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

① 如何理解「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拉動經濟增加主要看這個國家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增長。作為農牧業、製造業和服務業，這些項目的啟動、開發還有消費都是靠資金來完成。農牧業靠投資發展生產力、製造業靠資金擴大規模采購物資、服務業靠投資帶動消費，只有資金的投入才能讓產業運行，就像汽車的燃料一樣。

② 如何拉動中國經濟增長 （要長一點的）

出口 消費 投資
沒戲
投資有口氣，比較zf是有錢的，搞點大工程是有能力的，不過廣大民眾很難從中受惠。
反正該換班子了，沒有誰願意在這個時候有冒大風險有大作為，so~拖把，拖把。

③ 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有什麼弊端

投資、出口和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過去出口是沒問題的，目前由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世界經濟都不景氣，中國產品的出口受到了嚴重影響，而在我國，受幾千年來的文化、思想意識等影響，人民消費意識遠遠比不上西方國家，所以，在內焦外困的環境下，為確保經濟增長，必須用投資來拉動。
那麼，投資過熱將會導致什麼後遺症呢，簡單分析一下：
1、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產出，而產出的產品最終是為了消費，投資增長過快，將會逐步扭轉投資和消費的關系，長期來看會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2、在經濟領域，個人投資不足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出資引導拉動個人投資，來填補投資不足的缺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如果投資的過快增長缺乏社會需求的支持，將會導致嚴重的產能過剩，進而導致大批企業破產，工人失業，銀行死賬無法填平，引起經濟的大起大落。
3、投資過快增長，資源和原材料哪裡來？投資過快增長勢必要加快各類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同時加劇了環境保護的壓力，這就是說「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這種說法的來源了。
4、投資過快增長，原材料和資源需求量大，價格勢必上漲，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價格上漲了，將會帶動其他物資的價格上漲，上漲到一定程度，就是通貨膨脹了。
以上是4個大方面，其他小細節問題就不一一贅述了。

④ 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馬車是指什麼

投資、消費、外貿都是拉動增長的動力源,俗稱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從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終需求─投資、消費、凈出口這三種需求之和，因此經濟學上常把投資、消費、出口比喻為拉動GDP增長的「三駕馬車」，這是對經濟增長原理最生動形象的表述。

在這「三駕馬車」中，雖然投資增速出現回落，消費和進出口卻出現了較快增長，兩者不僅彌補了投資增速減緩對經濟增速向下拉的力量，而且還多創造了一部分需求，拉動了經濟速度的加快。

(4)投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問題擴展閱讀：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三駕馬車」來拉動，特別是過度依賴投資來拉動。其實，「三駕馬車」只是GDP的三大組成部分，是應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需求邊短期動力，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

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對應著改革、轉型、創新）「三大發動機」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⑤ 現在中國是投資拉動經濟好，還是消費拉動經濟好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在出口受到國際上越來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的大背景下，消費又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和社會保障體系完整程度的瓦解，消費預期不斷下降，維持生計和子女消費不斷增加數量，只能是通過投資拉動來維持經濟增長率，來維持就業水平和政府龐大的支出。

⑥ 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什麼

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別為：投資，消費，出口。

經濟增長是指，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產品和服務量的增加，經濟學上用來量度經濟增長的是指標是GDP(GNP)或其人均值。「三駕馬車」與我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如下。

1、投資

「投資」指財政支出，即政府通過一系列的財政預算，主要包括發行國債，對教育，科技，國防，衛生等事業的支出，用於輔助性的擴大內需。

主要變現為：投資拉動GDP增長（百分點）＝投資拉動率×GDP增長率

這里的「投資拉動率」，又稱投資對GDP增長的拉動率，通常指在經濟增長率中投資需求拉動所佔的份額，也稱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

二、新三駕馬車

「新三駕馬車」主要是指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最新的「三駕馬車」，他們分別是：新型投資、新型消費和「一帶一路」。

1、新型投資主要是指公共消費型基礎投資與產業轉型升級。主要包括三方面：

（1）公共消費型基礎投資，包括高鐵、地鐵、城市基礎建設、防災抗災能力、農村的垃圾和水處理、空氣質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等。

（2）已有產能的綠化與產業轉型升級。僅五大耗能行業（有色金屬、鋼鐵、電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就需要大約十年時間，其每年將拉動GDP增長1%。隨著人口老齡化時代到來，我國腦疾病負擔可能達到每年上萬億元。

