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浅析高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的消极影响（论文）的分析部分该怎么做啊
(一)国内原因
1、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
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过去25年来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外资优惠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国际收支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确定的方针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1.57亿美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都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长期以来比较看重外汇储备的功能，认为我国外储备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动用。在外汇政策上表现为实行强制性结售汇制。同时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资金流人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导致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和FDI流人的不断增加。具体政策如下：
(1)1979-1987年，国家对外贸企业经营统负盈亏，以财政补贴支持外贸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效率低下，为了配合引进外资政策，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出口，政府对外贸企业实施了出口卒 贴政策。
(2)1988-1993年，补贴政策与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务院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当时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实施承包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中央财政对外贸的补贴。
(3)1994至今，国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人世后，国家对外贸的支持逐渐由直接与间接的财政补贴，转向与国际规则接轨，逐渐以关税、税收、利率等手段来调节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
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扩大对外贸易主体；对外商投资实行许多包括税收减免，免税进口以及其他优惠在内的优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发展。我国从1985年4月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不过从2007年7月份开始，该政策逐渐减弱。继7月1日出口退税新政实施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8月23日联手推行《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公告44号，共计2247个海关商品编码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同时要求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
2、经济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
2007年10月19日，吴晓灵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在过去20多年里，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持下，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了9%。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结构调整步伐经常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在近些年里，国内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工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之后，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过剩。生产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法满足多种类、多层次的需要，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并进一步造成就业困难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
同时我们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价值少、地区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都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和内部平衡的实现。经过多次利率调整而我国的居民储蓄仍然很高。一国储蓄多，而有效投资和消费相对较少，其结果只能是过剩储蓄转移到境外，必然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使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投资率由2001年36.5% 增长到2006年42.7% ，同期，消费率则由61.4%下降至50%。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 ，投资率为21%。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 ，投资率为23%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 ，投资率为26% ；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投资率为20%。可见，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则低10多个百分点，而且，消费率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 、50.1%和一0.1%变为2006年的38.9%、40.7% 和20.4% ，可以看出，投资和净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
此外，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增长速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明显快于非贸易品部门，成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扩大的基础。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但相对于贸易品部门而言，我国非贸易品部门生产效率提高较慢，开放程度较低，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也就成为抑制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3、国内汇率制度缺乏充分弹性。
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阻碍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人民币汇率遭遇了强烈的贬值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被迫偏离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设计初衷，逐渐变相成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国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外汇管制较严，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制度仍是缺乏弹性的(如表1)。
而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非弹性汇率制的存在，因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经常收支顺差(逆差)必然等于金融、资本收支逆差(顺差)，外汇储备原则上不发生变化。但在非弹性汇率制下，为维护某一基本不变的汇率水平，政府必须买人超过需求的外汇供给，否则外汇汇率要下跌，本币汇率要上升，其结果贸易顺差和资本流人就转化为外汇储备。当前中国面临热钱的涌人，必须加强对热钱的监督，稳定市场预期，实现有序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热钱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汇率机制的相对不灵活。”于是，在不灵活的汇率机制下，“预期升值一本币升值一进一步预期升值一本币继续升值”会形成一个恶性本币升值周期。因此，要改变或者说有序化热钱的流动，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实施合理的外汇管理制度。
(二)国际原因
1、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
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是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纷纷将纺织制衣、塑料玩具以及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进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9% ，但是一般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7% ，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而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9.5% ，加工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4.8% 分别上升到56.9% ，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年中国的总出口是7620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77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将近1900亿美元。
大量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以至目前处于高额状态。李扬先生说：从总体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很大，但是，从结构上看，中国只是对两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欧盟)顺差，而对其他国家都是逆差。中美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而且正在进行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2、人民币升值预期因素。
近些年来，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钉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些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在不断扩大，从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价走势，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为调节机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正不断释放着它的弹性。两年中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了10%.
