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藩信金融服務集團

① 宋朝的信息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時代，根據首都及疆域的變遷，可再分為北宋與南宋，合稱兩宋。

② 上海藝珈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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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如何平定藩之亂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執殺巡撫朱國治，據雲南叛；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靖南王耿精忠執福建總督范承謨，據福建叛；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據廣東叛。自吳三桂發難，至清軍平叛，歷時八年。

三藩分鎮。

順治十六年（1659年）一月，清軍收復雲貴後，「其實尚未據守」，李定國以及當地土司的軍事抵抗時有發生。十六年三月敕令平西王吳三桂駐鎮雲南，一年後令靖南王耿繼茂「率領全標官兵並家口移鎮福建」，征討以金門、廈門為基地的鄭成功。平南王尚可喜仍留鎮廣東，協助耿繼茂遏制鄭成功。順治在給吏、兵兩部的諭令中指出，吳、耿、尚三藩對所在省份的，「文武官員」有「甄別舉劾」之權，「兵馬錢糧一切事務，俱暫著該藩總管」，「內外衙門，不得掣肘」。

國中之國。

三藩中以吳三桂實力為最。吳三桂降清時所攜部眾四萬余，且開山海關投降，位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輩右」。在底定雲貴、擊潰南明永曆政權的過程中，吳三桂再立首功，順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仿明初封黔國公沐英例，令吳三桂世鎮雲南，兼轄貴州，把前明黔國公的莊田七百頃賜為藩庄，雲貴兩省督撫均受平西王節制。

順治十七年裁定兵制，三藩保留八十三個佐領（約十萬人），其中吳三桂擁有佐領五十三個（五萬人以上），所轄投誠兵萬余。

吳三桂在雲南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郡縣吏得自辟署，謂之『西選』漸乃題用朝臣」，「以別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官公然坐缺定銜」，「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又擇「諸將子弟，四方賓客，與肆武備」，且與西藏達賴喇嘛互市茶馬，每年經西藏進入雲南的蒙古良馬千匹，充作戰馬。為擴充實力，吳三桂還「廣征關市」，「壟斷鹽井、金銅礦山之利」；「招徠商旅」，「廣通貿易殖貨財」；遣人至遼東、四川，「就地采運」人參、黃連、附子，「官為之鬻」。

尚可喜、耿繼茂各有十五個佐領的兵力，另有投誠兵萬余。尚氏所把持的稅收，「每歲獲銀兩不下數百萬」，令藩屬「私充鹽商，據津口立總店」，且「牟利子母」，經營高利貸。耿繼茂在福建亦「橫征鹽課」、「勒索銀米」。在三藩的盤剝下，雲南、廣東、福建三省「數十年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為賴」。

三藩並撤。

康熙即位以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書而懸之宮中柱上」，「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量帶兩佐領甲兵並藩下閑丁、孤寡老弱」啟程，並請以子尚之信襲爵，留鎮廣東。康熙遂令議政王大臣會同戶部、兵部以及吏部「確議具奏」。吏部以「藩王見存，子無移襲之例」駁回襲爵之請；議政王大臣會議又以「尚之信仍帶領官兵居住粵東，則是父子分離，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離」為由，作出「既議遷移，似應將該藩家屬兵丁均行議遷」的議處，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議。

該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吳三桂為窺視清朝廷意向，疏請撤藩，內有「今聞平南王尚可喜有陳情之疏，已蒙恩鑒，准撤全藩。仰恃鴻恩，冒於天聽，請撤安插」等語。康熙對吳三桂之疏批道：「今雲南已經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議政王大臣會同戶、兵二部確議具奏」。

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請撤藩，議政王大臣遵旨會議，作出「應將王本身並標下十五佐領官兵家口均行遷移」的決定。八月初六，議政王大臣在對吳三桂疏請撤藩一事會議時，出現不同意見：一種認為「應將王本身並所屬官兵家口均行遷移，在山海關外酌量安插。雲南地方，有土司苗蠻雜處，不得稍疏防禦，今既將王遷移，應暫遣滿洲官兵戍守，俟滿洲官兵到日，該藩起程」。另一種認為「吳三桂鎮守雲南以來，地方平定，總無亂萌，今若將王遷移，不得不遣兵鎮守。兵丁往返，與王之遷移，沿途地方民驛累」，「應仍令吳三桂鎮守雲南」。兩議俱上請旨，康熙作出「著王率領所屬官兵家口，俱行遷移前來」的決斷。

八月十五日，清朝廷派遣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傅達理前往雲南經理撤藩事宜，遺戶部尚書梁清標前往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前往福建辦理撤藩，於是三藩並撤。

吳三桂發難。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執殺雲南巡撫朱國治、扣留折爾肯等特使，據雲南叛。吳三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國號「周」，以明年為周王昭武元年，蓄發易衣冠，鑄「利用通寶」，旗幟易白，發布反清檄文，斥責清朝廷當年「逆天背盟」，「雄據燕京，竊我先朝神器，變我國衣裳」，「將欲反戈北伐，掃盪腥膻」。雲南提督張國柱、貴州提督李本深、貴州巡撫曹申吉皆降。雲貴總督甘文煜在貴陽陷落後率十餘騎逃至鎮遠，擬扼守鎮遠，控制滇、黔險隘之地。鎮遠守將江義叛應吳三桂，甘文餛被叛軍包圍，十二月初八自盡，雲貴兩省皆陷。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朝廷始接到吳三桂為叛的奏報，大學士索額圖請誅主張撤藩的大臣以平息戰亂。康熙深知吳三桂蓄謀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拒絕索額圖的建議，命前鋒統領碩岱率軍前往荊州，進駐常德，阻吳軍北上；令都統朱滿自武昌赴岳州，阻敵東犯；令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部進川，扼守由滇入川之路。

