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投資效果

① 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利與弊

太長了,字書\數超過規定,自己看全文吧

http://www.e521.com/ckwk/jinrong/500007/1129102646.htm

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利弊之新實證分析*
中華財會網(www.e521.com) 2003-11-29
二、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概況
1、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
從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來看，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外商在華投資主要在旅遊賓館和中低檔加工貿易型製造業。此後，工業領域的投資項目不斷增加，在外商實際投資額中佔主要份額。90年代初期， 投資於房地產業的外資增加較快，個別年份佔到外商實際投資額的1/3以上，最近幾年這一比例有所下降。累計看，投資於工業的外資仍然占最大的份額，約佔60％。2000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的72.75%,合同外資的73.72%集中在第二產業;截至2000年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項目數的72.99%,合同外資的60.87%集中在第二產業。
從外國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來看，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在製造業，2000年外國在華直接投資項目數的56.35%,合同外資額的50.31%,實際使用外資額的46.39%投放在製造業；在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中比重較大的還有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8.25%)、房地產業（8.36%）、房地產開發與經營業（7.82%）、社會服務業（3.92%）等，而採掘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教育事業的比重不大。
2、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
中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沿海少數地區。在整個80年代，外商直接投資投向沿海地區的佔90％以上。 90年代以後，這一比重略有下降，但總的趨勢沒有明顯改變 ，在沿海地區的投資，累計仍佔全部投資額的88％。外經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999年外國直接投資於東部地區佔87.88%,中部地區9.29%,西部地區僅佔2.82%。截至1999年，東部地區累計使用外國直接投資佔全國的87.84%,中部地區佔8.94%,而西部地區僅佔3.22%。
3、我國利用外資的方式、來源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初期，在華投資的外商主要採取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兩種方式。90年代以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有較快上升，自1997年起，新設立項目中，外商獨資經營的項目數超過中外合資經營的項目數，自1998年起，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的合同金額超過了中外合資經營項目的合同金額。但以累計數計，中外合資經營仍然是占最大份額的投資方式，占實際投資額的近一半，外商獨資經營所佔比例不到1/3。 根據外經貿部的統計數據（如下表），截至2000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分方式看獨資經營企業佔31.58%,合資經營企業佔45.99%,合作經營企業佔20.52%。
截止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分方式統計 金額單位：億美元
方 式 項目數 比重 合同外資金額 比重 實際使用外資 比重
總 計 364,055 100.00% 6760.22 100.00% 3479.66 100.00%
合資經營企業206,74 56.79% 2904.80 42.97% 1600.19 45.99%
合作經營企業49,779 13.67% 1487.36 22.00% 714.18 20.52%
獨資企業 107,352 29.49% 2319.86 34.32% 1098.93 31.58%
合作開發 177 0.05% 48.20 0.71% 66.36 1.91%
資料來源：www.chinafdi.gov.cn
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來源來看，中國外商直接投資中，來自港、澳、台的資金一直占較大比重，在90年代以前，港、澳、台投資約佔80％左右。90年代初期以來，其他發達國家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明顯增加，港、澳、台資金比例逐年下降，但累計仍占近60％。

