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制度的完善

❶ 从法制监管自律规范方面谈谈我国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创建的证券市场，带有明显的嵌入式和探索式特征，其最初创设目的是为了缓解企业面临的资金短缺，故而缺乏对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充分关注。证券市场功能定位存在偏差，无法合理地平衡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诚信尚未成为市场参与者的基本价值观；证券立法过于简约，法治建设未被当作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性工作，上述情形成为诱发证券欺诈案件的重要原因。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历史和实践证明，诚信是现代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行为准则，背弃诚信不仅会摧毁证券市场和经济秩序，更会将中华民族带入泥潭。

证券市场诚信的制度价值

诚信试图以抽象语言来表达人类依存关系的共性，即信任、善意、利他。在传统民商法领域，诚信曾表现出浓厚的道德化、内在化和主观化色彩。但自康德时代以后，法律与道德开始分离，在观念上逐渐造成了法治与诚信、法律与道德的某种对立。在现代商业社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商业活动的原动力，商业因素对诚信传统内涵产生重大影响，诚信法则被注入多元化价值观念。

证券市场出现后，诚信法则的内涵发生了更大变化。一方面，证券市场已经逐渐摆脱了个体成员相互之间给予的、以情感和社会道德为基础的诚信法则，失去了自然人所独具的诚信观念，转而寻求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及和睦相处，个体诚信逐渐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诚信或者整体诚信；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开始以标准化和定型化形式展现诚信法则的抽象内涵，从而有别于以宗教、情感等方式约束的个别化诚信法则，逐渐转化为更外在的法律规则。

诚信是一种稳定的产权、经济和社会秩序。社会成员普遍遵从诚信原则，交易当事人即对其可控制的资源有了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也能事先确知其付出所能获得的合理回报。如果交易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社会也乐见其成。如果当事人失去诚信，无论是有预谋的欺诈还是随机性的见利忘义，都将破坏对方当事人的正常期待。尤其是失信现象普遍化后，当事人为完成交易，就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利益保护，寻求各种保证和保险，弃远期交易而采现货交易。交易成本随即提高，避险工具失灵，交易效率随之放缓，风险日益放大，正常交易秩序将难以维持，各方参与者也将失去交易安全与效率。

诚实守信是行为规则，也是一种文化和道德，更是国家、企业和投资者的财富。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最重要环节，就是建立起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只有投资者对证券市场长期发展充满信心，才能促成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才能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果证券市场没有达到足够的诚信程度，如果证券市场运行基础无法让人放心，证券市场不会给投资者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投资者的参与就将十分有限，证券市场发展也不会深入，证券市场也就难以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因此，加强诚信和法治建设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基础工作，也是保护和加强国家财产效能的重要手段。

证券市场诚信危机的制度诱因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参与者尚未形成适应新兴市场特点的整体价值观念。诚信缺失仅属现象，制度缺位才是根本。借助制度缺位形成的不公平交易秩序，失信者得以谋取好处，这是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的根源所在。

1、诚信缺失的认定标准缺位。

诚信缺失可分为法律性诚信缺失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健全的法治体系必须兼顾法律性和道德性诚信缺失。国家制定法只能约束情节较重的失信行为，无法直接约束道德性诚信缺失。但若对道德性诚信缺失疏于管束，就极可能酝酿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社会纠错成本必然提高。在完善国家制定法时，我国应当堵塞道德教化和自律规范方面的漏洞，借助自律监管的柔性手段，弥补强行法过于刚性的弱点。我国现有自律组织多产生并依赖于行政监管，缺乏自律监管的主动性，自律监管中过度依赖国家制定法的刚性规则。这不仅会降低自律监管的独立性和功效，还会将违法与诚信缺失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混淆起来。

2、信息披露制度适用的局限。

透明度是投资者最为依赖的投资要素，市场信息充分透明，投资者才愿意投资证券，也才发生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问题。我国证券市场欺诈案件或多或少地与信息透明度直接相关，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存在自身局限性，不能随意夸大其制度功效。强制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义务人全面履行重大信息的披露义务，但重大性是经验主义的产物，实证法无法清晰、准确和无遗漏地界定重大性的外延。同时，公司管理层总是试图借保守公司秘密和降低成本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对抗或者减缓强制信息披露义务，很少愿意主动披露与证券价格相关的公司信息。强制信息披露的成本付出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立法者不得不在两者间求得某种平衡。此外，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无法全面覆盖证券市场各个角落，其约束功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

3、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缺陷。

如何约束公司控制股东和管理层行为是我国公司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在我国现有股权结构中，控制股东占据着极优越地位。我国公司法实际奉行着股东会中心主义观念，在多数决定原则支配下，股东会中心主义事实上演绎成为控股股东中心主义。控制股东并未满足于控股地位，始终抱有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最大限度扩张自己领地的冲动。在控制股东无所控制和制约时，它们很容易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牺牲公众股东利益。在现有公司法结构下，公司董事会已成为控制股东滥用职权的手段。公司董事并不完全是上市公司本身的董事，而是充当着控制股东的代理人。在控制股东和公司董事事实上结为一体的情况下，在控制股东得以借此谋取额外利益时，控制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就表现得最为张扬。这必然导致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和谐的公司秩序就容易被打破，失信状况在所难免。

4、中介机构的安全防护机制失灵。

承销商、会计师、律师和资产评估师是最受尊重的从业人员，相关机构则是被公认为最有信用的机构，也是投资者最为倚重的专业机构。它们凭借自己职业和专业博取了投资者信赖，但却介入、参与或者帮助上市公司失信，这对投资者更具杀伤力。中介机构失信的隐蔽性强，后果更为严重，内部控制是消除中介机构风险的最主要手段。我们认为，公司制组织形式难以适合中介服务业特点。证券中介服务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承办人员的经验、素质、敬业和协调能力实质性地决定着中介机构的服务质量。在合伙制组织形式下，承办人和合伙人要对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承担最终责任，这种加重责任机制将迫使合伙人及承办人竭尽全力提供优质服务，尽力避免服务中出现差错。但在公司制形式下，公司是对外承担责任的最终当事人，股东无须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管理者亦仅以失职为由而承担管理责任，承办人员履行职务出现的差错、疏忽和失职，在法律上归结于公司承担。公司制已成为个人责任的防护墙，难免诱发承办人员出现懈怠、失职甚至与违法者的协作。

