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外汇券

A. 金本位是什么

http://ke..com/view/249511.htm

B. 外汇兑换券哪年取消的

1980年4月1日开始流通，1995年1月1日停止使用，然后由中国银行回收。

C. 我提问了可是办法取消问题，一开就没有，怎么半

这次币制改革就是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他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收回，停止使用。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金融机关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与英镑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的历史动因
第一，国际金融形势的影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亦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使国际市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5个月内，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相当于1933年输出量的3倍。有的外国在华银行甚至雇佣兵舰抢运白银出口以谋取暴利。白银外流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银行（包括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从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1934年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造成严重后果：一是国内人心恐慌；二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三是银根紧张，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四是通货不足，物价下跌，以上海为例，1935年物价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厂难以维持，被迫倒闭。总之，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并引发1935年的白银风潮。对于白银风潮，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如1934年10月起对出口白银课征重税，企图拦阻或减少白银的外流；加快实施币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断国际市场上银价涨落起伏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严重影响。
当然，30年代初开始，基于世界经济恐慌的“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的潮流，对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也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第二，防备日本扩大对中国侵略的战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举国震动。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虽一味依赖国联，幻想通过国际调解，以妥协的办法解决东北问题。但面对日本无视国际法准则、咄咄逼人之势，毕竟也不愿意日本人吞并整个中国。在此形势面前，钱昌照（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向蒋介石提出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钱氏的本意是积极的，他认为：日本迟早会大举侵犯中国。为了及早做好应战准备，未雨绸缪，他提议组织专门机构，聘请一批科技专家和教授，从事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调查、研究和有关计划的制定工作。
钱昌照的建议十分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因为，这一机构的设立给蒋带来了主动。1．有助于增强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势力。通过这个机构打出准备抗日的旗帜可以拉拢一批各方面、各专业的知名人士及社会名流为己所用，增强他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改变其力量主要在军队而政治经济方面势犹未及的局面。2．通过这一机构更好地与英、美等国拉关系。国防设计委员会拟联络的学者与名流大多留学过西方，他们受西方培养，深得英、美等国的信赖，蒋介石试图利用和通过他们的周旋去争取美、英等国从经济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这一机构如能设立，客观上有利于南京政府预做一些防备日本扩大侵略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国防设计委员会的首批39名委员中，有徐新六、吴鼎昌等银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后陆续又有张嘉áo等著名银行家加入其中。这批银行家、金融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中，积极参与币制改革的设计，或多方活动，或参与策划。在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徐新六逝世后，有人清理他的遗物时，曾发现他生前草拟的中国币制改革意见书。这份币制改革意见书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币改革方案有许多相同之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研究中国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已多少有了预防日本扩大侵略的战略意图。
第三，“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点原则：①废除银两，采用银元；②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使用；③确定银元法价，开始铸造新银币。这些原则的确定，实际上迈出了“废两改元”的第一步。紧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规定由该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交易和契约票据，概用银元，停用银两。“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中国通货市场的紊乱状态。其结果，一方面，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跃，适应了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又为在中国废止硬币、进一步实行法币改革扫清了货币紊乱方面的障碍。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派出了诸如甘末尔、杨格、李滋·罗斯等经济专家来华参与法币改革的设计工作。尤其是英国方面的李滋·罗斯对法币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罗斯来华排除了中国对日、英关系存在的疑虑。在此前几次有关中国货币改革的谈判中，英国和美国都曾询问过并企图得悉中国方面币制改革计划的详情，但均被中国方面加以拒绝。因为，当时英国正在与日本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对英、日间的关系尚未探底，担心英国会将“中国的计划告知日本”。而李滋·罗斯亲自来华，英国与中国单独开谈，这件事被南京国民政府看作是英国支持中国币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罗斯来华后赞同并支持了美国专家杨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等人的方案。李滋·罗斯经加拿大、日本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伊始，杨格便在南京向他谈及中国“整个局势”以及在币制改革方面“应当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将杨格方案为基础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给李滋·罗斯。对于该方案，李滋·罗斯不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还“出力协助提供意见。”
当宣布实行法币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在英国法律授权下，公布“国王规章”并引述中国法令，明令禁止在华的英国国民继续用银偿债或支付其他金钱业务；规定英国在华侨民要接受法币以代替白银和银元。这些举措表明了英方对中国“法币”的信心及“给予中国的改革举动以强有力的支持”。美国也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之后，继续按每盎斯0．45美元的价格收买更多的中国白银，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国际收支变为顺差，中国因此得到大量外汇，这些数目加上出售白银所得，使中国的通货储备于1937年中期达到相当于三亿七千九百万美元的巨数。”
英、美等国支持中国的法币改革，有其复杂的因素：既有出于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以加强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又有基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种种考虑。不管怎样，英、美支持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是有利于法币在全国推行的。
综上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推行，绝非是个别人主使和带有偶发性的金融事件。法币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呼唤，中国货币制度内部矛盾发展所使然；又是当时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导致。

