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谁知道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危害要持续多久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一般经济危机的时间不确定，关键看政策的实行情况！
⑵ 全球金融危机现状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由于中国的执政体系和政治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经济危机虽然可以影响到中国的股市,但是,动摇不了中国经济根基~~
⑶ 什么叫通货膨胀的持续性
应该就是通货膨胀的惯性
就是说 通货膨胀不会一下子就停下来
这里面的可能是预期因素，比如这期的通货膨胀是5%, 那么下期时，即使没其他因素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也不会为0，因为大家对通货膨胀有个预期
⑷ 艾福瑞专家告诉你如何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主要原因
艾福瑞专家说，外汇资产由央行在市场用人民币购买而来。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资产方基本上是债权类项目，包括对政府的债权、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央行无法动用这些已经借出去的钱去购买外汇（不像大多数企业，比如有现金资产，如果用现金购买设备，则现金资产减少，固定资产增加，资产项目总额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央行必须借钱去购买外汇。在负债类项目，政府在央行的存款应该可以利用，但实际上没有（1999年底为大约1800 亿元，2009年底为2万多亿元）。央行购买外汇的负债来源包括：发行债券、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印刷货币。
1999 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在这一年，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在央行的存款大约为1.5万亿元，这笔钱足可以购买相当于1.4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另外，央行在这一年发行的债券只有区区的119亿元（因为根本不需要额外的筹资渠道）。到2004年，央行的外汇资产升至相当于4.6万亿元人民币，购买这些外汇所能筹集的（负债类项目）资金来源包括：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3.6万亿，和发行债券（应该就是大家熟悉的票据）筹集资金1.1万亿元。大家注意，存款准备金本来是央行为了控制货币流通而要求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现在这笔钱又全部出去了，存款准备金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当然，央行也没有把事情做绝，3.6万亿的存款准备金不足以支付购汇所需资金，于是央行发行了1.1万亿的债券筹集资金。到2009年，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央行的外汇资产升至相当于17.5万亿元人民币（2.4万美元），而购汇资金来源包括：存款准备金10.2万亿，和发行债券筹集资金4.2万亿元，但这些钱仍然不足以支付购汇所需资金，剩下的唯一渠道就是真正的印刷钞票了，因外汇占款而额外印刷的钞票为3.1万亿元（=17.5-10.2-4.2）。截至2009年，央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13.3万亿（=10.2+3.1）占所有基础货币14.4万亿的比例为92%。如果继续观察2010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趋势同样明显。另外，在过去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11万亿元（=143,985－33,620），外汇资产增加16.1万亿元(=175,155-14,061)，基础货币投放的增量全部来自外汇占款。
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和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有如下影响：
第一，艾福瑞专家说，我们一直在批评央行印刷钞票太多了，实际上并不多。截至2009年底，也只有4.2万亿元不到，但问题是中国央行把10.2万亿存款准备金又重新投入了市场，所以基础货币供应量应该包括货币发行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央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表中的M0却没有包括存款准备金，给很多人以误会
第二，艾福瑞专家说，中国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失效。比如银行吸收存款100元，它会把17.5元存入央行，这17.5元就是存款准备金，通过这种方式，把钱从商业银行抽至央行，这是控制货币流通的手段，但现在的情况是央行左手把这笔钱收进来，右手（通过购买外汇）又把这笔钱投入了市场。2010年11月13日中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至18%，该措施对控制货币流通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三，艾福瑞专家说，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发行是中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手段，截至2009年底，这一比例已经大到可怕的92%，而增量投放全部来自外汇占款。
第四，艾福瑞专家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被混淆。央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很多央行在历史上做过，现在也在做。中国央行通过发行债券筹借人民币然后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这没有问题，动用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买卖外汇，也说得过去，但印钞票去买外汇就说不过去了，这把正常的市场行为和央行发行货币的职能混淆。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央行可以用印刷货币的方式，收购中国私人部门（个人和企业）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组织。根据日本央行2009年资产负债表，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不动用储备货币（包括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收购外汇资产，另外，在过去10年间日本央行外汇资产的增加仅占基础货币增加额的5.8%，这一微小数额的增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资产收益的增加而不是日本央行通过动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外汇资产。 （编辑：艾福瑞）
⑸ 请各位经济学高手帮忙
次贷危机http://ke..com/view/1092871.html?wtp=tt
孙立坚:走为上计--中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明智策略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美国次贷危机彻底震碎了华尔街神话，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两家投资银先后倒下，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房地产和保险巨头则需美国国会大手笔斥资拯救，在美国经济被金融危机搞到奄奄一息的时刻，世界目光纷纷转向经济仍然茁壮增长的中国：金融危机会把中国拖下水吗？
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经济学家近期针对以上问题讨论热烈，其中最被关注的是：高度外向、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在目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否能“独善其身”？
学者：刺激内需是关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在近期发表的两篇评论中强调，中国有条件争取到“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
周其仁认为，到了最后，困难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
他说，中国目前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
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访问时也提出同样的论点，他说，多年来，中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刺激消费的政策一直难以真正奏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占有的收入比重过高。
中国的税收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今年预算收入可能达到6万亿人民币(人民币1元约兑0.2新元），占GDP的21％，是20世纪90年代最低水平的两倍。国有企业利润也可能达到GDP的6％，还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财富，或者是国民生产净值（GDP减去资本贬值）的40％。
谢国忠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明显地转向政府这边。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问题。”
让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更高比例、让他们掌控更多财富就能刺激内需？中国网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热烈，据记者的观察，越来越多中国人拥有过去的“日本人思维”，给他们更多钱，他们会储蓄大部分，对内需的影响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前景不明朗、对前途没有信心，大家都有未雨绸缪的心理。
一名网民在滕讯网论坛中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保障一个公民的未来（教育、医疗、养老、就业），那这个国家不可能有内需，因为钱都要储蓄起来，预防这些问题。中国的内需?你能先分析一下中国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么?”