证券市场秩序的法治化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和透明化是法治化的基础。根据法律体系化要求，国家制定法以及在国家制定法支配下的自律规范，均应纳入法治化范畴，不能低估或排斥自律规范的积极作用。根据法律规范透明化要求，任何约束证券市场关系的行为规范均应公诸于众，监管者不得以内部规则约束行为人，更不得随意发布具有溯及既往的规范性文件。法治约束力最终体现为，无论行为人内心是否高尚，无论行为人是否蔑视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治标准，这就基本满足国家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约束。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现代证券市场中，单纯启迪行为人诚实守信显然不足，必须借助法治手段善加调控。

1、证券市场法治与诚信的内在统一性。

诚信与法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遵循诚信将会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推进投资者利益保护，促进社会和市场秩序和谐有序。然而，诚信具有抽象化特征，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调控功能，诚信必须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诚信遂与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包裹着诚实守信的实质内容，法治则作为诚信的具体表达方式，两者构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能将诚信与法治对立起来。

法治作为体系化概念，非由国家制定法作为唯一元素，更不局限于政府监管，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同样是法治化要素。实现证券市场法治化目标，必须依赖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等多种手段。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制定法和自律规范。现代法治结构下，国家制定法只是组成要素之一，与国家立法精神相一致的自律规范同样构成现代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将法治单纯地理解为依照国家制定法行事，而应同时将自律规范纳入法治化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兼顾国家监管与社会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是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建立起来的，与英美等国证券市场迥然不同，客观上形成了以行政监管为基本特征的监管体系。证券法施行后，伴随着集中统一监管代替了分散监管，政府监管大大加强，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监管机构独家监管局面，立法机关、人民法院、自律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监管要素未能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我们认为，集中监管不应排斥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对证券市场的间接监管，政府监管权力过于集中，有悖于现代法治分权制衡和司法监督的原则，也难以适应证券市场诚信建设的需要，同时还会给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带来隐患。

2、稳定的市场预期是法治化的现实基础。

立法者和监管者应鼓励各方参与者从投资中获得正当利益。在长期与短期利益的权衡之间，立法者应鼓励市场参与者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投机利益。当我们试图遏制市场参与者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和失信行为时，就必须给予市场参与者取得长期利益回报的稳定预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及变革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从而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易变性，影响了人们建立起对市场的正常预期。我们认为，诚信是一种长期利益回报机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须给予人们以获得长期回报的信心。

在宏观层面，长期回报预期只能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上。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按市场规律预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将降低，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加，参与者信心必然受到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化色彩较浓，这给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色彩越重，消除诚信缺失的难度越大。

在微观层面上，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控制和股权分置等方面。上述现象都是我国证券市场特有的，国外也无成熟方案可供参考。投资者普遍感到解决问题的步骤正在逐渐加快，但无法判断解决方案的内容，这直接导致了市场参与者队伍的分化。有的参与者退出股市以回避风险，有些参与者则选择更激烈的投机。短期行为无须考虑诚信，只要能够最快地变现，只要能够做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足以完成交易。

国家应当通过构建长期的诚信体制，使得诚信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诚信会换来明天的财富。加快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增强投资者及各方参与者的未来预期，是我国证券市场消除诚信缺失的基本手段。惩罚失信者固然能够解决部分失信问题，但不能铲除失信生存的土壤。

完善证券市场诚信建设五大对策

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远低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市场化水平。尤其是在基础性法律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的背景下，政府监管成为最主要的证券市场监管手段，行政权力成为证券市场秩序的主宰。随着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发展，政府监管理念及手段都有必要适当调整。

1、建立完善的失信发现机制。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揭示失信是惩戒失信的最好办法。在现有体系下，存在着过分强调政府监管者发现功能，忽视自律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发现功能的问题。如果发现机制不完整，失信情形就容易隐藏下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失信，必然会在某个临界点最终爆发出来并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从根本上影响到证券市场的诚信秩序。应当在尊重政府监管者职能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其他社会组织的发现功能，发掘更多的失信发现渠道和监管渠道。人民法院应当择时修改相关司法解释，放松对投资者诉讼的限制，使得投资者和人民法院都能发挥失信发现和监管职能。同时，还应鼓励和支持组建投资者利益保护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发现失信行为，收窄失信者的生存空间，鼓励诚实守信者。此外，还应发挥新闻媒体和各类研究机构的独特发现功能，丰富各类社会发现渠道。

2、鼓励按照无限责任形式组建中介机构。

国外早期中介组织主要采取无限责任的组织形式，即使是证券公司也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经纪人及业务承办人个人素质及业务能力的高低往往是办理证券业务的决定性因素。证券是特殊的信息产品，中介机构及人员的素质、职业和勤勉是影响到证券品质的重要因素。中介机构从业人员不尽责、无经验或者与上市公司成员形成个人友谊，外部因素就会左右或者影响专业人员的专业判断，甚至出现因个人友谊而帮助企业造假的情形。证券发行中推行保荐代表人制度，初步显现出加强专业人员个人责任的趋向，其运行效果与无限责任组织形式相似。我们认为，有必要修改公司法及证券法，允许成立无限责任形式的中介组织。

3、建立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制度。

股东有限责任即指公司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或者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在我国，将股东有限责任与现代企业制度绝对地联系起来的观点相当普遍。但反思证券市场诚信缺失状况时，我们注意到诚信缺失与股东有限责任规则的过度运用存在着某种内在关系。有限责任制度希望通过限制投资者风险来鼓励投资，但派生于多数决定原则，却附带地出现了控制股东滥用控制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恶性案件。我们认为，诚实信用是与滥用权利直接相关的逻辑概念，适当限制控制股东的表决权和事务参与权，强调控制股东诚信义务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上是公允的，亦有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支持。

