市场建设步伐。允许不同交易目的的主体进入外汇市场交易，提高外汇市场的竞争程度，同时为使市场参与主体具备风险管理能力，应适当增加汇率期权等衍生工具，拓宽经济主体规避汇率风险的渠道，从而增加经济主体的选择，以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中的投机行为，也使市场对人民币的价值定价更加真实、准确。

三、引导企业主动适应汇率变化，适当运用金融工具规避风险

企业要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培养和引进相关的专业人员，增强处置汇率风险的能力，增强对外汇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同时，企业要加强成本核算，控制费用开支，进一步扩大利润空间。并且应注重科技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尽快实现产业升级。

四、银行应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商业银行应适应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形势和要求，抓住外汇市场快速发展和企业汇率避险需求迅速增长的机遇，正确处理改进金融服务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增强服务意识，创新金融产品，推出适应不同需求的外汇避险工具，并相应拓宽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期限设置。

要关注和重视货币流动性和汇率弹性问题

金融时报社总编辑宋辅良

今年5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提出汇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还清楚地阐明了“市场供求”在新体制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提到深化外汇制度改革要用“创新手段”等。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涉及，比如QDII，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金融创新。

近来，我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问题有加剧的态势。使得货币流动性、汇率弹性与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等问题日益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币的流动性过剩虽然有国内金融结构的原因，但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在中国汇率需增强弹性情况下输入有着紧密的联系。巨额外汇储备占款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是目前人民币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之一。

综观国际社会，美元的泛滥只能输入到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且在汇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国家。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不仅外部通货膨胀可能会输入我国，而且外部的资本价格、商品价格变化都将传输到我国，对此,我们要进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应对。

当前，汇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预定目标向前推进，我们要努力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不断完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使之成为政企分离、可独立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在国内逐步推出外汇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险产品，为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规避外汇风险奠定基础；依靠收入政策、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组合，扩大内需，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发展。这里，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要重点关注经济微观主体——银行和企业对汇率改革和汇率变动的反映，关注他们的反馈，这会使汇率形成机制有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

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尽管在短期内变动的不确定性较大，但从中长期来看，基本呈现出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格局。就是说，人民币升值的方向是可预期的。这就给外贸出口企业留下了一个“学习期”或“适应期”。对于外贸出口企业来说，与其说面临汇率不确定性风险，还不如说是面临能否如期消化汇率升值成本的风险。因此，要求外贸出口企业在“学习期”或“适应期”内，增强汇率风险意识，加强自主创新，挖掘内部潜力，调整产品结构，并学会运用汇率避险工具。金融机构则要积极开发金融衍生产品和工具，加强对外贸出口企业的培训和咨询，为企业汇率避险提供优质服务。

在高度关注汇率风险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通货膨胀的风险。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已先后在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等诸多方面均有明显反映。之所以尚没有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充分反映出来，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业产能过剩，市场过度竞争；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并不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供应充足等。特别是由于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国内商品市场价格受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大，国内市场商品和国际市场商品的价格联动效应日益显现。如果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不上涨，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也难以有较大幅度上涨。

不久前央行已采取了提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的调控措施。显而易见，不提高存款利率是为了促进内需，同时防止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是为了抑制贷款需求，控制信贷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扩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机构放款动力。因此，提高贷款基准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义在于发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贷款过快增长的强烈信号。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趋势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欧美等主要贸易国进一步加息，就会给我国在人民币升值压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腾出空间。银根收紧和利率上升，将对信贷和投资过快增长以及资产和商品价格的上涨，起到有力的遏制作用。对此，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应有所预期和准备，密切关注经济金融走势。

周小川行长针对汇率改革指出：“各类经济主体要主动校正自己的行为模式以进一步适应弹性增加、波动加大的汇率环境。”可以想见，随着人民币汇率日益走向弹性化、市场化，以及人民币可兑换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类经济主体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再过一个月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一周年，在这个时点下，召开“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专题研讨会意义深远。与会各界人士就汇制改革后，经济微观主体如何适应新的汇率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有效规避汇率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众多观点的交流和碰撞，生产了许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动了人们对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与风险规避等问题的认识，这将有力地推动这项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市场化是外汇储备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认为，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三元悖论”，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与固定的汇率制度之间，最多只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事实上最终的和最大的外汇需求方和供给方。既要稳定的货币政策，又要保持相对适量的外汇储备，这双重角色的冲突使得人民银行必须有所取舍。

