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按人均國民總收入把世界各國分成四組,即低收入國家(低於975美元)、中等偏下收入國家(976至385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3856至11905美元)和高收入國家(高於11906美元)。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4277美元,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其特徵主要是: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十個方面的特徵,包括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盪、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
毋庸置疑,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風險已逼近「中等收入陷阱」。雖然在官方數據上中國還保持高速增長,但是增長很大程度是政府主導的鐵公機與房地產構成,如今這兩個推動機已臨近崩潰。當支撐經濟發展的土地資源消耗一空,人口紅利逼近零點,中國拿什麼來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鄧聿文先生在《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中提出中國必須進行全面改革包括經濟、社會、政府和政治幾個方面,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經濟領域的改革重點有三:
一是打破壟斷,進一步深化產權改革;
二是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
三是加強金融體系建設,解決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並存的問題。 社會領域的改革重點有四: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消除兩極分化;
二是放權於社會,加快社會組織的建設與發展; 三是廢除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破除階層流動障礙;
四是強化社會參與。
政府的改革重點有二:
一是限權和放權,減少對經濟和社會的管制,將政府壟斷的權力下放給社會,讓人們自我組織起來,建立一個有限政府;
二是大力反腐,力爭在反腐敗上有制度突破。而上述改革要深入,都會觸及到政治改革。
事實上,發展經濟僅僅是治標,政治轉型才是治本。發展中國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就在於實現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
因此,推進公平正義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前提。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們感受最深的、最不滿的,是公平正義受到了破壞。而在一個公平正義不能得到維護的社會中,每個群體的人生活得都不舒服。因此,重建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社會當前最急迫的問題。
以公平正義為取向的改革,必須實現對公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將政治社會生活納入法治軌道,破除權貴資本主義,建立利益表達、施加壓力和社會博弈機制,促進公民意識和社會組織的發育,促進公民權利平等。
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如果不啟動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改革,社會將會積累更大的風險和危機,這對新領導的權威建立非常不利。
要知道,當前國民已不再滿足於「麵包時代」,能否讓每個國民過得有尊嚴、活得踏實,對執政者來說無疑是個巨大的考驗,但同時也是個足以名垂千古的機會
㈡ 「中等收入陷阱」怎麼破
中國必須選擇適合自身特點,並且可以充分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措施,才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中國在經歷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後,已積累了較大的生產能力,製造業更是得到「世界工廠」的稱號。因此,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日益凸顯了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地位,這就對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們不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而且要縮小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出現的各種內外經濟不平衡都與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差距相關聯,而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還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基礎。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發展環境,這必須由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和實現公平分配來保障。為此,改變國民收入分配在國家、企業、居民的比例,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直至最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首要選擇。
第二,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盡管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於技術進步或創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等方面,但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最現實最直接的動力應該是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升級。我國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所積累的生產能力已受到越來越強的約束,現已到了必須調整經濟結構的時候。如果今後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那麼就有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第三,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託,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
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後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
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㈢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國家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左右)後,可能出現兩種結果:
第一,持續發展,逐漸成為發達國家。