（3）發展養老產業需要大量投資。養老產業是隨著人口老齡化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興產業，是為老年人口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其衣食住行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綜合性產業體系，包括老年用品製造與零售業、養老保健醫療服務業、養老教育服務業、養老精神文化娛樂業、養老人員培訓業等。

2、新型消費是經濟轉型的關鍵。新型消費主要是指文化、休閑、旅遊、健康、教育、信息、環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費。

3、推進「一帶一路」戰略，要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一是西北、東北地區。發揮新疆獨特的區位優勢和向西開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交流合作，形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上重要的交通樞紐、商貿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⑦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經濟學家進行研究時，如何處理與自己理論不吻合的事實？對於過剩產能、債務金融風險等等如此觸目的現實，不應該略過不看，而應該將其考慮在內之後再下結論。對經濟增速軸心的正確判斷對於制定經濟政策十分重要。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專業研究可以提供極大的幫助，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誤導，責任重大，不可不慎。劉海影 FT中文

⑧ 為什麼中國目前經濟的發展主要是靠投資拉動的

因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動力，而中國原發的技術進步太少，現階段都是靠引進國外的，像什麼技術入股啊，一張圖紙頂50%的股份啊，所以目前還是投資拉動的，這是經濟發展的結構問題。

⑨ 投資能否繼續拉動中國經濟求解

目前中國經濟的核心挑戰在於過剩產能太大，創造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大幅下滑，相應地，未來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下滑。
中國經濟未來增速軸心到底在哪裡？這一尖銳問題把研究者們劃分為兩個陣營，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樂觀者代表非林毅夫教授莫屬。他在不同場合暗示中國未來20年仍能維持8%的增長速度。而我在去年曾經表示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軸心將會降低到5.5%左右（可參見《中國經濟的未來十年》）。兩種判斷孰是孰非？其間的區別絕非兩個簡單的數字之爭，而是涉及到對中國經濟運行規律認識的本質區別，倡導的經濟政策也南轅北轍。
林毅夫教授的信心來源之一是所謂的後發優勢，即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遠低於世界先進水平，因而可以通過學習與引進，來快速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作為論據，林毅夫提及，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21%，僅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和韓國在1977年的水平，而後三個國家隨後都仍舊維持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後發優勢是一個重要概念，也的確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但後發優勢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一國經濟增長。事實上，除少數發達國家外，其他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具有巨大的後發優勢，且遠大於中國（例如朝鮮、越南、菲律賓），但近60年來，僅有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等極少數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其他大多數擁有更大後發優勢的經濟體卻徘徊不前。換言之，後發優勢只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中國與韓國1977年水平相當這一事實，與朝鮮與中國1976年相當這一事實一樣，與中國未來能否維持8%的增長，沒有相關性。
如何實現後發優勢？林毅夫教授強調了投資的重要性。有些評論員強調要增強內需、尤其是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這一意見是錯誤的。林毅夫、張軍、黃育川等學者正確地指出，消費本身不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本質含義是一個經濟體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而消費是對這個經濟體生產出來的產出的消耗，與下一期該經濟體能否擁有更大的產出無關；唯有投資，亦即人均資本存量的提升，才有可能推升該經濟體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擴大內需之類的說法站不住腳：本期的產出不是被配置為消費，就是被配置為投資，兩者均是內需。兩者之間的比例可能變動，卻無法被擴大；而只有投資才能擴張生產可能性邊界，也即擴張下一期可供配置的產出。30年來，中國的資本形成佔GDP的比例高達40%以上，2012年更是高達48%，而恰是如此高的投資，令中國能夠快速提升人均資本存量，促成了中國經濟騰飛。
然而，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升作用是有前提的。投資可以分為兩類，有效投資與無效投資。前者指能夠合理地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等結合在一起，因而可以合理地利用比競爭對手更好的技術水平來正常經營並盈利的投資。本質上，投資之所有有利於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著能夠改進經濟流程與技術水平的發展機會，這些發展機會一旦被實現，就能夠提升整體經濟的合理性與技術水平，從而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而發展機會的實現往往離不開投資，以將更高的技術水平整合在生產流程中。然而，如果投資項目沒有將人、機器設備、市場環境合理地結合在一起，就可能無法獲得合理的投資回報，從而無助於生產可能性邊界的擴張，這一類投資稱為無效投資。
只有有效投資才能推動經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既取決於該經濟體動員資源、推動投資的能力，也取決於將資源配置於有效投資的能力。即使具有巨大的資源動員能力與遠超現在的後發優勢，中國在50年代的大躍進卻結出苦果。過大的無效投資幾乎總是導致經濟危機。