吳三桂十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陳一炳還京；二十四日任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率軍討伐吳三桂；二十五日以兗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廣，太原鄰近川、陝，調軍隊駐防兗州、太原以便隨時策應湖廣、川陝。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清朝廷以內大臣希爾根為定南將軍，率軍前往江西；該年六月任命貝勒尚善為安遠靖冠大將軍，開赴岳州；未幾又任命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前往浙江督師，任命貝勒董額為定西大將軍前往四川督戰；同年九月相繼任命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駐江寧；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坐鎮江西。

八省俱陷。

三藩所轄之兵，皆「百戰之餘，勇健善斗」，「莫有攖其鋒者」。清朝廷所任命諸將多畏敵避戰，遷延不前。

康熙十二年年底，吳三桂軍自貴州入湖南，攻陷沅州，提督崔世祿被擒，「澧辰路梗，楚疆危急」，偏沅巡撫盧震棄長沙奔岳州。常德、長沙、岳州、澧州、衡陽相繼陷落，湖南被吳三桂佔領。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一月，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弘、吳之茂等叛應吳三桂，四川陷落。

康熙十三年二月，駐廣西將軍孫延齡叛應吳三桂，殺都統王永年、副都統盂一茂，自稱「安遠大將軍」，扼守大榕溪隘口，平樂陷；廣西提督馬雄、左江總兵郭義相繼反叛，廣西陷。

康熙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執福建總督范承謨，據福州叛，自稱「總統兵馬大將軍」，傳檄福建州縣，令蓄發易服。並令都統馬九玉、總兵駱養性等分取延平、邵武、汀州、福寧等地，福建不復為清朝廷所有。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發動兵變，在向四川進軍途中，襲殺經略莫洛。興安、延綏、葭州、米脂叛應王輔臣，延安、綏德相繼陷。王輔臣被吳三桂封為「平遠大將軍」，遣兵陷蘭州，固原、臨洮等地相繼為叛。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尚之信叛應吳三桂，易服改幟，派兵包圍尚可喜住處，尚可喜自殺未遂，數日後病逝。

三藩並叛，雲、貴、湘、川、閩、陝、粵、桂八省皆陷；甘肅、江西兩省大部亦被叛軍佔領，以至達賴喇嘛竟建議清朝廷同吳三桂「裂土罷兵」。蒙古察哈爾部首領布爾尼也乘機起兵，進逼張家口，京師震動。

起用綠營。

為扭轉戰局，清帝決定起用綠營。綠營系清軍入關後陸續收編的前明武裝，以綠旗為標志，又稱之綠旗兵。「天下綠旗兵，無如陝西強壯，而其數較各省部眾」，「若用綠旗步兵之力，於滅賊殊為有濟」。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廷授甘肅提督張勇為靖逆將軍，令其率部平定王輔臣之亂。康熙特諭負責西部戰事的貝勒董額，對於「勞績甚茂」的張勇等漢將「慎勿輕侮，致滋嫌隙」，「事無劃，務期協和持平而行」回。康熙在給張勇的諭令中明白寫道：「自古漢人逆亂，亦准以漢兵剿平」，「況我綠旗兵較之賊兵甚強」。

該年四月，張勇部將王進寶克臨洮、金縣、安定，總兵官孫思克收復靖遠衛。寧夏駐軍在王輔臣的煽動下殺提督陳福、發動兵變後，張勇立即前往安撫。未幾孫思克在虎山墩大敗王輔臣，斷其餉道，陷入困境的王輔臣遂於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叛而復降，致使吳三桂急令西犯秦隴、欲與王輔臣會師的王屏藩、吳之茂部撤回漢中。旋封張勇為一等候（襲十次）；授王進寶奮勇將軍，加封一等伯（襲八次）；授孫思克為涼州提督，並遣內閣學士禧佛等齎敕往陝西，諭令彼等立即「各率所屬綠旗兵平定漢中、興安，恢復四川」。

除陝西外，「浙江及江西袁州、贛州等處綠營兵，奮勇剿賊，固守地方」，為此康熙特諭令兵部「應即議敘，以旌其勞」，「速議具奏」。綠營在平定三藩之亂中戰功卓著，安親王岳樂在攻長沙時，請派綠旗兵兩千助戰；簡親王喇布則「以調綠旗兵為辭，因循日月」，大有無綠旗即不出戰之勢。

孤立吳三桂。

雖然三藩並叛，八省俱陷，康熙認定「今日事勢，先滅吳逆為要」，對其他叛應吳三桂的藩王、將領竭力爭取在王輔臣襲殺莫洛後，康熙立即敕諭王輔臣，贊其「賦性忠義，才勇兼優」，「殫心抒忠，茂建功績」，並以「莫洛於爾，心懷私隙，致有今日之事。則朕之知人未明，俾爾變遭意外，忠藎莫伸，咎在朕躬，於爾何罪」等為其開脫。且遣王輔臣之子王繼貞前往陝西頒諭，「曉以大義，發其悔悟之心」，時為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接到王輔臣的疏奏後，再次遣使齎敕往撫，重申「變起情形，皆由莫洛控馭失宜、軍心不服所致」，「爾之心跡無他，朕已洞悉，往事一概不究」，「爾所屬官兵，俱行寬宥，照舊歸伍效用，爾即率領，仍回平涼汛地，照舊鎮守。」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初一，康熙在得悉清軍已斷王輔臣餉道後，第三次頒詔，赦其罪，「招慰之」。