第二,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甚至社會動盪等問題,導致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後一種結果稱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從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的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來看,最根本的是較為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發展模式轉型:
第一,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
第二,大力振興實體經濟,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要以提升產業結構為突破口,構造經濟增長新的動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高速增長,這就需要構造新的增長動力。
第三,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註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是成為抵禦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
總之,進入中等收入的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發展的風險,而中國具有的特殊條件會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許多選擇。不過,所有這些選擇的實現都需要一種穩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予以保障。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
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歷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㈣ 中國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很多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3000至5000美元後,人均收入增長長期陷入停滯,而遲遲不能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現象。一般認為,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智利可能是個例外)、東亞的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東歐一些轉軌國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持續增長,目前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6000美元。在未來20年內,中國經濟是持續增長而轉變為發達國家,還是會步拉美國家與東南亞國家的後塵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這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討論的焦點問題。
一國經濟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即當一國人均GDP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之後,該國能否繼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問題。因此,我們可以用生產函數的框架來分析這一問題。一個典型的生產函數是指,一國人均收入的增長,主要由資本、勞動力與全要素生產率這三大因素決定,其中勞動力又分為勞動力數量與勞動力素質(即人力資本)。
用這個框架來分析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幾大傳統動力:首先,在資本方面,中國的高儲蓄率支撐了投資率的不斷上升,而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動力之一;其次,在勞動力方面,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一是計劃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撫養比率的下降以及勞動力占總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雙重人口紅利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與全球化紅利一起塑造了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再次,中國經濟在如下兩個層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提升。其一,過去30年的每個十年間,中國都出現了一次重大的制度變革,包括1980年代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1990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2000年代的中國入世,這三次制度變革均帶來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著落後於發達國家,中國在科技方面可以享受所謂的後發優勢,即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外國科學技術而實現本國科技水平的上升。
然而,過去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目前都呈現出衰竭之勢。這也是為什麼市場擔憂中國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首先,從資本因素來看,一方面,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佔GDP的比率已經接近50%,繼續上升的空間有限,且中國目前很多製造業部門與局部地區的基礎設施部門都已經出現較為嚴重的產能過剩現象,繼續擴大投資的潛力不大;另一方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將會降低中國的儲蓄率,從而難以繼續為高投資提供資金支持;其次,從勞動力因素來看,計劃生育的正面效應正讓位於負面效應,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加速老化。此外,富餘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過程已經基本結束。中國勞動力市場上已經開始面臨供給端約束;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其一,隨著經濟改革從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進,重大制度變革越來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要取得進展非常困難;其二,隨著中國經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科技方面能夠享受的後發優勢已經相當有限,且發達國家已經在知識產權問題上頻繁向中國發難。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中國經濟傳統增長動力日益衰竭之勢,如何尋找新的增長動力,進而幫助中國經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筆者還是試圖從生產函數框架來尋找對策。
首先,從資本層面來看,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已經相當之高,然而在提高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方面,中國還至少有兩方面潛力可挖。一方面,中國經濟目前存在著製造業過度發展、服務業發展不足的產業結構失衡。通過調整激勵機制來刺激服務業投資的發展,不但有助於緩解製造業的產能過剩,而且有助於提高居民部門的相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的很大一部分投資是由國有企業完成的。一般來講,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通常低於民營企業。因此,通過降低民營企業的市場准入門檻、向民營企業提供更多市場化的資金支持,中國政府可以通過提高民營企業投資比重來提高整體投資收益率。更進一步講,考慮到目前很多高利潤率的服務業部門都處於國有企業壟斷之下,因此,提高中國投資效率的關鍵,在於打破國有企業對特定服務業部門的壟斷,真正向民營企業開放這些部門。