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民間經濟獲得越來越多的經濟自由，可以去探索與實現有效投資機會。依託出口導向，不論是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還是房地產投資都具有其經濟合理性它們總體上都是在將中國經濟嵌合進全球經濟分工鏈條的過程中服務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隱喻著更高的生產技術水平，從而快速推升了中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
然而，中國經濟的體制性弊端也製造了很多的無效投資。這些體制性弊端在很大程度上與林毅夫教授主張的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相關，而不是由於政府發揮的作用太少。這些無效投資項目在其建設期為上遊行業提供了需求市場，推高了當期GDP，但其建成投產之後卻很快淪為過剩產能，並不能夠推升生產可能性邊界。地方政府幹預、產業規劃誤導等諸多因素令這些過剩產能難以順暢退出，反而依賴源源不斷的融資支持吊命，導致大量的僵屍企業出現。
判斷投資是否過多，不應該以中國人均資本存量與美國資本存量的對比來衡量，而必須看資本是否能夠獲取合格的資本回報率。聲稱中國的地鐵遠少於美國，以此作為投資不是過剩而是不足的辯護詞，是不成立的；這一現象只說明中國的經濟發展尚低，不能提供足夠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這些投資。不能為市場需求消化的產能就是過剩產能，這些不能獲得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意味著資源配置的錯誤；如果有大量的資源錯配，則不僅意味著對民眾節制消費而辛苦積攢的儲蓄的浪費，而且可能導致金融經濟危機。
市場經濟自誕生之日起，經濟危機如影相隨，本質上都可歸因於資源錯配。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鐵路建設熱潮，1916年最高峰時鐵路里程高達40.8萬公里，但隨著其他運輸方式的發展以及經濟運作方式的變化，許多鐵路難以獲得充分使用，超過1/3的鐵路被拆除。100年前美國的人均資本存量不到現在的4%，但過剩鐵路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投入使用，最終還是以撤除了事。
因此，判斷是否存在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不應該看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是否低於美國，而應該看這些投資與產能在目前（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是否高於市場需求量，最終的判斷標準是看這些投資項目能否獲取合理的資本回報率。不能獲得合理的資本回報率的投資項目就是無效投資。
從這個角度觀察，中國目前存在著龐大的無效投資與嚴厲的過剩產能，證據隨處可見。中國鋼鐵產能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過剩產能率超過30%；中國造船行業目前有1/3的造船廠處於停工半停工狀態，另外的1/3也缺乏充足訂單。其他如電解鋁、平板玻璃、太陽能、風電、家用電器、化工、LED照明、水泥等等行業都處於嚴重的產能過剩狀態。筆者的量化模型表明，整體而言，中國經濟過剩產能率從上世紀80年代個位數水平直線飆升，目前超過31%，達到1997年韓國金融危機或1989年日本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與過剩產能飆升相伴隨，中國整體資本回報率降低到危險水平。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國資本回報率從1993年的15.7%降低到2012年的2.7%。筆者匯集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資本回報率（ROA）數據印證了這一趨勢，該指標10年來的平均值為6%，2007年一度高達8.9%，而到今年一季度降低到3.5%。另一個指標顯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BITDA）與債務規模之比從2007年的20%左右降低到6%，甚至低於1年期貸款利率，表明總體而言，企業覆蓋債務利息的能力不足。
如此低的整體ROA表明，許多企業依靠融資而不是利潤維持生存，淪為所謂的僵屍企業。而這些僵屍企業的存在惡化了過剩產能情況，壓迫別的公司也難以獲得利潤。這樣，融資規模越大，過剩產能越嚴重，投資回報率越低，反過來導致融資需求越龐大，這構成了惡性循環。如此，與過剩產能飆升、投資回報率下滑同步呈現的是負債率的大幅上升，構成了最為惡劣的組合。
更加糟糕的是，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黃少卿，2013），對於大多數省份而言，基礎設施投資的產出彈性已經低於生產設施的產出彈性，表明基礎設施投資的過剩程度甚至超過了製造業投資，中西部省份情況更為惡劣。那種希望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中西部投資的政策主張將會讓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的情況雪上加霜。房地產投資過剩的情況也並不比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好多少。
在目前的體制條件下，無效投資仍在大規模地發生，過剩產能率也在持續攀升。在建項目計劃總投資高達72萬億元，這些投資項目一旦投產，必將令目前已經極度惡化的過剩產能情況更加惡化。由於這些過剩產能都依靠日益擴大的融資支持來維持，實體經濟問題必然導致金融風險。事實上，中國經濟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發生債務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已經不容忽視：太多的經濟主體（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剩行業僵屍企業等）不具備償付債務的能力。
如果一個經濟沒有能力將資源配置於能夠帶來生產力提升的機會，而是浪費在過剩產能與無效投資，其增速潛力必然較低。林毅夫教授倚重的投資拉動經濟最終無法維系自身，如果強行推進，過剩產能堆積之下支付承諾鏈條斷裂，最終必將以遠大於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動盪結束。
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從2007年之前的3.98%降低到近幾年的0.79%，下降幅度驚人。人口學家已經得出結論，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增速將大幅下滑；前面的分析則表明中國的有效資本積累將大幅減速。如此，三方面的因素都共同指向經濟增速的大幅下滑，間接地支持筆者去年經濟增速軸心降低到5.5%的結論。
因此，短期內，中國經濟面臨著令人畏懼的挑戰，需要在避免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抑制進一步的無效投資與過剩產能；一旦不慎引發金融危機，5.5%的增速恐怕都難以保證。長期看，即使中國能夠順利開展必須的結構化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從人口紅利、出口份額、後發優勢、改革難度等幾個方面考慮，中國經濟創造出有效投資機會的能力都出現了實質性下滑，而無效投資無法起到替代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速都註定將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為經濟研究人士，近期出版《中國經濟下一步》