周其仁在其评论中强调，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他说：“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的。”
另一方面，周其仁也认为，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些都是服务业的机会。
他还说：“中国在能源方面也有潜力。油价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星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独善其身？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接受该报访问时说：“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
中国金融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日前在“新浪”举办的一个论坛上则说：“前一段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好，金融的国际参与度还不够高，所以从目前时点来看影响还不算大，但不可大意。”
唐双宁说：“现在经济已经全球化，金融已经没有国界，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经济与世界融为一体。”他特别表示对于经济危机的思考以及防范措施应该提前着手进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培训学院院长王自力说：“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王自力也说：“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
谢国忠则认为，经济发展不能单靠股市、楼市支撑，中国接下来的路一定是要提高经济效率，改革是唯一出路。
谢国忠预测，美国经济见底并恢复估计要四五年。中国不能希望靠美国经济复苏把自己拉上来，而必须要另外杀出一条血路来，而“杀出血路”的利器，就是提升中国经济效率。他认为，“改革是唯一出路”。
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两方面的政策很重要。从稳定需求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应该“托一把”。考虑到出口企业和地产开发商的资产流动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越来越明显，一些财政刺激措施可以做“软着陆”的保障，例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网修建等，来缓冲下行风险，对经济长期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他们的偿债能力问题。
“接下来（中长期）就应该找到经济低效率的地方并加以改变。（中国）在财政收支、金融资本政策控制、价格体系政府控制中存在着相当多低效率的地方。提高效率，中国经济就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扩大内需先刺激内需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所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其实就体现于大批中小企业的相继倒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令中小企业承受很大的压力，包括推高其融资成本，使它们纷纷转向地下钱庄借钱，从而负债累累。另外，原材料价格的飙升也让它们雪上加霜。
不过，次贷危机使美国人束紧腰带，大大削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这才是对中国中小企业所造成的“最关键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都属于出口型，美国是重要的出口市场，东西（产品）卖不到美国去了，就面对不得不转型的问题。”
以出口为导向经济模式行不通了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有6万7000家中小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雇，说明了过去压低产品价格、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加上美国可能在增加出口量以调整贸易赤字的前提下，要求中国开放其市场，中国企业不但得扩大内需，还要提高竞争能力。提高技术、品牌管理力度和转入服务业，也就成为中小企业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然而，广大的中国民众重储蓄，或宁可放手一搏，投资股票以“钱生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内需、带动人们消费谈何容易？
对此，孙立坚说，首先必须认清人们不愿消费的原因。“老百姓后顾之忧太多，不管是住房、医疗、孩子教育还是养老，未来要用到钱的机会太多了，就把钱储蓄起来或进行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此外，要刺激内需还得确保产品质量，否则中国人都不买“中国制造”，“钱还是流入其他国家”。孙立坚强调：“政府要两手抓，既确保企业能把东西卖出去，也要使老百姓愿意买。”
开展离岸业务 以降低投资美市场风险
孙立坚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对其外汇资产管理也带来挑战。他解释，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出口势头猛，累积了大量外汇储备，现在因美元贬值而蒙受损失。
“我们把产品价格压低，出口到美国去，赚了美元又让美国人去管理，可是他们却管得很糟。那么，我们是否能自己管理美元呢？”
孙立坚指出，中国拥有近1万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加上不少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美元储备，预计全世界的美元有三分之二在亚洲国家手里。“大家都在问：美元可以投资到哪里去呢？是否能把美元拿到亚洲进行管理呢？”
他因此建议开展离岸业务，使中国投资机构能投资在发美元债券、有潜能的亚洲企业，以降低直接到美国市场投资的“政治风险”。
事实上，由于诸如中投公司等中国投资机构仍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时经常受到投资国怀疑，并面对较高的壁垒阻挡，以致如孙立坚所说的“无法彻底实现海外投资的战略和预期目标”。
他因此希望美国能在中国注资方面“解放思路”，不要对中国国有企业有戒心，以致经济举措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⑹ 哪位有《经济观察报》2010年全年的PDF版啊，能不能给我传一份全年的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4月19日星期一
汇率者，货币间的市场之价也。譬如近来又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无非就是多少人民币换一美元的市价问题。以变动的趋势着眼，用比今日之汇价更少一点的人民币就可换得一美元，人民币就是升值了。反过来，用更多的人民币才换得同样一美元，人民币则贬了。
市价有什么好吵的呢？在日常生活里，你我不是天天要进市场，时时要与市价打交道吗？经验很真实：早餐之价不要吵，铅笔文具之价不要吵，衣帽鞋袜之价也不要吵。市场之道，可以讨价还价，但不需要吵。讲不成价钱也好办，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有下回哩。从没见过“白菜升值派”，隆重其事写下白菜应升值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卖白菜的只要对其他买家的光顾信心满满，不改口自己的出价就足够了。
