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投資率

⑴ 投資率的合理的投資率的確定

1.合理的投資率應與我國的國力相適應。 21世紀的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由溫飽型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人民對消費有了更高的需求，對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要求更加迫切，需要擴大投資、增加投資品和新型消費品的生產與供應，才能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住房、交通和耐用消費品的需求。所以，我國經濟的發展必須有一定的投資規模，即必須保證一定的投資率。
2.合理的投資率要與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相適應。
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合理的投資率必須服務於經濟增長的目標。在現代經濟中，投資是促進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由於投資所形成的固定資產的數量和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經濟的發展速度和水平。因此，要有計劃地加速經濟發展速度或要達到某一經濟發展目標時，就要保持一定的投資率。
3.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產業投資的協調，不可相互佔用。
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和消費存在著此多彼少的關系。積累本質上是為了擴大未來的消費。但積累比重過大，必然損害現期消費，從而挫傷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在發展中國家，適度抑制消費擴張，提倡節儉和擴大積累，是完全必要的，但任何一個方面都有一個限度，不能走極端。若投資率過高，勢必影響消費，這已被我國發展的實踐所證實。若投資率過低，又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投資率與消費率要保持協調。
4.合理的投資率要有利於保持較低的失業率。
當前我國面臨巨大的就業壓力，要實現我國經濟政策目標中的充分就業，合理的投資率應能夠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構，從而降低失業率。
5.合理的投資率不應引起經濟過熱，以避免通貨膨脹。

⑵ 誠求有關「如何看待中國的投資率」的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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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中國的投資率處於什麼狀態

高峰狀態，主要體現在互聯網企業，一大把的收購，創業，上市，IPO.....

⑷ 投資率問題

中國的高投資率問題 國際經濟評論2004年9-10期
1
中國的高投資率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姚枝仲
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一直伴隨著者較高的投資增長率,投資膨脹一直被認為是計劃經濟
體制以及體制改革過程中的伴生物,也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總需求膨脹和經濟過熱的體制性根
源.但是,改革至今天,由預算軟約束造成投資沖動的體制基礎已經基本被削弱,那麼,是
什麼原因促成了近幾年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的投資高增長呢,而且,歷經幾年的投資
加速增長,似乎到2003年才感覺到經濟存在局部過熱,而不是普遍過熱.這種只有投資增
長而沒有消費增長的情況是否很快將帶來生產過剩,從而自動平衡經濟增長呢,還是將帶來
新一輪的經濟普遍過熱 這種現象是普通的投資周期波動帶來的宏觀經濟波動呢,還是另外
有其原因 所有這些,都是擺在當前宏觀經濟分析面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從城市化
的角度來理解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中的一些特殊現象.
一,中國的高投資率之謎
理論和經驗均認為投資波動是經濟波動的最主要因素,中國經濟也不例外.從1979年
至2003年期間,投資增長率的波動幅度遠遠大於消費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然而,更為重要
的是,除了1981年,1989年和1997年等個別年份之外,投資實際增長率都要大於消費和
GDP的實際增長率.這種現象在2001年以來更為嚴重,到2003年投資實際增長率達到
26.7%,而GDP的實際增長率僅為9.1%.2004年1季度的投資實際增長率更是達到了37.5%.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中國近年來具有如此高的投資增長率呢
從經濟學原理上講,投資的加速增長無非源於三大因素:一是預期回報的升高,如技術
革命或技術進步導致的投資擴張;二是投資成本的降低,如融資成本降低,免稅等優惠政策
出台;三是體制變動導致的投資變動,如放鬆投資管制等.
然而,近三年來,我們並沒有觀察到這三個方面的明顯變動.第一,如果是技術進步導
致的投資增長,則由於投資的效率提高,單位投資的產出應該增長更多,從而將導致產出比
投資增長更快.然而,現實情況卻是產出增長慢於投資增長.第二,2002年以前雖然有幾
次降息,但是在中國,投資的利率彈性不大,而且近三年銀行和資本市場都在加強風險管理,
融資便利性沒有增強,融資成本也並沒有顯著降低.同時,近三年也沒有免稅政策出台.第
中國的高投資率問題 國際經濟評論2004年9-10期