法币改革的历史正效应
法币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它所产生的正、负历史效应都是巨大的。因此，对于法币改革的评价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极为复杂的问题。
必须承认，法币改革后，政府用不兑现的纸币代替银币，为政府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提供了方便条件。从抗日战争爆发至1948年8月21日实行金圆券止，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高达664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长了47．4万倍。之后，发行的金圆券比法币败亡得更快更惨，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个月中，就膨胀了“六十五万倍”。在长达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民党政府增发钞票1400多亿倍，而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通货膨胀使全中国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夺了价值一百五十亿银元以上的财富”。
但是，随着历史沉淀期的延长，人们将越来越看清法币改革所带来的历史正效应。
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至极。本位的银元有“袁头”和“孙头”，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作为辅币，各地有规格和成色不同的“银角子”或“银毫子”；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币，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兑价相差悬殊。至于流通的纸币则至为混乱，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偏僻城乡，多流行各种商店、钱庄或其他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当时的中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吾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国”。法币改革实施后，前此众多纷乱的货币被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法币”所取代。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货币混乱的状况，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对经济发展的障碍有巨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稳。法币发行后，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又不准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如美国于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因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没有引起过大波动。同时，改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支付所欠各国的外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固定的比价，可以到世界市场去流通。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末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口”，这种“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从国内的工农业生产来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发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兑换法币一元，但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60％可兑100％的法币。这样，纸币的流通量就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发行数为459308123万元，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上涨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象。1936年，中国的农业，除川、豫、粤三省受灾外，全国均获丰收。据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912—1949年为5．6％，其中1926—1936年为8．3％，1928—1936年为8．4％，后面两个数字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在内。如果考虑到1931年“九一八”前后的实际情况，将东北地区除外，则1926—1936年为6．4％，1931—1936年为6．7％。这组统计数字显示出抗战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快时期。促成这种“最快”发展的是综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币改革的因素发生了作用。
日本对中国关内广大地区的扩大侵略之所以选择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法币改革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在法币改革及其之后的“那一段短暂时间内，局势一直朝着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在华利益大有好处的现代化方向转化”。日本曾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坏中国法币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势”的发展。首先，日本妄图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进而迫使中国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汉奸流氓，在市内繁华街道用外钞购货，若店铺找付中国的钞票时，则声称不能兑现而拒绝收受。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相率不再收用中国的银行钞票。而后，日本浪人再将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国钞票到一家银行要求立即兑换现银。搅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稳，挤兑之风日甚一日。华北地区唐山市从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两周内，即被兑出现洋793000元，且千元钞票兑洋的贴水也从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动用日军或收买汉奸、日本浪人组织“密输团”，从事大规模白银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华北各地通过陆路和海路，每日偷运白银约15万元出境。除华北外，日本在华东的崇明、海州两地偷运白银每日约20万元左右。当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法币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对币制改革表示强烈反对，公开声称，将不惜以任何形式来“彻底阻止”中国法币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对中国法币改革及法币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这表明，日本已预感到发行法币的中国金融改革必将推进经济发展，并极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
第三，法币改革成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必然体现于经济上、生产上。如前所述，法币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新币制政策，它的成功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推动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培育和增强了国力，因而法币改革体现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长期效果”，而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
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政府可通过在全国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此，发行纸币以应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战争的需要也就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使国民政府的实力大为增强。其次，法币改革的成功实施，使国民政府捞取了政治资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此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非常有利于国家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最大幅度地掌握调度现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之用。在实行法币之初，国家以法币收兑了民众手中及社会各方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这是一种强有力且有效的资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中国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与解放的宣言书作用。法币实行以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的”，对中国的抗战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还应该看到，抗战中法币逐渐被取消“无限制买卖外币”后，在防止日寇套汇及国内资金逃避方面的重大历史作用。法币虽是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但却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机构中无限制买卖外汇。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期内（1937．7—1938．3），国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维持战前的汇价（1元法币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外汇的出售是无限制的，较战前不同的是，这时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补助办法。这期间，中国法币的汇价是稳定的，没有外汇黑市。此时，日军“在华大部分军费的开支，主要是靠抛出外汇和日元”。但是，“由于维持着自由购买外汇的办法，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当时资金逃亡的情形显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办法并不足以制止资金的逃亡，因此我国外汇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损失。”
从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国民政府仍极力在金融方面维持法币外汇政策，但因为统制力量的不及，市场上出现黑市。这一期间，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百分之八十是供给上海的）。但是，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上海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上海出口换回的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手中以增加其外汇头寸，致使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额日益减少，该行“当时外汇核准额与请求额之百分比：第一星期为百分之五十，总额四十五万镑，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约为百分之二五，约三十五万镑，自六月以后，核准额更趋减少，仅达请求额的百分之五，约为五万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个月中，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一元法币兑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方面则采取极力维持黑市汇价的办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间1千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上下。国民政府一面坚持法币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汇价，另方面采取公开或暗中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产生了正负效果。一方面，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对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确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为维持了法币黑市外汇，给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币套买外汇，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迅速被消耗、挖空。这种“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买去的。”
这一时期，日本侵略者对法币发动了大规模的货币战。首先是禁止沦陷区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币。1938年6月起，日军宣布禁止印有中国南方地名的法币在华北流通，并勒令华北地区12种重要出口商品须向伪联合准备银行结售外汇。1942年起，华中地区禁用法币。一些地方甚至规定对持有法币60元以下者处徒刑或罚款、持有法币60元以上者处死刑的严刑峻法；颁布所谓的《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对所谓的“扰乱金融行为者”及持有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行为”者，处以“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万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罚金。”其次是利用种种手段搜集华北、华中地区的大量法币。日寇在其占领区内严禁法币流通的目的，就在于搜罗法币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币），必致因私运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许流通之时期只规定为三个月”。搜罗的大量法币被其运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基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并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其结果，使日本侵略者无法通过搜罗法币去套汇，无法获得中国的大量外汇基金，有力地打击了其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造成其资金方面的困难。因为缺乏资金基础，其宣传很久的伪中央银行较长一段时期内竟“无法成立，华兴伪币也不能大量流通”。国民政府在法币方面的重要政策调整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没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货币战——物资争夺战上也没能战胜中国”。而这种“政策调整”是银元等硬币流通时所做不到的。
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战开始后，资金向内地后方流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沿海及东部地区的银行、企业、机关和居民大量内迁、国民政府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等原因外，国民政府晚些时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及取消法币的“无限制买卖外汇”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资金的内流使大后方金融市场利率降低。以重庆地区为例，该地战前资金紧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达八、九元，抗战初起后更涨至十元，折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后，因资金内流，该地区利率逐渐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过三元，较战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为资金供应状况的大为松动，“过去成为重庆高利贷特色的银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种现象也日趋消灭，最近四川省银行、四川、美丰及聚兴诚等银行且相率减低存款利息”。
资金的内流及相对充裕，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如中国银行，战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别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别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实业银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该两项存款数额分别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银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资力的相对充实，使其扩大投资、放款成为可能。这种投资和放款的扩大对坚持抗战的经济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首先，银行业对政府债券的购买投资，既使自身有利可图，又支持了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参见下表）。
后方7家商业银行投资有价证券 （主要是公债）表