4、建立公司管理者个人责任追究制度。

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具有阻隔投资者、管理者和相对人责任的功能，但却难以避免管理者以公司之名、行个人背信弃义之实的情形。实证显示，公司诚信缺失与公司管理者诚信缺失紧密相连，把失信标签一概钉在公司身上，有时并不准确，失信的管理者根本无法把公司变成遵守诚信的楷模。让背信的投资者和管理者承担个人失信责任，是阻遏公司失信的重要手段。美国SOX法案要求上市公司的CEO以及CFO承担个人责任，重新构造出了董事职务行为与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公司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管理层承担责任有代人受过之嫌，但却保证了数量众多的投资者获得了安全，投资者与公司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重新求得平衡。我们建议借鉴美国SOX法案，要求失职公司的董事和管理者对公司失信承担单独或者连带责任。

5、建立失信者信用记录制度。

诚实守信本是长期财富，长期累积诚实守信，总会在未来换取报偿；败德失信不仅伤人害己，还会破坏、损伤社会秩序。失信者不仅应对背信弃义承担现实责任，还要承担长期利益损失。如果只追究失信者的现实责任而无长期责任机制，失信者就难以感受到未来的长期利益损伤，继续背信弃义。失信者信用记录是一种长期约束和制裁机制。我国已开始采用现金分红与配股资格挂钩、信用评级制度、暂停保荐人资格等，实质上具有扩张信用的功能。这种被称之为一时失信、处处受制的做法略显残酷，但对那些并未洗心革面者是有效的，对诚实守信的实践者是公允的，对促进社会交易安全和良好社会价值观念来说，是有益无害的。

或许是历史原因所致，我国证券法治建设向来存在着打补丁情形。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采取简单的禁止或者限制措施。这种办法可能短期奏效，但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新旧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而影响到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效用。我们认为，宣扬诚信、整体考量、加强法制、防微杜渐，是建立我国证券市场法治秩序的基本出发点，只有建立起严谨周密的证券市场规则体系，才能有效地抵御失信及其引发的危机。

证券市场自律与法治关系

证券市场法治包含自律规范和自律监管，法治化包含着借助自律实现的法治状态。证券市场自律分为有组织的自律和社会约束两种形态。有组织的自律，是自律组织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通过签署和执行组织章程或者协议等方式，凭借自律组织成员赋予的适当权力，对自律组织成员及相关当事人参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和处理的管理行为。社会约束则是抽象自律，其他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限度内合理地，采取影响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各种督促措施，以补充自律监管不足。社会约束不依赖于既存的法定自律组织，但却发挥着约束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功能。

一、自律监管的优势

城市交通道路交叉口会设立红、黄、蓝(绿)三种信号灯。蓝(绿)灯表示可以通行，这是对符合规则者提出的告示，相当于说明证券参与者在守法经营；黄灯则表示等候，是提醒人们下面是禁行的红灯，发挥着自律监管的职能。红灯相当于法律底线，逾越限制，就构成违法并将受到处罚。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约束机制呈现同样的梯级效力关系，司法及行政监管效力最高，自律监管效力次之，最后才是社会约束机制的效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约束机制更接近于道德约束机制。即使行为失当者受到社会的消极评价，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自律规范，也就无法受到明确的行为约束。

自律监管属于民事监管，主要根据自律组织章程、交易规则、纪律规则及相关协议而启动。自律组织在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时，很自然地附着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各层面，这使得自律监管具有全面监管、专业监管、深度监管、柔性监管和预防性监管的功能属性。劝告、警告、谴责等措施是自律组织惯常采取的过渡性监管措施，并以自律组织行使对成员的开除处分作为最有效的措施，通过开除会员资格或取消上市资格，迫使自律组织成员遵守自律组织的约束规则。柔性监管是自律监管的固有属性，也是自律监管区别于政府监管的重要特征，这使得自律组织有可能对被监管者实施差别待遇，从而使得自律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鼓励诚信和惩戒失信的监管作用。

二、政府监管的局限性

法治社会要求政府执法透明化，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监管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伴随着有限政府和依法行政的政府改革观念深入人心，监管者稍有不慎，就难免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频繁出现监管者应诉的案件，事实上又会动摇投资者对政府监管者监管能力的信心，并最终动摇着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市场行为多样化特征决定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国家制定法无法规范证券市场的多样化行为，过度强调国家制定法的做法必将失败。在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应当鼓励和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责。

明智的做法是，将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合理安排双方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与责任，构建一个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综合性证券市场监管体制。在重新定位我国自律组织监管职权时，应考虑国外通常做法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特点，综合考虑监管领域和监管手段两方面内容，形成自律组织监管与政府监管的有机配合。在监管领域方面，我国应强化自律组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推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并考虑将上市审核职权交给证券交易所。在监管手段方面，应加强监管处罚措施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处罚措施的实施程序，在现有法律结构下强化自律组织监管措施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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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试论述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制度。（经济法分论考查题）

主要有以下类型：

金融监管体制按照不同的依据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中按照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划分金融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统一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监管体制。

统一监管体制：只设一个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业务进行全面的监管。代表国家有英国、日本、韩国等。

分业监管体制:由多个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承担监管责任，一般银行业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证券业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保险业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管，各监管机构既分工负责，又协调配合，共同组成一个国家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

不完全监管体制：不完全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可以分为“牵头式”和“双峰式”两类监管体制。

“牵头式”监管体制：在分业监管机构之上设置一个牵头监管机构，负责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工作。巴西是典型的“牵头式"监管体制。

“双峰式”监管体制：依据金融监管目标设置两头监管机构。一类机构专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以控制金融业的系统风险。另一类机构专门对金融机构进行合规性管理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管理。

(2)浅谈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制度的完善扩展阅读：

改革方向

一是更新金融监管理念。在世界金融全球化、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应该有所更新，也就是要由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和经营行为向促进金融业竞争、促进金融混业经营的方向转变，由限制金融机构的合并转向鼓励金融机构之间的联合。

特别是，在从金融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的金融创新，所以，金融监管当局应该早做准备，未雨绸缪。

二是改进金融监管方式。这方面的重点是要实现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的转变，时刻关注、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首先，要将金融监管的重心由“合规”监管转向“合规与风险”并重监管。

