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黄金建设

① 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

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大讲堂之王一鸣--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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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0-21 .

年轻时，他因激情而选择经济学，如今他赋予枯燥的经济理论以激情，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问题，将自己的体验总结经验，他亲身参与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前期调研，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感受，他的观点，《中国经济大讲堂》本期主讲嘉宾，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打开中国经济问号。

王一鸣：黄金发展时期的中国经济

今天，我们要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一些展望，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可以说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时期，我们既面临着很多战略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可以说，我们耽误不得也失误不起，我们要谋划好我们的发展思路，谋划好我们的蓝图，谋划好我们的路线图，我们才能趁势而上，才能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如果我们战略上有失误，那我们就会贻误发展的时机，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黄金发展期的中国经济，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650美元以下我们叫低收入国家，650到2555美元我们把它划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美元到7911美元叫中高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我们就叫高收入国家，我们中国是在1996年超过了650美元，也就是说1996年，我们就开始告别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2003年我们开始我们突破了一千美元，人均GDP突破了一千美元，那么我们要实现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达到多少呢，就是人均三千美元，那样我们就可以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迈进。

从工业化的进程来看，我们也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去年我们人均国内产总值是一千二百七十美元，今年我们有可能达到一千四百美元，按照汇率计算，我们按钱纳里的模型，我们也基本达到了就是正处在一个工业化中期阶段，那么从各个国家的发展经历表明了走出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这么一个时期，或者说工业化正处在中期的这么一个阶段，往往会出现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同时这个时期也可能是矛盾凸显时期，为什么？它处在一个社会转型之中，也就是说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为主导的社会转化，中国现在正处在这种大的社会转型之中。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阶段为什么是黄金发展时期，我们说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升级，它就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市场需求。我们消费结构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说我们正处在由吃、穿、用为主导的这么一个消费阶段，正在转向住和行为主导的一个消费结构，大家在北京很直观可以感觉到，这个街上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堵，我们每个月的汽车的销售量都可能在三到五万辆之间，这个说明我们汽车正在进入家庭。另外，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住宅、小区像雨后春笋不断的涌现，人们正在大量的购置不动产，这就表明我们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型，经济学上有一个用恩格尔系数来表达我们消费中用于实物支出的比重，那么我们恩格尔系数已经由1995年末的39.4％下降到去年的37.7％，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就是它用了三分之一多一点用于实物支出，那么其他的会用于什么呢？就会用于住和行的积累和支出，甚至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和培训。

那么农村居民，由1995年末的49.1％下降到2004年的47.2％，也就是农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下降到50％以下，除了住房的消费以外，我们还会有许多新的消费热点，包括电信，我们现在移动电话用户超过三亿人，我们城镇居民也就五亿人。

还有医疗保健的消费等等，我们说这些住、行和新的消费热点就会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的需求，我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型，就是我们不但追求我们的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满足，我们还在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

第二、我们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说住和行的需求，它跟吃穿、用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要建房子，就需要钢材、水泥、铝合金，要发展汽车，同样需要大量钢的薄板，这是比较高端的产品，需要各种电子，汽车用的电子产品，需要玻璃，需要橡胶做轮胎，这些产业有什么特点呢，它的产业链条比我们说吃、穿、用这些产业的链条要长得多，那么它就会形成很多中间需求，就是我们说投资品中间品的需求，那么它就会使得产业链条拉长，使得我们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这几年来看，我们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本世纪以来，2000年我们的工业比重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呢？是50.2％，到去年我们提高到52.9％，也就是说提高了2.7个百分点，这表明什么？我们工业还在加快，它占GDP比重还在提高。而在工业结构内部，你会发现，钢材、水泥、有色金属、铝合金这些重工业部门的比重提高在加快，你比如重工业部门占工业增加值比重，2000年是62.5％，去年2004年67.6％，提高了5.1个百分点，也就是四年中提高了5.1个百分点，表明什么呢？我们正在呈现工业化过程加快，重化工业部门提高的这样一个态势，这种态势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对环境的排放量就迅速增加，这对我们这种处理生产的工业化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就提出了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个阶段由于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