人民银行是专司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外汇制度应该服从并服务于货币政策。因此，人民银行在外汇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转变，将外汇的供给和需求还给市场和大众。简而言之，就是要将目前的藏汇于人民银行转变为藏汇于人民和银行。

藏汇于人民和银行，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市场化的又一重要进程。市场机制是一种分散决策机制，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参与者的偏好。藏汇于人民和银行，就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外汇储备，让国内投资者更便利地进入外汇市场，表达多元化的偏好。外汇市场要由行政性的集中决策向市场化的分散决策转变，充分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汇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创新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韩红梅认为，所谓“金融创新”，指在中国现有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一种制度创新。国际上已经有成型的外汇市场和外汇产品，像掉期、远期、期权、期货等。所以，在产品创新方面，我们还处于学习阶段；就制度上来讲，国际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产品、避险产品的制度。我国的金融创新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增强企业、银行和各类经济主体的竞争能力。

而要想实现金融创新，首先要在观念上创新。政策制定者要认识到不同交易主体在市场发育过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断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并对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企业要从企业成本核算方面进行观念更新。虽然企业利用远期结售汇来规避风险的比例在增长，但是，占总交易量还很低。银行需要在人员配备、会计核算、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国外市场主体追求高附加值产品，而我们可以用渐进的方式做好基础性产品，培育市场后再逐步走向高端产品。

其次，从外汇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约束、增强金融创新，需要加强行业组织的作用。对于监管和政策设计、管理者，需要不断增强监管能力。同时，在设计产品方面，要加强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保证国家金融安全。

外汇管理局作为政府管理部门，主要职责是为商业银行和企业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我们将努力为更多外汇市场新产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场发展空间和配套政策措施，推进我国外汇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断增强对汇率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副行长魏革军博士认为，经济主体的灵活性、适应性，是有效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在渐进改革的战略下，汇率形成机制的变化与各类经济主体的适应程度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我们不能仅仅把目光盯在汇率本身的变化上，应着力观察汇价背后所隐含的深度和广度变化。一年来，我国经济金融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治理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外汇市场产品和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场化，各类经济主体对汇率改革适应性逐步增强。这些变化本身体现了我国关于汇率改革渐进性、可控性和主动性原则，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对外开放的整体战略。

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种种压力并没有根本缓解，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也有待增强。这反映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必须看到，国际收支不平衡不是单纯的货币问题和汇率问题，需要政策、市场和国际协调多方面的努力。今后一段时期，要尽快减少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所带来的扭曲，逐步消除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非理性繁荣，同时，不断完善、培育和深化外汇市场。此外，还要重视外汇改革及其相关政策的沟通，为市场主体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适应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裴传智认为，我国汇制改革的远景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人民币从局部可兑换到最终完全可兑换；另一个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变成把市场供求作为主导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价格，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是市场规律。市场供求的力量在市场中是最基本、最主导的力量。它的不平衡会引起波动，即引起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暴，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的供求规律，把市场供求作为汇率最终的主导力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宏观调控，放眼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弃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只是调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场经济越不发达，越不成熟，调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场经济成熟时，更多的是用利率来调节。

那么，汇率制度改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机遇和挑战呢？汇率的波动会带来风险，这就需要我们规避风险。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就必须学会规避和管理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有紧迫感，加快掌握和运用避险工具，同时也给银行的中间业务进一步打开了空间。

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我们知道，汇率变化以后，即期汇率或远期汇率怎么确定，它有成型的经济理论。但在汇率决定模型中，我们现在知道的主流理论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变量而已，而在现实中，操作这些避险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个挑战就是需要知识的创新和人才的创新。第二个挑战是制度方面的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一方面监管部门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创新；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内部制度上也要多创新。第三个挑战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险工具。所有的避险都需要工具。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只有远期和互换，下一步我们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风险控制为保障实现银行业稳健发展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副行长郭宁宁提出，外汇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优势，如何应对汇制改革带来的变化，是中行关注的重点。汇制改革以后，中行敏感地意识到市场对产品创新的要求，注重研究并及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外汇避险、保值、增值的相关金融产品，帮助企业和个人合理运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汇率和市场风险。2005年中国银行及时推出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并成为全国首家拥有开办银行间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资格的银行。中行江苏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叙做了全国第一笔人民币货币掉期业务；研发并叙做了公司及个人人民币结构型理财产品，向市场推出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新产品———补贴式售汇(NDO)和提升式远期结汇(三角形NDF)；完善国际结算远期结售汇产品，提供出口信用证项下人民币押汇业务、(假)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等业务；研发“出口全益达”、“进口汇利达”、“国内综合保理”等国际结算新产品，积极向客户推荐贸易融资产品等。