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遣工部郎中周襄緒及靖藩舊部陳嘉猷等，齎敕前往福建招撫耿精忠，冀其「革心悔禍，投誠自歸」。康熙十五年八月又遣其弟耿聚忠（安親王岳樂之婿）齎敕赴軍前招撫耿精忠。康熙帝在敕書中再次重申「朕猶念爾祖、父前功，終不忍絕，將爾在京諸昆弟及所屬人員，概行寬宥，給還官職，恩禮如常」，「朕復念爾變亂，必有所由，或為逼迫所致，故復下敕書，遣爾弟耿聚忠齎至軍前，明諭朕意。爾若即悔罪，率眾歸誠，當復爾王爵，仍舊鎮守，所屬人員職任俱各如故」，「朕以誠心待天下，斷不食言，爾勿聽信煽惑之言，終懷疑懼，負朕始終保全至意」。一年後傑書部清軍在接連擊敗耿精忠部將曾養性、馬九玉後，入仙霞關，攻陷浦城，江西清軍又相繼奪取建昌、饒州、廣信等地。耿精忠不支，遂有降意。康熙帝得悉後，於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降諭傑書「以時事曉諭耿精忠速降，以副朕安輯生民至意」。十月二十一日，耿精忠在福州開城迎降的疏奏送抵禦前，康熙立即傳諭「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屬官兵隨大軍征剿」。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清軍自江西贛州入廣東，尚之信遣使至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康熙敕諭尚之信：「知爾父子不忘報國，念篤忠貞，因事出倉促，致成變異，朕心深為惻憫。今特降旨，將爾已往之罪並屬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機剿賊。立功自效，仍加恩優敘，爾當益竭悃誠，勉圖後效，以副朕始終曲全至意。」

對參與三藩之亂的馬雄、孫延齡等清朝廷也竭力招撫。康熙十五年九月，遣馬雄之子馬承先赴廣西招撫。該年年底廣西初定。

王輔臣、耿精忠以及尚之信等人的相繼倒戈，使得清朝廷得以全力征討吳三桂。

吳氏敗亡。

吳三桂起兵之後，仍有裂土罷兵，割據一方之念，「迫洞庭而不即渡」，「徘徊衡湘間」，期冀與清朝廷議和，保住即得利益，拒不採納「疾行渡江、會師北向」、「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以及「據關東、巴蜀，塞骰函以自固」等建議，「以長子尚主留京為質故」。

王輔臣、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後，吳三桂為安定人心，於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在衡州稱帝。自吳三桂舉兵「滇蜀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價六兩，鹽一斤價三、四百錢」，且「加稅田畝地丁」，「怨聲四起，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又於雲南麗江等處鑿山開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忿怨」。該年五月，清軍水師入洞庭糊，分駐君山、九貴山，切斷岳州吳軍同衡州、長沙等地聯系。同年八月十七，吳三桂得悉其婿胡國柱有降清之意，「大呼曰『吾勢去矣』，即氣噎仆地」而死，時年七十五。

吳三桂死後，其部將擁立吳應熊之子吳世瑤柩前即位。吳世瑤不敢留居衡州，遂退居貴陽，擬以湖南、四川、廣西為屏障。清軍乘勢收復岳州、常德、長沙、漢中、保定、順慶、成都、重慶。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清軍由平越逼貴陽，吳世瑤奔雲南，清軍迅速佔領貴州全省。翌年二月清軍由黔入滇，吳軍列象陣迎戰，自卯至午激戰三個時辰，因象潰而敗。吳世瑤恃險固守，令諸將分守五華山宮門（平西王藩府）。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趙良棟率綠營兵至雲南，連越三濠奪三橋，直逼城下，圍之數日。該年十月城中糧盡，南門守將開門迎降，吳世瑤服毒而死，時年十六歲。歷時八年的三藩之亂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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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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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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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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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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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期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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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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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宋朝為什麼被蒙元幹掉了

就整體而言，宋朝是我國歷史上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鼎盛時期，但同時，宋朝卻又是一個在軍事上極其衰弱的時期，宋朝的滅亡原因是非常復雜的，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一、缺乏北方屏障。五代十國時期幽雲十六州等戰略要地的丟失，使得宋朝先天地失去了抵禦北方民族進攻的一道屏障。宋朝建國之初曾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但兩次用兵都以失敗告終。

二、宋朝軍事制度的缺陷。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防止發生唐朝因地方軍閥坐大而最終滅亡的現象，在國家邊患未除的情況下，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了軍事將領的兵權，以文官帶兵，造成軍中「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荒唐局面，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三、宋朝財政制度的缺陷。唐代時地方收入一部分解歸中央，一部分留歸地方自用，而宋代則要求地方財政收入全部解入中央，地方毫無積存。這樣，當發生外敵入侵時，地方便無錢無糧組織抵抗，只能坐等中央救援。

四、士族制度的衰落。經過唐朝之後，士族制度可以說從根本上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科舉取仕，凡要進入官場，必先經過寒窗十載的苦讀。士族制度有其先天缺陷，但也具有一定優勢，士族家庭子弟在從政前，受家族的熏陶，大多具有一定的政治經驗。而科舉取仕使得一部分毫無政治經驗的寒門子弟一夜之間身居高位，難免目光短淺，造成吏治混亂。

五、理學的發展。在傳統儒家理論里，講究的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所以民間大多不受禮儀約束，而崇尚勇武。宋代理學興起後，更強調禮對世俗社會的約束，要求禮制從一家一戶，一言一行做起，要求禮下庶人，「熟講勉行，切於人倫日常之用」，從而實現崇化導民的目標。當民間生活也被納入到禮的范圍內以後，尚勇的精神、俠的精神也就消失迨盡了，軍隊的戰鬥力也就會相應下降。

