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基金會

⑴ 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區別

一、種類不同：

民營企業指在中國境內除國有企業、國有資產控股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以外的所有企業，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夥制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私營企業指由自然人投資設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包括按照《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登記注冊的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私營合夥企業和私營獨資企業。

二、概念不同：

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民營企業是從經營機制上說的，而私營企業是從產權說的，後者受到相關法律保護，前者以前只是存在於學術理論上的說法，盡管實際運行中人們常說這個，但在工商部門是沒有民營的統計口徑的，只是在科技部門有民營科技企業的統計。

三、法律界定不同：

民營企業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凡是非國有國營的企業都可以稱為民營。民營經濟包括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外資經濟、鄉鎮企業、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企業、股份制中國家不控股的企業以及國有民營企業。

私營企業是一個有明確的法律界定的概念。《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本條例所稱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僱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

⑵ 為什麼叫光華管理學院

因為光華教育基金會的雄厚實力相助，所以這個商學院就以光華命名了。 根據如下：「1994年北京大學與光華教育基金會簽定合作辦學協議，工商管理學院改名為光華管理學院。」

「名字之所以這樣叫應該是想給人一種看到光明，充滿自信和希望的意思吧。」這位朋友不懂商學院的情況，請不要隨便主觀臆斷。
商學院的建設都需要花重金的，因此都有經濟實力雄厚的贊助方作為後盾。由於贊助方所做貢獻，商學院都以贊助方的名稱命名。看看國內其他商學院的名字吧，無一例外都是因為贊助方的雄厚資金支持而以贊助方的名稱命名。
比如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2008年8月30日，匯豐銀行捐贈1.5億人民幣支持北京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商學院，「北京大學深圳商學院」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
再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安泰商學院：1996年，美國安泰國際集團出資與上海交通大學共建管理學院，並於2000年更名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管理學院。

⑶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隸屬北京大學的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是隸屬北京大學的。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簡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前身是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她是在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和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的基礎上於1993年12月成立的。1994年9月18日，北京大學與光華教育基金會簽定合作辦學協議書，工商管理學院改名為光華管理學院。

目前學院設有9個系，分別是：

應用經濟學系、金融系、組織管理系、市場營銷系、戰略管理系、會計系、管理科學與信息系統系、商務統計與經濟計量系、衛生經濟與管理系。下設金融學，市場營銷，企業戰略，財務會計，人力資源管理等多個專業，是中國大陸高校中科研實力最強的商學院之一。

光華管理學院的著名教授包括厲以寧、張維迎等。現任院長是蔡洪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EMBA在2013年EMBA排行榜中排名前十。

⑷ 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的發展歷史

2001年6月12日，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中青年專家委員會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產生了委員會負責人，明確了委員會的宗旨和任務。中青年專家委員會首批會員60名，主要來自機關、大學、科研、司法、新聞等部門和單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被推選為委員會主任。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中青年專家委員會組織辦法》，組建了秘書處，研究布置工作任務等。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林伯承主持會議，副會長肖平代表基金會對委員會的成立表示祝賀並提出希望。常務副會長楊正泉、副會長王彥峰出席了會議。
2001年3月19日，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成立，主任為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隨後，該會在向全國各地有關單位徵集人權研究課題的基礎上，審定了一批年度研究課題，如：《〈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問題研究》、《美國的人權觀研究》、《邪教犯罪與人權保障》、《經濟全球化下國際人權斗爭新特點》、《日本與德國對二戰認識的差異》等。
2001年4月16日，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高級專家顧問委員會成立。基金會名譽會長黃華與會講話，提出希望。委員會有吳階平、朱光亞、龔育之、任繼愈、周南、厲以寧、白春禮、陳章良等近20名委員。