王一鸣：2010年，中国会有多少人居住在城市？

第三、为什么是黄金发展时期，我们说城镇化在加速发展，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说，当今中国正处在可以说是世界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我们现在流动人口总规模有多少，有一亿两千万人，相当于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大家都学历史都知道，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圈地运动，那时候的人口流动跟我们现有的规模相比那是远远无法相比。那么我们正处在一个城市化的加速进程当中，按照通常的规律，我们说城市化达到30％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加速期，我们是哪年达到30％呢？我们是1996年，我们城市化率达到30％，那么去年我们城市化率是多少呢？是41.8％，也就是说全国已经有40％的居民已经集中在城市居住。那就是说，城市社会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城市化会带来什么？人口进入城市，它必然带来对住房、对基础设施、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进城子女要受教育，要有医疗保证，要有各种公共服务，对道路、供水、供电、供气有基础设施需求，这些需求就会带动经济的发展，那么还带来什么？我们说大量人口进入城市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会居住下来成为城市居民，这部分人又会形成比较庞大的一个消费品的市场。

王一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什么？

第四、为什么是黄金发展时期，我们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阶段，为我们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现在全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说不光是资金，而且这个技术人才都在大规模流动，当然我们说这种流动对发展中国家还是有限制的，比如说，全球化为什么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呢，如果人口自由流动，我们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两亿多劳动力都可以流动到美国去，到那儿去寻求就业机会，我们说这个不能自由流动，但是高端人才可以，我们说全球化资金技术都在大规模流动，那么这种态势就是为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国际资本，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外商投资，我们引进的外商投资规模有多大呢？去年是六百零六亿美元，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引进外资，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式，大大促进了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我们去年已经成为什么？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大国，我们进出口总额有多大规模呢？有一万一千亿美元，我们今年可能达到一万四千亿美元，所以我们的货物贸易这个规模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那么它对周边国家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包括对东亚国家，你比如说东亚一些国家的传统产业，比如说日本、韩国的钢铁由于我们这个进口规模的扩大，使得他们这些传统产业延续了什么？延续了他们的生命周期，使他们生命周期拉长了。那么我们这种大规模的进口对周边国家经济也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跟世界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发展关系。

王一鸣：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

首先我们说社会矛盾，社会利益，更加复杂多样，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社会矛盾突出是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比如收入分配，就是由于新兴产业部门的成长，由于市场化机制的逐步发挥主导作用，由于要素在参与分配，那么就使得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这种扩大甚至表现在方方面面，甚至表现在人们的社区，以前人们可能都在一起，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的，今后由于随着大家购置不动产，你会发现有些人逐步的向高档社区迁移，有些人在向中档社区迁移，就是说在空间上也在表现出来，那么如果收益差距扩大了，以后我们的利益共同点就会发生变化，是不是？

第二个、我们说矛盾凸显，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时期。我们正在面临巨大的什么？资源的瓶颈的制约。中国以前是号称地大物博，但是中国有巨大的分母效应，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就是什么东西拿来被中国分母一除，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对资源的这种需求，也是非常的巨大。我们正在大量的进口资源，我们不仅进口石油，也在进口铁矿石，进口各种金属矿产，由于我们资源供给的不足，所以我们受到这种资源的约束也在越来越大，这种进口也有商业风险，大家也知道，前一段原油涨价，我们就要付出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
另外，我们环境的约束也在加剧，由于我们重工业的发展，我们的排放正在增加，我们二氧化硫的排放，现在是世界排在第一位，我们现在电厂都在进行脱硫装置的改造，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仅次于美国，我们是第二位，我们也参加了《京都议定书》，我们有减排义务，到一定阶段我们要履行减排义务，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压力。