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民币投机狂潮。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又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的热钱流入了资本市场，造成了现在的股市泡沫。同时由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都是向内流动，而境内的投资者本该对自己的资产组合进行多元化投资，可以把资本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国内股市的回报预期的提高，加上投资境外的限制，国内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资目标，这也就加剧了国内资产泡沫的形成。l8 多年来，我国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转移收入明显增多。
3、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
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狭隘的国际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无序流动等三个方面。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狭隘的金融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无序性的主要表现，也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持续动荡的根源。
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事实上无人可以救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到2007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4万亿美元。如果说这种格局可能会造成某种资源不合理配置问题的话，那么其根源正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
B. 有谁能帮我给论文取个名字啊 急啊 论文内容是货币政策之外汇政策之外汇管制 重点是外汇管制
上楼的看楼主给出你们信息了：“论文内容是货币政策之外汇政策之外汇管制 重点是外汇管制”
楼主我其实不是内行，不过我给一定量的信息你，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外汇管制：即避免该国货币供给额的过度膨胀，或外汇准备的枯竭，而对於外汇之持有，对外贸易或资金流动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干预。
C. 求中国离岸金融市场 风险控制论文
我国离岸金融发展与监管问题研究
沈光朗 王吉树 发表于：《深圳金融》2005年第7期
近年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离岸商业运作”，同时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离岸金融市场也已在深圳和上海悄然兴起。如何正确地认识离岸商业活动和离岸金融业务，并选择适用的模式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其成为积极的生产力，是我们当前需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经过16年的“试点”与发展，一个初具规模的离岸金融市场已在中国形成。
1989年5月，招商银行获准在深圳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中国离岸金融服务之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开始发育。1998年底，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暂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文批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全面恢复离岸业务，同时允许总行设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离岸金融市场在上海起步。尽管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经营离岸业务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求，但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而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以2004年6月30日的数据为例，四家持牌银行离岸业务的经营状况见表一。
表一 四家持牌银行离岸业务主要经营指标一览表
截止2004年6月30日 （单位：万美元）
项目 招商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 浦东发展银行 交通银行
存款余额 38,426 29,996 33,458 19,071
贷款余额 7,352 5,756 10,425 7,150
不良贷款余额 37,511 1,951 0 0
利润 305 147 50 55
结算量 368,298 122,150 91,068 51,041
数据来源：《离岸中资同业共享数据统计表2004-6》
确切地说，上述四家银行是目前国内离岸银行业务的“全面持牌中资银行”。因为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总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业务，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它们的总体业务规模大约在15亿美元。除中资银行外，在中国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的在华分支机构和一些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的国内分行大多数是以所谓“全球服务”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和名义，通过其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保守估计，如果上述存款中有1/4来源于非居民，就是23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离岸存款，中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就达到60亿美元。这已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我们尤其是监督部门的重视。
二、离岸商业运作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客观存在，它对中国经济正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离岸金融的概念产生于离岸商业运作。后者指非居民主要是国际商业公司（IBC），在注册地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和贸易活动，取得商业利润。IBC公司注册简单、税费低廉，且能回避运作地政府和法律的监管，因此成为许多大公司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广泛使用的商业及投资工具。逃避监管和经营上的便利及低成本运作决定了离岸商业活动存在的必然性，有市场需要就有它存在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离岸现象”的态度应该是首先承认其客观性，积极面对，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参与这种国际上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商业和金融活动，并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
近20年来，中国大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 “磁铁石”效应，吸引着全球的离岸公司从事和中国有关的贸易。日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1.15万亿美元）和世界第一大FDI接受国（2004年中国吸引FDI总额超500亿美元）。统计数据显示，在上述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HK、BVI、CAYMAN等“离岸岛”，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IBC必将成为最佳的运作工具。可见离岸概念以不可逆转的势头进入我们的经济生活，而且中国大陆的离岸商业活动会继续蓬勃发展，并对中国的经济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已不能回避这客观存在，只能认真研究它、因势利导，规避其不利影响，化外部有利条件为内部发展动力，使其为我们的经济建设服务。
三、以我国大陆为中心的离岸金融资源是我国必争的国家战略资源，我们必须要培育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
离岸金融活动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离岸金融的发展，它们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离岸金融资源。
目前金融资源已成为被各国竞争的国际战略资源。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国际金融资源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低成本的国际游资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游离在境外的离岸金融资源。以中国大陆为实际投资目的地的离岸商业活动就属于能而且应被我国利用的重要国际战略资源。
在中国大陆运作的国际离岸商业机构在选择金融服务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二是中国的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当局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运作并在中国取得巨大商业利益。
