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國際金融和資本增值

⑴ 國際金融國際收支平衡表資本與金融賬戶

2009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貿易差額為2201億美元，資本金融項目差額為1448億美元，總差額是3984億美元\r\n 這說明2009年中國對外貿易雙順差。

⑵ 國際金融市場對世界經濟發展具有什麼作用

國際金融市場的作用是廣泛的，一般有以下幾個方面：
1．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巨大發展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能在國際范圍內把大量閑散資金聚集起來，從而滿足了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需要，同時通過金融市場的職能作用，把「死錢」變為「活錢」，由此推動了生產與資本的國際化。
其次，歐洲貨 如歐洲貨幣市場促進了當時的聯邦德國和日本經濟的復興；亞洲美元市場對亞太地區的經濟建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資金也都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的。幣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又為跨國公司在國際間進行資金儲存與借貸、資本的頻繁調動創造了條件，促進了跨國公司經營資本的循環與周轉，由此推動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巨大發展。
2．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資金
國際金融市場是世界各國資金的集散中心。各國可以充分利用這一國際性的蓄水池，獲取發展經濟所需的資金。可以說，某些國家或地區就是以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借錢付利息的代價來推動經濟發展的。
3．有利於調節各國的國際收支
國際金融市場的產生與發展，為國際收支逆差國提供了一條調節國際收支的渠道，即逆差國可到國際金融市場上舉債或籌資，從而更能靈活地規劃經濟發展，也能在更大程度上緩和國際收支失衡的壓力。
4．促進金融業的國際化
國際金融市場的發達， 例如，當大量國際資本同時流向一個國家時，必然導致流入國貨幣供應量增加，引發通貨膨脹，沖擊該國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甚至會加劇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安。吸引著無數的跨國金融組織，尤其銀行業匯集於此。國際金融市場成了國際大銀行的集散地。金融市場通過各種活動把這些銀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世界各國的銀行信用突破空間制約而成為國際間的銀行信用，在更大程度上推動諸多金融業務國際化。
5．導致大規模的國際資本流動
國際金融市場會導致國際資本在國際間充分流動，使當前的國際資本流動達到了空前的規模。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為此，近幾年在西方各國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都不同程度地加強了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干預與管理。

⑶ 國際投資的海外投資

國際投資的內涵應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參與國際投資活動的資本形式是多樣化的。它既有以實物資本形式表現的資本，如機器設備、商品等，也有以無形資產形式表現的資本，如商標、專利、管理技術、情報信息、生產訣竅等；還有以金融資產形式表現的資本，如債券、股票、衍生證券等。
2、參與國際投資活動的主體是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是指獨立行使對外投資活動決策權力並承擔相應責任的法人或自然人，包括官方和非官方機構、跨國公司、跨國金融機構及居民個人投資者。而跨國公司和跨國銀行是其中的主體。
3、國際投資活動是對資本的跨國經營運活動。這一點既與國際貿易相區別，也與單純的國際信貸活動相區別。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國際流通與交換，實現商品的價值；國際信貸主要是貨幣的貸方與回收，雖然其目的也是為了實現資本的價值增值，但在資本的具體營運過程中，資本的所有人對其並無控制權；而國際投資活動，則是各種資本運營的結合，是在經營中實現資本的增值。 英國是歐洲最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作為全球商業的發電廠，英國擁有先天的經濟優勢：全球頂尖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高新技術產業研發中心等。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1年調查，英國是歐洲吸引最多個人投資項目的國家，從2004年起，英國吸引了約五分之一的投資歐洲項目。越來越多的海外公司也更願意將自己的歐洲總部設在英國。
無論是尋求企業發展和個人財富的創新增長點，還是獲取高品質的產品或服務，英國都是投資者的最佳選擇。首先，作為工業革命的先行者，英國最早提出了「自由貿易」的概念並全面施行自由市場經濟，其市場開放及靈活程度至今在歐洲甚至世界范圍內都首屈一指。而且，英國的稅率水平遠低於歐洲甚至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是G20和G7國家中企業增值稅最低的國家。另外，英國雄厚的科研教育實力也為赴英投資者的持續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其豐富的經驗可為傳統企業在產品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除了經濟方面的優勢條件，英國為數眾多的世界文化遺產與豐富多彩的現代娛樂項目相互呼應，可為投資者們提供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都無可挑剔的生活居住環境並滿足投資者各方面的需求。
英國政府對行業也是實行盡量放開的管理，除個別行業的生產外(如軍事、高技術等敏感產品和設備)，政府不幹涉企業的具體經營行為。企業在經營品種、項目、資金數額和投資方向等諸方面均無限制。政府部門只對有關行業的發展，實行總的政策和財政資金運用的管理，而企業的組建、運作和市場活動受到相關法律和法令的約束，國家依法對違法企業進行行政或法律處治。
英國貿易投資署（UKTrade&Investment,UKTI）是英政府設立的為從事貿易的英國公司和在英投資的外國公司提供全面服務的機構，作為全球商業的發電廠，英國擁有先天的經濟優勢：全球頂尖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高新技術產業研發中心等。無論是尋求企業發展和個人財富的創新增長點，還是獲取高品質的產品或服務，英國都是投資者的最佳選擇。