下載地址:http://old.iwep.org.cn/pdf/2005/gaotouzilv.pdf

⑸ 中國投資平均利潤率最高的人是

過了你要自己去探路，不然不清楚的0379

⑹ 2008 年~2010年中國投資率、消費率分別是多少

我看到的資料，投資率：09年是47.5%,10年是48.6%。
消費率：09年是48.6%,10年是47.4%。

⑺ 中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是多少

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卻可以難倒所有研究中國企業的專家學者即使在企業家當中也很少有人可以就他們自己的企業，對這個簡單的問題給出一個令人滿意、信服的答案。 我有一位大學同學，曾經在全球最大的一個投資公司負責投資中國的企業，令他最頭痛的一個問題，就是無法根據中國企業的數據來估算資本的回報率。他常常向我抱怨，中國的很多著名的企業家，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老總，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資本回報率，而在印度，資本回報率則受到相當的重視。 我有許多海外朋友，從報紙、電視上看到中國經濟如此繁榮昌盛，都希望能夠參與中國的淘金熱，但從心底里對投資中國的企業沒有信心，主要就是擔心資本的回報率可能太低及沒有保障。 因此，我可以理解當世界銀行的學者發布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此處凈資產為總資產減去非股東所屬總負債，也可稱作股東資本，英文為equity或equitycapital)從1998年的2％迅速上升到2005年的12.7％，非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從7.4％上升到16％，而且中國企業擁有大量的現金收入時，許多長年從事中國企業投資的業界精英感到十分震驚，甚至氣憤。如果中國企業的利潤率是如此之高，為什麼他們作為投資者居然感覺不到？在這些投資者看來，世界銀行的報告簡直是天方夜譚，一定是大錯特錯！ 在這些投資者當中有一位傑出的領袖，他曾經是美國頂尖商學院的教授，目前則是著名的美國新橋投資的合夥人，他就是單偉建博士。單先生在《遠東經濟評論》、《亞洲華爾街日報》、《21世紀經濟報道》等海內外媒體連續撰文反駁世界銀行的報告，而世界銀行的學者也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地給出回應，一些著名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也加入了這場論戰。《南方周末》編輯希望我對這場論戰作些評論，幫助讀者理解分歧的原因及其政策意義，這又再次讓我為難，因為論戰的雙方都是我的朋友。 理論上，資本回報率十分簡單清楚，就是利潤與資本之比。可實際上，利潤與資本在中國企業現有的會計、稅收及所有制環境下都不容易測量。 首先，資本是什麼？是注冊資本、固定資產、股本、總資產，還是總資產減去欠股東之外的所有負債、凈資產？如果是股本或凈資產，應該按市場價算還是按賬面價算？ 利潤又是什麼？是不是企業會計報表中報告的利潤？企業會不會為了少繳稅而隱藏利潤？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在中國面臨的會計制度及稅率並不相同，他們的利潤計算方法也就不一定相同。大部分的中國企業還沒有上市，上市與非上市公司的資本與利潤的計算方法也不一樣。中國企業的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在改革中也不斷發生變化。 可見，要計算及比較中國企業之間的資本回報率及其變化非常困難。這種情況對中國企業的股東極其不利，錯綜復雜的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創造了一個有利於內部人控制的機制，使得外面的股東根本就不知道資本的回報率是多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部分國有企業的股東至今為止還不清楚他們有沒有分紅的權利，也從來沒有享受過分紅。 在這種背景下，單偉建先生根據他的觀察、經驗與對數據的推算，斷定中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遠比世界銀行報告所指出的要低時，幾乎沒有一個專家學者可以清爽地駁倒他的論點，因為單偉建先生心目中與西方國際市場慣例一致的資本回報率在中國基本上是無法可靠地算出來的。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中國企業在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及其制度實施方面的缺陷導致投資者的實際真實資本回報率往往遠低於潛在的或隱藏的資本回報率。單偉建先生看到的是中國企業由於在制度基礎設施方面的低效率而導致的對投資者而言資本的低回報、低效率。 可惜，世界銀行的研究人員並不是投資者，他們考慮的是整體宏觀經濟的效率，而不僅是投資者的資本回報及投資效率。如果中國的國有企業沒有利潤，沒有給股東帶來任何回報，但卻能給職工付更高的工資，有更多的現金流用來淘汰替換陳舊的技術與設備，這些國有企業就提高了資本回報率，宏觀經濟的效率也由此有所提高。 世行研究報告主要是探討中國經濟的增長為什麼那麼高及中國高投資率的資金來自何處。他們發現，企業留用現金收入在投資資金中的比重比通常想像的要高，而來自銀行的貸款卻比重較低。 從世界銀行研究人員的角度來看，他們並不需要特別擔心微觀層次由於會計、稅率，及所有權制度導致的分配效率問題，因此，他們選擇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這個宏觀分析框架來計算資本的回報率。 使用國民收入核算體系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避免因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不同而導致的不同企業間的非可比性。國家統計局收集企業數據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計算企業的增加值，而企業的增加值正是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增加值的統計有一個統一的標准，不受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不同的影響，因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國民收入核算數據得出的資本回報率具有很強的可比性。 世界銀行報告中指出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大大低於非國有企業及過去幾年凈資產收益率大大上升的宏觀結論因而具有相當的可信度，但這些宏觀結論對廣大的投資者並沒有太多的幫助。 中國的GDP增長一直接近雙位數，可中國的股市曾經一蹶不振多年，為什麼？我們不能因為投資者在股市無法獲利而懷疑中國的GDP增長數字不對。同樣，我自己的研究顯示，中國企業，特別是大企業的生產率增長近幾年非常迅速，但這並不說明投資者能從中獲利。 記得幾年前，我在香港大學主持了一個有關中國貨幣政策的論壇，當時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委員李揚(李揚新聞,李揚說吧)先生與單偉建先生也有一場類似的辯論。我當時總結時說了一句話，引得全場大笑，我說「你們的觀點我都同意」。為什麼？我用了一個英文諺語解釋：一杯水是半滿還是半空？(acupishalffullorhalfempty？)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問題的關鍵是搞清楚爭論雙方的角度及思維框架，而其中的一些技術細節及概念的誤解，需要澄清，但並不重要。 在我看來，世界銀行及單偉建博士的分析從不同地角度提出了一個共同的政策問題：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會計、稅收，及所有權制度及其執行，也就是我常常提到的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穩固的產權基礎設施，使得學者、社會、投資者都可以准確地理解及測算中國企業資本的回報率，從而大大提高投資的效率。中國的高儲蓄及生產率高增長完全可以支持更高的有效率的投資，但必須控制低效率的投資。