三、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實證分析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的產出是資本、勞動、綜合要素生產率的函數。外國直接投資通過作用於上述變數來影響經濟增長。本文從外國直接投資與東道國國內投資、就業、技術進步等方面的關系入手，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框架下研究外國直接投資作用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機制。
1、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GDP
圖1給出我國1983-2001年經濟增長率（GGDP）與外國直接投資依賴度（FDI/GDP）的變動情況。沈坤榮教授（1998）在作經濟增長率與外國直接投資依賴度分析時，選用的國內生產總值數據是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並換算成美元的實際GDP。筆者認為，FDI作為對東道國的投資，其購買各種原材料以及支付工人工資都必然按照當年價格核算，因而以FDI與以當年價格計算並換算成美元的GDP相比的比值作為衡量外國直接投資依賴度的指標更具科學性。從圖1可以看出：1990年以前，由於我國利用FDI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到1%，因而
它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是十分明顯，1991年以後，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獲得了快速的發展，尤其是1992、1993年，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幾乎成直線上升態勢，1994年FDI/GDP達到了6.22%，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漸趨明顯。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4-2000年各卷，2000、2001年數據取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2002年第3期。
註： 左方坐標表示GGDP ，右方坐標表表示 FDI/GDP
G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增長率，將GDP換算成美元時用貿易平均匯價。如前文所述，定量的測定外國直接投資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有兩種方法：一種做法是以經濟增長率為被解釋變數，以外國投資水平和外國資本的積累為解釋變數，進行回歸分析；另一種做法是通過生產函數導出的增長方程研究外國資本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考慮到估計我國的生產函數比較困難 ，本文參考Maxwell J.Fry建立的FDI與國內投資、出口、GDP增長率關系的多元回歸模型（Fry，1995），對1990-2001年的時間序列資料進行經濟計量檢驗：
YG=a+b*YG(-1)+c*IG-d*IY(-1)+e*FDIY+f*FDIY(-1) +g*IF+h*XKG+ε
其中，YG表示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IG表示國內投資增長率，IY（-1）表示前一期的國內投資佔GDP的比重，FDIY表示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FDIY（-1）表示前一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IF表示通貨膨脹率，XKG表示出口額佔GDP的比重，ε為隨機項。
運用EVIEW軟體包，估計結果如下：
按照Maxwell J.Fry的模型，我們得到回歸方程①。回歸方程①考慮了國內投資增長率、前一期的投資佔GDP的比重、通貨膨脹率、出口總額佔GDP的比重等諸多經濟變數，從結果看雖然方程的擬合優度比較高，但各參數的T檢驗值明顯偏小，顯著性都不高。基於此，筆者選取顯著性較高的經濟變數作回歸分析，經過多次試探和調整，得到較為讓人滿意的回歸方程②。從回歸方程②可以看出，我國的經濟增長率與當年的投資增長率、前一期的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和出口佔GDP的比重呈正相關，而且相關系數較高，顯著性較好。其
中,總體回歸方程在95%的水平下顯著成立 ,國內投資增長率在1%的水平上顯著,FDIY(-1)和XKG在10%的水平上顯著 。與前一期投資佔GDP的比重成負相關，但統計不顯著。因此，從經濟計量學的角度來看外國直接投資至少從總體上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而前一期的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主要是因為我國一直對跨國公司的並購行為予以限制，外商投資主要是以新設企業的形式出現，當年的投資往往要到下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投入生產運營。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逐漸放寬對跨國公司並購的限制，這種局面會有所改變，會出現下文所談到的FDI並不增加國內總投資,只是把內資企業從國內市場上「
擠出」的現象，這種並購並不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其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2、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國內投資
一般來說，一國的國內投資(Domestic Investment)由本國投資（National Ivestment）和外國投資(Foreign Investment)兩部分構成。外國直接投資作為國內投資總額的一個部分，其不同的投資形式對投資總量的影響是不同的。一般而言，用於並購現有企業的FDI實際上並不增加國內總投資,只是用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代替了內資企業,把內資企業從國內市場上「擠出」。Reisen(1996)對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吸收國際資本進行了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在拉丁美洲，大多數外國投資者出資收購現有的企業，FDI以債權-股權掉期和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形式存在,並未形成新的生產能力。筆者參考沈坤榮教授（1999）在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長影響時建立的方程，對中國FDI與國內投資的關系作計量研究。

IY=a+b*YG(-1)+c*IY(-1)+d*FDIY+e*REXL+f*IR+g*IF+ε，其中,IY表示投資佔GDP的比重,YG(-1)表示前一期的經濟增長率,IY(-1)表示前一期的投資
佔GDP的比重,FDIY表示外國直接投資佔GDP的比重,REXL表示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匯率,IR表示國內金融市場一年期貸款利率,IF表示國內通貨膨脹率, ε為隨機項。
運用EVIEW軟體包，回歸結果如下：
IY=30.78+0.20YG(-1)+0.8IY(-1)+2.72FDIY-3.62REXL-0.95IR-0.0.36IF③
(0.62) (2.66) (2.77) (-2.73) (-3.33) (-2.55)
R2=0.9896 Adj- R2=0.9689 D-W=3.51 F=47.67
IY=32.79+0.88IY(-1)+ 3.27FDIY- 4.24REXL - 0.95IR- 0.4IF④
(3.35)** (8.99)* (-5.26)** (-3.61)** (-3.38)**
R2=0.9883 Adj- R2=0.9737 D-W=2.65 F=67.61
根據沈坤榮教授的回歸模型，我們得到回歸方程③。考慮到前一年的經濟增長率YG(-1)的顯著性不高，不能通過檢驗，因而將這一解釋變數捨去，得到回歸方程④。從回歸方程④不難看出,方程的擬合優度較高,各參數能夠通過t檢驗,其中IY(-1)、REXL、IR、IF在5%水平上顯著，FDIY在1%水平上顯著，因此回歸方程式是確實有效的 。從回歸分析的結果來看,中國國內投資與國內利率呈負相關關系、與上年投資正相關，這與理論上國內投資應與國內利率負相關、與上年投資正相關相吻合。不過理論上國內投資與實際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相關系數不定，而對於我們中國來說，國內投資與實際匯率、通貨膨脹率呈負相關關系。可見，我國利用FDI有助於當年國內投資的增加，沒有將本國的投資「擠出」，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利用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是以新設企業形式出現，而很少通過並夠實現。
3、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國內就業
我國是典型的勞動力過剩經濟，且大量剩餘勞動力沉澱於農村。加快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擴大非農產業對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是加速農村剩餘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保持我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核心問題之一。外資流入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改革開放以來，從絕對數量來看，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從業人員人數呈逐年上升趨勢，從1985年的6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612萬人（2000、2001年的數字應該更大，不過限於沒有2001、2002年的統計年鑒，數據只
能採集到1999年）；從不同時期各經濟類型吸納的新增從業人員的數量來看，外商投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也是相當可觀的。如1991-1999期間，外商投資企業新增從業人員546萬人，而同期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不但沒有增加就業人員，還分別縮減了1774、1837萬人。
我們以外商投資經濟從業人數為被解釋變數，以FDI為解釋變數,進行計量分析。
N = 99.03 + 0.13FDI
(3.47) (12.29)
R2=0.9497 Adj- R2=0.9434 D-W=1.54 F=151.08
LNN = 1.63 +0.57LNFDI
(3.56) (9.06)
R2=0.9214 Adj- R2=0.9102 D-W=2.09 F=82.14
其中，N表示外商投資企業從業人數（以萬人為單位），LNN為N的自然對數，外商直接投資數額以億元為單位。容易看出，上述回歸效果很好。從回歸的結果來看，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億元，外資企業將新增從業人員0.13萬人，外商直接投資每增長1%，外資經濟吸納從業人數將增加0.57個百分點。
4、外國直接投資與中國TFP
新古典增長理論用TFP來解釋產出中不能用勞動和資本的投入解釋的剩餘部分，TFP涵蓋了制度、資源結構、技術等因素，其中資源結構對TFP的初始水平影響較大，對TFP的變化影響較小，而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能夠顯著地影響TFP的變動。外國直接投資促進我國的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主要通過技術的外溢效應（Spillover）和制度的示範效應。技術的外溢效應可以通過轉移技術導致的技術進步的硬途徑和伴隨技術轉移過程的直接投資帶動技術進步的軟途徑實現。何潔、許羅丹（1999）借鑒Feder（1982）的計量方法，利用生產函數建
立回歸方程，得出結論：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我國內資工業企業的技術外溢作用（即產量的增加）就提高2.3個百分點。在何潔（2000）的另外一項研究中，他發現9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部門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體質量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高，和我國內資工業企業部門相比，工業部門的外資企業總體要素邊際生產率並不存在明顯的優勢，這說明對我國總體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並無太太大的幫助，當然外資企業對內資工業部門的總體外溢效應是現實存在的，而且這個正的效應還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擴大，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增加速度的加快有不斷增強的趨勢。沈坤榮教授利用各省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量與各省的綜合要素生產率作橫界面的相關分析時，也得出了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每增加1單位可以帶來0.37個單位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論。考慮到TFP的量化工作需要非常專業的技術和比較復雜的計量分析手段，本文不對TFP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計量分析，而是選用何潔和沈坤榮的研究成果，認為從實證的角度FDI至少在總體上提高了我國的綜合要素生產率。
四、FDI對我國經濟增長利弊的進一步探討
上文運用計量經濟學工具對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作了實證分析，總體上認定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是有比較突出的貢獻的。下文試圖詳細剖析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利弊。