银行名称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国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兴业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实业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兴诚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垦业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对后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抗战后，后方企业单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为止，“战区工厂迁入后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战以来各省新建及复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厂矿企业的内迁、复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额资金，而“政府给以经济上的援助，合迁移、建厂与流动资金三项，得到贷款共约九百余万元，其中由国库拨付占四百万元，其他则由银行贷付，政府给予担保。”企业急需资金，对企业给以资金的支持，使它们迅速恢复生产或扩大生产，就是对抗战的支持和贡献。后方的银行对交通生产事业的贷款普遍较抗战前有长足进步。以交通银行为例，该行对于西南后方的企业如中国兴业、裕滇纺织、华西兴业、四川丝业、民生实业等16大公司的贷款，“各自数十万元至数百万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仅在西南各地的农村贷款累计达到5600余万元，较1937年的2400余万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说，“法币更无疑的是抗战的重要支柱”，“中国如无一九三二年之币制改革，决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此话有些道理，它从某种角度指出法币改革在抗战的胜利中曾起到过的重大历史作用。
今天，我们重又探讨法币改革，既是为了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关键的“改革”将对民、对国、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效应。

D. 为何说服要善于抓住关键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是劝导说服别人的最根本的原则。以理服人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从你讲的道理中领悟到其正确性，从而接受你的意见，按照你的意见行事。需要注意的是劝导说服要抓住关键。大凡被说服者，往往对某一问题想不开，怀有成见。要说服之，非对准这个要害不可。否则，喋喋不休，磨破嘴皮，也是隔靴搔痒，不能解决问题。再就是劝导说理要具体实在，不能讲空话、套话和大话，需要的是实在的论证说理。

下面请看陈毅同志说服一个私营工商业者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陈毅市长来到一家纺织厂，他笑着说：“老板，我冒昧来访，欢迎吗?”

这位老板正为一件事发愁，便发起牢骚来：“陈市长，今天工会又来要我废除‘抄身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工人下班有抄身婆搜身，还经常丢纱呢，如果取消抄身制度，纱厂不被偷光才怪呢!”

陈毅不紧不慢地说：“要说办工厂，我要拜你为师。因我只当过工人，没有经营过工厂嘛!要说管理工人，教育工人，你要向我学习哩!我参加了革命，就一直搞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可以给你当参谋，还带‘长’呢！你倒是要我这参谋，还是不要?”