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将吸引到大陆的境外资金和游离在境外的国内资金纳入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提供与国际金融市场同质的服务，可以使我们也有机会利用国际上低成本的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培育一个公平竞争的、健康的离岸金融市场，进而构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应该是监管当局的一个战略选择，不能因为存在风险等负面因素而忽视该类资源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显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熟悉和掌握离岸金融市场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并顺应有关国际惯例是我们对离岸金融业务进行有效监管的原则和出发点。
从欧洲货币市场形成至今，离岸金融市场已走过了半个世纪，其间世界上各主要离岸金融市场逐渐分化，并形成四种监管模式，其各自特点详见表二。
表二 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监管模式
模式 典型市场 特点
内外一体型 伦敦、香港 不设单独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并账运作，资金出入无限制，居民和非居民平等。
内外分离型 美国的IBF
日本的JOM
离岸业务只能在专门账户（IBF）中进行，离岸交易与在岸交易分开，严禁离岸在岸资金渗透。
避税型 开曼、巴哈马百慕大、BVI 薄记型（Paper company，Shell branch）英美法系，税赋低，基本无管制。
渗透型 雅加达、曼谷
新加坡的ACU 三种情况：OUT→IN型、IN→OUT型、IN＝OUT型。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哪种模式更适合“今日中国”。
先看看“内外一体型”，其特点告诉我们该种监管模式对监管能力和市场成熟度要求非常之高，在这种模式下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没有明显区分，资金可以自由往来，实质上就是本国货币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对仍实行外汇管制、资本项下开放尚时间表的中国显然不合适。
再来看“内外分离型”即“隔离型”模式，该种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禁止离岸与在岸资金自由往来，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目前，我国对离岸银行业务试点采用的就是这种监管模式－－“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隔离型”监管是否有效？这种分切式的简单管理是否意味着整体经济巨大机会成本的丧失？是否还要继续这种监管模式？
有一点我们得承认，在离岸银行业务开办的初期，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央行进行保守的隔离型监管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无知者无畏”可能带来的风险，对新生事物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但随着离岸业务的不断发展，这种“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能动作用已受到置疑。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在运用上存在着成本和收益的差异，隔离策略的效果就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因为市场上的资金跟水一样，需要“吸蛀管”式的平衡流动，不同领域资金的相互渗透是一种自然的需要，它是永恒的和绝对的。商务部有关课题（梅新育. 2004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大约300?500亿美元的巨额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仍然是我国外汇管理当局的重要任务。资本外逃就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栖身。反过来看，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本质决定其不受任何条件的制约，只要中国大陆市场资金的价格能满足资本跨境流动和投资收益对资本转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巨额资本就可能被吸引回中国市场。最近因人民币升值预期，大量外逃资本又“潜逃”回国的现象就说明在实行外汇管制的中国，对离岸业务进行隔离型监管是有限的，或者说是部分失效的。
Mundell－Fleming模型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实质上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盯住汇率（Pegging）。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执行的是一种固定汇率，所以在人民币政策独立性不容怀疑、执行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资本的跨境流动在理论上不可避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隔离型监管对外汇管制国家的不现实性，也进一步要求在离岸业务的管理问题上，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走松紧结合、“适度渗透”的路子。大禹治水，最终是“百堵不如疏”，在资本管制上亦然。即使在不久的将来人民币真正实现了“弹性浮动”，资本管制的放松也是大势所趋。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外投资审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削弱了中国企业在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竞争力。在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短期资本不断涌入的形势下，严格管制短期资本流入、放松资本流出应成为当前外汇管制的政策方向。
新加坡的“ACU”账户的例子可以给我们点启示：在吸引短期和中长期国际资本以国内需求为主时，可以适当放开“OUT→IN”的账户交易，让国际离岸资本在规模、时间、投资期限和投资领域等方面纳入监管范围；在国内资本以走出去需求为主时，放开“IN→OUT”交易，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促进国际投资便利化。
理论分析和国外经验都告诉我们，在现阶段采取“适度渗透”的监管模式，对离岸业务采用“科学调控、严格监管、分步放松”的监管，是监管当局需要考虑的事情。笔者认为，“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方法是当前管理离岸国际资本真正有效的，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管理模式。
五、中国离岸金融的监管模式选择：应考虑从“严格分离型”向“适度渗透型”模式的转变。
中国的离岸金融业务本身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化是其本质和特征。而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自有惯例地运作，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起源、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
一是逃避监管。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因此，试图将离岸业务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了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是徒劳的和不切实际的。
二是经营自由化。离岸金融市场是自由得“相当充分”的市场，国际上没有统一的监管主体和监管规则，其运作完全遵从自由的市场规则，没有市场限制与市场准入，没有信贷利率管制，没有外汇管制，基本没有税收管制。其在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都拥有绝对自由的创新能力，只要你能在离岸市场上找到金融需要者，你就可以随时创新出任何金融供给。比如离岸银团贷款市场，一个Syndicated 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额是可以自由确定的，利率是自由协商的，甚至其贷款方式、风险保障、资金运用、还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议的，而且从头到尾包括安排、分销和转让都有约定俗成的规范。离岸金融市场是金融自由主义的最大试验地和样板间。
我们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必须要充分研究离岸金融市场的上述特点和规律，突破在岸思维，确定行之有效的管制措施，而非僵化、死板的审批、审查制度。
六、对当前经济形势下离岸金融监管重点的几点建议。