1、外國直接投資之利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主要包括六個方面：1、增加國內投資和促進資本形成；2、吸納勞動力就業；3、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TFP；4、促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5、擴大我國的外貿規模，改善我國的外貿結構，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6、是我國一項重要的稅收來源。首先，大量FDI流入的最直接作用是增加了我國的資本存量，有效彌補了錢納利等人提出的儲蓄-外匯雙缺口。截至1999年實際流入我國的FDI占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7%，如果考慮國內的配套投資，這種資本形成效應則更為明顯；從上文我們對國內投資與FDI關系的計量分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FDI對增加國內投資與促進資本形成在95%的水平上作用顯著。其次，外商投資企業吸納了我國大量的勞動力就業，根據相關統計資料計算我國1990-1999年這10年中外商投資經濟新增從業人員565萬人，緩解了我國的就業壓力，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第三，FDI提高了我國的綜合要素生產率，從上文我們選用何潔等人和沈坤榮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在總體上FDI確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要素生產率（盡管在後面的分析中我們將談到外資企業在保守先進技術方面對中方的損害），這主要是因為FDI是一攬子創造性投資，隨著資金的轉移，觀念、研究與開發、技術、管理、營銷、市場網路等也會隨之移向受資方。第四，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來看，FDI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2000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的72.75%,合同外資的73.72%集中在第二產業;截至2000年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項目數的72.99%,合同外資的60.87%集中在第二產業；從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行業結構來看，FDI主要集中在製造業。而從改革開放後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特徵看，除1978-1983年期間第一產業產值比重有所上升外，其他年度第一產業產值比重均呈逐年遞減態勢，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產值比重不斷上升，因此外資大量流入並投向第二、第三產業是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變的重要因素。同時，與外國直接投資相伴而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術及其擴散效應和示範效應，促進了國內利用外資行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相對提高，也間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變。第五，FDI企業的進出口比率遠遠高於國內其他企業，海關統計資料顯示，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1745.11，佔全國進出口總額的48.39%，其中進口比重為53.5%，出口比重為44.0%，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外貿進出口規模的擴大。FDI企業優化我國貿易結構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使我國享受全球分工的好處、促進出口和提升進出口商品結構上。1998年我國進出口工業製成品所佔比重分別為83.59%和88.79%，而同期外資企業進出口工業製成品比重分別為90.70%和94.18%，均高於國內平均水平。最後，外國直接投資企業還為我國提高了一筆可觀的稅收收入。