⑷ 一個國際金融的問題關於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懂的網友幫幫忙啊

國際收支平衡表主要由三部分組成：經常賬戶、資本與金融賬戶、凈誤差與遺漏。一定時期內，這三個賬戶的發生額之和為0。

而第三個賬戶「凈誤差與遺漏」顧名思義也就是用於抵消的賬戶，因為國際收支統計會因為口徑不一、人為因素（如虛報出口）等原因出現誤差。
假設凈誤差與遺漏為0，那麼經常賬戶的順差數額自然就等於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逆差數額了，即，經常項目順差產生的外匯收入將用於資本與金融賬戶的外匯支出，也就是資本與金融賬戶逆差，這就使外幣資產供給增加。

直觀來說，如果一國貿易出口大於進口，可以不太嚴謹地認為該國經常賬戶順差。那麼出口比進口多賺的外匯往哪裡花？自然是投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去（當然，也可以作為我國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也屬於資本與金融賬戶）。這些經常賬戶順差產生的外匯可以粗略認為就是外幣資產供給增加量（我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外匯供給）。

⑸ 國際金融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了什麼作用

吃了東家吃西家，大發戰爭財！
首先支持德意日三個軸心國走法西斯道路，特別是投資內德國讓這個容一戰損失最慘重的國家重新武裝起來，投資日本讓這個一戰第二大受益國在軍國主義路線上越走越遠；然後又加大對同盟國主要是美國的投資，讓這個世界工廠滿負荷運轉開動戰爭機器；最後在將整個歐洲打了個稀巴爛後，投資歐洲掌控這些國家的資本。

⑹ 為什麼在國際金融中資本流入是貸方和會計不同會計中資產增加要記借方，

會計六要素金額的增減計借方或貸方是這樣規定的：資產、成本和費用類科目內增加計借方，減少計貸方，費用類容期末無余額（全部結轉至本年利潤借方），資產類期末余額在借方，否則視為異常會計人員當查清原因；負債、所有者權益、收入科目增加計貸方，減少計借方，收入期末無余額（全部轉入本年利潤貸方）。
本年利潤是個所有者權益類科目，因此也是金額增加計貸方，減少計借方。
收入和費用類科目期末余額都應該是零，把他們統一結轉至本年利潤科目中（稱之為損益結轉），本年利潤反映的就是企業實際的利潤總額，你可以認為這樣做是便於更直觀的反映一個企業的盈虧情況。
而收入很顯然是利潤的一個增加項，所以要轉入本年利潤的貸方，成本是利潤的一個減項，所以轉入本年利潤的借方。
或者你這樣想，收入發生時計入貸方（借：現金等，貸：收入），結轉損益時若想要收入科目余額為零，當然是從借方轉出去（借：收入，貸：本年利潤）。

⑺ 在當前國際金融環境下,談談你對我國資本與金融項目開放的理想和態度.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⑻ 金融學這三個研究方向1.貨幣銀行與國際金融2.資本市場與公司金融3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有什麼區別呀.