第三个，我们说为什么矛盾凸显呢？由于我们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我们正处在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一个时期，大家看媒体都知道，欧盟、美国都给中国纺织品设限，我们面对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而我们的出口规模又在迅速的增加，这种压力很大，另外一方面，我们由于出口产品大量是加工组装，由于没有自主的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我们的附加值很低，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去出口，但是所得收益非常有限，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方式，这种外贸的增加方式，也面临巨大的调整的压力。另外，我们由于利用国际资源，面临国外这种矿业集团价格的压力也在加大，可能是一种战略联盟，他们可能建立一种战略联盟来跟我们讨价还价等等，所以我们说我们正处在十分重要的关口。

王一鸣：五句话提炼中国经济的经验启迪

很快第十个五年计划就要完成了，那么第十个五年计划给我们哪些启示呢？我想有这么几点，回顾过去这几年，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说有这么几点启示非常重要，第一就是我们说要用好，要抓住我们当前的有利时机，在发展中来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

十五计划明确了一个指导方针——发展是主题，小平同志也说发展是硬道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要又好又快的发展，十五时期，我们实际上是逐步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进入了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从2002年开始，大概的情况什么样？就是我们2001年GDP增长是7.5％，2002年增长了8.3％，2003年是9.5％，最近的统计资料调整，去年也是9.5％，今年上半年还是9.5％。

我们应该说正处在一个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期，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用起来，争取在这段时间实现较快发展，这样能够取得主动，包括今后几年，在保证增长质量的情况下能快的时候我们尽量快一点，这样我们发展的主动权，主动性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发展的实践，去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怎么来的，也是发展实践的总结，特别是2003年的SARS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说发展一定要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说了这些年我国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要转变增长方式，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发展实践，就是要提高我们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要不我们这种发展模式，很难持续下去。

第三、要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我们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总是有周期性变化的，但是我们要尽最大限度来减少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减少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历次五年计划的经验来看，凡是经济增长比较平稳的，波动比较小的五年计划，我们说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比较好，比如我们正在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经济波动就比较小。

但是也有波动的时期，2002年下半年开始，投资迅速回升，到2004年一季度投资增长率高大43％，那么中央也采取了宏观调控的措施，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保持了我们经济增长的这种稳定性，没有出现这种增长周期的大起伏，避免了这种增长周期的中断，而且又没有损害经济增长的这个基本面，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次宏观调控的话，可能我们现在又要面临新的调整。

第四、要把经济发展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上来，南方的同学都感受到夏天暑假回家的时候有拉电的现象，对不对？就是能源的供给不足，我们去年发电量增加了五千万千瓦，原煤生产量是十九亿吨，原油产量是1.75亿吨，我们还进口了一亿两千万吨，在这种局面下我们还能源还紧张，说明什么？我们这种资源利用非常粗放，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说我们GDP还要翻两番，我们煤炭也去翻两番行不行？现在生产19亿吨，我们煤的生产量再去翻两番？那显然我们的空气受不了，我们的肺也受不了，所以说我们必须着力调整结构，调整结构的中心环节是什么？我们说不是简单去调整产业的比例关系，而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所以我们要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重要的启示。

最后一点是坚持以人为本，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发展经济是为了什么？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我们说老百姓的需求在发生新的变化，他们不但要物质上的生活改善，包括对精神生活都有更多的需求，所以我们发展也要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

王一鸣：中国何时跻身中上等收入国家

简要展望一下十一五的发展，那么从2001年到2020年，这二十年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是第一个阶段，后十年是第二个阶段，那么十一五时期正好是处于什么时期呢？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它要延续十五这样快的增长态势，拉长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为后十年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说十一五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我们说延续这种增长周期并不是很容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说1979年到2004年，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是多少呢？9.4％，但是总体上还是不平衡的，在各个年度间是不平衡的，当然我们能够实现，应该说这个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是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一个大国保持这么二十多年的持续高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还要延续，我们就还要继续去创造奇迹。但是总体上说，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很高的增长平台上维持下去，往往会呈现出前高后低的一种态势。