2、外國直接投資之弊
由於外商來華投資主要是看好中國龐大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而實現利潤最大化是其最根本的動機，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具有消極影響，而且隨著我國加入WTO、大型跨國公司的涌進和對並購的逐步放開，這種消極影響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得不讓我們引起高度重視。
首先，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90年代以來外國直接投資越來越多的採取獨資經營方式，中外合資企業中的外商也積極通過各種方式控制企業的股權。外商千方百計取得企業的控制權主要是因為：一方面，隨著國內體制改革不斷推進，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環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華獨資經營的環境明顯改善，外商不再依賴中方投資者與其合作以求適應傳統計劃經濟的許多特點；另一方面為了保守其技術秘密以保持其競爭優勢。外商採取獨資經營的更重要的企圖在於控制我國產業和壟斷市場。據統計，1997年外商在電子及通信設備製造業、服裝及皮革毛皮羽絨製造業、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食品製造業等等行業已經占據了市場份額的30%以上。其次，90年代以來，外商有投資建廠向更多的並購國有企業、國有品牌發展，而且開始從分散、隨意性收購國有企業轉向有目的、有計劃的並購效益好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或者並購不同地區同一行業的骨幹企業。如本文第三部分所分析的如果外國直接投資不是以新設企業的形式出現而是以股權調期或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形式出現，那麼這樣的投資並不能增加東道國的生產能力。
第三，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並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雖然作為發展中國家考慮到吸納更多勞動者就業我國應考慮選擇適用技術，但是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於落後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後，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五、簡短的結論
通過上文的實證分析我們知道FDI在促進我國資本形成、吸納就業和提高我國綜合要素生產率方面貢獻都是比較顯著的，同時在我們對經濟增長率與FDI的回歸分析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FDI在總體上比較顯著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從我們對FDI的積極影響的進一步剖析中也可看到FDI通過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擴大對外貿易和優化進出口商品的結構、上繳稅收等途徑也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不過也正如上文多次提到的，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和逐步放開對外商行為的限制，出現了FDI企業出於利潤最大化的動機有目的、有計劃地控制我國產業、壟斷市場和封鎖先進技術的新動向。因此，本文認為我國在積極吸引外資，為外商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的同時，應該對這一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

② 如何提升我國服務業跨國投資經濟效益

服務業跨國投資的發展，是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發生的。毫無疑問，製造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發展，需要更多地依賴貿易、金融、通訊、運輸等生產性服務的支持，對服務業跨國投資產生拉動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服務產業發展中技術與制度變革合力的推動。 第一，發達國家國內服務管制制度變革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出現嚴重的「滯漲」，西方經濟理論界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重新崛起，強調政府放鬆管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重新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思想。同時，微觀理論層面，有關政府管制理論以及自然壟斷產業理論研究的新進展，促進了西方國家在金融、電信、郵政、交通運輸等服務領域大規模的管制變革。放鬆產業進入管制，打破壟斷，促進競爭，是管制變革的中心內容。進入管制的放鬆，開始是對國內企業，然後是對國外企業，由此使服務業出現了放鬆管制與大規模企業兼並相互影響的兩股潮流，促進了發達國家之間服務業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以電信業為例，1991年底，英國國內電訊開始有限競爭，1996年6月英國解除國際長途壟斷，12月第一個對外徹底開放電訊市場。短短幾年內，英國開出150多個電訊經營許可證，1996年底開出44個外國公司許可證。1996年所有歐盟成員國加瑞士和挪威決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開放電訊市場。現在許多國家，不但在長話和增值業務等部門已經引入競爭，在本地網層次上，數網競爭也被允許。 第二，服務貿易自由化國際性制度安排的推進。服務業所包含的產業門類非常廣泛，其中許多涉及國家主權、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就業等問題，因此在「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之前，服務業一直沒有納入全球貿易自由化體系之內。服務貿易自由化問題，在1986年成為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的新議題，其最終成果是《服務貿易總協定》的達成與生效。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的規定，服務貿易的內容包含4個方面，即過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商業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場准入與跨國直接投資。《服務貿易總協定》擴大了全球貿易體制的涵蓋領域，初步形成了制訂規則、組織談判、解決爭端三位一體的全球服務貿易協調與管理體系，對降低或消除各成員方對外國資本的進入壁壘，推進服務業國際投資，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術的發展，導致服務企業組織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規模經濟邊界的拓展，同時也促進了服務企業跨國投資方式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突破性進展，為許多服務活動的跨國交易創造了可能性。服務企業的信息化管理，從根本上改變了收集、處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對決策和響應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從而導致組織形式的巨大變革，原來的金字塔型的結構，向扁平化的「動態網路」結構發展。一方面，計算機系統取代中層監督控制部門的大量職能，加強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直接溝通，使中層管理的作用大為降低，從而減少了管理層次和信息失真，削減了機構規模，提高了管理效率，這是企業規模向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條件。 服務企業的國際化網路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傳統的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股權合作等方式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股權合作方式更為流行，如特許經營、管理合同等方式。這些方式可以讓公司的「特殊資產」聲譽、品牌形象、積累的經驗等，實現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數連鎖旅館或連鎖餐飲業都採取了以公司網路方式運行的特許連鎖制。這種關系更靈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圍充分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同時集中全力實現「人格化」產品的規范化和標准化，並做到更好地監督與品牌形象緊密相關的服務質量。從技術手段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給大企業和銀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圍內監督其資產發展狀況和加強在全球運作的可能。電子信息網路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過一體化管理節省交易費用和減少與這些費用有關的辦公費用。 第四，服務產業的特性決定了跨國直接投資對服務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性。隨著發達國家服務產業進入壁壘的取消或放鬆，一些大的服務性公司為了贏得更多的市場份額，致力於建立國際化生產網路，越來越多的服務企業成為全球性企業。這一方面是由於服務營銷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務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很多情況下，需要與顧客有著密切關系和直接接觸，因而對外投資在爭奪和佔領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當多服務部門具有網路型產業的特徵，如電信、交通運輸以及金融等，規模報酬遞增明顯，即生產規模越大，單位產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資本全球化》一書中所指出：「一個公司必須削減或最大程度減少尚處於分割狀態的、本質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場上進行交換和面對面直接管理帶來的交易成本，這一能力直接受制於對某一國際網路的控制。有了這種控制，公司就可以進一步把地方化優勢同公司本身的優勢結合起來。」（註：弗郎索瓦·沙奈：《資本全球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頁。