其次,從勞動力層面來看,中國政府應從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與提高勞動力素質兩方面下功夫。在延緩勞動力數量下降方面,中國政府應盡快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也可以通過適當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沖擊。提高勞動力素質意味著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中國政府應進一步完善中國教育體系,尤其是應該重視職業教育與在職培訓體系的發展。為了激勵中國居民擴大人力資本投資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資本投資的潛在收益率),中國政府一方面應該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現狀,另一方面應該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並通過各種措施努力降低個人在社會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難度。
再次,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中國政府至少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來構建中國的創新體系,提高中國居民與企業的創新能力:第一,中國政府應努力提高研究開發支出在GDP中所佔比率;第二,中國政府應該加強對國內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增強個人與企業進行科技創新的動力;第三,中國政府應進一步發展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包括天使投資、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資、產權交易市場、創業板市場、中小板市場、主板市場在內的一系列直接融資體系,為國內主體的創新活動提供市場化融資支持;第四,中國政府應保持與擴大對外開放,努力從國外引入新的科學技術,並通過參與國際競爭來增強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
㈤ 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能做什麼
中等收入的陷阱並不是收入,而是看不到自己職業構造的缺陷,盲目樂觀由此盲目消費,並將自己的未來套牢在貸款上。最現實的例子便是最近發生的中興員工墜樓事件。
面對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有危機感,看到職業工作的缺陷,不斷學習,讓自己可以隨時轉身。
㈥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難上加難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後達到中等收入發展水平,但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而進入高收入行列的不多,正因如此才把這個區間稱為「陷阱」。其中拉美國家的情況最為突出,大多數國家長時間滯留其中,如阿根廷已熬了半個世紀,拉美大國中只有巴西有希望再經過幾年努力跨越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有日本後有「四小龍」,馬來西亞本來比較有條件實現跨越,但至今仍在陷阱里掙扎,還有泰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發展速度就下來了。
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者教訓多
從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看,主要是靠積極的升級政策和良好的體制。具體表現為採取積極的產業升級政策,大力推動技術和管理體系創新,以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經濟結構不斷升級;重視對人力資源的培養和利用,不斷改進管理,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形成支持經濟增長和社會變革的包容性機制等。從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國家和地區的教訓看,主要是沒有形成推動改革創新的政策,經濟缺乏改進升級的動力和支持;還有的是因為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過多,市場缺乏活力;此外發展缺乏包容性,導致收入差距過大,引起社會內部的分裂也是重要教訓。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實際上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提升和跨越問題。一般說經濟增長需要從依靠勞動、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創新拉動轉變,即生產要素效率提升的過程,也是實現收入由低到中再到高的過程。根據研究,導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因素是生產要素效率不升反降,而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長期停滯在依靠勞動、資本投入的階段上。若從更宏闊視角分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轉變的問題,不僅涉及經濟且包括社會、政治甚至文化等諸多方面。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綜合進步,包括保持經濟持續增長、提高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保護生態環境、形成良好的治理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圓中國夢
我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盡管很多人對此持樂觀看法,但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面臨的挑戰非常嚴峻。要成功實現跨越,一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和創新拉動轉變;二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三須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要抓住今後十幾年的發展機遇期實現中國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一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是轉方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斷增強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關鍵是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按照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的要求,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與企業、與社會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管理社會事務中的作用。推動財政從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簡政放權以調動市場主體創新和發展的積極性,著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推進經濟和社會結構調整,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大力發展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和現代服務業。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及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充分發揮金融優化配置資源的作用,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等。