六、歲幣導致的惡性循環。宋朝對外戰爭連連失利，不得不大量輸出歲幣，而大量的歲幣無疑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導致農民起義不斷爆發。頻繁暴發的農民起義又不斷消耗著軍隊的戰鬥力，導致對外戰爭新的戰敗。戰敗——賠款——百姓負擔加重——農民起義暴發——鎮壓農民起義——戰鬥力削弱——對外戰爭失利，在這樣一個不斷地惡性循環中，宋朝的國力、軍隊的戰鬥力被消耗殆盡，必然要走向最滅亡。

七、外交上的顢頇。這方面主要表現在南宋時期，面對日益強大的蒙古，宋朝始終在蒙古「我們一起消滅它，然後平分」的謊言下，充當蒙古的打手。南宋時期，蒙古無疑是各種勢力中實力最強的，南宋的正確選擇應該是合縱抗蒙，而不是與蒙古連橫結盟，這樣才能維持一種平衡。

八、國防資源的缺乏。中國的地形特徵決定了北方作戰，必須要以騎兵為主，但由於塞北及西北出產良馬的地區，都不在宋朝手中，結果宋朝只能把馬寄養在民間，平時耕種，戰時出征。這就造成馬的品種低下，缺乏訓練，一到戰場上，很容易戰死。

⑥ 什麼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為中國清政府和日本於1895年4月17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簽署的不平等條約，原名《馬關新約》。
日本亦稱為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包括《講和條約》十一款，《另約》三款，《議訂專條》三款，以及《停戰展期專條》兩款。《馬關條約》的簽署標志著中日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結束。中方代表為李鴻章和李經芳、日方代表為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

『中文條約中稱中國 、日文條約稱清國』
●中國從朝鮮半島撤軍並承認朝鮮的「自主獨立」；中國不再是朝鮮之宗主國 ；
●中國割讓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二萬萬兩）；
●中國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
●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和工廠及輸入各種機器；
●彼此的最惠國待遇；
《馬關條約》簽字時的情景●中國不得逮捕為日本軍隊服務的人員；
●台灣澎湖內中國居民，兩年之內任便變賣產業搬出界外，逾期未遷者，將被視為日本臣民；
●條約批准後兩個月內，兩國派員赴台辦理移交手續。
●增闢通商口岸

⑦ 如何評價石達開

。歷史人物有的情況單純，有的情況復雜。單純的人物有如修建在一片平地上的金字塔，從四面八方看上去，形狀都差不多。復雜的人物有如被雲封霧繞的深邃的廬山，人們從遠近高低不同的角度所見到的形象就不一樣。就太平天國的人物而言，蕭朝貴就很單純。他沒有文化，在家「種田種山為業」。起義後「勇敢剛強，沖鋒第一」。後來進攻長沙時中炮犧牲。經歷單純，全無爭論，說他是一位農民起義的英雄，大家都會贊成。比較而言，石達開的問題就要復雜得多。他的前期活動雖有不少記載，可是頗有出入，他的後期活動不僅記載甚少，而且這些記載的可靠性很成問題，因而真相難明。

石達開出身於什麼家庭?從自耕農到土豪大族，各種說法都有。我們到他的故鄉訪問時，所得到的口碑是「田不多」，自耕自食。有的史料說「家稍裕」。有的史料說「家中資」。有的史料說「家本富饒」。有的史料說「以財雄一方」。有的同志竟稱石家為「當地土豪大族」。當然，現已誰也不會再講唯成份論，但是出身不同的人參加革命的原因不會完全一致，這就難免會對他的評價產生影響。再說，石達開雖然自幼讀書，但是從未應考，沒有功名。他算不算瀆書人，也很難說。無文憑而有水平的人是不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在爭論，何況是對古人。此事也與評價問題有關，因為「春秋責備賢者」，同樣做錯了一件事，我們對於有識之士的要求顯然要高於無識之徒。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前期的活動，除了立下赫赫戰功被稱為一位傑出的軍事家這一點沒有爭議之外，其他許多重要史事都還沒有弄清真相，未下定論。例如「安慶易制」究竟包括哪些內容，是否能夠完全旨定，大家的意見就不一致。天京內訌之前，他是否參與了「誅楊密議」?如果參與了，就要承擔發動內訌的一定的責任。此事雖然「查無實據」，究竟事出有因，因而至今尚未得到澄清。天京內訌之後，他是否負氣出走，帶走大批人馬，決心遠征不返?果真如此，他就要承擔分裂的責任。現在雖然有些同志已經提出確據，證明他離開天京的當時並未蓄意遠征，決定遠征不返是兩年以後的事，是由以後主客觀兩方面許多原因所促成。但是目前此說還未成為定論。

有關石達開後期活動的史料甚少，這是易於理解的。當時石達開孤軍流動作戰，出沒無常，敵人常常弄不清他的蹤跡，自然不會有很多的記載；而他們自己的文書史料，在失敗後，大都被毀，殘存下來的寥寥無幾。由於史料過少，我們想對這一段史實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已經十分困難，更何況這些史料的內容還並不完全可靠。這一時期的史料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

(一)是石達開遠征軍自己的史料。除了像《翼王石達開告涪州城內四民訓諭》這樣有限的幾件文書文理通順敘事詳明之外，某些將領文化程度不高，文書敘事不清，有的把貴州的「威寧」錯寫為「謂林」，這種半讀半猜的史料，要想據以查明史實，確有困難。

(二)是清朝官方記載。為了邀功或者諉過，清方將吏的奏報每每故意說假話，例如薛福成就揭破過駱秉章的謊言：「按達開初到大渡河邊，北岸實尚無官兵，而駱文忠公湊疏謂唐友耕一軍已駐北岸，似為將士請獎張本，不得不聲明防河得力，因稍移數日以遷就之。當時外省軍報，大都如此，亦疆吏與將帥不得已之辦法也。」象這樣的史料，只會把人引入岐途，掩蓋廬山真面目。