当然，由于人民币目前仍属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虽然从产品角度有很多的国际化经验可以借鉴，但是，鉴于国内汇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性，目前有效规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或者结构较为复杂的理财产品需要银监部门进一步的审批通过。所以，总体上来说，银行和客户操作空间还很有限。

新汇率制度下银行业的风险管控

南京市商业银行副行长禹志强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政策理念，将贯穿汇率制度改革的始终。汇率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向国内银行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针对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银行应采取以下对策：

1、加快观念转变，增强适应能力。在市场营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考核激励等方面及时做出调整，应对变化。2、加强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强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以及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走势的跟踪分析，为风险产品的定价提供准确的决策依据。3、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对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要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办法和操作流程。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究，提高创新能力，将外汇市场的成熟产品复制到本币市场来，从中挖掘获利的机遇。5、抓住市场机遇，大力发展个人理财产品。6、利用差别定价策略提高利润，降低风险。商业银行可根据不同的客户、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风险灵活定价，实现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自身利润的目标。7、推动本外币交易一体化。通过本外币市场不同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对冲汇率风险、利率风险等目标。

在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之间寻找平衡

英国渣打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陈莲英认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内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央行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这固然减缓了一次性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风险，但货币市场的浮动利率制度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时存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

以刚刚过去的2005年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存款高速增长，贷款增速却有所回落，这两项因素导致银行资金过剩。在资金过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动的货币市场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据统计，在2005年3月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之后，银行间市场利率以及1日回购利率迅速走低，并在5月之后持续连绵的阴跌态势。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由于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调后的基础不变，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不变，货币市场连续阴跌，在2005年的很多时间里，便出现了货币市场主要投资工具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现象。对我们银行来说，存、贷款间的利差意味着盈利，持续下跌的货币市场利率则意味着损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采取措施推动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并有序地进行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改革，这对金融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正面影响。

外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策略选择

江苏苏美达集团董事长余本礼在发言中说，去年汇制改革启动当天，人民币“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间我们公司账户上收到的外汇账款，一下子缩水了近1000万元，影响还是较大的。对于习惯了汇率稳定的外贸企业来说，在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弹性逐渐增强的现实情况下，该如何规避汇率风险、保证既得利益的实现是对外贸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验。为此，在充分利用现有的银行避险工具；改变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加强管理，增强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寻求政策支持，申请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建议：

1、期待人民币汇率及早参照一篮子货币自由浮动，使企业尽快适应，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汇率风险。

2、目前银行推出的汇率避险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实用性不强，希望金融机构尽快提供期货、期权、互换产品等高端品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避险工具。

3、汇率变动影响的是全部进出口企业，是“一刀切”政策，国家应更多地通过下调出口退税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进外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江苏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吴先满教授认为，外汇制度改革应该加紧推进，其紧迫性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广义市场的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外汇市场的发展与完善非常紧迫。目前，外汇市场发展滞后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发展。在“十一五”期间，外汇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市场的改革。

第二，从广义的价格体系建立与完善角度来看，一般商品劳务价格都已放开，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也比较完善，但是，汇率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影响了整个价格体系功能的发挥。在“十一五”期间，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把价格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要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巩固成果，深化推进。

第三，从广义的国家经济实力来看，汇率制度改革的紧迫性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成为储备大国，但同时也隐藏了很多问题。但外汇储备的增加也为我们更多、更大幅度地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策略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裴平教授提出，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不可操之过急，要稳步前行。短期内，应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人民币对外升值压力和对内贬值压力，减轻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一是缓解人民币外部的升值压力。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要调节经济的内外平衡，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入手。在总量方面，可以通过刺激总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长来减轻汇率升值压力；在结构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关税水平和出口退税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进一步提高国内投资率，以及扩大消费、降低国内储蓄等。二是预防恶性的通货膨胀。要求货币政策要有预见性或前瞻性，避免货币在传导过程中偏离目标，适度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三是增强公众对汇率变动的心理准备。在内外部压力减轻和公众有心理准备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以暂时缓解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偏离程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利于短期内维护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浮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并为长期内改革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纠正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奠定基础。