经理连声说：“要，要，请您快说。”

“我在法国当过工人。那个工厂大得很，老板也比你厉害得多。厂子四周筑起高墙，拉上电网，还雇了一大帮带枪的警察，对每个下班的工人，从头搜到脚，那过细的劲头，身上硬是连一颗钉子也藏不住。但结果呢甲原料、零件还是大量丢失，为什么呢?老板把工人只当成会说话的工具，劳动很重，工资很少，工人实在无法养家糊口，工厂赚了钱对工人毫无好处，他们为什么不拿呢?现在不同!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了，他们懂得生产经营搞得好，新中国才能富强起来，工人才能改善待遇。你们虽是私营企业，但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可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所以，以我之见，你应该在纺织业带头，用我的办法试试看，废除抄身制，关心工人利益，待工人如朋友、如弟兄，有困难多与他们商量。我相信眼前的困难会克服的。”

经理听了连连点头：“想想是有些道理。”第二天，他就主动找工会研究，决定废除抄身制。

陈毅同志一番话，使资本家奉若神明的“抄身制”取消了，足见劝说有术，言之有力，这正是以理攻心的威力。

以理服人最重要的一点是摆事实，出言有据，事实确凿，对方的观点就会不攻自破。

以理服人还有许多技巧，比如从论据、论证、论点方面进行说理，都能达到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说服的事情几乎随处可见。母亲病了不肯到医院去动手术，要靠说服；痴情女失恋痛不欲生，要靠说服；年轻人不求上进作风浮躁，也要靠说服。

进行有效说服的一个较好的策略是采取迂回战术，不从正面入手。直接说服容易让对方产生抵抗心理。所以，不妨从侧面打开缺口。

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象征沙皇反动统治的皇宫被革命军队攻占了。当时，俄国的农民们打着火把叫嚷，要点燃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将皇宫付之一炬，以解他们心中对沙皇的仇恨。一些有知识的革命工作人员出来劝说，但都无济于事。

列宁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面对着那些义愤填膺的农民，列宁很恳切地说：“农民兄弟们，皇宫是可以烧的。但在点燃它之前，我有几句话要说，你们看可不可以呢?”

农民们一听这话，便知列宁并不反对他们烧，于是答道：“完全可以。”

列宁问题：“请问这座房子原来住的是谁?”

“是沙皇统治者。”农民们大声地回答。

列宁又问题：“那它又是谁修建起来的?”

农民们坚定地说：“是我们人民群众。”

“那么，既然是我们人民修建的，现在就让我们的人民代表住，你们说，可不可以呀?”

农民们纷纷点头。

列宁再问题：“那还烧吗?”

“不烧了!”农民们齐声答道。

皇宫终于保住了。

迁怒于物往往是情感朴直、思维简单化的一种表现，这时关键在于疏导。面对激愤的群众，列宁的五句循循善诱的问话，理清了群众思路，保住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建筑。他采取的步骤是，首先理解和赞同群众的观点，这样可以争取到引导群众的时间和机会；其次，正本清源，使农民们懂得，皇宫原来是沙皇统治者居住的，但修建者却是人民群众，如今从沙皇手中夺过来回归人民群众，就应该让人民代表住，这个道理是可以说服人的，因此农民们点头表示同意。最后一问，是强化迂回诱导的结果，让群众明确表态“皇宫不烧了”，从而完全达到了目的。

在说服的过程中，不能只讲大道理，但并不是就可以不讲“理”，如果将道理讲得具体生动，引人思索，让他们觉得是这么个理儿，就能一步步循序渐进地将道理说明白。

采用迂回论证法往往是因为问题复杂，或对方深怀敌意、居心不良，不便用一般手段对付。

实践中，主要针对如下两种情形：

(1)对方提出问题明显，你不能如实答复，也不便直接否定，不妨借用对手的选择作出“迂回”的表象。

(2)若对方的论证没有理性，使你难以接受其观点，不妨也非理性地提出对抗性的命题，对方必然要质疑，于是你就可以借他来求证，以反驳他原来的结论。

需要提醒的是，在使用“迂回论证”时，切忌把反击简单地落在“乌鸦说猪黑”，猪也说“乌鸦不白”那样笨拙的反唇相讥上。

人难免因一时糊涂做一些不适当的事，遇到这种情况，就需要把握指责别人的分寸。既要指出对方的错误，又要保留对方的面子。这种情况下，如果分寸把握得不当，就会使对方很难堪，破坏了交往的气氛和基础，带来严重的后果。

一位干部到广州出差，在街头小货摊上买了几件衣服，付款时发现刚刚还在身上的一百多元外汇券不见了。货摊只有他和姑娘两人，明知与姑娘有关，但他没有抓住把柄。若他提及此事，姑娘定会翻脸说他诬陷人。

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干部没有和她来“硬”的，而是压低声音俏悄地说：“姑娘，我一下子照顾了你五六十元的生意，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你在这个热闹街道摆摊，一个月收入几百上千，我想，你绝对看不上那几张外汇券的。再说，你们做生意的信誉要紧啊!”