(三)是地方誌的記載。這些記載雖非存心作偽，但又常常得自道聽途說，不足為據。例如石達開為了迷惑敵人，對分兵作戰時各路隊伍都打自己的旗號。以至在同一時間，相距數百里的兩個地方都有石達開路過該地的記載。孰真孰假，連當時當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況後人。因此，這種記載的史料價值也就不高。

既然史料數量甚少，質量不高，據以探討史實，必然困難很大。例如石達開最後渡過金沙江的兵力，根據不同的史料，既有十餘萬人之說，也有三四萬人之說，甚至還有數千人之說。史實沒有弄清，我們又怎能正確地評價石達開當時的戰略得失，以至是非功過。就在這些數量甚少、質量不高的史料之中，也還難免摻入贗品。如說石達開「捨命以全三軍」的說法來自《石達開致駱秉章書》。可是近年來已有幾位同志對於此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甚至直指為偽作。如果此信真是贗品，據此而對石達開所作的評價豈不全都落空了嗎?

因此，百餘年來對石達開評價變化無常的第一個原因是：石達開本身是一位情況復雜的人物。記載他前期活動的史料雖多，但是對於某些重要史事分岐甚大；記載他後期活動的史料太少，以至真相難明。評論者從「遠近高低」不同的角度去評價他，難免偏而不全，甚至搖擺不定。

二、他常常被選作古為今用的對象

評價歷史人物，只能在已經掌握到的確鑿可靠的史料的基礎上進行，若在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遺憾的是：一百多年來，石達開常常被選作古為今用的對象，評論者並非真正去評價石達開，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是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去評價石達開的。石達開為什麼常常被選作古為今用的對象，這是由於他是太平天國人物中間最引人注目的一位。為什麼引人注目?這是因為：

（一）他既是太平天國最出色的軍事家與政治家，又以「詩人」聞名子世。這種在多方面都有習—能的人物，在歷史上並不多見。

（二）他是個很年青就已經建功立業的人物。金田起義時，他的實足年齡才19歲，已是領導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天京內訌之後，他回京主持軍國大政，一身系天下安危，那時才不過是個 25、6歲的青年。

（三）在太平天國諸領袖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短暫的一生是和整個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興衰成敗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他又常常處在一些真相難明的矛盾與漩渦中間，引起後人的許多猜測和議論，給加以美化或醜化、神化或鬼化留有餘地。

（四）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失敗了的英雄更能引起後人的同情，正如趙矢元同志所說：「英雄令人敬仰，悲劇使人同情，歷史悲劇中的英雄石達開，更叫人一掬同情之淚，表示敬仰之情，為之惋惜和慨嘆。」

石達開殉難至今不過一百多年，後人對他的評價卻波瀾起伏，極不穩定。概括言之，我們可以把後人對他的評價分為以下六個時期：

（一）清代。在這一時期，不論是太平天國自己人，外國人與民間對他的評價都是很高的。清廷上下雖然對他切齒痛恨，也不能不衷心佩服他的才能。曾國藩說他：「狡(應釋為機智)悍（應釋為勇敢)為諸賊之冠。」左宗棠說他：「其才智出諸賊之上。」薛福成甚至情不自禁地稱他為「絕代英物」。

（二）辛亥革命前後，革命黨人為了宣傳革命的需要，把石達開塑造成為一位理想人物，一座高大無比的神像。

（三）解放前，人們對他的崇拜雖然趕不上辛亥革命時期，仍然是作為一位民族革命的英雄來歌頌的。

（四）解放後的十七年，肯定他是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贊揚他前期的不朽功勛，批判他後期的分裂行為。

（五）十年動亂，「四人幫」及其走狗別有用心地攻擊誣蔑石達開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六）現在。撥亂反正以後，推翻「四人幫」加給石達開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古人「平反」，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在任何時期，「古為今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情況都是有的。而對石達開的「古為今用」，則以辛亥革命前後與十年動亂中間這兩個時期表現得最為突出。

辛亥革命前後，許多革命黨人都選中了文武全才而又慘遭不幸的石達開，把他樹為一面旗幟，藉以宣傳反清，鼓動革命。稱石達開為反清志士、民族英雄、老革命黨人。石達開既有能詩之名，一些革命者偽造石達開的遺詩以鼓吹革命，就成為一種別開生面的宣傳方式。其中主要是梁啟超收進《飲冰室詩話》中的五首偽詩與高天梅「以一夕之力」寫成的二十首偽詩。這些慷慨悲歌的壯麗詩篇，雖然有不少地方悖於史實，卻能感動許多讀者，使之奮起參加革命，收到古為今用的效果。可以說，辛亥革命時期，歷史人物的石達開對宣傳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經過革命黨人作了加工成為藝術形象的石達開所起的作用就更大。這是完全應該加以肯定的一件好事。但是我們卻不能把歷史人物的石達開與藝術形象的石達開混為一談。作為藝術形象是可根據生活的真實來虛構和誇張的。但研究歷史，就應該讓歷史人物的石達開恢復本來面目。

十年動亂期間，「四人幫」及其走狗為了篡黨奪權，影射攻擊老幹部，就把石達開罵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任意給他帶上「地主土豪」、「階級敵人」、「投機分子」、「陰謀家」、「野心家」、「分裂主義者」、「復辟倒退者」、「蛀蟲」、「叛徒」等等不計其數的大帽子，把他描繪成為青面撩牙的惡鬼。「四人幫」人搞影射史學，借古諷今，古為幫用，使史學界成為重災區。在史學領域中，他們又看中了太平天國史。學霸戚本禹就是從評論《李秀成自述》開始，掀起一股歪風惡浪的。因此，太平天國史又成為重災區中的特重災區。他們完全撇開史實，閉著眼睛說瞎話，一切以洪劃線，除洪秀全外，首義五王一律打倒。連對洪秀全百依百順的李秀成尚且一錯到底，何況曾經和洪秀全大鬧矛盾的石達開。在一段時間里，梁效黑文章的矛頭一直對准石達開，說什麼「石達開本來就是土豪大姓，富有財產，他混進革命隊伍，當然不是謀求農民的解放」，「石達開……大肆鼓吹仁政，極力破壞對地主階級的革命專政。」由於他們攻擊石達開的用語太現代化了，就完全暴露了他們自己指桑罵槐的惡毒用心。