⑩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從過去主要依靠投資轉向投資,消費和進出口的平衡拉動,為什麼

中國這些年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比較多，房地產行業的投資和貸款增長也比較迅速，前兩年因為發生了金融危機，導致中國的出口遭遇了困境，所以更要通過加大投資來拉動國內的需求從而使經濟運轉起來，這樣一來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主要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發展。其實我認為過去中國對出口的依賴也很嚴重，而且我們的出口結構主要以廉價商品為主。
至於為什麼要投資，出口和消費平衡拉動，我感覺這涉及到到中國長遠發展的問題。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人口眾多，地區間的經濟發展並不平衡，中國不可能向一些小國那樣單靠出口或者單靠投資來完成整個中國的現代化。
另外，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不可能永遠存在，中國的人力資源不可能永遠這么便宜，中國早晚有一天是要實現現代化的，依靠勞動力的優勢發展經濟只是一個特定時期的特定任務，若干年後，等這個時期走完了，中國也就不能靠廉價產品的出口啦拉動經濟了，到那個時候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應該是高科技產業，以及完善的城鎮化體系帶來的中產階級崛起和隨之而來的強大消費動力，還有就是現代的服務業。當然這個過程要循序漸進的完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還有，投資有的時候往往會帶來重復建設，比如鋼鐵產能已經能夠滿足需求了但一些地區為了追求gdp還是新建一些鋼廠，這樣就造成了產能過剩，生產的東西積壓起來賣不出去，銀行的貸款還不上，從而造成對社會資源和國家財產的嚴重的浪費。所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還是應該控制起來比較好。
那麼投資的規模和質量控制起來了，出口也在逐漸的調整結構，中國怎麼發展呢？所以還剩一個擴大內需，如果能把中國的內需激發出來，中國的經濟還會有大的發展。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市場需求十分旺盛，現在又再轟轟烈烈的進行城鎮化建設，所以這個時候擴大內需是行得通的。在城鎮化的過程中破除城鄉二元體系，讓來到城市的農民工享受到完善的就業，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社會保障。另外，鼓勵，規范和引導城鎮低收入群體的就業和創業，總之一句話，讓人民的腰包鼓起來，從而拉動國內的消費需求，不僅要拉動零售品的需求，還要拉動大宗物品的需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要考一系列的資金籌措和項目落實來完成這個目標，所以中國在這個方面的發展潛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