他见姑娘似有所动，又恳求道：“人家托我买东西，好不容易换来百把块外汇券，丢了我真没法交代，你就替我仔细找找吧，或许忙乱中混到衣服里去了。我知道，你们个体户还是能体谅人的。”

姑娘终于被说动了，她就坡下驴，在衣服堆里找出了外汇券，不好意思地交给他。

说“软”话，会让对方觉得自己是在吃糖，心里甜甜的。在上述案例中，这位干部的一番至情至理的说辞，不但使钱失而复得，而且，还可能挽救了一个几乎沦为小偷的青年。

现实生活中，人们普遍存在着吃软不吃硬的心态。特别是性格刚烈、很有主见的人，你如果说“硬”话，比如以命令的口吻，对方不但会不理睬，还会产生抵触心理；你如果来“软”的，对方反倒会产生同情心，纵使自己为难，也会顺从你的请求。

恳求就属于“软”话的一种。有很多时候，你要想说服人，说软话要比说硬话效果好。然而，恳求并不是低三下四地哀求，而是一种“智斗”。

是一种心理手段。通过恳求的语言启发、开导、暗示对方并使对方按你的意思行事。

哲理是智慧的结晶，令人回味，启人思考。一个人的话语中是否含有哲理，标志着说话者的思想成熟程度。因此，在说服时运用哲理，使道理具有深刻的意蕴，有助于对方从心底里信服。

说服的哲理有四种类型。

1．警策型

话语出人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是警策型哲理的特点。例如，“有人活了一百岁时走向坟墓，但他生下来就已经死亡。”(卢梭)语中“活了一百岁”与“生下来就已经死亡”是矛盾的，它隐藏着深刻的思想，表明了生理的存在与精神死亡之间的辩证关系。

2．若愚型

这一类型的语言往往说出的是最平常的事情，而这些最平常的事情一经提示，却似乎是“点石成金”了，变成了耐人寻味的语言。例如，“光线最充足的地方，影子也特别黑。”(歌德)“一朵花做不成花圈。”(赫伯特)其意蕴相当深刻。

3．忠告型

长者的口气，明显的善意，少许的专断意味，是忠告型哲理的特点。

例如，“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远。”(拿破仑)是语重心长的话语。

4．总结型

这类语言的明显特征是归纳经验，作出一种可能性的描述。例如，“长久迟疑不决的人，常常找不到最好的答案。”(歌德)“财富往往像海水，你喝得越多，就越感到渴。”(叔本华)读后会让你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

说服对方，有时不能一蹴而就。因为对方的言行，也有其根据，而你未必能一下就知晓，所以，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对症下药、变换角度是十分必要的。

变换角度就是在说服对方的过程中，要注意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表达思想。当某一角度不奏效或不对路时，要及时更换角度，寻找新的突破口，把说服进行下去。

变换角度的最佳方式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考虑好阐述问题的不同角度。一旦对方表示拒绝，就变换新的角度；再拒绝就再变换，直至达到目的。

一青年来到一家公司求职：“请问你们这里需要秘书吗?”“不要。”

“要采购员吗?”“不要。”“要门卫吗?”“不要。”“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个啰。”他拿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本公司名额已满”。公司老板笑了，最后这个人被录用为销售经理。

当劝说受阻时，先暂时退让一下很有好处。退让态度可以显示出你对对方的尊重，从而赢得对方的好感，使其在心理上得到满足，这样再亮出你的观点来说服他们就容易多了。

以退为进的说服方法，在经济谈判中运用得较多，谈判时能否灵活、娴熟地运用“以退为进”的战术，直接关系到谈判的成败。

美国一家大航空公司要在纽约城建立一座航空站，想要求爱迪生电力公司能以低价优惠供应电力，但遇到婉言谢绝，该公司推托说是公共服务委员会不批准，他们爱莫能助，谈判陷入僵局。航空公司知道爱迪生公司自以为客户多，电力供不应求，对接纳航空公司这一新客户兴趣不浓，其实公共服务委员会并不完全左右电力公司的业务往来，说公共服务委员会不同意低价优惠供应航空公司电力，那只是托词。航空公司意识到，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索性不说了。同时放出风来，声称自己建发电厂更划得来。电力公司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改变了态度，主动请求公共服务委员会出面，从中说情，表示愿意给予这个新客户优惠价格。结果，不仅航空公司以优惠价格与电力公司达成协议，而且从此以后，大量用电的新客户，都享受到相同的优惠价。

在这次谈判中，起初，航空公司在谈判毫无结果的情况下，耍了一个花招，声称自己建厂，这就是“退”一步，并放出假信息，给电力公司施加压力，迫使电力公司改变态度压价供电。这样航空公司先退一步，后进两步，赢得了谈判的胜利。

说服对方，理是基础，但仅有理是不够的。常言道，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寻求共鸣，便可使你成为对方的“知己”，避免“话不投机”。

