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政府對待投資擔保

『叄』 為何嚴禁企業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為其市場化融資行為提供擔保

國家發展改革委17日稱，嚴禁企業以各種名義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為其市場化融資行為提供擔保或承擔償債責任，切實做到「誰用誰借、誰借誰還、審慎決策、風險自擔」。

通知指出，擬舉借中長期外債企業要統籌考慮匯率、利率、幣種及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等因素，有效防控外債風險。要規范信息披露，不得披露所在地區財政收支、政府債務數據等可能存在政府信用支持的信息，嚴禁與政府信用掛鉤的誤導性宣傳。有關信用評級機構不得將企業信用與地方政府信用掛鉤。

通知強調，發展改革部門要切實加大事中事後監管力度，財政部門對依法合規承接政府投資項目的企業，應當按規定和批準的預算及時撥付資金，不得拖欠。

內容來源：央廣網

『肆』 那麼多投資擔保公司跑路抓了老闆 錢沒了該怎麼吧國家政府會則樣處理

還有個案例就是在鄉政府對面，一個貧困縣的窮鄉群眾被騙二千多萬，騙子還在外面享受

『伍』 陝西省政府對非法集資案件怎樣處理

陝西省政府出台防範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專門意見
近期，一些地區和領域非法集資案件頻發，其中，不少涉案金額大、涉案人數多的非法集資還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群體性事件。為進一步做好防範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昨日，省政府通過門戶網站公布專門意見，對三大類非法集資模式進行了總結歸納，警醒人們加以識別。
犯罪分子往往簽合同偽裝「正常」
非法集資情況復雜，表現形式多樣。有的打著「支持地方經濟發展」「養老服務」等旗號進行，有的引用產權式返租、電子商務、電子黃金、投資基金等新概念，「手段隱蔽，欺騙性很強」，意見總結出三大類顯著特徵：
一是未經有關監管部門依法批准，違規向社會（尤其是向不特定對象）籌集資金。如未經批准吸收社會資金；未經批准公開、非公開發行股票、債券等。
二是承諾在一定期限內給予出資人貨幣、實物、股權等形式的投資回報。有的犯罪分子以提供種苗等形式吸收資金，承諾以收購或包銷產品等方式支付回報；有的則以商品銷售的方式吸收資金，以承諾返租、回購、轉讓等方式給予回報。
三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集資目的。為掩飾其非法目的，犯罪分子往往與受害者簽訂合同，偽裝成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最大限度地實現其騙取資金的最終目的。
將建處置非法集資工作領導小組
「對於具備以上特徵的活動，各市、縣（區）人民政府、各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提高警惕。」意見要求，各地要定期分析研判工作形勢，由主要領導擔任第一責任人，通過建立健全防範、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領導小組，全面、及時的掌握行政區域內非法集資案件情況，協調處理非法集資案件在偵辦管轄、資產查封、資產追繳、資金清退等問題。
設立民間借貸服務中心或管理機構
要求各級政府建立健全非法集資監測預警和快速反應機制，公開涉嫌非法集資舉報電話、信箱、地址，認真做好來信、來訪、來電的登記、梳理、通報、移送等工作。
對於非法集資高風險行業，登記機關要加大抽查力度，工商部門要加強對金融投資類廣告的日常監督及手續審查，確保廣告內容真實、准確、合法。其中，對以投資咨詢、投資理財、貸款中介、資金周轉、信用擔保等名義發布涉及信用貸款、低息或無息貸款內容的廣告資訊信息，以及以代客理財、委託理財名義發布涉及承諾保底、快速回報、無風險、高收益等內容的廣告資訊信息，及時介入查處。（記者趙蕾 實習生魏媛）
來源： 陝西傳媒網-三秦都市報 轉自：新華網

『陸』 陝西九江擔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怎麼樣

簡介：陝西九江擔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2008年08月06日，主要經營范圍為信用擔保（融資性擔保除外）等。
法定代表人：郝子偉
成立時間：2008-08-06
注冊資本：2000萬人民幣
工商注冊號：610000100129141
企業類型：有限責任公司(自然人投資或控股)
公司地址：陝西省神木縣神木鎮府東巷縣政府家屬樓4號樓一單元407室

『柒』 陝西省政府對現代農業都有啥扶持政策

「新土改」：意外的落差

部分專家學者和媒體對地權改革的預期與實際結果有這么大的落差，實屬意料之外

當第一次看到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的時候，一位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化的「三農」學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又看了一遍。

是的，會前乃至開會期間仍被媒體熱議的「新土改」並未在公報中出現。甚至，公報中只有一處提及土地政策，還是強調「穩定」，其表述是「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徐小青，也是決議起草人之一，在會議結束後表示，三中全會之後的全國土地政策將大致維持現有格局。他還指出，之前外界輿論對土地政策方面的突破「過於關注」。

確實，此前對土地產權改革或變通的土地產權改革就要破殼而出的輿論是如此密集，以至於一些反對人士甚至認為連表示反對也沒用了。用京城一位著名的「三農」學者的話說，「木已成舟」。

「這真是一個大大的落差。」上述學者說。

他隨即給朋友們發了封郵件，「又看了一下全會公報，中央在土地問題上還是慎重的。之前某些人試圖通過大量的私有化發言來製造輿論，是不成功的。」

事實上，胡錦濤總書記9月30日視察小崗村時的一番講話，早已經為三中全會土地制度定了基調。

當時他說，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

不少人從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多種形式流轉」這句話中，感覺到了土地財產權乃至產權變動的跡象，並期待政策能在允許農地抵押、買賣和繼承上有所突破，即進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這種解讀成為言論熱點。