③ 2004年以來我國對投資調控採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怎樣的效果

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的修訂數據顯示，2003年、2004年我國GDP增長率達10％；國家發改委日前對2005年GDP增長率的預測值為9.8％。也就是說，我國GDP已連續三年以約10％的速度增長。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這些數據驗證了宏觀調控的正確性，調控的重中之重仍然是投資；當前，應保持房地產業的平穩發展，著力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從中長期看，應加快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
出現瓶頸約束就調控
國家發改委經濟形勢研究室主任王小廣認為，新公布的修正後GDP增長率比較真實，過去就有人猜測2003年GDP增長11％左右。10％的增長率也沒什麼，並不見得很高。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10％以上的增長率經常有，過去還有增長14％、15％的年份。這次的數據驗證了宏觀調控的正確性，調控的依據更充分了。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說，以前就有專家指出，我國的經濟增速應該在10％上下，因為我國經濟有能力保持這樣的速度。現在來看，我國保持在10％上下這么高的水平上，還有大量的產能過剩，說明還有增長潛力。對於增長速度究竟多高是合適的，王小廣認為，從現階段看，我國GDP增長率比較合理的大區間是7％－10％，最中性的增長率是8.5％－9％；10％應該是調控的上限，超過這一上限才可能有更大的調控動作。
王建認為，如果出現明顯的瓶頸約束，那麼增長是不可持續的，GDP增長率是9％還是10％並不重要，如果增長率在5％就出現能源緊缺，原材料緊缺，那麼增長5％也得調控。
調控目標是投資
王小廣指出，我國本輪經濟過熱是投資性過熱，而不是投資和消費同步過熱，是「單熱」而非「雙熱」。調控的目標是投資，而非調控國內總需求，消費並不過熱。
他說，煤電油運為什麼緊張？過去都是按GDP7％、8％的增長率來配置的，明顯低了兩個多點，所以遇到了瓶頸約束。
王建說，中國這幾年正經歷轉型期。過去是供給不足，增速高了，就受到能源和原材料供給的約束。現在則進入一個過剩的狀態，不是受供給的約束，是受需求的約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召認為，2004年以來，經濟出現局部過熱，煤電油運全面緊張，直接刺激了這些行業的快速發展。需要引起足夠警惕的是，這些行業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轉化為新一輪的過剩行業。他指出，房地產業的發展狀況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既然城市化和房地產業發展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長期主題，2006年宏觀調控就應繼續關注房價及相關行業，使它們保持平穩發展的態勢。
優化投資結構
國家發改委宏觀院的專家建議，調控投資，2006年信貸供給要體現結構優化導向，對產能過剩及高耗能、高污染行業要繼續保持現有的緊縮力度，而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特別是弱勢產業和中小企業要採取較為寬松的信貸政策；對過熱行業中有利於內部結構優化的土地和信貸供給均要適當放鬆，如對中低價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土地供給和資金需求要盡可能滿足。
還有專家建議，今年重點要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財政要拿出足夠的資金，加大對農村公共事業的投入力度，啟動「新農村運動」。
專家們認為，為了防止我國經濟反復出現過熱或者過剩的大起大落，最為關鍵的措施就是加快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提高微觀個體對價格信號的靈敏度，而政府只應在投資經營活動中起引導作用。此外，政府也要盡早開放壟斷行業。民營資本的進入，有助於壟斷行業依照市場規律辦事，提高經營績效。

④ 思考我國如何進一步提高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這個東西說白了，只要有資金就會拉動經濟，因為對一個地方的投資，從個個方面都是經濟的提升