⑻ 中國的投資率比發達國家高很多啊，這是一件好事么

這說明中國有很多人像投資，想致富，想擺脫現在的生活狀態，對現實的不滿。（這是消極的想法）
也可以說明，中國正在逐步的追趕這其他發達國家，不甘落後。

⑼ 中國各行業的投資回報率在哪裡查

我查過，沒查到。
建議採用各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來衡量。

⑽ 影響中國投資率的主要因素

我國未來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變化趨勢,主要取決於以下幾大因素。

第一,工業化進入中後期階段。目前我國已進入重化工業階段,預計到2020年將實現工業化。因此,在工業化過程完成之前,投資率仍將保持一個較高的水平。

第二,消費結構升級加快。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環境改善,在2020年之前,城鎮居民消費結構將從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逐步轉向比較富裕型服務類消費,農村居民消費結構將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為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為主。從長遠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客觀上要求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

第三,投融資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後,投資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飢渴症有望得到根治。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政府職能正在不斷轉變,政府投資將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集中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調節將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政府,從而使得兩者的關系趨於協調,消費率上升,投資率下降。

第四,國內較高儲蓄率仍將保持較長時間。在本世紀頭10年,由於適齡勞動力持續增長,養老負擔相對較輕,有利於國民儲蓄保持較高水平,較高的儲蓄率通常與較高的投資率相對應；隨後由於適齡勞動力增長放緩,老齡人口增加,養老負擔加重,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此間的投資率也將逐步降低。

綜合以上主要因素對我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影響,初步預計到201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5%-40%,消費率可能達到58%-63%；到2020年投資率可能達到30%-35%,消費率可能達到64%-69%。