所谓共鸣，是对话双方思想感情上达到基本一致的体验。借助感情共鸣，可以消除对方的对立情绪，赢得对方的信任，营造融洽气氛，从而为你的说服铺平道路，使对方从心理上愿意接受你的劝说或主张。

寻求共鸣的技巧之一是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大干世界，芸芸众生，虽然个性千差万别，但总有共知、共爱、共有的话题。年龄上、地域上、经历上、兴趣爱好上，都可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这些话题，便是寻求共鸣的素材。

有一次，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到某市演出，市属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前去采访。不料，姜昆一一婉言谢绝，令记者们十分失望。这时，有位爱好相声的女记者却再次叩响了姜昆的房门，说：“姜昆同志，我是一个相声迷，我对你的演出有些意见……”姜昆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她。

女记者正是利用了她和对方对相声的爱好及共同兴趣做文章，使对方产生了共鸣，接受了她的采访。

说服他人，理是基础。但是，当理由已充分展开还不见效的时候，或者你自我感觉逻辑推论的力量单薄的时候，你不妨试试遵循古人的训言，请将不如激将。利用一定语言技巧，刺激对方，激发对方的某种情感，使对方的情绪波动或心态变化朝着你所期望的目标发展。

激将劝服的技巧之一，是正面激将，即用鼓励、信任的语言，使对方树立起自强、自信之心，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你的主张或决定从事你所期望的某种行动。

《人际交往的艺术和技巧》的作者赖斯·吉布林经历过一件事。一天，他来到某市他曾住过的旅馆住宿。当他穿过那些挤在办公桌前想住旅馆的人群时，办公桌后的一位职员抱歉地说：“哎呀，赖斯，你应该让我们知道你要来这儿。照目前这个样子，我恐怕不能帮你什么忙。”赖斯回答说：

“看起来我们的确碰上了难题。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城市中还有哪个旅馆职员能解决它的话，我相信，那就是你。我不需要再去寻找，因为，如果你也不能给我找个房间，我就准备睡到公园里去。”这一席话，刺激了对方，表明了对对方的极大信任。因而，那位旅馆职员说道：“好吧，让我想想办法。”这是对赖斯正面激将的“投桃报李”。那位职员最终帮赖斯找到了一个非正式的小房间。

无论是什么人，只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和愿望，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因此，在说理中，我们也应考虑到人的需要，借助对方的需要，进行说服工作。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理论认为，人们的需要尽管千差万别，但仍然存在着某些共同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是按层次分布的，依次逐级上升。当低一级的需要获得相对满足后，人们就会追求高一级的需要。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说得也是这个道理。

激发需要的技巧之一，是根据对方的心理特点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通过满足对方较高层次的需要来说服对方。

例如，张、王同为民办教师，后来，张嫌民办教师工作辛苦，待遇低而弃教从商，同时疏通关系，让其仅读过小学五年级的妻子代执教鞭。王担心张妻误人子弟，常帮她提高业务，但是，张知道后反指责王动机不纯。

王气愤不过，找到校长。校长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张某是什么样的人，老师们心里都清楚。君子不计小人过，你用不着与他一般见识。”校长的一席话，从尊重的需要上，肯定了王的行为，使王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因此，王听完话后怨恨全消，工作热情不减。

E. 小孩子问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倒卖外汇券会吃官司坐牢，如何回答比较妥当

那个年代倒卖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坐牢，因为那时“投机倒把罪”还没废除，市场经济还没流行起来

F. 中国的一国两币（外汇券）什么时候取消的有没实施过特区币值

外汇券好像是在80年代取消的。特区币值，香港和澳门吗？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货币。

G. 如果大国都实行金本位,小国可不可以采用复本位和银本位为什么

金本位制就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或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于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铸币平价（Mint Parity）来决定。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编辑本段]金本位制的形式
1、金币本位制(Gold Specie Standard)
这是金本位货币制度的最早形式，亦称为古典的或纯粹的金本位制，盛行于1880一1914年间。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黄金自由输出入是该货币制度的三大特点。在该制度下，各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货币的含金量，两国货币含金量的对比即为决定汇率基础的铸币平价。黄金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并在输出入过程形成铸币一物价流动机制，对汇率起到自动调节作用。这种制度下的汇率，因铸币平价的作用和受黄金输送点的限制，波动幅度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告终。
2、金块本位制(Gold Bullion Standard)
这是一种以金块办理国际结算的变相金本位制，亦称金条本位制。在该制度下，由国家储存金块，作为储备；流通中各种货币与黄金的兑换关系受到限制，不再实行自由兑换，但在需要时，可按规定的限制数量以纸币向本国中央银行无限制兑换金块。可见，这种货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附有限制条件的金本位制。
3、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
这是一种在金块本位制或金币本位制国家保持外汇，准许本国货币无限制地兑换外汇的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国内只流通银行券，银行券不能兑换黄金，只能兑换实行金块或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国际储备除黄金外，还有一定比重的外汇，外汇在国外才可兑换黄金，黄金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实行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要使其货币与另一实行金块或金币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率，通过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维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稳定。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两种货币制度在1970年代基本消失。[编辑本段]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征