Ⅲ 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外汇管理改革

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要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动力，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紧紧围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一战略目标，大胆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提升外汇管理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

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做好外汇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增强服务意识，善于换位思考，促进政策调整与市场主体商业运作模式相衔接，为守法合规市场主体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优化流程和手续，通过改进服务来深化改革，切实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降低外汇管理的社会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通过试点等方式，鼓励开展外汇管理政策创新。

坚持依法行政和简政放权。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着力加强外汇管理法规建设，进一步加大法规清理力度，切实推动管理重点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转变。深入推动政务公开，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外汇管理各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

Ⅳ 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时间

从官网上看，应该是在1978年，36年了已经

官网内容如下：

外汇管理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严格外汇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用汇实行计划分配；对外基本不举借外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仅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不断培育和增强市场机制在配置外汇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转变。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这一阶段以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实行汇率双轨制为特征。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涉外经济领域，过去外汇统收统支的体制逐步松动，出口企业开始拥有一定的外汇自主权。为调动出口企业创汇的积极性，确保有限的外汇资源集中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并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双重汇率制度并存。总的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处于由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调节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外汇资源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萌生和不断发育，对于促进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94-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初步确定。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此后，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体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重点加强资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合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外汇供求的市场基础不断扩大，奠定了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日益增强。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健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伴随着入世后外汇储备规模的较快增长，2001年，外汇储备经营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建立了投资基准经营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2005年7月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业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的政策更加便利，外汇市场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外汇管理方式加快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资本流动双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确立了均衡监管思路，并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做好国际收支逆转的应急预案，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和规模增大、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变到“负面清单”（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转变，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促进外贸持续快速发展、引导资本有序双向流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Ⅳ 中国外汇管制的改革方向

外汇管制的基本方式
一.对出口外汇收入的管制
在出口外汇管制中，最回严格的规定是答出口商必须把全部外汇收按官方汇率结售给指定银行。出口商在申请出口许可证时，要填明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结算货币、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并交验信用证。
二.对进口外汇的管制
对进口外汇的管制通常表现为进口商只有得到管汇当局的批准，才能在指定银行购买一定数量的外汇。管汇当局根据进口许可证决定是否批准进口商的买汇申请。有些国家将进口批汇手续与进口许可证的颁发同时办理。
三.对非贸易外汇的管制
非贸易外汇涉及除贸易收支与资本输出入以外的各种外汇收支。
对非贸易外汇收入的管制类似于对出口外汇收入的管制，即规定有关单位或个人必须把全部或部分外汇收支按官方汇率结售给指定银行。为了鼓励人们获取非贸易外汇收入，各国政府可能实行一些其他措施，如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允许居民将个人劳务收入和携入款项在外汇指定银行开设外汇账户，并免征利息所得税。

Ⅵ 求2005年以后的网络银行发展的统计数据

Ⅶ 论文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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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Ⅷ 什么是外汇管理改革的战略目标

国际收支平衡是我国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是保持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标志。因此，维护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既是外汇管理的核心职责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外汇管理改革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这些问题反映出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基础还不十分牢固。特别是随着我国加速融入世界经济，通过资本管制来缓解收支失衡的空间越来越窄，短期内虽仍有效，但长期实行，效果会减弱，影响正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这虽是我国经济发展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但与我国经济发展较多依赖投资和外需、国内储蓄投资关系没有理顺、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资本流出渠道不畅息息相关。妥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实事求是地推进制度创新，打好外汇管理改革攻坚战。