其次，监管机构应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事后化解”或者只注重特定时点上的资产状况的做法，逐步做到注重“事前防范”、随时化解风险。第三，鼓励金融机构改善其内部控制体系，消除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现象，提高其防范风险的意识;同时，提高员工的素质，尽快掌握现代化的监管技术和方法，提高整体风险防范能力。

最后，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当局应该按照市场原则监督金融机构，在审批的基础上，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力。

三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独立性，加大对违规机构及时发现、查处的力度。

另一方面，在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之间已建立的高层定期会晤制度，经常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协调。

再一方面，对业务交叉领域和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实施联合监管，建立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

❸ 如何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

一、从监管体制内部着手
(一)建立对证监会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建议中国证监会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相应职能部门，如财经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以及专家学者等组成的非常设议事小组的定期考核与监督。此外，还可以设立证监会“执法投诉中心”，并将投诉意见及反馈信息透明化。
(二)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
国际证监会组织指出:保护投资者，确保公正、有效、透明的市场以及减少系统风险是证券业监管的三大目标。我国的证券监管也应以此为战略性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尊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减少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对市场日常运行给予过多干预，重视对市场行为的合法性规制，致力于创造与维护一个公正、有效、透明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发挥自律监管机构的优势。
1.证券交易所最贴近市场，能够对证券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较低的监管成本。
2.证券业协会是在行业与社会之间以及行业内部起到桥梁作用的自律组织。它在加强会员的道德约束与诚信建设，防范、化解风险，防止恶性竞争，维护业内秩序，提高行业规范程度和社会声誉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四)充分发挥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督功能。
证券中介机构实际上是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第一道屏障，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守夜人”，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依法加强对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投资咨询机构、财务顾问机构等中介服务机构的管理，加强对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要求其履行勤勉诚信的职责，明确规定其虚假陈述给他人造成损失时所适用的严格的举证规则与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是促使其发挥对证券市场监督作用的有效途径。
二、重视证券监管的外部环境
(一)健全公众监督机制。
1.壮大公众投资者的监督力量。首先，加强对公众投资者证券专业知识以及正确投资理念的教育，培养其对市场行为监督、积极维护自身权益的主人翁意识。建议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业协会都能以专门力量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性的战略规划布署。其次，还要进一步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为投资者通过法律途径纠正证券市场中各种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提供便利。第三，重视群众投诉举报工作，有意识地鼓励民间维权团体的建立与运作，加强为中小投资者提供此类诉讼的法律援助工作。
2.鼓励舆论的监督力量。要利用媒体传播信息迅速、广泛且影响力大的优势，鼓励其对证券市场上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主要责任人及其行为予以曝光，通过舆论降低其信誉度，为公众投资者敲响警钟。但同时也应警惕部分媒体对于证券市场行情的虚假、夸大报道，防止其误导中小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二)强化法律监管，改善立法、司法环节。
首先要结合市场发展需要而不断完善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细化相关规则的具体操作，并注意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提高监管体系的系统性。
其次，克服传统监管行为中重立法、轻执法的做法，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执法手段，严查各种证券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监管权威。
最后，还应加强证券监管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如公安、工商、司法、财政、审计等的沟通与配合，统筹部署，有效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❹ 我国证券公司发展的主要问题及未来对策分析

自1985年1月2日我国第一家专业性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以来，证券市场不断发展，证券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同时，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也显得越来越强。

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处于我国经济“新兴力口转轨”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证券公司存在许多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

资产规模小，业务单一与收入结构失衡

资产规模小、增速慢，中外差距巨大。截至2004年底，纳入统计的114家证券公司总注册资金1248.91亿元，平均每家注册资本为9.68亿元；总资产为3293.73亿元，平均每家为28.89亿元；总净资产为669.08亿元，平均每家净资产为5.87亿元。与国际大证券公司相比，中国证券公司还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从资产规模看，2004年中国证券公司资产总额3293.73亿元，不及美林证券的1／10，而国内最大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资产规模为500亿元，仅为美林证券的1／70左右。实力悬殊如此巨大显然构成了中国证券公司在未来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和潜在风险。

资产结构不合理，流动性较低。我国证券公司的资产结构中，高风险资产比重较大，许多证券公司在80%以上，低风险资产比重则相对较必而西方成熟证券公司的高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都比较低，一般在10%左右，低风险资产占的比重比较高，最少在50%以上，最高达77.8%。

业务范围狭窄，收入结构失衡。就近几年的收入构成看，证券公司收入来源主要局限干证券发行与承销、经纪等传统业务，其收入占总收入的近90%。各项业务比例严重失调，经纪业务平均收入是投行业务的6倍。而美国券商收入来源除了传统的经纪、投行、自营和资产管理四大主营业务外。其他与证券相关的业务收入占比达到了40%，经纪业务收入仅是投行业务收入的1.7倍。中国证券公司赖以生存的四大主营业务与市场的活跃程度高度相关，当市场剧烈波动时，由于缺乏避险工具，而成本结构又十分刚性，收入呈高度不稳定状态，丧失了长期稳定的利润支撑点。

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违规融资频繁发生

证券公司自创立以来就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甚至连一般企业的融资权利都无法享有，面对证券市场的巨大诱惑，由于制度和监管上的缺陷，证券公司违规融资现象频繁发生并屡禁不止，造成大量客户资金被占用，加大了证券系统的整体风险。这些违规融资主要包括：

利用客户国债进行超限额回购融资。证券交易所以法人为单位的国债托管制度，为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并进行滚动回购融资提供了一个隐蔽的渠道。2001年下半年，市场预期利率下调，极大地刺激了国债回购市场交易，许多证券公司大量挪用客户国债回购融资投入证券自营。2004年，由于央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信贷资金收紧和股市下跌，同时受加息呼声的影响，国债现券交易价格全面回落并一路走低，市场出现巨大规模的平仓交易，特别是挪用客户债券从事回购融资的机构出现巨额亏空。从已经公开披露的资料看，鞍山证券、大连证券、富友证券、新华证券、爱建证券等已经被接管或被处理的证券公司几乎都与国债回购融资有关。