也有人認為這只不過是重申了一些老話。「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這句話在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就已經出現。當時後面還寫了一句話，「任何時候不能動搖，必須長期穩定，並且不斷地完善發展」。其中「不能動搖」和胡錦濤這次也是第一次提到的「永久不變」意思相當，都是強調穩定。至於鼓勵土地流轉，這個政策已經實行了15年了。

部分專家學者和媒體對地權改革的預期與實際結果有這么大的落差，實屬意料之外。可見現在對於農村改革，特別是土地改革如何推進，各方的分歧很大，博弈激烈。

土地改革亮點：打破政府征地壟斷權

《決定》對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縮小政府征地的范圍，把征地限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經國家批準的經營性建設項目，則可以保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不變，允許其使用權進入市場，價格由農民集體與用地者談判

盡管各方解決方案不同，但要解決的問題是相同的：近幾年來，農民上訪反映最多的就是因征地而導致的權益受損。

有消息稱，國土資源部每年要處理十幾萬起土地上訪事件。據農業部前政策研究室主任、政策體改法規司司長郭書田的觀察，這些上訪事件中群體性事件大大增加，規模也越來越大，甚至出現了建國後從未有過的上萬人的群體性事件，這也說明了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規模也越來越大。

學者擺上桌面的是3種解決思路。一是國家所有，農民永佃；二是集體所有，農民永佃；三是土地私有。

在郭書田看來，如果不改變政府在征地賣地中的權力格局，單靠改變土地所有權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

中國目前的征地制度，賦予了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 （壟斷征地權力），同時又經營二級市場（把從農民手中低價征來的土地高價賣給開發商）的權力，即所謂的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而且這種權力還得到了法律的認可（土地管理法實際上擴大了國家征地的范圍，從憲法規定的公益性用地擴大到經營性用地）。

征地制度改革，恰恰是本屆三中全會關於土地管理制度的著力點之一。

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會前對媒體表示，十七屆三中全會《決定》對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縮小政府征地的范圍，把征地限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經國家批準的經營性建設項目，則可以保持土地的集體所有權不變，允許其使用權進入市場，價格由農民集體與用地者談判。

後者，實際上是打破了政府的征地壟斷權。用看得見的手推動城鄉一體化

未來政府將大幅度增加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土地出讓收益用於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項目的建設投入。這三個「大幅度增加」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自2003年以來，中國農村在取消農業稅、對農民種糧進行財政補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等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帶動下，取得了自包產到戶之後的第二個黃金發展期。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全面發展的最短板。而且，城鄉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去年，盡管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很快，但城鄉居民收入比卻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

同時，就在中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鋪天蓋地，城市面貌煥然一新的時候，農業、農村的基礎設施卻在日漸凋敝。

據中農辦原主任段應碧的介紹，農業基礎設施比如水利，許多地方還在吃「大躍進」時期的老本，不僅沒有進步還在退步。整體而言，全國有57%的耕地沒有灌溉設施，八萬多座水庫中現在還有兩萬七千多座水庫處於年久失修狀態，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沒有改變。這與中央倡導的現代化農業發展相差甚遠。

而農村基礎設施則更脆弱，欠賬更多。段說，到現在為止，中國9億農民中還有2.6億人存在著飲水困難、飲用水不安全問題，還有740多萬人口沒用上電，9萬來個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農村生態環境還處於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局面。

出現這種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歧視。多年以來，國民財政支出用於「三農」的支出絕對值在增加，但比例卻在下降。根據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的計算，中央「三農」支出從1996年的774億元增加到2006年的3397億元，但由於增長幅度趕不上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因此，中央「三農」支出在整個中央財政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從1996年的21.1%下降到2006年的16.6%。

此外，如果說中國是兩個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話，那麼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城市的繁榮其實是建立在農村的三大市場要素（勞動力、資金和土地）對城市的補貼或倒貼之上。

農村2億多青壯年農民在為城市奉獻廉價勞動力的同時，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各個方面卻享受不到和市民同等的權利；收入較低的農民本來攢錢就不易，然而當他們省出來的錢存入銀行的時候，這筆儲蓄中每年有四五千億倒流城市，而農民自己卻很難貸到款，因此也失去了增收和發展的機會。

而199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化以及房地產市場的繁榮，農村最後一塊肥肉就是土地。不可再生的、稀缺的土地即使在「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之下，仍然在快速流失：過去11年間減少了1.25億畝，相當於少了一個農業大省的耕地。

「應當看到，中國農村、農業現在進入了一個需要大量花錢的階段，因為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做兩件事情，一是要把大量的農民變成市民，這是要花錢的。二是要把傳統的農業改造成現代農業，這更是要花錢的。還是像過去那樣蜻蜓點水地給它投入解決不了問題。」段應碧在一次研討會上說。

而這也正是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另一個著力點。會議在繼十七大文件之後再次強調要推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並在引導財政資金和金融資本進入農村農業上，大大加大了改革力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在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時說，在增加財政收入對農業的投入這塊，「《決定》用了3個『大幅度』，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這三個大幅度分別是大幅度增加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土地出讓收益用於農業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對中西部地區農村公益性項目的建設投入。一直到2020年，國家都會嚴格按照這個要求調整國民財政再分配格局和財政支出結構。

此外，《決定》還明確指出，要綜合採用財稅杠桿和貨幣政策工具，通過定向實行稅費減免和費用補貼，引導更多的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向農村。並且明確要求，所有金融機構都有積極支持農村改革發展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