⑸ 《國家智庫》第2輯 為什麼還沒有上市 我買了第一輯

《國家智庫》第2輯沒有得到審批而被迫推遲上市。

《國家智庫》內容簡介
長期以來，我國傳統的政府決策咨詢機構雖然不斷壯大，但總體上還是不適應當前形勢發展的需要。鑒於我國智庫在決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由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主辦、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全國公開發行的《國家智庫》即將於近日出版問世。《國家智庫》將當前學術或政策論述、研討成果或政策建言，以易於大眾閱讀的語言編撰成書，旨在為推進智庫自身的發展提供一個能夠直接反映和充分體現智庫內容探討和進行學術交流的平台；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一個了解智庫建設和發展的窗口；從而進一步為政府領導人和企業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議與參考。 《國家智庫》期刊每年6本，每雙月出版，年底匯編成集中英文版，全國發行。希望得到各行各業有識之士的支持，為我們提供優質的稿件和重要的信息。 《國家智庫》(NATIONAL THINK TANK)特別突出權威性、建設性與可讀性，共設有封面文章、大國關系、公共民生、產業透視、軟實力五大版塊，以及智庫研究、智者論道、時事評析、環球智庫等次級欄目。 《國家智庫》的創辦目標是：「凝聚中華民族理想，致力國家發展進步，為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提供理論支撐和理論儲備。」
《國家智庫》2010年第一期
主要文章 卷首語 怎麼創造一流智庫 根據本人50年的工作實踐，特別是近20年來的參政議政經歷，我深感做好建言獻策，必須要不斷地學習和實踐。以我看，行萬里路、破萬卷書是搞好建言獻策的重要基礎和條件。只有多走、多看、多讀、多學，才能站得高看得遠。概括地講。要做好智囊和參謀需要做好「六個三」…… 封面文章 「政·智時代」 思考 74之痛：中國智庫的羈絆在哪 在《2008年全球智庫報告》中，收錄的中國智庫只有74家．而美國智庫達到1777家。對此，除了西方智庫研究學者對中國智庫存在偏見的因素，我們也必須承認，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智庫，作為新生事物．其發展還存在種種問題和不足，不論是公眾、政府決策機構、學術界、輿論，還是智庫局內人，對於目前中國智庫的狀況都不很滿意。這一現狀的原因何在? 環球智庫 它們何以出名——解密國際著名智庫的成功經驗 智庫文摘 中國智庫的萌芽：智囊 智者論道 我國現行智庫存在的問題 智者論道 後危機時代中國怎麼辦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正先於歐美等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實現復甦。侶與此同時，後危機時代也對中國提出新的機遇與挑戰。中國面臨怎樣的後危機時代?中國在這一時代的發展中應注意避免哪些問題?中國又如何在發展中推動改革的走向? 城鄉統籌貴在解決大城市發展 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的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初期特定經濟發展階段、特定製度和政策環境下的產物。盡管這種城市化模式，對於吸納農村剩餘勞動力、推進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端。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大城市是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能為服務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比中小城市更能集約和節約使用土地，且更易於控制和減少污染。因此，我們應對「小城鎮」的發展做出明確的界定和科學的規劃，並以發展大城市為主加快城市化進程。 兩套機構設計助力經濟解困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在經濟監管環節制度設計上的缺失日益凸顯。未來需要成立獨立的金融國資委管理我國總量龐大的金融性國有資產，統一擔負控制金融風險、進行金融業結構性調整、國有金融資產產權界定與保值增值，以及負責主權財富基金投資四大職責。同時，亟需成立金融國資委和破產管理局來監管、調控經濟運行，理清關系，規避風險。 「八部曲」推進幹部制度改革 大國關系 中美關系三大猜想 未來中美關系可能存在三種結果：一是中美沖突關系：二是中美合作關系：三是中美競爭關系。而在我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中美競爭關系才是中短期內最大的可能。中美兩國應力避各種不利因素的干擾，從本國利益出發，設計一個以彼此長期共存、共榮為核心的大戰略目標。中美共處必須改變傳統思維習慣，應重視未來，重視總體，准確把握大變局中的利益關系變動。 中美差異及其關系處理之我見 與美國之間的話題，毫無疑問兩國肯定會存在差異，這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體制的，我認為追根究底還是兩國對一些事物的看法、生活價值，以及思維模式不同，作為一個在美國成長的中國人，我深切觀察並體會著這些差異。 公共民生 後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新八倚重」 我國經濟回升向好，但這並不意味著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已完全過去。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有更深遠的警示，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若干倚重局限、極限已顯。必須有新的倚重。我國經濟才能根本好轉，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三位一體」構建和諧收入分配關系 區域縱橫 關於轉型時期中山市創新發展理念和轉變發展模式的思考 產業透視 中國奶業發展問題分析及對策建議 「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以來，「中國奶業朝何處去」的問題擺在了政策制定者面前。要同時實現保障質量安全和奶農穩定增收這兩個既對立又統一的目標，我們究竟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奶業發展道路?是走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規模化家庭牧場的道路，還是走小區化集中養殖的道路，抑或是企業自建奶源、讓奶農成為產業工人的道路? 鋪就國家安全的「耳目」與神經系統 離歌唱響，輓歌何覓。3月23日，谷歌宣布其搜索業務退出中國內地．並交將搜索服務轉至香港，谷歌命運已見分曉。但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窺探到一些隱秘的原因以及些許反思的問題。 軟實力 誰在挑戰中國的文化安全 中國文化安全外部不斷受到西方國家文化意識和價值觀念的滲透和挑戰．全球化的文化產品侵入沖擊著中國文化安全，不斷發展的傳播手段對中國文化安全也形成威脅。在內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立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和保護不夠。中國尚未形成健康、完善的文化建設制度。文化產業發展緩慢，缺乏國際競爭力和響力．且文化發展呈現不均衡發展態勢。對此我們應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重視文化創新，逐步提高文化傳播能力，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力。 應對西方文化：中國的一道百年難題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取捨? 熱讀 ……
《國家智庫》理事會
名譽顧問： 陳昌智（十一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陳宗興（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錢偉長（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吳階平（九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政策顧問：（按姓氏筆畫為序） 王少階（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 王富中（前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劉吉（國務院稽查特派員） 劉伯鳴（中國前駐委內瑞拉大使） 任啟興（原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主席） 任玉嶺（國務院參事） 吳曉青（國家環保部副部長） 楊多良（安徽省政協主席） 陳明義（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何加正（人民網總裁） 段應碧（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 徐錠明（國務院參事） 黃寅逵（原四川省人大副主任） 學術顧問：（按姓氏筆畫為序） 厲以寧（經濟學家） 盧大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助理） 紀明葵（少將、前國防大學副總教務長） 葉文虎（北京大學中國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馮延齡（中將、軍事科學院副政委） 張卓（少將、前解放軍軍械工程學院原院長) 林毅夫（經濟學家） 巫致中（少將、解放軍總裝備部） 徐光裕（少將、解放軍防化學院原院長） 蕭灼基（經濟學家） 郭東亞（中將、原海軍航空兵政委） 國家智庫理事：（按姓氏筆畫為序） 馮軍（華旗資訊集團總裁） 朱中華（中國人民武警部隊特警學院副院長） 汪延（新浪網董事長） 吳鷹（數字中國聯合會主席） 張重慶（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秘書長） 鄭中山（先達科技董事長) 蔡永峰（中國食品工業集團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 張芝庭（貴州神奇制葯集團董事局主席） 周海江（紅豆集團總裁） 國家智庫總編輯團隊：（按姓氏筆畫為序） 於今 毛增余 方岳 任玉嶺 紀明奎 單秀法 高路 鍾彬 執行總編： 於今 《國家智庫》特別為以下讀者奉獻 ◆ 智庫機構：全國2500多家官方、民間、專業、綜合智庫機構，3.5萬管理人員和專職研究人員，以及27萬工作人員 ◆ 學術界：全國各高校校(院)長、工商管理學院教學與研究人員，全國各大圖書館及資料室 ◆ 首腦與政府界：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及相關機構，各省省委書記、省長，全國600多個城市市委書記、市長，全國2800多位縣市區委書記、縣市區長 ◆ 國外駐華使(領)館 ◆ 產業與工商企業界商界領袖：包括國資委大型企業150家，3000多家上市公司，民營企業500強，鄉鎮企業500強，全國優秀和知名企業領導人和管理層 ◆ 英文版面向4000多家全球智庫研究人員