盲目开展保本保收益委托理财业务。由于受股市投资丰厚利益的诱惑，1996年以来，许多证券公司通过承诺保本保收益委托理财业务募集资金，证券公司一般以15%的成本融入资金并将其用于自营证券。由于证券公司没有将此项业务的实际损失和潜在风险纳入表内核算，在市场行情好时风险处于隐蔽状态，一旦市场形势发生逆转，风险便集中暴露，损失浮出水面。2001年下半年以来，证券市场低迷，许多证券公司深陷其中难以自救。

管理与操作失误，加大了证券公司的风险

证券公司存在的问题除了市场和政策原因外，与自身管理和操作失误也密不可分。

证券经纪业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违法经营。包括内幕交易、欺诈客户、挪用客户证券或资金、私自买卖客户证券或假借客户名义买卖证券、向客户融资或融券、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为牟取佣金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交易和其他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以及将客户股票借予他人或者作为担保物。二是越权担保。擅自对外进行实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不经监管部门批准私设远程交易室。三是内部人作案。工作人员盗取客户资料，勾结外部人员盗卖客户股票、盗取客户资免电脑人员或电脑人员与营业部负责人勾结，修改电脑数据侵吞公款。四是操作失误。在开户环节、委托环节、资金存取环节和清算环节存在问题。

投资银行业务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在承销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经营活动中，由于项目周期长，受市场不可预测因素影响，证券公司无法保证在规定时间内按事先约定的条件完成承销发行，从而造成证券公司垫付资金或由承销商变为股东而带来的损失。当证券市场不断下跌时，很多股票的股价跌破配股价，投资者在配股实施前纷纷“逃权”，担任主承销商的证券公司由于包销配股余股而被迫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证券自营业务存在的问题，一是决策失误。筹措资金成本过大、投资品种单一、投资规模盲目扩张、投资决策及价格控制失误和资产流动性低等。二是违规操作。表现为内部管理失控，分支机构越权自营、超越风险限额自营、操作人员内幕交易或联合坐庄等。

创新业务存在的问题，一是证券公司以保证收益为承诺，超越自身承受能力拓展受托资产管理业务。二是收购公司在并购过程中往往要求证券公司为目标公司垫付一定量的收购资金或流动资金作为与证券公司合作的筹码，一旦并购出现失误，垫付资金就难以收回。

证券公司发展的路径选择

证券公司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市场结构的完善、融资渠道的畅通、监管制度和监管模式的科学有效以及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制度的完善。

适时开展证券融资融券交易。证券融资融券交易是指通过授信机构对缺乏资金或需要证券的投资人给予资金或证券的融通。该业务对于证券市场运行机制形成、满足不同市场主体投资需求和风险偏好、缓解中央结算系统流动性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开展证券融资融券交易，需要市场在各方面进行配套调整和改革，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市场主体自律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监管体系等方面。首先通过建立许可证准许入制度，将银行信贷市场与证券市场风险进行有效隔离。其次建立科学的运作机制与监管体系，先放开国债与股票融资交易，将地下融资交易纳入公开市场，从根本上解决挪用客户资金问题。进而允许股票融券交易，即卖空交易，建立完整的证券融资融券交易制度，在时机成熟后转入高效率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实现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真正连通。货币市场是短期信用工具发行和交易的金融市场，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市场、商业票据市场、承兑贴现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资本市场是长期信用工具发行和交易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两个市场连通的必要性在于我国传统货币市场的资金存量和资金流量较大，急需分散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缺乏正常资金流入渠道，呈现出被边缘化状态，两个市场连通是将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资本的重要渠道。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通过证券投资与证券信贷，负债业务通过证券交易信用账户、共同基金渗入资本市场，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通过发行短期商业票据和向银行借用短期贷款筹集流动资金，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来补充长期资金缺口：另外，资产证券化作为资本市场资金向货币市场资金转化的代表性产品，丰富了资本市场产品结构，同时提高了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动性。

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和评价体系。净资本是在充分考虑了证券公司资产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损失和变现损失基础上，对证券公司净资产进行风险调整的综合性监管指标，用于衡量证券公司资本充足性。风险衡量是风险监管过程中的基础性条件，要准确地把握证券公司的风险，使监管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对各类风险指标化、数量化。近年来，市场持续低迷，部分公司严重违规经营资产，质量日益恶化，存在较大流动性风险。为了防范证券公司经营失败所引致的市场系统性风险，应进一步完善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监管体系，并依此作为对证券公司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的主要依据。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制度。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特征决定了证券公司在其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各种风险，控制和管理风险是证券公司业务运营的核心。第一，要强化对证券公司主要股东的资质要求。证券公司掌握着大量的客户资产，意味着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或是实际控制人只要投入少量资金，便可以掌握和控制远大于投资的巨额资产。由于证券公司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现行法律对其行为却无法进行有效追究，提高对主要股东的准入门槛，将有利于证券公司更好地防范风险、维护投资者利益，有利于保障证券市场秩序。第二，要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要求。证券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决策、经营与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其行为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稳健运营。第三，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事前、事中和事后全面覆盖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建立清晰合理的组织结构，依据所处环境和自身经营特点设立有效的业务监控防线，确保公司合规合法经营。