一、影響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

分析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對於解釋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變化的成因,判斷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未來變化趨勢,是十分必要的。從現階段看,影響投資和消費比例關系的主要因素有:

1、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後,預算軟約束和地方政府投資沖動是導致投資比例過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段時期來,一些地方政府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認為加快發展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許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地方政府官員都非常清楚,要想完成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在擴大消費和增加投資上做文章,但擴大居民消費方面文章難做,甚至費力不討好,因此,見效最快的辦法就是增加投資。於是乎,各種開發區、科技園區隨處可見,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改造越搞越大。結果,投資增長大大快於消費增長。

2、工業化進程導致投資比例提高。各國工業化進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必然拉動產業結構升級,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會依次出現上升、下降和穩定的趨勢。當居民消費由基本生存必需品轉向工業品為主時,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上升,由於工業為資本密集型產業,其投資強度要遠大於第一和第三產業,由此必然引起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當居民消費由工業品轉向服務類產品為主時,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就會提高,並引起消費率上升和投資率下降。在經濟發達階段,工業化完成,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趨於穩定。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或重化工業階段。考慮到現階段我國工業比重高、服務業比重低的結構性特點,以及完成工業化過程的客觀需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的投資率是必要的。

3、現階段居民的後顧之憂較多,使得消費率不容易提高。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制度正處在改革時期,國有企業改革、經濟結構調整使得下崗和失業人數增多,加上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完善,使居民預期收入降低。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使居民的預期支出增大,其結果,居民消費意願降低。2003年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分別為0.768和0.741,分別比1990年下降0.079和0.111。

4、城鄉"二元"經濟分割,使得農民收入增長長期慢於經濟增長,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進而導致消費率偏低。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622元,僅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9%,而1978年該比率為38.9%。1979-2003年,農民人均實際純收入年均增長7.1%,低於同期經濟增長率2.3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加上消費傾向的下降,農村居民的消費率(=100×農村居民最終消費額/支出法GDP)一路走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48個百分點。

二、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合理性判斷

1、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演變過程。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程,投資率逐步上升,最終消費率相應地逐步下降。2003年,投資率為42.9%,比1978年上升了3.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0.15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為55.4%,比1978年下降了6.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27個百分點。消費率和投資率的比例關系,1978-2003年平均為59.2:38.7,其中,"六五"期間(1981-1985年)平均為66.1:34.5,"七五"期間(1986-1990年)平均為63.4:36.7,"八五"期間(1991-1995年)平均為58.7:40.3,"九五"期間(1996-2000年)平均為59.5:37.5。

分時期看,第一階段(1978-1984年),我國對以往重積累、輕消費、重生產、輕生活的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重新調整,包括調整了分配政策,壓縮了固定資產投資,投資與消費關系逐步得到理順。這期間消費率從1978年的62%上升到1984年的65.5%,平均為65.5%；而同期投資率則從1978年的38.2%下降到1984年的34.5%,平均為34.2%。這種投資和消費關系的變化帶有一定的"矯正和補償"性質。

第二階段(1985-1988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一次通脹時期,在此時期內我國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投資增長明顯加速,投資率平均高達37.5%,比第一階段上升了3.3個百分點；消費率平均為64.1%,比第一階段回落了1.4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89-1991年),為治理整頓時期。針對第二階段經濟出現過熱狀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頓"措施,大力壓縮固定資產投資。投資率從1989年的37%下降到1991年的35.3%,平均為35.8%,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7個百分點。由於經濟增長顯著回落(因壓縮力度過大)導致居民收入(進而導致消費)增長放慢,消費率也呈下降趨勢。消費率從1989年的64.1%下降到1991年的61.8%,平均為62.5%,比第二階段回落了1.6個百分點。

第四階段(1992-1994年),這是改革開放後我國發生第二次通脹時期。從1992年開始,全國又掀起了一個經濟建設的新高潮,固定資產投資迅猛增長。在此時期內,投資率平均高達41.0%,消費率平均為58.8%。

第五階段(1995-2000年),為經濟軟著陸時期。針對上一階段經濟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政府採取了以壓縮投資和控制信貸投放為主的一系列調控措施,經濟於1996年基本實現了軟著陸。但從1997年起,國內首次出現了買方市場,加上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在此期間,投資率從1995年的40.8%下降到2000年的36.4%,平均為38.0%；消費率則從1995年的57.5%回升到2000年的61.1%,平均為59.2%。