黄金市场示意图 1、金币本位制
以一定量的黄金为货币单位铸造金币，作为本位币；
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熔化，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同时限制其它铸币的铸造和偿付能力；
辅币和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金币或等量黄金；
黄金可以自由出入国境；
以黄金为唯一准备金。
金币本位制消除了复本位制下存在的价格混乱和货币流通不稳的弊病，保证了流通中货币对本位币金属黄金不发生贬值，保证了世界市场的统一和外汇行市的相对稳定，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
2、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是在金本位制的稳定性因素受到破坏后出现的两种不健全的金本位制。这两种制度下，虽然都规定以黄金为货币本位，但只规定货币单位的含金量，而不铸造金币，实行银行券流通。所不同的是，在金块本位制下，银行券可按规定的含金量在国内兑换金块，但有数额和用途等方面的限制(如英国 1925年规定在1700英镑以上，法国1928年规定在215000法郎以上方可兑换)，黄金集中存储于本国政府。而在金汇兑本位制下，银行券在国内不兑换金块，只规定其与实行金本位制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先兑换外汇，再以外汇兑换黄金，并将准备金存于该国。[编辑本段]金本位制的实行历史
在历史上，自从英国于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而且是典型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随之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24-1928年，资本主义世界曾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先后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并有所发展。各国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是，由于金铸币流通的基础已经遭到削弱，不可能恢复典型的金本位制。当时除美国以外，其他大多数国家只能实行没有金币流通的金本位制，这就是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
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由于不具备金币本位制的一系列特点，因此，也称为不完全或残缺不全的金本位制。该制度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冲击下，也逐渐被各国放弃，都纷纷实行了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美国国内不流通金币，但允许其他国家政府以美元向其兑换黄金，美元是其他国家的主要储备资产。但其后受美元危机的影响，该制度也逐渐开始动摇，至1971年8月美国政府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先后两次将美元贬值后，这个残缺不全的金汇兑本位制也崩溃了。[编辑本段]金本位制崩溃的主要原因
金本位制通行了约100年，其崩溃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黄金生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商品生产增长的幅度，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需要，这就极大地削弱了金铸币流通的基础。
第二，黄金存量在各国的分配不平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国占有世界黄金存量的三分之二。黄金存量大部分为少数强国所掌握，必然导致金币的自由铸造和自由流通受到破坏，削弱其他国家金币流通的基础。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从而最终导致金本位制的崩溃。[编辑本段]金本位制崩溃的影响
金本位制度的崩溃，对国际金融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为各国普遍货币贬值、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是因为废除金本位制后，各国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扩军备战，会滥发不兑换的纸币，加速经常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使各国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而且加剧了各国出口贸易的萎缩及国际收支的恶化。
(2)导致汇价的剧烈波动，冲击着世界汇率制度。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大体上是一致的，货币之间的比价比较稳定，汇率制度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但各国流通纸币后，汇率的决定过程变得复杂了，国际收支状况和通货膨胀引起的供求变化，对汇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影响了汇率制度，影响了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编辑本段]金本位制主要包括内容
金本位制主要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种形态。金币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其基本特点是：金币可以自由铸造无限法偿；辅币和银行券可按其面值自由兑换为金币；黄金可以自由输出输入；货币发行准备为黄金。金币本位制是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小国的货币都是跟着大国走的，如果脱离大国，就会引起国内财政危机，所以不可以