1、金融來學這三個研究方源向①貨幣銀行與國際金融②資本市場與公司金融③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區別在於：這三個研究方向的側重點不同。貨幣銀行與國際金融側重於貨幣與國際金融的關系，而資本市場與公司金融側重於資本與公司金融的關系，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側重於金融的風險的研究與分析。
2、金融學是研究價值判斷和價值規律的學科。主要包括傳統金融學理論和演化金融學理論兩大領域，是現代經濟社會的產物。金融、金融學均為現代經濟產物。古代主要是農耕、農業經濟，主要是易貨和簡單的貨幣流通，根本不存在金融和金融學。如在中國，一些金融理論觀點散見在論述「財貨」問題的各種典籍中。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最早形成於西方，叫「貨幣銀行學」。近代中國的金融學，是從西方介紹來的，有從古典經濟學直到現代經濟學的各派貨幣銀行學說。

⑼ 資本市場發展與國際金融之間的關系

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區別主要有：
(1)市場運作境界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的活動領域局限於一國領土內，市場的參與者限於本國居民，而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領域則超越國界，其參與者涉及境外居民或多國居民。
(2)市場業務活動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的業務活動一般不用外匯，也不必通過外匯市場進行；而國際金融市場的業務活動必然涉及到外匯交易活動，而且要通過外匯市場進行，外匯市場是國際金融市場的中心市場之一。
(3)市場管製程度不一：
國內金融市場必須受到貨幣當局的直接干預(含暗地干預)，市場運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政力量的左右；而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則基本不受所在國金融當局的管制，市場運行一般很少受到干預，甚至完全不幹預。
國際金融市場與國內金融市場的聯系表現：
(1)國內金融市場是國際金融市場得以發展的基礎：
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國際金融市場，都是在原先國內金融市場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這些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金融機構、銀行制度以及涉外業務與國內金融市場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2)國內金融市場的貨幣資金運動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貨幣資金運動互為影響：
國內金融市場的利率發生變動，會通過各種方式影響到國際金融市場上利率的變化，國內金融市場上貨幣流通發生變化成幣值變動，也同樣會影響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的變動。
(3)國內金融市場上的某些大型雲掌財經機構，同樣也是國際金融市場運作的主要參與者：
國際金融市場是隨著國際經濟交易的發展與擴大而產生與發展的,依託國內金融市場發展，相輔相成，聯系緊密