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国际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大陆离岸商业和金融领域的问题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国内现有资本项目控制及人民币外汇管制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对离岸金融业务的监管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机构市场准入管理和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首先要将所有正在从事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还是合资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只要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该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许可的机构应勒令其停止超范围经营；其次疏理政策，对中、外资离岸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树立“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的监管理念。在对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方面，应注意以下几点：
1、资本充足率应成为监管核心。这是离岸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最终防线，也是监管的综合指标。建议在法人资本统一监管的前提下，核定离岸业务的授权资本，并以此衡量离岸业务的规模和质量控制范围。
2、资金的流动性是监管重点。目前的离岸业务已体现出批发性即“大进大出”的特点，因此对离岸银行流动性指标的监控是保证离岸银行日常正常运作的需要。
3、加强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在要求历史形成的离岸不良资产逐年下降的同时，应严格要求离岸银行控制新增资产的不良率。监管部门不能因为离岸资产不良率高而对离岸业务领域和业务品种进行限制，应在接受国际惯例化和业务自由化理念的基础上，对离岸资产实行审慎的监管。
4、严把监督检查关。在加强现场监管的同时，重视非现场监管，指导商业银行建立健全离岸业务内控制度，促使商业银行提高尽职能力和水平。
（二）外汇监管重点应放在对居民外汇管制政策的有效执行方面，不能将监管范围扩大到境外非居民。资本项目为当前外汇监管重点，同时应防止混杂在经常项目下的资本的非法流动。为此，一是要严格监控国际离岸短期资本的流入，主要监控好居民收汇账户及其用途的审查；二是管理好资本流出，既要打击非法逃汇、套汇，同时也要鼓励居民合理的对外投资的资本支出；三是严把业务政策关，对离岸资产跨境流动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链上的相关政策要因势、因时调控，将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风险拒之门外。如近期应重点关注国际离岸资金流入国内货币市场冲击人民币汇率，流入房地产市场冲击房地产价格。
（三）税收监管重点为居民对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离岸公司享受注册地的相关税收优惠，这不是我国税法所能管理和调控的范围，所以税收监管的重点应该放在在岸公司与离岸公司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上。除了审查离岸、在岸交易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外，应重点监管交易价格，防止用“高进、低出”转移定价的方式进行逃税。同时应在向国际税收惯例靠拢的基础上改革税制，建立我国的“价格事先预约机制”（APA），并建立税收征管的国际磋商机制。
（四）加强国际惯例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将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立法。监管人员和离岸从业人员都应掌握境外相关法律知识，适当引入境外专业律师等中介机构，将法律审查手续外包。将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制度是长期的过程，也是必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D. 论文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现状与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怎么写啊想不出来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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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E. 求一篇金融学论文 字数要多 内容要新颖 怕雷同了
金融发展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银行或货币管理当局对各种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经营流程和市场退出按照法律和货币政策实施严格管理，通过行政手段严格控制各金融机构设置和其资金运营的方式、方向、结构及空间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银行等金融企业谨慎运作，控制经营风险，确保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清偿力，能促进银行体系的稳健发展和市场竞争机制良好运作，在银行业的稳定和效率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当出现金融风波，甚至金融危机时，可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保持银行业等金融企业的稳定。
但随着金融国际化，自由化和国际金融电子化技术迅速发展和金融创新，金融抑制难度不断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领域造成 “非市场性风险”，其具体表现为：1、扭曲了金融资源的价格，造成虚假供求关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实际利率（存、贷款利率）被压得过低，不能真实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其表现为政府对公营部门强制性低息信贷以及外汇市场的外汇管制等。对银行体系规定过高的准备金率和流动性比率也是价格扭曲的一种形式2、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损伤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为的力量替代市场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项管理费用，间接成本是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同时，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所垄断，缺乏竞争，金融效率低下。3、导致市场分割。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金融抑制经济中金融体系的“二元”状态：一方是遍布全国的国有银行和拥有现代化管理与技术的外国银行的分支网络，组成了一个有限的，但却是有组织的金融市场；另一方则是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非正式金融组织，如钱庄、地下金融市场等。其次表现为与“二元”体系相关或不相关的资金流向的“二元”状态：有组织的金融机构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贷利率，将资金贷给公营部门及少数大企业，而大量小企业及住户则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只能以较高的利率从非正式金融机构获得所需的贷款。另外，金融抑制还导致政府不适当的资金投向干预而累积大量的金融风险。
可见，金融抑制是“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或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张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场机制，其结果自然难免导致金融体系整体功能的滞后甚至丧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内在缺陷性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与资本》一书，其同事爱德华•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两人都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首次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症结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以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体制，即实现金融深化，开创了金融深化理论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论主要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对利率和信贷实行管制等提出批评，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战略，以金融自由化为目标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开放金融市场，实现金融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以及货币价格(利率)市场化，使利率真实反映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变化，由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金的供求变化和流向，刺激社会储蓄总供给水平的提高，从而便利资本的筹集和流动，有效地解决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促进资本形成，带动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它既弥补一般货币理论忽略发展中国家货币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传统发展理论忽略货币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而为发展中国家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推行货币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推广，同时也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过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金融深化暗含这样一个假设：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开的，并存在一个竞争完全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且市场中的主体是理性的。