⑤ 前8個月我國完成交通投資兩萬億元，目前成效有哪些

我們國家前8個月我國完成交通投資兩萬億元，目前取得了哪些不錯的成效？

對於國家的基建，我們很多人都認為是一件好事，當然，也有網友質疑，這樣的基建是不是經過有效的程序，要是沒有的話，這樣的基建是不是違章建築，要是的話，那就是一個政績工程了，而不是一個造福於民的工程了，那就失去了基建的意義了。我們普通人的生活與交通密不可分，都希望在出行的時候能夠順利。大家覺得呢？

⑥ 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著（ ）作用

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著（關鍵
）作用。

從目前以及今後一段時間來看，中國經濟增長將受到三方面的因素影響：一是全球經濟緩慢復甦的沖擊將繼續困擾中國經濟；二是短期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資不足和內需緩慢，將繼續制約中國經濟內生性增長的動力；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中國市場的發展沒有問題」，到「高增長經濟體都有經濟周期」，由中國經濟網製作的視頻短片《投資家說》試圖釐清新常態下的投資邏輯。
投資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但這里的投資已經是新常態下的投資。經過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而且，在這種「相對飽和」的狀態下，繼續加大重復性的一般意義的投資，雖然會帶來規模的簡單擴張，但是其對經濟增長產生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同時伴隨著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很可能事倍功半、得不償失。
一方面，適當精準可控的投資是必要的，需要防範的是無效、低效的投資。要優化投資結構，進行有選擇的投資。比如，在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進程中尋找更好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補短板、調結構，以解決「投什麼」的問題。要確保投資有效益，還得解決「誰來投」的問題，讓各類經濟主體都有參與的動力和活力。
更重要的是，「供給側」改革的提出，宣告了單純依靠投資、出口、消費三架馬車驅動的「需求側」發展告一段落。更注重經濟的良性發展，立足於長遠目標，改進資源、資本配置，調整產業結構，致力於創新升級，將會是今後一段時期的發展方向。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從供需兩端發力，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繼續運用好結構性減稅等手段，放鬆管制、釋放活力。