⑽ 論文題目「國際金融旅遊業對於貨幣增值的影響（好與壞）」誰能幫下忙

現代金融學的發展
一、金融問題中的不確定性研究
在21世紀以前的經濟學研究中，研究者大多關注的是企業中的投入產出效率問題，由於當時資本市場化程度低，很少有人專門研究與資本決策有關的問題，盡管如此，還是有些研究成果對以後金融學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最大的貢獻是資金時間價值概念的提出。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不確定性概念的認識，進入30年代以後產生了大量對金融決策問題的研究成果，同時這些成果又積極推進了金融市場的活躍與發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簡要概述與評價了這一時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確定性研究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1.證券組合理論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在整個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確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風險補償的概念，認為由於金融產品中的不確定性的存在，應該對不同金融產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風險補償。隨後，Von Neumann(1947)應用預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選擇的方法，在此基礎上Markowiz(1952)發展起了證券組合理論，他認為投資者選擇證券組合時關注的只是未來現金流的均值與方差。他假設投資者的預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項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結論是在不確定的前提下，最優的投資決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認為投資者出於自身流動性偏好的不同選擇收益與風險的均衡。這進一步完善了證券組合選擇理論的框架。
在資產定價領域另一著名的理論模型就是資本定價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簡明地表述了資產組合的價值與無風險利率以及資產的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無風險資產的情況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無風險利率被包括整個市場上所有資產的證券組合的預期收益率代替。與CAPM模型同時代出現的資產定價模型還有Ross(1977)的套利定價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代理資產定價模型。
以CAPM為代表的資產定價模型，為資產定價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計算方法，並且得到了一些在實證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對現實中的一些異常現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釋能力，Brennan(1989)認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資者對投資的預期與風險都具有共同的估計與判斷，並且所有投資者的效用函數一致的假設基礎之上，這一假設與現實不一致，這是導致CAPM對一些現實問題缺少解釋力的根本原因。以後正是對這些假設的質疑，推動了信息不對稱概念的提出與研究。
2.市場有效性假說
市場有效性假說認為，在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中，不存在不對稱信息與市場摩擦，影響未來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資風險的不同。在20世紀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對市場有效性假說進行了檢驗，Fama(1973)通過對美國證券市場的實證檢驗，認為有效市場假說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員發現了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市場有效性假說或者CAPM模型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例如，Basu(1977)發現資產的平均收益除了與CAPM中的β系數有關外，還與資產的價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關，在相同β系數下，價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長型股票）的市場價格好於價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價值型股票）；Benz(1981)發現股票的市場價格還與上市公司的規模有關；Stattman(1980)發現股票的價格與賬面價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響股票價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響資產價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許多研究人員從時間序角度研究也發現了一些市場有效假說與CAPM解釋不了的異常現象，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發現的所謂「一月效應」；他們發現在紐約證券市場的指數在一月期間的存在明顯低於其他月份的現象；還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發現存在類似的「星期一效應」，以後許多研究人員在世界范圍內驗證了這兩種現象的存在。
對這些異常現象的解釋，有效市場假說顯得無能為力，有人曾經試圖將「一月效應」解釋為到年末稅收流出的影響，但是在英國、澳大利亞等稅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國家，仍然存在「一月效應」就無法解釋了。有些學者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這些異常現象，例如，Dreman(1982)將股票價格的P/E比率效應解釋為，由投資者總是過高估計具有高成長性股票的成長性，導致市場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價格被高估了，這是導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連續時間模型
在資產定價理論中的另一個重要假設是：證券市場總是在連續過程中，在這一假設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將CAPM發展為瞬時資本資產定價模型(ICAPM)，同樣在信息對稱、無摩擦的市場中，資產價格的變化符合Ito過程，在這種條件下，資產的價格與投資者的效用偏好無關。在隨後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應用以上連續時間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權定價公式，這一公式後來被大量的實證研究所證實，並且被廣泛在實踐中應用。