因此，百餘年來對石達開評價變化無常的第二個原因是：常常有人把他選作古為今用的對象，借題發揮。隨著當時的需要，或者對他加以美化、神化，或者對他加以醜化、鬼化，掩蓋了歷史的真面目。

三、新發現的史料所引起的軒然大波

歷史人物，千秋一片頌聲，我們在史料中再發現他的一點長處，對他的評價並無什麼影響。有些歷史人物，萬世受人唾罵，我們在史料中再發現一點他的劣跡，對他的評價也沒有什麼作用。因為他們已經定了型，功、過略有變動，改變不了人們對他們的看法。但是對於某些有爭議的人物，我們發現了一條與他有關的史料，就可以影響到人們對他的評價。舉例說，一架天平上，兩邊所放的東西都剛好是一百斤重，相持不下。這時有誰在某一邊加上了一兩重的東西，這一邊就立即下沉。這一兩重的小東西，就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石達開正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而且在他的一生中多次攪進真相難明的矛盾與漩渦，因此，每發現一件與他有關的史料，都可能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立即影響到人們對他的評價。

舉例說，自從在《吳煦檔案》中發現了《吉慶元朱衣點等六十七將領縷陳軍情請准暫居原職共圖報效本章》之後，有些同志就責備石達開不擇手段騙走了二十萬太平軍將士，對革命事業拆台。因為這個《本章》中說：「小臣等自丁已七年跟隨翼王進取江右，跋涉險阻，逾越關河，意欲開疆拓土……小臣等始則信翼王親奉密詔，轉回粵西，招納英俊，廣羅賢輔，作我陛下股肱心膂，繼則觀其動靜行為，多滋物議。」如果事實確實如此，石達開理應受到責備，承擔欺騙將士，製造分裂的罪名。但是遍查史料，他們完全找不到石達開有說自己「親奉密詔」外出招兵的記載。而且恰恰相反，他在離開天京以後，一路上遍貼五言告示，說明自己是因洪秀全「重重生疑忌」而被迫離京的----當然也就不是奉什麼「密詔」出征。這個告示中還說：「為此行諄諭，遍告眾軍民，依然守本分，照舊建功名。或隨本主將，亦足標元勛，一統太平日，各邀天恩榮。」也就是勸告全體軍民，各自安守本分，為革命事業立功；如果確屬自願，也可以前來參加自己的隊伍建功立業。這種態度是誠懇而坦率的，並沒有玩弄什麼陰謀詭計。那麼，《本章》中為什麼會有「小臣等始則信翼王親奉密詔」的說法?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吉慶元朱衣點等人先是脫離洪秀全去投奔石達開，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又脫離了石達開回到洪秀全這邊來，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總得要為先前離開洪秀全的行動找個借口。事情已經查清，真相不過如此，這一史料的發現是值不得引起軒然的大波的。

還有，《六安州總制掌書陳鳳曹上六安州總制陳敬稟》一文的發現，也對石達開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因為此文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一語，常常被人引來作為石達開蓄意遠征不返的證據。其實，此文正好否定了所謂「親奉密詔」外出招兵之說。既然在石達開離開天京的當時，全軍上下部知道他是「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也就是說，他並未說謊，那又何來「親奉密詔」之說。值得推敲的是「誓不回去」一語，如果不管史實，孤立地只看這幾個字，似有脫離或者背叛太平天國之嫌。但從以後發現的另一史料----德興阿向清廷的奏片看來，所謂「誓不回去」，是指絕不願意回京輔政，以避免和洪氏集團糾纏，並不等於脫離太平天國。石達開不回天京，只在安慶指揮作戰，仍然是太平天國通軍主將，能夠行使全軍統帥的職權。而且，陳鳳曹所寫的這份文書只是太平天國一個下級官員道聽途說而來，並非出自石達開之手或石達開之口，只可作為參考，不可引為確據。

1981年，《歷史檔案》上公布了一批與天京內訌有關的檔案材料，其中有「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繼克復，大兵雲集鎮江，屢求石逆救援不應。該逆將洪仁發、洪仁達偽號削去，並鐫偽義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偽職求救表章送往安慶。石逆但遣黨二千餘人乘些木筏前來援鎮等語。或雲石逆並未受物，亦不允來，坐觀洪逆成敗。」這記載是何桂清對清廷的奏片。所謂「或雲」，也只能是道聽途說，而非確訊。有些同志即據此批評石達開不顧大局。認為洪秀全既然已經認錯，削去洪仁發、洪仁達的王號，而且送來義王金牌，石達開就理應乘勢回京，重掌大權，共挽危局。我們不能把問題看得那麼簡單。洪秀全的性格，洪仁發、洪仁達的胡作非為，都為石達開所深知。一時削去王號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石達開如果此時回京，「重重生疑忌」的情況仍將重演。史實說明洪秀全後來依然重用他那兩個寶貝哥哥，挾制李秀成等人，一直鬧到亡國亡頭。石達開不願回京，堅持駐在安慶指揮作戰，並不一定就是過錯。至於他以後確實遠征不返，那是一年多以後的事，是由主客觀兩方面的多種原因造成的，與當時的不肯回京是兩回事。