Ⅸ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沿革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货币金融管理当局或其他国家机关，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严格外汇集中计划管理，国家对外贸和外汇实行统一经营，外汇收支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所有外汇收入必须售给国家，用汇实行计划分配；对外基本不举借外债，不接受外国来华投资；人民币汇率仅作为核算工具。改革开放后，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不断培育和增强市场机制在配置外汇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方向转变。经过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起步。这一阶段以增强企业外汇自主权、实行汇率双轨制为特征。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涉外经济领域，过去外汇统收统支的体制逐步松动，出口企业开始拥有一定的外汇自主权。为调动出口企业创汇的积极性，确保有限的外汇资源集中用于国民经济建设，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并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双重汇率制度并存。总的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处于由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调节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外汇资源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市场机制萌生和不断发育，对于促进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创汇、支持国内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1994-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初步确定。1994年初，国家对外汇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此后，进一步改进外汇管理体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为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重点加强资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初步确立了适合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外汇管理制度框架，外汇供求的市场基础不断扩大，奠定了市场机制配置外汇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第三阶段（2001年以来），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加速融入全球经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持续大额顺差，对国民经济影响日益增强。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积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健全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伴随着入世后外汇储备规模的较快增长，2001年，外汇储备经营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目标，建立了投资基准经营管理模式和风险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规模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的体制机制。2005年7月启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业和个人持有和使用外汇的政策更加便利，外汇市场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外汇管理方式加快从重点管外汇流出转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资本流动双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订的《外汇管理条例》确立了均衡监管思路，并在行政法规层面明确取消了强制结售汇制度。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做好国际收支逆转的应急预案，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确保了外汇储备资产的总体安全，顶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以来，针对跨境资金流向复杂和规模增大、市场主体便利化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外汇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变到“负面清单”（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转变，市场配置外汇资源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促进外贸持续快速发展、引导资本有序双向流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是指一国政府授权国家货币金融管理当局或其他国家机关，对外汇收支、买卖、借贷、转移以及国际间的结算、外汇汇率和外汇市场等实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中国一直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以来，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沿着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建国以来，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大体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转轨时期和1994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三个阶段。实行外汇留成制度
为改革统收统支的外汇分配制度，调动创汇单位的积极性，扩大外汇收入，改进外汇资源分配，从1979年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办法。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同时，实行贸易和非贸易外汇留成，区别不同情况，适当留给创汇的地方和企业一定比例的外汇，以解决发展生产、扩大业务所需要的物资进口。外汇留成的对象和比例由国家规定。留成外汇的用途须符合国家规定，有留成外汇的单位如本身不需用外汇，可以通过外汇调剂市场卖给需用外汇的单位使用。留成外汇的范围和比例逐步扩大，指令性计划分配的外汇相应逐步减少。
外汇调剂市场
在实行外汇留成制度的基础上，产生了调剂外汇的需要。为此，1980年10月起中国银行开办外汇调剂业务，允许持有留成外汇的单位把多余的外汇额度转让给缺汇的单位。以后调剂外汇的对象和范围逐步扩大，开始时只限于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留成外汇，以后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国外捐赠的外汇和国内居民的外汇。调剂外汇的汇率，原由国家规定在官方汇率的基础上加一定的幅度，1988年3月放开汇率，由买卖双方根据外汇供求状况议定，中国人民银行适度进行市场干预，并通过制定“外汇调剂用汇指导序列”对调剂外汇的用途（或外汇市场准入）加以引导，市场调节的作用日益增强。
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1、实行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对外公布汇率双重汇率制度
汇率高估，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1981年，中国制定了一个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按当时全国出口商品平均换汇成本加10%利润计算，定为1美元合2.8元人民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的结算，同时继续公布官方汇率，1美元合1.5元人民币，沿用原来的“一篮子货币”计算和调整，用于非贸易外汇的结算。两个汇率对鼓励出口和照顾非贸易利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使用范围上出现了混乱，给外汇核算和外汇管理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随着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上升，我国逐步下调官方汇率，到1984年底，官方汇率已接近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1985年1月1日取消内部结算价，重新实行单一汇率，汇率为1美元合 2.8元人民币。
2、根据国内外物价变化调整官方汇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物价进行改革，逐步放开，物价上涨，为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多次大幅度调整汇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合2.8元人民币，逐步调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合5.22元人民币。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3、实行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