是不是汇率涉及与老外的生意，所以就非吵不可呢？也不尽然。今年1月到达沃斯开会，来回搭乘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我的立场，摆明是希望自己口袋里的人民币对汉莎机票升值的。无奈寻来比去，同等条件下没有他家航空公司可选，只好屈从对方——那分明是可恶的人民币贬值派。相比之下，成都远郊的农民比我本事大：他们也是人民币对可口可乐汽水的升值派，却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小卖店里购得只有城市销价五分之一的可口可乐。胜利可不是吵来的，那只是因为其他竞争者逼得可口可乐不敢多要一分钱！
市场之价为什么无须吵？我的理解，市场其实是一套靠行为定价的游戏。天下买家大同小异，差不多个个都是自己持有货币的天生升值派。卖家也大同小异，都是顾客手持货币的贬值派。问题是，市场里的升值贬值不需要吵，大家出价就是了。横竖买家与买家争、卖家与卖家争。至于升值派能不能赢，决定的因素是卖家营垒的竞争程度是不是压过了买家营垒的竞争程度。若是，吵不吵无所谓，买家所持货币终究要升值；若不是，吵得再凶，买家的货币也挡不住对卖家的商品贬值。
这是说，凡能够以行为定价钱的，吵闹就多余了。从这点看，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是的，古往今来，自发的市场熙熙攘攘，但绝不吵吵闹闹，更不是好勇斗狠之辈喊打喊杀的好去处。不是市场里没有利害关系，无论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外国人与外国人，买卖各方的利害分歧与生俱来，这点亘古不变。但是，在市场制度下，可以出价定胜负，吵闹实在多此一举。
人民币汇率究竟中了什么招，要这样吵了又吵？远的不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不了多久就传来“国际声音”：人民币不要贬。五年后，国际呼声转为“人民币要升值”，而同情中国的老外学者，一般说升值绝不可取。国际上开吵，国内也跟着吵，升值派与不升值派营垒分明。也有学者开始主张人民币绝不能升值，等到政府决定于2005年7月开始小步升值，又说缓升也许是必要的。再过三年，全球金融危机横扫神州大地，人民币升值之声让位于全球救市。不过还真有人倒算，人民币升值是比美国金融危机还要厉害的中国经济杀手！又过了一年，后危机时代幡然来临，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重起。这回动静可大了：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多位美国议员，直到美国总统，一起放话要人民币升值。冷眼看去，正派反派的论据无数，却不见有人问出缠绕我心头好几年的一个问号：他们为什么吵架而不出价？
我的问题是冲着升值派去的：你们要是真的主张人民币升值，何不带头——然后带领所有赞同升值主张的人们——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呢？这里的经济逻辑很简单：大手以美元买人民币的 “买压”，总比大呼小叫人民币必须升值的“言压”管用吧？我的问题也是冲着人民币绝不升值派去的：要是真主张人民币不升值，大手拿人民币买美元不就得了？！更一般地，我的问题是冲着所有“有主张”的人们去的：用行为而不要用言辞来表达阁下的主张。
说来不容易相信，我的问题来自一次令人尴尬的经验。那时听一位朋友讲述人民币绝不应升值的理由，他讲得实在头头是道。我知道他海外归来，问他自己是否多持了一点美元。不料他很吃惊：早把美元卖掉了呀！受此刺激，我以后听到“主张”就非联想到“行为”不可。蒙代尔说人民币汇率不可升，我想问他为什么减少在美国的时间到中国来领北京绿卡？克鲁格曼说美国惟有压迫中国升值，我想问是否中国人也可压迫他接受以人民币计价的美国薪酬？13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要美国财政部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我想问他们干吗不来点真格的，干脆拿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换他几十万亿人民币？看来人们还真不把经济学当回事。这门以解释行为为己任的经验科学，最起码的坚持就是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人们的言辞、特别是关于他们自己行为的言辞——作为研究的对象。
所以，我的问题说到底是冲着自己来的：在热烈地争论人民币汇率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之前，我们究竟搞清楚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吗？容我强调一句：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汇率主张”，而是在每个平常交易日的早上9点15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那个 “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2010年4月12日为1美元对人民币6.8259元），实际上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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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二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4月26日星期一
把世界吵得翻天覆地的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部在上海外滩中山北一路15号，曾经的华俄道胜银行旧址。与纽约、伦敦、东京那些外汇市场不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有形市场，比较容易观察。再加上历史不长，弄清来龙去脉不算太大的难题。
1994年前的中国有外汇交易，但没有统一市场。那时，人民币换美元的需求是通过两条轨道来实现的。第一轨是计划轨，就是按政府的官方牌价结汇。不论企业还是个人，有了外汇收入，都要以5元多人民币兑1美元之价，结算给政府。人民币估值如此之高，应该是那时中国的创汇能力不足，政府希望以较少的人民币代价购得全部外汇。不过，这样打算盘有一个代价，就是谁也不愿积极创汇。政府低价购汇，如同当年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一样，降低了刺激生产者努力的诱因。
逼来逼去就逼出了第二轨。路径大体如下：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提高购汇牌价，然后又推出“外汇留成”制度，即允许创汇企业留下一个比例（20%）的外汇自用，并可以把这部分留成的外汇，拿到 “外汇调剂中心”去，看有没有谁的出价比官方外汇牌价更高。由于低于真实市价的“平价外汇”永远短缺，需求就永远旺盛。大家你争我夺出价，就把计划外的外汇调剂价格拉高了。外汇双轨制应运而生：牌价外汇5元多兑1美元，调剂中心的可以8元、9元、甚至10元兑1美元！后者才是市场，因为凡想多要美元的，无须喊叫，也无须左打报告右审批的，拿人民币出价就是了，游戏规则是出价高者得美元。
拜改革开放大潮之福，外汇市场轨的力量越来越大。到1993年中国第一次汇改前夜，中国全部外汇的80%来自调剂中心即市场轨，仅有20%来自计划轨。中国的第一次汇改，大刀阔斧完成了汇率双轨的合并，也把分布于各地、分散定价的外汇调剂中心，整合成统一竞价的外汇市场，这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由来。自此，直接以行政命令为人民币汇率定价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的人民币汇率，是在外汇交易中心这个市场上形成的。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这个市场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我观察了几年，发现至少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留意。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这个特点，区别于全球主要外汇市场。当今世界，人们不仅可以在美国境内买卖美元、也可在美国境外买卖美元，正如人们可以在欧洲境内外、日本境内外买卖欧元或日元一样。可是人民币的交易就仅限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但外国人却不可以在中国境外买卖人民币。之所以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嘹亮，原来是因为他们无从拿美元买人民币！这方面，香港是个例外。在这个全球第五大外汇市场上，自2003年以后是可以合法买到一些人民币的。并不例外的是，香港因此也就没有很高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呼声，因为无论哪种汇率主张，在香港总可以通过对人民币的出价行为来表达。