（二）不確定性研究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是公司財務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資決策中的有關負債與權益比例選擇、公司的紅利政策等問題。最早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們的研究顯示，在完全市場中（沒有市場摩擦與信息不對稱存在）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負債比率無關（M-M定理）。類似的研究結論還有，公司的價值與公司的利潤分配政策無關。顯而易見，這些研究結論與現實中的事實不符。依據M-M定理的結論，公司在利潤分配時，由於派發現金紅利會有現金流出，公司將更願意選擇股份回購的政策，而不是紅利政策，而在現實中，許多公司更願意選擇分紅而不是股份回購，這一現象被Black(1976)稱為「公司紅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對此Miller(1977)所能給出的解釋是，M-M定理的結論之所以與現實不同在於稅收與所謂的破產成本對財務結構的影響，是由於一定的負債可以使公司達到稅收減免的作用，另外由於對高負債率公司存在著破產的風險，所以負債率對公司股票價值存在影響，Miller以及其他的學者對這些財務問題做出的解釋總體來說都不很令人滿意，直到後來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後，似乎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對稱信息問題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對現實中的一些現象很難單純用不確定性（風險）來得到滿意的解釋，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引起了人們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關注，加上在20世紀60年代以博弈論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許多學者在對金融問題中的不對稱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別是用不對稱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釋許多有關財務結構方面的問題。以下仍然分兩部分概述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財務決策方面的成果，接下來是在資產定價方面的成果。
（一）不對稱信息在公司財務管理中的應用
1.紅利信號模型
關於公司紅利決策的困惑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願意支付紅利而不願意將利潤用於股份回購的異常現象之外，Lintner(1957)還發現公司在進行紅利決策時，由於受累進稅制的影響，更願意使各年的紅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紅利波動要遠遠小於股票價值波動，有關稅收減免的理論解釋較為理想，並且在以後被許多學者用實證方法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稅收效應並沒有很好解釋公司為什麼更願意支付紅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紅利可能是向投資者揭示公司發展前景的信號，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應用博弈論方法建立起了紅利模型，Bhattaeharya成為第一個將博弈論引入金融分析的學者，Bhattacharya認為公司的管理者對公司投資項目的前景與其他普通投資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優勢，管理者通過公司的盡可能高的紅利向普通投資者傳遞信息，如果公司紅利水平高意味著公司投資項目的未來前景好，而對於無法支付高額紅利的公司將不得不向銀行貸款，從而擔負過高的財務成本。以後許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模型又進行了一個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學者質疑認為，按照以上模型認為只有在公司需要為新項目向市場融資時，才有積極性支付高水平的紅利，但事實上模型的紅利支付水平並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項目的影響。也就是說，上面的信號模型不能很好解釋紅利的平滑性。為此，Kumar(t988)發展出了一個粗糙信號(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結論認為公司在一定的利潤范圍內會支付同樣水平的紅利，直到公司的利潤水平超出了這一范圍，公司管理者才會調整紅利支付水平。紅利信號模型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公司為什麼願意支付紅利，而不是股票回購。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選擇原理解釋了這一現象，他們認為公司更願意在市場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時回購股票，所以回購股票行為向市場傳達了股票價值被低估的信號，所以會引起股票價值的上漲，從而使公司支付了額外的成本，而用紅利分配利潤不存在這一逆向選擇問題。
2.資本結構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資本結構問題的研究在引入不對稱信息以前一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論。應用博弈論描述公司資本結構的決策過程，大大推動了對公司基本結構決策研究的發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個公司負債決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過負債率向資本市場傳遞公司未來經營前景的信息，由於高負債率可能導致公司破產的風險加大，而一旦公司破產將為公司的經營者帶來損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對公司未來的現金收益樂觀時才會在資本結構決策時選擇貸款，提高負債率。而前景樂觀的公司提高負債率的決策是前景悲觀的公司所無法模仿的，所以對資本市場來說，高負債率是公司發展前景樂觀的信號。隨後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認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項目發展需要融資時，如果管理者認為目前市場上自己公司股票價值被市場高估了，會選擇通過發行股票的直接融資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認為公司股票價值被低估了，就會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所以說公司增加發行股票向資本市場傳遞的是公司目前股票價值被高估的信號。Myers認為經營者在面對新項目需要投資時首先選擇的是用自身盈利積累完成投資，其次是選擇貸款等間接融資方式，最後才會選擇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這被稱之為「融資順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應用博弈論的不對稱信息理論取得較大成績的研究就是所謂的代理問題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兩類代理問題，其一是債權人與股東的代理矛盾，其二是股東與公司管理者的代理矛盾。債權人與股東間的矛盾表現在股東總是擴大公司投資風險，因為項目成功了超額收益全部是股東的，而如果公司經營失敗，破產的成本由債權人與股東共同負擔。Diamond(1989)通過研究認為，在長期重復博弈條件下，股東的聲譽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東和債權人間的矛盾。股東與管理者間的矛盾是由於股東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經營行為，因而管理者會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會損害股東利益。
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出現了有大量關於代理問題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發現當企業家計劃投資新項目而需要向外融資時，與投資者簽訂貸款合同是最優合同，得到這一結論的關鍵在於雖然企業家與外部投資者在項目未來進展的各個時期都可以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情況，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無法觀察到項目的收益，此時貸款合同是最優融資合同，並且Hart認為由於貸款人在企業家不能償還貸款時可以控制公司的資產，所以企業家有積極性償還貸款。
3.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