⑹ 怎樣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厲以寧

何為結構性改革?簡單地說,就是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而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認為,是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
衡量經濟發展有兩把標尺,一個是結構,一個是總量。前者代表的是經濟質量和效率,後者反映的是經濟數量和規模。
結構問題有多重要?經濟學家厲以寧講過一個頗具說服力的事例: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GDP世界第一,比英國高出很多,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不行。英國主要為蒸汽機、機器設備等工業品,中國完全是由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構成的,花拳綉腿難抵堅船利炮,必然會戰敗。
改革開放後,在日益深化的市場化進程中,我國經濟結構一直隨著發展階段不斷調整,合理化程度得到明顯改善。同時要看到,歷次結構調整既是階段性的,也有其局限性和狹隘性,特別是強調高投入和高增長。
中央黨校教授趙振華說:「傳統的先增長後治理、追求增長忽視公平等發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續性,必然走到盡頭。」
新常態下,結構調整是一種大邏輯、大格局、大趨勢,是中國無法迴避、必須進行的一場變革。
「結構性改革是今後改革的重頭戲,也是考驗我國經濟能不能轉型升級的關鍵。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需要結構性改革來推進,需要在需求結構、投資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方面發力。」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說。
結構性改革也是一個世界性命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多次呼籲,各國務必落實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家長久競爭力和風險抵抗能力。
但面對這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改革,慎思者眾,篤行者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曾作出判斷,發達國家恐怕沒有一個領導人敢於進行結構性改革。他同時指出,誰都清楚,如果不推行結構性改革,就沒有辦法真正恢復經濟競爭力。
因此,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為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普遍認識到推動結構轉型、改革原有經濟運行模式勢在必行。
中國在今後特別是在「十三五」時期如何推進結構性改革?這次會議明確了兩條路徑:
——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要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⑺ 厲以寧的相關研究