⑦ 我國基礎設施投資有什麼特點 08年到10年 拜託

城市基礎設施的特點
城市基礎設施作為城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條件，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一般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第一，服務職能的同一性和公共性。
構成城市基礎設施的各部分，都具有同一職能，即服務職能。無論何種城市基礎設施，其服務對象都是整個城市的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
城市基礎設施服務的公共性表現在兩個方面：(1)任何一項基礎設施都不是為特定部門、單位、企業或居民服務的，而是為城市所有部門、單位、企業和居民提供服務的，是為城市社會整體、為整個城市提供社會化服務。(2)城市基礎設施提供的服務，從服務對象上看，既為物質生產服務，又為居民生活服務。兩者難以截然分開。據有關資料顯示，城市自來水30%、70%，城市煤氣50%、50%，城市道路運輸量的30%、70%分別是為城市居民生活服務和為物質生產服務的。
第二，運轉的系統性和協調性。
城市基礎設施是一個有機的綜合系統，也是城市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其系統性和協調性，不僅通過顯而易見的城市道路網、電網、自來水管網、煤氣輸配管網等各類設施自成體系的網路表現出來，而且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的各個分類設施系統之間的密切聯系，形成城市內部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這個系統在其內部以及同外界環境之間均需協調一致，才能正常良好地運轉。城市基礎設施必須與城市國民經濟、人口規模、居民生活水平、城市規劃建設等保持協調發展的關系。而且，城市基礎設施內部各分類設施系統之間聯系也非常緊密而協調。例如城市道路建設中，往往涉及電力、電訊、給水、排水、煤氣、園林、環衛、消防等部門，城市的給水、排水、煤氣、電訊等管線往往預埋在城市道路下面，城市道路的開挖所影響的不只是城市交通，而且會影響到其它城市基礎設施效率的發揮。如果城市排水設施不良，遇到雨水積水，就會造成交通不暢，如果城市道路通暢，就能提高城市的防火防災能力，城市電話普及，通訊設備良好，無疑也會減少城市交通流量，減輕城市道路壓力等。城市基礎設施各分類設施內部都構成一個有機整體，自成系統，互相協調，不能割裂。如城市道路、公路、地鐵、鐵路、民航、公共客運交通、個體交通、貨運、交通管理等組成一個有機整體構成城市交通系統：又如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水源保護、防洪、給水、排水、污水處理與利用等構成水資源和給排水系統。以上所有這些方面，表現出它們之間的聯系密切、互相制約、互相依存的運轉系統性和協調性。
第三，建設的超前性和形成的同步性。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超前性有兩層含義。一是時間上的超前。從城市發展的要求來看，作為城市發展和存在的基礎，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理應在前：從技術角度講，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工期長，埋設在地下的部分較多，必須先行施工，否則不但會造成重復施工，影響整體建設工程的工期和效率，而且會浪費大量資財，影響整體效益，所謂城市建設前期准備必須先做到「七通一平」，就是這個道理。二是容量上的超前，即城市基礎設施的能力應走在城市對其需要的前面。這是因為，城市對基礎設施的需要往往隨時會有變化且會不斷增長，而基礎設施卻因牽動面大而不宜隨時擴建變動。所以，城市道路埋設在地下的各種管線等有關工程量大，使用年限長，建成後不易移動的設施，應按城市一定時期內發展規劃和總體要求一次建成或按最終規劃建設或者預留，否則會妨礙城市今後的發展和擴建。如北京地鐵，1965年設計時每天的人流量為20萬人次，現在平均每天的人流量為170萬人次。北京站1959年設計時每天的人流量為5萬人次，現在平均每天的人流量為17萬人次，高峰時每天的人流量竟達到23萬人次。由於對城市基礎設施容量上的超前性認識不足，嚴重影響了北京的經濟建設。
城市基礎設施形成的同步性是指城市基礎設施與相關的其它設施工程同時形成能力。基礎設施提前形成能力會造成基礎設施投資的呆滯，而基礎設施滯後形成能力又會造成企業或住宅區等設施投資的呆滯而影響其發揮效益，只有形成建設同步，才能實現宏觀最佳投資效益。從我國目前總的情況來看，城市基礎設施形成能力往往落後於其它項目，例如，北京市1981～1991年，平均每年新建住宅約500萬平方米，11年累計達5600多萬平方米，超過前30年的總和，而且近幾年住宅竣工量大大增加，但由於基礎設施跟不上，每年有25%左右的住宅建成後不能及時交付使用。
第四，效益的間接性和長期性.
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其目的並不完全著眼於獲得自身的經濟效益，而在於為整個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基礎條件，促進城市經濟和其它各項城市事業的發展，增進城市的總體效益。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效益和經營管理效果，往往表現為服務對象的效益提高，進而促進城市總體效益的提高。例如，城市道路和橋梁的建設投資和維護費用都很大，但一般並不直接向使用者收費，當然也就不能採取市場補償的方式直接收回投資或進行更新和再建，更不能為財政提供積累。孤立地看城市道路和橋梁的效益很差，但它們確為城市高效運轉創造了條件。重慶長江大橋、嘉陵江大橋建成後，使重慶市江北、南岸和市區連成一片，幾乎100%的企業受益，上海市的南浦大橋、楊浦大橋、延安東路越江隧道的建設，對上海市建設成世界性大都會將產生深遠影響，這些大橋和隧道都沒有直接向使用者收費。又如，天津引灤入津引水工程完成後，由於水質改善，天津紡織印染工業的染色牢度提高半級到一級，一級品率也大為提高。反之，上海因排污及污水處理工程設施的建設跟不上需要，蘇州河和黃浦江水質日趨下降，導致啤酒質量下降，紡織品潔白度不夠，不少罐頭食品難以外銷，企業因此而蒙受重大損失。此外，城市基礎設施的間接效益，有時還可以通過其服務對象的效益收益來計算，例如，大連市前幾年因為缺水每年損失工業產值6億元；上海工業如能增加32萬立方米煤氣，每年可增加產值7—8億元。所以，城市基礎設施的效益主要是通過整體社會經濟效益而間接地表現出來的。
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大、使用期長，總的投資效益在短期內難以得到集中反映，要通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才能表現出來，而且，城市基礎設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會長期反映出來。例如，城市園林綠化等環境設施，給城市居民創造了良好的生活環境和活動場所，使居民身心得到健康發展；城市防災設施的健全，可使城市能穩定安全地運轉，這些效益是深遠的長期的。

⑧ 我國目前制定的投資環境優化方案的具體措施有哪些

（1）引進國際上投資促進新理念，按照國際慣例改善投資環境；

（2）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3）完善與投資有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司法體制建設；

（4）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8)我國投資效果擴展閱讀：

在投資規模和投資總額已定的情況下，由於投資使用方向和分配比例的不同，其帶來的收益和產生的效果也有很大的差異，投資優化則根據優化理論。

利用定量分析工具，對投資的使用方向和分配比例，進行全面系統地規劃調整，直到選擇出投資效果最佳的投資方案，即投資優化方案，這個過程即為投資優化過程。

⑨ 談談出口信貸在我國對外投資中的作用

在建設貿易強國進程中，外經貿發展將面臨諸多新形勢。外貿經營主體將不斷增加，這就需要外經貿的金融政策支持和服務以及在競爭加強的對外貿易中，加強引導協調，出口信貸保險從中能都發揮積極作用；另外，市場多元化趨勢將更加明顯，資本性貨物出口和海外投資比重將逐步加大，貿易摩擦將更加復雜和劇烈。在萬象更新的形勢下，出口信貸保險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一、出口信貸
出口國為了支持本國產品的出口，增強國際競爭力，在政府的支持下，由本國專業銀行或商業銀行向本國出口商或外國進口商（或銀行）提供較市場利率略低的貸款，以解決買方支付進口商品資金的需要。根據貸款對象，出口信貸可以分為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國際貿易中，賣方同意買方在收到貨物後可以不立即支付全部貨款，而在規定期限內付訖由出口方提供的信貸。為獎勵出口的一種措施。通常將1～5年期限的出口信貸列為中期，將5年以上者列為長期。中、長期出口信貸大多用於金額大、生產周期長的資本貨物，主要包括機器、船舶、飛機、成套設備等。出口國官方。