为配合对外贸易，推行承包制，取消财政补贴，1988年3月起各地先后设立了外汇调剂中心，外汇调剂量逐步增加，形成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汇率制度。从1991年4月9日起，对官方汇率的调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调整的方式转为逐步缓慢调整的方式，即实行有管理的浮动，至1993年底调至1美元合5.72元人民币，比1990年11月17日下调了9%。同时，放开外汇调剂市场汇率，让其随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汇率波动较大。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入市干预下，1993年底回升到1美元合8.72元人民币。
允许多种外汇业务
1979年前，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为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形势，在外汇业务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改革外汇业务经营机制，允许国家专业银行业务交叉，并批准设立了多家商业银行和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设立营业机构，经营外汇业务，形成了多种金融机构参与外汇业务的格局。
资本输出入管理制度
（六）放宽对境内居民的外汇管理
个人存放在国内的外汇，准许持有和存入银行，但不准私自买卖和私自携带出境。对个人收入的外汇，视不同情况，允许按一定比例或全额留存外汇。从1985 年起，对境外汇给国内居民的汇款或从境外携入的外汇，准许全部保留，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1991年11月起允许个人所有的外汇参与外汇调剂。个人出国探亲、移居出境、去外国留学、赡养国外亲属需用外汇，可以凭出境证件和有关证明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经批准后卖给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批汇标准较低。
关于外汇兑换券
为了便利旅客，防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和套汇、套购物资，1980年4月1日起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外汇券以人民币为面额。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外国使领馆、代表团人员可以用外汇按银行外汇牌价兑换成外汇券并须用外汇券在旅馆、饭店、指定的商店、飞机场购买商品和支付劳务、服务费用。未用完的外汇券可以携带出境，也可以在不超过原兑换数额的50%以内兑回外汇。收取外汇券的单位须经外汇局批准，并须把收入的外汇券存入银行，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券单位把外汇券兑换给银行的，可以按规定给予外汇留成。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为外汇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明确了方向。1994年至今，围绕外汇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预定改革步骤，中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进行重大改革
（一）1994年对外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
1、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上缴和留成，取消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从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各类外汇留成、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对境内机构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除实行进口配额管理、特定产品进口管理的货物和实行自动登记制的货物，须凭许可证、进口证明或进口登记表，相应的进口合同和与支付方式相应的有效商业票据(发票、运单、托收凭证等)到外汇指定银行购买外汇外，其他符合国家进口管理规定的货物用汇、贸易从属费用、非贸易经营性对外支付用汇，凭合同、协议、发票、境外机构支付通知书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兑付。为集中外汇以保证外汇的供给，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除国家规定准许保留的外汇可以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外，都须及时调回境内，按照市场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
2、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轨时的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合8.70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求形成，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每日汇率，外汇买卖允许在一定幅度内浮动。五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上升。
3、建立统一的、规范化的、有效率的外汇市场。从1994年1月1日起，中资企业退出外汇调剂中心，外汇指定银行成为外汇交易的主体。1994年4月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连通全国所有分中心，4月4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系统正式运营，采用会员制、实行撮合成交集中清算制度，并体现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对外汇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以调节市场供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4、对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政策保持不变。为体现国家政策的连续性，1994年在对境内机构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仍维持原来办法，准许保留外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仍须委托外汇指定银行通过当地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统一按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汇率结算。
5、禁止在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和流通。1994年1月1日，中国重申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禁止外币境内流通和私自买卖外汇，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对于市场流通的外汇兑换券，允许继续使用到1994年12月31日，并于1995年6月30日前可以到中国银行兑换美元或结汇成人民币。
通过上述各项改革，1994年中国顺利地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
取消经常项目
（二）1996年取消经常项目下尚存的其他汇兑限制，12月1日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1、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6年7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帐户区分为用于经常项目的外汇结算帐户和用于资本项目的外汇专用帐户。外汇局核定外汇结算帐户的最高金额，外商投资企业在核定的限额内保留经常项下的外汇收入，超过部分必须结汇。外商投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对外支付，凭规定的有效凭证可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同时，继续保留外汇调剂中心为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服务。 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关闭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全部在银行结售汇体系进行。
2、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1996年7月1日，大幅提高居民因私兑换外汇的标准，扩大了供汇范围。
3、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1996年，中国还取消了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人民币款项可以兑换外汇汇出。
经过上述改革后，中国取消了所有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的限制，达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第八条款，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至此，中国实行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巩固。如1997年再次大幅提高居民个人因私用汇供汇标准，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开展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等等。1998年以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蔓延深化的背景下，针对逃、套、骗汇和外汇非法交易活动比较突出的情况，在坚持改革开放和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前提下，完善外汇管理法规，加大外汇执法力度，保证守法经营，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维护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正常的外汇收支秩序，为创造公平、清洁、健康的经营环境，保护企业、个人和外国投资者的长远利益做出积极努力。