第六階段(2001-2003年),為投資率迅速回升時期。隨著多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累積效應的釋放,投資增長開始加快。在此時期,投資率從2001年的38%,迅速上升到2003年的42.9%,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最高點,平均為40.3%；消費率則從2001年的59.8%,快速回落到2003年的55.4%,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最低點,平均為57.6%。

從改革開放以來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可以發現如下規律:

一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投資率和消費率基本上分別圍繞40%和60%上下波動,並且波動幅度有逐步縮小之勢,表明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漸趨穩定。

二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總體上,投資率呈穩中趨升之勢,而消費率則呈穩中趨降之勢。

三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投資與消費關系波動較大,主要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這表明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

四是消費率長期偏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農民消費率太低。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率為18.3%,比1978年下降了12個百分點。1978-2003年,農村居民的消費率平均為22.7%,低於城鎮居民1.4個百分點。農民消費率太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農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長太慢。

2、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國際比較。對投資率的國際比較表明,我國目前的投資率是明顯偏高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投資率為39.4%,世界平均水平為19.9%,低收入國家為19.7%,中等收入國家為22.9%(其中,上中等國家為19.0%,下中等國家為25.2%),高收入國家為19.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投資率分別為19.3%、14.3%和23.9%。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投資率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明顯高於各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水平。我國高投資率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畢竟水平太高(見表1)。

對消費率的國際比較顯示,我國目前的消費率是明顯偏低的。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02年,我國消費率為58.0%,世界平均水平為80.1%,低收入國家為80.7%,中等收入國家為74.3%(其中,上中等國家為75.2%,下中等國家為72.4%),高收入國家為81.0%。再如,2002年與我國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的消費率分別為81.2%、78.8%和68.9%。顯然,我國目前消費率不僅大大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明顯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見表2)。

3、我國現階段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理性判斷。從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的變化軌跡看,一方面投資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有其合理因素,主要是我國正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第二產業尤其是製造業的生產過程非常復雜需要大量投資,再加上我國基礎設施相對落後也需要大量投資,因此在一定時期內保持適當高的投資率是客觀需要的。另一方面,投資率長期偏高和消費率長期偏低則又是不合理的。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目前我國投資率偏高近20個百分點,消費率偏低近20個百分點。事實證明,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會給經濟發展帶來諸多消極後果。投資率長期偏高,會加劇能源和運輸供求緊張矛盾,加大通貨膨脹壓力。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幾次通貨膨脹都與投資增長過快密切相關。消費率長期偏低,會使投資增長失去最終需求的支撐,大量生產能力過剩,投資效益下降。長此下去,必然是銀行呆壞賬增多,金融風險增大。

如果剔除經濟高增長年份(如1985-1988年、1992-1994年和2003年),1978-2003年投資率平均為37.8%。該投資率可作為判斷合理水平的一個參考值。

如何透視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

一、積累與消費的基本概念

積累與消費是社會產品最終使用的兩個主要方面,也是構成社會最終需求的兩大因素。積累與消費的概念,是通過統計指標來體現的,而反映積累與消費的統計指標,則因實行不同的核算模式而有差異。

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與此相適應的核算體系是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即MPS。在此體系下,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經濟總量指標是國民收入,即一定時期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凈產值之和。積累額是指國民收入中用於社會擴大再生產和"非生產性"建設以及增加社會儲備的部分,消費額是指用於居民個人的生活消費和社會公共消費的部分。積累額和消費額之和等於國民收入使用額。由於MPS的生產范圍局限於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因此,國民收入使用額及其中的積累額和消費額,都限於物質產品,其價值形態是物質生產部門新創造價值的總和,其實物形態是全部消費資料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生產資料。