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學
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
國民經濟管理學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比較經濟史
西方經濟學
中國宏觀經濟問題
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等。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孟明義、王善邁副主編：《教育經濟學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厲以寧、秦宛順主編：《中國對外經濟與國際收支研究》，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 陳岱孫、厲以寧主編：《國際金融學說史》，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1991年。 厲以寧主編：《凱恩斯主義與中國經濟》，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秦宛順主編，厲以寧副主編：《教育投資決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秦宛順副主編：《中國宏觀經濟的實證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秦宛順副主編：《中國商品經濟運行機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厲以寧、秦宛順、靳雲匯主編：《中國經濟增長和波動》，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3年。 厲以寧主編，陳良焜、榮志剛副主編：《中國社會福利模型：老年保障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厲以寧主編，王立彥副主編：《鄉鎮企業股份制：組建和運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 厲以寧主編，閔維方副主編：《教育的社會經濟效益》，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1996年。 董輔礽、厲以寧、韓志國主編：《國有企業：你的路在何方》，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 厲以寧、J. Warford主編：《中國自然資源定價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該書另有英文版。Li Yining & J. Warford Ed., NATURAL RESOURCE PRICING IN CHINA: WATER SUPPLY, COAL AND TIMBER. MRM International Press, 1998） 董輔礽、厲以寧主編：《中國經濟與21世紀對話》，廣東，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 厲以寧主編，曹鳳岐、王其文、張維迎副主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厲以寧、董輔礽、韓志國主編：《中國經濟跨世紀的主題和難題》，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何志毅副主編：《中國企業管理教學案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厲以寧主編，胡健穎、孟曉蘇、顧雲昌、於鴻君副主編：《中國住宅市場的發展與政策分析》，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9年。 厲以寧主編，胡健穎、胡兆量、馬戎、於鴻君副主編：《區域發展新思路—中國社會發展不平衡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與對策》，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年。 厲以寧主編：《中國經濟運行與增長》，北京，學習出版社，2000年。 厲以寧、曹鳳岐主編，於鴻君副主編：《跨世紀的中國投資基金業》，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 厲以寧主編，章錚副主編：《西方經濟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厲以寧、吳易風、丁冰主編：《經濟全球化與西部大開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厲以寧主編，章錚、黃濤副主編：《中國城鎮就業研究》，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1年。 厲以寧、蔡曙濤主編：《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管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黑龍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 厲以寧、J.Warford主編：《中國的環境與可持續發展：CCICED環境經濟工作組研究成果概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 厲以寧、單忠東主編，王詠梅、劉偉副主編：《風物長宜放眼量：「非公經濟36條」落實情況區域調查》，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 《厲以寧詞一百首》，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8年。 《山景總須橫側看：厲以寧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厲以寧詩詞選集》（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⑻ 厲以寧的人物履歷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職務：北京大學國家高新戰略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
研究領域：西方經濟學、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
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留校任教。
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系主任（1985年北京大學經濟系撤系建院，成立經濟學院，下設經濟系、經濟管理系、世界經濟系） 。
1988～2002年，任全國人大第七屆、八屆、九屆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2003～2007年，任全國政協第十屆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3年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管理系與管理科學中心合並成立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1994年至2005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經濟管理學院更名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1998年獲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曾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貢獻獎（個人最高獎）、國家教委科研一等獎等。曾主持《證券法》起草、《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
2005年至今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2008年至今任全國政協第十一屆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還擔任：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北京大學管理科學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高新技術開發區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執行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投資協會副會長、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貴州畢節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
2013年起，任中國民生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2013年3月當選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2013年 第十四屆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終身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