如果我们汇率发生变化了，我们的GDP总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我们假设2010年是13.5亿人，2020年是14.3亿人，按这个推测人均GDP是多少？1700美元，当然如果按2000年的汇率算，与目前中等国家的平均水平，1920美元就接近了，到2020年就会超过3200美元，就是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应该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态势，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是应该说是有信心的。

王一鸣：未来5年 区域规划的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们还要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随着我们国家财力的增强，要增强这种扶持力度，另外要加大跨区域的基础设施，交通通道的建设，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为交通不方便，人就流动不起来，货物就流动不起来，只有流动了，有些资源才能变成商品。

再一个，为了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十一五也要尝试建立这个主体这种功能区，来构建区域发展的体制，比如说，按照它承担的这种功能来进行划分，有些地区是优先开发的地区，也就是说它这个国土开发密度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资源承载能力开始减弱，那么这种地区我们可以优先开发。但是加大开发力度的同时，我们也要减轻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有些区域我们叫严格限制开发，比如说自然保护区，比如最近对三江源，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河的源头地区，作为生态地区，国家投入了好几十亿要重新恢复生态，这个就跟当时的开发有关系，所以有些地区要限制开发或者说禁止开发，就是自然保护区要禁止开发，按照它承载的功能做一些划分，这个正在探索。

王一鸣：未来五年 我们有哪些有利条件

今后五年，我们到底有哪些有利的条件，也有很多方面：第一、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开始显现，我们回旋余地比以前增大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跟二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是已经是一万六千五百亿美元，这样一个庞大的一个经济体了，再加上我们占世界的份额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4％，现在提升到已经4％多一点了，再加上我们有13亿人口，城市人口又超过5亿，工业化又在加快推进，所以我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大大加强，那么这种大规模经济体对经济增长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一个是它的这个市场的回旋余地大，就是说，有的产品比如在东部，它生命周期慢慢结束了，但是在中西部还能找到市场，在城市它的生命周期慢慢到了，但是在我们农村还能找到市场，这样可以把很多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拉长。

第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在很长时期内继续保持，但要避免劳动力价格的迅速上升使我们高速增长期中断，我们现在就业总人数有7亿人，当然我们农村还有1.6亿的剩余劳动力，我们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当然我们不是人力资源强国，是人力资源大国，这就使得我们在比较长时间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有它特有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出口产品为什么有竞争力，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价格有竞争力，如果在成熟的技术状况下，生产线都是成熟的技术状态下，劳动力价格，特别是劳动成本占产品总成本的份额比较大的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有竞争力的。

第三、我们有利条件就是我们储蓄率比较高，可以保障经济较快增长对资金的需求，我们多年来储蓄率一直高于40％，当然这同东方民族这种文化，这种储蓄文化有关系，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消费率的提高，我们储蓄率会有所降低，但是我们仍然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所以我们的资金供给条件比较充分，另外我们这几年在外商投资方面非常踊跃，但外商投资，我们说我们投资80％以上仍将来源于国内储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资金供给优势有效整合国际优势资源，但又不会对国外资本形成过渡的依赖，这是我们的优势。

第四、我们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备，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很多物质技术的支撑，我们现在这个产业体系，可以说我们有很多产品都是第一，全世界都是NO.1，我们有很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有智能化的，柔性化的，集成化的生产方式都有，你到上海通用去看，生产线上各种车，不同品牌的不同型号的车在一条线上可以组装，它可以通过计算机来控制。我们远远超过美国，所以说我们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没法相比的，我们的发电量也超过四亿，四亿装机已经超过四亿千瓦，那么我们现在每年还在新增五千万到六千万，我们在建的规模也很大，我们说我们的物质基础比以前是大大不同了。