但现实经济使得金融深化理论假设存在着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实的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贵的信息搜寻成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面临两大约束，一是利率限制导致的利率约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的信息约束。金融深化理论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由于信息约束，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导致金融体系动荡。2、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对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约。金融市场的落后是政府过度管制的原因，而过度管制又导致金融市场的更加落后。忽视市场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会带来市场混乱。金融深化理论主要研究和强调的是后者，忽视前者对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过程的制约。超越或滞后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自由化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混乱和不稳定。3、金融深化使得国际流动资本对开放资本项目国家货币的投机更加容易，使小国经济或落后经济容易出现经常性的波动，它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动所侵蚀，这些国家为了经济的稳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官职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很不适应。金融深化理论表面上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的政策主张应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但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以私有制基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实际上适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深化理论的政策主张和目标对于小国或经济落后国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
三、 金融约束及其政策取向
进入9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成就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应用到政府行为的分析中。但很多经济学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领域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并且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本人认为它对我国制定金融政策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金融约束是一种选择性政策干预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刺激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发展，并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是稳定的宏观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最关键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
租金创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来达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贷和政府直接干预等创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银行和企业获得了超过竞争性市场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这就可以说政府为它们创造了租金。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
金融约束的政策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政府应控制存贷款利率。即将存款利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证实际存款利率为正值），减低银行成本，创造增加其“特许权价值”的租金机会，减少银行的道德风险，激励其长期经营。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适度，则金融约束是有好处的；如果控制力度过大，资源配置将受到扭曲，金融约束将会蜕变为金融抑制。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2、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政策。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进入，而是指新的进入者不能侵占市场先入者的租金机会，如果没有市场准入的限制政策，银行数目的增加将使资金市场竞争加剧，租金下降，激烈的无序金融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还可以导致银行倒闭，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为保护这种租金不至于消散，一个重要的保护手段就是限制进入者的进入，以维持一个暂时的垄断性存款市场，对现有存款市场的少数进入者进行专属保护。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重要的外部效应。
3、 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金融约束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非正式银行部门的制度结构薄弱，存款若从正式银行竞争流向非正式银行部门会减低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资金若由居民部门移向国外，则会减少国内资金的供应，扩大国内资金的缺口，对国内经济尤为不利。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压抑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四、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体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体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为与市场行为并存，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政府管制逐渐放松，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从上面对有关金融理论的初步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考虑：
1、确定金融深化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论与实际金融有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亦存在其内在缺陷性，但这并不构成金融深化的客观需要，尽管自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及欧美的一部分学者对金融深化产生了怀疑，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和各国金融发展的明显差异使得金融深化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全球性的金融混乱和不和谐。但我们应该认识到：（1）从自由化的进程来看，在政府对贸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经济和各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保持了经济的增长，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价。（2）东南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是危机各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不适当的金融深化措施导致的。实施金融深化的国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或放开不管，过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协调的金融因素，忽视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须具备的内在制度刚性要求。