二、出口信貸在我國對外投資中的作用
企業在從事對外貿易過程中面臨著政治風險和商業風險，就最大限度的為企業提供了完善出口信貸保險系統體制，加強出口信貸保險的作用的確可以推動我國由貿易大國向，「出口信貸在我國對外投資中的作用」的謝謝出口國為了支持本國產品的根據貸款對象，出口信貸可以分為買方信貸和賣方信貸。國際貿易中，賣方同意買方在，籃子內的貨幣構成，將綜合考慮在我國對外貿易、外債、外商直接投資等外經貿活動占報告認為，匯率作為一攬子政策的組成部分，可以在調節國際收。
一、出口信貸保險所發揮的功能
出口信貸保險之所以能夠被各國政府所重視，在各國貿易發展歷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並被WTO所接受，主要取決於其既能充分體現政策導向，又符合市場化原則的特徵。出口信貸保險在推進貿易強國建設中所發揮的功能有：
（一）風險保障功能。企業在從事對外貿易過程中面臨著政治風險和商業風險，就最大限度的為企業提供了對外貿易過程中的外部風險保障，為出口企業的穩定經營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也為國家對外貿易的平穩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出口促進功能。一是對出口的直接促進功能。由於出口信貸保險為出口企業提供了有效的風險防範和轉移渠道，因此，可以幫助企業有效的選擇優質貿易夥伴，更加大膽的開拓新興市場，以更加靈活的結算方式、交易手段提升競爭力，從而擴大貿易規模、抓住貿易機會。二是融資支持功能。通過這一功能，出口信貸保險拉動了商業資金對出口的支持，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三）政策導向功能。出口信貸保險作為一種政策性工具，通過傾向性的保險政策和靈活的費率機制有針對性地體現國家的政策導向。這些功能對促進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也正是由於具有以上的功能特性，出口信用保險自產生以來，對促進各國的外向型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世界貿易額的12%～15%是在出口信貸保險的支持下實現的，出口信貸保險已成為國際貿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在我國推進貿易強國的進程中，出口信貸保險是舉足輕重的。
二、我國出口企業對風險防範的缺陷和不足
我國出口企業在出口信貸風險防範方面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由於企業自身原因無法或不能正常的發揮信用能力，獲得足夠的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以我國金融機構為主的出口信貸保險管理服務體系不夠完善，這使得民營企業在經營中時刻面臨巨大的信用風險而無力化解，從而導致了同樣的出口信用風險給我國企業帶來較大的振盪影響。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
（一）我國企業風險意識淡薄，企業內部的信用管理普遍缺乏。
（二）我國銀行在向出口企業提供信用支持和融資便利方面尚有諸多不足。其體現在貿易融資義務的風險控制要求過於嚴格。我國銀行主要從企業信用評級制度和授信制度兩個方面限制企業貿易融資義務的進入門檻。
（三）政策性金融手段還未完全融入國際貿易結算。信用中介服務機構整體水平不高，也是制約我國出口企業國際貿易結算的因素，因此也阻礙了我國貿易強國的建設。
針對以上我國企業進出口貿易所面臨的新形勢及我國出口信貸保險在防範上普遍面臨的缺陷，在認清出口信貸保險的諸多功能的前提下，我國出口企業在其內部應建立一套完善的信用管理體系；充分發揮信用中介在企業出口信用管理體系建設中的作用；我國銀行應全面響應出口企業的需要，為其提供相應的金融服務。
三、促進三個調整，支持一個突破
在推進我國貿易強國建設中，出口信貸保險發揮作用主要應體現為「促進三個調整，支持一個突破」。即促進我國對外貿易方向調整、促進外貿商品結構調整，促進出口市場結構調整和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全面突破。
（一）促進貿易方向調整。我國加工貿易比重較大，貿易方式結構不合理。與一般貿易和服務貿易相比，加工貿易實際上是研發和市場「兩頭在外」，所擁有的是價值聯中較為貧瘠的加工環節，在貿易的利益分配格局中處於不利地位。對於出口信貸保險而言，無論是從政策取向，還是貿易方式的風險特徵考慮，都將全力擴大對一般貿易出口的支持，以大促進貿易方式改善的目的。
（二）促進外貿商品結構調整。出口信貸保險要加大對商品出口的支持力度，既要加大對高科技產品的支持力度，還要積極支持重點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
（三）促進出口市場結構調整。出口市場的單一和集中，不僅造成我國出口產品的內部競爭，難以形成有力的價格水平，而且所面臨的反傾銷壓力也越來越大，風險顯著增加。因此要充分發揮風險管理和保障功能，將市場多元化戰略與周邊經貿戰略結合起來，促進與周邊國家的經貿交往與合作。
（四）全面支持我國企業「走出去」。推進貿易強國建設，要求我國經濟發展中心必須逐步由「走進來」轉向「走出去」。
完善出口信貸保險系統體制，加強出口信貸保險的作用的確可以推動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但是還應在規避國際結算風險，強化政府對貿易的調動職能等方面加以規范。有了全方面的保證，相信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偉大轉變指日可待