另外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交易所类型的市场，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有权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包括其分支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 “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不过，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所有可以入场交易的会员当中，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读者常听到的早就过了2万亿美元的 “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其实全部是由央行购入的外汇。要说明的是，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作为一个政府组织，央行进场大手购汇，这件事情要怎样看？我的看法，央行入场购汇，与政府其他机构进入市场采购商品，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在自己主管的市场里从事采购活动，裁判员兼运动员，确有一个角色冲突问题。不过，好在外汇交易非常透明，中国外汇交易比其他政府机构入场的市场一般来说更为干净。横竖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大家出价竞买，央行出价高就央行得。这里没有超级特权，公众也从来没有为这个环节的丑闻所困。
问题是央行购汇的购买力来源。我们知道，央行不是普通商业组织，无从通过向市场出售商品和服务来获取收入。央行也不是财政部或国资委，可以向商业机构或个人直接征税，或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权益来形成自己的购买力。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这一点，对我们全面理解在市场供求中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至关紧要。下周再谈吧。
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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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三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5月3日星期一
我们已经知道，人民币汇率是在一个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这个市场叫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是一个由数百个有权在中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中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组成的会员制交易所——或称“银行间外汇市场”。这个市场依法由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较为特别的地方，是依法管理这个市场的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可入市买卖外汇。更为特别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进入中国的绝大多数外汇，都是由央行购得、然后转为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的。
讲过了，1994年第一次汇改之后，中国在法律上不再要求强制结汇。因此，央行购汇与别的会员的购汇行为没有什么原则不同：平等竞争，出价高者得。央行所以购得了进入中国外汇的绝大多数，原因简单，就是谁的出价也不如央行的出价高。正因为央行出价最高，所以市场里的其他会员，就很乐意把从企业与个人那里购得的外汇，卖给央行。2003年公布的《外汇管理条例》说，企业和个人的外汇收入，可以“保留或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后者又可以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外汇市场上交易。无论企业、个人还是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都有权不卖外汇给央行。这里的不卖者，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对所持外汇的出价，高于央行罢了。
央行购汇当然用人民币。那么，央行究竟是从哪里获得大手购买外汇的巨量人民币的？这个问题似乎太浅：谁不知道普天下流通的人民币，都是由人民银行即中国的央行发出来的？翻开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2003年12月人大常委会修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法定的人民银行职责之一，就是“发行人民币”（第四条（三）款）。既然央行有此职权，为大手购汇多给自己发一些人民币，还不是易如反掌？
是的，全部流通中的人民币现金，都是央行发行出来的。正是这个法定的央行权力，使不少人认为，央行大手购汇的代价非常之低。在技术层面，发行货币就是印刷钞票。这也不单中国如此，当代所有实行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的国家皆如此。但是，以为央行发行货币的代价仅仅就是人民币的印制、运送和保管的成本，在经济上却大错特错。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货币发行要受到债务负担的压力——天下持币人都是央行的债主，那可是惹不起也躲不起的。
为什么发行货币就是央行对天下持币人负有的债务呢？从常识看，人们辛苦工作之后领取薪水图的可不是“钱”，因为钞票（法定货币是也）既不能吃也不能穿，无法为持币人带来真正的享受。人们领钱是为了花钱，最后是为了交换到过日子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这样看，领钱持币就等于人们把自己辛苦劳动产出的产品先“借”给了发钱机关，而钞票不过是货币当局开具出来的负债凭证。拿到货币凭证的，有权从其他商品提供者那里换得需要的商品，而后者也因此成为“借出”商品、持有凭据的债权人。货币在持币债权人那里不断地换手，其实就是人们不断借货币来完成交换。
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横竖人们借货币是为了购买商品与服务，倘若借得货币的时候每百元人民币能购大米50斤，等到持币人真的去买米之时只能购米40斤，那么这位持币人的债权就被缩水20%，等于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个别场合的物价上升也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譬如天旱影响当地稻米的产量，或者仅仅因为一时的市场竞争格局，买家相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卖家竞争，米价都可能上升。非到物价总水平普遍、持续上扬，央行超发货币的代价是难以观察到的。在这个意义上，央行不会得罪个别的持币债权人，超发货币得罪的是天下所有持币人。