H. 外汇券的曾经的特权

1993年12月30日一大清早，数十位外国驻华大使、大使夫人以及来华的外商们蜂拥进北京的一家免税店，焦急地把他们看到的货架上的一切东西尽量塞满他们的购物包。
这次疯狂的购物并非是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央行的一纸公告：12月2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尽管央行的通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现存的外汇券仍然可以暂时流通，但外汇券的拥有者们还是觉得越快花完手中的外汇券心里越踏实。
这家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免税店毗邻使馆区和许多外商办公的写字楼。在30日这一天，营业额比平时多了9倍。该店一名姓董的经理在当天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生意比圣诞节的时候都红火，看来我们元旦的假都不能放了”。
在跨国公司云集的国贸写字楼里也是一片混乱。许多当时在外企工作的中国雇员的工资都是以外汇券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他们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老板是否会弥补由于外汇券停止发行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虽然理论上讲，外汇券应该与人民币等值，但在黑市上，它们的价值比同样面值的人民币高出30%。
“我们都急死了”，一名在香港贸发局工作的中国员工告诉《中国日报》的记者。 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最终退出市场。在这15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人民币和外汇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粮油、肉、布等）还实行定量供应。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归侨的需要，中国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币流通的。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同时又使他们区别于国内居民，国务院于1980年4月1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外汇券换回硬通货或留着以备下次来华时使用。很多外国人当时都管外汇券叫“旅游货币”。
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值，与人民币等值，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景名胜画面，如三峡、长城、天坛等。
当时，外汇券是特权货币。正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Kenneth Starck在《画龙点睛》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Kenneth Starck于1986年来到中国，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教授英语新闻专业的写作课程。他对外汇券的使用深有体会，有了外汇券，人们在中国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
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等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人头马的洋酒、万宝路香烟、彩电、瑞士手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和丝绸等也能在友谊商店买到。
但渐渐地，拥有外汇券就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了。有一些大陆居民从他们的海外亲戚朋友那里能得到一些外汇券。一旦拥有外汇券，他们立刻成为他们的同事、邻居和朋友眼红的对象，因为外汇券就是出入友谊商店的特殊通行证。
外汇券的这种特权引起了很多担忧，甚至是外国人的担忧。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罗伯逊的来信，“我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的成就深为钦佩的人，现在向你们写这封信。最近我在中国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刚刚回到美国。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气勃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个现代化一定可以实现。但是我必须承认，对外国人的优待和对中国公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对非中国公民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凭这种外汇兑换券，外国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馆住宿，在特殊的餐馆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购买东西——所有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国公民。这种制度使人想起19世纪时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特权。此外，那些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这些特殊待遇会助长并加深优越感和自卑感。我强烈主张对此给予重新考虑”。
Starck教授在自己的书中将此双货币制度描写为“令人质疑的”和“有害的”。“外汇券贬低了官方货币的价值并鼓励了黑市交易”，他写道。
但是，大陆居民仍然试图用各种办法来获得外汇券。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或探亲，他们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甚至连学生们考托福的报名费也需要用美元来交。对外汇券和美元的强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汇者——俗称“黄牛”。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国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国主要旅游城市听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许是“换钱吗？换钱吗？”黄牛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陆居民对外汇券的渴望和外国人对人民币的需求中找到了商机。有了人民币，外国人就可以在任何商店和餐馆消费；而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差使倒汇成为利润丰厚的职业——尽管这是非法的。
1994年以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也是双轨的。一个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官方汇率，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另一个是企业外汇市场汇率，当时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只有大约20%的外汇交易是按官方汇率来进行的。1994年1月1日，这一双轨制度被废除。
但在双轨制废除以前，个人可以用外汇券按官方汇率换美元等硬通货。如果人们手里只有人民币，那么他们只能到黑市上换美元。通常，黑市的汇率比为企业服务的外汇市场价格还要高，常常是1美元约兑9元人民币。跟美元的黑市汇率相对应，当时外汇券的黑市价通常是130元人民币换100元外汇券。
黑市的交易常常是在阴暗的小巷里进行的，要不就是在自由市场的摊位后面。进行交易时，双方都会警觉地看看对方身后是不是有警察的身影。一旦交易完成，黄牛们迅速将外汇券换成硬通货再卖给急需美元的大陆居民，而外国人则拿着他们非法得来的人民币享受出入任何餐馆和商店的自由。
兴旺的黑市买卖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昆明等旅游城市都能看到各式黄牛的身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日夜守候在繁华的商业区或旅游宾馆附近，等待商机的到来。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外面也总能看到黄牛们拦住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有可能成为他们顾客的行人。“要外汇券吗？”他们常常会主动地问。
甚至在央行宣布1994年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后，黄牛党也没有销声匿迹。大陆居民仍然没有官方渠道去购买美元，而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高，于是黄牛们依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只不过他们的问题从“要外汇券吗？”改成了“要美元吗？”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逐渐放开个人购汇，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当年，外管局规定个人因私出境一次可购汇2000美元。2003年9月，这一额度提高到个人因私出境6个月以内为3000美元，6个月以上为5000美元。2005年8月，上述个人购汇额度分别被提升为5000美元和8000美元。
从2006年5月1日开始，中国实施了年度购汇管理制度。居民每年可购买2万美元外汇。这一额度在2007年2月1日提高到5万美元。
随着中国居民购汇额度的提高，一度红火的黄牛生意一蹶不振了，黄牛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来维持生活。 需要转型的却远远不止黄牛们，友谊商店和免税店同样面临着考验。这种特殊商店中有很多已经转为普通的百货店，尽管一些店还保留着友谊商店的名称。
位于朝阳区惠新东街的外汇商品大楼曾经是北京最大的一家专收外汇券的商店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用外汇券在这座大楼里购物是一件令人眼红的事情。在转型中，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然而，外汇券却成了某些人的新宠——这一次是在收藏品市场上。
在北京的邮币市场上，一整套7个面值的外汇券售价可达1万元。在厦门，一张背面是天坛图案的5角面值外汇券能卖到9元，而背面是长城图案、面值为100元的外汇券则标价1000元。
专家认为，由于大部分外汇券都被中国银行回收了，现存于居民手中的外汇券数量非常有限，外汇券作为收藏品还存在巨大的升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