改革開放以後經過長期准備,特別是黨的十四大以後,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開始實施新的核算體系,生產的范圍由原來的五大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包括所有行業的貨物和服務的生產活動,核算國民經濟運行的總量指標由原來的國民收入改為國內生產總值,衡量積累和消費的指標也相應地改為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因此,積累與消費的概念隨之為投資與消費所取代。投資與積累的區別主要在價值構成上有所不同:積累是新創造價值用於擴大再生產的部分(即m),不包括固定資產折舊這部分轉移價值(即C1)；而投資則包括折舊價值,因為它是社會最終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是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之一。消費的概念也不一致,MPS體系下的消費是物質產品的消費,而新核算體系下的消費不僅包括物質產品的消費,而且包括服務消費的價值。

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中,反映國民經濟最終使用的總量指標是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用於投資的部分是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和存貨增加兩部分。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是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建造、購置、轉入和自產自用的固定資產價值,扣除銷售和轉出的固定資產後的總額。存貨增加指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存貨實物量變動的市場價值,即期末價值減期初價值的差額,存貨包括生產單位原材料、燃料、產成品、半成品、在製品庫存,銷售單位商品庫存,以及物資儲備等。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用於消費的指標是最終消費,指在核算期內為滿足居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和社會公共需要,對於貨物和服務的支出。最終消費分為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是指常住居民對貨物和服務的全部最終消費支出,包括以貨幣形式購買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和以其他方式獲得的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政府消費指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以及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

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消費和投資外,還包括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價值,即出口減進口後的差額。消費、投資、凈出口共同構成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其中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實質上是經濟運行中建設與當前人民生活的關系,這一關系處理是否得當,直接影響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增長。因此,在兩者間保持合理的比例,是至關重要的。

二、怎樣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

(一)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的合適指標:投資率和消費率

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用統計指標來反映就是投資率和消費率,即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中資本形成總額和最終消費總額所佔的比重。具體計算方法如下。

1、投資率

投資率,又稱資本形成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資本形成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投資率＝(資本形成總額/支出法GDP)×100%

2、消費率

消費率,又稱最終消費率,通常指一定時期內最終消費額占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的比重,一般按現行價格計算。用公式表示為:

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法GDP)×100%

按照國民經濟核算口徑計算的投資率與消費率,能較准確地、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比例關系。它以國內生產總值為基礎,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用於建設與用於生活的比例關系,同時,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計算方法,便於進行國際比較。

需要指出的是,按上述公式計算的投資率和消費率相加不等於100%,因為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除用於投資和消費外,還用於凈出口(出口減進口)。由於凈出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使用額之比很小,一般在3%左右,所以從投資率和消費率可以大致看出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根據國民核算的定義,資本形成總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另一部分是存貨增加；最終消費也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

(二)社會上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其他方法

社會上計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方法很多,這里列舉一種有代表性的方法:

1、利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投資率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是通常的投資統計指標,指在一定時期內全社會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工作量以及與此有關的費用。這個指標與國民核算中的資本形成總額指標在具體內容上有不少差別。最主要的差別是資本形成總額中包含了庫存增加額,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不包含這一項。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對應關系看,如果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轉換為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則需要加一塊減一塊。所加的一塊為:總投資50萬元以下的建設項目完成的投資、商品房銷售增值、非生產資產的所有權轉移費、礦藏勘探支出、新產品試制增加的固定資產價值和未經過正式立項的土地改良支出。所減的一塊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中所含的購買舊建築、舊設備的價值和土地購置費,因為它們不是核算期內所形成的固定資產(見表3)。

2、利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計算消費率

這種方法大大低估了消費率。原因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能代表全部最終消費,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僅是最終消費中的商品性貨物消費,之外的服務消費以及實物性消費、自產自用消費和其他虛擬消費都不包括在內。比如,2003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5842億元,最終消費為67051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最終消費的68.4%。這種方法的分母也有問題,因為它用的是生產法國內生產總值,正確的指標應是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見表4)。

總之,這種方法,所涉及的指標在范圍和內容上不完整,在概念上不確切,不能全面地反映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不符合國際規范。

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關鍵在於取得可靠的基礎數據。這些基礎數據涉及專業統計、部門統計和有關財政決算及行政記錄資料。但是,現有國民經濟核算資料來源存在較大缺口,作為測算投資和消費主要資料來源的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存貨統計、消費品零售統計、住戶消費統計以及財政支出決算,其口徑范圍、資料內容、提供時間,都還不能完全滿足測算投資率和消費率的要求,這是我們面臨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