正因为如此，央行发行货币的大权就不能不受到特别的约束。上引《人民银行法》在授权央行发行货币之前，规定了央行全部活动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第三条）。央行当然有权用发行人民币的法定地位筹得购汇的支付能力，但也要受法定责任的约束，即不能以损害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为代价。
除了增发人民币，央行还有别的购汇手段吗？有的。这就是同样由法律规定的 “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这里又有诸多政策工具可用。择其要者，第一项工具是“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也就是有权规定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大一个比例不得贷放出去，而要交存到央行。这就给央行带来“花钱”的机会：在给付准备金利息的条件下，央行就可以用此准备金购买外汇。由于央行既可依法规定准备金率，又可根据需要花费这笔准备金，所以看来，这是能够为央行大手购汇筹资的一个有效手段。与增发货币不同，央行通过抽准备金的办法所获得的购汇能力，不需要加大货币发行总量。一般的看法，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还减少了货币供给呢。问题在于，当央行自己动用这些准备金购汇时，已关入准备金笼子的货币又被放回到商业银行，成为进一步向市场放贷的基础。
央行另外一项政策工具，是“确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这就是说，无论货币发行过多，还是把准备金收拢了再放回去，央行还可以通过基准利率调节市场里货币的“动”与“静”。简单说，央行加息等于诱使货币老虎趴在笼子里趴着别动。在理论上，只要加息的力度够劲，总可以达到这样一点，以至于外面的老虎也争相要求入笼静卧。这就是商业银行高于法定准备标准的“超额准备金”的由来。超额准备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构成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不过当央行动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外汇时，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场上去了。
这样忙来忙去，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当然央行还有一道杀手锏，这就是2002年以后才越用越多的 “发央票回收流动性”。央票是个新工具，也于法有据。不过从经济性质来看，无论长期短期，央票总还是央行对持票金融机构的负债。还是老规矩，央行出售央票的现金性负债，又可以拿去入外汇市场购汇。这就使“捉放虎”的游戏，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央行负债的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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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之四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
从上文知道，央行在中国外汇市场大手用人民币购买外汇，靠的是以下诸种手段：增加货币发行、动用商业银行存于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以及发出“央票”即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券。我们也了解，所有这些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无一例外都来自央行的负债。这么说吧，当下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中国拥有的2.5万亿美元的 “国家外汇储备”，每一元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的人民币负债。
负债之意，无非就是债务人欠了债权人的钱。但是，央行的负债，与我们平常家庭、企业抑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有很大的不同。比较明显的区别，央行是中央政府开的，所以，央行的负债讲到底都是政府的负债，靠政府的信用借，也靠政府的收入还。可是，我发现，央行的债务与政府的财政性债务还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央行欠债的时候，不但不需要得到债权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债权人知道。
让我们一起来读央行负债的信息。在中国人民银行网页的 “统计资料”栏目里，很容易调出1999年以来历年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选2009年12月为例：央行的总资产为22.7530万亿人民币,而央行的 “自有资金”仅为219.75亿人民币。这就是说，每1000元央行的资产，有999元以上来自负债！老天爷，倘若哪一个国家的财政负债也达到这个水平，怕早就无人敢买该国国债啦。至于一般工商金融企业，不要说1元自有资本对1000元负债，就是1元自有资本对10元负债，也足以吓跑天下债权人。
为什么央行有如此之高的负债率，却依然安然无恙？查阅1999年央行的自由资金占总资产之比，还超过了1%，10年时间负债率升了一个数量级，为什么央行还可以不断从高负债走向更高负债，举债从没遇到实质性的障碍？近年人民币汇率之争此起彼伏，热闹非常，可是实际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基础——央行大手负债购汇——却基本不入舆论与公众的法眼，很少有人关注，也没有构成热点问题，这又是为什么？
显见的答案上文提到了：央行是政府开的，只要财政可靠，央行的资产负债就无需大家操心。不需要罗列数据，最近10年，当然是中国国家财政实力飞速增强的10年，而财政税收之外的国有资本，更是大进特进的10年（虽然是否由此就引起“民退”，需要另外专门讨论）。政府财力的基础雄厚，是不是债权人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央行负债就没有问题了？
细读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却没有看到政府财力支持央行负债的直接证据。还以2009年12月为例，“政府 （在央行的）存款”2.1万亿，只不过比“（央行）对政府债权”（1.6万亿）多了5000亿人民币而已。这说明，政府借给央行的财力，对央行持有天文数目的资产，实际的贡献了了。央行的自有资金就算全部来自财政拨款，也不过区区200多亿人民币。我们的问题还在：为什么央行并没有从法律上的后台老板——国家财政——那里获得实际的财力支援，却依然还有能力超高额负债，还可以持续大手购买并持有总数越来越多的外汇资产？
答案要到央行负债的经济性质里去寻找。我的心得，央行负债区别于财政和任何公私企业负债的特别之处，是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的负债根本就无需归还！既然无须归还，“债多不愁”就是很正常的：不但举债人不愁，连债权人也不愁。谁也不愁的事情，负债率高企，有什么奇怪的吗？
各位读者，此说对理解人民币汇率机制关系重大，容我阐释一下吧。先看央行负债的最大头——“储备货币”。2009年12月此项数为14.3985万亿，占央行总资产的63.3%。大家知道，“储备货币（reservemoney）”也就是“基础货币 （basemoney）”，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1）货币发行，（2）金融机构存款。第一部分来自法定的央行特权，因为在国家信用货币的制度之下，惟有央行才可合法发行货币。央行发出来的货币进入市场流通，除非央行觉得有必要回收，是不需要向谁归还的。把这些并没有归还义务的货币也记作负债，源于国家信用货币的前生——在可兑换的金银本位的货币制度下，央行以自己储备的金银为本，发出的票子满足流通的需要，而使用票子的债权人，有权到拿了票子到央行来兑金银。“储备货币”者，就摆明央行发钞具有负债的性质，要储备货币（reservemoney），以备债权人上门索债之需。像美联储和德国央行，至今还储备着全球为数可观的黄金，其实就是为他们货币的国家信用作保。没有多少黄金储备的央行，直接以国家权力作为发钞的抵押之物。窍门在于，“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持票债权人上门要兑国家权力的事，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在这个限度内，储备货币就是央行可花的钱。