❺ 我国证券公司的监管制度及具体要求

目前，我国证券公司监管制度包括客户交易以诚信与资质为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经营风险控制制度、合规管理制度、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信息报送与披露制度等。
(一)以诚信与资质为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
建立和完善包括机构设置、业务牌照、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市场准人制度，通过行政许可把好准人关，防范不良机构和人员进入证券市场。设立证券公司必须满足法律法规对注册资本、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人员、制度建设、经营场所、合规记录等方面的设立条件；在准入环节对控股股东和大股东的资格进行审慎调查，鼓励资本实力强、具有良好诚信记录的机构参股证券公司。将业务许可与证券公司资本实力挂钩，要求证券公司必须达到从事不同业务的最低资本要求；加强证券公司高管人员的监管，将事后资格审查改为事前审核、专业测评、动态考核等相结合，切实保护诚信专业、遵规守法的高管人员，淘汰不合规、不称职的高管人员，处罚违法违规的高管人员，逐步培育证券业合格的职业经理群体。
(二)以净资本为核心的经营风险控制制度
2006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并于2008年根据实践情况对该办法进行了修订。该办法建立了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和风险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建立了公司业务范围与净资本充足水平动态挂钩机制；二是建立了公司业务规模与风险资本动态挂钩机制；三是建立了风险资本准备与净资本水平动态挂钩机制。
根据《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公司评价计分的高低，将证券公司分为A(AAA、AA、A)、B(BBB、BB、B)、C(CCC、CC、C)、D、E共5大类11个级别。
中国证监会按照分类监管原则，对不同类别证券公司规定不同的风险控制指标标准和风险资本准备计算比例，并在监管资源分配、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频率等方面区别对待。
(三)合规管理制度
2008年7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实施了《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要求证券公司全面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设立合规总监和合规部门，强化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合规性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和事后检查，有效预防、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理内部机构和人员的违规行为，迅速改进、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中国证监会把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作为评价证券公司的重要指标，并据此决定对其违规行为的惩处方式和力度，以激励和加强自我管理。
(四)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根据200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在原有客户资金存管制度的基础上，按照保障客户资产安全、防止风险传递、方便投资者、有利于证券公司业务创新的原则，设计、实施了新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是证券公司在接受客户委托，承担申报、清算、交收责任的基础上，在多家商业银行开立专户存放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商业银行根据客户资金存取和证券公司提供的交易清算结果，记录每个客户的资金变动情况，建立客户资金明细账簿，并实施总分核对和客户资金的全封闭银证转账。
(五)信息报送与披露制度
对证券公司信息报送与披露方面的监管要求包括：
(1)信息报送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即证券公司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自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年度报告，自每月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报送月度报告。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证券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风险控制指标或者客户资产安全重大事件的，证券公司应当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临时报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况、可能产生的后果和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2)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这一制度主要为证券公司的基本信息公示和财务信息公开披露。
(3)年报审计监管。这是对证券公司进行非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管的重要手段

❻ 谈谈你对我国证券监督体制及其改革的看法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的重要基础。一国证券监管体制的形成是由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及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中国证券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分散、多头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建立了符合证券市场发展规律和我国经济实际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但受制于转轨经济和新兴证券市场的影响，我国证券监管体制仍有许多缺陷。因此，要从监管机构的设置、对监管者的监督以及强化自律功能等方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法制化的辅以自律监管的集中管理体制。

❼ 监管机构: 如何提高我国证券监管效率

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领域之一，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来发挥其内在功能。但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证明，证券市场也不能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适当监管和干预是必要的。 ······因为证券市场作为高度信息化的金融市场，其典型问题是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问题，会影响证券市场效率目标的实现。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社会经济都会有连锁反应。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必须有一个规范而又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代表政府来对证券市场进行适度干预和有效监管。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主席戈特·利登先生在１９９６年的年会上指出：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百分之八十取决于有效的监管。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并且是由政府为主体推进的，因此在证券监管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监管基础薄弱、监管机制扭曲、政出多门、管理无序、管制过度、风险防范力度不够等，导致证券市场效率低下。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由于传统管理体制的影响根深蒂固，目前我国证券监管仍以行政干预为主，缺乏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行政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和市场的力量；２、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尚未形成完整的证券法规体系，而且现有法律法规之间衔接性较差，导致证券监管手段不足，影响监管效率；３、证券监管组织体系不合理，各个职能部门都想通过对证券市场的影响来满足其权力欲望或经济利益，这种多头监管容易导致政出多门和相互扯皮现象，致使证券监管的威信和效用均不理想；４、目前我国证券自律组织建设和自律功能还存在许多不足，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使许多本应由市场进行的自律管理仍由政府管理，导致市场和企业过分依赖政府；５、我国证券监管的对象主要针对投资者，而对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则比较宽容。 造成我国证券监管困难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失准、制度缺陷使监管者疲于扑火、中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职责不明确。 [焦点] 我国物价上行加快 央行担忧通胀压力 [国内] 房贷险市场萎缩 业内称“尚可盈利” [财富] 美大亨以4.7亿英镑收购利物浦俱乐部 [企业] 杀出一条血路 特易购进京挑衅沃尔玛 [消费] 中国烹饪协会对开瓶费首次“松口” [理财] 由奢入俭难：一个女人的省钱流水账 [测试] 财富测试：怎样做你才能财运亨通？ [论坛] 看看国产富豪都是怎样炼成的？揭秘家居老总“七大怕”沙特拟打造中东迪斯尼证券市场是各种利益集结、冲突之地，关系到数千万投资者的财富。因此，作为“看门狗”和“守夜人”的监管部门担负着很重要的使命。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及经营者之间利益取向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加强证券监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后我国要遵循市场自身规律，充分考虑转轨经济特点，进一步完善我国证券监管体制，切实提高证券监管效率，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对此，笔者建议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着手，以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效率： 一、证券监管机构要顺应政府体制改革的要求，吸收发达国家市场化监管的成功经验，遵循成本效率原则，在监管和效率之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平衡；二、完善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体系；三、进一步加强证券自律监管；四、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独立性、权威性的证券监管机构，赋予其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