比如，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必须先有或者同步进行金融体系市场化或完善化，这是金融深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们应客观的对待金融深化理论与实践，绝不能因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推行金融深化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就认为金融深化与金融危机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实践证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实践会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还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金融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了过于激进、超前的金融深化战略。我国在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时，不能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简单的理解为完全取消政府干预的金融自由化，应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关注市场的落后对放松管制的制约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渐进性、层次性和持续性，“金融深化是伴随着整体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渐进过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和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做出合理的时序选择和安排，分阶段和有计划地进行。”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要结合本国金融改革的现实条件和制度风险，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步建立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金融体系。
2、金融约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虑到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中累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应客观的评价和估计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带来的长期性风险，本着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与金融深化相结合的改革方略是显示可行的。
除了解决政府需不需干预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问题，我国还需要解决如何把握干预力度，避免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当干预才是造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在危机中资产价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机构破产，从而暴露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破坏作用；而金融中介机构的借贷活动与资产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经济动力关系，政府对金融中介机构或明或暗提供的债务担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根本原因。金融约束论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抓住了解决经济金融问题的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决策者掌握信息，或让有信息能力的行为人成为决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拥有的信息能力，为金融中介机构创造持久有效经营的激励机制。当然政府的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担保和保护，而是促进金融体系市场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积极促进信息的传播，增加市场上可供信息的公开化，并充分发挥掌握内部信息的金融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优势，而非越俎代庖，过多干预，避免金融约束政策蜕变为纯粹的金融干预政策，严格的金融约束政策与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须臾。“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方向的迈进而进行调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静态的政策权衡，与此相关的问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合理顺序。”
在金融约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亲善市场论”强调的政府只能促进市场建设，不应干预金融经济；也不是“国家推动发展论”所要求的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必须始终强力干预金融经济；而应是“市场增进论”的观点，即政府的职能是促进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发挥政府进行选择性控制的补充性功能，避免产生不利于社会大众的道德危害，使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稳步实现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国进行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也必须要协调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货币化”趋势有所增强，货币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强度与日增强，广义货币（M2）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说明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质的变化。货币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逐步加大。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本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本国经济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这说明开放经济中，货币金融政策一经济发展有相当强的关联。因此，在充分考虑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的基础上，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相协调的货币金融政策，避免金融业脱离经济发展的需要而独自繁衍。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谈儒勇：《金融发展理论与中国金融发展》[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4] 郑泽华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与中国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5] 王松奇： 《金融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
[6] 陈柳钦：《风险之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启示》[J]，《科学决策》，2001年第9期。
[7] 帅勇：《金融深化的第三条道路：金融约束》[J]，《经济评论》，2001年第5期。
F. 很急~~~~~ 关于商业银行的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银行业在五年之后将要全面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尽快制定21世纪的现代发展战略，善于抓住机遇，勇于迎接挑战，奋力加快发展，努力把国有商业银行建成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笔者认为，21世纪国有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战略应包括下述"十化"的内容。
一、产权股份化
21世纪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会逐渐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改革，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真正的商业银行不是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工具，而是在合法经营基础上追求利润的金融企业；然而目前的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着繁重的政策性任务。真正商业银行是责任有限的股份公司，而不是特殊类型的政府独资企业；独资企业不可能真正做到政企职能分开。中国加入WTO之后，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转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其根本出路在于实行股份化改造。鉴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尚不健全，为了保持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履行必须采取国家资本控制的形式。国家资本可以采取二种不同的控股形式：l、绝对控股，国有股占整个商业银行股本的50％以上。2、相对控股，国有股在整个商业银行总股本中虽然不足50％，由于股权分散，国有股仍然处于控股地位。股份化改造之后的商业银行必须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行长（总经理）之间相互制衡的职责。董事会的职责是制定银行的目标和政策，挑选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设立各种委员会或附属机构，监督银行业务经营活动等。监事会的职责是代表股东大会对银行全部经营管理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行长（总经理）的职责是执行董事会的决定，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协调银行的业务经营活动。