“储备货币”的第二部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真储备。因为这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而商业银行的存款又来自他们的储户，有清楚的债权债务链条的约束，即使贵为央行，也要准备这些债权人上门，没有储备怎么过日子？但是，央行拥有规定商业银行存央行准备金比率的法定权力。譬如前两天央行的一道声明：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就上调0.5个百分点，全国总共3000亿以上的资金就要被“冻”入央行。在理论上，央行只要不降低法定准备金率，这部分“债”就可以锁定而无须归还。央行当然要为这部分准备金付点利息，但也是讲过的，倘若央行付出的利息高过商业银行放贷的机会成本，商业银行还会把更多的准备金“超额”存入央行。央行对后者当然负有偿还的义务，不过只要付息足够高，那么在一个限度内，债权人就宁愿央行永不归还。要知道，够高的利息对央行不是难事，因为在理论上，央行可以增发货币来付息！ 于是乎，“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也可规避储备货币的偿债压力，痛痛快快把储备金花出去就是了。
在储备货币之外，央行还可以发行债券。如2009年12月央行的发债余额就达4.2万亿人民币之谱。央行发出的债券当然到期要还，不过如我们近年观察到的，用于对冲流动性的 “央票”，是可以到期再发，而且可以到期再增加发行的。如是，央行总可以积淀下相当一笔无需归还的负债。再说了，实在到了非还不可的时候，央行反正还有增发货币的杀手锏。
正因为“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负债无须归还，所以央行的负债率就可以高到财政、企业、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根本不可能企及的高度。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甚至连“自有资金”都记在了 “总负债”的名下——央行可以100%通过负债来形成自己的总资产。既然负债率可以几近100%，央行的负债量就几近无限，而央行的总资产包括持有的外汇资产也就可以几近无限。各位注意了，这才是实际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也是人们广泛地以为——在我想称之为 “央行负债幻觉”的作用之下——人民币汇率不是买卖行为的结果，而是各国政要、专家、舆论大打口水战的结晶
是不是这些？
⑺ 什么叫做“通胀“
新手上路，希望多指教
输入通胀是指引起通胀的因素是国外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国内因素。
目前引起国内通胀的国外因素主要在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热钱涌入中国，从而引起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最终导致价格上涨。
由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国外大量热钱涌入（因为热钱看涨人民币，热钱进入境内，兑换为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后再换成外币，就可以获利），二是人民币计价的商品被低估，因此国外对中国商品需求变大，这样很多外币就进入中国。而我国实行的是外币管制政策，外汇必须由人民银行买入，再以人民币的方式放出，这样就释放了更多的人民币在市场上。当货币供给大于经济运行所需时，商品价格上涨，产生通胀。
建议你看一下周其仁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写的 比较浅显易懂。当前我们很多人都陶醉于中国制造，其实背后有很多辛酸，我希望更多经济学以外的人能关注下我们的国家经济实际情况。
目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釜底抽薪收紧货币发行，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是目前最佳的办法。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漫游的货币偏大，当货币供应偏多的时候，物价迟早要上来。
汇率失衡，出口偏大、顺差很多，投资很多，钱进中国变成人民币，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缓慢地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地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因此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的措施好。
汇率机制未反映生产率的进步
周其仁表示，虽然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率仍然落后，但是我们的生产率的进步率却是美国等国家的好几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汇率机制却没有反映这种变化。
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际上挂住在8.2765。盯死的汇率不反映生产率的变化，这导致重大不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全世界对中国货的需求上升，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越来越蓬勃发展，这里面有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有汇率错误估计、本币低估的因素。
在汇率低估的情况下，不断上涨的外部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需求增加、资源压力增加、原材料需求增加、排放增加，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一系列问题。这两年，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增长，成本上来以后能不能消化这些成本，就是一个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出在货币
对于通胀问题，周其仁教授表示，去年年中CPI一下子上来了，其后不断上涨，直至今年2月的8.7%，3月份数据马上要公布，估计不会低于8%。通货膨胀一起来，所有的物价都变了，因为大家的预期都变了。
周教授表示，将通胀归因于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者将之视为油价现象，是全球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是输入型通胀，这都是不正确的，“我从来不认为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而是与本国的事情有关。”日本的石油都靠进口，但是通胀只有1个多点，俄罗斯是出口石油的，但其通胀率达12%。目前物价的全面上涨，是货币出了问题。
从这几年物价上涨的情况看，宏观调控摁住了这里，那里又出了问题。我们的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但是到2007年，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突然飙升，本质上不是农业出了问题，而是宏观变量出了问题，钱在市场上冲来冲去，到2007年冲到农产品了。
汇率低估导致外需太猛