❽ 我国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

证券监管体制是证券监管的职责划分和权力划分的方式和组织制度，是国家历史和国情的产物。证券监管体制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是决定证券市场有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监管机构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在整个监管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确立有效的监管体制模式，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避免证券市场过分波动。一、市场监管失灵是监管自身的问题
证券监管是控制证券市场参与者市场行为的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该系统中，监管主要包括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监管对象包括证券业务本身以及与证券业相关的其他利益组织或个人。这些单位和个人受自身地位与利益机制支配，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着证券的发展。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监管职能在于提高效率、维护公平和保持稳定。为保证这三项职能的实现，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失灵，还要防止政府失灵，即由于政府监管而降低效率，使问题更加严重。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创造了市场，市场确定价格以实现“市场出清”。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手段和方式。当价格手段在市场失效时，我们通常以政府“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价格“看不见的手”。
政府干预同样存在于证券市场。多数情况下，一国政府干预证券市场的程度与该国政府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大致相符。在一个竞争性的证券市场中，我们认为政府干预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是可取的：①出现或可能出现市场失灵现象；②市场失灵已经或可能引起明显的经济低效或不公平现象；③政府行为可以改善低效或不公平现象。假如上述条件之一得不到满足，就不应采取政府干预。因此，考察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应从市场支配力、外部性、搭车问题及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来分析研究。
所谓市场支配力是指一个或多个销售者影响他们所交易的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能力。在竞争性模型中，销售者与整个市场对比是非常弱小的，他们不具备支配市场价格的能力，也就是他们不具备市场支配力。假如销售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那么资源配置在社会当中是无效的。这一状况出现在证券市场中，就会出现证券市场失效。
外部性是指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或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对其他人产生直接的、未予补偿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证券市场中也存在正面外部性和负面外部性。最明显的证券负面外部性就是有人为了获取证券上市资格而造假，这种行为对会计信息真实的公司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于这些涉及欺诈的证券索赔表现为社会的福利净损失，因此也可以被看作是证券经营的成本。
证券监管本身就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即使国民个人或企业无须为此付费或很少花费，无数的个人和企业都能从中获益。没有任何一家社会组织自愿无偿参与对证券市场监管。这就出现搭车问题。这样，投资者参与证券市场的一个隐含前提就是证券市场是健康有序的。信息难题也是造成证券市场失效的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既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困难和问题，也会造成政府监管失灵。市场机制会自动通过价格的形成和修正过程吸收各种信息，但在短期内市场机制无法识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的信息欺诈行为，因此监管的任务就是给说假话的人施加额外的成本，改变他们的行为激励。但监管的任务不可能是实现强制性的、完全的信息披露，监管的任务只是防止他们说假话。
政府监管本身也可失灵。现代证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证券业的稳定和对社会经济的平稳运行，通常对证券业进行严格的监管。一般认为，政府对证券业进行有效监管，能够纠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但政府不是万能的，而且也有其客观和主观的缺陷，政府的缺陷同市场的缺陷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难免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拉斯斯诺认为，没有国家就办不成事，但是有了国家也有很多麻烦：国家的存在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但也是造成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科斯认为，“政府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它的成本大得惊人……直接的政府管制也未必会带来比企业和市场更好解决问题的结果”。政府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干预无限扩张，从而导致设置庞大的机构，人员臃肿，成为“大政府”，而且超出政府应该调控的范围、层次和力度，不仅没有弥补市场的机制缺陷，反而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此外，由于政府制定法规政策的失误和实行措施不力等原因，也会出现政府的无效干预。这种干预的方式、范围、层次、力度和预期选择都不适当，从而不足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难以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转。斯蒂格利茨指出，与民间部门相比，政府的最大优势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即主要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的这些优势后面却又隐藏着很多成本，因为很难避免政府滥用职权并使民间部门遭受损失的现象发生。即使政府不滥用职权，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具有剩余索取权利，因而有可能工作动力不足，轻易出现官僚主义作风和行为以及产生各种低效率的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对证券的监管是必要的，但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甚至会出现监管失灵或失败的情况。监管失灵一般是指监管所设定的目标没能实现，即没能实现公共利益。
解释监管失灵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公共利益论、监管的“俘获说”、监管的供求理论、监管的“寻租”理论、监管政治论等，最突出的是监管的供求理论。其代表人乔治斯蒂格勒认为，影响一个产业对政府监管需求的主要因素是监管可以提供多种利益，包括直接的货币补贴，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干预替代品和补充品的生产等。证券业主要有市场准入的管制，对业务活动的限制以及诚信展业等。在供给方面，政府部门进行一项监督活动时，并非是毫无成本，毫不犹豫地按照“公共利益”来提供证券产品。政府实际上是由一些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的人组成的一个非凡群体。当他们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而行使公共职能时，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低效率现象。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中，谋求政治权利的产业必须去找合适当“卖主”，即政党。政党在决定是否支持某项监管活动时要考虑这一行动是否有助于自己当选或再选。因此，需求监管的产业“必须支付两项政党所需要的东西：选票和资源。资源包括竞选经费、筹集经费的服务以及较间接的方式，其最后的结果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博弈。二、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形成过程及相关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地方监管到中心监管，由分散监管到集中监管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证券市场处于区域性试点阶段，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的起步阶段，股票发行仅限于少数地区的试点企业。1990年，国务院决定分别成立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两地的一些股份公司开始进行股票的公开发行和上市交易的试点。1992年，又开始选择少数上海、深圳以外的股份公司到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上市。这一时期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国务院总结了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股票发行和上市试点。从此，证券市场开始成为全国性市场，证券市场的监管也由地方监管为主改为中心集中监管，并通过不断调整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逐步走向证券市场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
1998年，国务院决定撤销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工作改由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承担，并决定中国证券监督治理委员会对地方证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从而形成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系。
新形成的监管体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证券监管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增强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提供了更好的组织保证。第二，地方证券监管机构改由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提高了证券监管工作的效率。改革后按大区的业务需要设置了9个派出机构和2个直属办事处，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机构运转效率。第三，加强了对交易所主要人事治理和上市公司高级治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治理，加强了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