深化体制改革
（三）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继续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经济迅速发展，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外汇管理主动顺应加入世贸组织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完善经常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贸易便利化。主要措施有：
提高行政许可效率
1、大幅减少行政性审批，提高行政许可效率。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的要求， 2001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分三批共取消34项行政许可项目，取消的项目占原有行政审批项目的46.5%。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保留的39项行政许可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对这些项目办理和操作程序予以明确规定和规范，提高行政许可效率。
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2、进一步完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允许所有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一样，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几次提高企业可保留现汇的比例并延长超限额结汇时间。多次提高境内居民个人购汇指导性限额并简化相关手续。简化进出口核销手续，建立逐笔核销、批量核销和总量核销三种监管模式，尝试出口核销分类管理；推广使用“出口收汇核报系统”，提高出口核销业务的准确性、及时性。实行符合跨国公司经营特点的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便利中外资跨国企业资金全球统一运作。
拓宽资金流出入渠道
3、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宽资金流出入渠道。放宽境外投资外汇管理限制，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广到全国，提高分局审核权限和对外投资购汇额度，改进融资性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允许部分保险外汇资金投资境外证券市场，允许个人对外资产转移。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提高投资额度，引进国际开发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促进证券市场对外开放。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集合或调剂区域、全球外汇资金。出台外资并购的外汇管理政策，规范境内居民跨国并购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行为。规范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开展股权融资和返程投资的行为。
浮动汇率制
4、积极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前，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改外汇单向交易为双向交易，积极试行小币种“做市商”制度；扩大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银行范围，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办外币对外币的买卖。7月21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配合这次改革，在人民银行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外汇管理部门及时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外汇市场发展，包括：增加交易主体，允许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即期银行间外汇市场；引进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银行间市场引进询价交易机制；将银行对客户远期结售汇业务扩大到所有银行，引进人民币对外币掉期业务；增加银行间市场交易品种，开办远期和掉期外汇交易；实行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增加银行体系的总限额；调整银行汇价管理办法，扩大银行间市场非美元货币波幅，取消银行对客户非美元货币挂牌汇率浮动区间限制，扩大美元现汇与现钞买卖差价，允许一日多价等。
积极防范金融风险
5、加强资金流入管理，积极防范金融风险。调整短期外债口径。对外资银行外债实行总量控制，外资银行向境内机构发放的外汇贷款按照国内外汇贷款管理。实行支付结汇制，严控资本项目资金结汇。将外商投资企业短期外债余额和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严格控制在“投注差”内，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外借款不可以结汇用于偿还国内人民币贷款。以强化真实性审核为基础，加强对出口预收货款和进口延期付款的管理。将境内机构180天（含）以上、等值 20万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纳入外债管理，同时规范了特殊类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管理，并将境内贷款项下境外担保按履约额纳入外债管理，由债务人逐笔登记改为债权人定期登记。加强对居民和非居民个人结汇管理。
强化国际收支统计监测
6、强化国际收支统计监测，加大外汇市场整顿和反洗钱力度。加快国际收支统计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初步建立高频债务监测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不断提高预警分析水平。加大外汇查处力度，整顿外汇市场秩序，积极推进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初步建立起了以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为主的信用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外汇反洗钱工作机制，2003年起正式实施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制度，加强反洗钱信息分析工作。
现阶段，根据内外经济协调均衡发展的要求，外汇管理部门正在加快建立健全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机制和管理体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一是改变“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实行资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逐步使资金双向流动的条件和环境趋于一致；二是调整“内紧外松”的管理格局，逐步减少对内资、外资的区别待遇，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转变“重公轻私”的管理观念，规范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外汇收支；四是减少行政管制，外汇管理逐步从直接管理转向主要监管金融机构的间接管理，从主要进行事前审批转向主要依靠事后监督管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1996，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为了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防止无交易背景的逃骗汇及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我国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仍然实行真实性审核（包括指导性限额管理）。根据国际惯例，这并不构成对经常项目可兑换的限制。
1、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限额结汇制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都须及时调回境内。凡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批准开立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的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可在核定的最高金额内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超过限额部分按市场汇率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超过核定金额部分最长可保留90天。
2、境内机构经常项目用汇，除个别项目须经外汇局进行真实性审核外，可以直接按照市场汇率凭相应的有效凭证用人民币向外汇指定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帐户上对外支付。
3、实行进出口收付汇核销制度。货物出口后，由外汇局对相应的出口收汇进行核销；进口货款支付后，由外汇局对相应的到货进行核销。以出口收汇率为主要考核指标，对出口企业收汇情况分等级进行评定，根据等级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扶优限劣，并督促企业足额、及时收汇。建立了逐笔核销、批量核销和总量核销三种监管模式，尝试出口核销分类管理；目前正在设计、开发和推广使用“出口收汇核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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