周其仁教授表示，这些年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产品市场竞争力上升，出口快速增长，这一方面是中国的成就，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也带来问题。
目前我们形成了出口主导型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价格机制不对，汇率不对，所以2003年以来，总担心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总想压这个压那个，其原因在于外需太猛，因为总需求＝外需＋内需＋投资，如果外需太猛，又不能压制，就只好压内需。2004年关闭江苏铁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外需比例越大，就业越多，税收越多，越不敢动。所以一直不敢动汇率，让人民币升值。
现在我们年度的外贸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12%，历史上日本最好的时候，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只有3%。现在中国银行一天到账的美元有20亿美元，全世界的人都想办法换人民币。
美元进来就要变成人民币，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漫游，导致资产价格大涨，这就是货币总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用来买美元资产，它往地上一躺，我们的外汇资产就大大缩水。这两年央行好辛苦，一方面不得不发行人民币收美元，另一方面又要发行大量的央行票据收流动性。
周其仁表示，汇率失衡，出口偏大、顺差很多，投资很多，钱进中国变成人民币，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2003年9月经济学家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就认为中国有通胀压力，来源就是汇率机制有问题，当时建议一次性提高人民币汇率。
物价：不能寄望下半年会自动下降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们的通货膨胀面临3个问题，不能寄希望于下半年物价自动会降下来。
第一就是负利率。现在我们通胀8个多点，存款利率只有4个多点，中国居民有8万亿元的存款，这是一个笼中虎。通胀过了5%就很难守得住，因为有通胀预期，有的人会提前购买，卖的人却不卖。如果每户农民家里少卖300～500斤粮食，供求就会出问题，这种通货膨胀如果自我加速，就会出问题。现在超过了8%，形势很严峻，不少人说翘尾因素，寄希望于下半年物价涨幅会下来，这是不妥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辛辛苦苦地办工厂，将环境污染留在国内，大家抢劳动力，原材料，把价格抬高，赚来的美元一头留在国内变成人民币，加剧国内通胀，一头用来买美元资产，美元一贬值，就大大缩水。每天20亿美元进来，2万亿、3万亿美元是很快就会达到，这个游戏很难持续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起来，政府通常就会管制价格，比如电价，煤电关系中煤是市场价，电是计划价，目前电业全行业亏损，供给能力减少，一减少运输就出问题，这都是非常为难的。周其仁表示，正确的程序就是管紧货币，放开价格。放开价格才能放开生产，将稀缺资源用到急需的地方去。
周其仁表示，2003年以来的这个游戏，不可持续，必须要结束，结束的关键就是汇率机制。目前汇率升了，不是外国压我们的原因，而是我们自己受不了。周其仁表示，人民币缓慢地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地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因此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的措施好。 (来源：广州日报)
希望采纳
⑻ 什么叫输入通胀
新手上路，希望多指教
输入通胀是指引起通胀的因素是国外因素引起的，而不是国内因素。
目前引起国内通胀的国外因素主要在于人民币汇率偏低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和热钱涌入中国，从而引起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最终导致价格上涨。
由于人民币汇率偏低，会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国外大量热钱涌入（因为热钱看涨人民币，热钱进入境内，兑换为人民币，在人民币升值后再换成外币，就可以获利），二是人民币计价的商品被低估，因此国外对中国商品需求变大，这样很多外币就进入中国。而我国实行的是外币管制政策，外汇必须由人民银行买入，再以人民币的方式放出，这样就释放了更多的人民币在市场上。当货币供给大于经济运行所需时，商品价格上涨，产生通胀。
建议你看一下周其仁这篇文章，我觉得他写的 比较浅显易懂。当前我们很多人都陶醉于中国制造，其实背后有很多辛酸，我希望更多经济学以外的人能关注下我们的国家经济实际情况。
目前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釜底抽薪收紧货币发行，允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是目前最佳的办法。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漫游的货币偏大，当货币供应偏多的时候，物价迟早要上来。
汇率失衡，出口偏大、顺差很多，投资很多，钱进中国变成人民币，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
人民币缓慢地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地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因此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的措施好。
汇率机制未反映生产率的进步
周其仁表示，虽然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生产率仍然落后，但是我们的生产率的进步率却是美国等国家的好几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汇率机制却没有反映这种变化。
从1997年到2005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际上挂住在8.2765。盯死的汇率不反映生产率的变化，这导致重大不平衡。在国际市场上，全世界对中国货的需求上升，中国出口导向的工业越来越蓬勃发展，这里面有人力资本增加、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有汇率错误估计、本币低估的因素。
在汇率低估的情况下，不断上涨的外部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需求增加、资源压力增加、原材料需求增加、排放增加，最终导致了目前的一系列问题。这两年，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增长，成本上来以后能不能消化这些成本，就是一个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出在货币
对于通胀问题，周其仁教授表示，去年年中CPI一下子上来了，其后不断上涨，直至今年2月的8.7%，3月份数据马上要公布，估计不会低于8%。通货膨胀一起来，所有的物价都变了，因为大家的预期都变了。
周教授表示，将通胀归因于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者将之视为油价现象，是全球性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是输入型通胀，这都是不正确的，“我从来不认为通货膨胀是全球性的，而是与本国的事情有关。”日本的石油都靠进口，但是通胀只有1个多点，俄罗斯是出口石油的，但其通胀率达12%。目前物价的全面上涨，是货币出了问题。
从这几年物价上涨的情况看，宏观调控摁住了这里，那里又出了问题。我们的粮食生产连续4年丰收，但是到2007年，猪肉等农产品价格突然飙升，本质上不是农业出了问题，而是宏观变量出了问题，钱在市场上冲来冲去，到2007年冲到农产品了。