㈦ 如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近來反復提到中等收入陷阱,講的是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以後,人均收入達到或接近了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借鑒世界其它國家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如何跨過邁向發達國家必經的中等收入階段,保持持續地發展。
那麼,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指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經歷了長期高速發展後,國民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而後國家經濟發展停滯,甚至衰退,並長期難以擺脫困境,猶如掉進陷阱一般,不能自拔。
考察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差別,可以給我們以借鑒意義:
共同點
1、底子薄,起點低。在二戰以後,由於世界經濟的蓬勃發展,在後發優勢下,經濟迅速發展。
2、國家政治開明,願意發展經濟。這條排除了大部分的非洲國家和部分亞洲國家,尤其是受冷戰影響受到限制的原共產主義陣營國家。
3、起步時間和發展速度相近,說明更多的影響因素是國際形勢的推動。推動力主要來源於北美和歐洲國家的經濟膨脹。國際貿易是必備前提。
不同點
1、資源實力不同。失敗者普遍資源豐富,以出口資源為主。失敗者普遍資源匱乏,以加工、貿易為主。 這里就很有意思了,有資源的依賴資源,通過初級產品的出口,即可達到中等收入水平;沒資源的被迫出賣勞動力,依靠的是體力和智力。
2、政治形勢不同。失敗者普遍政治比較動盪,並衍生出腐敗,市場有效性降低。而成功者普遍政治穩定,比較容易有統一的決策,能夠致力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這里也有一個意外,政治穩定和是否民主政體不相關。相關的是為誰服務。失敗者著眼於自身利益,成功者著眼於國家、人民利益,似乎文化傳統的影響反倒更明顯一點兒。
3、應對策略不同。進入陷阱前形勢相當,進入陷阱後遇到的問題一樣,但應對的策略不一樣,失敗者束手無策,成功者則積極轉型,簡單地講,就是以提高生產效率來提高國際競爭力,以把其它發展中國家為墊腳石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里,中國、東南亞充當了重要角色,正是對中國、東南亞的巨量投資和貿易中轉,支撐了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騰飛。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假設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公司的話,拼的就是技術、管理、成本、效率,沒有技術進步,沒有管理制度,就沒有競爭效率,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當出賣資源、出賣體力的達到中等收入以後,競爭力就會下降,而出賣智力的則會跨出陷阱,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中國情況分析
中國自2003年以來,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商務成本也飛速增長,以一個公司的角度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1、房地產價格暴漲,帶來了租金等經營成本的總體上漲。
2、水電氣、交通等基礎價格的上漲推動成本普遍上漲。
3、教育、醫療、養老、房改等改革措施導致勞動力成本急速上漲,收入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成本卻超過了中等收入水平國家。
4、資金成本上漲,原因在於低成本資金被低效率的國企壟斷,市場利率遠高於基準利率。
5、鼓勵出口,抑制進口,導致匯率上漲,以致高估。
6、稅率過高。
7、交易成本增加。中介機構過多,多頭管理,龐大的行政機構對市場經濟形成壓制。
8、缺乏知識產權保護,企業缺乏創新意願。
9、保守的教育制度,導致社會缺乏創新精神,缺少創新型人才。
10、官商一體體制導致行政壟斷,降低了生產效率,提高了生產成本。
11、社會信用不足,導致逆淘汰現象盛行,降低了競爭力。
12、對環境的污染、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耗費,給今後的發展增加了成本。
13、收入分配兩級分化,有效需求不足。
這些因素的總體影響,導致中國經濟具有強烈的加工經濟的特點,而行政壟斷保護落後,打擊先進,導致競爭力下降。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成長期,有快速、高效的優點,而到了經濟發展的成熟期,反轉為缺點,產能過剩,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含量不足,且轉型困難。在東南亞、非洲等國家低成本人力資源的替代壓力下,加工經濟走向末途,而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循環趨向停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
找到了問題,未必能找到對策;找到了對策,又未必能夠實行,深化改革的意義即在於此,希望能夠突破固有的思維模式,形成新的循環經濟。
1、成本剛性,已經上漲的成本只求保持不變,不再形成新的壓力。包括但不限於人力成本、房地產、水電油氣、交通等。能降低更好,但不勉強降低。
2、降低交易成本。加強社會誠信建設,減少行政干預,減稅降費、鼓勵自由市場經濟,推廣陽光行政。
3、提高基礎利率,一方面增加老百姓收入,一方面增加低效國企的資金成本,擠出到市場中來,拉低市場利率。
4、一步到位降低匯率,體現真實競爭力。
5、改革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體制,降低勞動力成本。
5、比較有難度的有,改革教育體制,培養創新精神;落實法制;落實知識產權保護;行政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
雖然對策分為三類,但其實是一個問題,因為每一個都牽涉到其它的對策,沒有全面的綜合改革,任何一項都不可能單獨完成,單獨起作用。
或者,所有的對策歸根結底只有一個,就是人的問題。換個角度來看:
1、為誰服務?中國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當家做主,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自然是為人民服務。
2、如何體現人民意志?各級人大,人大代表必須能夠真正反映、落實人民意願,由此必須落實民主選舉,而不是上級指派。人大代表必須對選民負責,而不是對上級負責。
3、如何選擇官員?公開競選,公開考評,人大問責,人大任命。而不能黨管幹部,上級任命。
4、如何選擇公務員?破除世襲制,打破壟斷,強制人才流動,末位淘汰,公開招聘。
5、如何破除腐敗?財產公開,民眾監督,嚴刑峻法。
6、如何破除低效?因事設崗,因崗聘人,事過撤崗,崗位工資加年資津貼。效率高不高,用戶說了算,只要民眾有意見,立即換人,立竿見影。
萬事萬業,人是根本,只要建立了高效的用人機制,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反之,以人民為敵,以人民為博弈對象,以人民利益換取小集團利益,拔高自我,等於脫離群眾,背叛人民,必然問題叢生,作繭自縛。