第五个有利条件，我们经济转型加快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我们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行业和领域，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集中到它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这些领域，包括基础原材料，一些带垄断性的领域，带自然垄断性的这些领域，那么我们进一步放宽这种电信、电力、金融、城市、公共事业、铁路、航空、邮政这种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来加强它的竞争。

以前中国的分量非常小，中国没有被太多的去关注，但是你要看看今天西方的主流媒体，美国、德国、法国、瑞典都在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为什么？中国开始对世界有影响了，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对这些国家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我们正处在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期。

② 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中国有哪些进步和发展

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指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也就是1927-1937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国民政府进行改革，主要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因为清朝的关税已经被帝国垄断掌握，《南京条约》之后，中国的关税就越发混乱，各种杂七杂八的税目混在一起。国民政府整顿税务，政府加强对各种税收的管理和控制，而且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增加了一些新的税收。这一措施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增加了国民政府的收入，稳定财政。

民国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因为世界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心思对中国进行剥削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的喘息空间，让民族工业迎来黄金时期。也因为国民政府一系列的经济建设运动也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③ 我国解 放前的“黄金十年”的成就是什么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又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到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初具雏形。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被一些学者称为“黄金十年”。他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正逐步走向现代化，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并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就进入“起飞”阶段。 就在这关键时刻，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前功尽弃，建设成果几乎丧失殆尽，直接损失至少在6000亿美元以上，致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至少延误了20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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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建设银行黄金积存是什么意思

黄金积存又称为黄金定投，是指商业银行客户在商业银行开立黄金积存账户，按商业银行标的黄金产品的固定重量或固定金额进行积存，银行根据客户的申请每月自动在其账户上扣除相应款项。

此外，客户也可以采取主动投资的方式在某个时间点进行一次性申购。对于积存账户内的黄金余额，客户可以选择赎回获得货币资金或按商业银行相应黄金产品的实有规格提取黄金实物。

黄金积存业务适合于目前资金量相对较小，但需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积累财富的个人投资者，实现“小积累、大财富”。特别适合于有一定收入结余的大学生一族、事业刚刚起步的小白领一族、刚组建家庭的年轻夫妇以及想为孩子尽早进行财富积累的三口之家等。

(6)十年黄金建设扩展阅读：

黄金积存优势：

一、黄金能保持久远的价值

商品在时间的摧残下其物理性质都会产生被破坏和老化的现象，例如汽车、房产，时间一长，贬值只是分分钟钟的事。而黄金由于其本身是由惰性元素组成，物理和化学性质都极其稳定，再加上黄金本身具有价值，所以，恒久不变的价值就成了黄金作为重要经济角色的支柱。

二、黄金是对抗通胀的最理想武器

近几十年间，通货膨胀导致的各国货币缩水情况十分剧烈。特别是在内战时，政局不稳，货币通常面临着极大的通胀，在政治极不稳定的年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大面值的纸币就连一个鸡蛋都买不起了。但黄金却会跟随着通胀而相应的上涨。

三、投资方式灵活。如意金积存业务为客户提供主动积存和定期积存两种选择；还提供按金额积存和按克数积存两种方式；当客户积存达到一定数量后，还可以选择赎回和提取金条。

四、投资门槛低，积少成多。如意金积存业务按金额积存的起点为200元，按克数积存的起点为1克，非常适合个人客户进行小额持续的黄金投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黄金积存