在近年來新發現的史料之中，只有一件對石達開有利的。這就是咸豐7年9月德興阿向清廷奏報的附片。咸豐帝硃批該片的日期是9月22日。片中說：

……又抄得石逆由安慶寄與洪逆偽章一紙，內有令賊黨李壽成(李秀成)會合張洛行領數十萬賊分擾下游，又調賊黨陳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韋志俊、楊來清等各率賊數萬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並欲赴援江西，竄擾浙江等語。而書中之意，似與洪逆各樹黨援，不相附麗。洪逆偽批，亦似外示羈靡，內懷猜忌。惟賊蹤分合無常，總不容稍疏防範。

這一史料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當時以六百里加急送到軍機處的奏報不可能是偽造。德興阿也不敢「欺君」，捏造什麼「石逆偽章」與「洪逆偽批」。石達開在本章中說：已派許多將領回援天京，他自己即將赴援江西，並擬進軍浙江。這些行動，後來都已實現，成為事實。德興阿不能預知未來之事，足以說明他確實看到了「石逆偽章」。這一史料，至少說明了以下這些問題：

(一)石達開離開天京之後，並非一去不回頭，與洪秀全斷
絕一切關系。事實是，他在離開天京4個月之後，遇事仍然向洪秀全報告，洪秀全仍有批示，君臣關系如故。德興阿說他們「外不羈靡，內懷猜忌」，即關系雖不融洽，但還是保持著的。又說「賊蹤分合無常，總不容稍疏防範」，即他認為洪、石之間並非完全分裂，既有「分」的可能，仍有「合」的可能。

(二)石達開當時駐節安慶，仍然行使他全軍統帥（通軍主將)的職權，指揮許多將領率軍回援天京。從以後的事實看來，李秀成確也聽從他的指揮，會合張洛行部東援天京。

(三)石達開後來赴援江西，進軍浙江，並非臨時起意，而是經過周密布置，並且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才付諸行動，絕非盲目流竄。向浙江進軍，是以進攻東南財富之區的辦法來解天京之圍。兩年之後，洪仁玕、李秀成共議奇襲杭州，以解京圍，正是師法石達開的故智。

(四)過去我們總認為石達開離開天京之後，是一去不返，想到四川去另立一國，獨樹一幟，那是一種誤會。事實證明，他在進軍浙江之前，絕無遠征不返的想法與行動。到四川去，應該向西進軍，而他在離開天京十個月以後，不向西，不向南，不向北，卻向著東方的浙江進軍，這是為什麼?是為著配合其他將領共解天京之圍。後來，石達開確實是向四川進軍，遠征不返了。但那是離開天京兩年以後的事，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如洪秀全撤了他通軍主將的職務，使他進退失據；如楊輔清受封為中軍主將之後，和他鬧矛盾，發生磨擦；如湘軍向他施加壓力，堵住他的歸路等等。有一條史料可以證明他的遠征四川，是在駐軍江西南安府時才決定的：「偽二旗軍略蕭發勝等計畫由楚而鄂，進圖西蜀，占上游之勢，入完善之區。」蕭發勝等向石達開提出這一建議，為石達開所採納。他們才全軍西進，攻入湘南，以圖四川。如果他們離開天京之時即巳決定遠征四川，駐軍南安府時，蕭發勝就沒有再向石達開提出進圖四川的建議的必要。

(五)洪秀全鑄義王金碑，派人送到安慶，爭取石達開回京輔政，石達開「誓不回京」，不肯接受。這並不是脫離或背叛太平天國，而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想按自己的戰略思想指揮作戰，不願意再回天京和洪氏集團糾纏。

總之，這一條史料至少可以證明，石達開在1857年5月底離開天京之時，並非蓄意遠征不返，更未打算到四川去另立一國。在一切新發現的史料之中，能夠為石達開解釋誤會，澄清事實的，似乎只有這一件。

因此，百餘年來對石達開評價變化無常的第三個原因是：由於石達開一生經歷疑案甚多，誤會不少，是毀是譽，難以定案，所以每發現一件與他有關的史料，就會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影響人們對他的評價。

四、對石達開可以作出宏觀的評價

對石達開的評價長期以來一直變化無常，難以作出定論的原因是：還有不少疑案至今尚未查清。論從史出，史實沒有查清，以怎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筆者僅提出以下的意見，以就教於各位專家與廣大讀者。

有關石達開的問題很多。但是解決問題要分主次，首先應該排除一些枝節問題，找出事情的關鍵所在。關鍵問題得以解決，枝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對於石達開的評價，同志們可以大體同意見，至少有以下兩點：

(一)在太平天國諸領袖中，石達開是一位年青有為，最有才能的人物。

(二)他在太平天國前期所建立的功勛應該充分肯定，有爭議的只是他在後期的所作所為應該如何評價。

對於石達開後期活動的評價，關鍵問題只有兩個：(1)他在離開天京時是否蓄意遠征不返，去另立一國。如果是的，那就應該對分裂承擔一定的責任。(2)他在大渡河畔覆軍之時，究竟是真降還是詐降。如果是真降，那就應該戴上叛徒的帽子。

只要這兩個問題有了結果，對石達開後期的評價也就可以作出結論。其他枝節問題，都不足以影響這個結論。當然，要想解決這兩個問題，並非易事，還需要同志們共同努力。在此筆者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

關於第一個問題，石達開離開天京之時，並非蓄意遠征不返。上述德興阿的奏片雖然不能完全證明此事，至少能夠基本上為石達開澄清誤會。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石達開是詐降而非真降。所謂真降的記載，僅僅出於敵人駱秉章之手，不足為憑。至於詐降的記載，則出於地方誌與清方官員私人筆記，比較可信。