汇率低估导致外需太猛
周其仁教授表示，这些年人民币汇率低估，中国产品市场竞争力上升，出口快速增长，这一方面是中国的成就，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也带来问题。
目前我们形成了出口主导型经济，但是由于我们的价格机制不对，汇率不对，所以2003年以来，总担心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总想压这个压那个，其原因在于外需太猛，因为总需求＝外需＋内需＋投资，如果外需太猛，又不能压制，就只好压内需。2004年关闭江苏铁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外需比例越大，就业越多，税收越多，越不敢动。所以一直不敢动汇率，让人民币升值。
现在我们年度的外贸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12%，历史上日本最好的时候，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也只有3%。现在中国银行一天到账的美元有20亿美元，全世界的人都想办法换人民币。
美元进来就要变成人民币，这些货币在市场上漫游，导致资产价格大涨，这就是货币总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用来买美元资产，它往地上一躺，我们的外汇资产就大大缩水。这两年央行好辛苦，一方面不得不发行人民币收美元，另一方面又要发行大量的央行票据收流动性。
周其仁表示，汇率失衡，出口偏大、顺差很多，投资很多，钱进中国变成人民币，这一轮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2003年9月经济学家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就认为中国有通胀压力，来源就是汇率机制有问题，当时建议一次性提高人民币汇率。
物价：不能寄望下半年会自动下降
周其仁表示，目前，我们的通货膨胀面临3个问题，不能寄希望于下半年物价自动会降下来。
第一就是负利率。现在我们通胀8个多点，存款利率只有4个多点，中国居民有8万亿元的存款，这是一个笼中虎。通胀过了5%就很难守得住，因为有通胀预期，有的人会提前购买，卖的人却不卖。如果每户农民家里少卖300～500斤粮食，供求就会出问题，这种通货膨胀如果自我加速，就会出问题。现在超过了8%，形势很严峻，不少人说翘尾因素，寄希望于下半年物价涨幅会下来，这是不妥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国家辛辛苦苦地办工厂，将环境污染留在国内，大家抢劳动力，原材料，把价格抬高，赚来的美元一头留在国内变成人民币，加剧国内通胀，一头用来买美元资产，美元一贬值，就大大缩水。每天20亿美元进来，2万亿、3万亿美元是很快就会达到，这个游戏很难持续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一旦通货膨胀起来，政府通常就会管制价格，比如电价，煤电关系中煤是市场价，电是计划价，目前电业全行业亏损，供给能力减少，一减少运输就出问题，这都是非常为难的。周其仁表示，正确的程序就是管紧货币，放开价格。放开价格才能放开生产，将稀缺资源用到急需的地方去。
周其仁表示，2003年以来的这个游戏，不可持续，必须要结束，结束的关键就是汇率机制。目前汇率升了，不是外国压我们的原因，而是我们自己受不了。周其仁表示，人民币缓慢地升值会导致热钱不断地流入，导致货币供应加大，给通货膨胀带来压力，因此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比缓慢升值的措施好。 (来源：广州日报)
⑼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如何形成的
“汇率”简称为ExRate，亦称“外汇牌价”、“外汇行市”或“汇价”等。EXRATE是英文的 “Exchange Rate”（汇率）的缩写。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种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而人民币的汇率是有中国央行来控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会员制度。外汇交易中心是会员制，会员主要是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包括四大行股份制城商行等等，是否有财务公司不太确定。网站上有会员名单，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查一下。还有一部分是外资银行，不过占据的份额较小，这个市场的主角是四大行。所以很多人讲“货币战争”，境外势力攻击人民币汇率云云，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他们不是会员的话，无法交易人民币。申请成为会员需要央行批准，在非常时期，自然不会批准新的交易者。
第二是交易机制。也就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首先，人民币依然是盯住美元的，即银行报价是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他币种的汇率通过美元和该币种的国际汇率套算得到。其次是报价。每天在开市前，各会员会根据自身的结售汇和头寸情况，向央行报出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汇率。央行根据各会员的报价，使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中间价公布，作为今天交易的基准。这个计算公式不知道是什么，央行的回答也比较模糊，说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过从历史来看，主要还是在根据各会员的报价情况，再考虑美国那边的政治压力。最后是交易，各会员在此中间价基础上，开始今天的交易。但注意有波动率限制！最初是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0.5%，后来改革成了1%，现在好像是2%。这样的交易机制基本不会出现汇率交易大涨大跌的情况。很多人可能纳闷2%这么小啊，那没搞头啊。其实银行间外汇交易本金很大，一次几亿很正常。不同于我们去银行柜台买外币，不太在乎小数点第三位，甚至第二位的高低。但小数点第三位对几亿的交易的影响可是几百万啊，对银行很重要的。
第三是央行交易。银行每天都要把外汇头寸轧平，多的就卖出去，少的需买进来，这就产生了互相之间交易的需求。但这还不够，光是会员之间的交易还不是完全的管理，央行也要参与进来。央行在上海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这块的交易，每天将各会员卖出的美元多余美元全部买进。这里问题来了。第一为什么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大家愿意卖给央行？答案是央行无法通过行政命令让各银行卖给它，只是因为央行出价最高。第二，为什么央行出价最高，或者说它用什么买的？答案是自己印的人民币，因为成本低，所以可以出高价买。所以所谓的央行被动发钞是从这里来的。我见过不止一次知乎上的大号讲强制结售汇。强制结售汇已经过时了好吗？所以当中国外贸很好，企业持有大量外汇，把大量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再卖出大量外汇时，央行只能被动地大量吃进，一路推高汇率。
上述三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是浮动的，每天每时每刻都不一样，都在变动，并且这个变动是市场驱动的，是交易员公平交易的结果。但变动是有度的，是在央行的掌控下的。谁能交易，怎么交易，交易的价格基础多少，交易金额是多少，幅度多少等等。央行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定了调子，所以是有管理的。
望采纳！
⑽ 美国加息和中国房产有什么关系 还有中国外汇储备和房价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周其仁的博客关于稳定汇率与本国货币的关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