⑦ 中国工程机械下一个黄金十年来临了吗

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司长黄民近日在《中国交通报》发表题为《城市群交通应系统研究超前谋划》的署名文章指出，交通运输网络是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合理布局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城际、市域、城乡3个层次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以更好适应组团式城市发展和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需要。
黄民指出，城市群内部的联系主要有3个层面：第一个是城市群各城市间以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骨干;第二个是城市群中心城区与各卫星城间以市域铁路（市郊铁路）和快速公路（道路）为重点;第三个是城市和小城镇间以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为重点。以这3个层次形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适应性更好、更高、更强。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看来，这3个层次的交通网中，城乡之间，尤其是农村公路的建设最为滞后。早在2009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全国乡镇要通柏油路和水泥路，但截至2012年底，全国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为88.7%，西部地区仅为78.1%。交通部也曾承认“在农村公路建设中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压力，特别是因为地方配套资金短缺等原因，面临的压力比较突出”。
2013年，对于中国而言，是改革之年；对于工程机械行业而言，则是转折之年。作为承上启下的一年，2013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销量明显好于2012年，同时也为2014年的“回暖”做了铺垫。专家预计，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节能环保推进和海外市场拓展，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将进入下一个黄金十年。
新型城镇化为之开启绿灯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并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将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修改。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称，将抓紧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争取尽快发布实施。据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三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
2013年12月23日至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其中，解决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以及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涉及到庞大的保障房建设。按照住建部的计划，仅2014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就是：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以上，新开工600万套以上，其中棚户改造370万套以上。
毋庸置疑，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必将带动新型农村的建设步伐，大量农村房屋改造、农田水利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将为工程机械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专家表示，中国城镇化率从1993年的27.99%上升到2012年的51.27%，给工程机械行业带来了旺盛的需求，是工程机械行业上一个黄金十年的时代背景；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将给工程机械行业带来下一个黄金十年。
雾霾警示走节能环保路
从2013年年初爆发大规模雾霾以来，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
有关数据显示，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排放物70%以上来自于制造业，它们每年产生约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
在中国制造业中，工程机械是排名仅在汽车之后的第二大污染行业。其中，二手工程机械更是被称为“环境杀手”。众所周知，发动机是从新机下线时装配的，随着施工年限的延长，发动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随之加大，二手工程机械的“无限期”使用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内市场，二氧化碳排放超标的二手工程机械占工程机械总量的40%左右。
雾霾天气频频来袭，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绿色战略”已经成为工程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雾霾治理和节能环保概念的推动下，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巨头纷纷引领企业步入“绿色时代”。
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工程机械行业就意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并开始不断地探索。2008年奥运会前，为提高中国环境质量，北京为1万辆国三以下标准的重型柴油车加装了“颗粒物捕集器”，但从运行情况看，由于这些重型柴油车的车况普遍较差，减排效果并不好。
其后，徐工集团主动出击，从产品油耗、性能出发，以技术创新，开启了新能源动力的先河，率先在国内研发推出了第一台lw500k-LNG型天然气装载机，在行业内掀起了一股新能源动力的绿色旋风。
有专家预测，为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未来5～10年，工程机械行业将成为中国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板块，其市场潜力不容小觑。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也曾表示，我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建设工地”，工程建设将会带动工程机械行业飞速发展，而随着人们对于环境的越来越重视，在未来5~10年工程机械行业将成为中国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力量。
海外拓展化解产能过剩
在2013全球工程机械产业大会上，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曾指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全球范围来看产能依然过剩。在中国市场， 当国内GDP低于两位数的时候，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从过去几年看，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速度大概是GDP发展速度的2倍，今后如果GDP增速在7%到8%的水平，行业发展增速大概在15%左右。
在国内需求下滑，产能过剩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工程机械代表企业，不仅继续巩固在中国市场的地位，更在门槛甚高的国际市场全力突破。2013年6月28日，潍柴动力收购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用叉车制造商凯傲；7月1日，三一重工收购普茨迈斯特剩余10%股权，完成100%控股；9月10日，中联重科完成对CIFA全资控股；10月31日，柳工机械收购位于波兰Stalowa Wola市的ZZN传动件厂；12月25日，中联重科从圣戈班集团收购了全球干混砂浆第一品牌—德国M－TEC公司，这是中联重科继2008年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之后又一次海外并购。
尽管如此，高晓诗表示，中国工程机械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并不轻松，文化差异、面对的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全球领先品牌的直接竞争，都将给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⑧ 黄金十年的经济建设