二、员工知识化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商业银行的员工必须是知识化的员工。当前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队伍的素质与商业银行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必须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本"的观念，将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励人才的机制，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继续实施"百千万人才工程"，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懂国内业务、又懂国际业务，具有丰富知识、决策能力、指挥能力、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中级、高级管理人才。
必须切实抓好员工教育包括素质教育、技能教育和终生教育，改进教育方式，坚持多层次和多样性的原则，脱产与不脱产相结合，定向与定量相结合，短期与长期相结合，注重实效。鼓励员工尤其是中高级管理人员获得多个专业证书和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鼓励员工在实践中提高技能、创造经验。
三、市场营销特色化
21世纪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是特色营销，商业银行必须根据其内部条件和外部因素慎重选择市场营销战略。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和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国有商业银行应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实施特色化营销战略。第一、发展模式特色化，选择与其它商业银行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海外实施进攻性战略，通过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服务多样化、增设分支机构、拓展营销网络、收购或兼并当地机构等措施，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实施合理化战略，通过调整分支机构、营业机构布局，按经济区划设置分行，收缩甚至撤销业务量小、经营亏损、无发展前景的分支机构；扩充业务量大、经营效益好、有发展前景的分支机构；压缩管理费用，以成本优势来保持国有商业银行在市场上的地位与形象。第二、发展重点特色化，市场竞争目标由总体市场占有率转变为细分市场的市场占有率。第三、市场营销组合差异化，尽量提供有差别的
四、管理信息化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商业银行必须高效地处理和利用信息。（1）建立和健全科学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包括柜台业务处理与自动服务系统、跨行业务与清算系统、金融信息与决策支持系统，保证各项决策和业务活动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支持基础上。（2）以加快信息高速处理为重点，对内部组织机构进行重组，减少管理层次，实行网络化管理，使组织机构更加精简和专业化，调动更加灵活；有效地解决银行内部信息交换瓶颈，提供信息处理效率。（3）加强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业务创新，加大在产品服务及应用方面创新的力度，并对传统产品的形式、内容赋予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拓展其表现空间。（4）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及时向客户发布有关政策、利率、汇率的变化、新服务等信息。（5）领导方法科学化，注重银行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相互平衡关系，改善员工的政治、经济待遇；加强内部沟通，经常向员工征求合理化建设。
五、经营国际化
21世纪的商业银行是国际化的银行，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勇敢地迈向国际金融市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除外）的国际业务刚刚起步，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当的方式和策略在适当的地区设立海外机构进行跨国经营。利用人民币业务优势，发挥本外币业务联动效应，积极吸引外资银行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同业往来账户，有选择地与外资银行开展银团贷款或联合贷款，力求成为代理行。在地区战略上，做到四个倾斜：（l）向国际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等城市倾斜；（2）向业务往来量大的国家和地区倾斜；（3）向周边贸易国家、世界贸易中心倾斜；（4）向华侨聚居的地区倾斜。亚太地区、欧共体、北美地区、拉美的巴拿马、开曼群岛以及中东的巴林等地可以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业务国际化经营的重点区域；而尚处于经济调整阶段的独联体和东欧市场中的大多数国家，虽然对外汇管制较少，但是风险较大，进入这些地区应持谨慎态度。
六、内控法制化
21世纪的商业银行是法治化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必须按照《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健全内控机制。内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l）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权限的分离和决策程序）；（2）会计规则（对账，控制单，定期试算等）；（3）"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4）对资产和投资的实物控制。这些原则概括地描述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点，其具体内容如下：（一）建立组织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二）监控环节。（三）职责分离原则。（四）授权有限原则。（五）银行档案。（六）安全保卫措施。（七）会计销账。
国有商业银行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坚持稳健的经营方针，健全组织结构。第二、实行合理的职责分离。第三、实行严格的授权与审批制度。第四、健全独立的规范的会计核算体制。第五、完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实行利率敏感性管理。第六、建立内部风险评估和监测制度。第七、健全有效的内部稽核制度。
七、业绩评价效益化
21世纪的商业银行应是经营效益良好的商业银行。经营效益好坏、风险高低是衡量商业银行经营业绩的最重要的标准。外部对商业银行的评价最重要的指标有两项：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收益率。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内部业绩评价体系，弱化对增加存款的刚性考核，建立以营运资本收益率为核心的业绩评价体系，着重考核四大目标：营运资本收益率、资产质量（不良贷款率）、流动性和内控制度。考核营运资本收益率不仅要考核账面利润，而且要核查应收利息、应付利息、呆账准备金和坏账准备金的提取与核算是否合规。考核资产质量不仅要考核不良贷款率，而且要着重考核呆滞贷款。
G. 求金融学的社会实践（毕业论文是人民币汇率趋势），不会写啊，跪求~~
自主性交易不平和那就会产生顺差或者逆差喽~一般就是定向购买某些产品，比如我们买美国大豆，买波音飞机，买国债这些。
中国的汇率机制是由央行确定的，通过人为制定兑换价和外汇管制来控制汇率。因为资本项目不可随意进出，所以国外资金无法通过市场化行为影响我们的汇率。当然，这是某种程度上讲，热钱还是能够进来的
另外,站长团上有产品团购,便宜有保证
H. 08美国金融危机 中国和平崛起 800字论文
美国早在是英国殖民地时就对教育非常重视，到1775年，英属13个殖民地人口不过260万，但已仿效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创办了哈佛、耶鲁等9所学院，教育环境甚至都强过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相当发达。北部几个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为代表，特别重视普及教育，当局曾于1647年发布法令，规定市镇中只要有50户居民就应设立一所小学，于是市镇学校在北部兴起。这种由地方当局办理、干预教育的做法，超过了其宗主国--英国的教会办学的方针，一举奠定国民素质的优势！