但这种监管体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将监管权力集中到一个部门，使得无法对监管效果进行再监管。与美国证监会SEC相比，中国证监会还拥有证券规章制度制定的话语权。现行的证券规章基本上是出自证监会之手，而且这些规章已经把证监会权力延伸到整个证券市场。在没有权力约束机制的状况下，证监会管制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张，包括行业准入许可、律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准入审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业务审批、资产评估机构审批以及对这些机构成员进入相关业务的资格审批、对基金治理公司从业审批等。
从证券市场角度看，一个成熟的市场需要有成熟的监管体制相配套。而能够成功运作的监管体制应将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三者分开。试想，假如一个人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的制订者，游戏根本无法进行，更谈不上有序运转。即便是裁判员，这个裁判员还有很多“话语权”，在裁判过程中任意发挥、更改规则都会对游戏产生震动。要建立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就是要有一个稳定、制衡的现代证券监管体系和现代证券监管制度。政策不稳定、监管机构运转缺乏制衡、缺乏对监管的监管，难免会使政策忽左忽右、或严或松，引发市场信心不足，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不能成为现实。
假如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体制，不仅轻易产生外部的运营成本，也会诱发监管机关内部的道德风险，即监管机关不顾其行为引起的社会成本和收益，而只关心本部门的成本和收益。具体对中国国内来说，监管自身的道德风险可能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身兼数职：制定监管政策、实施监管政策和对监管机关的监管。当中国政监会身兼数职时，监管政策的得失成败，往往可以归因于一个机构。一般来说，对证券监管机构的“失”的考核较为明确，看证券领域是否出现问题；而对证券监管机构“得”的考察却显得模糊，因为没有第二家监管机构与其横向比较，没有另外一家监管机构比现在机构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假如取得了成绩，不好肯定，但是出现了问题，却可以直接否定。因此他的积极行为的付出远远大于他采取保守姿态，偏严地执行监管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此时他甚至可能因为严监管而获得美名，这样对于监管者的理性选择是严格监管，而不计较社会成本。另外，监管者也有宽容监管的道德风险，放松对证券公司的要求和对风险能力的限制，隐瞒证券公司的不良状况。监管者这样做的一个动机是逃避监管不当的职责，总希望不良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官僚赌博”，另一个动机是可能来自外来机构人士的影响，于是放松监管。严监管与松监管往往同时存在，形成监管不公平，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形成。于是各证券公司往往“跑部钱进”，围着监管机关转，进一步形成权力机关“寻租”的社会环境。在我国，还存在地方利益与总体状况发生矛盾的状况。地方监管机关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做出有利于本地方的决定，但有悖于全国整体监管政策，事实上地方监管机关也存在道德风险的可能。
监管机构职能不清、政策不稳定是导致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探究证券市场波动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没有建立规范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职能的明确分工。我国目前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展，但距离稳定、制衡的监管体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目前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但这仅仅使一般意义上的立法范畴。证券市场上的一些重大政策如国有股减持、QFII、降低交易费用等都应由立法机关来决策，而不应由证监会独自操办，而且这个立法过程应当是程序化的。否则，证监会的某个人的讲话就可以使股市大为波动，实在是本不该出现的事情。要保持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保证投资者的信心，必须有稳定的立法机制作保障。目前由于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立法工作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那么就应将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分开由各自不相归属的机构独立操作，以保证政策的科学、规范和稳定。另外，对监管者的监管也很重要。证券市场自律，首先应做到证券监管者自律。光是自律还不够，还应他律。应有这样一个机构，由其进行对监管政策的执行、监管者个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其再监督的依据应由立法机构制定。三、建立有效的监管运作体系，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
监管本身是制衡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监管的存在而放弃对监管的监管。要使我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消除市场过分波动，应从监管角度入手，理清监管机构的职能和范围，建立政策稳定的监督机制和制衡的监督机构，适时评估市场监管效果，建立健全监管人员行为监督制度，使“消息市”、“政策市”的基础牢固、稳定。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同行商榷：
建立健全证券市场监督法律体系。除了目前正在执行的《证券法》、《公司法》等以外，还应制定其他相关市场监管法律，完善证券市场监管法律体系。一是应抓紧制定《证券市场监管法》，弥补《证券法》在市场监管操作上的程序、方法、处罚等方面的空白，加强在监管政策制定程序、监管政策实施程序、处罚的对象和程序的规定。二是应制定《证券监管机构治理规定》，明确证券监管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界定、人员配备、工作范围等，从法规上进一步规范各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三是应制定《证券市场监管从业人员操守规范》，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四是应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
从机构框架角度重塑证券市场监督体制。我国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监管模式，即由一个统一的机构中国证监会实施对所有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的监管，监管者不仅要对证券市场安全和稳定负责，还要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股本经营、公司行为进行全面的合法性监管。证监会的监管任务重、责任大、权力大也构成为将其职责分解的原因。因此，从立法、执法、行政相制衡的角度出发，建议分别建立健全行使上述职能的机构：
立法。设立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狭义的立法工作还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完成。广义的立法，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法律，还应包括重大法规、政策的制定等，这一部分工作由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来承担。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政策制定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主要由金融产业方面的经济学家、学者组成，负责重大政策的前期调研、政策论证、可行性分析、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猜测、分析、跟踪、修改等事项，负责重大政策的研发。
监督。设立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狭义的监督由司法监督来承担。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负责对证券市场监管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及监督，负责对监管从业人员进行监督，负责对监管机关的实际绩效进行监督，并对一切违法、违规机构、人员依法进行处罚。涉及刑罚处罚的，由司法机关进行管辖，此时该机构参与公诉。国家证券业再监督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机构单设，待金融混业经营后与其他金融业再监督机构合并，共同组建新的国家金融业再监督委员会。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可不设地方机构。
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职责由现存的中国证券业监督治理委员会承担。对中国证监会的机构可保留现存机构，但须改变内部机构设置，以适应职能改变的需要。改革后的中国证监会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执法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进行监督及做出处罚，以及对监管政策向国家证券业政策制定委员会提出反馈意见。在行政监管执法中应注重市场准入治理、日常性技术性监管，以便避免行业性普遍违规行为的发生，在监管中应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到最小。结论。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的永续发展离不开有效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监督三者分别行使证券监管职能，是合理的制度框架基础。现今我国证券业监管机关集三者职能为一身，从根本上制约了证券市场监管的效率和效果。在我国宏观经济如此向好的形势下，证券市场却难以给投资者以满足的回。假如将现在的中国证券市场不稳定原因作深入剖析，证券市场监治理论的天然不足是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始作俑者。目前中国证监会的部分权力开始下放到证券交易所，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不能从根本职能划分上解决问题。对证券交易所下放权力，形式上又是多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如此而已，权力既然可以下放，在想收回时还可收回。总之，假如不改变证券市场行政监管的自由裁量，我国证券市场理论上应达到的稳定就极难实现。因此，要保证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就应改变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运作体系，分别建立单独机构行使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监督职能，建立和完善稳定、制衡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制度体系、行政执法体系、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