1930年－1936年间，工业部门增长率达到8-9% ，尽管估计有这样的增长率，但增长的起点很低，在民国的40年中，整个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中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
工业成长显著的分别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农业方面，也有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乡村建设政策，并开始在外来资本的冲击下被动享受到的近代经济 。此阶段中国经济在官僚资本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很大弊端，但在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初现端倪。
1933年，中国的工厂、手工业、矿业和公用事业的产量，仅构成国内净产值的10.5%。手工业产量占工业部分的67.8%；工厂占20.9%；矿业占7.0%；公用事业占4.3%。估计为4691万的非农业工作人口中，1213万（25.9%）受雇于手工业，113万（2.4%）受雇于工厂，77万（1.6%）受雇于矿场，4万（0.09%）受雇于公用事业。
黄汉民通过对30年代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工业发展总趋势是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一小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了提高 。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充实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但是因腐败和资金短缺，以及战争破坏，导致重工业大部分成为纸上谈兵，无从落实。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小部分已建成投产，而大部分都停留在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
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钢铁3万吨，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2万吨，锑1.46万吨，精铜9吨，铁砂0.63吨，电报机425具。
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业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过在这段期间，晚清时候建设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年钢产量稳定在5万吨，该厂于1925年停止生产，国民政府统治十余年间始终没有恢复生产，惹起争议。不过有论者指汉阳钢铁厂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复生产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长期向日资举债终致日资所入侵有关。另外民国时期，中国炼钢水平极端落后，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钢铁价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军湘、鄂期间，为动员农民支援北伐，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有大量左派参加的中央和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最近政纲》，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减轻农民负担，统称“二五减租”。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但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该省的“二五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因此，自始即受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最终浙江省政府迫于压力取消了减租办法，而大部分省份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没有。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能力先天不足。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
农村复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颇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民政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几乎属于空中楼阁，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压制。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籍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以当时中国落后的的工业水平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1930年代中期以后，爆发连串灾荒，水利建设停滞不前，技术落后，不断的内战和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技术改良
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也是有气无力。例如在33-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工作就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到最后也未有实际成果。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门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 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上海。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修订《中央银行条例》为20条，由国民政府拨款2,000万元。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于上海。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
在大萧条后期，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
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这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
可惜国民政府大量发行钞票支付内战军费，法币发行量急剧上升，最大面额高达六十亿元 。这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间接掠夺了大量国民财富，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
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内战频繁和腐败大增缘故。
右图列出南京政府1928-1937年间九个财政年度的主要收入和支出。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在1938年以前数量仍然很大，以后在战争时期，与中央的支出相比急剧下降。但即使把省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加在中央政府的支出上，总数也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仅占3.2-6%。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1929年占8.2%，1933年占14.3%，1941年占19.7%。就国民收入而论，国民政府的支出为数很小，这既反映了国家税收基础的狭窄，也反映了有限规模的现代经济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被要求承担国民政府税收的最大负担。
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
在1928举行的全国财政会议上，中央政府正式把产生国民收入的65%田赋让给各省。这在当时与其说是一种政策，目的在于改进从北京政权继承下来的公认是混乱的财政管理，不如说是南京政府对政治现实的一种承认。它意味着，为了报答空泛的政治支持，中国的中央政府放弃对一部分经济的任何财政要求。放弃了对一种不公平的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检查的任何尝试，结果是一大部分潜在的农业税收被截留，社会不能将它用于公共福利。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3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⑨ 民国十年的属性

民国黄金十年

1927年到1936年，这段历史在我们国人记忆中貌似是战乱频仍不堪回首的，所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十年。然而，事实上，这十年却是民国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建设最快，经济最繁荣的十年。可以说，没有这十年打下的基础，中国的八年抗战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十年。