在这个世界，凡是受过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美国的《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当我们热血沸腾地听着这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声音的时候，请不要忘了美国还有一个伟大之处，那就是《宪法》所标榜的以教育培养国家公民。为了普及教育，他们先是采用了英国的兰卡斯特导生制。1818年兰卡斯特本人还应邀到美国宣讲导生制。英国式的教育不能满足这个新国家对教育的要求。1843年，贺拉斯• 曼(Horace Mann,当时任麻省教育厅长)考察德国，才引进了当时普鲁士的教学制度，同时大力宣传卢梭、裴斯塔洛齐等欧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国各地的小学遂开始采用西欧最先进的教学制度。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迈得更快，这期间新成立的大专院校就有二百余所! 它一面学习当时欧洲重视学术的样板——柏林大学，于1876年创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大学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学术研究；一面根据国会于1861年、1890年所通过的二个《摩雷尔法》，由国会拨地、拨款资助各州大办农(业)工(艺)学院，很快培养出大批适合工农业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当今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由此而来。工农学院初办时，由于众多贫苦学生求学其中，曾被讥为"牧牛娃学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事实证明，穷人的对财富的渴望远远高过富人子弟！这就为美国造就了一批敢于冒险和创新的高知识人才，当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的欲火被点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啸，那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
南北战争以后，公立中学本来是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两方面要求的4年制综合中学，由于此时学生逐年猛增，准备升学者日少而准备就业的日众，所以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公立中学逐渐以职业准备为主要职责，课程随之发生变化，加强自然科学和实用科目，这是美国中学的显著特点。不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学院创办了工业中学，1888年明尼苏达州首创农业中学，此后各种职业中学不断大量涌现。欧洲人由于世俗观念而不喜欢职业中学，以"生来平等"为信念的美国人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职业中学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家莱特兄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据统计，1870-1940年，美国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学生则增加了90倍。当时的口号是："中等教育为所有适龄青年敞开大门"，到1918年时美国高中已发展到2万多所，而12亿人口大国的中国到1998年才有1万多一点的高中。由此可见，美国的高效率、高技术、高产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进的教育。今天，美国基础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础上几经改进，教育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各州都将40%的税收用于教育。上世纪80年代垄断着大约70%左右的专利发明，70%以上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奥运会奖牌总数第一。
“2061计划"是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联合美国科学院、联邦教育部等12个机构于1985年启动的一项面向21世纪、致力于科学知识普及的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它代表着美国基础教育课程和教学改革的趋势。为此计划，美国动员了800多位科学家、企业家、大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与了这项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们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纪新的美国人。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大国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国与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就是国民素质的较量，是人才的较量。不客气地说，中国由于难以接受别人的教育思想，国民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的相比都不是一个等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结论是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国庆祝独立100周年的时候，在费城举办国际博览会，有37个国家参展，当时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览团。在这次博览会上，英国展出最新的蒸汽机车，美国展出大功率电动机和发电机，德国展出加工枪炮的精密机床，中国展出的是纯银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脚绣花鞋。
这是就是时代的差距！
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才有资格谈论谁是第一！
I. 请分析如何权衡外汇管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请分析如何权衡外汇管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怎样挽治，这都是应该是，嗯，人家管理部门的事情我不了解也无法平衡，嗯嗯评价这些。
J. 试分析日本的外汇管制办法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放开经常项目的管制之后,正式成为IMF第8条成员国。但是之后我国对于资本项目的管制仍然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2007年IMF通过的新决议,提出各成员方应避免采取引起外部失衡的汇率政策,而判断外部是否失衡一个重要指标是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是否长期处于顺差或逆差状态。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看,中国长期存在顺差。这种顺差其实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状况。 对于我国外汇制度的改革,在我国和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很多的争论。我国是否该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权国家的外汇管制是否仍有存在的空间?存在的自由度有多大?如何协调外汇管制与IMF的规定之间的关系?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究竟存在哪些自身应当不断完善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步骤进行改革?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本篇论文通过研究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变迁,分析总结了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如个人外汇管理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制度的缺陷以及现有外汇管理法规体系的缺陷等,并在研究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其经验,以期寻找能为我国所借鉴之处。同时,笔者也针对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如我国外汇管制相关立法的原则、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问题以及监管机制的法律完善问题等等。 本论文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外汇的概念与特点、外汇管理的概念与作用,以及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变迁历史。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存在的法律问题,如个人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法律问题、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制度的缺陷以及现有外汇管理法规体系的缺陷等等。 第三章介绍了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外汇管理法律框架、法律变迁及其经验借鉴。 第四章立足于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并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建议,如我国外汇管理相关立法的原则、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问题以及监管机制的法律完善问题等等。 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写作脉络,并且表达了笔者定当继续关注和吸收理论界关于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意见,并根据国际现状不断提出完善我国外汇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议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