在這個和平的年代,物資豐富風調雨順的年代,改革可謂天賜良機,進則豁然開朗,中國從此步入現代化的發達國家;退則畫地為牢,封疆鎖國,從此沉淪。
㈧ 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怎麼辦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後,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區間。我國正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盡管很多人對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持樂觀看法,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面臨的挑戰還是很嚴峻的。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是必須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加快實現經濟增長由依靠勞動和資本投入拉動,向依靠技術和創新拉動轉變;二是必須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加快向綠色經濟、節能經濟結構轉變;三是必須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機制,提高經濟發展成果社會共享度。我們要抓住今後十幾年的發展機遇期,通過深化改革開放,力爭盡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中國夢,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關鍵一步。
㈨ 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幾點思考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學界當前的熱門話題之一。2012年以來,中國GDP增速逐年下滑,很多人擔心,中國經濟能否成功轉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關鍵要靠是什麼? 世界經濟發展史表明,當一國人均GDP邁過3000美元之後,如果不能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及時轉換,有可能長期停滯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國家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如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秘魯等,只有少數國家能夠持續增長,長驅直入進入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和韓國。一般來說,可以把經濟發展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階段,人均GDP低於3000美元;第二個階段是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階段,人均GDP高於17000美元的階段。在要素驅動階段,市場機制能夠發揮基本作用,人們有錢就進行生產性投資,有強烈的工作意願,提供基本生產要素的積極性能被激發出來。只要宏觀經濟和政局穩定,有良好的基礎設施,處於這個階段的國家大多能擺脫「貧困陷阱」。這些基本條件比較容易滿足,所以大部分國家能夠達到中等收入。 在效率驅動階段,不僅需要調動要素所有者增加供給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同時還要對生產性要素進行長期投資,以提高要素質量。實現這種結果的前提是,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作用,特別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要極大地調動起來。在創新驅動階段,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源泉來自創新活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活力。美國、日本和歐盟許多國家目前都處於這個階段。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正處在效率驅動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改變,才能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否則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可能讓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經常被強調的是,中國面臨各種各樣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消費不足、勞動收入佔比太低、收入差距大、工業比重過高、投資比例過大、對外依存度過高等等。這些問題可能都很重要,但是我們更需要弄清楚,哪些問題是根本性的問題,是問題之源,哪些是表象性的,是問題之果,哪些問題是可以調整的,哪些是無法調整的。比如,中國目前儲蓄率太高,但日本、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儲蓄率也非常高,等到經濟增長率降下來之後,儲蓄率自然也降低了。所以,高儲蓄是伴隨高速經濟增長而產生的現象,有一定的必然性,現在中國即使想調也調不下來,而等經濟增長放緩之後,想提高儲蓄率反倒是很困難的。現在人們非常關心四個問題,都與中國面臨的矛盾和挑戰密切相關。一是政府規模問題。政府規模應該適度,政府規模過大會對經濟增長起反向作用。近幾年中國政府規模增長很快,行政管理費用尤其增長迅猛。考慮到政府部門的財政收入和各種收費,廣義的政府稅費佔GDP的比重已達到很高水平,而且政府支出結構也有諸多問題。二是收入差距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和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按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比照國際標准,貧富差距的確較大,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 第三,教育水平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的人均教育水平在國際范圍內算是較高的,反映了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第四,如果以預期壽命作為國民健康的衡量指標,國民健康與經濟增長也存在正相關關系。相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我國的人均預期壽命也是比較高的。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順利步入發達國家,有的國家卻無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要加強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是指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高,就是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府規模過大,勞動收入佔比低和收入分配不均,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靜態的不平等,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有可能導致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
㈩ 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
中等收入陷阱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進行科技創新,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