首先，从1927年起，国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一系列胜利。1927年，国民党仅控制讲浙及安徽的一部，通过29到31的内战加大了对河南，江西，湖北，福建的控制，镇摄了其他地区，保正了其生存基本确立了其中央的位置。通过对红军的追击，把手伸近了华南和华西（原文），近一步控制了各路军阀。到三六年只有七个省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国民党可以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4792265_1.html/ ]

当然，这黄金十年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只有20%。同时中国在1928年度量衡划一制度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那么衡呢，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再来看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因为经济发展，城市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政治：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扭转了分裂浪潮（这花了政府前四年的大部分精力）。

那么，这些成就都是怎么取得的呢？一句话，顺应潮流，力主改革。

以金融为例，训政时期的财政训政伊始，蒋介石面临的财政局势异常严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货币混乱至极，用"百孔千疮"来形容也毫不过分。为了眼前维系住一个政权的需要，南京政府对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个月筹款一亿），激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但如果不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南京政权眼下就维持不住。对此，蒋介石别无选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平心而论，南京政府的财政措施是极为成功的。这几项举措主要是：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首先来看一下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有着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的意义。国民政府实现关税自主的动力，主要出自财政考虑。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年代里，关税收入要占全部税收的半数以上，因此，征得关税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面子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复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与各国协商关税问题。美国人为了在中国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率先与中国合作，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国税自主权。接着，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关税问题上同中国过不去，迟迟不肯修约。在最惠国条款的约束下，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其他国家就可援引。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与日本也缔结了关税条约，关税自主终于实现。关税自主后，国民政府不但有了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的财源，而且有了采取其他措施（如发行公债）的担保手段。从关税收入的数量来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数为100，1 928年上升为149，1929年为229，1931年为307，1934年为318。关税收入的持续增加，为国民政府提供了财力支持。

其次是裁撤厘金。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的一项特殊征税措施，对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阻碍作用，外国商人也极为反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要求中国政府裁撤厘金。

1928年议定中国关税自主权时，虽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为附加条件，但撤厘的意图十分明显。南京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是发行公债，改组银行。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发行公债。国民政府在发行公债中，采取了极大的让利政策。1927至1931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0.58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达5.2亿元，几近对折。这些巨利，使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1928至1931年，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银行23家。全国28个重要银行的总资产，由19 26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1931年的25.69亿元（当时全国工业资本不到10亿元）。1935年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公债作武器，拿公债作官股，增加向民营银行的投资，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官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还出任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的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从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为首的国家金融系统支配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银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办、政府控股、干预人事等方式拉进了国家金融系统。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据了主体和主导位置。

最后是币制改革。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1935年，在英国专家李兹罗斯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从1935年11月起，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按改革方案的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项、商业贸易，一律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和银元。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生银、银元，均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到1936年6月，民营银行钱庄向政府交售了2 .255亿元的白银，民间个人和企业向政府交售了3亿元白银，外国在华银行除日本外，也都将存银交售给了中国政府。币制改革后，南京政府将大量白银运到纽约、伦敦，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储备，法币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币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来。于是，原来发行的本来就还不起公债，开始被政府以强硬手段赖帐。1936年，南京政府发行了14.6亿元的"统一公债"，把原来的各种旧公债统统换成新公债，使旧债彻底了结。新公债利率被压到低限，而且还本期限较长。但是，由于有稳定的外汇储备，公债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统一公债，南京政府在1936年还发行了复兴公债3.4亿元，加上铁路建设公债等小数额建设性公债，当年政府发行公债的数量达20亿元。扣除掉整理旧债的14.6亿元，新债也有5亿余。尽管公债数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价下跌外，其后一直上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公债价格上升到了最高点。币制改革后，物价上扬，货币供应增加，民众购买力上升，银行利率普遍下降，储蓄增加，用于工商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外汇率的稳定也促进了外贸，出口额迅速增加，外贸赤字迅速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