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認為為了有效的配置資源，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是必要的，現代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轉離不開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中所有權的轉移方式是多樣化的，包括：收購、兼並、股票的發行以及委託代理關系的變化等手段。在傳統的完全競爭、無摩擦的資本市場假設下，很少考慮公司所有權轉移對公司價值的影響，而事實上每次兼並收購活動都會引起公司股票價值的大幅波動。直到進入80年代以後非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們認識到了公司所有權控制市場對資本市場影響的內在機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購過程中存在所謂的「免費搭車問題(Free Rider Problem)」，他們認為當收購方發現一個目標公司的運營效率低下，而決定收購目標公司時，面對外部的標購，原有的股東知道收購者通過收購後公司在新的經營者經營下，效率會提高，所以會自發抵制收購，等待收購價格的升高，直到收購價格升高到在新經營者的經營水平下的合理的價格時，原有股東才會出售手中股票。考慮到收購方在收購過程中搜集信息、組織收購是有成本的，所以採用標購行為實際上為收購方帶來了損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認為，如果收購方在標購目標公司以前就已經持有了目標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決上述「搭車問題」的困惑，收購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彌補收購帶來的損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結論並沒有在實證中得到證實，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實證結果認為大多數的收購方在標購前並沒有持有目標公司的股票。
在收購行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個困惑就是收購行為往往導致股票價格的大幅上漲，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發現收購發生時的收購人對目標公司的首次出價，大多數高於收購前10天的股票價格的20%。Fishman(1988)將這種現象解釋為是由於有潛在競爭者隨時會加入收購，較高的出價是為了阻止競爭者加入。
4.新股發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組織的一項研究中，首次發現在新股上市後的短期存在著明顯的超額回報的現象，以後許多學者在許多國家發現了這一現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統計得出美國紐約證券市場1960-1992年發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額回報是15.3%。在許多年中IPO現象成為挑戰市場有效性假說的又一個證據。
對IPO現象最早的解釋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認為IPO現象實質是個逆向選擇問題，新股上市時市場上存在著兩類投資者，一類是具有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一類是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信息投資者只是在新股定價低於其真實價值時才購買，而當定價高於其真實價值時只有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才會參加購買，所以平均來說，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購入了較大比例的被過高定價的股票，為了在市場中留住不具信息優勢的投資者，公司在初次發行新股時常常有意低定價。類似Rock對IPO超額回報問題的解釋，許多研究人員給出了這一問題的其他合理解釋，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將新股發行低定價解釋為公司未來前景良好的信號；Hughes和Thakor(1992)認為公司新股發行低定價是為了規避訴訟風險；Ruud(1993)認為新股上市後的短期高回報是由於承銷商的價格穩定活動造成的。
在IPO領域中的另外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就是新股上市後長期表現不好。Ritter(1991)研究發現，在1975-1984年間發行的新股在發行後3年間的回報比正常股票的回報至少低15%。以後Loughran(1993,1995)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謂「主持人效應」解釋新股長期回報不好的現象，他認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銷商出於對自身聲譽的考慮會創造短期超額需求的假象，隨後隨著承銷商從市場的退出，導致了新股長期回報不佳的現象。
（二）不對稱信息在資產定價領域中的應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將非合作不對稱信息的概念引入資產定價領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謂資產定價的理性預期均衡理論，他們認為資本市場中的每個參與者都從市場價格的變化中獲得信息（所謂的學習過程），並且每個參與者的行為不會對市場價格構成影響。在80年代初期這一理論成果主要用於解釋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價格形成機制的成果出現以後，不對稱信息對資產價格的影響才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關注，以後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礎上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於在這一框架下的價格決定機制不同於Modigliani Miller的市場均衡機制，是通過研究具體市場條件下的資產價格形成機制，所以常常將這部分研究成果稱為市場微觀結構理論。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證券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場由三類參與者構成：風險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於自己的流動性需求進入市場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據自己的信息交易，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選擇自己在市場上的交易數量。與Kyle不同之處在於，Milgrom建立的序貫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買入或賣出一個單位的資產，做市商根據交易指令的類型來設定買賣價差，在均衡條件下，由於有競爭做市商的存在，買入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賣出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賣出報價是做市商收到買入交易指令時關於資產價值的條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將促使做市商調整其買賣報價，這種調整從本質上是一種貝葉斯學習過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礎上考察了交易規模對做市商價格行為的影響，其結論是做市商的定價策略會依賴指令的規模，數量比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較差的價格成交。以後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時間對價格行為的影響，發現交易時間會影響價格，並且交易間隔影響交易價差的大小。
現代金融理論方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發展，取得了許多重大突破，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金融難題得到解釋。但是由於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至今對許多問題的解釋還很難令人滿意，例如：對P/E比率和P/B比率對資產價值的影響的現象至今還沒有合理的解釋，對IPO以及基金中的折價現象的研究結果也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另外市場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縱問題也是一個爭論的焦點。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釋，將進一步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