對石達開是否能夠作出為大家都能接受的評價?我認為是可以的。我們研究歷史人物，對於其一切言行，不妨從微觀上去進行探討，點點滴滴都希望能夠窺見廬山真面，但這並不影響從宏觀上去作出一個總的評價。對於主要問題，我們必須查清，絕對不能含糊。但是要想查清一切枝節問題再作結論，則既不可能，亦無必要。總的看來，石達開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農民起義領袖，是太平天國最出色的軍事家和政治家。在太平天國前期，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在太平天國後期，他的行動雖然出現一些缺點和失誤，還談不上「分裂」與「叛變」，因此就影響不了對他總的評價。

對於「分裂」問題，且不說他離開天京之時並非蓄意遠征不返。即或如此，主要的責任也不在他。因為誰都承認一個事實，即他的出走是被逼的。如果被逼者要負「分裂」之責，逼人者卻可以不負「分裂」之責，那就是邏輯上的混亂。

對於「叛變」問題，這是敵人給他定的案，豈能勉強我們接受。他兵敗被俘，慷慨就義。說他「叛變」，查無實據，難以成立。

1981年八月，筆者參加在大渡河畔參加以討論石達開功過是非為主題的石棉會議，適逢翼王亭竣工，登臨縱目，俯仰河山，緬懷先烈，心潮澎湃。

此亭高築臨江滸，水色山光能盡睹，
我來非為片刻游，願歌史事垂千古。
當年天國有英雄，閭里皆稱石相公，
金田起義年十九，羽翼天朝作股肱。
揚鞭躍馬好身手，兩湖三江驅群醜。
群醜驚呼石敢當，望見旌旗皆反走。
揮軍日指下金陵，金陵從此號天京。
鏖戰潯陽寒敵膽，安撫皖贛得民心。
忽聞蕭牆起奇變，骨肉相殘爭未已。
興師靖難見精忠，為挽狂瀾非為己。
揮淚離京出征去，再為天國立新功。
雄師數萬趨何處？西南關山萬里路。
但求天下早廓清，他年兄弟再相聚。
蹈隙走險入荒垓，紫打地前戰船排。
半渡忽見洪波至，峨江水漲浪濤來。
浪擊船頭與筏尾，船沉筏破無不毀。
三軍至死恨難平，不敗於人敗於水。
一渡再渡不成功，大軍久駐糧草空。
忍飢扶病突圍去，趲行群山鳥道中。
前行又驚濤拍岸，退路復遭木石斷。
四壁驚聞垓下歌，殘兵背水拼一戰。
明朝情事有蹊蹺，人妖並馬過涼橋。
緣何三軍盡息鼓，一百年來費推敲。
或雲詐降求免死，礦代英雄寧有此！
無如真相已難明，遂令身後蒙奇恥。
或雲捨命保三軍，主帥單騎扣胡營，
三軍難保身已殉，人間永作不平鳴。
密商奇策成和議，生死毀譽非所計。
詐降計絀血淚流，後世誰人知吾意？
探賾索隱見真情，盡瘁天國一片心。
欲與翼王共起語，使知百載有知音。
豎子成名英雄死，世事不平胡至此！
父老飲泣向我言，言皆翼王愛民事。
折戟沉沙急水頭，千秋遺恨幾時休？
登山怒問山與水，青山無語水東流

⑧ 作為兩省交界重地的永寧縣為啥被分給了四川省

在《遵義府志》則直接表示：“我朝雍正五年,割入黔疆北藩,始壯幅員,廣袤二千里,田賦關稅半全黔。”換而言之，遵義府的糧食產量和賦稅徵收，幾乎佔了貴州省的一半左右，對於貴州省至關重要。至於永寧縣，在清朝歷史上，山西省和寧夏地區都出現了一個永寧縣。三個縣僅僅是重名而已，並不是一回事。清朝滅亡以後，隨著區劃的不斷調整，永寧縣進行了改革調整，最後改名為敘永縣。目前，敘永縣隸屬於四川省瀘州市管理。

⑨ 四川的成都和重慶有什麼關系呢

成都是四川的省會、副省級市，重慶曾經隸屬於四川；成都和重慶是成渝城市群的中心。

1、成都是四川的省會、副省級市，重慶曾經隸屬於四川。

重慶屬於四川省，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隨著朝代的更替，重慶也一直是和四川連在一起的，一直都沒有分出去。歷史上重慶三次成為直轄市。

第一次是在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5日，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轄市），析出四川省。

第二次是在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重慶成為西南大區代管的中央直轄市。1954年7月，重慶直轄市被撤銷，重慶與四川合並，重慶從直轄市降為副省級市。

第三次是在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政府機構正式掛牌，截至2019年重慶都是直轄市。

2、成都和重慶是成渝城市群的中心。

2016年4月12日，國務院印發《關於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的批復》（國函〔2016〕68號），批復同意《成渝城市群發展規劃》。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要求以重慶、成都為中心，引領成渝城市群發展，帶動相關板塊融合發展。

(9)四川藩信金融服務集團擴展閱讀

成都和重慶的區別：

1、行政區類別

重慶的行政區類別是直轄市。

成都的行政區類別是地級市，成都是四川省省會，也是西南地區唯一一個副省級市。

2、簡稱

重慶的簡稱渝或巴，別稱江城、霧都、橋都、巴渝、渝州、山城。

成都的簡稱是蓉，別稱蓉城、錦城、芙蓉城、錦官城、天府之國。

3、行政區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重慶轄26個區、8個縣、4個自治縣；204個街道、611個鎮、193個鄉、14個民族鄉。

截至2016年，成都市轄11個市轄區、4個縣，代管5個縣級市，共259個鄉鎮（205個鎮、54個鄉），116個街道。其中，81個鎮、1個鄉增掛街道辦事處牌子，五城區（含成都高新區）共有83個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